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音乐发展简史
有人称基督教是个音乐的宗教,此话没错。福音的拓展与传播也是圣乐的拓展与传播。当我们有崇拜时,圣乐带领我们进入那天使的行列。在伟大圣诗壮严的渲染下,崇拜特有的神圣,肃穆的性质凸现出来。当我们在布道时,也常透过赞美诗的形式,将许多深奥,抽象的教义转为广大普通民众领受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福音已传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音乐作为她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并以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冲击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传统音乐的文化形态。
〈由于此课题数据欠缺,而且文字有限,本文只重点介绍每朝每代一种歌集或一个代表人物。〉
一、 基督教音乐在古代的发展:
1、 唐代的《景教三威蒙度赞》
据史料考证,在中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福音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称为景教,传播者为聂斯多利派[1]教士阿罗本等人经波斯到长安译经传教。他们将当时的赞美诗带入中国。景教得唐太宗支持,传播迅速。三年后建一寺,称“波斯寺”,后又称“大秦寺”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这块碑上出现“景教”的名称。
清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法国巴黎大学伯希和教授(Prof.paul pelliot)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了唐代景教赞美诗手抄稿,名为《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原件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这是景教在中国流传为数不多的文献中涉及音乐的珍贵数据,大约写于8世纪,是礼拜仪式音乐中的赞美诗歌词。经学者考证,这是东叙利亚版的译本(它与东叙利亚《三威蒙度赞》的,格式相同)。全文共四十四行,文字为七言诗句。内容是赞颂三一真神。
景教在当时可能影响甚广,如道教吕祖派所传《救劫证道经咒》中就杂有景教赞美诗汉文音译段落。此外,唐代传入日本的“越殿乐”,唐代诗人卢纶的《慈恩寺石盘歌》等都受景教音乐影响。[2]但在唐朝末期,景教被禁…在中土销声匿迹,只在边疆小数民族流传……
2、 元朝的圣乐发展
元朝时期,随景教(元称“也里可温教”)在中国内地的重振与天主教传教士的东来,基督圣乐对中国的影响重现。
1908年,在整理清内阁档案时于北京午门城楼上发现了叙利亚文景教前后唱咏歌词抄本。[3]有关学者鉴定为元代景教礼拜仪式使用的赞美诗。这种诗分前后两组唱,持续交替直至唱完。
1294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约翰·蒙高利诺(Giovani de M0ntecorvino,1247—1328)在中国建立第一个天主教教区,他留下许多给当时教皇汇报的信札。(原件现藏梵帝岗图书馆),自述了他翻译蒙古文(当时通用语)《诗篇》及《圣歌》30首,其收养孩童中已有十一人组成唱诗班等情况。
3、 明朝的《西琴曲意》
明初,中国政府实行海禁达二百年,直至16世纪初才恢宏与欧洲通商,于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土渐渐出现。1540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传教士在亚,非等洲布道。以利玛窦(RiCC;,Mattheo,1552~1610)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在传道过程中大量运用圣乐,开创了圣乐在中土传播的新篇章。
明万历年间,利玛窦将一架欧洲击弦式古钢琴献于万历皇帝,皇帝“视中洲异形,抚之有异音”因此非常惊奇,他希望能听乐师演奏,于是利玛窦为演奏的乐曲配上歌词(此乐谱已失传,无人知晓了),名《西琴曲意》。此词为八章,采用了八个道德方面的主题,用儒化的伦理道德思想来阐述基督福音。由于利玛窦中心素养好,且熟读“四书五经”,因此这些歌词大受士大夫们欢迎。传教士就以此为礼送给中国的达官贵人,1608年首刊出版。
4、 清朝的圣乐传播:
清朝,宫廷对于基督教有不同之态度。清初的顺治采取尊重和宽容的态度,康熙在政策上是禁止的,但事实上比较松弛,到了康熙晚年,由于罗马教廷与清廷在礼仪问题上存严重分岐,他才实质性的禁止天主教传播。在接下来的四个皇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都对传教士作了严格陵制,只有北京及少数地方有教会活动。
清初教会圣乐的传播始于汤若望。1652年,在宣武门天主教新堂(“南党”)落成,内设中国第一台管风琴。故此京城出现“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的景观。
