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王滨
1951年3月,影片《白毛女》公映后,不仅在全国引起轰动,还荣获了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茅盾曾称:“歌剧《白毛女》和电影《白毛女》为‘双璧’,二者皆为划时代的作品。”这部歌剧和电影的导演就是昌邑人王滨。
为了电影事业,王滨勤奋创作、刻苦追求、不断探索,在经历了失业的困苦、生活的艰辛后,去延安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创造了多个第一: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参与编排了第一台全新的民族歌剧《白毛女》、获得了新中国第一个政府奖……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电影事业。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贡献是巨大的。
本期撰稿:孙建设 张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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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求学渴望挣脱牢笼
青年时期的王滨
王滨是昌邑人,少年时,家境就已没落。王滨目睹的是军阀混战、列强入侵,使他内心深处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父亲想让王滨出人头地,重振家业,下血本供他到专科学校学习英文,而王滨却一心想离家,奔赴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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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没落迁居烟台 上初小被父亲包办婚姻
王滨,原名王绍杰,1912年1月出生于昌邑市卜庄镇夏店村一个富商家庭。王滨少年时,家境就已没落,靠其父亲王孚堂在小布店当会计糊口。王滨是独子,父亲把重振家业的希望寄托于王滨。1923年,11岁的王滨进入夏店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敏、颖悟非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26年,他上初小四年级时,父亲严命他与一位比他大7岁的姑娘在形式上完了婚。他对此极为不满,这件事成为他尽早离家的重要原因。
1927年,父亲在烟台英商洋行谋得保险经纪人的职位,月薪较高。不久,父亲带领全家离开家乡,迁居烟台。当时,海关、邮局、电报局、船行、银行等关系经济命脉的行业都操纵在洋人手里。名为平等交易,实则榨取中国人的膏血。人们的眼光都向着这个“洋”字,因为“洋”等于财和势。谁家的子弟学会洋文、在洋行里当“西崽”,都会招来羡慕的眼光。王滨的父亲正是为儿子谋划了一条这样的人生之路,于是王滨进了烟台正华英语专科学校。
入校后的一天,王滨遇到了同乡于敏。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加上是同乡,两人的感情更近了。
他俩在一起经常探讨人生。王滨问:“你说人生是梦还是梦是人生?”
于敏答:“人生不是梦,梦也不是人生。”
“那么人生是什么?”
“人生就是人生。”
这一问一答看似等闲,却是性格的表露。两人在校时形影不离,一起山前山后奔跑,一起背英文单词。王滨外向,于敏内向；王滨洒脱,于敏木讷；王滨敢作敢为,于敏小心谨慎。不过,所有不同中却有一本质的共同点,家境的逐渐衰落使他们正视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的动荡又使他们模糊地考虑:他们该向何处去?
学校有一次排演话剧,王滨饰一个阔少爷,头戴红珠青缎圆帽,身穿长袍马褂,一表人才。表演虽然不算高明,引起的哄笑却是山鸣谷应。王滨还写得一手好字,还习练书画,常常捕来彩蝶做成标本,处处显露出艺术天赋。
王滨与于敏经常一起阅读左翼社团“创造社”的刊物,并给烟台地下党创办的《胶东日报》《野火》副刊投稿。1928年5月“济南惨案”后,王滨与同学们一起冲出校园、振臂高呼,汇入抗日游行的洪流。
转入商业专科学校 爱好文学一心改变现状
望子成龙的父亲眼看着儿子的“叛逆”,心里时常惴惴不安。1929年,他将王滨转入胶东半岛的最高学府——烟台私立益文商业专科学校学习。学校原名“实益学馆”,由美国传教士创办,学制六年。凡是仰慕镀金饭碗的家长,都眼巴巴想送子弟来入门。益文的学费比正华更高,因为教科书和作业本都从美国输入。但是,父亲下血本也要培养王滨,让他出人头地,重振家业。他知道,山东沿海的洋行、天津和上海的洋行,有不少是该校的毕业生。
王滨有一颗不安定的心,社会大课堂教给王滨的远比学校课堂多得多。于敏生日那天,王滨赠送的生日礼物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此时,山东军阀已归顺国民党,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但这些还是没有改变老百姓的生活困境。外国军舰仍然停在海湾里,黑洞洞的炮口瞄着城市……
学校虽以商业科目为主,但课本却编得十分精到,其中收入了古代和近代有代表性的作品章节,并附有作家简介。这些佳作无疑启发了一个少年爱好文学的心。
“人生是梦,还是梦是人生?”当王滨确知人生非梦时,他仍然不能回答“人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从家门到校门,是他的生活圈子。市内有几家书店,出售的多半是武侠刀客、公案传奇、鸳鸯蝴蝶派佳人才子之类的着作。每天上课前,都有一次全校的大礼拜。学校地处西山山腰,四围有绿树环绕,鸟语蜂吟不断。站在操场上,可以眺望茫茫大海,但自然景物的美丽掩盖不了精神生活的贫乏。因为父亲包办婚姻的缘由,王滨常常与朋友谈的是“家庭革命”。这固然幼稚可笑,但也说明一个少年渴望改变现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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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用心良苦 儿子离心愈炽
