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潍北拓荒人
潍北监狱创立于1952年10月,是山东省建立最早、面积最大的农场监狱。几十年来,几代监狱干警扎根荒滩、开拓奉献。他们挖沟排碱、整修农田、播种育苗、种树造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耐心教育、积极引导罪犯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们在这里默默耕耘,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如今,这片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荒滩已变成了万亩良田,这些都离不开当年披荆斩棘、忘我工作的潍北拓荒人。
本期撰稿:拂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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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英雄扎根在潍北
独立自由勋章 解放战争奖章
1953年刘成德获得的立功奖状
刘成德
1925年出生于淄博市高青县张道传村。1940年参加游击队,1942年在渤海7师13团二部当通讯员,1947年在第三野战军十纵28师84团,先后任营长、团参谋长。1955年授少校军衔。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华东地区二级战斗英雄。荣获独立自由勋章一枚、解放战争奖章1枚,荣立特等功2次、一等功4次、二等功7次、三等功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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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绑架鬼子媳妇 换出九十多名抗属
刘成德1925年出生于淄博市高青县张道传村。他出身贫寒,小小年纪上房爬树、游泳摔跤、偷袭打架样样精通,倔头犟脑又聪慧勇敢,在家乡小有名气。
15岁那年,刘成德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把八十多个乡亲扔到火堆里活活烧死,那惨绝人寰的场景深深烙在他的脑海里。一心想抗日的刘成德孤身一人去参加了游击队。部队的人见他太瘦小,都劝他回去,可他拍着胸脯说:“小又怎么了?我什么都不怕!只要你们给我支枪就行,我能干!”
1941年春,日本鬼子抓走九十多名抗属。刘成德偷听到部队的人在商量营救计划,低着头边踢着石子边皱着眉头想办法。忽然,他感觉脚底一阵剧痛,借着微弱的月光,他看到脚旁蜷缩着一只刺猬。他心头一喜,有了一个绝妙的计划。他拿起刺猬跑去找领导,把自己的想法详细说了一遍,领导拍手称快,立马找来几个人陪同刘成德偷偷潜到敌军营。刘成德拿出刺猬,使劲揉搓它的脚底,那刺猬便如同婴儿啼哭般叫了起来。当时,鬼子头目的媳妇刚生了孩子,她听到外面有婴儿啼哭,慌忙出来查看。这时,藏在暗处的刘成德干净利落地把准备好的麻袋套在她的头上,把她劫持到我军军营。第二天,我军用她跟鬼子进行了人质交换,九十多名抗属顺利被救出。
同年,刘成德在游击队侦察敌情时,遇到鬼子养的狼狗追击,那只狼狗体形巨大,凶猛无比。我军侦察员多次被它袭击,一筹莫展。刘成德趁着天黑,摸索到敌营附近,偷偷观察起来。他发现,鬼子换岗期间是个绝好的机会,那只狼狗会放松警惕。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那只狼狗特别爱吃烤地瓜。刘成德回去后,千方百计弄到了一个烤地瓜,把毒药塞到里面,埋伏在敌营旁。他趴在草丛中,被蚊虫咬得难受,但他一动不敢动。终于,机会来了。一个日本鬼子边吃东西边从狼狗前经过,狼狗竖起身子讨好地看着他,口水滴得老长,那日本鬼子没理它,手一扬,转身走了。刘成德使出吃奶的劲,把烤地瓜抛到狼狗前。那狼狗一见美食,立马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儿工夫,狼狗发出凄厉的惨叫,摇晃着倒在地上一命呜呼。刘成德一路狂奔回军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战士们欢呼雀跃,轮番将他抱起,夸他机灵能干。从此,大家对他刮目相看,他也正式跟随部队,从小毛孩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抗日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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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就当了连长 冲锋在前多次立功
刘成德18岁就当了连长,别看他年龄小,威望却很高,年龄比他大得多的人都佩服他的胆量和勇气。
有一次,他的连队和其他部队偷袭了鬼子的骑兵营,把马全部放跑。谁知,这群战马通人性,非但没有四散逃跑反而紧跟在连队后面。鬼子气急败坏,第一时间封锁道路,准备截击。敌人火力凶猛,我军伤亡惨重。这时,刘成德端起机枪,迎着密集的子弹朝封锁区的两名鬼子射击,两名日军应声倒地。趁着喘息的机会,刘成德独自一人闯入敌军中,一通射杀,鬼子措手不及,死伤无数。敌军被迫撤退,我军剩余部队和那群战马顺利通过封锁线。战后,政委告诉刘成德,为他记特等功一次。
有一次在和日军的激战中,刘成德被鬼子的子弹击中,当即肠子流了出来。刘成德忍着剧痛把肠子塞回肚子,迅速扯下机枪的垫肩,狠狠摁在伤处。另一手则继续持枪战斗,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他仍打死打伤敌军11人。等收军回营的战士找到他时,他已遍身鲜血昏迷不醒。连队的医护人员流着眼泪为他疗伤,截断坏死的肠子,这位铁血汉子咬紧牙关始终未吭一声。这次战役,刘成德被记一等功一次。
在另一次战斗中,刘成德所在的营接到破坏日军铁路线、尽可能歼灭敌人的任务。这个营的战士以前曾经打过多次歼灭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并已改编为正规军,刘成德任营长。刘成德在大部队的配合下带领一个连的兵力进行攻坚战,遇到鬼子顽强抵抗。日军车厢内装有大炮,向我军疯狂扫射,同志们纷纷倒在血泊中。刘成德怒火中烧,他爬到车厢上,朝鬼子装有大炮的车厢内扔手榴弹,炸掉敌军三节车皮。40分钟后,日军三个团的兵力只剩下两个。这次战役,他们不仅消灭了敌军一个团的兵力,收缴了一个团的武器,还缴获了鬼子两车皮弹药。当时,鬼子用火车运送武器弹药,是想对我军进行扫荡。因这一战,鬼子的计划彻底化为了泡影。在此次战役中,刘成德被流弹击中,陷入昏迷。等清醒过来后,他才知道太阳穴处被流弹侧滑击中,再正一点就没命了,算是捡了条命。战后,刘成德被记一等功一次。
1944年,我军在执行任务时遭日军截击,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刘成德时任营长,他的营是主力营,冲锋在最前面。刘成德发出号令,全歼敌人,一个不留。日军负隅顽抗,双方都损失惨重。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刘成德碰到一个硬家伙,他用步枪刺刀疯狂向刘成德身上刺杀,刘成德的腰部、腿部多处受伤,血流不止。等那名日军体力不支,刘成德将其一刀毙命。战场恢复平静,他数了一下,杀死13个鬼子,全营共消灭敌人一个中队六十多人。我军收缴了无数枪支弹药,胜利归来。刘成德荣立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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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飞敌军碉堡 扫清部队道路
1948年,刘成德部参加了济南战役。在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指挥下,经八昼夜的激烈攻坚战,全歼守军十万余人。据刘成德回忆,当时打得最艰苦的是攻打济南北站。刘成德被编在渤海纵队,他任尖刀连连长。这个连里有很多战士参加过潍县战役,里面有几个突出的爆破手。当时,敌军利用高耸的碉堡作为掩护,火力密集、异常凶猛,我军死伤惨重,解决不掉这个碉堡,部队无法前进。刘成德连里的爆破手用军毯扎成炸药包,用手榴弹引爆,轰击敌军据点。但不幸的是,爆破手全部牺牲。刘成德狂吼一声,脱去上衣赤膊冲上去,不幸被弹片击中。刘成德强忍剧痛,利用敌人碉堡的射击死角,将炸药包硬是送了上去,将敌人碉堡炸飞,随后我军立即发起了冲锋。
这次重伤后,刘成德被调去济南警卫营功臣连任连长,从此告别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
