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巨子王宣忱
吴文福
一个出身贫寒的昌乐农家子弟，不畏时艰，自强不息，成长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宗教家、翻译家、实业家的传奇人生……
王宣忱（1879—1942），名元德，字宣忱，山东昌乐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宗教家、翻译家、教育家、实业家。早年就读于登州文会馆、潍县广文大学和齐鲁大学，中英文造诣深湛，为美国传教士狄考文选作助手，参加并执笔《圣经》（国语和合译本）的翻译工作，独立翻译出版了第一个华人译本《新约全书》；发起并联合山东省各地的基督教自立会成立“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脱离外国教会独立创办教派。曾任齐鲁大学教授，潍坊广文中学、济南进德小学、进德中学、青岛尚德小学、昌乐邓家庄小学等多所学校的校董和校长；受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与德国商人在青岛创办山东第一个长途客运公司，后又创立华北商行，建设冷藏库，将胶济铁路沿线盛产的鸡蛋收购，消毒加工销往欧美；创办华北酒精厂，率先利用胶东盛产的地瓜酿造白酒及工业、医药用酒精，行销全国。王宣忱出身寒微，学识渊博，与人为善，一生勤勉。作为“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领袖，在传教办学过程中，坚持自养、自传、自立办教会和学校，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先驱和榜样；他矢志发展民族经济，创办实业，造福人民，名扬华夏实业界，被誉为实业巨子、民族经济发展的拓荒者。
一、求学教会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1．出身贫寒12岁始读私塾，聪颖过人深得老师喜爱
王宣忱，1879年出生于山东昌乐邓家庄（今五图街道），这是一个不大的山村，位于方山东北脚下，村民以农耕为生。邓家庄没有邓姓人氏，全都姓王。王氏家族是明朝迁居昌乐的军垦移民后代，有着勤劳俭朴的优良传统。据王宣忱在邓家庄的近族后裔、原宝都街道贵和小学校长王春梅先生介绍，1970年代乡人修路曾在村头挖掘出一石碑，碑上记载村名原为镫家庄，旧时曾有村人以制作马镫闻名乡里，这也是王氏为军垦移民后代很好的佐证。
王宣忱兄妹五人，在家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名元亮，字子明），还有一个妹妹，未成人即去世。王宣忱的父亲王家祥会木工，懂些粗木活（如加工檩条、车桩、棺木等），因家境不富裕，土地少，人口多，靠农闲时在乡里为村人做木工活贴补家用。农村人对木工活的要求不高，他又为人诚恳能干，不撒滑，工钱低，是村民喜欢使用的粗木匠。随着两个姐姐不断成长，她们和父母一起劳作养家，家庭收支稍显盈余，王宣忱在12岁时才有机会走进私塾读书。
王宣忱自幼聪慧，机警过人，再加上家境贫寒，入塾读书晚，深知读书之不易，学习分外刻苦用心，常常手不释卷，读书至深夜。虽然只读了三年私塾，却打下了坚实的中文基础。王宣忱生性执着，做事认真，有一股不达目的不休止的韧性，邓家庄的人都称他为“书呆子”。
文史学者韩同文曾对王宣忱的一生进行过研究，他在《民族拓荒者·王宣忱译圣经编文会馆志大办实业》一文中介绍到了王宣忱书塾求学时的情况。他不但过目成诵，而且还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私塾先生也常常被他问得必须自学。所幸这位先生知识渊博，又格外愿意用心在这个好学的孩子身上，很快王宣忱就学会了用浅白的话语来讲解古文，因而深受塾师的器重，于是力荐他到教会学校读书继续深造。
王春梅先生在邓家庄协助笔者走访时辗转考查得知，王宣忱的这位私塾教师名字叫曹维范，是邓家庄邻村曹家庙子村人。曹先生为人忠善，学识渊博，当年为塾师时，非常喜爱王宣忱，不但在学业上对他加以指导，而且还经常在经济上资助他，晚年常以发现培养王宣忱这个人才为自豪。
2．传教士慧眼识贤俊，文会馆免费育英才
1895年，登州（蓬莱）美国长老会的一名牧师由潍县来昌乐邓家庄传教，从塾师曹维范先生的口中听到了“书呆子”王宣忱的读书趣闻，以为是可塑的奇才。经曹先生和牧师推荐，16岁的王宣忱进入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就读。
当时社会尚未开化，中国老百姓对洋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不是怀疑，就是敌视。在丹尼尔·W·费舍《狄考文传》中，一位文会馆毕业的牧师曾有这样回忆道：“当我的父母第一次送我到学校来时，全村人都强烈地反对，唬我母亲说外国人都是吸血鬼，他们通过魔术来吸干孩子的血液。不过我还是被送到了学校，尽管我自己心里也有那么一点害怕。当我寒假回家过年时，村里所有的巫师都前来对我进行仔细的检查，当他们发现不仅我脉搏仍在跳动，而且面色比以前更红润了，身体比以前更胖更健康了，他们便说我在那里才待了三个月，受到的毒害结果还不足以显现出来，只能再等看看。”
尽管如此，王宣忱还是选择了进入教会学校文会馆读书。王宣忱之所以能说服家人、执意选择进入文会馆读书，除曹先生和牧师的举荐，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不容忽视：
一是早期的基督教教会与军垦移民后裔有着很深的渊源。所谓军垦移民，是指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为巩固统治，发展生产，先后调集数十万大军到山东东部沿海各地屯垦，一边训练，随时准备抗击倭寇入侵；一边农耕，生产自养。这些屯垦军人成家后，组成军户，全家老幼都入军籍，编为预备役，不归地方政府管辖，不入民籍，不纳赋税。明朝灭亡后，清政府于雍正年间下令取消军垦制，军垦移民转入民籍。军垦移民中有一个秘密的组织 “无名教”（取老子“无名天地之始”之意），进入清朝后改名“金丹教”，大本营设在即墨，辐射烟台、登州、潍县、青州等地区，是反清复明的一支重要力量。1863年，北美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郭显德等人自美国纽约乘船，历经艰险，到达山东登州传教。他们在登州登陆后，很快学会中文，租借庙宇办学传教。期间，在传教过程中结识了金丹教首领赵克志，北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倡导的“民主共和”思想和“博爱平等”精神与金丹教“反对满清统治，争取民主自治”的纲领相近似，赵克志受洗礼加入基督教。其后，军垦移民在赵克志带动下纷纷加入基督教，以即墨为中心，先后成立了七个北美基督教长老会支会并创办学校。借助军垦移民的力量，基督教在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得以迅速传播。美国长老会牧师之所以来邓家庄传教，原因也就在此。军垦移民组织严密，信息互通，为方便传教，他们的子女读书，大都选择教会学校。
二是早期的教会学校不收取任何费用。1864年狄考文夫妇在登州创办教会学校“蒙养学堂”， 食宿和学费全由学校负担。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1858年大学毕业受教会差会（教会的一种宣教组织，可以差派传教士去异地传教，差会负责传教士的生活费用，传教士要对差会负责，向差会汇报工作情况）派遣来华传教，先在登州创办“蒙养学堂”，后改名为“登州文会馆”，六年后的1871年，文会馆发展成六年制中学，之后，又增设三年制大学。1872年正式定名“文会馆”，英文名字Teng chow College，翻译成中文就是登州大学或登州学院，这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在狄考文影响下，他的四个弟弟都先后来华，四弟狄乐播1881年来中国到山东潍县，创办格致书院，后在城东李家庄虞河岸边新建乐道院学校和医院，借以传教。
为吸引王宣忱这个天才少年去读书，文会馆不但不收他的学杂费，还给他衣食住用及往返路费等相应的生活补助。当时，王宣忱家里穷得连一床像样的铺盖都没有，他外出求学的被褥还是姨母送给他的。
关于王宣忱到文会馆读书的情形，王宣忱的外孙李厚仁在《追思母亲的往事》一文中也有回忆：“十八世纪末期，外国的传教士，纷纷到中国来，山东登州教会的一位美国牧师来到了昌乐县邓家庄，向广大的贫苦百姓传播圣经福音，对乡人广施博爱，这深深打动了姥爷（王宣忱）的心。为了拯救广大劳苦众生，使他们能早日摆脱贫困，年轻的姥爷说服了家人，只身一人背起一床破棉被，跟随这个来邓家庄传道的美国牧师，到了美国人创办的登州文会馆（山东齐鲁大学的前身）学习。”
3．求学文会馆，系统接受西方教育
王宣忱到文会馆读书时，狄考文来华已经32年，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文会馆已发展成为一所包括中学和大学的现代化学校。
有关王宣忱在文会馆的学习，李厚仁还回忆道：“北美基督教会在山东登州创办的文会馆，第一任监督狄考文牧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美国老人，他看到姥爷（王宣忱）思维敏捷，品学兼优，与人为善，才气过人，便为姥爷提供了免费学习和住宿的条件。姥爷深得狄考文牧师的赏识和鼓励，不负狄考文的期望，于1904年以优异的成绩，成为山东登州文会馆第二十六期毕业生。”
狄考文是文会馆的创办者，也是著名的教育家。王宣忱在《狄先生传》中这样回忆在文会馆听狄考文授课的情形：“先生授课时，其兴味浓厚，学者聆之如坐春风。盖其备课详慎，每一课目，必参考群书，反覆推详，讲授之时，自能滔滔不竭，动人听闻。况兼声音洪亮，字吐珠玑，时以新学新理涤人脑髓，庄严之貌，透出慈和之色，学者相与晤对，乐而忘倦。”
文会馆的教学完全按照西式学堂的模式，实行班级授课制。在课程设置上，中国经学课程不到四分之一，而传统私塾、书院课程里看不到的数理化和天文、航海、测绘、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课程一应俱全。据有关史料记载，文会馆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心灵学(心理学)、是非学(逻辑学)和富国策(经济学)以及世界地理、历史课程“是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最早开设的课程”。此前，体育、音乐教育尚未被重视，狄考文将西方体育教学内容移植到文会馆，打破了我国两千多年来学校中没有体育课程的模式，成为中国最早开设体育课程的学校。狄考文的妻子邦就列夫人亲授音乐课，编著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一书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乐理的教材。她在音乐教学中，广泛吸收中国传统民歌的精华，教授引导学生写诗作词谱曲，自己创作歌曲。王宣忱是邦就列夫人十分喜爱的学生，在她的指导下，王宣忱很快就学会了作词谱曲，当时由他创作的《仁寿歌》《快活之日》等颂歌在文会馆的各类集会上广为传唱。