1929年开始,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经济危机最先由美国爆发。数以万吨计的牛奶倾入河流,染白了河水；山丘一般的小麦付之一炬,浓烟遮蔽了天空。中国未能幸免,渤海湾的这个小城也不能例外。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不必说,楼顶高耸、金字招牌闪光的洋行、银行、船行也都经历了浩劫。父亲一向舒展的眉头又拧紧了,减少了的收入必须应付物价的上扬。迫于无奈,父亲将王滨安排到英商泰和洋行保险部和进口布匹部当练习生。刚踏入社会的王滨饱尝了生活的不易和艰辛。
“离家出走”是王滨和于敏时常咀嚼的话题。按照两个不同的性格,一个是立意已定,则义无反顾；一个则是瞻前顾后,很怕陷入困境。这时,两人的经济条件也已经大有区别。于敏的父亲已彻底破产,他能否继续上学尚不可知。王滨由于包办婚姻造成的苦恼,加上烟台的闭塞和目睹洋人的跋扈、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逼使他极欲走出这块小天地,到更开阔的视野中去认识人生和社会。
当时,烟台还比较闭塞,但王滨从在北平读书回家休假的知识青年那里得知,北平学生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活动如火如荼,这强烈地吸引着他,渴望能到北平读书。
北平有很多大学,又是文化中心。要想游泳,就得扑向大海,不能困守在烟台这个死水湾。北平也有王家的亲属,可以多少有所仰仗。母亲的眼泪、妹妹们的叹息都不能阻止王滨的出走。父亲眼看笼不住宠爱的儿子,便以“不再闹离婚”为条件,满足了他。于是,王滨的“家庭革命”以到北平求学为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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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深造开启从影梦想
王滨(右一)在北平联华五厂电影人才养成所与同学合影。
1930年春,王滨来到北平,在银闸胡同租了一间小屋安顿下来。从此,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多了一个旁听生。在这里,他阅读文艺作品,跟着老乡学画画,去艺术院校看演出,被艺术所吸引。1931年,他考入养成所,正式接触电影。毕业后拍了有生以来第一部担任主角的影片《故宫新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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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插班当旁听 对电影产生兴趣
此时的北平最早吹响“科学与民主”的号角,竖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然而,高挑的青天白日旗下,依然是洋人、军阀、官爷、富人的天下。东交民巷里,驻扎着列强的士兵。陇海路上,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正与阎锡山、冯玉祥大摆战场。“五四”的高潮已过,新的群众运动正在酝酿中。
北京大学曾经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在这个自由讲学的地方,不同的思潮也在争夺着学生的灵魂。这天,北大西语系多了一个旁听生,就是王滨。他在这里受到的影响是左倾的、进步的,他多么希望挚友于敏在他身边。
王滨把主要时间用于阅读文艺作品,去艺术院校看演出,向美术系的烟台老乡学习绘画。总之,他的兴趣全在艺术领域。这段时间,在诸多新鲜事物中,电影对他的吸引力最大。其中,有革新思想的上海联华公司的影片和西方的有声电影令他憧憬,并结合自身具备的优越条件,萌生了当演员的强烈念头。
昆明湖的水光山色、香山的丛林幽深、北海边的弱柳扶风,已经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唯一向往的就是电影摄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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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新怨》饰主角 演员实践仅一次
1931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在北平设立第五分厂,同时创办电影人才养成所。主持养成所兼任教员的是王瑞林,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
是年底,王滨考入养成所。课程有电影概论、电影表演、影片观摩等。这一启蒙更激发了王滨致力于电影艺术的决心。在这里,他认识了石寄圃,山西一位土财主的儿子,长于王滨等人几岁,俨然是个兄长；殷秀岑,是个胖子,极忠实于友情；吕班,一个多面手,演戏、相声、京韵大鼓都能来一手,又是铁工和木工的巧匠；杨君莉,即后来成为名演员的白杨,还有美丽的少女刘莉影、陆丽明等。这一批青年后来的成就虽各有不同,但都倾向于“左翼”文艺运动。
1932年夏,王滨顺利毕业。他年轻帅气,眉目清秀,经过筛选,他在联华北平分厂摄制的唯一一部影片《故宫新怨》中担任主角。这是他电影生涯中仅有的一次演员实践。导演是侯曜,曾经拍过八部影片,其中《弃妇》《春闺梦里人》都得到好评。《故宫新怨》选中的主要演员还有刘莉影、陆雪英。如果说《弃妇》有反封建的意义,《春闺梦里人》有反军阀内战的意义,《故宫新怨》则流于无病呻吟的情场纠纷。王滨扮演的章天南是文学家,已有妻子庆珍(陆雪英饰)和幼女,不幸的是两人感情格格不入。章天南的女友杜云卿(刘莉影饰),美丽多才,他俩颇为缱绻,时时出入于故宫、颐和园等处。章天南屡欲离婚,庆珍则坚决反对,并携女儿到北平寻夫。章天南更是反感,想偕杜云卿双飞海外。庆珍家极富有,要出巨资,向杜云卿买回丈夫。杜云卿不动心,但在母女跪哭哀求下,深感内疚,于是佯装另有新欢。章天南不知情,大怒,编剧本痛诋杜云卿。杜云卿远游后归来,痛斥章天南,悲愤衔怨,竟患重病。章天南也抑郁不堪,精神失常。
王滨首次有机会现身于水银灯下,参演的却是一部毫无新意的作品。他在给于敏的信中说:“演了一部《故宫新‘鬼’》。”但这却是他电影生涯中唯一一次演员实践。他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也很有意思:提起来就“令人作呕”。
结识“左翼”先锋 坚定从影决心
不管拍的电影成败如何,对于王滨来说,总是有益的。在北平拍片期间,他通过同学认识了于伶(笔名尤兢)和宋之的(原名宋汝昭)。于伶,1930年在北大法学院就读,不久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从事戏剧活动,与宋之的等人筹建了“左翼”剧联北平分盟。宋之的也就读于法学院,他在中学时就已经是戏剧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两人都是多面手,除写剧本,也写报告文学和评论文章。他们多次演出爱国救亡的戏剧,并多次为东北义勇军举办募捐的义演。王滨从他们那里受益很多,关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概念,都成为王滨的启蒙。