此时期较有影响力的赞美诗是吴历(1632/1718)[4]所作的《天乐正音谱》,共有南北曲九套,拟古乐歌二十章,其内容即用中国传统音乐的曲牌和古歌填词而成的弥撒和赞美诗歌词。这是迄今所知中国人自己创作最早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天主教赞美诗。由吴历收集的歌词《仰止歌》采用仄起七律吟诗调,此词在1920年被配以中国传统乐曲《云淡“,1936年刊印在《普天颂赞》中为第30首,1983年又被收入《赞美诗新编》为386首,可以说吴历乃到作天主教音乐歌词的第一个中国人。
此时期,新教赞美诗在中国也有所发展。1807年9月7日(嘉庆十二年八月六日),新教英国伦敦福音会传教士马礼逊(M0rris0n,Robert,1782~1834)来华宣道,1818年在广州编译了新教来华的第一本汉文赞美诗《养心神诗》“神诗”乃赞美诗的旧译,它开创了汉文唱赞美诗的新篇章。传闻《养心神诗》有诗30首,共27页,1818市广州出版,共印300册。之后,有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在1816年左右着了一布通小册《救世录撮要略解》,书中有几段祷文,十戒和三首赞美诗。
二、 基督教音乐在近代的传播:
1、 教会圣乐在近代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大门洞开,西门教会各宗派差大量宣教士来华。圣乐在华影响愈来扩大。这个时期各个宣教差会编、写、译了大量的宗教歌曲集。1840年麦都忠(Medhurst,walter Henry,1796~1857)编译赞美诗,收有71启,共46页,亦取名为《养心神诗》。1851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为霖在华编译赞美诗集《神诗合选》, 收有赞美诗68首,共30页。他在1861年又以汕头方言编译《潮腔神诗》共29首,24页。还有福州方言编译《榕腔神诗》30首25页。,1852年,长老会传教士养威廉在厦门编译出版《养心神诗》有13首诗歌,共10页,这本赞美诗集采用了当地闽南白话歌词。[5]这段时期对圣洁的选取,翻译,填词,创作,演唱风格都比较中国化,生活化,以求通俗易懂,因而影响广泛。
2、 国人创选具有中国风格的圣诗:
前已论到清初的吴历所作《天乐正音谱》就以中国曲牌体撰写歌词,到了清代末年,也已有国人参与传教士的圣诗编译工作。但山西的席胜魔(1835?。1896)则是中国创作赞美圣诗曲调的第一人。席胜魔,字子直,山西霍州人,为晚清秀才,文采一流,平生设立多处禁烟馆,传闻他是个禁食祷告的斗士!
席胜魔归主后,以文宏道,并能以当地民歌为素材创作圣诗。1883年,《我们这次聚会有个缘故》为他第一首圣诗。此诗歌词通俗易明,曲调带有明显的民歌韵味。以五声音阶的征调式构成。[6]席胜魔的圣诗带有浓郁山西地方风格,大量采用当地民歌曲调调式,但在音乐节奏与音乐情绪上受外国圣诗影响。在他的圣诗里,构成很强的“中西合璧”。他的音乐是受信仰所支配的,他采用民歌音乐的片断再根据歌词的声韵和意义加以重组,使词与曲妥帖自然流畅![7]
在再下来的发展中,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华,其刊行的圣诗本如雨后春 ,诸子百家,层出不穷,在曲风上更中国化,民族化,圣诗在中国发展成了一个新阶段。在1883年,英传教士李提摩太及其夫人发表了《小诗谱》内有西方圣诗,中国传统乐曲,还有部分由佛教乐曲改编的圣诗。各差会在赞美诗集的编译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赞美诗版本，如《颂主诗歌》、《协和颂主圣诗》、《颂主圣诗》、《赞神圣诗》等。
3.近代圣乐发展产生的影响:
赞美诗音乐随基督教而传入，不仅推动了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同时使得不少人对宗教音乐有了新的看法。
教会在地方开设的教会学校，将西方的音乐教育系统带到中国，改变了中国传统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教育方式。中国人通过学习西方音乐，从而学到了多种记谱法，同时也学到了视唱及乐理知识等。中国沿用几千年的工尺谱记谱法，也逐渐的被五线谱和简谱所取代。随着与西方音乐文化接触交流机会的增多，西方音乐逐渐为有识之士所了解，并开始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此后出现的各种新式学堂纷纷开设乐歌课，乐谱都采用简谱，并使用西洋乐器伴奏。
有人觉得，这是西方音乐文化的侵入，但其实是中国在文化上的主动进取。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格局发生变化，促使音乐多元化发展。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音乐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西方音乐体系。这些进取，不仅为以后学堂乐歌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并且对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
三、 近代的圣诗集《普天颂赞》初析:
十九世纪后期由于排洋运动的影响,国人大量自编圣诗,本色化极强,易唱易记。出了多本圣诗集。在此,笔者选择了至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中国基督徒赞美诗集:《普天颂赞》,就其中所收录的中国圣诗,作一探讨。