文会馆坚持汉语教学，狄考文认为，文言悦目，白话悦耳，达成教育普及的工具不是文言，乃是白话。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除了少数单独学习者外，文会馆不授英语课。中国儒家经典课程和西方自然科学课程都要求用中文授课。学校规定学生“凡论说纯用官话（北京话，相当于说普通话），不得夹用文言或土话”，要求学生能以自己的母语进行思考、学习现代知识与思想，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真正建立自己的科学文化体系，培养出“精通西方科学，同时又谙熟中国文化的人”。王宣忱在私塾读书时，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在文会馆学习期间，积极参加辩论会、青年会的一些活动，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官话水平、演说论辩能力突出的佼佼者。为了能自主学习阅读西方经典，王宣忱向校方申请，学习英文。于是，学校安排了一名女牧师，教授王宣忱英文，同时，也让女牧师跟他学习汉语。王宣忱回忆这段学习经历时，曾向女儿们讲过一个笑话：“曾经有一位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女牧师跟他学汉语，他则跟女牧师学英文。学话中还闹出过一场笑料：他告诉女牧师汉语把雄性动物叫做‘公’，把雌性动物叫做‘母’；女牧师当即对他说道：‘那你是公，我就是母了。’他极严肃的纠正：‘哎，公母不可乱有于人的……’”（佟立容主编《缅怀钢琴教育家王重生》）
狄考文办学，讲求实学，强调学以致用。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文会馆建设了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制造所、天文台、电气房，配备了气学、声学、力学、热学、磁学、光学、电学以及天文、化学等实验器具达364件，其中很多机械是狄考文亲手制作的。已故美国学者小海亚特称狄考文是一个“科学家、发明家和家庭工业家”。1879年，狄考文回国期间向美国商业巨头菲尔德募到一台发电机，使文会馆在中国最早用上了电灯。在文会馆学习期间，不管是什么样的实验实践活动，王宣忱都积极参加，通过这些活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为以后不畏时艰，大办实业，打下了很好基础。
狄考文还积极引导学生成立社团，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技能和自立精神。自1866年起，狄考文组织学生创立了辩论会、勉励会、戒烟酒会、新闻会、中国自立学塾会等8个学生团体。例如，辩论会分设“高谈”、“阔论”和“育才”三会，“所订章程，一仿合众国议院办法；所列功课，俨若辩学家演讲题文”，以期“以练习口才，增进学问，练达任事之才，为他日国民自立地也”。 （王宣忱、刘玉峰《文会馆志》）
因为是教会学校的原因，文会馆的生源非常复杂，学生年龄从八九岁到二十多岁的都有，聪慧资质相差也非常大。为了保证毕业生有真才实学，狄考文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治学十分严谨。狄考文身体强健，多才多艺，处事严谨果断，容不得有在他看来不合规矩的事情，学生送他绰号“狄老虎”。学生集会，喧哗无止，只要有人一声：“老虎”，则鸦雀无声。曲拯民在《主持和合本圣经翻译工作的狄考文》一文中也回忆：“先父曾告，狄考文的正职是牧师，但他志在教育和科学。他授课认真，学生惧之，绰号狄老虎。不论讲道或授课，语词恳切简明，无可挑剔。”狄考文极为重视基础课教学，规定数理化三科有一门不及格者，其他功课再好也不能毕业或升级。对学习成绩不合格的，直接开除或劝其退学。因此，文会馆的毕业生数理化基础教学十分扎实，均能胜任各地大学开设的课程。据《狄考文传》载，文会馆头十年里，被剔除出去的学生人数是第十年年底时在校生人数的两倍还要多。总结此事，狄考文写道：“这些年来我们招收的学生当中，有许多人无果而终。有的人是因为太笨了，在教会他们认识一些字和简单了解《圣经》的内容后，我们就不得不让他们回家了。还有些人品质不好，我们只得将其开除。另一些人由于厌学，或者是被他们的父母接回家里帮着干活而离开。我们也筛选出一些好学生，他们都很聪明并有望成为优秀的人才。”王宣忱无疑就是这样的优秀人才，是文会馆重点培养的对象。
在这所当时中国理念最先进、思想最现代、设施最完善、教学管理最规范的教会学校内，王宣忱一读就是6年。这期间，王宣忱不但学习到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各类实践、实验和社团活动中得到了锻炼，还通过自学，练就了一口娴熟的英语，与狄考文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成为文会馆各方面最出色的毕业生之一。
二、执笔翻译《圣经》，主编《文会馆志》
1．广文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作为助手执笔翻译《圣经》
1901年，在文会馆经过六年的学习，王宣忱中学毕业了。那时，青岛已被辟为商埠，胶济铁路也已修筑完成并通车。潍县位于胶济铁路中心，发展前景看好。为方便传教，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的登州文会馆、与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协议迁併至潍县乐道院，联合办基督教共和大学，英文校名为“Shantunchvi Stian Univev Sity”，因清政府忌讳“共和”字眼，故中文校名不用共和二字，而是从两校名中各取第一个字叫“广文大学”。于是，王宣忱随狄考文由登州文会馆转往潍县乐道院，在广文大学继续读书深造。
1904年，王宣忱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同时，狄考文选王宣忱作为汉语助手，推荐他参加圣经翻译委员会，协助翻译“官话和合译本”《圣经》。
19世纪，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的外国教会差会为方便传教，竞相出版自己的汉语文理《圣经》译本，彼此在用词和翻译原则上都有差别。传教士忧虑中国信徒面对诸多文理译本无所适从，希望有一部联合的译本。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决定以“圣经唯一，译本则三”为目标，同时以深文理（文言）、浅文理（浅文言）、官话（白话）翻译《圣经》，会上由各差会派代表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各自负责翻译“官话和合译本”、“浅文理和合译本”及“文理和合译本”；所谓“和合”，就是由西方在中国国内的传教士联合组成圣经翻译委员会共同翻译《圣经》。登州文会馆的美国长老会牧师狄考文当选为官话组的主席，负责与美国公理会的富善、中国内地会的鲍康宁、英国伦敦会的欧文及鹿依士等组成委员会，根据英文修订标准版《圣经》（English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作蓝本翻译，每人配备一位汉语助手。文会馆第一届毕业生登州人邹立文作为狄考文的第一任助手，参加《圣经》翻译工作，历十余年，不幸于1904年因肺病英年早逝。此时，25岁的王宣忱正巧广文大学毕业，年富力强、英汉语水平俱佳，又熟悉《圣经》，成为了狄考文助手的不二人选。王宣忱作为助手协助狄考文翻译工作，从1904到1908年共同工作了5年。曲拯民在《登州文会馆的创办人狄考文》一文中回忆：“19世纪末叶，翻译《圣经》的工作开始，狄考文被选为主席，并负责官话（白话）译本，因为他的希腊古文和拉丁文都有根底。最早的汉文助理为邹立文，病逝后，遗缺由昌乐人王宣忱（元德）补。他是文会馆毕业生，狄的得意高足，狄的中文造诣得力于王宣忱的地方很多。此后两人合作无间，直到狄考文逝世之日。后来他成为山东知名的实业家。”据韩同文《民族拓荒者》一书载：由狄考文主持编译《圣经》时，他从各教派翻译的文稿中评选出王宣忱的文稿最佳，便由王宣忱执笔用浅文理的官话（即普通话），编译《圣经》。丹尼尔·W·费舍在《狄考文传》一书中，引用富善博士的一封信，对王宣忱的工作称赞有加：“（邹立文去世后）幸好在工作中狄考文博士还得到了一位学者——王元德（Wang Yuan Teh）先生的帮助。王先生也曾在狄考文博士的大学就读，是一位头脑敏捷、见解深刻、思维缜密的年轻人。他博览群书，官话本的所有优秀书籍都读过。王先生能很快发现句子结构的错误，并坚持把它们更正过来。他是对此项工作尽忠尽职的一个人，曾很多次拒绝他应得的薪水。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受到了狄考文博士性格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此项工作的热爱。”1906年王宣忱参加了在烟台召开的官话和合译本译经委员会会议，受委员会委托，作为执笔者整理翻译《旧约全书》。
1908年9月4日，狄考文病逝于青岛，享年72岁。狄考文去世后，王宣忱撰《狄先生传》一文，回顾狄考文的生平业绩，表达自己的哀痛和怀念：“呜呼！先生虽殁，其事常新；其身虽亡，其灵常存。德（王元德）自幼受先生栽培，毕业后忝为圣经襄译员，与先生共事久，知先生之行。颇悉同人欲为先生立传，以志不朽，责无旁贷，而苦于不文，不能壮先生之行于万一，仅撮举一二，以纪实云尔。传终例有赞，德不敢赞先生，敢即以先生所宝爱，素所称道之圣经，为先生诵曰：彼美好之战争兮，我已凯奏。宜奔之程途兮，我已躬走。所信之圣道兮，我已恪守。有公义之冕旒兮，为我存留。”
狄考文病逝后，富善被任命为翻译委员会主席，1918年《旧约》译本定稿，翻译委员会解散。1919年，由官话和合译本翻译委员会共同翻译、王宣忱执笔旧约的《圣经》正式出版，该译本思维缜密、表意准确、通俗典雅，受到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鲁迅等倡导白话文权威人士和专家的高度评价。这个《圣经》译本后人名之为“官话和合译本”，从此就成了华语教会最通用的《圣经》版本，一直沿用至今。
2.精心准备精益求精，独立翻译出版第一个华人译本《新约全书》
