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寄情首阳山
吴文福
“由青岛去济南的道上，最使我感到兴奋的，是过潍县之后，到青州之先，在朱刘店驿，从车窗里遥望首阳山的十几分钟。伯夷叔齐的古迹，在中国原有好几处，但山东的一角孤山，似乎比较有趣一点，因为地近田横岛，联想起来，也着实富于诗意。洁身自好之士，处到了这一种乱世，谁能保得住不至饿死？我虽不敢仰慕夷齐之清高，也决没有他们的节操与大志，但是饿死的一点，却是日像一日，尽可以与这两位孤竹国的王子比比了。所以车过首阳之后，走得老远老远，我还探头窗外，在对荒山的一个野庙默表敬意。”
这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他的游记《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一文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尽管不长，但透露出的信息和感情却极为丰富，十分耐人寻味。
第一，作者说明了首阳山的位置，明确了山的别名为“孤山”，山上有一座“野庙”（夷齐祠），祭奉的是伯夷叔齐“这两位孤竹国的王子”。处古北海之滨，商周东夷之地，山虽不高，系古贤隐居之处；祠庙虽野，为祭奉先贤之所，对这样一处追怀伯夷叔齐不食周粟、抱志守节的历史古迹，深表敬意。
第二，作者深谙传统文化，了解伯夷叔齐的古迹，在中国有好几处，但唯有此处“似乎比较有趣一点，因为地近田横岛，联想起来，也着实富于诗意” 。将伯夷、叔齐“耻食周粟，宁死全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和“守正高节，宾客慕义，壮士蹈海，义不就辱”的田横及五百壮士联系在一起，发思古之幽情，慨叹也只有在这北海之滨、齐国古地，义士存仁、壮士不辱，才会发生并遗留下如此有节义的壮举和遗迹。
第三，时逢乱世，作者内窘外困，处境很不如意。睹此遗迹，念及故往，不忘以伯夷叔齐自比，借古讽今，调侃自我，情不自禁，发出了“洁身自好之士，处到了这一种乱世，谁能保得住不至饿死？我虽不敢仰慕夷齐之清高，也决没有他们的节操与大志，但是饿死的一点，却是日像一日，尽可以与这两位孤竹国的王子比比了”的伤怀长吁。
郁达夫不愧是现代少有游记大家，一次出游途中的寄情所记，一段言简意丰的文字，将自己的人生际遇和情怀与仅有一面之缘、山东一角首阳山的历史和遗迹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首阳山缘何能走进郁达夫的视野，与诗人的人生际遇又有怎样的触点，不妨让我们重温历史，走近郁达夫，也许从中能找到一些不曾经意到的收获。
郁达夫(1896年—1945年)，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精通五门外语，分别为日语、英语、德语、法语、马来西亚语。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6月，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担任《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编辑，同年10月，出版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由此奠定了郁达夫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地位。1928年加入太阳社，在鲁迅的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2月25日，郁达夫和鲁迅、宋庆龄等11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出席了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成立大会，领衔发表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同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作为发起人之一，但由种种原因，不久即退出。1933年4月移居杭州，写了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938年 12月郁达夫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期间担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1942年6月，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岛，化名赵廉，借充当日军翻译一职，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1945年，郁达夫的真实身份被日军识破。日本投降后不久，郁达夫突然神秘失踪，其失踪原因至今仍然还是未解之谜。1946年8月8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所获取的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代表作《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故都的秋》、《日记九种》等，有《郁达夫全集》（12卷）传世。
