父亲
李汶河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五年了。
回忆是一种忧伤，父亲黑白色的身影如同电影胶片，在我的脑海中播放；深夜的梦中，时常有父亲那眼角淌下的泪水，雕塑一般的模样…
父亲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家中有一处大宅院，若干牲口和几十顷地。在父亲三岁的时候，一天傍晚，土匪们趁家中壮男不在家，在“钩子”地带领下，爬上村围子墙，放了几枪，把家眷们吓地得筛糠。十余匪徒翻入家中，强行从奶奶的怀里抢走了父亲。
土匪要拿钱赎人，爷爷就赶紧卖地救人。
三天期限，地没卖出去。清晨奶奶一开门，一只血淋淋的耳朵吊在门口，奶奶连惊带吓，昏厥过去。
第六天，爷爷用一二箢子银元把父亲赎回家。耳朵没有少，据“经纪”说，这六天土匪把父亲藏在一个地瓜窖子里，雇人看着。
几十年的家业说没有就没有了。
富人乍穷不改旧家风。一贫如洗的奶奶和她的婆婆给人纳鞋底、缝衣裳，补贴家用，攒些闲钱。几年之后居然又买了几分薄地。父亲大点以后，爷爷就把他送到本家中医爷爷家学识字。
到建国时，家中就有几亩地和一头牛了。命运多舛，虽然爷爷是大队里的会计，但是善良的人品没有搞特殊，评论成分时，也给自己戴上了一顶“富农”的帽子，之后爷爷郁郁而亡。也正是这顶帽子，父亲好像一辈子没有开心过，仿佛夏天穿着一件又臭又厚的大棉袄，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像一尊冷峻而遥远的雕像。
父亲是村里的才子，毛笔字写得一绝，尤其那蝇头小楷,堪称字帖。80年代初，曾在县书法比赛获得一等奖，奖品是一台双卡录音机，只可惜被公社截留了。
父亲是58年就职本村小学，60年调到离家6里路远的公社驻地小学任教。由于自然灾害家中断粮，就吃地瓜糠充饥，致肠郁结，疼得死去活来。肠内的食物就像铁蛋一样积结，一点也不消化，脸色菜黄，昏死过去。奶奶就请了中医三老爷到平原小学给父亲治疗。同时也偷偷请了神婆子，给父亲祈寿，一旦治不过来就超度。好人自有好报，灌下去的半脸盆肥皂水，把已经凝结成像石头一样硬的蛋蛋冲排出来，父亲好歹躲过一劫，活了下来。从此本来就不好的胃更加糟糕。
父亲是在经济最困难的那一年结的婚，杀了一只兔子办了酒席。母亲是一位又红又专的没有上过学的家庭妇女，父亲才气清高，我很少见他们俩人说过话，父亲一直住在学校。
1970年，我出生后，父亲是村内最早响应计划生育结扎的人。当时由于条件和技术原因，父亲术后，每逢阴天下雨前，必定腰疼，比那时的天气预报都准。
那是一个艰难的岁月。1976年，生活刚刚有些起色，我又患上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叫“小儿麻痹症”。那年我六岁，曾经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下半身失去了知觉，一切都不能自理了。父亲知道后，当夜就把我送到了隔壁县安丘的一个公社医院进行抢救，在医院治疗了三天以后，没有效果。心急火燎的父亲，从舅舅那里知道，他们村有一个中医大夫，医术非常厉害。当机立断，父亲就用小推车把我从医院推到舅舅的村。当时我小，很天真，只记得我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公社医院有电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电灯。父亲还向医生要了一个坏了的灯泡给我作玩具。一向节俭的父亲还给我割了猪头肉吃，尽管有一点点臭味，但我感觉那香味，是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山珍海味能比了的。那时的这个公社驻地非常繁华，有柏油路、有书店、有饭店、有旅馆、有供销社，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个城市，后来改为镇，再后来撤镇成了一个村。这是我第一次见过世面的印象。父亲把我从医院推到舅舅村，天就大黑了，我有点害怕，好在有父亲在。父亲满头大汗，非常疲惫。舅舅村的中医大夫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戴着两副厚厚玻璃，一个圈一个圈的近视镜。他从眼镜的上方透出一股非常喜欢我的眼光，说治好我的病要收我为徒弟。然后号了脉，望、闻、问了一番，开了三副药，父亲像接经书一样神圣地接过这三副药，向老先生鞠了三躬，以示感谢。昏黄的煤油灯光投到又累又饿的父亲脸上，脸色蜡黄，疲乏无力。取了药后到舅舅家略吃了一点充饥之物，便从舅舅村夜行至家。
回到家里，奶奶和母亲都掉眼泪，父亲说，能治好最好，如果治不好，我就买个轮椅推着他一辈子。我本已疲倦无神了，一听到轮椅，我又来了精神，轮椅什么样，好玩吗，我就希望我的病永远也不康复。为了逃避吃药，各种花招我都用过，其中一次，我看到家人把中药煎好让我喝，我就装作抽搐状态，翻白眼，然后一动不动，装死。这可麻烦了，把父亲给吓坏了，认为是孩子吃药吃坏了，扛起我来就往医院跑，跑了好一会儿，我也有些累了，就装作活过来了，父亲的泪这才从凝重的脸上一下子滚下了两串。