此时,西北的大旱造成赤地千里,饿殍载道；陇海路上的大血战不但使万千灾民流离失所,也使经济大衰退；江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受到蒋介石10万大军的“围剿”。“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新旧军阀的高压步步加紧,更加深了青年一代的不满情绪,促使他们向往变革。
《故宫新怨》虽然有缠绵悱恻的情节,可惜不叫座。这样,不但导演、演员失去了再创作的机会,联华第五厂也因亏损而关门大吉,王滨也随之失业了。父亲认为王滨拿了学费不读书,去演电影,有辱门风,从此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王滨在北平的艺术生涯是短暂的,却是他一生的重要阶段。在这里,他第一次亲吻艺术之神的衣裙,选定了生活的道路和努力的方向,接触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先行者。家庭经济来源的断绝,未能动摇他从事电影事业的决心。于是,他请求原五厂经理介绍他到上海联华厂工作。成行前,他征求了宋之的和于伶的意见。得到肯定后,王滨和吕班、殷秀岑、石寄圃等几位同学结伴南下上海。
到北平最便捷的路是搭海轮到天津,然后经津浦铁路北上。临行,于敏来为王滨送行。泪眼婆娑中,王滨握住于敏的手,仍然敦促他尽快到北平,于敏苦笑着点点头。
随着轮机声、海鸟声、波涛声,王滨踏上了去北平的人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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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上海屡遭困苦磨难
奔赴延安前,王滨(左)与于敏(中)、戴浩在武汉合影。
王滨在上海住在一处二层楼的亭子间里,狭窄且不见天日。在事业刚有起色时,智齿引发的下颌骨骨髓炎令他面容变形,他的演员梦随之破灭,并饱尝失业之苦。即便生活如此艰难,也没有阻碍他志在电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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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病导致面容变形 意外破相演员梦碎
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西头,折入一条小街,是麦尼尼路(现康平路),王滨就住在这里一处二层楼的亭子间里,对面是高楼,亭子间狭窄且不见天日。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大本营。一个既无头衔也无靠山的青年,注定要走坎坷的路。
1932年秋,王滨到上海联华一厂当上场记。上海地下党对知识青年很重视,在第一次放映苏联故事片《生路》后,田汉、阳翰笙让当时月薪只有15元的小职员王滨上台发言。不久,王滨升为剧务,月薪也升为25元。
剧务是摄制组的总管,一切与演员、拍摄现场有关的事务都要管。联华一厂有一批显露头角的导演,如费穆、马徐维邦等,与他们共事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更没想到的是,王滨与聂耳住在一个亭子间。他向聂耳学习音乐知识、阅读世界名着和练习写作。电影厂也准备让他主演一个工人角色。
正在王滨事业蓬勃向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的智齿长不出来,导致肿痛。他随便跑到街上的牙科诊所去治疗,由于消毒不好,转成下颌骨骨髓炎。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父亲,在父亲的资助下进入正规医院治疗,手术后骨断牙废,致使面容变形、痛苦不堪。
父亲心疼儿子,接他回到烟台。离沪时,他的伤口还没有全部愈合。烟台一家有名的西山医院,是美国人创办的,主治大夫多为美国人。父亲安排王滨在这里就诊,并多次与医生商谈为王滨补牙骨,但不幸的是,这一愿望还是落空了。
期间,于敏经常陪王滨去医院。两人也时常漫步海滨,随浪花的翻滚而心潮起伏。牙病初愈,王滨又一次踏上南下的海轮。
“破相”对于王滨来说,无疑是锥心泣血之痛。随着“演员梦”的破灭,接踵而来的是失业。从此,他忍受着生理和精神的双重打击:牙齿不能正常咀嚼,银幕上不能施展抱负。痛定思痛之后,王滨立志改学编剧和导演。从此,电影院就成了王滨的学校,由于囊中羞涩,他只能看二、三轮影片。不但声光不及一流影院,而且影片也常有残缺。那时,关于电影艺术的书籍很少,只有一本夏衍译的《电影导演论》和《电影演员论》,这两本书成为王滨的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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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困三人挤于斗室 寻找事业发展机会
1933年初春,王滨迎来了好友于敏。两人同住亭子间,一起去凭吊闸北和江湾的沪战遗迹。此时,田方从北平来沪不久,正在天一电影公司当演员。王滨领于敏去见了田方、宋之的、陈凝秋(塞克)等人。宋之的在北平的“左翼”戏剧活动受到当局迫害,故与于伶等人结伴来沪,靠卖文为生。
后来,田方也移来亭子间合住。斗室内,三个青年各霸一个角落,开始了困苦生活。田方时有拍戏的机会,但电影厂总拖薪,手中也没有钱。于敏带的钱很快用光,他们时常勒紧裤腰带,买最便宜的大饼、锅贴。王滨因为牙齿问题,每餐差不多是囫囵吞下。有时三个人的口袋里都掏不出一个铜板,只好拿东西去当铺。
患难增友谊,流浪磨意志。在市侩气冲天的十里洋场,没有名望,没有靠山,一个青年即使满腹经纶,也很难有施展的机会。与王滨同来上海的石寄圃已回山西,筹划成立西北电影公司。宋之的、吕班等人也有此志。王滨与于敏、田方计议,他先回烟台筹措费用,然后北上太原创业。
不久,王滨回沪。可以肯定,谋事未成。这一阶段可能是王滨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流浪和潦倒的境遇,使王滨接触到了上海的底层人民,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从此更加倾向革命,赞同党领导下的“左翼”进步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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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公司谋得职位 坚持自我再度失业
