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山东办教育,就教会本身的目的而言,如前所述,是希望借此来发展基督教势力,就更广泛的背景而言,是为扩展西方在中国的影响,培养出适应其在中国活动所需的人才。况且这种教育是处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从此意义上讲,教会教育是属于文化侵略的范围。但教会教育同列强的其他侵略形式一样,又一次“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教会教育改变了传统、陈腐的文化教育体制,它第一次给中国的学人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新信息,使多少年埋首于故纸堆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四书五经之外的广阔天地,激起他们探求新知的强烈愿望。
第二,学校虽然由教会创办,但毕竟是设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形势中发展起来的。接受教育的中国青年,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教会学校培养学生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动力量之一。
第三,国立教育兴起之际,山东的教会教育已有半个世纪,是“清帝国最完整的教会教育体系之一”。教会学校为国立学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办学经验,提供了新教育迫切需要的师资和除了四书五经之外的一些教材,这自然有利于国立新式教育的起步。
山东的国立新式教育肇始于1901年,此前,洋务运动时期以兴办训练语文和技术为目的的学校为主的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在山东没有什么表现。至戊戌时期京师大学堂设立,各省选派学生咨送大学堂,经入学考试及格,入堂肄业,山东教育的现代化方初路端倪。教育“新政”最重大的举措是废除科举制。1905年清政府下诏停止科举,“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无疑为新式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教育“新政”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就是仿照日本和西方的公学制度,建立新式学校的完整体系。在对1902年颁布但未实行的“壬寅学制”进行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1903年又颁布了“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分纵横两个系统:纵的系统分为三段六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第二段中等教育,设中学堂;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堂,通儒院。横的系统,与各级学堂平行设立相应的初、中、高级师范及实业学堂。在新学制里,幼儿教育、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以及面向贫苦平民的补习教育和义务教育都占有一席之地。此外,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也陆续建立
山东按1903年新教育制度建立学堂,始于周馥任山东巡抚期间,山东高等学堂于此间成立。在高等学堂成立前后,山东各种新式学堂纷纷建立。张玉法先生依据不完备资料统计,1900至1916年间,计高等学堂及中学56所,师范学堂及教员讲习所148所,各级小学4,264所,蒙养学堂157所,半日学堂37所[3](P482-484)。上列数字虽不能反映此期山东兴学的全部,便也不难管窥山东兴学的热度和广度。另据法思远的《山东》一书载,1912年,山东有国立中小学3,774所。教师4,461人,学生56,127人。而同时教会小学仅有425所,学生7,129人。国立学校成为山东新式学校的主体,其发展之快概可想见。
除量的增加外,在清末民初的山东教育变迁中,较具突
破性的是专门教育、女子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兴起,教育内容的更新,以及社会教育的开办。如山东的专门教育包括语文类、法政类、工业类、农桑类、渔业类、商业类、测绘类七个类别,除自办学校外,山东也派学生赴中央或他省所设的专门学校学习。如1909年邮传部设立铁路管理传习所,山东曾选27人入所肄业[22]。专业教育的开办,培养了一大批山东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
在废除科举,讲求实用的风气下,不仅专业教育注重实用,而一般学校的课程,亦均注意体用两方面的训练。小学课程有修身、国文、经学、历史、地理、算术、博物、格致、图画、体操等门[23](P4-5)。中学课程有经史、地域、政治、策论、讲义、格致、算学、体操等门。[24](P4-5)这些课程在民国建立以后无大的变更。
清末民初山东国立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开启和加快了山东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使现代化在山东得以广泛传播,而且随着教育的变革,更多的士民接受了现代文化,对山东社会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不应低估的促进作用。清末民初山东受新式教育的人数,由于资料缺乏,无法进行完整的统计,仅据张玉法先生在《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一书所列1902—1916年4月间山东各级学校人数[3](P484-485),以1907年学生人数为准加以估计,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为一级,平均在学三年,每三年可毕业2,585人,14年共毕业12,068人;中学堂为一级,平均在学5年,每5年可毕业1,050人,14年共毕业2,940人;小学堂为一级,平均在学5年,每年毕业46,663人,14年共毕业130,676人,总计新学之士共145,685人,占山东总人口(以3400万计)的4、3‰。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例会越来越高,并将逐渐取代科举出身的人,成为各级政府用人的主要来源。新学之士的大量增加并在20世纪初进入了社会各阶层,由于他们所学与科举中人大异,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行为必然也有很大的改变,这将大大有益于山东的社会现代化进程。
但也应看到,此期西方文化在山东的传播以及山东教育的现代化,只是开启了山东社会现代化的序幕。在山东,一个为社会现代化所需要的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还远未建立,尤其是山东乡村,人的再次社会化尚未开始。甚至就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青岛城市而言,在乡村仍为传统人的大批山东移民的迁入,无疑将加大青岛城市社会现代化的难度,受城市功能的局限,此期青岛城市难以在短期内完成移民的再次社会化进过程,致使青岛出现“城市里的村庄”,传统人和现代物质文明共处一市的现象。无疑,人的现代化成为山东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