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刘街道红色人物
徐一波
李华亭：信仰之光耀九天
一束追光，如舞台的射灯，从浓荫深处扫在这块流淌“四·五”革命烈士鲜血的红色土地；一挂白练，如悬空的流瀑，从云层深处垂下来，垂在一座汉白玉雕成的烈士纪念碑上。碑背面镌刻着 1931 年４月５日被国民党军阀韩复榘枪杀的邓恩铭、刘谦 初、李华亭等 22 位革命烈士的名字。碑上王震副主席亲笔题写的“宁死不屈，浩气长 存”八个金色大字，氤氲着英雄之气、气贯长虹，如瀑布，如激光，如彩虹，笼罩着 一种祥瑞之气和神圣之光。虽然碑文对李华亭烈士的介绍只有简短的 11 个字，但这 11 个字却凝结着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那是信仰之光，光耀九天。
李华亭，原名李文瀚，又名李西园、李剑池，1902 年生于昌乐县朱刘镇都昌南村 一个农民家庭里，是靠着李氏家族凑钱供应上学的。李华亭长方脸浓眉毛，脸右边有 一黑痣，高鼻梁，大嘴巴，大额头，留着分头，待人亲切和蔼，爱开几句玩笑，但他 人穷志不穷，学习特别刻苦。李华亭的老师，一位前清秀才，名叫李茂华，经常对人 夸奖说：“我一辈子教了好多学生，李华亭是最好的一个。”
1918 年冬，李华亭进入昌乐县立高等小学 读书。他带头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深入集镇、 乡村和学校，大力宣传抵制日货等反帝爱国思想。1919 年 8 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提前考入济南 育英中学。李华亭被“励新学会”的书刊《励 新》所激励，被王尽美的精辟讲演所感动，遂 毅然投身于革命的行列。为了尽快得到深造和 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华亭于 1922 年７月， 提前半年高小毕业，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预科班。一师是全省爱国学生运动和新文化、 新思想传播的中心。入校后，李华亭结识了党 的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等同志。12 月秘密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从这一代革命青年身上看到 了光明，看到了穷苦人民得解放的希望，遂毅 峥嵘岁月 60 然投身于战斗行列，自觉开始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
1926 年，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班求学的李华亭利用暑假回到家乡，秘密 从事革命活动。他与昌乐籍在济南求学的共产党员孟繁锷、张适等一起分析昌乐的时局， 向进步青年介绍《向导》《新青年》等刊物，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情景。1927 年， 李华亭被济南党组织选送到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学习。
1928 年初，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乌云压顶，共产党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1928 年 5 月，“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右派势力更加嚣张，特务密探布满大街小巷。 根据中央的指示，在省委的领导下，李华亭同丁君羊、李敬铨等同志一道发动济南各 基层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救国十人团”，进行街头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的罪行。
1928 年 10 月的一天夜里，李华亭和妻子陈少娟正在油灯下赶印传单，突然门外传 来嘈杂声，接着济南警察局的走狗们包围了李华亭的住处。李华亭判定事情有变，对 妻子说：“敌人要抄家了。”夫妻俩神会的目光相互告诉应该怎么做。他们没有躲避， 忙而不乱地把文件点燃，把油印机藏到墙壁的夹层中，从容地迎着破门而入的敌人走去。 狡猾的敌人为了立刻找到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先是翻找李华亭的书桌。就在敌人翻箱 倒柜的时候，李华亭看到了掉在地上的一张纸条，怕留给敌人抓捕同志的线索，便若 无其事地移近纸条，用脚踩了起 来，又装作提鞋，蹲到地上把纸 条拾起来塞到嘴里。等敌人制止 时，纸条早已被咽进了肚子里。 敌人什么也没得到，便咆哮着把 李华亭逮捕了。
李华亭被捕后，中共山东省 委做了大量的营救工作。在狱中， 李华亭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对生与 死的抉择，李华亭毫不隐讳地宣布：我的信仰是马列主义，目的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人类。
1931 年 4 月 5 日凌晨，多数 市民还沉浸在睡梦中的时候，国 民党山东军法会审委员会的三辆 囚车，载着邓恩铭、李华亭等 22 名优秀的共产党员，驶进了济南 61 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在一片“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 罪恶的子弹夺走了 22 位年轻共产党员的生命。时年，李华亭 29 岁。
1988 年，济南市槐荫区委在原刑场旧址特立“四·五”纪念碑，以表示山东人民 对邓恩铭、李华亭等 22 位革命先烈永久的怀念。
张适：一位钢铁硬汉的家国情怀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英魂展”展厅，正中悬挂着铜板做成的 9 个肖像，其中 就有张适。他与马俊、陈为人、任国桢、张浩、吴丽石、陈潭秋等齐名，都曾是满洲 省委的领导人。可见抗战时期张适在东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和伟绩， 将永远载入历史的丰碑。
张适，原名张来顺，字适斋，曾用名张有才、张弓，绰号“黑张”。清光绪三十 年（1904.10.1）农历 8 月 22 日生，山东省昌乐县城东圈子村（今昌乐县朱刘街道东 圈村）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 10 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毕业。 1927 年 12 月参加了广州起义。1929 年到东北做党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绥化特支书记、 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兼区委书记、中共满州省委巡视员、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等职。