刘成德15岁从军,在战场上拼杀18年,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立下大功。他的腿上、胳膊上、肚子上、头上、脸上、手腕上……到处疤痕累累,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被鉴定为二等甲级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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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入潍北农场 亲自参加劳动
1959年,因战争致残的刘成德被分配到济南生建钢铁厂,曾任科员、副科长。1965年调入潍北农场,起初在一场工作,当时有文化的人并不多,刘成德行伍出身,没上过几天学,但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自学了很多知识,他的字略带倾斜但很工整。他平日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服刑人员档案、评比、减刑、假释材料等,兼职带外工。
刘成德不论是在农业队、生产点、果园还是农科所,做的都是最普通的工作。在农业队,他带领罪犯挖沟排碱、春种秋收、整理材料、下监室、值夜班；在果园,他带领罪犯修剪果枝、喷洒农药、看场院、摘果子,和罪犯进行个别谈话；在农科所,他和同事一起耕耘土地、挑水育苗、研发种子、查看庄稼长势。
对于正直能干的人,他尊敬有加；对于偷奸耍滑的,他直言不讳。他从不隐藏自己的个性,坦荡荡地过日子。近二十年的军旅生涯并未使他有所改变,他一直都那么直率、那样充满真性情。
1986年,刘成德离休后,被任命为潍北劳改队驻潍坊市寒亭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他所在支部每年都被评为省市区先进单位,他本人常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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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右腿壮士志不衰
于浩勋
于浩勋荣获的各种奖章
曾担任通讯员的于浩勋
老年的于浩勋出行都靠专用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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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浩勋
1926年10月16日出生于威海文登。1946年7月参军,当了一名通讯员。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昌邑战役、周村战役、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1950年7月赴朝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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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疆场多次负伤 赴朝作战忠心赤胆
于浩勋从小喜欢岳飞的故事,立志一生精忠报国。参军时,他虽然年少,但慨然正义、忠心赤胆,早已下定了为国赴难的决心。
于浩勋先后参加过昌邑战役、周村战役、潍县战役、济南战役、鲁中地区黑山自卫战、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临朐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及抗美援朝战役。
于浩勋驰骋疆场,戎马倥偬。血雨腥风里冲锋陷阵,多次负伤。在鲁中地区黑山自卫战中,一颗子弹呼啸着穿过他的左腿,造成三级残疾。在临朐战役中,他的胳膊、右侧大腿外分别留下了两个洞眼。时至今日,留在大腿外侧的子弹已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天气一变仍如蝼蚁钻身,痛痒万分。
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年仅24岁的于浩勋毅然拖着伤残的身体开赴朝鲜,参加了极其恶劣残酷的新林里战役。新林里地处偏远的山区,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白天气温都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晚上住在用树枝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寒风刺骨。他们衣衫单薄,食不裹腹,士兵一天的口粮是每人一斤炒面。只有等到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才舍得吃几口。炒面干燥难以下咽,又没有水,士兵们就顺手抓起身旁的雪团塞进嘴里。
敌方战机在头顶盘旋轰炸,子弹像雨点般密集。部队战士大半负伤,他们躲进一个阴森潮湿的山洞。别的部队已奉命转移,只有于浩勋所在部队还在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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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飞机炸晕滚下山 右腿截肢保住性命
一个礼拜后,他们准备撤离,部队只有所剩无几的几个伤病员。于浩勋背起身负重伤的战友冲出山洞,这时敌机投下一枚炸弹,正好落在他身旁。于浩勋一阵眩晕,失去控制滚到了山下。不知过了多久,他清醒过来,钻心的疼痛和身旁大片血迹使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右腿膝盖以下血肉模糊,伤口沁在冰冷的雪地上,结成冰锥的血柱还在缓缓滴着血水。于浩勋几次昏厥,浑身像块冰冷的铁块,喊不出声,动弹不得。零下40摄氏度的酷寒对衣衫单薄的于浩勋来说,活下来都是奇迹。此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鼓鼓的背袋埋在雪地中。于浩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爬到背袋旁。背袋里是一名身体已僵硬的美国士兵。借着斜坡的力量,于浩勋把尸体推出去,艰难地爬到背袋里。这只背袋是美军专用行军袋,夹层中填充了厚厚的鸭绒。趴在暖融融的背袋里,疼痛和饥渴又令他失去了知觉。
当于浩勋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行军医院的病床上。事后得知,我军清扫战场时有人发现了他,见他一息尚存,紧急送往野战医院。他的伤腿已开始化脓,医生告诉他要想保命必须截肢。他闭上眼睛,任泪水沿着脸颊流淌。手术片刻不能耽误,麻醉药已在好几个月前就用没了,医生只能把他捆绑在床柱上实施手术。关羽刮骨疗毒,谈笑风声亦是冷汗浸湿衣服,而于浩勋经历了比关羽还痛苦的手术——截肢。于浩勋闭着双眼,苍白的嘴唇不停地颤抖,咬着毛巾的嘴里全是血,牙齿都咬碎了,他疼得数次昏厥。在场的人都不忍直视,相拥而泣。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于浩勋和其余几位伤员被送回祖国。走时于浩勋悲痛欲绝,他大声呼喊着:“我再也不能报效祖国了!”机场送行的人无一不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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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虽残疾刚正不阿 农场工作甘于奉献
于浩勋回国后,腿部多次发炎,天气一变便如蝼蚁钻心,加上以前在国内参加战争时留下的多处伤疤,把他整个人都搞垮了。但他咬紧牙关,不哼一声,经年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1950年底,刚刚回国不久的他和其他负伤的同志一起,到章丘拥军学校学习文化。1951年,于浩勋被调往泰安劳改支队任通讯员。
1954年2月,于浩勋调往潍北劳改支队,任二场五中队副指导员,负责全场伙房和菜园工作。那时,他刚刚装上假肢,走路很不适应。假肢磨合处,常常流脓流血,但他从没耽误过一天的工作,特别是晚上下监狱,他会一不小心被很小的凸起物绊倒。上班的路上要过一道干涸的小水沟,窄窄浅浅的小水沟对别人来说不是事,对他来说就是拦路虎。
于浩勋做人低调,工作中一直保持着军人刚正不阿、甘于奉献的作风。他从未因自己残疾而搞特殊,他心怀大爱,朴实无华,一堆堆的荣誉证书是对他工作最好的认可和见证。他多次应邀去山东省公安厅做英模事迹报告。
于浩勋负伤回家时仅24岁,他曾一度迷茫低沉过,同乡姑娘李芳桂给予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1953年,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战友们集体向新娘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连长竖着大拇指对新娘说:“你是好样的!”