王宣忱被狄考文定为助手参与翻译《圣经》之时，《新约全书》已经翻译完成。此项工作虽已持续多年，但由于人员的调动、逝世或其他原因，坚持下来的只有狄考文和富善两人。关于《新约全书》的翻译整理，据丹尼尔·W·费舍《狄考文传》所载：“1891年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修订委员会大会后，经过组织安排，进一步做了分工，每位成员负责《圣经·新约全书》的一部分，然后按照以下方案进行下一步工作：每位成员首先认真修订或翻译他所负责的那部分，之后把翻译好的文稿发给其他人校阅，接着再把他们的修改意见分栏写在对应文稿的旁边。接下来，最初的那位翻译者在采纳了其他人的意见后，开始准备递交给委员会最后定稿。”对于这个译本，狄考文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真诚写道：“要注意到我们仍然还有完善修订的余地，还可以减少很多缺陷。我个人觉得还有相当多令人不太满意并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生硬直译的篇幅以及使用外国习语从而破坏了整体风格之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很多在最初看来很奇怪和不能达意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在后来看起来使用得非常好甚至很巧妙。”（《狄考文传》）
与他的老师狄考文有同感，王宣忱对前期定稿的《新约全书》译本也不很满意。为此，他在《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出版后，又来到济南，在齐鲁大学神学院一边教书，一边进一步深造，学习了希伯来语、德语，并搜罗不同的《圣经》译本作为参考，决定自行重译《新约》。
有关重译《新约》的过程，韩同文《民族拓荒者》一书记载：“（王宣忱）除了中英文之外，他也精通希伯来原文，由他执笔各教派合作编译的《圣经》虽获好评，但与原文对照尚有不足之处。王宣忱恐怕教徒有所误解，他便立志精益求精进一步重译。狄考文逝世后，他入神学院深造时，便广泛搜罗不同译本作为参考，1930开始重译，重译时力求文字流畅，并与原文详加核对，反复辩证、细心考查，每每废寝忘食，每编译一章脱稿后他便高声朗诵，多者百余遍。”
自1930年起，王宣忱用了三年时间自行翻译《新约》。他以伦敦的拉丁文译本为蓝本，参照1901年在纽约印行的英译本，并参考五六种中译本《圣经》，译成《新约全书》，于1933年11月由青岛中华基督教会出版，这是第一本由华人独立翻译并出版的中文《圣经》。该书出版后，因种种原由，流传并不广泛，但对研究《圣经》的学者，却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当时，在国内外，由个人牺牲如此巨多的时间、消耗巨大的精力和金钱来做这样一项工作，实属罕见。王宣忱的巨大付出，为他在山东基督教会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有人戏称他为“山东教皇”。
3．总结文会馆办学经验，主持编写《文会馆志》
1906年王宣忱出任潍县南门里大街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担任广文大学校董。为展现登州文会馆的历史概貌，总结文会馆办学经验，解答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办学疑问，王宣忱和同学、时任广文大学理化教习刘玉峰（字蓬山）一起，多方查询，广征资料，主持编辑了《文会馆志》。
“大学之始在登州，大学之师在文会”。文会馆自1862年创办到1902年与广德中学合并成立广文大学，历时40年，发展成为中国最早最优秀的大学，为中国新式学堂发展培养了大批师资，被誉为“中国教师养成所”。戊戌变法后，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 但苦于没有西学教师，登州文会馆毕业生被“抢购”一空。据王宣忱编著《文会馆志》时统计，至1904年迁往潍县并入广文大学，文会馆领取毕业凭证的毕业生共有205人，没毕业的有200名。其中成为牧师传道的33人，从事教育工作的达到106人，北至沈阳、南至云南，文会馆毕业生分布于全国16个省份，先后任教200多所学校，后来连文会馆的肄业生也被聘去。上海最早最大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当年有文会馆三名毕业生任教。中国现代第一所中央官办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一次聘任登州文会馆12名毕业生，以致整个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只有一名不是文会馆毕业的。袁世凯办山东大学堂，一次聘用文会馆毕业生20多名，并且办学所用的课本、教学内容、仪器、规条，甚至连预算和经费开支的方法等等，均为一色的“文会馆蓝本”。文会馆毕业生不但供不应求，而往往一个人要在两所以上学校任教。山西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交大前身)、上海震旦大学、南京汇文书院(即金陵大学)、江南高等学堂(今东南大学前身)、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前身)、长沙雅礼大学堂、杭州之江学堂(今杭州大学前身)、开封府高等学堂、福州公立会大学堂、南京陆军学堂等以及各地中小学堂几乎都有文会馆毕业生任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这个历史时期，登州文会馆对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合并成为广文大学后，学校沿袭并进一步完善了文会馆原有的制度、课程、教学和管理模式，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大幅度提高，但因时人不知其详，产生了一些误解。为澄清广文大学的渊源，展现文会馆办学的真实情况，留住对登州文会馆的记忆，王宣忱和刘玉峰一拍即合，决定一起编辑《文会馆志》。1913年《文会馆志》编辑出版，广文学堂监督柏尔根（Paul D.Bergen）为其作序，内容有传记、历史、选录、同学齿录、同学像谱五部分，收集了狄考文、邦就烈、赫士、柏尔根等人的传记，同文馆创立、屋场、学科、条规、收录、考验、图书、仪器、立会、职任、经费、成效等办学情况，选录了广文学堂简章、文会馆辩论会章程、文会馆唱歌选抄十篇等资料，详细记录了文会馆和广文学堂毕业生、选学生及部分未毕业生的籍贯、就业和现状等有关情况，保存了文会馆多数师生早期的珍贵照片，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最完美的一部校史。
为解答疑问、阐述清楚文会馆到广文大学的由来和办学宗旨，王宣忱在选录《广文学堂章程》时作的小序中写道：“文会馆迁於潍邑更名广文，一切规则课程与时俱易，我辈同人每以不知为憾，逐年来函问者不知凡几，今特将现行简章附印於下，俾有志来堂肄业者得窥门径，或思慕母校学堂者，藉知沿革焉。王元德赘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宣忱在《文会馆志》真实地记录了学生创立各种会的有关情况，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高等院校最早的社团活动记录：“兰亭莲社古今传为佳话，况事关道学，可以劝善规过，可以赏奇析疑，使同学少年，不至荡检而逾闲岂，倘所谓会友辅仁者也，作立会章。按前清所颁学堂章程，学生立会有干禁令，盖恐纠集成党，斯风潮易起也。然苟于学问道德有所裨益，则学生立会，原自无妨。本馆立会名目颇多，成效甚著，谨次序其事于下。”当时校内主要有辩论会、传道会、勉励会、戒烟酒会、赞扬福音会、新闻会、青年会、中国自立学塾会等八个会。关于立会的缘由，王宣忱也作了分析：“诸会之立，厥有二端：一由强迫，一由自愿。夫所谓强迫者，学生不必自愿而监督督率之，著为学课之一，其规条悉由学生议，监督不为断定，惟从旁指教评论之，使学生择善而从，所以养成学生自治自立之心也，如辩论会是已。夫所谓自愿者，由学生首先发起，监督因而赞成之，全体学生不必悉为会友，章程规条均由学生议决，而监督不与闻焉，所以培植学生自重自善之心也，如青年会是已。”当时，在各个会中，学生参与最广泛、最主要、活动也最多的是辩论会，但对外、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却是青年会和中国自立学塾会，开一代先声，成为中国基督教自养、自治、自立办教会和学校的先驱。
三、发起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成为早期“三自”运动的领袖
1．发起建立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脱离外国教会独立创办教派
脱离外国教会，独立办教派，是早期中国基督教徒的愿景，并为此走过了艰辛的历程。王宣忱作为早期基督教徒的的杰出代表，与山东的基督教自立会的先驱们一起，在自养、自治、自立“三自”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改为“自养、自治、自传”）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早在1885年，文会馆首届学生邹立文与来即墨七个基督教长老会支会传教办学的丁立美、贾玉铭、李时和等文会馆毕业生在狄考文支持下，发起成立了山东酬恩布道会，宣布脱离美国长老会自己独立；1898年自己筹集资金，成立中国自立学塾会，要脱离外国教会自传、自养、自立办学校，但因文会馆毕业生多数做教师，收入很少，虽尽力捐献，筹措到资金仍十分有限，无力自立，只是在潍县南乡洼里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小学。1901年，文会馆毕业生刘寿山、刘梅卿夫妇在青岛开埠建设中经营地产，收入颇丰，多次捐献房产和巨款，自立会才名符其实，走向自立。于是，刘寿山夫妇在青岛与志同道合的文会馆同学丁立美、韩振纲等，文华馆毕业的谭玉峰、谭岳峰兄弟及商会道友隋石卿等人，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基督教自立会。其后，文会馆毕业的刘树德（字滋堂）、曲秀状（字子元）等在烟台，李道辉（字岸光）、周书训（字铭九）等在潍县创建自立会。
期间，王宣忱在潍县出任南门里大街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热心教会工作，利用执笔翻译《圣经》和主编《文会馆志》的机会，广泛联络文会馆毕业的校友，与文会馆毕业的杰出校友代表丁立美、贾玉铭、刘寿山等人广泛接触，积极参加基督教自立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宣传博爱、民主、共和思想，很快即脱颖而出，成为了自立会和青年会的领袖。
在辛亥革命胜利的鼓舞下，为创办山东全省性的自立会，1912年，刘寿山、王宣忱、李道辉等一批有资望的信徒在青岛召开会议，倡议创办基督教自立会，“除去依赖性质，唤起自立精神，以期民国肇造，圣道播兴，奠共和之幸福，促人群之进化”。