1946 年 3 月 9 日不幸被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 42 岁。
寻求真理 百折不挠
张适自幼天赋聪明，认真好学，7 岁能赋诗作文，10 岁提笔成章。少年时就读于 昌乐县立高等小学。虽然家中生活不富裕，但父母 节衣缩食供他上学，成为张家几代人中唯一有文化 的人。在校期间，他刻苦学习、阅读进步书籍，接 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家人因他在 外面学习接受了好多激进思想，又是独子，害怕他 出事。1919 年逼迫年仅十四岁的张适与大他四岁 的本地东云疃村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女子赵明霞成 亲，想藉此拴住他，免得他总往外面跑。张适本不 喜欢这个妻子，但是妻子温柔贤惠，渐渐走入张适 的心中。1923 年考入济南育英中学（也称济南第一 师范学校），接受革命思想，撰写了《五四纪念之 我感》、《我对于国耻纪念日之感想》等数十篇充 满民主革命思想的文章。反动派曾去学校抓捕他， 63 幸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躲过一劫。1926 年，经济南育英中学地下党员王翔千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他光辉的革命生涯。后受党组织派遣， 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做党的地下工作。1926 年 10 月，张适被党组织派到中央军事 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八期）学习，后分配到教导团工作，从此他再也没 有回过家。当时长子 7 岁，长女 2 岁，都由老人和妻子抚育。那时张家是个大家庭， 家中有祖父母、父母、一个姑姑，还有叔祖父母、两个堂弟、两个堂妹等。张适是独子， 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何等艰难，但他的妻子非常懂事，任劳任怨，家中其 他人也默默照顾着这个小家庭。“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参加了由 叶挺指挥的消灭夏斗寅、杨森叛乱的战斗，保卫了武汉革命政权。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 他由武汉南下广州，参加了同年 12 月 11 日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震 撼中外的广州起义。不久，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他任某营党代表。 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坚信，起义虽然失败了，党还在， 只要找到党组织，不管在哪里，都可以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凭着这种坚定的信念， 张适同志压下复仇的怒火，隐姓埋名，历尽千辛万苦，从广东一路乞讨回到山东老家。 可是，山东也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家乡都知道张适是个“革命党”，因此他不便在当 地进行革命活动，只好再次离开家乡，继续北上，来到东北黑龙江，经同学杨子珍介 绍到北满绥化林区当伐木工人，后到一家木工厂管过账。
1929 年春，他来到呼海路（呼兰到海伦）的四方台镇，结识了开明人士姜鸿章（字 鹏博），并到姜开办的博文学院任教务主任。从此，他一边教书，一边奔走于呼海铁 路沿线的海伦、绥化、呼兰、巴彦等地传播革命思想，寻找党的组织。1929 年底张适 回到阔别三年多的家乡，祖父母、父母、叔父婶母以及妻儿看到他的归来非常惊喜。 张适的妻子忍受着与丈夫长久的分离，为公婆进着孝道，同时还要抚慰二个年幼的孩子， 她知道这是丈夫的愿望，也是他们的约定。这时长子同喜已经十岁，五岁的女儿同秀 已不记得有她这个父亲了。短暂的团聚之后就是更长久的分离，面对他的离开，家人 也由无奈演变为无休止的挂牵。
1930 年，经过艰苦的努力，张适终于在松浦车站发现一张小报，上面发表了洛虹 的文章，洛虹就是罗峰，中共呼海路特支书记。张适找到罗峰后，恢复了组织关系。 在那黑暗、艰难的岁月里，与党失散三年多的党员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就象久离家 乡的赤子见到了母亲一样温暖。组织关系一恢复，他就把全部精力立马投入到新的革 命斗争中去。同年农历 11 月 19 日次子张同嘉出生，在张同嘉长大后婶母告诉他， 1932 年 5 月不幸落到了这位年轻的母亲身上，家人因生活困难无力医治，他妈妈肚子 疼的在炕上翻来滚去，炕席都被撕碎了，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而此时的张适却对此 一无所知。1931 年 10 月，北满特委派他到绥化开辟党的工作，他先后在四方台、海伦 站、绥化站发展了六、七名党员（有张冠英、韩子成、吕德宽、陈大凡、雷严、田成孝、 王洪伦等），并建立了党小组、支部等基层组织。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绥化县四 峥嵘岁月 64 方台站特别支部，他任书记，领导创建了中共海伦站、秦家站、青浦站、朝家烧锅屯 等 4 个党支部。
1932 年春，他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创建绥化地区党组织，并任特委书记。他同 梁道静等人创建了一支二百多人的北满抗日义勇军，他任参谋长。在绥棱、上集和海 伦之间与日军轮番作战，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张适同志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 但从他的衣着打扮到言谈举止，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加上他身体强壮，面膛黝黑， 同志们就送给他一个外号——“黑张”。“黑张”在北满地区党的组织中享有很高的 威信，深受同志们的拥护和爱戴。不久，他被调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并以满洲省 委巡视员的身份指导吉林地区党的组织，开展了大量工作。1932 年 5 月，张适以满洲 省委巡视员身份来到吉林指导组建吉林市委，机智躲过一次追捕。脱险后来到哈尔滨， 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道外区区委书记等职。1933 年 5 月，他第二次到吉林巡 视工作时，组建了以李维民为书记的中共吉林市委。同年６月，由于叛徒出卖，特委 书记杨一辰与 37 名共产党员和领导同志相继被捕，中共奉天特委遭到了第二次大破坏。