儿子出生后,于浩勋为其起名“爱国”,并在他刚到服兵役年龄时,亲自送他参了军。
于浩勋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对妻子体贴入微,对孩子关爱有加,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满满。
于浩勋于2019年8月去世,享年93岁。他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经过了沧桑辉煌而又坎坷磨难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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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门之子汗洒盐碱滩
2015年,郑师玄受邀进京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
郑师玄
1930年7月1日生于武汉,祖籍湖南省新田县高山乡高山村。1949年9月入伍,先后在青岛、北京、烟台等地海军服役。1955年5月至1964年6月,先后在山东省第九劳改支队、泰安太肥劳改支队、六四劳改支队工作。1964年调到潍北劳改支队。1990年2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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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见到父亲 求学辗转多地
郑师玄小时候过着锦衣玉食、前呼后拥的大少爷生活,他的父亲郑作民任国民党陆军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徐州突围战、田家镇守卫战等。因其战功卓着,蒋介石亲自为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1940年2月3日,在广西昆仑关激战中阵亡,时年38岁。郑作民牺牲后,国民党追赠他为陆军中将。
郑师玄作为郑作民的长子,与母亲随父行军打仗,幼儿时期就转遍了大半个中国,但他很少见到父亲,几乎没一起吃过饭。
郑师玄10岁时回到家乡湖南省新田县高山乡高山村,到离家近13公里的县城上高小。母亲托人叫他吃住都和老师一起,同学们知道他父亲是大官,都对他指指点点,都不愿和他玩,他心里郁闷。第二学期,郑师玄硬是搬回大宿舍和同学一起住。两年后,母亲为他找了一位老师——谢厚藩。此人也做过他父亲的老师,是前清秀才出身,知识渊博,是着名的留英物理学硕士、大学教授。
后来,郑师玄随父亲的一名同学蒋默掀一起去了桂林,考入桂林市中山中学。他住校一年半,寒暑假也没回家。1943年冬,日本鬼子攻打广西,郑师玄逃难回老家。但县城被鬼子占领了,他只好降了一级到九嶷山的育群中学上学。
1945年,郑师玄初中毕业,又去了南京励志社中学读书。这所中学老师们讲课一般,而且花费很高,虽然当时他的学费是由国民政府交的,但郑师玄还是不满意。他立志要去大学校读书。说来也巧,那年秋天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正好招生,郑师玄如愿以偿考上了。在这里,他除了上课,就是打球看报。
1948年暑假,郑师玄回到了新田,这是他在附属中学两年来唯一一次回老家。整个暑期,他几乎没有外出,终日陪伴在母亲身边或待在父亲的书房。他在翻阅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父亲的自传。18岁的他,忽然非常渴望去了解父亲。他小心翻阅着日记,父亲的影像跃然纸上,还是那么年轻、刚毅、威严。从这本日记中,他真正读懂了父亲。他短暂的一生充满传奇,忧国忧民之心、爱国报国之志充斥在字里行间。他坚贞的民族气节,大无畏的精神,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慨令郑师玄心潮翻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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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部队生活 心怀报国志向
1949年春,南京解放,国民政府人心惶惶,郑师玄毅然离开南京转入长沙省立一中求学,自此,郑师玄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后不久,十二兵团军政干部学校到省立一中招兵,郑师玄异常激动。当口试、面试顺利通过时,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1950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海军司令部,肖劲光任司令。包括郑师玄在内的四五百人被派到青岛组建“海军业务学校”,他们在那里不仅学习政治、军事,还学会了种菜。郑师玄那时才知道,大粪是可以用来种菜的。
1951年冬,郑师玄和另两名战友被分配到北京军委海军司令部炮兵处当见习生。两个月后,郑师玄接到去辽宁的任务,去辽宁省锦州市葫芦岛港口司令部任文化教员。
年底,任务完成后,郑师玄重返炮校,在14个月的学习期间,他起初当文化教员,后调入“参谋培训班”,之后去了北京炮兵部军训处当书记。
1951年秋,郑师玄陪同军训处的李处长到嵊泗列岛、舟山群岛等地检查海洋炮兵的建设情况。期间,郑师玄毫无保留地向李处长说明了自己的抱负和志向,李处长深以为然。他拍着郑师玄的肩膀说:“好好干,将来送你去苏联学习。”郑师玄心里很是感动,自己出身不好,领导非但不计较,还那么器重他。他说:“现在祖国需要我,我哪里也不去,我要尽我的心尽我的力,看着祖国强大起来。”
1954年,炮兵部在烟台成立了“全国海岸炮兵干部轮训班”,郑师玄被调往那里当助教。
一年后,他又调往青岛炮兵处当助教。1955年,全国大裁军,青岛海陆空军下来五千多人,郑师玄也在其中。郑师玄分到济南山东省公安厅,干了一段时间后,回了老家。
1955年冬,郑师玄被分配到第九劳改支队生建木工厂电锯车间,任办事员。1958年,又调到省公安干校政训班。在这里,他建高炉、炼钢铁、干苦力,从济南西郊到东郊用地排车拉砖头……一年以后,他被调往“五一农场”,仅待了一个月,农场撤销。
1959年1月,郑师玄被分往山东省潍北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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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干活饥饿难忍 秋天看坡苦中作乐
郑师玄在潍北农杨二场上政治班,大部分时间干农活。他负责饲养40只大肥猪。每到半夜要定时起床,轰赶着七八个猪圈的猪轮流出去尿尿,以后他才知道猪是可以尿在猪圈里的。他那时二十八九岁的年纪,出死力干活,又加之忍饥挨饿,身体很快就垮了。
管教科李欣科长见他干活卖力,不会偷奸耍滑,年纪轻轻身体不堪重荷,便叫他去放羊。整整一个夏天,在水草稀缺的虞河两岸,除了成片的庄稼,就只有羊儿与他作伴。虽饥饿长伴,但活儿轻松了很多。有时饥饿袭来,难以忍耐,郑师玄就偷偷掰个玉米,生生咽下,因消化不了,肚子搅着劲疼,身体更是每况愈下。
秋天,他又接了看坡的活。这活一般人不愿意干,孤身处于荒郊野外不说,多变的天气也叫人受不了。但郑师玄却极其开心,并说那是一段很幸福的日子。他拿几根木棍搭了间窝棚,地上铺上麦秸干草,晚上睡觉盖着麻袋和蓑衣。饭菜是食堂定量供应的,一般是一个窝窝头,里面掺着野菜。野菜是不充饥的,年轻的他时时被饥饿纠缠着。郑师玄说,那时候的挨饿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所以那段记忆他是刻骨铭心的。
1961年,郑师玄摘掉了右派帽子并调回了山东省公安厅。那时,公安厅承包了从泰安到肥城铁路的路基工程,郑师玄被调去泰肥劳动教养队修铁路。郑师玄在管教股负责内勤工作,但他身体那些年严重透支,极度虚弱。在此情况下,郑师玄被派往炸药库工作。炸药库修在山坡上,离县城15公里,周边几十米都是好地,现在成了禁区,无人开垦。和郑师玄一起的老周,空里把地全开垦了出来,种上蔬菜、地瓜、玉米。郑师玄跟着老周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两人挖了地窖,建了窝棚,住在了一起。