1934年春,王滨常常食住于朋友金焰家中。他常常帮金焰擦洗汽车、清理草坪,干其他杂活。后离开金家,于伶安排他与一青年住在一起,正好与冼星海为邻,遂结识冼星海。
后来,经夏衍推荐,王滨进入天一影片公司任编剧,月薪78元。他写的第一个剧本《重归》,由高梨痕导演拍成黑白默片。此后不久,又创作了《母亲》,于1935年拍成影片。
随后,他又投身于《海葬》的创作。为避免被打扰,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疯狂创作。同年夏,王滨组成摄制组,渡海北上,去石岛拍外景。1936年初,拍摄完成,随即在上海首映。平心而论,影片不是上乘之作,但颇有特色。海上的朝霞和日出,嘶吼的狂风和触天的巨浪、人与自然的大搏斗、生和死的角逐都拍得有声有色。剧本的原型素材,就是王滨的挚友于敏的父亲。但由于反动政府的穷删乱剪,影片变得支离破碎。尽管有进步报刊的屡次推荐,影片还是卖不了钱。
老板又把王滨介绍到香港分厂,导演《广州一妇人》。老板重商而不重导演,提出七天拍完全片的无理要求。王滨坚持自己的艺术水准,坚决不同意,在他重质量而老板要速度的矛盾中被解雇,不得不离开香港返回上海,重过失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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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转多地前程迷茫 好友相逢决意北上
王滨回到上海,囊空如洗,只得再次寄居在金焰家。在失业生活的苦苦挣扎中,他从未放弃过艺术。他艰难地写出了专为金焰而创作的电影剧本《红雪》,是反映东北索伦族对日斗争的故事。老板也很欣赏,自显高明地把片名改成《血溅雪岳》,不料被反动政府审查机构以红色嫌疑的罪名封杀。
1937年春,在上海无业难捱的王滨被北平养成所的同学石寄圃拉去太原,诓称是拍《成吉思汗》,实际要他导演阎锡山的《土地村有》。面对百般威胁利诱,王滨消极抵抗,捱到工薪入袋,伺机逃出娘子关。
6月,王滨回到烟台,方知父亲于三年前失业……
“七七事变”后,烟台的河山话剧社和青年会话剧团正筹演《保卫卢沟桥》。王滨应邀导演了这部话剧,公演很成功,有力地助推了群众的抗日热情。王滨筹思再三,还是想回上海。父亲无力资助,他只得厚起脸皮向同学借了17元,艰难地回到上海。到上海后,才得知朋友们大多离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由于伶负责,组成13支演剧队伍,分赴各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演出。联华第一厂早已关门,迫在眉睫的问题摆在王滨面前:该往哪里去?既然大多数老友已去武汉,那么上策就是追踪而往。他拼凑了一点路费,乘船南下香港,然后转道去武汉。
1938年4月初,王滨辗转来到武汉,见到了田方、宋之的等好友。参加演剧队,还是到国民党控制的制片厂?正当他举棋不定时,正巧遇见了一年不见的于敏。二人喜极而泣,共同计议前程。王滨连续几天觉睡不着,饭吃不下,最后打定了去延安的主意。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同事的热心帮助和罗炳辉将军介绍下,二人踏上了去延安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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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延安施展艺术才华
左：王滨的妻子李莫愁 右：王滨
王滨(前中)和李莫愁(后排左一)参加战地画展与同志们合影。
来到延安,王滨找到了施展才艺的舞台,先后导演了《日出》《佃户》《蠢货》等话剧,反响都不错。1942年5月,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树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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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国民党部队防区 幸遇保人方被释放
去延安时战事正紧,火车在铁路上行驶,如遇上军车,必须先让路。到达河南省渑池县时,火车中途停留很久,王滨等得实在无聊了,便跑到一个土坡上仰面朝天晒太阳。朦胧中,见有刺刀直逼胸前,原来误入了国民党部队的防区。几个持枪士兵将他抓往司令部,幸遇一位保人,才被释放出来。
王滨与于敏连夜启程,整整走了三天三夜,好歹到达西安。天亮时,忽然发现随身携带的盘缠,被人偷窃一空。没办法,他俩只好前往当铺,将能顶钱的大衣等物件当掉,勉强付清住店费用。
离开旅店时,摸遍全身,仅剩下3元钱。幸运的是,他们遇见了一位熟人,得到30元钱的资助。靠这30元钱,俩人继续向北跋涉。7天后,进入陕甘宁边区第一站——洛川。这时候,迎面开来的汽车上,忽地站起来一个人,朝他大喊:“王滨,王滨……”原来是上海电影界一位同行。车一停,王滨和于敏高兴地爬上去。预计两天的路程,只用了4个小时。
1938年5月1日下午,王滨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宝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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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投入党的怀抱 连续导演多部话剧
来到延安,王滨投笔从戎,在读完三个月的陕北公学后,毅然选择到抗日军政大学继续学习,准备扛枪抗日。殊不知,抗日也需要文、武两支大军。从此,他开始了施展才能的艺术人生。
1938年10月,王滨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1月,他和田方一起被调入抗大宣传大队,田方任大队长,王滨任副大队长兼指导员。7月,他们又一起被调到鲁迅艺术学院,田方任实验话剧团团长,王滨任副团长兼戏剧系教员。这年底,为体现统一战线精神,由王滨导演曹禺的四幕话剧《日出》。王滨虽有演电影、拍电影的经验,可从来没有排过大型舞台剧。对此,王滨有一个“着魔”的过程。他对演员的选择慎之又慎,有几位演员的角色公布后,人们都不明白为什么选这个人。如,范景宇平时少言寡语,不爱出头露面,王滨竟选他演胡四；颜一烟原本是个写戏的,却被选中扮演顾八奶奶……结果,演出都很到位。公演期间,正巧国统区的《塞上风云》剧组拍外景路过延安。当时大有名气的应云卫导演看了《日出》后夸赞:“这个导演有才,绝了!”