就在这种情况下，７月下旬，他受党的委托，从哈尔滨来到沈阳，担任中共奉天 特委书记。中共奉天特委是 1932 年初建立的，它领导着南至大连，北至铁岭，西到山 海关，东到安东、抚顺等地下党的工作。奉天特委刚刚遭到破坏，白色恐怖还十分严重。 张适同志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恢复特委组织。他不畏艰难，四处奔走，利用同乡 等关系接触了工人和其他群众，不久就与地下党员安子章（化名李长贵）接上了头， 并发展了一名叫张智山的工人入了党。经李长贵介绍，他又将闲住在大连的原中共山 东省日照县委委员，曾组织过鲁南游击队的于冀贤调到沈阳工作。同时，又与大连、 抚顺等地的中共特别支部沟通了联系，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张适同志一边准备恢复 特委组织，一边安排这些同志到抚顺煤矿、奉天兵工厂等工人集中区开展党的工作， 继续扩大党的组织，并拟调大连的一名女同志来沈阳，到奉天纱厂女工中开展工作， 还准备让于冀贤开设一家成衣店（会升店）作为党的秘密工作机关。但计划尚未实现， 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于冀贤便被周围严重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他总觉得有人盯他的梢、 监视他，就于 1933 年 10 月８日向伪奉天高等法院自首告密，成了可耻的叛徒。第二天， 张适同志和李长贵、张智山同时被捕，还没组建好的奉天特委又一次遭到破坏。
浩然正气 铁骨铮铮
在伪奉天宪兵队中，敌人采用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各种手段，对张 适等同志施行了残酷的毒刑，妄图从他们口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 65 情况，尤其是满洲省委的情况，只要自己不暴露身份，敌人就休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可是，在敌人的淫威下，李长贵却忍受不了酷刑拷打，供出了一些情况。但李长贵所 了解的也并不比于冀贤多。于是，敌人又出新招，让叛徒于冀贤和李长贵一起对张适 同志进行“劝降”，妄图用这种软招达到酷刑所未能达到的目的。在与叛徒坚决的斗 争过程中，张适同志既坚决又注意策略。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感到李长贵虽然也叛 变了革命，但他与于冀贤又有一点区别，如能争取他翻供，就可以进一步孤立于冀贤， 从而有利于迷惑敌人。于是，他趁看守不在的时候单独对李长贵说：“于冀贤破坏了 共产党的原则，把同志的事都向敌人说了，实在是个坏蛋。你也与于一样都说了，可 我至死不能说，我要有出去的那天，非把于冀贤杀了不可！”话很简短，但他痛斥了于、 李的叛变行为，既指明了李长贵的叛变行为，又使李认识到自己继续与于冀贤同流合 污的下场。指出他们若继续走下去，绝没有好下场，必将受到人民的惩罚，并坚决地 表示，自己“一定忠于主义，至死不自白”！以后，张适同志又多次个别做李长贵的 工作，终于使李长贵发生了转化。
劝降未成，敌人又提审张适同志，让叛徒出堂作证。在敌人的法庭上，张适同志 大义凛然，当场严厉地痛斥于冀贤是“卖友求荣，诬陷我是共产党”，未向敌人透露 一点情况。叛徒于冀贤在张适同志锐利的目光和浩然正气面前，心虚理亏，有口难辩。 敌人又让李长贵作证，可是，由于张适同志平时有理有利的斗争，李长贵已发生了转 变，他以从前是“因为受到拷问，才供述了不实在的话”为由，推翻了自己的全部供述， 从而彻底孤立了于冀贤，使敌人再也无计可施。
经过５个多月的刑讯，敌人未从张适口中得到任何东西，只得以“国事犯”的罪 名强行判处张适同志 12 年“徒刑”，将他先押在沈阳，后转入长春狱中。从此，张适 同志以监狱为“大学校”，度过了艰难而漫长的岁月。
耿耿赤心 家国情怀
1937 年 5 月 24 日，张适在奉天（沈阳）市第二监狱服刑时给山东家乡的连襟刘树 栋写了封信，从信的内容看，他还不知道父母、妻子都已过世。1938 年 8 月 17 日在给 其连襟的家书中写到：“我的神经过敏，对家事老是胡思乱想，…，但只要祖父等健 在，便可慰我千里，回家之期，也不久即到，那时再在堂前尽孝，犬子仍望亲朋照看”。 在奉天第二监狱服刑期间，张适还给祖父母写了一封家书，抒发了对老人的思念和不 能尽孝的遗憾、难过之情。从信的内容看，他仍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母、父母和妻子都 已过世。虽然他不能亲自抚养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他们的成长他也时刻挂在心上。 尤其是孩子的读书问题更让他煎熬。身在铁窗高墙之内，他的内心非常复杂，一方面 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学习的机会，将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无力改善 家中的窘境，给孩子创造一个能够读得起书的家境。于是他恳请自己的亲人帮助自己 尽父亲的责任。1936 年张适被转到新京市（长春）长通路清真寺街三十号的新京监狱 峥嵘岁月 66 服刑。1939 年 11 月 21 日他托孩子的姨夫刘树栋转了一封写给内兄赵显荣的信。说：“今 有一事拜托吾兄，即次子读书问题，谚云：‘要好子孙必读书’。同喜未得多念几年， 已成错误，若广生（指张同嘉）子幼不求学，便是一误再误，恐将来也无出息。本村 学校若设备不好，可到街上入学。朱留店之学校可为一区之唯一学校，可使其与树栋 姨夫同居一起，以便求学。同时栋弟更负监督之责。在街念一年等我回家再作道理”。 1940 年 3 月 20 日他在新京监狱给孩子的舅舅写信时再次提起孩子上学的事情，说：“我 潦倒半生，百事无成，前途暗淡，无什曙光，只得将己希望移于子辈。而且弟近来舔 犊心切，子女生活时为挂心。次子先天衰弱，恐非长寿，倘仍存也，正届小学时代， 千万使其就学。吾意使其幼读几年，有了基本知识，再为择业，将来庶可作一自食其 力独立谋生之国民。关其求学问题，可与其家叔及婶母商磋。” 直到 1942 年冬天，适逢伪“满洲国”实行“大赦”，才得以提前出狱，拖着倍受 摧残的身体辗转回到绥化。残酷的刑讯，长期的狱中生活，极大地摧残了张适同志的 身体，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反而更锤炼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 主义事业的斗志。他认为自己的身体虽然受到了一点损失，但是，战胜了叛徒，战胜 了敌人，战胜了死亡，保全了党的组织，这就是最大的欣慰了。