解决了温饱问题的郑师玄,干起活来更加卖力。往来县城15公里,很多时候都是步行。他徒手去铁道兵团仓库,领上两大盒雷管、炸药,再用近3个小时走回来。
1963年,郑师玄被调往枣庄市韩庄挖运河,分配在水利工程队第二中队做内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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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任务重回潍北 脏活累活毫不含糊
1964年5月,山东省劳改局调集几十名干部和一个排的武警,押送罪犯从韩庄奔赴潍北农场。郑师玄被安排在一场一中队。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潍北,条件非常艰苦。郑师玄虽说是负责内勤,但带工、下监室什么都干,材料都是带工时在坡里写。
1966年,郑师玄带队去潍坊拉大粪。每人一辆车,两匹马替换着用。路途遥远,行驶缓慢,他们天黑前赶到大粪厂住下。甭管早晚,先把车装好,第二天一早再往回赶。走到固堤时,一匹马猝然倒地死去。大粪车停在路上,死马卧在一侧,联系农场万般困难。最后,场里派了辆拖拉机,把大粪和死马一起运了回去。
郑师玄说干了一辈子的劳改事业,成天提心吊胆,没睡过安稳觉。但值得欣慰的是,三十多年里,从他手里没有脱逃过一名罪犯。
2015年9月3日,是郑师玄同志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受国家民政部邀请,以抗日英烈子女的身份前往首都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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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北焦裕禄”鞠躬尽瘁
王振录
年轻时的王振录
在潍北农场劳动的场景。
王振录
1932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威海市十三区小店。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参加解放军,成为胶东警备2团的一名战士。1949年5月,在济南市保警大队任警卫员。1955年11月调入潍北劳改支队,被誉为潍北焦裕禄式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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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徐州执行艰巨任务 抓捕大盗“燕子李三”
1949年5月,王振录奉命调到济南市保警大队,有幸给陈昌奉做警卫员。陈昌奉,江西宁都人,15岁时就给毛主席当警卫员。后来,离开延安到了山东前线。
那时,团以上领导干部都有警卫员,王振录几乎和陈昌奉形影不离,晚上他们睡在同一间房子里。有天夜里,王振录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他迅速抓起一件衣服披在身上,赤着脚朝着响声处走去,警觉的盗贼破窗而逃。这时候,院子的灯全亮了,拥到院子里的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事后调查,那人不单单入室盗窃,而且还有更危险的任务:袭击首长。王振录因警惕性高破坏了对方的计划,立下三等功。
山东禹城有一个江洋大盗“燕子李三”,原名李圣武,品性恶劣,以偷盗嫖娼为乐,会“缩骨术”,此人生性阴险狠毒,顽劣不羁。
济南解放前,李圣武多次犯下命案。济南解放后,李圣武顶风作案又犯下命案。市局将缉捕李圣武列为工作重心之一,王振录所在武警部队接受了抓捕李的艰巨任务。
1949年,李圣武潜伏在江苏徐州与一歌妓姘居。王振录所在部队得知此事后,在连长的带领下火速赶往徐州。那时候是秋天,下午四五点钟,李圣武被堵截于屋内,因无法施展轻功,被擒获。李圣武个头不高,但肌肉异常发达,手腕特别细。抓捕时,遭到剧烈反抗,好不容易给他戴上的脚镣手铐被他一抖搂就像塑料一样掉在地上。最后,他们不得不把铁链一圈圈缠到他身上,背着他送到火车上。
一整节车厢里就只有抓捕小组的13个人和李圣武,他们一路上高度警觉,瞪大眼睛紧盯着呼呼大睡的李圣武。济南站到了,从火车转移到汽车的一刹那,李圣武把镣铐一抖,又挣脱了。幸亏身上还有重重缠绕的锁链,王振录他们把他拖进了汽车里。李圣武被关进牢房后,王振录他们不分昼夜值班。有天李圣武嬉皮笑脸地对王振录说:“我要走了。”说完,不费吹灰之力用双手弯断了窗户上的铁条。王振录端起冲锋枪指着他的脑袋,警告他不要太嚣张。
李圣武在省第一监狱关了一年后,被执行枪决,王振录因此荣立二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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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北农场种树耕田 精通农业育人有术
1953年,王振录同志调到莱阳公安大队,两年后调入莱阳劳改支队。1955年11月调入潍北劳改支队,曾先后在分场任中队长、管教股长、副教导员及大队长等职。
潍北监狱建狱初期条件的恶劣和残酷,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王振录这些老前辈就是在极端的环境中,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硬仗。
王振录在潍北监狱工作了37个春秋,把毕生的精力和热情都贡献给了这片土地。他和同志们一起挖沟排碱、防洪抗涝、种树造林、整修农田、播种育苗、收获归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罪犯一起进行劳作,与他们谈心、传授他们农业知识、教育他们改邪归正,做对家庭负责,对社会有用的人。
王振录不仅教育改造罪犯有自己独到的技巧和方法,农业方面也是特别精通。他从小也没怎么接触农活,但到潍北后,不得不刻苦学习农业知识。他博览农业方面的书籍,向周边农民学习经验,甚至观察天气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逐渐成了农业方面有名的行家里手。
王振录单在二监区当大队长就17年。严打那会儿二监区警力不足,装备匮乏,他们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危险。监管条件不足,改造形势严峻,自然环境恶劣,一一摆在他和同志们面前。
那时狱墙是泥巴堆砌的,雨水一大就裂开口子,他们不得不淋着雨补墙,这边刚砌好那边又漏一大洞,雨水借着狂风打得他们睁不开眼,但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开。
作为场长的王振录从没请过一天假,每天亲自到地里带工,每晚必须进监狱查看。他有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那就是每晚一定要看新闻联播,除了关心国家大事,另一重要原因是为了看天气预报。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是典型的老黄牛、实干家。
因工作业绩突出,他几乎每年都去省局参加工作会议,介绍自己的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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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忙于工作 生活一波三折
王振录身世凄苦,他未出生时父亲就去世了,12岁时母亲病逝,他跟着哥哥生活了三年,15岁参军后,就极少再回老家。10岁时,经亲戚介绍和小他一岁的同乡李玉香定下了娃娃亲。1954年4月,两人仅花5分钱领了一张结婚证,没有海誓山盟就这么相濡以沫地生活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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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虫除害保粮食丰收