1913年，刘寿山、王宣忱召集青岛、济南、烟台、潍县等地自立会代表在济南集会，决议成立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由刘寿山代表自立会呈请山东都督周自齐和济南商埠局长蔡序东，请求拨给土地，建立自立会的教堂。呈文很快被批准，在济南经四路小纬六路附近划给土地20亩，并批准地租永远豁免。刘寿山、王宣忱等人立即筹资在此修建教堂。1915年，临时礼拜堂、布道室、招待室等建筑完工，医院、小学等亦次第举办。 8月21日，在济南召开了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成立大会，大会推选刘寿山、王宣忱等23人为董事。该自立会章程规定：(一)不受西方差会援助；(二)各地教会平等； (三)牧师之任免须经总会同意；(四)总会设董事会主持会务。
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是中国教会宣布脱离外国教会自己独立创办的教派，坚持自养、自传、自立办教会和学校，在“三自”运动中起到了榜样和引领作用。
2．聆听孙中山报告，矢志实业救国
辛亥革命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清帝退位，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早期在广州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院读书，接受西式教育，树立民主共和思想，受洗礼加入基督教，是忠诚的基督教徒。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被迫将总统之位让给军阀袁世凯。袁世凯篡权后，镇压革命力图复辟帝制。1912年8月25日，孙中山改组同盟会、统一社会党、国民促进会等五党派为国民党。为重整旗鼓继续革命，孙中山到全国各地发表演讲发动群众。1912年9月28日，孙中山在青岛基督教自立会和青年会领袖刘寿山、隋石卿等人的争取和支持下，突破德国殖民当局的重重阻挠，到达青岛。
9月30日，孙中山到青岛基督教青年会发表演讲，王宣忱应邀出席演讲报告会。孙中山在演讲中强调“青年在革命中的先锋带头作用”，高度评价“基督教青年会是以体育、智育、德育改良人类来救国的好团体，是全国所欢迎的”。他鼓励青年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并发出了“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大办实业救国”的号召。孙中山号称“孙大炮”，演讲十分富有感染力和鼓动力。作为自立会和青年会的领袖，王宣忱听了孙中山的报告，热血沸腾，暗暗下定决心，要创办实业，回报社会，走实业救国之路。在孙中山的鼓动下，基督教自立会和青年会掀起了实业救国的高潮。
3．主持修建济南自立会大教堂，开中国自建大型教堂先例
为更好地为教会服务，1918年，王宣忱在济南担任基督教青年会董事兼德育干事。1920年，王宣忱被推选为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董事长，担任进德小学校长、进德中学董事。期间，王宣忱主持修建了由中国人自主设计、独立建设的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大教堂。
大教堂位于济南经四路小纬六路原临时教堂原址，1924年始建，1926年落成，为济南最大的基督教堂，也是济南商埠地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教堂由王宣忱与刘寿山、隋石卿、孙乐坤、刘希圣、孙修伍、李道辉等自立会会员集资，王宣忱主持建设。该教堂是第一座完全由中国人投资、设计、建造的基督教大型建筑。其设计者为自立会创始人之一、潍坊寿光籍牧师李道辉之子李洪根，施工建造者为桓台籍建筑商杨长利、杨长贞两兄弟。教堂坐北朝南，平面为“工”字形，主体建筑高两层，地下一层。其南立面东西两侧为四层高的塔楼，塔楼为正方形，顶部为方锥形铁皮塔尖，两座塔楼之间是带巴洛克色彩的大厅山墙，大厅前面是高高的石台阶，整个主立面以横向线条为主。其底层为毛石砌墙，二层以上为红砖墙、红瓦顶，色彩鲜艳明快，立面造型质朴庄重，以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手法为基础，并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部分形式（例如使用了大量的长方形门窗，而不是西方惯用的半圆形拱式门窗），与整个商埠地区西式建筑的设计风格相融合。
大教堂占地20亩(1.33公顷)，建筑面积1763.5平方米，建有礼拜堂一座及楼房、平房300余间，附设“进德小学”一所。整个工程未受到外国资助，首开中国人自建教堂的先例。教堂建成后完全由中国人管理，是一所完全属于中国人的基督教堂。
3．创办华北商行实业救国，首倡建设济南麻风病疗养院
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济南商埠经三路到经四路、小纬六路到大纬六路以及小纬六路建有整街的商品楼房，靠出租房产以自养。为响应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号召，王宣忱创办“华北商行”，将弟弟王元亮从家乡招至济南，承租自立会的房屋，专业经销发网（旧时女性挽簪，用来兜头发用的一种织网，主要是起束发和固定作用），从此走向“实业救国”之路。
据王宣忱的二女儿、侨居美国的音乐教育家王复生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一文中回忆，“那时父母都是教会负责人，记得父亲常说赚钱不为别的，是为教会。我知道为盖教堂，欠了很多钱，在父亲去世之前才将所有欠款完全还清。父亲常说，他一生的目的就是传教，不是外出传教，而是盖教会、办教会学校来传教。”
民国初年，“麻风病”流行，这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王宣忱在传教过程中，看到民间用中药治疗麻风病，很有效果。于是，联系一直在青岛从事治疗麻风病的校友黄祖高（字祝三）医生，与他一起来到母校齐鲁大学协商能否建立一个机构治疗麻风病人，使医治工作更有成效。齐鲁大学成立于1917年，由潍县广文大学、青州共和神道学堂、济南共和医道学堂三校合并而成，结束了1904年以来基督教共和大学四科三地的分散局面。同年，南京金陵大学的医科和汉口“大同医学”两校师生，也并入基督教共和大学。为了适应学校扩充需要，学校筹巨款200余万元，在当时济南市南关新建门外，建筑校舍，创办新校，正式定名为齐鲁大学，对外和在教会内部仍称基督教共和大学。
在王宣忱和黄祖高的倡议下，齐鲁大学与英国麻风会进行了接触，麻风会伦敦办公室安德森（Anderson）先生和该会驻华代表傅乐（Fowler）博士访问了济南，制定了建设一所麻风病疗养医院的计划。由齐大医学院院长、皮肤病教授海贝殖（LeRoy F.Heimburger）博士负责这项工作。
1925年，山东中华基督教会董事长王宣忱与英国麻风病会社团负责人签署协议，由双方共同出资，在千佛山北麓共同创建济南麻风病疗养院。1926年竣工并接收病人，院长为美国人海贝殖、副院长为中国人孙吉祥（字愿慈），其医疗工作由齐鲁医院皮肤科担任。医院有病房34间、病床50余张，可容常住病号50余人。起初只收男性病号，后来也接纳女病人。在当时麻风病治疗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济南麻风病疗养院在探索麻风麻治疗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创办企业苦心经营，走实业救国之路
1．拾金不昧赢德商信任，办山东省第一家长途客运公司
王宣忱在主持济南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期间，因教会工作和华北商行经贸需要，经常往来青岛。期间，因拾金不昧而结识德国商人，合资创办了山东第一家长途客运公司。
据王宣忱的外孙、小提琴演奏家李厚义在《缅怀钢琴教育家王重生》一书中回忆：“外祖父王元德在青岛栈桥拾到两大包巨款，憨厚老实的外祖父竟死心眼等了两天两夜，终于让物主找到，得以物归原主。物主是一位德国人，一定要给王元德一笔钱作为酬谢，可是他执意分文不收，这一拾金而不昧的行动使物主万分感动。于是决定请王元德办工厂，由于王一生非常勤劳，为人诚恳，宽厚，人缘极好，因此，办事左右逢源，先创办的长途汽车客运业务，后与美国企业家合资创建的中美冷藏库股份有限公司，出口冷冻鸡蛋业务以及自己创办的华北酒精厂都相当成功。”
著名爱国实业家陈孟元的第三子陈锡早在回忆此事时，讲述更为详细。他说：有一天，王宣忱在栈桥散步，在一个长条石凳边捡到两个黑提包，王宣忱静候到天黑也没人回来。无奈之下，打开提包，发现里面全是德国马克。为了等失主拿回这笔巨款，王宣忱一直在原地等候了两天。最后，终于等来了提包的主人——一位德国商人。这是一位“淘金者”，从德国来到青岛创业，不料创业尚未开始就先把全部创业资金丢失了，也幸亏遇到王宣忱，才失而复得。
这位德国商人对王宣忱感激万分，在交谈过程中他发现王宣忱不仅人品好，还受过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是他外语能力很强，不仅能讲英语，还会讲流利的德语。这正是德国人梦寐以求的在中国投资的合作伙伴。交谈之后，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意愿。但德国人提出的投资条件却十分苛刻，他首先要求合作的项目上马要快，投入资金后要很快见到利润；其二是收益要高，并且没有风险；第三就是不受原材料与市场影响，企业能够旱涝保收；还有最后一条是，当他在中国赚够了钱，想要回国的时候，能够立刻收回全部投资，而且不受任何损失。这可给王宣忱出了个大难题，因为按照这些要求，一般的工业、贸易、商业都不能满足。经过深思熟虑，王宣忱最后选定长途客运业务，创办“山东长途客运公司”。
当年，山东仅有胶济铁路，其他地区的交通只能靠马车。坐马车旅行，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不仅耗费时间长，而且车钱、饭钱、住宿钱加在一起花费也不小。于是，王宣忱用德国货币马克，通过在华洋行，进口了若干辆长途客车，在本市招募司机，确定路线后，立即开始运营。客运公司除了客车本身，无需任何固定的大型建筑，仅在客运“起始点”与“终止点”张贴布告，顾客无需预订购票，有车就上。行程中随时可以叫停下车，途中招手就可以上车，十分方便。王宣忱最先经营的是青岛至黄县客运线，从青岛去黄县，早上出发，中午前就到了，下午再载客返回。对乘客而言，乘坐汽车不仅舒适而且快捷。
客运公司开办之后，深受广大民众欢迎。不用广告仅靠口碑，生意也十分兴隆。王宣忱又根据客流量及时调整车次，与此同时，又陆续增加新的营运路线，自然也陆续添置了许多新客车，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客运公司，形成以青岛为起点，辐射几乎全山东的客运网络，大大方便了山东人的出行。
