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基督教堂
基督教是以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统称，包括了天主教，亦称公教、罗马公教、旧教；东正教，也称正教；新教即耶稣教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在中国，基督教单指新教。本文则用基督教来统称所有教派。
1 基督教在中国
基督教很早就已传到中国。明天启5年（公元1625年），西安附近就出土了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而景教就是中国人对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教会的称呼。唐太宗贞观9年（公元635年），传教士阿罗本等人首次来到中国。他们的传教活动得到了唐王朝在行为、经济上的支持。阿罗本甚至被唐高宗封为护国大法王，总管中国境内景教事务。到了唐武宗时，下令灭佛，景教也受到牵连，从此一蹶不振。在随后的唐朝末年社会大动乱中，景教终于在劫难逃。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的尝试就这样失败了。直到蒙古的突然崛起景教才有了再次进入中国的机会，但这一次也是好景不长，1368年元朝统治的结束也宣告了景教从此在中国彻底消失了。
罗马天主教会也在元代开始进入中国。元朝当局一直与罗马教廷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当然随着1368年元朝灭亡，天主教会也随之销声匿迹。
明朝时候的欧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后，打破了中世纪黑暗的神学的束缚，神权不再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同时，为了保证生产的原料供应和商品的销售市场，他们开始向外扩张。这样，基督教随着欧洲势力的全球扩张，再次来到了中国。在这一次的传教过程中，利玛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使中国人易于接受教义，他不仅剃发落须，还潜心研习四书五经，结交上流社会。1610年，利玛窦终于获得明神宗的召见，至此，耶稣会终于在中国立足。
乾隆22年，清廷正式实行闭关政策。天主教在华被迫转入地下。直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擅自在文本里加入“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和“给还教堂旧址”等内容。从此，外国传教士可以深入中国腹地开展活动。
1847年，法国传教士强占上海徐家汇大片土地兴建天主堂，遭到当地居民围攻传教士，并遭到镇压，造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起教案——徐家汇教案。义和团运动后，在华教会逐步调整了传教政策，限制教士干涉中国内政，要求传教士尊重当地政府和法律。20世纪后教案显著减少，入教的中国人越来越多。1910年，中国全境天主教徒已达130万，新教教徒也有25万之多。从这个时候开始，基督教才真正在中国立住了脚。
基督教传入中国数百年间，培养了一批具有高文化水平的教徒，这些人在近代史上十分活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基督教会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1919年，罗马教皇要求天主教各修会尽量启用中国籍的神职人员，逐步实现中国教徒的自治。二战结束后，首次任命了华人红衣主教。新中国成立后，有些西方教会指令中国教徒抵制人民政权，遭到了爱国教徒的抵制。各个教会的教徒主动断绝与外国教会中亲帝国主义势力的联系，先后建立自己的爱国组织。1954年，中国新教教徒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开始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基督教会的历程。
随着基督教传入中国，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道德及伦理思想等也传入了中国。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江南制造局译书馆长达28年之久，翻译书刊逾千数之巨，对中国思想界和科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基督教还在中国创办许多新式学校，引入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和知识结构，培养出一批专门人才，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2 基督教教堂：永不停息的追问
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上帝、原罪、天国、救赎等基本信念。在基督教的教义中，认为人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需要经历重重苦难才能得救。为了能拯救人类，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引导人类，并用他的血为人类清洗罪孽。他们宣扬只有追随耶稣皈依上帝的人才能在天国里享受来世，其他的人将被打入地狱。这一劫难是没有人能逃得过的，因为世界最终会要接受上帝的审判，这就是终极审判。