《普天颂赞》是一本收录中国圣诗较全的圣诗谱集。首版在1936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发行的。最初,国内没有一本统一的圣诗集,出于崇拜或宣教的需要,由“中华基督教会”于1931年发起,倡议编订一本全国统一的诗歌集,综旨如《普天颂赞》的序言所言:所产生的诗集,将广涵各公会之诸特殊方面与各时代,各教会,以及各地方之基督徒圣诗”。这个倡议得到各方声援,由六公会,即: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圣公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和监理会,各代表在1931年正式成立“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有十二位编辑人员,由刘延芳[8]博士任编辑委员会主席;音乐理论家杨荫浏[9]任总干事,负责全书内容的排列,分配,校阅等事宜。由范天祥(1895~1975)(曾任燕京大学合唱团指挥)担任音乐主编。后又增聘佩德博士为副主席。编委们从1931年起经5次集会讨论,才始拍板定稿,于1934年11月交广学会正式发行。《普天颂赞》谱集有4种版本:线谱本、数字谱本,四声数字谱本,文字版本。在1936~1948年之间又多次重版。1963年香港曾编订,增补《普天颂赞》,1985年出版的我国现今运用最广的《赞美诗新编》,其中也收入了《普天颂赞》中的圣诗十六首。
《普天颂赞》全书共收录圣诗512首,包括有两种译本的同一圣诗在内,总数为514首,其中中国圣徒占62首。在这本诗歌集前,国内的圣诗基本上是翻译的,国人创作的极少,而且使用范围很窄。所以到编订《普天颂赞》时,则特别注意收集国人创作的赞美诗,“联合圣诗编辑委员会”从1929起即开始广泛征集,最后共征得赞美诗歌词2000余首,曲调800余首,后从中选出62首编入。
62首国人创作的圣诗主要集中在1934/1935两年间。这一时期,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已有较大发展,专业创作人材不断涌现,创作的水平也在逐渐提高,这62首圣诗的作者有20位,都是我国近代较著名的音乐家,其中有著名音乐理论家杨荫浏,上海国立音专声乐组主任周淑安女士,后来成为著名指挥家的杨嘉仁,马革顺,音乐教育家李抱忱以及美国来华的传教士范天祥(62首入编中国圣诗作者中唯一的外国人)等。
这些圣诗的歌词主要以歌颂上帝,表达教会生活与信徒灵修等为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普天颂赞》收录了古代的两首圣诗,就是《大秦景散三威蒙度赞》与《仰止歌》(前已介绍过这两首歌)。
62首圣诗的曲调可分为创作曲调与利用民间曲调两类。创作曲调共50首,利用民间曲调填词的共12首。创作曲调都带有浓厚的中国民族风味,与其它圣诗曲调有明显的差别。如:梁季芳1934年创作的第82首《明星灿烂歌》为F宫调式;杨荫浏1935年创作的第229首《中华美地歌》为F宫调式;马革顺1934年创作的第432首《婴孩周岁歌》为G宫调式。[10]
同时,这些圣诗又均为分节歌结构,旋律大多流畅,平稳而较简明,节奏亦规整,统一而不复杂;再加字,音的搭配相当,因而既易于上口,也易于记忆。由于西方传统四部和声手法的运用,以及侧重要求中庸,徐缓的演唱速度,这些诗歌流传甚广,为广大民众接受!
12首填词诗歌的曲调则源于我国的传统民间音乐,诸如词牌、丧乐,吟诗调,民歌等。其中5首的来源较为古老:①古琴曲《阳关三迭》,1934年经杨荫浏改编并配制和声;②《真美歌》曲调取自古琴曲《极乐吟》,相传原为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③《南针歌》源出古词调《满江红》;④《圣灵歌》曲调源于中国词牌《如梦令》⑤《仰止歌》由裘昌年于1920年据我国的咏唱法—仄起吟诗调词而成。
〈此作业如中国圣诗发展史中的冰山一角,因从仅有的资料中整理而成,而这些数据都是国有图书馆中找到。由于中国国情特殊,有相当一部分数据今仍埋于地下未被公开。有待今后有识之士挖掘出真相,也许在永恒国国里才真相大白。〉
参考书目:
卓新平《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增刊
田飞《普天颂赞》初析
刘奇《中国古代传入的基督教会音乐探寻
[1]涅斯多留（Nestorius）涅斯多留派由君士坦丁堡主涅斯多留所到,这派的神学认为基督神性和人性是分开并存于基督里面的。因此，两性意即两个位格。这理论因而危及基督真正合一的位格，继而危及道成肉身的真实性和救恩的功效。涅斯多留主义亦于主后431年召开的以弗所会议中被定为异端。革职流放,其追随者向东逃亡,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等地传播。
[2] 参卓新平《基督教音乐在中国传播》
[3] 参王旋《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增刊
[4] 吴历(1632~1718),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清初著名画家,天主教徒
[5] 同3
[6] 王旋:《基督教赞美诗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7] 同3
[8] 刘廷芳曾留学美国,归国后任《真理与生命》《紫荆》等杂志编辑
[9] 曾负责编辑《颂主诗集》主持《真理与生命》的音乐专栏并与刘廷芳合编《《紫荆》杂志
[10] 引用自田飞《普天颂赞》所收中国赞美诗初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