汪孔道,潍北监狱高级农艺师。1935年5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安居区汪东村。1950年考入济宁一中,毕业后当了一名小学老师。1956年参军到广东佛山市化学兵预备学校,因身体病痛返乡。1957年济宁农校招收插班生,他以优异成绩考进植保系。1959年分配到省劳改局,又从省劳改局分配到寿北农场(劳动教养所)。1965年调入潍北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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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蝗方法成效显着 王震部长为其颁奖
汪孔道从济宁农校植保专业毕业,于1959年年底调去寿北农场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这是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旱灾,好多地方粮食大量减产或绝收。在如此苦难的岁月,可怕的蝗灾又如毁灭性的瘟疫席卷了整个山东。“蝗虫过境,寸草不留”,它们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极其恶劣地影响。因此,灭蝗工作成了整个山东地区各级地方工作中的头等大事。省里要求全局统筹兼顾,分期、分批、分区域、分方位,统一用飞机喷洒农药灭蝗。
汪孔道是寿北农场唯一的农艺技术员,他不仅负责农场的农业植保,还兼职统计和参与整个昌潍地区北部的治蝗工作。每天早上,天微亮他就骑车出发,到各个公社蝗区开会,晚上赶回家制定治蝗方案。因为情势严峻、工作繁杂,每次开完会回家早已错过饭点,他就用热水泡点馒头将就一下。经年累月不规律的饮食,落下了严重的肠胃病。
当时喷药灭蝗涉及的面积太大,为方便飞机准确喷洒农药,必须准确制定区域蝗虫分布图。但蝗虫几天就会换一个新地方,这给汪孔道的工作带来巨大的麻烦。当时国家经济困难,飞机起飞费油、农药喷洒数量有限,怎样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也是一件很头疼的事。
汪孔道废寝忘食地寻找节省的好办法,他除了整晚查阅资料,还不时咨询农科院校的专家学者。经过努力,他研究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将不同规格的方形铁丝网罩到地里,用数蝗虫卵、数幼虫数量相结合的办法来确定蝗虫在本区域的密集程度。这样一来,指导飞机区域定点喷药灭蝗就有了科学依据。他安排人去蝗虫多的地段插旗标注,飞机喷洒农药时就不会重复喷药,造成浪费了。汪孔道把这一成效显着的新方法介绍给了其他地区和公社。在他和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下,昌北地区治蝗及时、效果明显,为此他们的单位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和奖励。
1963年,汪孔道代表单位参加县里的治蝗表彰大会,受到了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王震的亲切接见,并亲自为其颁奖,王震拍着汪孔道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好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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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地里多虫蛇 担惊受怕去勘查
汪孔道1965年3月调到潍北三分场,12月就被省抗旱工作队抽调到邹县农村做技术员,直到1966年10月调回潍北试验队(后扩建了十几间房子改为“农科所”)。自此,汪孔道就扎根在那里,再未离开过,直到1995年退休。
汪孔道的工作看似单纯简单,但光凭专业和所学,没有韧劲和钻劲是绝对干不出名堂来的。汪孔道恰好就是一位具有良好职业素养和积极工作态度的人,他的认真执着、一丝不苟、勤苦善学是出了名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潍北贫瘠的土地上原本长点庄稼就非常困难,再加上病虫灾害,有时一年下来打个三五斤粮食也是有的。
粘虫小如针眼,肉眼看不出长相,但它们却对小麦、玉米的危害非常大。粘虫一年分为三代,春季一代、夏初二代、夏末三代,分为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幼虫时危害性最大。汪孔道的工作就是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气候环境,预测勘查病虫害情况后及时发出病虫害情报。
这是一项细致严谨的活,必须多到地里实地检查。那时的潍北地里多的是蚊子、蛇、老鼠,汪孔道每次去地里都被蚊虫叮咬得一身疙瘩。这不算什么,令人心惊的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蛇。汪孔道本就怕蛇,空荡荡的野外也没个壮胆的人,心里更是惊恐。地里的庄稼遮得严实,即便再小心也是不够的,经常眼里看着一条,往后一退,脚上又踩上一条。
有一次他去地里查看麦苗,自行车放到地边上,回来时发现蛇爬满了车圈。还有一次,汪孔道从地里勘查完抄小路回家,那时已是半夜,野外一片漆黑。他骑着自行车急急地往家赶,突然车轮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转不动了。他打起手电筒一照,原来是一条蛇紧紧地缠在车轮上了。汪孔道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折了几根长树枝,把蛇一点一点挑出来,挑到路边的草沟里放生。蛇虽生得可怕,毕竟吃田鼠,汪孔道是舍不得伤害的。慢慢的,汪孔道对蛇有了一些了解:扁头的,一般攻击力不强；三棱头的,多是毒蛇,它非但不躲人,而且攻击性特别强,遇到一定得及时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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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各种病虫灾害 植保工作马虎不得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潍北开始种植水稻。水稻害虫主要有稻纵卷叶螟和稻飞虱,从1973年起,汪孔道和同事经过三年的观察研究,适时有效地进行防治。水稻易得病害,白叶枯病是极难治愈的,这种病是1975年从海南引进珍珠矮稻种带来的,当年场内所种水稻全部感染此病。汪孔道几乎成天泡在稻田里,弓着腰观察秧苗灾情。肉眼看不见的小咬粘附在裸露的肌肤上,咬得人钻心的难受。可怕的蚂蟥不知何时钻进了腿肚子里,鼓起一个个大疙瘩,生疼生疼。汪孔道赶紧用鞋底使劲抽打那些大疙瘩,里面的蚂蟥感觉到疼痛,便自觉钻出来,游到稻田里去了。
有一年,汪孔道到四分场巡查时,发现条田沟里密密麻麻全是粘虫。汪孔道凭借经验知道这些粘虫再有三四天就变成蛹了,倘若蛹再变成蛾子,蛾子再下卵,那后果不堪设想。粘虫的幼虫不仅能吃掉麦叶,连麦秸、麦穗也不放过。汪孔道清楚地记得1981年时,玉米曾发生过严重的粘虫灾害,受灾面积达六千多亩。一平方米有粘虫500头之多,一棵玉米上高达36头,因防治失时,导致其中200亩玉米叶被吃光。汪孔道惊出一身冷汗,他通知四分场赶紧往沟里打1%的666农药,地里按比例打农药,两侧灌渠加大密度打药,阻挡漏网幼虫爬到田里。回到所里后,他第一时间向各农业队发布了情报。
1982年春,雨量充沛导致野草疯长,麦苗全部被野草吞噬。小麦可是全场干警职工和罪犯的口粮呀,所有人都焦急万分。农场组织劳动力全力除草,可那广袤的土地就如同浩瀚的大海,望都望不到头,万千锄头变得软弱无力。
恰巧监狱领导王成业去省里开会,得知六四农场采用机械喷洒除草剂效果很好。回来立即组织开会,选派一名农业技术员和一名懂机械的去六四农场学习。汪孔道肩负重任学成归来。经大面积研究杂草,他发现麦田中的杂草多是双子叶植物,而麦子是单子叶植物,除草剂正好对双子叶植物特别起作用。于是汪孔道根据草灾面积和杂草种类,配比除草剂比例,实施喷洒。除草大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那年的收成也很好。