对原罪的反思和追问使基督教用悲天悯人的情怀来追问尘世、宇宙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样的精神反映在哥特式教堂上，便形成了对高度的追求。从教堂中厅的高度看，德国的科隆中厅高达48米；从教堂的钟塔高度看德国的乌尔姆市教堂高达161米。其次是形体向上的动势十分强烈，轻灵的垂直线直贯全身。不论是墙和塔都是越往上分划越细，装饰越多，也越玲珑，而且顶上都有锋利的、直刺苍穹的小尖顶。不仅所有的券是尖的，而且建筑局部和细节的上端也都是尖的，整个教堂处处充满向上的冲力。这种以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是教会的弃绝尘寰的宗教思想的体现。哥特式教堂结构变化造成一种火焰式的冲力，人们的视觉和情绪随着向上飞升的尖塔，有一种接近上帝和天堂的感觉，也因此把人们的意念带向“天国”，成功地体现了宗教观念。
和哥特式建筑一起应运而生的是优美的彩色玻璃窗画。这种画就是不识字的信徒们的圣经。圆形的玫瑰窗象征天堂，各式圣者登上了色彩绚丽的玻璃窗，酷似丰富多彩的舞台画面。当人们走近教堂时除了产生炫目的美感之外，也因为光线穿过玻璃产生的明暗不一的阴影，塑造出了天国的神秘感。
哥特式教堂以蛮族的粗犷奔放、灵巧、上升的力量体现教会的神圣精神。它的直升的线条，奇异的空间推移，透过彩色玻璃窗的色彩斑斓的光线和各式各样轻巧玲珑的雕刻的装饰，综合地造成一个“非人间”的境界，给人以神秘感。
如果说哥特建筑是天堂里的神宫，那么罗马式教堂就是地上的宫殿。和格特式教堂不同，罗马式教堂以其敦厚、坚实、不可动摇的形体来显示教会的权威，形式上带有复古继承传统的意味。
罗马式教堂在一开始主要用于修建天主教的教堂。这主体设计上曾受到巴西里卡式教堂的影响，多采用长方形会堂布局。被命名为罗马式教堂的原因在于采用了古罗马式的券、拱等。罗马式教堂的主要特征为厚实的石墙、狭小的窗户、半圆形拱门、低矮的圆屋顶、逐层挑出的门框，上部饰以圆弧形拱环、交叉的拱顶结构，以及层叠相重的连拱柱廊等，因教堂建筑大量使用立柱和各种形状的拱券，而达到了一种敦实厚重、均衡安稳，力度饱满、结构完整的美学效果。也以此来象征教会坚固、沉重、敦厚、牢不可破的形象和权威。
罗马式教堂的一侧或中间往往建有钟塔。屋顶上一般都有一个用来采光的高楼，从室内看，这是唯一能够射进光线的地方。光线的幽暗往往形成一种神秘感，给人一种神秘、肃穆、压迫的宗教气氛，。
教堂内部的装饰主要是壁画和雕塑，教堂外面的正面墙和内部柱头多用浮雕装饰，这些雕塑形象与建筑结构浑然一体。罗马式的雕塑具有古代雕塑的气魄，较多运用变形夸张手法，然而由于蛮族艺术的影响，这些变形的形象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下产生一种阴郁和怪异感，具有解释教义的意义。
除了哥特式和罗马式教堂之外，还有巴洛克等多种形式的教堂，但是影响没有前两种那么大。
3 基督教建筑在中国
前面曾经说过唐朝以来，基督教曾四次入华，基督教建筑在中国建筑历史中也占有一定地位。
唐初“景教”在传播上利用了佛法的外衣，因此它的教堂也采取了佛寺建筑的名称和样式。元朝时天主教为基督教进入中国，建造了最早的天主教堂，但没有摆脱中国民间的影响，基本上采取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式。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在澳门建造了大三巴教堂利玛窦到北京之后，在宣武门住处建造了礼拜堂。虽然澳门大三巴教堂有着浓厚的哥特式特征，但宣武门礼拜堂则采取了中国传统样式，直至1712年重修后才改为西式建筑。
为了使中国人容易接受，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早期，除了在传教上和中国的礼教相结合，在建造教堂上还避免了过多的西化。因此，明末清初天主教大多使用中国的民宅、寺庙，即便是新建，也尽量按照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建造，稍微添加西洋装饰，简单的树立十字架为象征。
1720年北京地震，著名教堂南堂、东堂都没有逃过此劫。1721年重建南堂，采用了当时欧洲盛行的巴洛克样式。这一次重修南堂，也意味着中国的基督教堂开始向西洋风格转变，逐渐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
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传教士第四次大规模进入中国，中法《北京条约》使所有基督教徒在华传教的地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1860年以后传教运动的空前大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这也促进了基督教教堂建筑在19世纪得以发展。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建筑以折衷主义“洋风”为特征，在保留中国传统建筑特征的前提下，凸现西方风格。
北堂是北京天主教堂中最大的，除主建筑外，还包括主教府、修道院、医院、若瑟院、光华女中、育婴堂以及神甫宿舍等。都没有再采用中国建筑，而是沿用了西方风格，是初期外国人在中国建造的洋房的近代式样。
义和团运动中，南堂、东堂、西堂被焚，北堂受损。由于排洋运动高涨，后期基督教堂（主要是新教教堂）有的仍利用中国现有的房屋进行改造，新建的则采用了中国传统风格。总的来说，北京基督教教堂在经历了18世纪从中国传统样式转“洋风”的发展期、19世纪的“洋风”的折衷主义影响，开始表现出中国传统风格的复古主义风味，并引导了30年代中国复古主义建筑的出现。
1901年，法国神父高司铎在东郊民巷建圣米厄尔堂。同北京四大教堂（东南西北四堂）相比，该堂规模为小。堂院北部是一座灰砖砌筑的“洋风”二层楼房，面阔七间，供神职人员居住。西部为哥特式圣堂，坐北朝南，南北进深十四间，东西面阔三间。圣堂东侧有十间砖砌平房，为北京传统住宅样式，但门窗均代拱券处理。这个教堂的出现，意味着基督教教堂开始走向复古主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昭示了整个20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尴尬。
1922年建成的南河沿北京协和礼拜堂为两栋主要建筑物，中间有联廊，教堂为二层，并设钟楼。但最后只建成其中单层一栋，并大为简化，类似北京的民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基督教本世纪20年代在北京的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