为了不使家庭因他而受到牵连和影响，他参加革命后每次回家都选择了不易被人 发现的时间，即使回家养伤，也不敢多住几天。1943 年张适收到同狱的、因病保释返 回山东的同乡、同学——前满洲省委秘书长、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的来信，建议他去 山东开展党的工作。为了寻找党的关系，张适回到久违十三年的家乡。回到家乡，他 甚至到了家门口都不能进去。只在同学家的村子朱留店住了两夜，知道父母、妻子都 已去世非常难过，虽然亲人的墓地只有四五里路程，也没敢去拜祭。他的叔父和堂弟、 两个大点的孩子去看他时，叮嘱他们一定要征求次子的意见是否愿意随他离家读书。 当长子带着同嘉与他见面时，张适再次征求同嘉意见，亲耳听到儿子的答复后才满心 欢喜地将他带出来。这个十三年来第一次知道自己还有父亲的少年兴奋而好奇。当他 得知 13 岁的张同嘉辍学时很不是滋味，依然决定带他出来送到绥化一个好友姜鹏博家 供养并在其办的学校读书。来到绥化后，张适很少和儿子在一起，也很少说话，我想 他完全是在保护自己的儿子，因为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他和家人没有 一张照片，甚至儿子被带出来后也没有合过影，没有给过他一分钱和一样东西，恐怕 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吧。他当然知道一个连自己的安全都无法保证的人再带着孩子是多 么艰难。虽然他很少见到孩子，但孩子的学习情况他非常清楚，1943——1944 年间他 给山东叔父、婶母的信中写道：“广生在绥，读书很进步”。孩子学习上的进步对父 亲就是最大的安慰，也一定要告诉远方的家人。但与父亲一生只相聚半个多月的张同 嘉却感受不到来自父亲的怜爱和关心。据张同嘉回忆，父亲带他从朱留店火车站坐火 车到了济南的“悦来客栈”，把他安排在屋里就出去了。他左等右等，都不见父亲回来， 天渐渐暗下来，他肚子空空的，想回家又没有钱，吓的哭起来，特别后悔出来。很晚 67 父亲才回来，也没有说去哪了。很有可能张适在这期间还有任务，否则怎么会抛下人 生地不熟的 13 岁的儿子呢。来到绥化的张同嘉只和父亲在一起半个月，父亲也没和他 多说话，此后再没有见到父亲。长久的离别，让本应亲密的父子变得生疏了。也许家 人无法理解他的行为，但因为家人爱他，而默默承受着随他而来的种种苦难。
1945 年８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哈尔滨光复了。张适同志异常兴奋。他想，日 本帝国主义的投降是我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艰苦抗战的成果，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更 多的同志投入到斗争中去，党的活动也一定能大大加强。于是，他放弃了在齐齐哈尔 地区的活动，很快来到哈尔滨。1946 年春，取道哈尔滨去绥化，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 名将、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取得联系，被任命为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1946 年 3 月 9 日李兆麟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同日晚上张适也被暗杀于哈尔滨道外区西门脸，牺 牲时年仅４2 岁。半年后党组织找到张同嘉，他才知道父亲是个共产党人，对父亲的牺 牲张同嘉没有特别难过。9 月，在冯仲云的安排下，他被时任中共绥化中心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雷接到望奎参了军。1957 年 9 月 25 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适为革命烈士。翌年 3 月，昌乐县人民政府 在烈士家乡立了一块“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虽死尤生！”的青石纪念碑，这是 一个革命者生命的绝唱，书写了一位钢铁硬汉的家国情怀。
张适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故事远没有结束。杏花雨，松树枝，年年清明奠英魂， 至今那支扫墓歌，仍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中记忆犹新：
山鸟啼，红花开
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
墓前想烈士，心潮正澎湃，
意志如长虹，气节象松柏。
头可断，身可碎，钢铁红心色不改。
头可断，身可碎，钢铁红心色不改。
东风吹，松枝摆，
凝望烈士墓，烈士豪气依然在。
革命传家宝，一代传一代，
今日红领巾，正是第二代。
革命火，传下来，朝阳花儿开不败！
革命火，传下来，朝阳花儿开不败！
矮人刘继堂的崇高理想
刘继堂，名道利，字继堂，号承先，1893 年出生于昌乐县朱刘镇万庄村。他家 世代为贫苦农民，幼年入塾，深知自己求学不易，生活俭朴，勤奋好学，成绩优异。 1911 年考入益都乙种蚕业学校。求学期间，正逢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全国爆发， 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晚清统治阶级对民众的残酷压迫剥削，立 志报国，组织青年学生上街宣传，发动学生削发，以实际行动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和卖国求荣的腐败行径。
1914 年，刘继堂蚕业学校毕业后，在昌乐县农民协会工作。主管植树造林和育苗 等工作，长达七年之久。1926 年后，昌乐早期在济求学的共产党员孟繁锷、李华亭、 张适等利用暑假回乡期间，在昌乐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秘密发展党员，建 立党的组织。刘继堂听后深受影响，面对国家之维艰，政府之腐败，百姓之水火，积 极协助时任硝磺局局长的朱剑秋，创办了朱刘店劳动补习学校，启发教育搬运工人带 头罢工抗税抗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 命工作。1931 年经营昌乐粮店，不久倒闭，后在当地从事教学生涯。他是万庄的一位 小学教员，个子瘦小，长相特殊，此人学识渊博，为人诚实，同情穷苦农民，深得当 地群众拥戴，被当地人誉为“小先生”。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中国。1938 年 1 月 9 日， 日寇侵占昌乐城，县长王金岳弃城逃到鄌郚，张天佐亦随之到此，大肆扩充武力。此 时，适有拟逃往鲁西南的寿光县长宋宪章路经鄌郚被张天佐扣留，劫得战马 60 匹、长 短枪 40 支、金银财物 10 大车、现款 10 余万元，扩大了自己的装备。1938 年 3 月 5 日， 张天佐被国民党山东第八区专员厉文礼委任为昌乐县长兼游击独立第四总队长。接着， 张天佐在仓上拉起了 1500 人的队伍。同年秋，改编为苏鲁战区第二纵队独立第五团， 张天佐自任团长。1938 年 3 月 23 日，张天佐出任昌乐县长不到 20 天，就掀起反共军 事摩擦，制造“北展事件”，枪杀郑太平、李和功等抗日战士 7 名。随之采取高压恐 怖手段，加害抗日战士及其亲属，迫使他们隐蔽或外逃。1938 年 8 月，时任中共昌乐 县委书记刘慈源、刘智堂到铁路沿线朱刘万庄一带开辟敌占区党的工作，发展万庄村 进步青年刘荣杰（年轻石匠）、年已 49 岁的刘继堂（小学教员）入党。此后，他工作 更加积极，有时饭顾不上吃，家顾不上回，把自己投身于滚滚革命洪流之中。由于矮 73 人刘继堂的加入，大大壮大了万庄地下党的革命力量。