汪孔道当年制作了很多昆虫标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或锁在抽屉里,每种昆虫他都详细做了备注。可惜当时没有好的保存方法,不管他如何努力,标本在两三年内便坏掉。有一年汪孔道参加了省农业大学开办的植保学习班,他得知班上需要昆虫标本学习后,就让一位去济南办事的队长捎去七八个标本盒子,老师和学员都非常感激。
汪孔道从做植保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每年的病虫害情况、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措施、病虫害情报以及从书上看到的有用的知识等,他都一一记录下来。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
1963年家属还乡,李玉香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威海老家。这边王振录住进了集体宿舍,过起了单身生活,以场为家,勋章、奖状等很多个人物品因没地搁放,慢慢都丢失了。那边,他妻子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举目无亲,在农村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那个寄信都相对困难的年代,双方“千里月,两地相思”的日子一过就是九年。1972年一家团聚时,孩子们不认识父亲,怯怯而惊慌的眼神令王振录万般愧疚。
王振录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因意外夭折了。1959年,王振录任五监区的管教股长。夏末的一天,快中午12点了,他还在加班。忽然,远远的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心头一惊,好像预感到了什么,迅速向监狱大门走去。远远的他就看到家门口聚了一大堆的人,妻子已昏死过去,怀里紧紧抱着他们刚刚两岁的儿子,孩子已溺水而亡多时,王振录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没白没黑地工作,借以排解深埋心底的苦痛。
二儿子刚到服兵役的年龄,王振录就送他去参军。孩子在解放军长山岛部队服役两年后,当了一名技术工人。几年后,王振录的第三个孩子出世了,命运又和他们开了个玩笑,孩子患有先天性脑瘫。王振录工作繁忙,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妻子李玉香身上。她含辛茹苦拉扯孩子,操持家务,付出了百倍的艰辛。
王振录把自己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奉献给了监狱事业,他一生耿直、光明磊落、为人低调、虚怀若谷又雷厉风行。他说这辈子做了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感受最大的一个字就是“累”。他说:“我这一生,最对得起的是我的工作,最遗憾的是没有照顾好这个家。”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王振录很喜欢保尔说的这句话。他说人生短暂,再平凡的人也应该有信念和追求,做不了大事,那就努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就像是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在短暂的生命绽放中,给人以最绚烂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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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天气留完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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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市。1963年毕业于山东省济南农业学校气象专业,分配到潍北劳改农场生计科,一直从事气象观测工作,直到1999年8月退休。
毕业搬进潍北农场 埋头搞起气象研究
潍北监狱七大队的果园如今已变成大片良田。农田深处,矗立着一座二层砖混小楼,这座孤独的建筑,就是鲜为人知的潍北气象站,从建立之初始终只有段云明在这里工作。他从未直接参与过罪犯的教育管理工作,甚至没有进过监狱的大门,却为监狱事业的发展尽职尽责。
1963年的潍北农场,条件很艰苦。段云明接到负责气象站工作的通知,没有半句怨言,当天就走马上任了。正值青春勃发的年纪,他孤单一人住进了气象站。气象站外围用青砖砌成,内层墙壁则用高粱秸绑扎而成,室内空间狭小,通透性差,但最大的好处是高粱秸吸收潮气,他的那个小办公室虽然不明亮但却干燥洁净。那时潍北生产以农业为主,他的工作主要服务于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全农场的经济效益。
段云明搬进气象观测站的小楼后,埋头搞起了研究。和那座孤零零立于旷野之中的小楼一样,段云明也是孤零零的。气象工作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特别是天气预报,技术难度更大。他运用所学知识,根据国家气象局编定的“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的技术要求,开始摸索着自行安装、调试、使用那些简易的气象设备。段云明观测前都是提前做好计划,做好准备工作,包括观测器和发报所用的工具,而后时刻注意天气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这样才能正确判断云状和记录天气现象。巡视仪器时,对温度、气压等读数要先了解好,避免在观测时发生错误。
几年后,段云明终于有了邻居,可不幸的是那些迅速盖起的平房竟然是医院的停尸房。段云明是位科技工作者,他并不迷信,可是他感觉这与他的工作环境不太协调,他这里搞着研究,那边经常传来吵闹声、啼哭声,心情立马不清净了,影响到了工作质量。段云明向领导反映了此事,领导视察后,看着拼接上的三楼不仅开始漏雨,整幢小楼也实在破烂不堪,“给你搬个家吧!”段云明卷起铺盖,收拾好简易的气象仪器,搬进了七大队老农科所院内,在这里他分到了家属院的两间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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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观测整理记录 气象知识愈加丰富
段云明具有科研工作者相同的特点:淡泊名利,工作认真,思想缜密,一丝不苟。他年轻无牵挂,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他每天8时、14时、20时、2时四个时点定时观测,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一小时一次加密观测,越是恶劣天气气象观测越是重要。因为他知道哪怕缺一次,一天的、一月的、一年的、几十年的资料就无法完整汇编。
就这样,他一天天一夜夜地陪伴在他的老朋友——气象仪器面前,观测、整理、记录、汇报……数据出来了,第一时间报告给话务员,话务员再通过广播把数据报给分管农业的领导。除了本场的气象记录外,还要把雨量报表用密码通过邮局报送给潍坊市抗旱防汛指挥部,若降雨量一天达到100毫米,同样要用密码电报报给中央抗旱防涝指挥部。按规定,若是汛期那就得按点报,那段时间是最辛苦的。有时候觉都不能安稳地睡,白天在椅子上眯会儿,晚上通宵加班。
每逢下雨,他的儿子都眼巴巴等在教室门口,看着小朋友们被一个个接走,心里很难过。等见到爸爸,儿子委屈地问:“你为什么从未给我送过雨伞?”段云明摸着儿子的头,鼓励他说:“人家的爸爸可不会天气预报呢!”