郁达夫的《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一文写于1934年，正是作者退出左翼作家联盟，远离纷扰不断的上海移居杭州之时，也是郁达夫生活和社会境遇内外交困的一个特殊时期。
郁达夫结过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别是：孙荃、王映霞、何丽有。此外，在新加坡时，还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郁达夫的原配孙荃在当时是乡间少有的才女，读过一些诗词，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很好的古体诗。郁达夫自从大革命时期去广州以后就和孙荃分居，并于1928年2月到上海和王映霞结婚。郁达夫与前妻孙荃系包办婚姻，为此郁达夫曾有过三次红杏出墙的事情，直到遇到眼前一亮的王映霞，才与孙荃分居。迁居杭州时的居所女主人，就是郁达夫的第二任妻子、有“江南第一美人”之誉的王映霞。两人自1927年相爱至1933年把家迁到杭州，婚姻正处于“七年之痒”的关键时刻。
作为一名浪漫文人，郁达夫很难忍受循规循矩的呆板生活。他们婚后由于性格不合经常吵架，郁达夫还经常看望资助前妻孙荃和孩子。他们还因郁达夫作品版权费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最终郁达夫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分送给律师、出版社和王映霞各一份，这场风波才告结束。即从此后，两个人的心理受到严重损伤，撕开了一道难以愈合的感情裂痕。
郁达夫社会活动非常频繁，经常不着家，这就给王映霞减少了许多约束，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她把孩子交给保姆，自己摇身一变，打扮得花枝招展，毫无顾忌地去广交朋友了。期间，王映霞与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与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戴笠关系暧昧，绯闻不断。据说，这次的迁居，就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郁达夫迁居此处，或许就是试图为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构造一个遮挡人生风雨的新巢。
当然，以上只是郁达夫家庭方面的原因，而深层因素追溯起来并非这样简单，还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原因。
郁达夫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他虽然离开了“左联”组织，但并没有为此背上精神包袱，仍然在坚持着走进步的道路，像以往那样继续与鲁迅等左翼作家一道营救被捕革命同志。正因为如此，郁达夫始终都是国民党政府欲加迫害的对象。1931 年 1 月17 日，左翼青年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等被捕，并于2月7日被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郁达夫也在3月接到警告，不得不急速离开上海，去老家杭州、富阳等地暂避。
1931年9 月18日，日本借口所谓南满铁路发生爆炸，令驻扎在我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向沈阳发动突然袭击，并于次日占领了全城。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驻军全部撤至山海关以南，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敌手。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借口日本和尚被殴打，发动“一·二八”战争，向上海闸北一带进攻。虽然十九路军奋力抵抗，但抵抗又以失败告终。眼看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郁达夫心里充满着爱国的义愤，并开始积极致力于抗日救国的活动。他这期间努力创作，写了许多小说和散文，成为抗战高产作家。1932 年春，郁达夫自书条幅，录下清代诗人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悬挂于住宅客厅自我勉励，表达对黑暗现实的愤懑。
1932年郁达夫先后长了两次大病。一次是5月患伤寒并发黄疽症，10 月间肺病又复发，决定去杭州疗养。动身前一日，他与王映霞一道邀鲁迅夫妇在聚丰园话别，席间鲁迅写“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相赠。第二天，郁达夫便坐火车到达杭州，进杨郁生医师的西湖医院疗养， 12 月初病愈回到上海。这一年的4月，郁达夫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由上海潮风书局出版，7月再版，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同年12月由现代书局重印后又被禁止发行。到1933年12月易名为《饶了她》，经删改才得以出版，并在扉页上特别声明：“本书原名《她是一个弱女子》，奉内政部警字第四三三号批令修正改名业经遵令删改呈部注册准予发行在案。”1934年4月又以“诋毁政府”的罪名被查禁和焚毁，他面临的白色恐怖可想而知。
