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朐播火者高奋
高奋生长在一个战乱的年代。抗战爆发后,他在临朐开辟抗日根据地,带领武工队和敌人斗争,并先后建立了龙山、九山、米山、峰山四个区地方政权,创立了九山、沂山根据地。他担任临朐县长期间,正是临朐饿殍横陈、瘟疫横行的时期,他一方面带领群众开荒种地,治病救灾,一方面组织武工队随时应对反动势力的袭扰。国民党顽八军进占临朐城后,他拒绝转移到外地,为了临朐人民而留下坚持敌后斗争。他带领武工队摧毁反攻倒算的还乡团,严厉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他为了党的革命工作,积劳成疾,终因抵不过病魔的折磨,在37岁时离世。他是临朐县最早的基层党支部书记、临朐革命事业的开拓者和人民政权的奠基者之一,更是深受临朐人民爱戴的红色县长。
本期撰稿:张凤双 徐传国
主编:马道远 副主编:李海滨
值班主任:王兵 美编:王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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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独立营参与五井战斗
高奋
赵家楼村今貌
1936年,临朐赵家楼村党支部开会场景。
五井激战后,《大众日报》刊发社论《庆祝临朐大胜利》赞扬。
1936年,高奋接触到在赵家楼村、孙家小崔村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孙毅民和高启云,遂加入其中,并发展成为一名党员。抗战爆发后,他在临朐开辟抗日根据地,担任中共临朐县委武装部长兼独立团七连政治指导员。他率领县独立营配合山东纵队一支队,打了一场“山东抗战两年来最模范的战斗”。
投身革命成立支部 积极发展进步青年
高奋,原名高启节,1919年出生于临朐县赵家楼村(今属冶源街道)一个农民家庭,9岁入学,酷爱读书,因家庭生活所限,15岁时只念完小学即辍学务农。高奋的母亲心地善良,乐于助人。高奋自幼受母亲影响,喜欢帮助别人。
抗战前,临朐境内匪盗蜂起,祸乱迭生,民不聊生。高奋17岁(虚岁)时,二哥高启孝遭土匪绑架后被折磨致死。家庭的不幸,使高奋对社会更加不满。他经常到老师郭景宪(早年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参加过北伐革命军)家,听他讲有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北伐革命的战斗故事,跟他学武术、练拳脚,立志将来有所作为。
1935年,就读于济南乡村师范的高启芳(即高启云,高奋的族兄)和孙家小崔村的孙毅民,利用假期在赵家楼村、孙家小崔村分别成立活动团体“青年读书会”。高奋、高德福、高启冉、吴宝珠、郭元久、高明臣、郭佃栋及孙海兰、孙清兰、孙布等一批进步青年积极参加。“青年读书会”成立后,利用缫丝做工掩护,秘密学习《大众哲学讲话》《铁流》《读书生活》《八月的乡村》《十月革命》《世界知识》等进步书刊。
1935年6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的“何梅协定”,整个华北笼罩在“亡国无日”的恐怖之中。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发动抗日救亡运动。是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示威游行,得到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的一致声援。当时,孙毅民和高启云在赵家楼、孙家小崔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展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
1936年,孙毅民和高启云根据省委关于到农村建立党组织、壮大党员力量的指示,多次回到赵家楼、孙家小崔一带开展建党工作。其间,高奋请高启云讲革命道理,讲国家的前途,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逐步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推翻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穷人才能彻底翻身。
经过一个阶段的培养考察,高奋、孙清兰、孙安昌、孙池兰、孙吉兰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建立党的小组。同时,酝酿建立党的支部。1936年7月,由高奋、高德福、高启冉三人组织成立赵家楼村党支部,高奋任支部书记。与此同时,成立孙家小崔村党支部,孙芳兰任支部书记。赵家楼村党支部和孙家小崔村党支部,均隶属于济南乡师党组织领导。从此,高奋带领党员,积极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组织青年办起“青年识字夜校”,经常利用晚间秘密组织学习进步书刊,启发、提高青年农民的思想觉悟。这时,他团结教育了一批人,为此后建立革命队伍打下了基础。
歼灭日伪军近百人 五井战斗大受赞誉
抗战爆发以后,高奋经常瞒着家里人,以推盐为名,奔走于益都铁道南北,寻找党的关系,了解抗日救亡的形势。1938年2月底,高奋带领本村及邻村数十名青年农民,去胶济铁路以北寻找八路军。4月,高奋在益都东朱鹿村参加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十支队(后改编为三支队),转战于胶济线南北,打击日伪,破坏敌人交通。
1938年9月,中共临朐县委成立。为开辟临朐抗日根据地,1938年年底,高奋带领部分同志返回临朐,参加县委组建的临朐县独立团,担任中共临朐县委武装部长兼独立团七连政治指导员。1939年1月,高奋随团前往临淄、博山一带,改任四支队二大队连政治指导员,带领战士们与日伪战斗。他处处身先士卒,贏得了战士的拥戴。同年7月,他奉命返回临朐,任县委委员、军事部长。