不久，刘继堂又在本村先后发 展刘重印、刘宗禹、刘秀峰等人入党，建立了朱刘胶济铁路以北第一个中共万庄支部。 1939 年１月，县委成立了四个区委。二区区委由刘荣杰、刘继堂负责，四区区委由刘 智堂、刘焕奎负责，五区区委由于临凤负责，六区区委由李升平负责。区委建立后发 展比较快，各区秘密进行建党工作，领导全县党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1939 年 4 月，先是刘继堂的叔父刘冠俊入党，接着共有刘宝德、刘好德、刘树义、刘安庆、刘 龙吉、刘维吉、刘宗基、刘国庆、刘大乾、刘大世、刘道成、刘湘环、刘仲文（后 叛变）十余人入党。同年 8 月，昌乐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团”群众组织发展到 500 余人。为了加强党对群众武装的领导，昌乐党组织主动派交通员与八路军鲁东抗日游 击队第八支队联系。八支队应昌乐党组织的要求，派庄少云、郭家瑞二人到昌乐，帮 助昌乐党组织将 " 抗日救亡团 " 改编成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第二十九大队。 1939 年 9 月 9 日，第一任县委书记刘慈源被张天佐暗杀，形势急剧恶化。10 月，继任 县委书记的赵西林在万庄党员刘冠俊家里召开县区党的负责人会议，进一步推进了这 一带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1939 年秋天，县委派政治交通员尹宗礼护送万庄党员刘宝 德、刘好德赴山纵一支队情报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后，二人回万庄执行任务返回时， 按照组织决定，带着刚刚入党的朱刘抗日小组成员刘瑞锡（后更名刘湘亭）前往根据地， 到二地委学习。是年 12 月，中共昌乐县委派徐培芝到万庄开展工作，刘继堂协助徐培 芝在万庄秘密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建立活动基地。刘智堂根据县委决定，在万庄村 刘树义家的南屋开设中药铺，以坐堂先生的身份为掩护，刘继堂负责协助，开展昌乐 北部党的工作。时年冬，刘智堂地下活动被敌人察觉，张天佐派保安团到万庄捕杀刘 智堂，他们机智脱险，万庄中药铺被迫停办。随后，刘继堂的“锦祥饭馆”、刘善亮（朱 刘店党员）的“西盛饭馆”、 刘正锦（朱刘店党员）的“恒盛木匠铺”、徐培芝和刘 荣杰的“永盛磨庄”相继转入地下，以此作为掩护，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①以刘正 锦的“恒盛木匠铺”和刘继堂的“锦祥饭馆”为主，领导朱刘店抗日小组的工作。抗 日小组由朱刘店手工业工人及农民十几人组成。由刘善亮任队长，刘正锦任书记 (文书 )。 抗日小组负责收集日军据点火力配备和火车运输情报，然后上报万庄支部书记刘冠俊。 ②以刘树义、刘智堂的“万庄中药铺”为主，巩固万庄党的活动基地，酝酿抗日武装斗争。 万庄党员一次集资 40 元 ( 现洋 ) 购买油印机一部，支持县委的工作；一次集资 85 元 ( 现 洋 ) 买手枪一支，以利于开展工作。他们还进行过搞枪和拉队伍的种种尝试，因条件 限制未得成功。③以徐培芝、刘荣杰的“永盛磨庄”为主，加强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 “永盛磨庄”地址设于火车站附近，此处是交通要冲，又是集市所在地，便于与各地 联系。磨庄由西边大临池进货，东去坊子销售，党组织借此沟通与外地，尤其是潍县 党组织的联系。由于刘继堂与徐培芝的密切配合，党在万庄的工作出现新局面。在他 的组织领导下，刘冠俊、刘宗禹、刘好德等一批革命同志在铁路以北各村散发抗日传单， 揭露日寇强盗罪行，并在群众当中开展募捐活动。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一无经费二 峥嵘岁月 74 无补助，工作非常困难。刘继堂以开“锦祥饭馆”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组织领导 群众进行对敌斗争，积极筹集活动经费。后因饭馆里敌伪人员常来常往，出出进进， 不好掩护，只好关闭饭馆，另寻出路。
此时，张天佐统治更加严密，屠杀镇压革命者更加疯狂，群众情绪更加低落，大 多数党员不敢活动了。经过一段工作，1940 年党的组织工作，又有了发展壮大，继万 庄支部以后，朱刘店、东庄、南庄、大桥都建立了党支部，都昌村也有了党员。万庄 九名党员（刘冠俊、刘安庆、刘国庆、刘大乾、刘道成、刘湘环、刘龙吉、刘维吉、 刘仲文）带头和十几个热血青年参加了八路军。1940 年春，伪区长张墨仙派人到朱刘 店抓捕刘继堂，在刘宗禹的通风报信和巧妙掩护下，刘继堂机智脱险，被派去二地委 学校学习，后留二地委宣传部任科长。 他将信仰的熊熊火炬，在沉沉暗夜里高高举起，以极大地胆气为民族救亡图存， 慷慨赴死，这是一种何等的担当？ 1941 年 4 月，他一清二楚，只耽于自己的安逸、满 足于现状，唾手可得，但他心意坚决，要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民族的命运抗争，即 使前途布满荆棘，甚至是死亡……必须忠实于自己的信仰。此后，刘继堂不顾个人危险， 经二地委批准，怀揣着为革命战斗到底的崇高理想，强烈要求回到昌乐继续坚持地下 斗争。20 日，他去丹桂乡老官李村开展工作时，不料被国民党党员崔学亮、特务刘金环、 伪小学校长王瑞林等人发现告密，当天被丹桂乡乡长秦光廷派乡丁抓捕，敌人将刘继 堂押到潘家庄庙内囚禁。第二天，区长张墨仙派人对刘继堂进行审讯。面对敌人的严 刑审讯，刘继堂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未向敌人泄露半点党的机密。敌人无奈，当晚将刘继堂活埋于五图镇崔家埠村西北大沟。正是：潺潺桂水颂英烈，巍巍 孤山立丰碑。
刘冠俊：用生命践行着入党的誓言
孤山脚下铁路北侧桂河转弯的地方有一个大村叫万庄。万庄从 1938 年开始就有了 党的活动，随即建立了中共万庄支部，1939 年党组织迅速扩大，在朱刘火车站和铁路 沿线一带活动十分活跃，曾一度为全县人民所注目，被誉为昌乐的“小莫斯科”，成 为县委在铁路北侧重要的活动基地，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涌现出了一大 批令人敬仰的杰出人物。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万庄村的 17 名党员经过与日伪顽反复较 量的严峻考验后，由县委分作四批输送到鲁中抗日根据地参军参政，在更加广阔的战 场上，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烽火岁月，红旗漫卷，其中刘冠 俊同志就是他们当中比较出色的一位。
刘冠俊，1902 年出生于昌乐县朱刘镇万庄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是昌乐县第二 区委党组织负责人刘继堂烈士的叔父。在刘继堂的影响下，1939 年 4 月，刘冠俊迅速 成长为一名革命意志坚强的优秀中共党员，1940 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参加了苏家 崮战斗，临沂战役、孟良崮战役等。刘冠俊思想进步，理想坚定，他走过了一条从认 识党到加入共产党，从爱国到救国，从保护党到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一生的革命 道路。