客运公司在王宣忱的筹划、经营下办得有声有色，而一句中文也不会讲的那位德国商人，做甩手掌柜也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山东长途客运公司顺利经营了近十年，其时，山东相继在张宗昌、韩复榘等军阀统治下，混战不断，客运业务受到影响，德国人萌生退意，遵照当时的约定，王宣忱立刻把公司出售了。因为经营得好，卖了一笔好价钱。德国人临走时，除了王宣忱辛苦工作的工资，又付给了王宣忱一大笔酬金， 王宣忱利用这笔酬金，开始了新的创业。
2．合资建设冷藏库，冷冻鸡蛋出口欧美
王宣忱的新创业，选择了与先前完全不同的工业生产领域——建了一个冷藏库，冷冻鸡蛋出口欧美。
王宣忱生于农村，深知农民生活的艰辛。在农村家家户户都养鸡，鸡下了蛋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用来换取生活必需品。每年春天，鸡蛋高产季节，山东地区市场上的鸡蛋供大于求。贫苦的农民眼看着辛苦攒下的鸡蛋卖不出去，也只能干着急。而欧美等西方国家，当时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养鸡场，农民养鸡数量也很有限，鸡蛋价格高而且供不应求。王宣忱看到了这一商机，想到了向欧美国家出口鸡蛋的办法。但鸡蛋易碎、易变质，并不适合长途运输，只适合冰冻后运输，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建一座冷藏库。
王宣忱开始把华北商行迁到青岛时，因资金不足，先与同学袁景奎（字文星）的达记公司合伙，后独立经营，利用青城路石桥洋行冷藏库冰冻鸡蛋，由怡和洋行出口远销英国利物浦及哥拉斯哥等地，经营很成功。后因石桥冷藏库年久失修，设备陈旧，无法与设备先进、资金雄厚的侨资茂昌公司和英商培林洋行竞争，更不能满足进一步大发展的需要。
期间，王宣忱结识了美籍犹太企业家滋美满先生，两人相约共同投资，在青岛普集路上合建了规模大、设备先进的大型冷库，成立了中美冷藏库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冷冻鸡蛋出口。这家冷库由滋美满投资三分之二任董事长，王宣忱投资三分之一为副董事长。冷藏库的选址十分高明，左靠大港火车站，商人们从各地收购的新鲜鸡蛋源源不断通过铁路运进来；右临大港码头，新鲜鸡蛋在经过挑选后，打碎去掉蛋壳冰冻成方盘装入纸箱送往码头，就可以用有冷藏功能的远洋货轮远销至欧美各国。
王宣忱的冷藏库建成后，通过其弟弟王元亮和振泰公司经理杨俊臣，分别在昌乐和济南设收购庄，并在胶济铁路沿线大量收购鸡蛋运往青岛冷藏出口，极大地造福了山东地区的农户，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季节性的供求变化，为山东的鸡蛋找到一个稳定可靠的国际市场。因西方国家鸡蛋售价较高，冷冻鸡蛋出口为王宣忱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此后，随着冷藏业务的发展，公司规模日益扩大，拓展到冷冻鸡鸭鱼肉等产品的出口，华北商行成为在青岛乃至全国都有广泛影响的商贸公司。
3．创办华北酒精厂，用地瓜酿制酒精
冷藏厂的运营步入正轨后，王宣忱又发现了新的商机，于1931年前后，利用冷藏厂前的空地，在普集路上建立了华北酒精厂，利用胶东盛产的地瓜酿造白酒及工业、医药酒精，行销全国。
当时的中国，工业多为洋商所垄断，工业、医药及饮用酒精，全部都是进口，市场上没有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酒精。胶东丘陵多，土地薄，盛产地瓜，用地瓜干作原料酿制酒精，原料多，成本低，去掉其中有毒的杂醇，还可饮用。王宣忱查阅了西方各类酿酒书籍，自己大胆设计，雇俄国工程师可世达负责工艺，决定自力创办酒精厂。
华北酒精厂总资本为22万元，当时王宣忱个人没有足够的资金，拟投资14万元（三分之二）作为无限股东，再筹集8万元为有限股东。因用瓜干酿酒是新生事物，人们都不敢投资，幸亏刘寿山夫妇慷慨解囊，借给王宣忱数万元，华北酒厂才得以顺利建成并开工生产。
这是山东省的第一家酒精厂。王宣忱自任董事长，长子王凤振为总经理，大量生产95度“双凤牌”工业酒精及医药用酒精、“五谷牌”饮用酒精，因质量上乘深受消费者喜爱，誉满全国。
华北酒精厂的这些新品上市后，推动了本土酒精业的发展，还给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等国产酒厂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原料。
我国北方人喜欢喝白酒，也叫白干酒或者烧酒。白酒度数高，多以高粱酿造，但高粱价格贵，造酒的成本也就随之增高，普通百姓消费不起。如能用地瓜干酿制饮用白酒，价格将大大降低，于是王宣忱又开始研制用地瓜干酿白酒。
据青岛文史专家鲁海介绍，地瓜干酿造出来的酒虽然价格便宜，但有一股地瓜味，经过王宣忱与技工的反复研究、试验，终于掌握了去除这种味道的技术，而且生产出的白酒味道醇香，价格低廉，在市场上十分受欢迎，这就是青岛著名的老品牌“栈桥白干”。
华北酒精厂生产的“栈桥白干”是当时的名牌白酒，过去青岛家家户户都喝这种酒，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都十分畅销。
五、回报社会，积极创办文化教育事业
1．发起成立青岛万国体育会，联合经营汇泉跑马场
青岛万国体育会是由青岛滋美洋行经理滋美满和基督教青岛青年会总干事凌道扬首倡发起的，其时，王宣忱的华北商行已迁至青岛，但他还是济南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董事、进德中学的校长。因工作关系，王宣忱与凌道扬相熟，都热心于青年会，支持发展体育事业，做为青岛万国体育会筹委会成员参与发起成立工作，并当选为理事。
滋美满，美籍犹太商人，初来中国时在上海，创办上海滋美洋行经商，期间，与上海赛马会关系密切，热心于赛马，获益甚厚。中国政府于第一世界大战后收回青岛，滋美满来到青岛，开办了青岛滋美洋行，从事进出口贸易，有很强的经济实力。
凌道扬，广东省宝安县(今深圳)人。中国近代著名林学家、农学家、教育家、水土保持专家，中国近代林业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林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晚清留学美国，是中国获得耶鲁大学林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人。回国后先在北京农商部任职， 第一个向当时的中国政府提出设立“植树节”。后受聘于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从事林业宣传与普及工作。1922年12月，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凌道扬出任接受林务主任委员。作为接收大员，直接与日方进行交涉，为收回青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23年，凌道扬担任基督教青岛青年会总干事。热心体育工作是青年会的优良传统，早期的青年会曾发起组织过华北运动会，在远东运动会上夺得过冠军，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根据刘雨生先生的《青岛万国体育会的来龙去脉》所述，青岛主权回归中国之后，青岛滋美洋行经理滋美满因在上海赛马会获益甚厚，于是想在青岛照样设立，经与基督教青岛青年会总干事凌道扬协商，借青年会发展体育的便利，与青岛美国商会会长亚当斯、英文青岛时报经理士大贵、法国领事馆代办塔塔里诺夫和日本交易所兼太和洋行经理片山亥六等人，以及一些华人买办，如华北商行的王宣忱、怡和洋行的何永生、太古洋行的苏冕臣、日本元田船行的丁敬臣、交通银行的丁雪农、明华银行的张絅伯和童约之、朱爱甫及少数爱好体育者等组织筹备会，于1923年12月间拟具章程呈请胶澳督办公署，延至1924年2月，由熊炳琦督办批准，特许租用汇泉赛马场和一切附属设备，以20年为期。1924年6月万国体育会正式成立，理事10人，中外各5人（一说为理事11人，外国5人，中国6人），会址最初设在浙江路2号，后迁中山路曲阜路亚当斯大厦三楼。万国体育会接手马场之后，把马场扩建成国际标准的1000米跑道，组织赛马会，把马场推入纯赢利的商业赛马时代。
体育总会以经营马场为主，从中提取利润，开办平民教育事业，在跑马场增建体育健身的设备，设有高尔夫球、美式橄榄球、足球、马球、曲棍球、网球、棒球、田赛、儿童游艺等运动区域，引导平民健身，促进体育事业发展。
赛马场开办之初，赛马会只限在每年春、秋两季星期日下午举行，随着形势发展，赛马活动广受热捧，青岛汇泉跑马场的名气日益火爆，马票远销北平、天津等华北各地，每逢赛马旺季，华北各大城市的富豪云集青岛，应接不暇，夏季也照办不误，时逢春夏两季的旅游高峰期，还要加场赛马。青岛跑马场成为与上海、香港齐名的远东竞马场。抗日战争胜利，盟军与国民政府于1945年10月25日上午在青岛举行日军投降仪式，地点就在汇泉跑马场。2012年央视电视剧频道热播的电视剧《跑马场》，也是以青岛汇泉马场为背景创作的。
2．投资教育办学校，生活俭朴不忘本
王宣忱不仅是个实业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多次捐款助学、出资建校，并担任过多所学校的校董和校长。
在济南，他主持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期间，筹资创办了两所教会学校——进德小学和进德中学，并担任校长。在王宣忱创办和主持的学校内，他借鉴老师狄考文的办学经验，积极引进西方教学和管理经验，注重学科设置，开齐开全课程，让学生全面发展，特色发展。据王宣忱的小女儿王复生回忆：“我记得小时在济南，我们住的房子是教会学校的教员宿舍，四合院，大门特别高大，是红色的。我和姐姐在院内跳绳、踢毽、跳方，玩很多种游戏。我们很顽皮，也常外出到学校体育场和别的小孩玩捉迷藏。李秀文及她的姐姐，就是我们的小伙伴。那是教会学校，小学生、中学生很多。”王宣忱的外孙李厚仁也回忆：妈妈（王重生）的小学时代，开始是在济南进德小学学习的。……妈妈对钢琴的悟性极高，理解能力极快，一点即通。然而对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则是伤透了脑筋，只要有人提起数学来，妈妈则糊涂的不得了。……姥爷（王宣忱）非常着急，请来郝老先生补课，但无济于事。最后姥爷想通了：“也许郝老先生的话是正确的，孩子喜欢干什么就让她干什么吧，何必勉强她呢？”尽管这些回忆，家庭教育的成份多一些，但还是可以看到王宣忱教育思想的一些体现。正因为王宣忱保护孩子的兴趣，适时引导教育，王重生才成长为一代著名的钢琴家和钢琴音乐教育家。