就是在当时物质条件奇缺的情况下,只用了两个月便完成了《日出》的排演任务。1940年1月,公演一举成功,获得中央领导和群众的好评。这是王滨首次导演大型着名话剧。他以“全神贯注、潜心钻研、一丝不苟、刻意求新、求精”的态度进行工作。接着,为纪念“鲁艺”成立两周年,他又导演了王震之的多幕话剧《佃户》。同年6月8日,《佃户》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次公演。年底又导演了契诃夫的独幕话剧《蠢货》。
1940年6月18日,经组织批准,王滨与《佃户》中贫农寡妇的扮演者李莫愁结婚。毛主席知道此事后,特地从稿费里拿出50元边币派人送给王滨。夫妻二人用这珍贵的边币宴请了同事和学员,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后来,他们的结晶——女儿丁菲诞生了。
1941年,王滨与水华联合执导苏联革命话剧《带枪的人》,首次在舞台上出现列宁和斯大林的形象。有人对干学伟在《日出》中的演技颇有微词,劝说王滨不要让干学伟扮演列宁。王滨不顾别人劝解,一次次陪干学伟排练。干学伟身体不怎么好,王滨想尽办法弄到50元钱让他“补补身子”。这个数目不是小数,那时大约5元就能买一只鸡。
干学伟对列宁这一角色了解不多,难以进入角色,心里非常紧张。王滨没有空洞地说教,只是拿过去他演过的角色去鼓励、安慰他:“没关系,你再琢磨琢磨就好了!”后来,《带枪的人》公演取得极大成功。特别是干学伟饰演的列宁形象逼真,人物刻画很是到位。当“列宁”走到台前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公演后,剧照还曾发往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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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文艺座谈会 确立新的世界观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一年。这年4月底的一天,王滨接到以“毛泽东、凯丰”的名义邀自己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帖》。5月2日、16日、23日,王滨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徐特立、胡乔木等领导的讲话以及同志们的发言,思想受到很大触动。
5月2日,天色已晚,点起了两盏汽灯。毛泽东阐述了与文艺有关的各方面的问题。王滨、田方和于敏都没有在会上发言,他们抱着当小学生的心态洗耳恭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什么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以认识自己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为前提。由此不难看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性很强,触及灵魂,发人深省。
王滨参加了文艺整风的全过程。按照他认真的性格,自省和反思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常常锁眉低目,找田方和于敏交换意见,谈到会心处则喜上眉梢。从此,他开始彻底抛弃旧的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始终不渝地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
是年7月,他导演了陈荒煤的独幕话剧《我们的指挥部》,以此纪念抗战胜利五周年,其中有经过长征的老红军登台参加演出,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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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白毛女》剧组负责人
《前线》剧照
王滨(后排中)和同志们在河北平山考察“白毛女”源流。
1943年夏,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鲁艺实验剧团与音工团合并,成立戏剧音乐工作团。11月,又成立鲁艺工作团。为迎接中共七大召开和抗日战争的胜利,“鲁艺”师生要排演一部全新的歌剧《白毛女》。王滨为剧组负责人,为此剧投入了大量心血。1945年6月10日,“鲁艺”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演《白毛女》,获得了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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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排演《前线》 培养文艺骨干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后,苏联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莫斯科的舞台上演出了一部蜚声遐迩、受到斯大林称赞的名剧《前线》,剧作者为考涅楚克。1944年,中央排演《前线》的任务落在了王滨的肩上。这部戏的主题是批判苏德战争前线红军总指挥戈尔洛夫的保守思想。领导对这次演出非常重视,中央党校指定李伯钊和王滨共同主持,成立了以王滨为首的延安戏剧家们组成的导演团,组织排戏。
王滨领导的演员班底很强。凌子风饰戈尔洛夫,王大化饰欧格涅夫,舒强饰科罗斯,陈强饰乌季危节内依,王亚凡饰客里空。戈尔洛夫、欧格涅夫、客里空,这些人物都进入同志们的日常生活和用语。故步自封、陈陈相因的,称他为戈尔洛夫；言过其实、夸大其辞的,称他为客里空；敢于打破旧框框、创造新事物的,称他为欧格涅夫。该剧演出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干部的学习。后来,这些演员有的成为卓有成绩的电影导演,有的成为话剧的骨干力量,有的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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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白毛女》 打造经典歌剧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为迎接中共七大召开和抗日战争的胜利,“鲁艺”师生准备在秧歌戏的基础上,捧出一台全新的民族歌剧。
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前方回到延安,带来一个民间传说——白毛女的故事。与此同时,《晋察冀日报》的记者也将《白毛女》的文学故事带给了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并引起了他极大兴趣。为配合时事形势和土地改革运动,他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决定将白毛女的故事排练成剧目,并指定戏剧音乐系主任张庚牵头。