1939年10月25日,在对日寇的五井激战中,高奋率领县独立营,主动配合山东纵队一支队,歼灭日伪军近百人,《大众日报》刊发社论《庆祝临朐大胜利》,赞誉此战为“山东抗战两年来最模范的战斗”,受到主力部队首长的嘉许。1940年4月,临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高奋任县独立营营长兼公安局局长。
1940年6月,国民党新编第四师配合日寇向山东根据地“扫荡”,县独立营转移到沂水岱庄。独立营与山东纵队一支队三团合并,高奋任该团政治处主任。6月底,临朐形势恶化。为使临朐根据地不致沦于敌手,高奋毅然受命于危难之时,率独立营战士二十余人,返回临朐。当时敌人重兵压境,活动非常困难,又加上和上级的联系一度中断,多次遭到敌人的袭击。在此情况下,高奋率队果断地镇压了赵家庄的铁杆汉奸“憨蛋”,接着把驻高家庄的一个伪军班打散,缴获全部武器,拼力在敌人的坚壁罗网中打开缺口,初步站稳了脚跟。
遇伪军身受重伤 抱病体继续革命
1940年7月20日夜里,高奋与警卫员外出开会回高家庄,途经村南一片高粱地,遇上伪军赵益增部的一个连,双方开火,高奋打伤数名伪军,同时自己也受重伤。高家庄地下党员高善堂、高参三把高奋背回村藏起来,请纸坊医生高德清秘密治疗。三天后,高奋由聂恒庆、李彤云、高启元、高永安等护送到城西衣家庄,藏在衣光荣家中疗养。后为避开敌伪搜捕,衣光荣将高奋转移到丁家路口和郎家洼等村,由可靠群众照料。同年12月,高奋在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奉命赴任益都县大队教导员,同时代理中共临朐县委书记。他与益都县大队长冯毅之密切协作,带领武工队在临朐西部和益都南部山区与敌周旋。
1941年,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日寇为了巩固其后方,到处修碉堡、建据点,频繁“扫荡”。当时,临朐被敌人“蚕食“将尽,县委和县政府的工作已无法进行。根据上级指示,1941年7月,临朐与益都、淄川、博山三县合并,成立益、临、淄、博四县联合办事处。高奋任益(都)临(朐)工委委员、敌工部长。他不顾身体的伤病,带领武工队经常出没于临朐、益都南部山区以及昌乐境内,一直到1943年上半年。
带领全县群众生产救灾
沂山支队帮助临朐农民生产劳动。
1943年,临朐土地大片荒芜,村内十室九空,处处是悲惨景象。高奋担任临朐县委书记兼县长后,以生产救灾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他领导全县党政干部,组织医疗队为群众治病,发动群众开荒种地,重建家园。
建立多处地方政权 开荒救灾发展生产
1943年6月,高奋从益都县大队挑选吴均、王维芝、赵亭等十余人组成武工队,并插回临朐,紧密配合马子英率领的一个班,一面镇压敌人,打击伪政权,一面恢复党的地下组织。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斗争,在八路军山纵一支队的支援下,解放了临朐境内大部地区,并先后建立了龙山、九山、米山、峰山四个区地方政权,创立了九山、沂山根据地。
1943年9月15日,临朐再次组建县委、县政府,高奋担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当时,在蒋、日、伪的残酷压榨下,临朐境内饿殍横陈,加之瘟疫流行,群众除大批死亡外,活着的人大部分逃到沂蒙根据地,或逃荒到胶济铁路北边。土地一片荒芜,村内十室九空,一片目不忍睹的悲惨凄凉景象。临朐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全县38万人,只剩下了8万人,人民群众在死亡线上挣扎。
面对当时严酷现实,县委决定把反奸诉苦、开展生产救灾作为中心任务。在荒芜了几年的土地上生产,既无耕畜、农具,又无种子口粮,就是从老根据地回来的人带回几斤口粮,吃完了还得走,人都站不住脚,开展生产谈何容易。沂山地委很快分配给临朐县救灾口粮、生产农具、种子,甚至送来了牛、羊。一批批的救灾物资从沂北老根据地送来,沂山支队也帮助群众开荒种地。
当时,高奋领导全县党政干部,一面开辟根据地,一面组织医疗队为群众治病,发动群众开展“以工代赈”,生产互助,重建家园。高奋和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同志都到各区、乡组织生产救灾。高奋经常到灾情最严重的米山、嵩右区了解情况,布置任务,深入到村庄和群众一起开荒种地。
一次,王家庄的一位老大爷有事要找高奋。这天,高奋正和群众一起挑着粪上山,凑巧碰见大爷,大爷问:“你知道高县长在哪里?”高奋说:“大爷有事吗?”“我有事要找高县长,你知道他在哪儿?”“有事你就说吧。”“你办不了,我要亲自和高县长说。”高奋说:“我就是高奋,大爷有事尽管说。”大爷上下打量着高奋,见他头戴苇笠,光着上身,肩上搭一条披布,穿着带有补丁的粗布裤子,系着结有疙瘩的腰带,穿着草鞋,一看就是地道的农民,便带着诧异的神情问:“你真是高县长吗?”在旁的同志插话说:“他真是你要找的高县长。”大爷这才相信,赶忙向前两手握着高奋的手攀谈起来。“高县长挑粪上山,下地拉犁,和群众一起抡镢头、拉耩子……”一时成了当地群众流传的佳话。
恶性疟疾迅速蔓延 亲自监督患者用药
身为县委书记兼县长的高奋,面对险恶敌情和群众生活的双重困难,一方面组织战友随时应对反动势力的袭扰,一方面为尽快恢复群众的生产生活而殚精竭虑。
高奋经常告诫同志们,一定要和群众同甘苦,同劳动,只有把生产搞上去,才能吸引群众回乡；只有搞好生产,群众才能落脚安居。因此,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还强调,要珍惜从老根据地送来的每一样救灾物资,一粒种子比金子还贵重,要把救灾物资用在刀刃上。在地、县委及各级干部和老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高奋将劳力组成了不同形式的变工队、互助组等,生产搞得热火朝天,逃荒在外的群众大部分陆续回家。