1938 年 8 月，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昌乐小解召村的早期党员刘慈源到万庄 一带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抗日时，发展刘荣杰、刘继堂入党，为万庄党组织的建 立及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刘湘亭同志回忆，朱刘党的活动，是先从万庄开始的， 后发展到朱刘、大小东庄、东西南庄、大桥等村庄。主要是徐佩芝以打磨出面活动， 赵西林、刘智堂隐蔽活动。当时朱刘国民党统治很严，有国民党的暗杀团、张墨仙区 中队、侯聚伍部，还有鬼子汉奸都住在这里。1938 年 12 月下旬，中共昌乐县委成立。 1939 年 1 月，县区委建立后，党的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基层组织迅速发展。1939 年 9 月，县委书记刘慈源同志被张天佐暗杀团暗杀于小解召村西南河口，为了在白色恐怖 下坚持革命斗争，县委活动基地由昌乐中部转移到铁路北侧万庄村。县委二区区委书 记刘继堂、党员刘冠俊发动万庄优秀青年刘秀峰、刘宝德、刘好德、刘树义等 10 余人 入党，刘冠俊家成为县委在铁路北侧的重要活动基地。不久，根据中共鲁中二地委指示， 重建昌乐县委，赵西林同志任书记。1939 年 10 月，赵西林秘密来到刘冠俊家中主持召 开了党的部分负责人会议，指导党建工作，进一步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参加 峥嵘岁月 80 会议的有县委组织部长刘焕奎、宣传部长武克东等十余人。会后，刘智堂根据县委决 定，在万庄村刘树义家南屋开设中药铺，以坐堂先生为掩护，开展万庄一带党的工作。 万庄及朱刘店的党员纷纷谋求合法职业，以经商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以刘正锦的“恒 盛木匠铺”和刘继堂的“锦祥饭馆”为主，领导朱刘店抗日小组的工作。抗日小组由 朱刘店手工业工人及农民十几人组成。由刘善亮任队长，刘正锦任书记 ( 文书 )。抗日 小组负责收集日军据点火力配备和火车运输情报，然后上报万庄支部书记刘冠俊。为 巩固万庄党的活动基地，酝酿抗日武装斗争。刘冠俊和万庄其他党员一次集资 40 元 ( 现 洋 ) 购买油印机一部，在家中秘密印刷革命宣传品散发，支持县委的工作；一次集资 85 元 ( 现洋 ) 买手枪一支，以利于开展地下斗争。他们还进行过搞枪和拉队伍的种种 尝试，因条件限制未得成功。是年冬，敌保安团张墨仙部秉承张天佐旨意到万庄破坏 中共党的组织，捕杀党的县、区负责人，万庄中药铺被迫停办。因平时赵西林、刘智堂、 刘继堂等经常在刘冠俊家中开县、区负责人会议，引起反动派的秘密监视。有一次， 刘冠俊因晚上回家看望老母亲时，不幸被汉奸和反动派发现，包围在附近的十余户老 旧宅子里，刘冠俊急中生智爬到已废弃的屋顶上一呆就是四十天，这四十天吃喝拉撒 全在屋梁上，全靠老母亲用瓦罐系上绳子输送。有时汉奸进户来搜查，一呆一天甚至 两天，刘冠俊只能在屋梁上挨饿受冻，还不敢弄出一点声响，直到敌人误以为刘冠俊 已经逃脱，才将人马撤离万庄。此时，他们的说话和交流被刘冠俊听得一清二楚。是夜， 他拜别老母，和本村的刘安庆，刘国庆、刘大乾，刘道成、刘湘环、刘龙吉、刘维吉、 刘仲文九名党员同志，紧随刘继堂去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踏上了去沂水县岸 堤镇参加革命队伍之旅。当走到半路上时受到反动派严查，许多人的衣服全被用刀割 开，此时，刘冠俊身上带着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的介绍信，稍有疏忽将性命不保。然 而，刘冠俊毫无惧色，沉着应付，把介绍信当做卷烟纸，靠近检查时，点燃当成烟抽， 被汉奸一耳光把烟抽在了地上，刘冠俊随即用脚捻灭了烟头并将其捡起，放在耳朵上， 顺利过关。到达部队时，介绍信印章烧的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在沂蒙山区参军时， 刘冠俊担任通讯员工作，有一次夜间送情报，横跨 30 公里大山，走到半路大雪封山迷 失方向，精疲力竭时迷迷糊糊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感觉有东西再挠他的脸，一睁 眼原来是一只大灰狼，狼见他醒来便悄然离去，他回想当时也没感觉到冷，可能是狼 在他身边趴了很长时间了，于是刘冠俊立即起身跟随狼的脚印走到了大路，黎明时分， 找到了部队，当时部队首长听说情报员到了时，感慨万千，并说到只要是共产党干的 事情，狼都支持，狼不吃共产党员！由于他情报及时送到，避免了一次部队转移。入 伍第二年，即 1941 年 4 月 21 日，县委二区区委书记，侄子刘继堂被国民党反动派活 埋在五图镇崔家埠村西北大沟。1940 年开春以来，刘冠俊先后参加了苏家崮战斗，临 沂战役、孟良崮战役等。这个热血青年一走就是近十年，怀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和 对党的无限忠诚，血洒战场，屡立战功。刘冠俊老母亲去世时，他都没有见上一面， 邻居们用一张破草席将老母亲草草下葬。
1948 年，昌潍地区解放后，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昌潍 地委在益都东门成立人民药社。刘冠俊被分配到昌乐县委宣传部门工作，并兼任万庄 村党支部书记。刘冠俊在担任支部书记期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和阶级成分划分，维护了 穷苦百姓的根本利益。在周边村庄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永远跟党走，农民一定会有好 日子。为了让各村村民了解党，拥护党，他利用集市路口，自编自演了快板、戏曲节 目来宣传。如“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灯头朝下”等脍炙人口佳句，也 成了周边村民的笑谈，认为不可能实现。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他与本村党员刘树 义积极联系昌潍人民药社书记刘智堂，购买种子带领村民种植药材，利用在刘智堂开 中药铺期间学到的知识，带领村民在集体土地上种植了丹参、黄芪等药材，解决了村 民温饱问题。1962 年 9 月 8 日深夜，正值草药收货季节，刘冠俊在药地带领村民收割 药材三天三夜没有回家，在最后收工时突感身体不适。由于为革命长期呕心沥血，过 度劳累，终因体力严重透支而病逝，享年 60 岁。当时其大女儿刘桂兰 13 岁，二女儿 刘素兰 9 岁，儿子刘道善只有 5 岁。1964 年，第一台拖拉机开进万庄村，后来村里又 通上了电，真正实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殷殷嘱托，村民们无不感慨，要是刘冠俊能 看到就好了，同时，也反应出一名共产党员思想的先进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营养剂。纵观刘冠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意志坚定 的一生，无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一直都在为革命事业而不 懈奋斗。任职期间尽职尽责，对党无限忠诚，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对工作认真负责， 勤勤恳恳，不计名利，任劳任怨，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疾苦，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 员的光荣本色，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高尚的革命情操。