段云明根据农场实际情况,利用群众测天经验法和其他方法,结合气象预报和农场气象要素变化情况,作了大量预报,观测记录和整编大量气象资料,在生产和预防气象灾害和人民生活方面起到了较好的参谋作用,如:春秋预防霜冻、麦收秋收防雨、春季预防海潮侵袭及抗洪救灾等。同时也向有关方面提供了科学依据,如:农作物春播、秋种、农业区划、分析病虫害发生发展、农田水利工程设计、变电站建设、溴素场建设、史志编写等。
时光流转,日月轮回,段云明的气象知识越来越丰富,他的预报也越来越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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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天气准确率高 帮助农场减少损失
1974年的那场洪涝灾害,年龄大点的人都记忆犹新。段云明准确预报说未来两天将有大暴雨,他将这一信息报告给分管领导,但是当时的省气象台预报说,未来几天都是晴天。领导看着数据说:“小段,你的预报我要听,上级指示我更要听。”两天后,暴雨如期而至,三天下了三百多毫米,潍北地势低洼,南边地势高,洪水下泄,同事们担心地说:“坏了,今晚就要漂进北海里去了。”段云明几天未眠,眼里布满血丝,他整理好数据披上雨披,冒着暴雨狂风,把信息报告给领导和各个分监区。浑身湿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焦急地对领导说:“赶紧派人到利民河河堤巡逻,加固堤坝,以防河堤决口。”
几天后,天气依旧阴沉,领导心急如焚,他找到段云明关切地说:“省里说未来还有大雨,咱们农场的情况不容乐观啊!”段云明胸有成竹地说:“潍北未来几天一直好天。”领导定定地看着他说:“小段,以前我对你的工作不了解,现在才知道你太辛苦了,我一定给你安装一部电话。”段云明感动得嘴唇颤抖,流着泪握了握领导的手。
1987年发生的两件事,段云明仍记忆犹新。那年小麦丰收,场院里满满的麦子发着金灿灿的光,大家虽然忙碌但人人开心。段云明观察到北部沿海一带有块云彩特别活跃,省气象台广播全省晴天,但根据多年的经验,他预报到三小时后会有暴风雨。他立即作出了反映,那会儿正是下班时间,他风风火火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立即下了紧急通知,采取了应急措施,麦场的麦子刚刚入库,倾盆大雨伴着大风不期而至。因抢救及时,农场未有半点损失,大家都对段云明赞誉有加。
这一年11月份后气温开始反常,往年农场的大白菜20日以前就全部收完,可这一年直到25日,白菜才有收获的迹象。段云明敏感地觉察到一点蛛丝马迹,预测26日晚将迎来本年度第一次寒潮。他详细写明了气温大幅度下降8-10摄氏度,偏北大风七八级,并伴有大雪,而后迅速把这些数据报给了分管领导。分场接到通知后,立马采取了紧急措施,把大白菜统一堆砌起来,做好保暖工作。气温骤降后,农场的大白菜几乎没什么损失。当时任监狱长的王成业感慨地说:“外边的大白菜据说大都冻烂了,价格大涨还没有好的,咱们的却完好无损。”他朝段云明竖起了大拇指。
段云明除了服务场内工作,左邻右舍有需要也会咨询一下他。副业场的一位姓杨的同志,准备回家修房子,可是已经连续几天不开晴了,他的假也请好了,很是心焦,就跑去找段云明。段云明胸有成竹地说:“尽管回去吧,明天起,天气大好。”杨同志喜滋滋回家修房子去了。天气也如段云明所料,出奇的好。
由于段云明等气象人的不懈努力,潍北监狱自1955年至今,雨量等气象资料完整无缺,堪称奇迹。
如今,段云明老人生活惬意舒心,他打理小菜园,劈柴烧水,做点家务活……他隔三差五徒步往气象站走一趟,因为那是他的家,心中永远放不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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戍边精神带到农场来
1946年9月出生于潍县泊子公社双庙子村。1964年入伍,先后在济南军区26军33师、陆军5师15团、新疆5师15团任职。1973年进驻条件极其恶劣的阿里军分区普兰边防站任副站长,两年后又进驻班卡边防站,任副营职参谋。1982年转业到潍北农场,历任五场、三场、打石山副大队长、教导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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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顶上参演电影 戈壁滩上骑马巡逻
王维堂1964年到济南军区26军33师当兵,四年后济南军区成立陆军五师,王维堂调入十五团一营一连当班长,他当兵仅一年零八个月,因表现出色光荣入党。同年,他所在连队奉命调往新疆乌鲁木齐。
他们坐着“闷罐车”走了六天七夜,到达新疆的第二天恰好是8月1日,在陌生的军营他们过了一个简单的建军节。
王维堂曾任新疆5师15团1营1连的班长、排长和副连长。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到新疆天山拍摄《万水千山》,王维堂所在15营的官兵全部参演。
新疆天山平均海拔约四千多米,常年冰雪覆盖,雾浓霜重,山顶终年积雪不化,巉岩冰窟,地势险绝。电影中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的镜头就在天山顶上取景拍摄。营里接到任务,安排各连自行捎带行军装备、伙房用具,全体向天山进发。四千多米的雪山爬起来绝非易事,他们每爬到险隘处,为防雪崩,就先用机枪把积雪扫射下来。白碜碜的雪层在阳光照耀下,如镜子般反射着刺目的光芒,大家眼睛发肿、红涨疼痛、视物模糊,人人患上了“雪盲”。
山高路远,步步维艰。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行李,忍受着刺骨的冰寒,稀缺的氧气令他们喘不动气,他们的心理和身体都受到极限挑战。身体强健的王维堂扛着军旗,背着行囊,左搀一个右扶一个,嘴里呼出的热气又在睫毛上结成冰粒。他们到达雪山山顶,在地势平坦处,架起锅炉,用高压锅做饭。晚上,他们刨开厚厚的积雪,撑起窝棚,铺上雨布,上面再铺层毛毯。两人一个帐篷,分头抱住对方的脚取暖。王维堂说,早起打背包的时候,冻得直想哭。