不幸的是,群众正在起劲地搞生产时,一场恶性疟疾迅速传染开来。特别严重的嵩山、米山两区,大部分区乡干部和群众都染上了可怕的疫病,患者喝水吐水、吃饭吐饭、体温很高。大批人病倒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高奋亲自带着上级派来的医疗队来到重灾区,给群众医病。开始群众不相信这一点点药粉能治病,有的群众说,不花钱的药不管用,药分发到他们手里,被偷偷丢掉,他们情愿到山沟里取“仙水”喝,疫情越来越严重。医疗队的两位队长非常焦急,诊断、用药都正确,他们不明白为何控制不住疫情的蔓延。高奋也焦急地在群众中跑来跑去,他发现群众不相信用药的问题,便找了些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向他们说明药的作用,并说服他们用药。待他们病情好转后,让他们现身说法,并在群众中监督用药。高奋也亲自到病人面前解释药的作用,并端着水帮助群众服药。
看到有人服药病情有了好转,群众很快改变了相信“神水”不相信医疗队的态度,主动到医疗队要药,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药面面不多可治大病,高县长亲自送的药还能不灵?现在的干部比自己的亲生儿女还强。”赞扬的话在群众中传播着。
一次,白沙村有一老大娘病了,她儿子逃荒东北,身边无人照料,高奋亲自服侍,煎药服药,送汤喂饭,一连几天,守护在老大娘身边。在高奋的精心护理下,老大娘的病好了,她拉着高奋的手激动地说:“你比俺的亲生儿子还亲!”在旁的同志介绍说:“这是高县长!”老大娘握着高奋的手说:“你是俺的好县长!”说着热泪顺着脸颊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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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无人区
日军于1938年1月23日侵入临朐,占领县城。之后,陆续在冶源、南流、瓮石山、上林、常庄、大埠山、大关等地设立据点。为了震慑临朐人民,日军大肆杀戮,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仅1938年3月26日一天,日军在唐立店子村用刺刀刺死村民10人,纵火烧毁了全村七百多间房屋；在马存沟村烧毁房屋三百余间,杀害2名村民；在南岳庄村烧毁房屋三百余间和1所学校；在大岳庄村烧毁房屋186间,杀害村民4人,并抢夺大量财物,造成几个村一千多名村民无家可归。同年8月15日,日军“扫荡”龙岗村,将数百名农民围于龙岗村南的沙滩上,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75人,打伤40人。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至1943年期间,日军就制造了107起针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屠杀事件,杀害无辜居民449人。日军在对临朐各地“扫荡”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大肆掠夺人民群众的财物,烧毁房屋,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
国民党军为了盘剥农民,巧立名目,设立抗日捐、胜利捐、警务捐、军事附捐、土地房产税等数十种捐税。初期由各村保长向村民摊派,交不上的被国民党军队抓去,逼着家人拿粮款赎人。吕匣店子村冯立本因交不上款,被保长逼得走投无路,撇下不满10岁的孩子自杀了。因交不上粮款被逼自杀的事件当时多有发生。1942年春,各村普遍不能按规定缴纳捐税时,就由军队直接向村民索逼和抢夺,农民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寺头镇王瑞村王永圣家一天就接到12张要捐的条子。国民党军队的搜刮,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导致大量土地撂荒,群众无法生存,被迫离家逃难。
临朐县多山地丘陵,土质和抗旱能力较差。1941年7月上旬,天气酷热无雨,玉米、高粱、谷子等秋作物减产。同年秋,旱情持续发展,直至1942年夏,夏收减产。1942年秋,又遇早冻,秋作物减产。
1942年至1943年期间,由于日伪军烧杀掳掠,国民党军队横征暴敛,加上严重的旱灾和瘟疫,导致临朐县人民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大量群众因饥饿、疾病死亡或逃亡,全县人口急剧减少,形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组建武工队摧毁还乡团
临朐县武工队员孟广耀(左)和童辉亭合影。
1947年,顽八军进占临朐城。根据鲁中三地委指示,临朐县的党、政、军干部暂时转移外地,高奋经地委同意,执意留下和临朐人民一起战斗。高奋建立了临朐县武装工作队,坚持敌后斗争。
大部队撤离临朐 还乡团反攻倒算
1945年1月,县委在沂山召开干部会议。高奋在会上作了四次重要报告,为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打击封建势力作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
1946年,根据上级指示,临朐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盘踞在昌乐境内的国民党张天佐部队,经常派武装特务到临朐破坏骚扰,高奋亲自指挥地方武装,多次在昌临边境给敌人沉重打击,保证了土改运动的顺利进行。
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其顽八军整编第8师进犯临朐。顽八军虽遭解放军重创,还是进占了临朐城。7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指挥下发动临朐战役,准备攻占国民党军队踞守的临朐县城,高奋带领地方武装配合大部队作战。由于突如其来的连天暴雨,临朐城外的弥河河水猛涨,解放军人员的武器运输严重受阻,炸药也被大雨淋湿。与敌人激战七天七夜后,围攻临朐县城的解放军奉陈毅司令员的命令撤离临朐。