骁勇善战的刘昶
相传宋末元初，无休止的战乱、连年瘟疫、灾荒不断，使得桂河两岸十室九空， 田园荒芜，有一魏氏族人，逃难落荒于此，垦荒种地，营造家园。这儿，原本有条小 河，源自孤山北坡，自南朝北，穿流而过，蜿蜒迤逦北去。也许，魏氏先人确信，有 河有水的地方，才能安居乐业。自此，在这儿立庄定居，繁衍生息开来，取名魏家庄。 村名自此沿用至今。1916 年，刘昶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刘昶，别号旭初，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叔父抚养长大成人。少时聪明好学， 性情刚烈，胆识过人，敢于向封建礼教和恶势力挑战。1936 年（民国二十五年）益都 师范毕业后，在本县西店小学任教。在校期间，由于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团体，印发传单，反对独裁，利用暑假期间到青岛等地作共产主义进步思想的 宣传。
抗战爆发后不久，1938 年 1 月 9 日（农历一九三七年腊月初八），日寇侵入昌乐 县朱刘店（抗战时是朱刘镇人民政府驻地），占据了朱留店火车站。从此，朱刘人民 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周边的村庄自然遭了秧，百姓终日饱受日寇的奴役和蹂躏。火 车站西五里，有村名大桥，“孤峰倒影大桥西，翠抹岚光望不迷。几片落霞真画屏， 半天残照好诗题。斜坡童唱驱牛下，远树烟含待鸟栖。二圣祠前云渐合，晚风犹动草 萋萋。”“孤峰夕照”一诗就是描述这里的美景。可惜好景不长在，1938 年 6 月 24 日 （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寇在此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桥惨案”，强杀民工十五人， 焚毁民居七十五间，村落顿成废墟。“大桥惨案”发生后，刘昶等一些有志之士不忍 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肆意践踏，挺身而出，自发组织起来，拿起简陋的 兵器，伙同本村三名平民壮士杀死了驻朱留店火车站的高桥和佐佐木两名日军。秋后， 鬼子为了报复，残忍地杀害了魏家庄村民刘金敏，白色恐怖又笼罩着整个第二区朱刘镇， 人民被日寇搅得惶惶不可终日，冒着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大家听到刘金敏被杀的 消息后，义愤填膺，跟日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此第二区掀起了抗日的高潮。
1939 年初，刘昶，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怎容得下日寇残忍的暴行，只身一人南 下沂水东里店，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七分校。七分校是国民党军事集团中最大的军事院 校之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为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据王建军、白金刚先生编着的《黄埔七分校记忆—— 103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师生名录》不完全统计，第十六期昌乐籍学生有 48 名，刘 昶是第三大队第七队学员中的一名。黄埔军校七分校毕业后，他来到北平，在傅作义 部骑兵团当了一名排长，因作战勇敢，骁勇善战，27 岁晋升为少校营长。经过几年战 斗风雨的洗礼，刘昶已经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如钢的抗日战士。为表示奋勇杀敌、精 忠报国道的豪情壮志，他毅然改名为刘旭初，寓意为：挥剑杀敌报国，革命斗志如旭 日初升。一次，在绥远和日军作战时，因子弹打光，他手持马刀，奋勇向前，无畏牺牲， 一马当先，向着日军冲杀过去，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他却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抬下战场，伤愈后长期担任后勤处处长。
1951 年抗美援朝期间，他被转到华北军政大学担任迫击炮教官，在一次处理迫击 炮故障时失去左臂。1969 年转业到中国西南地质学院担任重要职务。转瞬过了十五年， 解放后的祖国日新月异，政通人和，安居乐业，他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此后，他一 直奋战在地质一线，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84年这位饱经沧桑、 骁勇善战的老人，与世溘然长辞，终年 68 岁。值此，乡村文化振兴，红色记忆传承时期， 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深深的怀念，还有勇往直前、不懈追求的革命精神。
张锡富：大桥惨案的亲历者
张锡富，昌乐县城东朱刘镇大桥村人，他从小看着孤山、爬着孤山，玩着石头、 搬着石头长大，练就了一身好体魄，也铸就了勤劳勇敢、爱憎分明的秉性。大桥村位 于孤山之阴，是一个小山村，自秦汉朝起村内既有长登官道通行，因桂河水流湍急， 建有古石桥四座，故名。这也曾是张锡富世代赖以生存的家乡。
那年，张锡富年方二十八岁，身强力壮，风华正茂，而家内又有娇妻乖子，小日 子虽不够宽裕，但也快乐安逸，叫人知足。母亲刚刚给他新做老粗布白大褂子一件， 往身上一穿，顿时精神抖擞，帅气十足。当时，张锡富经常被安排去城里给日本鬼子 出“洋工”，每次出门前母亲不免都会嘱咐一句：“多长几只眼，顾好自己，别冒冒 失失的。”张锡富总是一笑：“有老娘的白褂子，就是护身符在身，刀枪不入，万无 一失。就一百个放心吧！”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这天一早，他穿上白大褂子，扛起铁锨正要下田，出 门后却迎头碰上了实枪荷弹的一群日本鬼子。只见街上的日本鬼子凶神恶煞一般端着 枪，刺刀明晃晃的，嘴里“嘀噜哇啦”。正不知何故，一个汉奸说话了：“太君说了， 赶快去修铁路，统统的干活！”其父张大喜听到动静出门一看，也被鬼子拦住，被逼 迫一起去修铁路。张锡富担心修铁路免不了沾油，会弄脏了心爱的白褂子，要回家换下， 鬼子不让。很快，街上集合了包括张锡富和他父亲、二叔、三叔在内的十五名强壮年， 或扛了铁锨，或带了镐头，一起被鬼子的刺刀逼迫着走，去村北修铁路。