在此内窘外困的情形之下，举家迁杭的郁达夫，在人生经历和创作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游览了许多名山胜景，写了大量的游记散文。
郁达夫这时的游览活动主要有：1933 年 11 月 9 日，应杭江铁路局为杭 州到江西玉山铁路通车之请，历时半月，作浙东旅游。1934年 3 月 29 日，应东南五省交通周览会之请， 与林语堂等历时一周，作浙西、皖东旅游。写下了《杭江小历纪程》、《浙东景物纪略》、《钓台的春昼》、《临平登山记》、《西游日录》、《出昱岭关记》、《游白岳齐云之记》等大量的山水游记名作，于 1934 年 6 月由上海现代书局以书名《屐痕处处》结集出版。郁达夫的游记，以朴实而优美的笔触描叙了他游览过的名山胜景的美丽、雄奇，有关的史迹、传说，此外还穿插有好些诗句和自己的感受，因而，人们读了后有身如其境之感，并得到一种大自然的美的熏陶。
郁达夫这时之所以热衷于游山玩水和描山画水，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一，国民党政府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使郁达夫“不敢隐遁发一点议论”，“唯恐祸从口出，要惹是生非”。其二，移家杭州后，远离了当时的思想文化斗争中心地上海，郁达夫的精神生活颇为寂寞，因而“蛰居久了，当然也想动一动，不得已只好利用双脚，去爬山涉水，聊于寄啸做于虚空”，散散郁闷。其三，郁达夫性喜“游山玩水”。他在《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说道：“我们这种庸人，要想得到些自然的美感，第一，还是上山水佳处去寻生活，较为直截了当；古 今来，闲人达士的游山玩水的习惯的不易除去，甚至于有渴慕烟霞成瘤疾的原因，大约总也就在这里。”其四，也为生活计，写些游记，发表并结集出版，增加点收入。“我的游记，自然也不妨收集起来，做一次对徐霞客的东施之效。更何况印行权——并非版权——一行出卖，还有几百块钱的黄白物好收呢！”
1934年7月6日，应友人之邀，郁达夫偕同王映霞和长子郁飞前往青岛避暑，历时一个月。8月12 日，离青岛去济南、北平、 北戴河等地周游，直至闻听到三子郁亮（耀春）病重，才于9 月 9 日返回杭州。对于游览名山胜景，郁达夫具有充分的认识。他曾说：“自然景物以及山水，对于人生，对于艺术，都有绝大的影响， 绝大的威力，却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因而，他每到一处，都认真地加以观察、欣赏，饱赏了大自然的美，取得了精神上的愉悦，增加了对人生和社会的体验。郁达夫的这次出游，当然也不例外，给后世留下了《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故都的秋》等广为传颂的游记经典名作。
通过《郁达夫日记》中《避暑地日记》（1934年7月6日―8月14日）的记录内容可以获知，应友人汪静之、卢叔桓之函邀，郁达夫偕妻儿于 7月6日离开了杭州，乘船北上避暑。7月13日下午一时，郁达夫乘船抵青岛港。当晚，借宿在汪静之（当时在青岛市立中学任教）的同事卢叔桓家。第二天，郁达夫一家移居至友人早已为其租好的位于广西路 38号的骆氏楼上，此后的一个月时间内，郁达夫一家皆居于此。房东骆氏本为杭州人，在青岛已住了近十年，与郁达夫一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在避暑青岛一个月的时间内，郁达夫除了购书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游玩观览、接待来访的友人及接受友人宴请上。
在这一个月的悠闲时光里，除了汪静之、卢叔桓，他先后与杨振声（金圃）、李四光（仲揆）、吴伯箫、杜光埙等国立山东大学旧雨新知以及《正报》《光华报》《北洋画报》的编辑、记者广泛交游。购买和阅读了包括青岛及崂山志、植物图鉴在内的诸多书籍，对青岛的名胜古迹、植物、风土人情乃至整个的齐鲁文化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了解，还想“写些关于山东，如青岛，崂山，曲阜，泰山等处的记载，或者也可以成一册书”。在这些书中，是否提到了伯夷叔齐和首阳山，我们不得而知。但对胶济线上、朱刘驿南有座首阳山，作者是确有所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向西行十一小时，过胶州高密等处，涉潍水、淄河，遥望云门首阳等山，齐国王陵，傍晚六时前到了济南” 。同时，在他日记中记下的几首青岛杂事诗中，也写到了田横，并留下了“万斛涛头一岛清，正因死士义田横”的诗句。由此可以推知，作者对山东特别是胶东的风物古迹，很是谙熟。
青岛给郁达夫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他在文章中写道：“从海道去青岛的人对她所得的最初印象，比无论哪一个港市，都要清新些，美丽些。 香港没有她的复杂，广州不及她的洁净，上海比她欠清静，烟台比她更渺小，刘公岛我虽则还没有到过，但推想起来，总也不能够和青岛的整齐华美相比并的。”