根据鲁中三地委指示,临朐县的党、政、军干部暂转移外地,其中,地方行政一小部分人员跟随部队转移,大部分留在地方,“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坚持敌后斗争。高奋对地委领导说:“我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不能扔下临朐人民不管!”经地委同意,高奋留在临朐。
解放军大部队撤离临朐后,国民党整编25师司令部驻扎于蒋峪西代家庄,蒋峪附近村庄也驻满国民党反动军队,国民党反动地方政权一时甚嚣尘上。逃到敌占区的地主、富农、伪保长等麇集在一起,组成“还乡团”,跟随顽八军窜回临朐,竭力组织反动地方政权,一面大肆进行反动宣传以造谣惑众,一面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干部和翻身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其中,蒋峪区委书记、区中队指导员安步升、区武工队员刘树蔚被敌人残酷杀害。
得知还乡团召开大会 将计就计一窝端
根据上级指示和新的斗争形势,1947年农历六月上旬,高奋在杨善集南的大广尧村召开紧急会议,建立临朐县武装工作队(简称县武工队),其主要成员有王西九、任玉法、孟广耀、杜增亮、李敬庭、董太山、于发湖、张昭堂、邵进忠等12人,由高奋任指挥,王西九、任玉法任副指挥。武工队的任务是坚持敌后斗争,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建立巩固人民政权。为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革命力量,县武工队以老解放区、群众基础较好的寺头东北的白塔村、沂山一带为根据地,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与敌顽势力斗智斗勇,开展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7年农历六月十五日,武工队在行军途中发现白塔南山上有十几个敌人,随即偷袭上山,在相距二十来米时,一阵排枪,把敌人全部打死,把收缴的枪支埋藏好,向彭家庄方向进发。
为迷惑敌人,武工队员有时乔装成国民党军或国民党临朐县大队人员。在一次行军途中,武工队与王瑞村反动地主分子、伪保长齐会芝在石佛堂村东北邂逅。齐会芝见到武工队,以为是国民党军,极尽逢迎之能事。高奋等武工队员在掌握了敌人将在寺头召开还乡团大会的动机后,将计就计,称会议地址已由寺头转到偏龙头,要齐会芝通知各位弟兄,并称:“我们在偏龙头村小学等候,县大队有要事训话,并为弟兄们发放武器装备,不得误期。”齐会芝一听有武器,高兴地回去下通知去了。
齐会芝走后,高奋同大家作了紧急研究,制订行动方案。高奋带警卫员孟广耀在偏龙头村西北负责指挥和警戒,其余同志由王西九带领进入偏龙头村小学。一切布置停当,周围显得异常紧张。高奋一边踱步思索,一边环视四野察看敌情,忽然看到前方有一个人斜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赶快隐蔽!”高奋说着和孟广耀在道旁隐蔽起来。当这人走到跟前,他俩迎上去。这人神色异常,警觉地打量了高奋一番,像是认出了高奋,想拿枪动手。为避免惊动敌人,孟广耀抢上前去,一个扫堂腿把这人打了个仰面朝天,接着疾步上前掐住他的脖子,高奋解下这人的腰带,系在他的脖子上,结果了这个家伙,并将其尸体掩盖。
在寺头集合的还乡团,得到齐会芝的通知后,便三五成群地陆续走向偏龙头村。12时,已到了四十多人,已经全部到齐。武工队员将早已准备好的几条香烟拿出来说:“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没有带什么礼品,带来了几盒香烟,作为对大家的慰劳,礼薄而人情重,请不要嫌弃。”说着便把香烟拆开,向满屋撒去。还乡团分子争相抢烟,一时屋内乱作一团。
这时,高奋一脚踏进屋里,武工队员大声说:“现在开会!”话音刚落,一个躲在屋门后的家伙,已察觉到不对,被武工队员一枪打死。这一枪吓得全屋的还乡团分子面如土色,呆若木鸡。武工队员“刷”地把枪掏出,十几支枪口对着他们。王西九厉声道:“我们是武工队,不准动!谁要是动一动,这就是样子!把武器放下,都趴在地上,谁若不从,立即枪毙!”在武工队员威慑下,还乡团分子乖乖把武器放在地上,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武工队员迅速把敌人的枪支收拢起来,接着把敌人到会的名单进行登记,高奋向他们讲明全国的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经过研究,将其中23名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提出,就地枪决,其余的经教育后释放。
这次战斗严厉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摧毁了敌人在这一带的社会基础,人民基层政权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成为临朐县对敌斗争的根据地。
协同警五团发起攻击 直捣还乡团队部
1947年农历七月中旬,武工队在当地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主动出击,迫使还乡团不敢分散驻防。其中,蒋峪、辛寨一带的还乡团三百多人,猬集于辛寨东北的吉寺埠村。为反攻倒算,他们进行户籍登记,立名册,写名单,查党员、干部、烈军属、农会会员,把大批群众威逼、欺骗到伪乡公所附近村庄居住。同时,时常到附近村庄骚扰、抢劫。
为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武工队决心干掉这股还乡团。其时,我军警五团也由外地返回临朐,驻防在蒋峪一带。农历七月十一日,武工队得到敌方详细情报后,会同警五团的负责同志研究制定行动方案。农历七月十三日晚,武工队员在警五团配合下包围吉寺埠村,于拂晓发起攻击,敌人从梦中惊醒,乱作一团。武工队员和警五团战士以神速行动直捣还乡团队部。三百多个还乡团分子面对战士们的枪口,未及还手,乖乖举手缴械投降,无一漏网。此次行动,缴获机枪六挺,长枪、短枪二百多支。