来青岛后，王宣忱在青岛上海路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担任长老，于1930年创办尚德小学（现上海路小学），亲自担任学校董事长、校长。同时在自立会还设有妇女布道所和诊所，由王宣忱的夫人孟冰仙分管。
除了尚德小学，王宣忱还与美国长老会合办了一所女子教会中学——文德女子中学，也就是现在的青岛八中。期间，他还与美国传教士陶克礼、青岛市市长沈鸿烈、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实业家刘寿山一起为青岛私立崇德中学捐款，建设教学主楼“崇德楼”。
1928年，王宣忱按照德式建筑的样式，在阳信路4号盖了一栋别墅居住，这里临近两所教会中学—— 文德女中与崇德男中(即现在的青岛11中)。据王宣忱的孙女王绍麟后来回忆，小时候，在王家的院子里，时常能听到两所学校传来的琅琅读书声，尽管院落很大，占地1.614市亩，但房屋的装修却很简洁。后院里种着大白菜、韭菜，还有叫不上名的一大片，两棵桑树屹立在东头，有牛棚，堆满了干草，还养了两只羊，院墙上固定有数十个兔子笼架。院子里有一个莲池，莲池的东边是一个漆着墨绿色的四角亭，亭匾上书有“静思亭”，系王宣忱1929年亲笔手书。此时的王宣忱虽然已经是一个有身份也有地位的名人，但他的日常生活却始终十分简朴，平日一件布衣长袍，待人和蔼可亲，像一个乡间的教书先生。他回到家中，稍有空闲，就带领家人和孩子，到后院种菜养殖，生产自养，教育他们知生产之不易，不忘农家本色。
3．回报家乡办教育，拆除庙宇建学校
除了前文提到的学校，王宣忱还在家乡邓家庄出巨资，创建了一所设施完备的西式完全小学。
王宣忱在青岛办实业后，一直念念不忘回报家乡。在他创办经营的华北商行、中美冷藏库股分有限公司、华北酒精厂等，有一大批工作人员都是从家乡邓家庄和邻近村子招的工。据王春梅先生介绍，邓家庄虽然不大，但在外地工作的人口比较多，仅目前在青岛居住的人就有400余口，大部分都是当年随王宣忱到青岛打工的村人后代。
为提高村人素质，让村人接受良好的教育，王宣忱出巨资派人回家乡建筑新式楼房，创办一所完全小学。并在河下村附近购地百余亩，作为学校的基金，让师生参加生产劳动自养。
据王宣忱家乡的老邻居、从上海离休回家疗养的王文正先生（89岁）回忆：王宣忱返乡建学校，推行新式教育，在当时的昌乐县影响很大。王宣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坚持基督教排他的信条，认为其他的宗教都是迷信。在离邓家庄不远、他们的邻村曹家庙子村头有座佛教大庙，香火很盛，周边村人多来此烧香拜佛，以求护佑。王宣忱回乡办学时，借机鼓动学生和家长，并得到村长和部分群众的大力支持，他便率领众人拆除了庙宇并将庙里的佛像砸烂扔到了河里。
当时，曹家庙子村将王宣忱聚众私拆庙宇的行为告到昌乐县政府，王宣忱闻知前往县城拜会时任昌乐县县长王金岳。鉴于王宣忱的名声和威望，王金岳只是安排人对此事略作调解，即没有了下文，不了了之。
周边的佛教徒不解此恨，便四处造谣，说佛像沉往河底时，空洞的泥胎发出咕噜、咕噜的水响声，这是佛祖显灵，昭告世人：“王宣忱不得好死。”若干年后，王宣忱的儿子王凤振和王宣忱相继因病猝然离世，噩耗传来，家乡竟有佛教徒念念不忘旧事，借此散布流言，说这是王宣忱拆庙毁佛的报应，可见此事在乡间影响之大。
六、重视音乐教育，成为当代著名音乐世家
1．夫唱妇随，一对音乐高手
王宣忱在文会馆学习期间，跟狄考文夫人狄就烈学习基督教音乐，学习五线谱和弹奏风琴。狄就烈，1837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Delaware, Ohio），25岁与狄考文结婚来登州，1898年在登州去世。她是一位极有爱心和文化教养的女性，一生在登州传教、办学，没有生育，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登州蒙养学堂和后来文会馆的孩子们。她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引入中国的人。1872年，狄就烈编辑出版了《乐法启蒙》，1907年又以《圣诗谱》为书名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全国发行，载有360多首使用五线谱记谱的宗教赞美诗，并附有讲解西方乐理的《乐法启蒙》。以歌唱和乐器为主的宗教赞美诗，在基督教漫长的传播历史中，形成了深厚的基督教音乐遗产。狄就烈传授的教堂音乐，与欧洲古典音乐一脉相承。王宣忱跟随狄就烈学习西洋宗教音乐，为他建立音乐世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狄就烈在教授音乐过程中，为活跃学习气氛，寓教于乐，不仅教导学生歌唱、识谱，自己创作了大量歌曲作为文会馆校歌传唱，而且还鼓励学生创作，编写歌曲，并收集中国民间曲调，配以新词传唱。据王宣忱回忆，当时文会馆学生自行创作的乐歌达数百首，他在编写《文会馆志》时收录了有代表性的10首，其中有两首出自他本人之手。在介绍这些歌曲时，王宣忱写道：“昔者，文会馆同学一堂，每以讴歌相尚，或行赛论会，庆贺毕业生，尤须预事演习，兴高采烈。累年所积，计数百篇。兹择词谐调和，长幼乐咏者，排印于左。苟吾辈同学邂逅相遇，按谱歌之，不特当年情况宛在目前？即此文会馆志亦活动生趣矣。营陵王元德。”
《文会馆志》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保存了我国近代早期的10首“乐歌”，这些歌曲的曲名、作者依次为:《乐赴天城》(刘玉峰)、《赏花》(周书训)、《夏日》(冯志谦)、《快乐词》(孙象乾)、《逍遥曲》(綦鸾翔)、《恢复志》(冯志谦)、《仁寿歌》(王元德)、《得胜歌》(连志舵)、《快活之日》(王元德)、《爱国歌》(刘玉峰)。
1908年，王宣忱与孟冰仙女士结婚。孟冰仙（1881—1978），山东潍县人，毕业于潍县乐道院文美女中，是热心教会事业的忠实教徒，夫唱妇随，为唱诗班演唱赞美诗歌弹琴伴奏，对教会、亲友、教徒竭尽全力，公而忘私，先人后己，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新女性。据王宣忱的孙女、侨居美国的著名钢琴教育家王绍麟回忆，“祖母性情刚烈，自放缠足，信奉上帝，好学激进，三十岁学钢琴，四十岁学英文，在上个世纪初期，是女性中极为罕见的，两个姑姑的钢琴造诣和她严格的督促是不可分割的。”
王宣忱与孟冰仙一生共育有两子三女，长子王凤振（1909—1941），次子王凤文1912年早逝，长女王凤慧1916年早逝，次女王凤恩（1919—2001）、后改名重生，三女王凤华（1921—2006）、后改名复生。
关于王重生、王复生两姐妹的改名，综合李厚仁《追思母亲的往事》和孙基亮《走近王重生先生》两文的记述得知：王重生和王复生姊妹年幼时，得过一场猩红热（一说为肺炎），险些送了命。先是姐姐先得病，继而传染给了妹妹，两人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试过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家里人都已经绝望，甚至已经备好了两口小棺材。因为在此之前，已有两个儿女患此病，医治无效，先后去世。王宣忱夫妇忍受着连续失去爱子爱女的巨大悲痛，日夜守护在持续高烧、呼吸急促的两个女儿身边，双双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边祈祷，一边不住地用酒精拭擦帮她们退烧，一连30多天，奇迹终于出现了，两个孩子退了烧，恢复了生机。喜极而泣的王宣忱夫妇为了庆贺两个从鬼门关回来的孩子，给她们改名为重生和复生以示纪念。
王宣忱创作了不少赞美诗，在家中，每有创作，都由夫人孟冰仙按琴试唱。1930年以后，王宣忱在青岛上海路基督教堂作为牧师讲道，孟冰仙给唱诗班抚琴，他们的女儿王重生和王复生自幼受父母影响，耳濡目染，渐渐喜爱上了音乐。
据王复生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回忆：“（父亲）每日回家后，仍抽时间重新译写《新约》、编写歌咏班的圣歌，教大家唱赞美诗。每星期日，教徒作完礼拜，便到家里来练唱赞美诗，母亲弹琴伴奏。我和姐姐后来专修音乐，也是受到父母的影响。”
2．编译出版《颂赞诗歌》，宣传和平歌唱祖国
1911年，华北长老大会在济南开会，推选王宣忱等七人担任“编辑圣诗”委员，曾经出版过一本赞美诗，向全国颁发。事隔20年，王宣忱认为赞美诗有必要根据需要，加以增广，就对全国的教会用的赞美诗进行采集筛选，并编好了新目录。但当时全国六大公会也组成了一个圣歌委员会，正在编写六大公会同唱的“普天颂赞”赞美诗，王宣忱得知后只好暂时搁置自己的编辑计划。
1936年“普天颂赞”赞美诗问世，王宣忱看后觉得毛病不少，他决定重新翻译整理旧稿，在圣经赞美诗的基础上，也吸收“普天颂赞”的几首，加以增订。在曲子元、刘滋堂、陈瑞庭、张作新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音乐家协助下，请毕蔚坪为钢琴伴奏，邓余鸿为指挥，每周日在中华基督教堂由圣诗班演唱。每首诗歌作成（翻译或创作）之初，都由孟冰仙女士按琴试唱，夫妇对词曲逐节逐首仔细推敲，然后定稿。经过了3年的艰苦努力，汇集公共礼拜用赞美诗633首，歌咏团用35首，终于编成一本王氏赞美诗，起名《颂赞诗歌》。1940年9月15日山东中华基督教会董事会在青岛开会，王宣忱将自己编译的赞美诗作为草案提请会议审议，受到一致“嘉许”。 1941年9月9日《颂赞诗歌》在青岛出版。
《颂赞诗歌》出版，时值抗日战争，身陷敌占区的王宣忱，通过自主撰词和重译圣诗的方式，谱写了不少赞美祖国、祷祝和平，反对战争的诗篇。
在王宣忱撰写的《我爱中华》《美哉中华》等诗作中，处处充盈着爱国思想和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在他重译的《平安平安》《有平安么》等诗作里，祈求和平，反对战争；甚至借诗作《战敌罪恶》《起来起来》《得胜歌》等，鼓舞士气，支持抗战。
《颂赞诗歌》里的不少诗歌，用词典雅，曲调优美，不止基督教徒喜爱，在社会上也有一些广为传唱。据原省立昌乐中学的一位老校友回忆，在1940年代初期，学生中传唱的《离别》，“从学共一堂，甘苦一齐尝，忧患同担起，欢乐共颂扬；此宵烛泪滴，明朝骊歌唱，今日暂别去，相聚在他乡。”就是王宣忱撰词，出自《颂赞诗歌》。
3.送女赴美留学，成就岛城乐坛姊妹花
受王宣忱夫妇的影响，王重生、王复生姐妹自幼就喜爱音乐。李厚仁在《追忆母亲的往事》一文中回忆，“妈妈（王重生）的小学时代，开始是在济南进德小学学习的，每到星期日，便会到教堂里去聆听赞美基督的圣诗和伴随着教堂里的风琴声，自然地抒发着自己对基督耶稣的崇拜之情。从琴声中知道世界上竞会有如此美妙的声音，欣喜若狂的妈妈，便深深地爱上了音乐，日后每当提及往事时，她仍对那初次的琴声记忆犹新。从六岁开始，妈妈便接受了钢琴教育，而妈妈的启蒙老师则是姥姥。姥姥指导着妈妈，从初入琴海的第一天起，她那颗孩童的顽心，便被那美妙的旋律俘虏了。妈妈立志要在钢琴音乐的天地里，探索它的奥妙，领略它的幽雅，企盼它的未来。”据王重生后来向青岛电视台记者黄晓晨回忆，“王重生打小就从母亲那里得到了钢琴启蒙教育。不过一开始学琴，王重生很不情愿。母亲领着老师到家里来教她学琴。哎哟，她把手指头弄破了，叫老师看她手指上的绷带。老师看了看，对母亲道：‘改日再弹吧。’王重生一听这话高兴坏了，等老师一出家，她就把手指头上的绷带拿了下来。噢，原来她是装的，刚才全是跟老师编瞎话，为的就是不弹琴。”（《教堂的钟声与钢琴的旋律》）