王滨作为剧组负责人和导演,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按常规,都是先写好剧本,然后进行排演。《白毛女》的创作却不然。《白毛女》不但内容新、形式新,创作合作的形式也是从未有过的,是一边编撰剧情,一边写歌词,一边谱曲,一边排练,一边修改。“白毛女”的命运牵动所有的人。一场戏的剧情谈完,就写词、谱曲、排演,可说是流水作业。
《白毛女》剧本由贺敬之执笔,虽然是集体创作,但王滨对剧本的创作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他点子多、来得快,每场戏都是他先拉出个架子,天天晚上组织开会,引导大家讨论剧本、往里面加戏。剧中的“杨白劳”“黄世仁”的名字都是王滨想出来的:佃农的一生,像牛马那样白白地劳动,用血汗劳动所得养肥了地主阶级；而地主却是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设计融入了对生活的思考,更是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开篇部分,王滨联想到老家的过年习俗,设计了“包饺子”的情节。还有山东姑娘有扎辫子的习惯。杨白劳外出躲债,要过年了,给女儿带点儿什么回去呢?就是这二尺红头绳把父女的深厚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后来的戏剧冲突埋下了伏笔。
为了使剧本更加完善,《白毛女》的排练场地就在“鲁艺”的一个大院里。王滨邀请教职员工随时来观看排练,不仅让演员更好地揣摩人物心理,还能够根据大家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剧本。拍戏时,陈强不愿演“黄世仁”一角,理由是:一是从来没演过反派人物；二是自己还没结婚,演这个角色,谁还愿意嫁给他。王滨耐心说服,使他最终接受了这个角色,表演很成功。同时,陈强也收获了真挚的爱情。田华出身于农村家庭,正是那土生土长的乡土味,让王滨选定为“白毛女”的扮演者。王滨让田华整天跟着扮演“杨白劳”的张守维,让她时时融入角色中,并安排她下乡体验生活,手把手教她如何在镜头前塑造人物。
1945年6月10日,“鲁艺”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演新歌剧《白毛女》。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以及“七大”代表观看了演出。当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起“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毛主席及全体观众都起立鼓掌。周恩来评价这部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有一次剧团在河北演出《白毛女》,一个战士“哗啦”一下子就把子弹推上了膛,向舞台上的“黄世仁”瞄准,幸亏被排长及时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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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气火爆性格憨厚 不计名利表里如一
王滨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有山东老区人的憨厚。他脾气火爆,生气时骂骂咧咧,还歪着个头。但他不耍心眼,表里一致,是个可信可交的人。
王滨非常爱喝酒,身上常年背着一个军用水壶,其实里面装的是酒。他在工作结束高兴的时候就会喝上一口,喝完酒就像个孩子似的跳起来,毫无忌惮地宣泄他的兴奋。
戏剧理论家张庚曾经这样评价王滨:“王滨是个好同志,他没有什么名利思想,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白毛女》剧本在创立之初,编剧一栏还有王滨的名字,但在后期整理中他的名字被去掉了。王滨丝毫没有因为此事闹意见,反而在别人替他鸣不平时,还宽慰别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滨随中组部组织的一支队伍离开延安,奔赴山东。他带着妻儿,一路跋山涉水,到达临沂后,出任山东军区文化委员会委员。
来到革命的队伍中,王滨如鱼得水,思想和艺术工作双丰收,艺术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艺术思想和导演工作走向成熟。在山东拍戏时,王滨一年春夏秋三季,都是身着一套乳白色毛料西装,打着领带,脚穿黄色三接头的尖皮鞋,还戴着一顶牛仔草帽。无论好坏,衣服都整洁得体。
王滨好酒,妻子李莫愁担心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喝。每逢酒瘾发作时,王滨便会招呼友人前来,借机向李莫愁讨酒。如果妻子还是不给,他实在没办法就央求说:“妈,给点吧。”逗得妻子笑了,便会无奈给他一点。拿到酒以后,王滨就开心得像个孩子,然后跟友人说:“你完成任务了,回去吧。”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滨的性格非常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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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长春书写银幕传奇
1948年秋,王滨(前左)在电影《桥》创作过程中。
1947年夏,王滨接到调令,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导演。根据解放战争的形势,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急需生产故事影片。王滨觉得,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有义务把一个时代的主人公搬上银幕。他接过了拍摄《桥》的任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新中国首部长故事片。在拍摄《画中人》时,王滨身体消瘦,满面病容,后不得不到医院就诊,结果被诊断为“食道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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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未尽北上长春 参与接管“满映”
1945年,“鲁艺”的师生分批奔赴前线,大部分去了东北。王滨没有去东北,他和山东的干部一路东去。李莫愁和女儿王丁菲同行。他们从绥德过黄河,取道晋西北、冀南鲁南,后经鲁中、滨海,到达中共华东分局所在的临沂。
此时,烟台已解放。王滨的好友姚仲明任市长。王滨又转去烟台,受命任山东军区文委委员。1947年4月,解放长春的炮声刚停,硝烟尚未散尽,王滨接到调令,要他立即去东北电影制片厂报到。二十多年梦想有自己的电影厂,如今美梦成真,王滨欢欣雀跃。他和妻子女儿从威海一带过海,坐上小海轮,冒着被敌海军军舰搜获捕杀的危险,到达大连,然后乘军车北上。