战斗结束以后,经群众揭发和调查,对其中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二十多个首恶分子,在泥沟村处决,其余人经教育后释放。从此,蒋峪、辛寨一带地区完全控制在共产党手中,群众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同时为解放临朐全境打开了新局面。
1948年3月,高奋调任鲁中三地委委员、财委副书记。为支援前线,他拖着病体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累得晕倒在地上。同年9月,他被任命为鲁中三专署副专员。
统一战线团结党外人士
位于响水崖村的临朐县政府旧址
高奋常说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他带头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党外人士,并经常教导同志们也像他一样。他和善对待八路军的家属,对曾担任伪职的工作人员耐心教导,用实际行动感化了许多人。
老校长寻儿遇难题 县长安排好生招待
高奋常常告诫同志们:“执行党的政策要全面。譬如,团结党外人士,处理好与他们共事的关系,这是体现党的统战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往往容易忽视和难以执行的问题。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要学会运用这一法宝。”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么做的。
据高奋的同事马守青回忆,1943年的初冬,他住在米山区瓦庙子村。一天傍晚,一个疲惫不堪的老者走进他的房子,一进门就问:“你是不是西朱姓马?”马守青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便自我介绍说:“我是从崔家河来的,我叫崔端甫。”马守青定睛一看,立即想起这是他在北朱小学读书时的崔校长。但他的样子有些变了,以前的脸白里透红,现在是黑干焦瘦且布满了很深的皱纹。马守青一边回话,一边找壶烧水,准备招待老校长。老校长接着说:“我还没吃饭,你先给我弄点吃的,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说到弄点吃的,马守青还真感到为难,他在村里都是和群众一块吃,群众有什么吃什么,经常是吃了这顿没那顿。看到老校长饿成这个样子,马守青忙跑了几家,最后只搞到了两块地瓜和一个半菜窝窝头。老校长一面喝着白开水,一面大口大口地吃,很快就“风卷残云”。马守青也没好意思问他吃饱了没有。
老校长喝了两口水又接着说:“我是来找筱銮的,他是我的大儿子,名叫崔金坡,字筱銮,参加革命后化名于超,他来了没有?住在什么地方?你送我去找他好吗?”老校长一连串地急问,让马守青一时难以答复。因马守青对于超并不熟悉,也不了解他的近况,只是听说他在莱芜县委工作,只好半真半假地回答说:“筱銮在莱芜县委工作,我们住在莱芜时见过他。他说这次部队打回临朐,地方干部也会很快回去的。他叫我有空去看您老人家。”马守青好说歹说,总算劝老校长睡了觉。第二天,马守青又安慰老校长:“咱临朐县委、县府成立后,肯定很缺人,筱銮和高奋又很熟,说不定很快他就会调回来,你在我这里等着吧。”
老校长住了几天后,突然提出要回去。经过了解,原来一名姓史的同志在吃饭时,分给崔校长半碗煮黄豆。老校长刚吃了几口,这名同志便以给养困难为由,劝他回去。老校长为此不愿再住下去了,怕让马守青为难。当时,青崖头还住着敌人,三天两头地到崔家河一带抓捕八路军家属。在这种情况下,是决不能让崔校长回村的。于是,马守青一面向他解释给养的情况(那时吃的粮食都是从沂北老根据地运来的,有时运不到就得挨饿),一面向他再三保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再困难也会挤出一个人的口粮。”并向他赔不是,劝他再委屈两天,并说马上写封信给县上,问筱銮调来了没有,等着县里回信后再定去留。如此,老校长才勉强答应留下来。
高奋同志接到马守青的信后,立即回信并派人将崔端甫接到县委所在地——响水崖。高奋同志回信的内容大意是:像崔端甫这样有点名望的知识分子,全家都参加革命,我们应很好地安排他。给养再困难,也要给他解决。你们有困难也是实情,难以招待好。见信后立即送崔端甫先生到县里来。
高奋这样尊重民主人士,给大家做出了榜样。
叮嘱米山区工作人员 关心文化教员曹仲孚
米山区文化教员助理曹仲孚,四十多岁的年纪,高高的个子,长得挺清秀,但同志们都叫他曹老头。他平时笑哈哈的,说起话来文绉绉的。大家见了他,总是嚷着叫他撇几句,他就拉着长腔念几句唐诗,惹得同志们哈哈笑一阵。
当时,全区虽然只有几处小学,但村村都有夜校与识字班。曹仲孚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经常提着个小包袱,走村串户指导教学。
高奋每次来米山区时,总忘不了问曹仲孚的一些情况,且谆谆告诫马守青等人:要关心他的生活和身体,要像对长辈一样尊敬他,不要因为他是个党外人士就另眼看待,要以诚相待。
高奋无论是在区里还是在农村,碰到曹仲孚时总是亲切地嘘寒问暖,拉他一起吃饭,再三嘱咐他,现在生活条件差,要注意身体。因此,曹仲孚常对大家说:“高县长真是有宰相的肚子,老人的心肠。有的同志说高县长太严肃,叫人有点怕,我倒感觉他很平易近人,待人既亲热又诚恳。”
接近“伪字号”刘贡三 逐渐改变其立场观点
刘贡三是嵩山区(后并入米山区)酉寨人,解放前是这个乡的伪乡长。解放后,他留在区里帮助做财粮工作。