这个中医大夫就是神医。我的病情，一天一个效果，吃到第三十副药时，我就能下地走路了。由于父亲的精心呵护，我恢复了健康。那一年和我重名的一个小朋友，生了和我一样的病，很不幸，他就去世了。还有一个叫“张海迪”的女孩，后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她也是和我生得一样的病，但是她没有我幸运。
小学时，我有个班主任叫陈老师，从外地师范毕业分配到村里任教师，第一个中专生，特别阳光帅气，尤其那双洁净的小白鞋，穿在脚上特别精神干练。脏了以后洗刷干净，用石灰粉打磨那些泛黄的周边，晒干以后，洁白如新，我是羡慕的不得了。84年上初一，我在平原集买了一双羡慕已久的小白鞋，做了一条黑色筒裤，买了一个鸭舌帽，这身不伦不类的所谓时尚的拉风的傻帽打扮，被父亲严肃的警告了，对我说：“以后不能穿着不着调。”话虽不多，如鞭抽心，从此至今穿着中规中矩，未曾出格过。父亲的爱总在严厉中绽放出，父亲的爱总是让我们不得理解，只有我们完全理解时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
84年，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正式收复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之战时，二哥当兵去了。走了的那天晚上，父亲看到空空的大炕，一声不吭，坚强严肃。当着我和奶奶的面，突然嚎啕大哭！一个在家庭是威严的父亲，在学校是严厉的校长，是什么东西让这个铁一样坚强的男人如此失态的、失控的大哭？我想，那就是对儿子的不舍、担忧和把儿子放飞出去的期望！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手指上总夹着一支烟。开始是不带嘴的，多数是勤俭、金鱼、金杯、丰收、金叶、金鹿、琥珀、前门这类的烟。一支烟抽一天，就是吃完这根又接上那一根，不用点火。80年代基本就是带过滤嘴的云门、青州、牡丹、大鸡等烟。他能把滤嘴抽出来，接上第二根烟，平均每天两盒烟。父亲抽烟总是闷闷地抽，像有好多心事。他有胃病，整天浑身大沉沉的感觉。唯有父亲下象棋的时候，抽烟是最帅的，有运筹帷幄的大将风范，有君临天下的意气风发。
父亲的棋艺在方圆几十里是很有名气的，时常有天南海北的象棋高手背着象棋袋子，慕名到我家挑战，但多数怏怏而去，大败而归。父亲曾代表县南部三个乡镇参加县象棋擂台赛夺得前八名的好名次。村里有一个象棋爱好者在临终时曾自豪地告诉家人：“我这辈子曾经赢过XX（父亲的名字）一盘（局）棋。”
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家。久旱逢甘霖，我们家终于迎来了好日子。喜事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先是富农脱帽，把非转农再改回农转非，父亲也从外村调到本村小学担任校长。大哥当了老师，结了婚。二哥部队复员分配到工厂。我也毕业参加了工作。父亲被评为小学特级教师，工资也长了很多。
我见到父亲又一次哭，是父亲光荣得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正式公布为党员的时候。双手端着党员证，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泪水就簌簌地流了下来。尽管父亲从前受过很多的磨难，但是从来没有抱怨。我一直读不懂父亲的这份内心的明亮源自何处，直到现在。
父亲在57岁那年，查出了肺癌晚期，浑身疼痛难忍，一辈子没有吃过好东西，没享过几天福。我们兄弟们都事业未稳，多亏大哥离家近，马前鞍后的照顾。母亲和父亲相处得出奇的好了。
突然有一天，大哥打电话给昌乐的我和二哥，说父亲病危，速回！我们接到通知，马不停蹄地往家赶。等我们赶到家父亲尚有一丝微弱的气息，我和二哥哭着喊了声“爷---”，父亲挣扎了挣扎，像要对我们说什么，但是力气不足，话也没有说出来，眼也睁不开了，一住不住地喘着粗气。
这时哥哥把本村医生请来了。我们兄弟求医生想办法救救父亲。医生说，前两天父亲就说，实在疼的靠不过去了，就吃安眠药走了算了。要争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走的快一点，”既减少自己的痛苦，也尽量避免给家人造成负担。原以为他开玩笑，结果就真的这样了。我行医几十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要强的人。气息已经很弱了，尊重选择，不要再折腾生命了。
医生讲完，父亲安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走了，家就像塌了天。您就像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如今这棵大树倒了，我们就像小嫩草一样不经风吹雨打，无所适从。好在弟兄们风雨同舟，相依为命。历尽了风风雨雨，走过了坎坎坷坷。现在好事喜事，捷报频传，我们还想象以前一样跟您促膝长谈，跟您汇报我们已经变得心强志坚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世间最悲苦的痛了！
父亲，我想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