王重生、王复生姐妹随父母从济南来到青岛后，在圣功女中(今青岛七中)读书，圣功女中的特点是英文课和音乐课好，而恰恰这两门课是她们姐妹二人的特长，对于数理化，王重生不如她的妹妹王复生，王复生在全市中学生会考当中，进了前八名。据王宣忱的女婿、王重生的丈夫李忠桥回忆，“1936年，王重生在圣功中学读高中，有机会去汉城梨花大学音乐系学钢琴，王宣忱托青年会郭金南总干事带她赴校报到，师从金玛丽教授，经过一年的勤奋学习，弹琴的技巧进步很快，她对钢琴情有独钟，感到琴苑的美景妙不可言。”1937年，王复生考取了美国公费大学留学生，王宣忱决定让王重生陪同妹妹自费去美国留学。两姐妹一起留学美国俄亥俄州玛利曼斯（Mary Mance）大学，专修钢琴。
1937年，两姐妹搭乘美国“总统”号万吨豪华客轮赴美，在俄亥俄州玛利曼斯大学专攻钢琴。在留美的四年里，两姐妹通过正统的美式教育，在钢琴专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也学到了纯正的美式口语，提高了自己的英语水平。1941年，玛丽曼斯大学钢琴系的毕业演奏会上，这一对姊妹花共同演奏，两位姑娘的手弹出了最美妙的乐曲，全场每个人的心弦都被拨动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几个美国机构提供优惠待遇要姊妹俩到他们那里去发展，但是姊妹俩惦念着祖国，惦念着青岛，惦念着父母，她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
为展示两姐妹的留学业绩，王宣忱为两姐妹举办了一个专场音乐会。音乐会在青岛兰山路大礼堂举行，近两个小时的演出，有独奏、合奏、独唱等节目……音乐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两姐妹年青漂亮、气质非凡，穿着一样的白缎子长旗袍，一样的白高跟鞋，卷发梳得非常整齐，一切一切显得那么高雅圣洁、华贵优雅，再加上两姐妹娴熟的演奏技巧、悦耳的旋律节奏，犹如春风细雨，浸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田，台下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王宣忱夫妇望着台上的两个女儿，幸福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从此，青岛的各种音乐会上都少不了这对姐妹，1947年的青岛夏季音乐会、1948年在青岛市礼堂(今青岛音乐厅)举办的赈灾音乐会，两姐姐或弹奏或歌唱，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到周六周日，两姐妹还会去兰山路大礼堂，参加小型的音乐会和舞会，驻守青岛的美国海军小乐队，也慕名前来为两姐妹的演出助兴。当时，青岛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两姐妹的琴声和歌声，她们是不少音乐爱好者崇拜的偶像，是名动一时的“岛城音乐姊妹花”。
4.教绎绵延人才辈出，成为著名的音乐世家
王重生、王复生回国以后，王宣忱安排两姐妹分别在文德女中和圣功女中担任教师，教授音乐课和英文课，同时让她们指导和带领着江苏路基督教堂的唱诗班，并为唱诗班伴奏。此后，王重生一直在青岛从事钢琴教育，在中国最早采用留学时从美国带回的《汤姆森(John Thompson)简易钢琴教材》，该教材在接受音乐的丰富美妙和声上、在乐曲整体布局上，在多种触键学习上、五线谙的高低音区视谱上、音响丰富上和音乐形象的描绘上，都大大优于当时国内统用的德国拜耳（Beyer）钢琴教材。王重生艺德双馨，桃李满天下，是青岛著名的钢琴教育家，培养出的学生多次在国内外各类钢琴大赛中获奖，现在国内外不少知名的钢琴演奏家如王并臻、周美玉、苏瑞卿、邓秋云、于光远等，都是她的学生。鲍惠荞、周广仁、老志诚、凌元、陈比钢、杨俊、施光南等中国老一代音乐家曾多次莅临青岛与她交流切磋技艺，考察选拔音乐人才，共同分享育人的快乐。王复生先后在山东大学和北京辅仁大学任教，与中国著名的声乐家沈湘、赵梅伯等共事。在辅仁大学期间，曾由老志诚教授钢琴伴奏，在北京饭店及天津青年会礼堂举办独唱音乐会，报界宣传，轰动一时。1947年后再度赴美求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硕士，毕业后旅居美国加州，是著名的美籍华裔音乐家和钢琴教育家。
王宣忱的孙女王绍麟早年在王重生指导下学习钢琴，是19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高才生，现旅居美国加州，任美国西南音乐节钢琴评审、加州青少年巴赫钢琴比赛L分会主席，Lillian Music publish和Lillian piano Studio负责人，是著名的钢琴家和钢琴教育家。
王宣忱的外孙、王重生的次子李厚义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是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曾作为国家外事接待首席小提琴手为董必武副主席、古巴总统等中外领导人演出；现旅居香港，是香港泛亚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师。王重生的长女李厚礼是青岛艺术学校的钢琴教授，是青岛音乐家协会理事、键盘评委会的主任。长子李厚仁、小女李厚信也都有很高的音乐造诣，在青岛从事钢琴教育培训工作。
王重生的孙子李传韵更是现在蜚声世界的小提琴演奏家，11岁赴波兰参加第五届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少年组的比赛，高超的技巧，成熟的音乐表现征服了所有的评委，被一致推举为第一名，成为此项赛事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冠军，有“天才神童”“小提琴王子”的美誉。《人民日报》（1995年）曾这样评论他的演奏：“音乐会上最精彩的一笔由来自香港的小提琴家李传韵涂抹而成，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小演奏家在分量极重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中向人们展示了他成熟的诠释和过人的技巧，使人有理由相信这就是一位未来的大师。”2002年李传韵录制了由著名导演陈凯歌执导的电影《和你在一起》的全部背景音乐小提琴独奏部分，并饰演了电影中的一位美籍华裔小提琴家，获得国内外广泛好评。美国《华盛顿邮报》评价电影的小提琴演奏时说：“可能在电影里最迷人的角色是影片中出现极少的李传韵，由奇才小提琴家演奏的让人透不过气的音乐，贯穿整个电影。”“李传韵演绎的精确程度简直令人以为作品是出自他的手笔，实在令人惊讶。”“天赐才华让他的手指于琴颈上下雀跃飞舞——他像是为小提琴而生，小提琴就是他的一部分。” 同年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李传韵应邀回港举行庆祝演出，受到江泽民、董建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近年来，李传韵先后与世界各国著名指挥家尼米·亚维、欧克·卡本、莱瑞·莱克利夫等合作，多次与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交响乐团一起，在世界各地进行演出，并多次举办个人音乐会。李传韵的演奏以速度、难度、力度、感度称雄世界小提琴乐坛，世界各国音乐专家、媒体无不极尽形容地赞叹其演奏技巧，无不为他急速眩晕、变幻莫测的演奏所迷惑、所炫艳；无不为他感情澎湃直抒天意的风格所欣喜、所感慨；无不为他淳朴温良的性格所亲切、所喜爱。享誉世界的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瑞奇评价道：“如果中国渴望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家出现，那么李传韵就是。他演奏一流、速度惊人、极富乐感而气质非凡，他具备所有成功的条件。”此外，王宣忱外孙女李厚信之子黄栋，在舞蹈方面有特殊的天赋，留学美国芭蕾舞学院，编导并演出了芭蕾舞剧《恒河之声》，成为有名的芭蕾王子，2002年获得中美艺术协会颁发的“华人杰出艺术成就奖”。
七、祸不单行人长逝，身后资财尽归国
1．谋发展多种经营，囿时局几经挫折
虽然抱着“实业救国”的宏大理想，苦心经营，但王宣忱实业救国的发展之路也非一帆风顺。由于开发项目过多，受到洋货排挤，华北酒精厂曾一度陷入危机。据《青岛文史撷英·工商金融卷》记载，华北酒精厂由刘恩义牧师、孙修五长老、胡益琛长老和李逢春执事签名以基督教自立会房产作抵押，向东莱银行贷款六万元，至期无力归还，东莱银行要没收自立会的房产，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债务官司；因自立会房产为集体所有，给酒厂抵押不合法，银行败诉；到后来王宣忱有能力偿还贷款时，货币已贬值，给予东莱银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此可见，在旧中国，民族工业要得到生存和发展是何等不易。
正因为深知发展民族工业的艰辛，王宣忱对年轻人创办实业，大力支持。当时，王绍文和曲拯民等在青岛创办丽新染织厂，因缺乏资金，亟需支持，王宣忱得知，慷慨认股，成为丽新染织厂的有限股东。
1938年王宣忱又成立“崂山酒家”，他亲自担任经理兼兑酒技师，亲自采购各种名贵药材，设计配方研制成长春酒、贵妃酒、金桔酒及崂山白酒等名酒，畅销山东各大中城市及上海等地，供不应求。他还用葡萄经压榨、发酵、蒸馏等工艺，精制成“海啤牌”白兰地酒，贮存在柞木桶内置于地下窖藏，七年后取出装瓶成为优质白兰地酒，经专家品评，质量可以和烟台张裕金奖白兰地相媲美。
为扩大实业救国的宏伟计划，王宣忱看到山东西南部内陆地区生产的鸡蛋很多，因交通不方便，远道运至青岛冷冻出口，不但大大增加了运输包装费用，而且历时过久，容易变质。他便筹措资金，在济宁创办华北蛋粉厂，用喷雾法试制出了优质蛋粉。运到青岛华北商行各部门，让职工品尝，都一致认为质量不比进口蛋粉差。遗憾的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出口欧美的各项业务停止，未能批量生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青岛，国有企业和大型的民族企业都被日军军管或为日资侵占。酒精属于战略物资，更不例外。为保护企业不被侵占，王宣忱聘请日本“青岛兴信所”的上之荣藏为华北酒精厂顾问。上之荣藏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日本1914年侵占青岛时是中级军官，中年加入“政友会”，退役后来青岛创设“青岛兴信所”，经营进口设备和出口土产。上之荣藏的介入，让王宣忱的企业在战时免受了日军的侵扰，也为日后有人检举王宣忱的华北酒厂曾为日本人服务留下了口实。