高奋到嵩山区检查工作时,常问起刘贡三的一些情况,有空还找他聊聊天。有一次,高奋向马守青问起刘贡三的工作与思想状况。马守青说:“他工作还可以,挺认真细致,就是有些看法不对头。”高奋关切地问:“是哪些看法不对头?”马守青说:“他对我们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生产救灾方面的政策,认为是大得民心的事,是大好事。但对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等,认为是不近情理的事,说租息的多少,工资的高低,是两厢情愿的,租息减一点,工资加一点是可以商量的。但说人家是剥削,还拉到大会上斗争,这就不大好……区里同志听到他这些说法,很气愤,认为这是替地主说话,是严重的立场问题。要批斗他,要求赶他走。”高奋听到这里,笑了笑说:“他对我党政策的某些方面表示理解与拥护,这很好嘛!对某些方面不理解不拥护也是很正常的。同志们说他不拥护减租减息是立场问题,这不错。刘贡三之所以有这些说法,是由于他对我党这方面的政策不理解,对剥削与被剥削的情况不全了解。他不懂得有些地主,特别是那些恶霸地主,不用揭发、说理的公开斗争充分揭露他们的罪行,是打不掉他们的威风,是发动不起群众来的,是会出现明减暗不减的情况。刘贡三能讲出来,比不讲出来好。虽然是属于立场观点问题,我看是个认识问题。要转变这个认识不是靠简单的批判能解决的,更不能赶走了之。对这样的人不能要求过急,常让他到村里听听群众揭露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情况,参加些反奸诉苦大会,使他由同情地主变为同情被剥削的贫下中农、佃户、雇工。只有帮助他学习,才能逐渐改变他的立场观点。”
除此之外,高奋每逢遇到刘贡三时,还主动拉着他的手说:“欢迎你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刘贡三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以前看到高县长,总是要避开,但他总是主动同我打招呼,拉着手问长问短。高县长没有看不起俺这伪字号(解放初,群众把曾干过伪职的人员称“伪字号”)的人,真是想不到。高县长一点架子也没有。过去国民党的一个区长出门,都是前呼后拥,威风得不得了,老百姓都躲得远远的,那当县长的就甭提了。可我们的高县长待人宽厚亲热,老百姓看到他,都亲热地拉他到家里坐,真是名副其实的父母官。”
一心为公积劳成疾
1954年,高奋(右)和胡军及儿子在无锡留影。
在媒人的撮合下,高奋和胡军喜结连理。1949年,高奋和胡军随军南下。渡江时,高奋被病魔击倒,只得在留守处住下治疗。上海解放后,高奋抵达上海找到华东局,并在中山医院治病。之后,高奋受组织安排在浙江省委工作。1953年初,高奋回到上海,边住院边工作。1955年冬天,高奋肝病复发,次年因抢救无效,在华东医院逝世。
多人撮合赶集相亲 胡军高奋首次见面
高奋的夫人胡军,1927年5月7日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县河胡家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2年1月,胡军参加八路军,被分配到胶东蚕丝学校学习养蚕技术。194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蚕校毕业后分配到牟平蚕场,1944年春调到栖霞县南院蚕场,负责带领蚕校学员学习。1946年,党号召老解放区支援新解放区,胡军积极报名参加,被分配到鲁中分队青州蚕场工作。1947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胡军从益都转移到临朐县,一路上始终背着一批蚕种,来临朐继续她的养蚕和养蚕技术培训工作。后来临朐县政府机关转移到离县城几十里路的宋庄,胡军住在离宋庄不远的赤良峪村。和胡军住在同村的有一位新四军大姐,她爱人在县政府工作。
1947年的一天,这位新四军大姐对胡军说:“今天县长要来前村赶集,咱们去看看吧!”胡军一听县长要来,高兴地和几个女同志跟着大姐就向前村跑去,边跑边喊:“看县太爷去喽!”这是胡军第一次见县长高奋。高奋担任临朐县县长时还没成家,县里很多干部都积极想办法给他介绍对象,而高奋却声称不找临朐当地的。从胶东来的多数是未婚女同志,到益都时,益都县县长刘哲就向高奋举荐。到临朐后,又有许多干部向高奋推荐,他们推荐的全是胡军。尤其是临朐县参议员聂恒庆,一天几次地催高奋:“去看看再说嘛。”这样才有了高奋的赶集,其实是来相亲的。当然,这一切,胡军都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她只顾着嘻嘻哈哈地“看县太爷”,完全被蒙在鼓里。
上级批准正式结婚
以身作则退回新被
过了两天,县政府一位干部牵着马找胡军,让胡军骑马去县里开会。胡军很纳闷:我一个小小的干部去县里开会还有马骑?因为那时候有马骑的都是首长。到县政府后,胡军被安排在高奋住处左边的小厢房休息。晚上,县委组织部长尚子芳来找胡军谈话,他说:“叫你来开会是假的,想帮你提亲是真。”说着就明确提出把胡军介绍给高奋。胡军毫无思想准备,马上拒绝:“不行不行,高县长看样子有四十多岁了,我刚20岁呀。”尚部长笑着说:“高县长才28岁,他打仗时负过伤,身体比较虚弱,所以看上去显得老些。”接着又介绍了许多高奋的革命经历,可当时胡军还是没有答应。第二天,县委宣传部长于克英和县公安局长王文林先后来做胡军的思想工作,劝胡军答应这门婚事。在他们的劝说下,怀着对革命的忠诚和对高奋的敬仰之心,胡军点头答应了。一个月后,经上级批准,胡军和高奋正式结婚。
1947年,高奋与胡军结婚时,同志们背着高奋,把他盖了多年的旧棉被换了一床新的。供给股的同志认为,县长结婚以一床旧棉被换床新棉被,于情于理也说得过去。高奋回家后,见床上的旧棉被换成了新的,急切地问明原委后,说:“感谢同志们的体贴和爱护,但是不能背着我这样做。有好多同志盖着旧棉被,我的棉被还能用,结婚不能搞特殊,把新棉被退回去吧。”同志们知道他的脾气,只好把新棉被退给供给股。
高奋以身作则、艰苦朴素是人所共知的。他身为地委委员、临朐县委书记、县长,身上穿的棉袄,两只袖子的棉花都掉了一半。那时,按规定夏天可以领两套单衣,可是他总是带头节约,只领一套。一套单衣无法换洗,都是借中午休息时,洗洗晒干再穿上。
结婚后胡军被调到县委组织部工作。
带着党员名单转移 胡军生下女儿文临
临朐战役后,解放军奉命转移,高奋留在临朐继续开展对敌斗争。胡军随党政干部及部分群众向五莲转移。临行前,组织部长尚子芳把全县的党员名单和组织部公章用油纸包好打了个包袱挂在胡军脖子上,并给她一把小手枪,再三叮嘱:“你不死,这包袱就不能丢,就是死了也不能让它落到敌人手里!”