4月14日,王滨作为“满映”接收小组的一名成员,与其他小组成员一起开赴长春,接管“满映”。所谓“满映”,原是设在长春由日本人经营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是远东最大的电影基地。它的主要任务是用电影来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这次“满映”被接管,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这也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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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炼钢车间睡车厢 完成长故事片《桥》
1948年3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作为决策机构的管理委员会,王滨当选为委员。他积极筹备拍摄故事片,深入前线、工厂、农村体验生活、收集素材,为创作做好充分准备。
那时,条件还很艰苦,连个桌子也没有。好友于敏三个月写出了电影剧本《桥》的初稿,都是垫在腿上完成的。面对极端困难的条件,王滨接过了拍摄《桥》的任务,但《桥》剧本仅为初稿,需要精心打磨和补充素材。
王滨的创作态度极为严谨。拿到剧本后,总是先考虑如何加强其思想内容,苦苦探索艺术表现手法。对于每一个人物的塑造、每一个场面的调度、每一个生活细节,甚至每一件微小的道具,他都想出几个乃至十几个方案。《桥》摄制组成立后,王滨马上带领剧组人员来到哈尔滨车辆厂——36棚,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并要求每个演员一对一地找人体验生活,每晚汇报情况,完善剧本。
当时的拍摄条件非常简陋,拍摄灯只有三个,来回转着用。在炼钢车间拍摄时,白天工人上班,他们晚上穿上工人的炼钢服去拍。衣服上有很多虱子,演员们实在痒得受不了,就拿火烤。当时,正值冬天,王滨和几名主创人员住在露天的破车厢里,白天当办公室,晚上当宿舍。他们拜工人为师,与工人一起劳动,把剧本一段一段地读给工人听,请工人们指点和修改。每到下雪,王滨住的破车厢有一半埋在雪里,门窗上挂着一排冰凌。夜班停机后,演员、摄影、录音、制片等都回去休息了,王滨还要为第二天的拍摄继续谋划,常常工作到天亮。尽管条件艰苦,但王滨凡事追求完美,力求达到最佳效果。为寻找镜头角度、演员站位,王滨不停地在车间炉外转,现场指导拍摄,同时不断思考如何修改剧本和台词。
一个月后,外景拍完。这时,东北电影制片厂已迁回长春。制片厂厂房破败不堪,摄影棚只剩几根破架子,院内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四周还有敌人逃跑前埋下的地雷。王滨带领剧组人员因陋就简,克服重重困难,继续拍摄内景。在没有摄影棚、外景地受限制、专业人员生拉硬凑的条件下,王滨带领剧组历经6个月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的摄制任务。
1949年5月1日《桥》正式公演。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电影银幕。当时,正好赶上南京解放,所以就在南京举办首映式。23个单位的职工代表两千多人举行了盛大游行,庆祝“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周总理看了影片后特别兴奋,说:“感谢你们,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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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白毛女》搬上银幕 首映当天观众近50万
新中国成立后,王滨参与抗美援朝故事片的创作。1951年和1953年,他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入朝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1950年,王滨在中央电影局的安排下,与水华、杨润身一起,把《白毛女》歌剧改编成电影剧本,与水华一起把《白毛女》搬上银幕。上映的第一天,全国25个城市的155家电影院同时上映。据统计,一天的观众就有47.8万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最早打入日本的,就是《白毛女》。日本人正是根据电影《白毛女》,排练出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周总理当年曾有“乒乓外交”的说法,《白毛女》可称得上是“片盒外交”。
在1951年捷克的卡罗维·发利第六届电影节上,《白毛女》荣获“特别荣誉奖”。1957年,电影《白毛女》还荣获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优秀影片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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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以继日积劳成疾 英年早逝影坛留憾
1954年下半年,王滨与汤晓丹共同执导拍摄了电影《怒海轻骑》。这是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斗生活的第一部故事片,让海军的威仪第一次出现在我国银幕上。
1958年,王滨向电影画廊贡献了中国第一部神话片《画中人》。他一直努力探索电影民族化问题。这也是他在民族风格上的大胆实践,开创了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先河。《画中人》选景时,为拍摄出风雪交加的效果,王滨找到了一个大冰蘑菇的外景。拍摄时,用飞机的螺旋桨搅动风雪,可飞机怎么也发动不起来。飞行员石连喜费了好大劲,突然发动起来了,却一下子把大冰蘑菇弄坏了。王滨气得跳脚大骂,一脚把暖壶踢飞了。石连喜在驾驶舱里听不清楚王滨说什么,就打开机舱问。王滨见他没戴帽子,正在气头上的他连忙改变语气:“快关上,你没戴帽子,别感冒!”晚上,王滨带着一条烟去向石连喜赔礼道歉。
王滨在排每场戏前都要说戏,别人导戏只是用嘴说,而他是连讲带做带表演。他对剧中的每个角色都能演,一边启发着你,一边做出一两个动作。演员们看了后一点就通,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说戏。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王滨就是这个摇篮的摇动者。
在《画中人》拍摄时,王滨身体消瘦,满面病容。拍戏过程中,他饿了,就放点东西到口里嚼,咽下去却接着又喷出来。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但他仍坚持工作。1959年,在制作影片《黑宝石》(后更名为《换了人间》)过程中,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后因进食困难,不得不到医院就诊,结果诊断为“食道癌”。