从村子到村北的胶济铁路，不到一公里之遥。这条铁路最早由德国人修建，前辈 修铁路的故事，村子里的每个人都能讲出几个来，因为作为铁路的临近村子，村里人 是免不了那个修铁路的劳役之苦和“磨洋工”之乐的。而就抢修铁路而言，对当时的 村里人来说虽算不上特别专业，倒也并不陌生。国土沦陷的年代，铁路只为鬼子服务， 被扒路、毁路的事，就司空见惯了。出工修铁路，于是成了铁路沿线村庄人的家常便饭。 这次，当然是铁路又被扒了。大家走在去修铁路的路上，个个闷不做声，心里却恨鬼 子恨得咬牙切齿。
铁路被扒的地方，正是在村北大沟上面的铁路桥上。到了桥上一看，两根铁轨被 卸下掀到了桥北的深沟里，一根根黑色道木横七竖八，也有的被掀到了沟里。早有两 个鬼子牵着长舌头狼狗站在那里，一挺机枪架在路基旁边，黑洞洞的枪口就对着村子 105 的方向。张锡富怕把白褂子弄脏了，一脱，想挂于近处的树杈上，却被鬼子飞起一脚， 踢了个趔趄。他只好随手一放，白褂子被丢在路边的路基上。大家开始挥动着铁锨和 镐头，整理堆着大块石子的路基，然后，再把一根根道木抬着摆好。最重的，莫过于 到桥下沟里去抬铁轨。十五个人一起动手，喊着号子，才先后把两股铁轨抬上沟崖， 再抬上路基，摆放在已摆好的道木上。鬼子早就准备好了工具和配件，监视大家用扳 手上螺丝，把铁轨固定在道木上。此时，在刺刀下干活的十五条山村汉子，早已累的 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看到铁路修好了，鬼子又一阵“叽哩哇啦”。于是，这群 汉子们带上自己的工具，被赶到大桥下的沟里，沿着沟中小道疲倦地往村子方向走着。 临行前，张锡富没忘了拿起自己的白褂子，披在身上，走在汉子队伍的最前头。走出 不远，大家不免开始小声嘀嘀咕咕，一个说：“小日本儿狗日的，豺狼不如，不得好死！” 另一个说：“一群狗，死了没人埋，养个孩子也没屁眼儿！”正说着，张锡富忽然听 到身后枪声“哒！哒！哒！”，感到子弹“嗖嗖”的从头上、身旁飞过，身后的人“啊 啊”的喊叫着。一回头，好几个已倒在了地上。不好，鬼子开枪杀人了，一个念头迅 速在他脑子里闪现。他就势向前一趴，快速爬着行进，然后一拐弯，离开了鬼子的视 线。身上披着的白褂子则挂在了荆棘棵上，白白的颜色，引来无数子弹“嗖嗖”穿击。 他边跑边回头看，后面没有一个人跟随，直到跑回村子再回头一看，仍然没有同去人 的半个身影。他知道，鬼子绝不会在北大沟枪杀修铁路的乡亲后，就此善罢甘休。张 锡富的第一反应，就是呼喊乡亲们赶快撤离村子。他顺手抄起一只铜盆使劲地敲，高 声呼喊：“鬼子杀人了，大家快跑吧！”在呼喊的同时，叫上自家老母和妻小，快步 出村向西，朝孤山西与草山之间深沟里的“九间房”跑去。说起“九间房”是村人在 西沟土崖上挖下的九个大土洞，口小肚大，每个洞可容纳成年人十几个，是早年用来 躲避土匪骚扰的地方。众乡亲听到北大沟枪声大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不知所措， 忽听张锡富大喊，也都跟着呼喊着，同时扶老携幼，牵牛赶羊，逃离村子。那天，包 括张锡富一家在内的许多村人也纷纷来到了这里，惴惴不安地躲过一劫。
村子里接下来的遭遇，正如“大桥惨案”碑文所记：“狠毒的日寇屠杀群众之后， 并未罢休，又在村内到处放火，全村共有房屋一百一十间就烧掉七十五间，此事过后， 王继成之妻王刘氏，张锡富之妻张刘氏，亦因受惊得病而死。全村二十三户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流浪四方，无家可归，致使两户逃往东北，七户到异乡为乞，其他各户皆 投亲奔友，村内仅剩老妪一人，使山明水秀之村变为废墟。”这块石碑，是解放后村 委立的，2019 年 7 月 1 日之前，朱刘街道拿出资金修缮一新，至今仍在村内巍然屹立， 向人们诉说着那不堪回首的悲惨一幕。
在北大沟里，另外十四人，包括张锡富父叔在内，全部做了鬼子的枪下之鬼。张 锡富收拾父叔的尸首时，那件白褂子也在荆棘丛中失而复得。说是白褂子，其实早被 疯狂的子弹打得稀巴烂了。然而，张锡富却把它看做了“护身符”。毕竟，救己一命的， 就是这件被打烂了的白褂子。
张家的宅舍被熊熊大火化为灰烬 ，吃住都成了问题，他只好带着仅剩的一把锁， 举家投靠到几十里外的龙旺村姥姥家。本想过两天安稳日子后，再回大桥村重建家园， 岂料一晃便到了秋后，居然还是没有躲开鬼子。时年九月初三日，一大队日本鬼子兵 由北向南从龙旺村以东的道路上匆匆行进，至龙旺村附近时被打了冷枪。鬼子怀疑是 龙旺村人打的，疯狂掉头向村子扑来。村人发现鬼子来了，纷纷四处逃离躲藏。当时， 张锡富正在村东南一个叫罗圈崖的岭地里替姥姥家干活，忽然听到村子里人哭狗叫， 附近又有枪声，打了一个寒颤。抬头一看，一群日本鬼子正杀气腾腾地向村里开进。 他立刻意识到，村子要遭遇鬼子扫荡了。于是，他就地找了一处小土坑趴下，以防被 鬼子看到丢了性命。
不一会儿，他感觉到不远处有脚步声走近。隔着蒿草抬头一看，正有几个鬼子兵 向这边走来，且不偏不倚正走向自己的位置。他迸住呼吸，攥紧拳头，咬牙切齿，准 备一拼。等到前面的鬼子靠近的一刹那，他一个鲤鱼打挺，就把这个鬼子踢翻在地， 顺手夺下枪来，一刺刀就送其上了西天。其它鬼子一看同伴被杀，疯狗一样迅速围拢 过来，又被身手不凡的他左右开弓，用枪托搁倒两个。剩下的鬼子一看，端枪射击。 他眼看寡不敌众，纵身跳下旁边一道南北走向的土岭，拼命向前跑去。身后枪声连连， 感觉身中数弹，剧烈疼痛。见眼前一片密密的荆条行，一头栽了进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待到醒来时，已经躺在了自家的炕头上。原来，是鬼子在后面乱枪射击，见他已经倒下， 断定他必死无疑了，没有再追。直到鬼子撤走后，家人找遍附近的沟沟岔岔，才终于 在这一片荆条行里，找到了躺在血泊中的他。家人把他抬回家，扒下被血染红的衣服 一看，浑身上下共七个被穿透的子弹孔。他卧床医治半年，才能下炕走路。一年后病 愈如初，开始下地干活。
这次鬼子扫荡，龙旺村里老少共被鬼子残酷地夺走了人命二十一条半。而这个“半” 字，就是指身中七弹而死里逃生的张锡富。从鬼子扫荡后的次年起，九月初三日这天 便是龙旺全村“大上坟”的日子。
身体康复不久，受到惊吓的张锡富便因饥寒交迫，被迫举家闯了关东。到关东后 安顿好家里老小，便很快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一次，升任班长后的他，单独领命执 行任务时，在深山老林里遭遇日本鬼子，还没等鬼子反应过来，他就一梭子子弹打了 过去，身上仅有的两颗手榴弹也扔了过去，一大群鬼子全部倒地。过去一看，除了一 个还喘着气外，其余的一概毙命。事后他说：“巧了，怎么也是二十一个半，这敢情 是鬼子来归还俺龙旺村的命债的。”排长听了 , 厉声批评他：“人民的部队战士，要 放下报私仇的狭隘思想！”他赶忙解释：“我是调侃着玩，那里只是为了报私仇。打 败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才是我的奋斗目标！”
张锡富因为白褂子的掩护而侥幸逃脱，但因受到重度惊吓，落下了心脏病，于 1959 年离世，年仅 48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