那时,天上飞机扫射,地上大炮轰炸,情势危急。过弥河时,水没到脖子,飞机俯冲下来一阵机枪声就扫倒一片。已有身孕的胡军在县妇联的女同志搀扶下踉踉跄跄地过河,鞋子被湍急的河水冲掉了,但胡军紧紧抓住脖子上的包袱不松手。上岸后,胡军赤脚走到五莲。到五莲住下后,胡军把装着公章和文件的包袱交还给尚部长。三个月后,胡军又从五莲回到临朐九山区,在九山区委组织下,开展批斗地主、还乡团的群众运动。
1947年冬,胡军被转移到临朐县米山区王顺村,住在一个军属孤老太太家。几天后,高奋的母亲也从黄河北回来与胡军会面。1948年1月7日,胡军的女儿出生。26天后,胡军抱着女儿,告别了王顺村的乡亲们,和婆婆一起步行四十多里回县委报到。高奋见到女儿,高兴地说:“你是文登的,我是临朐的,女儿就叫文临吧。”
1948年春,高奋调任沂山专署副专员,重点负责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几个月后,被调至专属干部科。
千里行军渡江南下 疾病缠身半路留守
1949年,党中央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后,临朐组织县、区两套领导班子渡江南下。
2月,胡军和高奋随军南下。他们先坐运牛马的火车到济南,休息一天后继续坐火车到了鲁南滕县,在那里集中学习城市纪律等有关政策。华东局以专署为基础组建干部大队,各县组织中队,到南方相应的市县开展工作。高奋被任命为接管浙江金华的大队长即金华专员,于一川任大队政委即地委书记。义乌、东阳等各县的县长、县委书记担任各中队长和教导员。由于靠两条腿走到江南去,必须轻装,一般干部的行装不得超过2.5公斤,但每人必须背一袋小米。
临行前,于一川政委因高度近视不小心摔伤了,只能留下,由高奋代理大队政委,两副重担都落到他一个人身上。一切准备就绪。高奋与大部队沿着大运河向南开始了千里行军。那时,高奋身体多病,下肢浮肿,省委负责同志要他回山东,他不肯,仍坚持随队工作。后来,高奋病得不能骑马,只好用担架抬着。晚上行军一停,他躺在担架上召开会议。渡江时,高奋被病魔击倒,只得在留守处住下治疗。
虽然病情日益加重,但他一直很乐观。有一天晚上,炊事班做了些大米饭,警卫员替首长打完饭,去吃时大米饭已没了,只剩小米饭了。几个警卫员不高兴,就同司务长发生争执,还扬言要打司务长。高奋听到后,让人把那几个警卫员叫来,他躺在担架上做工作:“你们想吃大米饭?太容易了嘛,等过江到了南方天天给你们吃大米,只怕那时候你们又想小米吃了呢!”说得警卫员都笑了起来,一场风波就此化解。
英年早逝获批烈士
高奋位于赵家楼村的故居。
高奋在上海中山医院住院时的日记。
高奋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残废症
高奋安葬在临朐烈士陵园
辗转半月抵达上海 不顾病痛坚持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消息传到留守处,高奋高兴极了,他不顾越来越重的疾病折磨,自己掏钱雇了一条民船同胡军及一名警卫员、一名马夫共4人,辗转半月到达上海,找到华东局领导要求分配工作。领导看他身体不好,让他先去中山医院治病,医生从他的腹腔中一次就放出6.5千克水。
9月,高奋的母亲带着孙女和其他来自山东的南下干部家属到达上海北站。病情刚刚稳定的高奋,听说那么多人在车站等他,决定立即出院带他们去金华找部队。高奋和胡军赶到北站,只见一群难民模样的人在路边坐着,看到高奋同志来了,他们一下子拥上来,流着泪说:“高县长啊,可找到你了!”胡军看到婆婆也带着女儿来了,高兴地抱起女儿直亲。高奋见到母亲、女儿和乡亲们也非常高兴,向有关方面说明情况,所有人于当天坐火车到达杭州。
到杭州后,高奋受组织安排留在浙江省委工作。不久,高奋担任新组建的干部培训大队大队长,胡军被派往大队行政科工作。
1949年10月19日,高奋与胡军的儿子出生,取杭州和临朐之意,取名杭临。1950年2月,高奋任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处长。由于他积劳成疾,一年后又病倒了。1951年2月,进上海华东医院治疗,革命事业,党的工作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住院期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还帮助医务人员学习理论,周围的人说他是医生的“医生”。1951年春,胡军到浙江省干部文化补习班学习,同年考取浙江省干部速成中学。1952年,高奋因病复发被送到上海宏恩医院治疗。中共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得知此情后,建议高奋到青岛疗养,一家人来到青岛。胡军的学业也由浙江省干部速成中学转到山东大学干部速成中学,一边继续学习,一边陪同高奋治病疗养。
肝病复发抢救无效 遗体运回临朐安葬
1953年初,高奋一家回到上海。华东局的领导建议他先在华东医院(原宏恩医院)养病。6月,华东局任命高奋为华东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边住院边工作；胡军被分配到闸北区供销社人事科。不久,调到离家较近的静安区任供销社人事科科长。下半年,高奋调任上海市机关党委书记。1955年冬天,高奋肝病复发,病情日益加重。1956年1月14日,因抢救无效,高奋在华东医院逝世,年仅37岁。
高奋逝世后,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市委给他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发12元抚养费,直到年满18岁。
高奋是临朐县最早的基层党支部书记,是临朐革命事业的开拓者,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望。高奋逝世后,临朐县政府应当地群众意愿,致函上海市委,请求把高奋遗体运回家乡安葬,上海市委批准了,并为高奋镌刻石碑,灵柩装上一节专门车厢挂在火车上,由胡军携孩子由上海市委所派工作人员护送回临朐,安葬于临朐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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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朐战役
1947年7月23日,驻潍县的国民党第8军103旅、166旅、独立旅1团及山东省保安第1师的两个团,共9个团的兵力,趁人民解放军围困南麻之际,袭占了临朐县城,随后即构筑工事。国民党第8军军长李弥率5个团驻在城里,军部设在外城隍庙,南关、北关以及城外的粟山、盘龙山、尼姑山、朐山等制高点,均部署兵力。此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2、6、7、9纵队刚撤出南麻战役。