王维堂在片中的角色是扛军旗,他冲在最前面,指挥战友们爬雪山。拍摄是艺术也是磨练,这群硬汉感同身受,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
王维堂除了训练、巡逻、站岗,还种稻子、烧窑、打孔道。五年期间,王维堂只探亲一次。
在新疆,王维堂记忆最深的是在“穷荒绝漠鸟不飞,万碛千山梦犹懒”的戈壁滩巡逻的情景。在戈壁滩巡逻,似乎进入了原始荒野,满目苍凉,毫无生气,那杂乱而顽强生长的骆驼刺、白刺、沙拐枣等少数植物横卧在粗砂砾石中,静得令人窒息。王维堂骑马行走在风沙连天的戈壁滩上,那烈日烘烤下的荒漠升腾起一股股热浪,他觉得呼吸都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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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西藏驻守边防 气候恶劣食物短缺
1973年,王维堂等30名干部奉命从新疆军区调往西藏阿里军分区普兰边防站。阿里是青藏高原中最高寒的地区,青藏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雪峰林立、万仞从中百川突奔的阿里,就是世界屋脊中的“屋脊”了。它只在盛夏解冻,神秘莫测,是全世界探险者向往的地方。
1950年8月,136名官兵组成进藏先遣连,凭一张四百万分之一的英文地图和一块指南针进驻青藏高原,那里海拔四千米以上,白天气温也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初上高原的人基本上会出现头晕脑胀、心慌恶心,眼球像要蹦出来等高原反应。
普兰边防站是阿里三个边防站中的一个,终年高寒缺氧,自然环境艰苦,气候恶劣,百里不见人烟。班卡边防站海拔四千二百多米,比普兰边防站还要艰苦。不管到哪个边防站,进山的路尽是直上直下的盘山土路,崎岖难行,底下是深不见底的大山沟。王维堂骑着马,顺着山沟绕着盘山路行走,稍有不慎,就有坠崖的危险。他的一名同事就是在换防途中,不幸坠入无底山涧,被流水冲走,一个月后尸体才被牧民发现。
几年后有了汽车营,王维堂和战友们就可以坐着汽车上山,六七天后才到达营地。汽车行驶在狭窄的山路上,两边净是万丈悬崖,每到拐弯处,半个轮子就得悬空。大家胆战心惊,替司机捏着一把汗,直到看见边防站,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下。
王维堂到普兰边防站后,一年一轮岗。大雪封山后,至少半年他们和外界失去联系。他们的食物以罐头类为主,肉类还好,蔬菜从罐头里倒出来,黏糊糊的一点味道也没有。食物稀缺的时候,他们根本填不饱肚子。如果运气好,巡逻时会碰到几只冻死的野马、野羊,他们拖回去,晒成肉干贮存起来。吃饭的时候,加上几片压缩饼干,着实是一顿美味。封山日久,蔬菜罐头吃完了,他们只好就着咸菜吃点米饭或饼干,咸菜吃完了,他们就吃盐,盐也吃没了,就喝酱油。他们在最偏远最荒凉最严酷的雪山边防训练、站岗、执勤。
在巡逻途中经常被牧民热情邀请至毡房,王维堂偶尔会留下来吃些半生不熟的羊肉,喝上几杯青稞酒,他们亲如兄弟。有一年,王维堂奉命带着一个排的兵力去剿匪。那些不法之徒肆无忌惮抢掠藏民的牛羊马匹,甚至杀死牧民。贼匪们迂回往复,骑着马兜圈,王维堂采取围追堵截战术,整整和他们周旋了三个多月,自此,匪徒再不敢公然抢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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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业调入潍北农场 耐着性子抓上靠上
1982年,王维堂转业到潍北农场。王维堂的老家就在农场附近。
潍北五分场拉面粉的“泰山12”拖拉机路过总场,王维堂一家坐在高高的面粉堆上,刺骨的寒风吹得他连帽子也戴不住,坑洼不平的道路颠得孩子们哭丧着脸,下车时一身的细沙土。他们被接进所谓的“招待所”——两间破旧露风的青砖房。床是铺着棉槐条子绑成的床板,床上一条褥子,两床薄被。屋内没有炉火,窗户上堵着泥坯。王维堂驻守边关近20年,经受过千锤万凿的磨砺,栉风沐雨的洗礼,无数次生死考验,眼皮底下的这点穷酸算得了什么。
潍北的三场、五场、打石山,有“三五九旅”之称,是潍北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三个监区。王维堂先后在五场、三场、打石山任副大队长、教导员。身份转换的如此迅速,让王维堂有些措手不及。他虽是个急脾气,但管教的活可急不来。为了快速熟悉业务,不管谁在班上,他都虚心求教,很快就适应了工作。他说,改造这活没什么捷径可走,就是抓上、靠上,明察秋毫,按规定、按制度办事就差不了。
他带领罪犯下坡劳动,经常挽着裤脚浇地,拔草；场院里收了玉米,必须当晚就得剥完皮,不管到几点,他一直陪着；罪犯睡了觉,他必须查一遍岗,回办公室学一会习才回家……
1986年底,王维堂调往打石山。打石山人员成分非常复杂,罪犯多是三两月就出狱的短刑犯。正因如此,他们存在着混天熬日头的想法,加之打石山条件艰苦,又有生产任务的压力,思想工作比较难做,给监管改造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打石山整日机器轰鸣,尘土飞扬,大块石头被劈下来后,大的切割成石料,小的粉碎成石子或烧制成石灰。带工干警衣服上、脸上全是石灰面子,帽子上的汗渍覆着一层石灰。干警们连间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开会也没个地方,罪犯都是在满是白灰的院子里吃饭。如果到机关开会,干警尽管提前洗了衣帽,擦了鞋子,还是一眼就能辨认出是从打石山过来的。
王维堂说起往事,心如潮涌。他无法忘记天山极巅的悬崖冰雪；无法忘记戈壁滩上遍地生根的红柳、倔强不屈的光棍树；无法忘记青藏高原上奔驰的野马、藏羚羊；无法忘记战友和藏民亲如兄弟的情谊；无法忘记那透入肌体的酷寒、射穿皮肤的阳光、难以忍耐的寂寞、无边无际的荒凉……王维堂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他还会做同样的选择:“那里太苦了,总得有人去……我还得去!”
本期图片均由张振国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