在郁达夫眼中，青岛也绝非没有缺点，他调侃这个停满了外国东方舰队的城市，投喜爱异国颓废情调者之所好，“想去看一点书，做一点事情的人”，难免要“感到头昏脑涨”。在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七时，一个新秋阴冷的早晨，作者匆匆坐上了胶济铁路西行济南的列车。
根据《避暑地日记》中所载的鲜活内容和郁达夫在游记写作方面的认识和习惯，结合此时郁达夫的人生境遇，我们可以推知，此时此刻，郁达夫对行走在胶济铁路上，途经朱刘店驿，从车窗南望首阳山已早有期待。
因为，对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掌故，郁达夫不但熟悉，而且还有过以“孤竹君之二子”自况的经历。早在1921年与郭沫若组织成立创造社时，出版《创造季刋》，因销路不畅，特别悲哀，与郭沫若自比为伯夷、叔齐，号称 “孤竹君之二子”。郭沫若在回忆录《创造十年》中这样写道：“我们感觉着同情我们的人真是少，在那电光辉煌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只有他和我两个孤另另的人一样。” “两个人挽着手走出店门，就在四马路上一连吃了三家酒店。”“有一轮满月从街头照进楼来，照着桌上的酒壶的森林。我连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双眼睛就像要迸出火来的一样”。
现在，要经过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首阳山了，旧日的情结再次牵动，令郁达夫异乎寻常的激动。“由青岛去济南的道上，最使我感到兴奋的，是过潍县之后，到青州之先，在朱刘店驿，从车窗里遥望首阳山的十几分钟。”在这十几分钟里，创造社时自况“孤竹君之二子”的往事，婚姻的危急与家庭的困厄，当下时局的担忧和社会上步履维艰的困窘，一齐涌上了心头，久久不能平息。“所以车过首阳之后，走得老远老远，我还探头窗外，在对荒山的一个野庙默表敬意。”
郁达夫的游记，用笔老道，开合自如，十分随意。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每次出游，大抵连孙文定公（以写我忧）那样清高的目的也没有，一大半完全是偶然的结果。因而写下来的游记，也乱七八糟，并无系统”，也不完全是单纯写自然之美，而是“处处不忘自我”，“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在记写山水风物中，不时触及社会人生，有一定的时代投影和思想认识价值。这正是郁达夫游记的高明之处，也让我们认识到了《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一文中看似不经意地描写首阳山这段文字的价值之所在。
郁达夫的人生际遇和首阳山情结至此还远未结束。1941年郁达夫和刘海粟一起流亡新加坡，刘海粟与郁达夫是同龄人（均生于1896年），一个是国画大师，一个是文坛健将，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结识起，有二十多年的交情。郁达夫为刘海粟的画作题过七首诗，都发表在《星洲日报·繁星》副刊上。其中的第三首为《题刘大师及俆君濓、刘抗、黄葆芳合作<岁寒三友图>，图中有大石》（1941年4月17日）：“松竹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磐。首阳薇蕨锺山蓼，不信人间一饱难！”关于郁达夫此诗的创作过程，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一文中有详细生动的叙述，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在新加坡“记得有天晚上，我和达夫躺在期颐园中的草地上，碧天如水，寒月如霜……后来言及时局，达夫愤愤地跃起带着人之子的柔情，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我觉得是达夫心中流出的最佳诗作，听来感人肺腑。难兄难弟，相对无言。谦和质朴的达夫，眉宇间现出平时罕见的金刚怒目之气，从鼻翼到嘴角边的长纹变得坚韧了……”
可惜的是，郁达夫没有做伯夷叔齐，却成了文天祥、陆秀夫。抗战结束了，日本侵略者却发现在苏门答腊岛化名赵廉的日军翻译实际是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可贵的是，郁达夫义不就辱，以死报国，成就了他甘为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的志节。
一代文学大家郁达夫走了，命殒南洋，魂飘海外，但他的事迹、他的志节、他的情怀却依然长存，他的文字，依旧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生命鲜活，展卷盈香。
（本文的写作，除查阅引用了《郁达夫全集》和《郁达夫日记》中的一些文字和资料外，还参考了袁庆丰《郁达夫传：欲将沉醉换悲凉》、刘炎生《旷世文人郁达夫》和陈其强《郁达夫年谱》等书的一些资料和观点，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