鉴于临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对鲁中和渤海两大解放区的交通极为不利,决定趁其立足未稳,夺回临朐城。华东野战军2、6、7、9纵队和特种兵部队以及渤海军区部队在陈毅司令员指挥下,冒雨行军,开赴临朐。2纵、7纵部分兵力部署在三岔店、铜陵关、大诸葛(属沂水县)一线准备打援；6纵由王家圈、大桃花村直插郑母(属青州市)一带断国民党军队之后路；九纵1个师在城西和城北一线直插龙岗与6纵会合,形成对临朐城国民党军队的合围；9纵主力和特纵炮团1个连由城北向南进攻；渤海军区3个团,在城东董家崖一带切断国民党军队退路。人民解放军主力以五井、冶源为基地从城南和城西出击,特纵1炮团配合2纵主力部队主攻。
7月24日晚,人民解放军2纵一部向南关发起攻击,但因大雨滂沱,弥河河水漫溢,南关周围一片汪洋,部队几次进攻,都未能逾越城壕。此时,2纵在9纵27师配合下,歼灭龙岗、尼姑山国民党守军两个营。国民党军队驻守外围的1个营企图逃窜,被人民解放军截击,歼灭百余人,缴获武器一批。
25日,2、9纵队冒雨攻城,在炮火支援下,9纵两个团攻入北关,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巷战。七纵1个团冒雨攻击朐山,因国民党守军火力凶猛,于天明撤出战斗。
26日拂晓,国民党军队在20架飞机和大炮的配合下,向人民解放军阵地反扑。城东的东庄子全被炸平。人民解放军9纵和6纵部分部队冒着倾盆大雨包围县城东北的盘龙山,全歼国民党守军1个营,继而向粟山进攻,粟山国民党守军仓皇逃往城里。
在炮火掩护下,2纵以7个连的兵力从西门突入城内,突破口遂被国民党军队封锁。7个连队战士浴血奋战,全部壮烈牺牲。
27日上午,国民党军队反扑,用飞机轰炸扫射,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撤出南关。在北关攻城的解放军战士,因大雨滂沱,攻城受到严重影响。
28日,在三岔店一带阻援的2纵、7纵以不足两个师的兵力,抗击着国民党3个师的攻击。29日,继续大雨,人民解放军在弥河以东及城区周围歼灭国民党军队1个团,再占领南、北关。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在城内狭小地区。晚上,人民解放军集中3个纵队的兵力发起总攻,未能突破城垣。
30日,国民党以4个师的兵力从三岔店、铜陵关一带向临朐扑来。人民解放军由于连续数日冒雨作战,部队十分疲劳,伤亡较大,又加粮食、物资运输和伤员后运等困难,决定撤出战斗。当晚,部队分别向胶济铁路北和诸城地区转移。战役进行七昼夜,大雨七天七夜未停,双方投入兵力较多,战斗十分激烈。
临朐战役共毙伤国民党军队13800人,俘714人,缴获迫击炮12门,轻重机枪105挺,长短枪731支,子弹23.8万发,其他物资一宗。人民解放军亦伤亡万人以上。
回忆录未完成诚为憾事
设在赵家楼村的临朐县最早基层党组织纪念馆成为红色教育基地。
高奋以笔名高大田在《大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高奋写的《缴粮》发表在《大众日报》上。
高奋上学少,为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坚持不懈地学习,并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他的十多篇稿件被《大众日报》刊发,他的长篇回忆录《王健》因身体原因未能完成,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坚持学习从事创作 多篇稿件见诸报端
高奋仅上过四年小学。为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有空就学,不会就查字典,或请教同志。就这样慢慢积累,古今中外的书他读了很多,文化水平提高很快。他还坚持写日记、写文章。即使在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益(都)临(朐)工委工作时,在紧张、严峻、艰苦的战斗生活中,仍从事文学创作,一直坚持写日记。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仅在《大众日报》上发表的有《缴粮》《一把米》《不屈的人民——纪念“九三”,回忆抗日斗争生活》等十多篇稿件。
全国解放以后,高奋任上海市机关党委书记,仍坚持写日记、搞创作。他记录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临朐党的地下女交通员王健同志的事迹,可是,因工作繁忙,他的病越来越严重,身体极度虚弱,导致写作进度很慢。住院期间,在病榻上,他也总是叫护理人员把他搀扶起来,拿起笔写一段,有时因病疼坚持不住了,笔都拿不住。可惜他的长篇回忆录《王健》一文未写完,就与世长辞了。
弥留之际不忘战友
家乡保管未完文稿
高奋在弥留之际,嘱咐胡军一是要带好孩子；二是要务必找到两个人,一个是高奋的老战友王健,一个是抓住大叛徒郭奎三。
王健,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临朐县委、益临工委地下交通员。她是个小脚女人,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地下党传递情报,高奋南下后与之失去联系。高奋逝世不久,临朐县委组织部的两位同志赴上海征集高奋生前资料时,胡军从中得知王健也在上海。不几日,胡军找到王健的家,第一次见到久仰的老大姐,两人百感交集,流泪相拥。
郭奎三(又名郭佃甲),曾任临朐县纸坊区抗日民主政府自卫团团长、武装科长,1941年叛党投敌,伙同敌人抓捕杀害几十名共产党员,罪孽累累。高奋数次欲除之而未果。国民党军队溃退后,郭奎三潜至上海,乔装做大饼生意,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枪决。
高奋逝世后,胡军将高奋尚未完成的长篇回忆录《王健》(手稿)精心保存起来。1979年,临朐县委宣传部“临朐革命斗争史编辑组”去信上海,请王健提供文史资料。几天后,已年逾古稀的王健专程回到家乡,把这份珍贵的文稿转交给编辑组。王健谈到,这篇文稿是高奋逝世后,由高奋夫人胡军交给她的。胡军曾对她说:“高奋同志在生前对没能写完这篇文章深感内疚,并嘱咐一定要把这篇文稿交给你保存。”
故居已建成纪念馆 弘扬我党红色历史
为加强红色教育,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2018年,冶源镇(今冶源街道)党委政府在赵家楼村规划建设临朐县最早基层党组织纪念馆。
2019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之际,占地2000平方米、总投资三百余万元的“临朐县最早基层党组织纪念馆”落成开馆。纪念馆由高奋故居恢复重建工程及赵家楼红色党史陈列馆新建工程两部分组成,生动展示了赵家楼村的红色历史,为全县党员干部和青少年接受红色教育搭建了新的平台。
岁月更替,初心未改。高奋身上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奋斗奉献的革命精神,正激励着临朐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创造新业绩,续写新辉煌。
资料来源:临朐县档案馆、《胡军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中共临朐党史大事记》及马守青等同志的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