妻子李莫愁极力抑制着悲痛,没有告诉王滨实情。蒙在鼓里的王滨期待着手术结束后,回到厂里继续工作。伤口刚刚愈合,他便坚持自己起床,锻炼身体。朋友来探望他,他的目光依然充满热情,满怀激情地侃侃而谈。他向好友干学伟要来苏联专家的全部讲义,准备从头学起,憧憬着要拍一部《聂耳传》和《冼星海传》。可这一次住院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1960年1月17日,王滨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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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老友追忆感人往事
王滨的一生是刻苦追求的一生,是勤奋创作的一生,是不断探索的一生。纵观他的生命全程,真是一步一印,履迹清楚。他立身以正、处世以公,待人以诚、就学以勤,从艺以深、创意以新,自奉俭约、助人慷概,心存工农,不失赤子之心。王滨的同事及老艺术家对王滨都有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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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强: 王滨短短一生中,占了好几个第一
陈强是着名表演艺术家、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原北影演员剧团团长。他与王滨一共合作了五次:话剧《前线》、歌剧《白毛女》,到东影后,故事片《桥》《白毛女》和神话故事片《画中人》。
陈强回忆说:“王滨非要我演黄世仁时,我不干,闹得天翻地覆的,王滨宣布停拍,结果黄世仁的戏停拍了一个星期。”王滨说先学习,还几次对陈强说:“你这倔脾气不改不行,我都改了……主席的《讲话》你看到哪儿了?”陈强说:“看到这儿了!”王滨看他沮丧的情绪说:“好了,今天不说了,明天再谈!”等王滨再找陈强时,陈强立即说:“别说了,通了!”王滨高兴地大喊:“通知拍戏!”
陈强对王滨的评价极高:“在王滨短短的一生中,占了好几个第一: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新中国第一个政府奖——文化部颁给了电影《白毛女》,还有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等等。王滨在舞台戏上有贡献,在电影上有贡献,谁也抹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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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学伟: 战争年代搞创作,他敢于出生入死
着名表演艺术家、电影编导,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干学伟,和王滨、田方是很好的合作者,又是好朋友。他在1957-1959年与苏联人合作导演《风从东方来》时,田方是主要演员,又是摄制组的党支部书记。期间,他们到杭州拍片,住在杭州饭店,他和田方同住一室。
有一天看样片,田方进来了,坐在干学伟旁边,趴在椅背上哭了起来,边哭边说:“王滨得了癌症。”听后,干学伟也大吃一惊,但还能控制。回到饭店,田方趴在床上又嚎啕大哭起来。那时,田方也快五十岁的人了,可见,他们大半辈子的友情是多么深厚。
1959年,干学伟拍完《风从东方来》后,去北京阜外医院看王滨。
干学伟回忆说:“知道我要去看他,王滨给我留下了两根‘三五牌’香烟送我。还告诉我,他还想拍冼星海、聂耳,并要我把苏联专家伊万诺夫的讲义都带给他做个安慰。我心里明白,他得的是癌症,无望好转……
“王滨同志走得太早,四十多年过去了,对他那种工作状态、热情,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他很有才能,想象力丰富,热情饱满；在战争年代搞创作,敢于出生入死。他是个山东人,脾气犟,即使在病危时,仍然尽力支撑着、坚持着；他为人热情、坦率,愿意帮助人,从不背后搞人；对国家、对人民赤胆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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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洋: 他有火一般的热情,与周围人打成一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协会会长,着名表演艺术家、导演于洋称:“王滨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的从影启蒙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导演。”
于洋当时是个愣小子,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他与一个姓李的同志摔跤,由于兴致高、力气猛,一下子把人家摔伤了。他看李同志不吱声,还出了一头的汗,方觉得出了问题。到医院一查,李同志的肋骨断了。
李同志是刚从长春国民党的电影厂冒险跑出来的,在《桥》剧组里搞特技。他伤了,影响了工作。王滨为此又火了,把于洋的俱乐部主任职务给撤了,还让他写检查。于洋用自己的津贴费给李同志买水果送去,赔礼道歉。从此,于洋消沉了,吃不下,睡不着。这时,王滨派勤务员给他送去了两个煮熟的鸡蛋,见面时王滨总是微笑着,挤挤眼睛逗于洋并鼓励他……
于洋说:“王滨更能与周围的人们打成一片,无论对年老的还是年轻人都是这样。他就像一块吸铁石,无论在哪里,只要他一出现,大家就会被他吸引和感染。他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又十分质朴,使人感到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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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华: 他是我的引路人,是德艺双馨的前辈
着名表演艺术家、原八一厂演员剧团团长,《白毛女》中喜儿的扮演者田华回忆,选定她演喜儿后,王滨看她身体瘦弱,面容有些憔悴,就说,喜儿虽然生在农村,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但身体结实、气色很好,而你太单薄了。于是,他给田华订了半磅牛奶,还让田华这个第一次上电影的小演员住进了小白楼。
田华说:“我非常荣幸能认识王滨导演,他是我一生道路的引路人。可以说,没有王滨同志就没有我的电影事业。遗憾的是我们相识得太晚、太短。他是我的老师、长辈,他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写下了很浓很浓的一笔。在我的心目中,并不因为他走得过早而减弱对他的感情。他可亲可交,人很好,在电影界,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老前辈。”
本期资料来源:《忆王滨》《王滨评传》
本期图片由中共昌邑市委组织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