2．手术感染痛失爱子，积忧成疾溘然长逝
1941年10月，正在王宣忱大办实业的鼎盛时期，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宣忱的长子、时任华北酒精厂经理的王凤振患急性阑尾炎住院，不料手术后伤口感染，年仅34岁就离开了人世。王凤振（字孟麟），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协助父亲办实业，在华北酒精厂独当一面，是一个有理想、有前途的青年实业家，也是王宣忱晚年希望之所在。王凤振的不幸去世，对于王宣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笃信基督、一心向善的山东硬汉，在经历了无数次商战的磨难、失去一子一女的苦痛之后，再次忍受唯一伴随在身边的爱子离去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巨大的打击，使他一蹶不振，积忧成疾，患上了水鼓病（肝硬化腹水）。1942年10月，王宣忱突发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63岁。
王凤振娶妻张宜范（儿童教育家，青岛市民盟妇女委员会主任，后改嫁著名海洋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呈奎），生有一女。王凤振去世后，王宣忱为孙女改名为王绍麟，以示不忘父志。王绍麟后来回忆：“先祖父、祖母生我父亲和二个姑姑，因我是王家的长孙女，家人视如明珠，取名王朝霞，……先父王孟麟病逝，我才两岁半，为继承父志改名王绍麟。”
据青岛二中音乐教师李秀文在《缅怀重生姐》一文中回忆：“记得是八月（1941年农历）桂花开的时候，她的哥哥（王凤振）突然病逝，这对一家人的打击太大了，尤其是父母痛不欲生；第二年又在同样桂花开的时候，她的父亲（王宣忱）又得了重病，住进了同一家医院——福柏医院（今人民医院），并且医治无效。两年相继失去两位亲人，而且是家庭的柱石，剩下母女三人，孤寡无助，造成的创伤经久不愈，甚至连桂花的香味都怕闻到。去年王姐有病，要送她去人民医院住院，她执意不去，还痛苦地说到这些往事。”
王宣忱的去世，令王氏家族及其所属企业所有的职工，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他们追怀王宣忱的生平业迹，共拟悼词：“本经纶，为实业，制酒作精，制蛋作粉，转舜富国裕民，宏中肆外。以师友而厂主，视长如兄，视幼为弟，永诀归去，怎不痛哭失声。”
王宣忱去世的消息传到家乡邓家庄，乡亲们感念王宣忱对家乡的贡献，在邓家庄小学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据邓家庄的老人回忆，悼念仪式的场面非常宏大，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了那么多的花圈和挽帐，不少达官贵人或乘坐小汽车，或骑高头大马，匆匆赶来，又仓皇离去。因当时的青岛属日占区，一些国民党要员如孔祥熙、沈鸿烈等人敬献的挽帐和花圈都摆在了邓家庄悼念仪式现场。
王宣忱去世后，先埋葬于青岛万国公墓，直到1976年才与儿子一同移葬于昌乐五图邓家庄王氏老茔。
3．接受改造公司企业归国有，身后寂寞功名业绩人鲜知
王宣忱的猝然离世，将未竟的事业留给了王家这群孤儿寡母。其时，孟冰仙和两个留美归国不足一年的女儿、儿媳张宜范及孙女王绍麟生活在一起。据女婿李忠桥回忆：“岳母孟冰仙，在儿子丈夫相继辞世后，心情一直不好。因家务问题，有一次，只带了一本《圣经》离家去了上海修道院，重生得知焦急万分，亲自去上海把岳母接回家。”在这种情形之下，孟冰仙和孩子们无力于经营，也不懂管理，前期与王宣忱一起创业的弟弟王元亮（卒年53岁）业已因病过世。为了把王宣忱留下的事业继续下去，孟冰仙发电报将正在西北农学院任教的侄子、王元亮长子王凤亭召来青岛，作为资方代理人，经营管理王家的产业。
王凤亭，1910年生，著名的园林专家、植物学家。受伯父、父亲和堂兄实业兴邦思想的影响，自少年时期就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先后在潍县广文中学、南京金陵中学读书，后考入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准备在化学工业领域实现自己的抱负。1930年代初，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特别市的青岛在城市建设、城市园林及旅游等方面发展相对较快，需要大批专业人才，王宣忱希望王凤亭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于是王凤亭在化学系就读两年后转入园艺系学习。1936年，王凤亭大学毕业后，经推荐到山东省建设厅合作事业指导处任技术干事，对山东著名特产果品肥城桃和莱阳梨的生产技术进行改良研究，为提高产量和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王凤亭不愿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做亡国奴，遂远去陕西，在国立西北农学院工作，与植物学家刘慎谔、钟补求二位教授通力合作，创建起国内第一座近代植物专类园——西北植物调查所植物园。1943年接伯母的电报后，不得不放弃专业返回青岛，出青岛华北酒精厂总经理、厂长兼华北商行总经理、中美冷藏库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政府为了尽快恢复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火柴厂、酒精厂等有关民生的企业，一律免征出厂税，酒精厂曾兴盛一时。期间，受抗日战争胜利的鼓舞，王凤亭利用济宁华北蛋粉厂的抽气机，与王乃文合作，在张店创办德兴化工厂，制造碳酸钙。尽管碳酸钙在当时是十分畅销的产品，但因管理不善，最后只好转让。
1948年4月，潍县战役爆发，省立昌乐中学的部分师生和昌乐籍县民流亡青岛，缺衣少食，居无住所。王凤亭在伯母孟冰仙的支持下，腾出部分厂房，收容流亡的昌乐籍学生和难民，避免其风餐露宿，街头流亡之苦。昌潍临时中学成立后，校舍不足，酒精厂又拨发专门的房舍，作临时校舍，供师生使用。当是时，战乱不定，朝不虑夕，王宣忱后人不计得失，服务桑梓学子，使他们虽经战乱，学业不辍，弦歌未绝，实属难能可贵。
1949年6月，青岛市解放。王凤亭将自己掌管的企业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合作，创办起青岛市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华北化学工厂”，由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派员出任经理，王凤亭任技术厂长，这是青岛最早的公司合营企业，后改名为“大信化学工厂”，收归国有后并入国营青岛油漆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陕西西北农学院再次邀请王凤亭前去任教。王凤亭是个学者，经营企业本非所长，又不善于管理，他认为培养更多的人才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比经营实业更有意义。于是又毅然放弃了青岛的各种实业，于1952年重返西北农学院，出任该院园艺系副教授、观赏园艺教研组主任等职。
王凤亭离开后，孟冰仙母女更是无力经营，便以产权人名义，租赁给国营企业经营。其后，华北酒精厂、冷藏库等王氏公司企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收归国有，成为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
“三反”运动期间，王氏家族因王宣忱抗日战争时期聘请日本人上之荣藏为华北酒精厂生产顾问，有为日伪服务之嫌疑而受检举，遭到敌伪财产清理委员会的清查，个人财产除阳信路4号楼作为孟冰仙和孩子的私有财产保留外，其他四幢房产全部充公。文革时期，王宣忱被定性为里通海外、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剥削工人阶级的反动资本家；王宣忱的妻子孟冰仙和女儿王重生一家又因王重生长子李厚仁欲从广州偷渡探望旅居美国的王复生被收监入狱，定为反革命家庭，抄家批斗，家中的钢琴和一些唱片、乐谱等珍贵资料全部作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罪证，或被没收、或被焚烧；王氏后人因此而多遭牵连，屡屡受到不公正待遇。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邦交正常化，王复生作为首批有影响的旅美华侨回国探亲，王氏一家的政治待遇才始有改观，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彻底平反。
改革开放后，回顾评价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重新审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艰难轨迹，王宣忱作为实业巨子、民族工业的拓荒者和杰出代表，再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可惜的是伴随着王宣忱夫人孟冰仙（1978年），女儿王重生（2001年）、王复生（2006年）等亲属和一些当事人的相继离世，尽管有韩同文、孙基亮等民间学者整理挖掘，王宣忱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民间搜集材料、考证史实等较低的层面。近几年，虽也开始引起了学术界有关研究者的关注，无奈，因为历史的原因，留给后人可供研究的王宣忱生平史料太少太少，他的贡献和业绩，更是湮没史海，鲜为人知。
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生命已逝而精神永存。2014年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将“王宣忱与《圣经》翻译”申请列为青岛市“双百调研工程”专项研究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王宣忱，这位《圣经》翻译家、中华基督教自立会领袖、矢志发展民族经济的实业巨子，必将会引起更多人的研究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