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笔下的潍坊年俗
“过年了,过年了,穿新衣,放鞭炮……”自古至今,绵延数千年,春节成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在我们的家乡,一百多年前、九十年前、五十年前的春节是什么样子?作家陶钝、姜贵、王统照、莫言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现了不同时代的贺岁图景。年年岁岁俗相似,岁岁年年景不同。溯往察今,从春节这个窗口,可以窥见民族文化的传承,折射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
本期撰稿:李之凡
--
进了腊月门开始忙大年
出生于诸城昌城的作家陶钝,15岁就成了全家忙年工作的主力。写对联、挂门彩……在回忆录《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中,陶钝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述写了上世纪初诸城一带的春节习俗。
少年陶钝写对联 忙到半夜膀子疼
“每到一年的腊月,油坊就忙起来了。从前是大哥、二哥和四叔布置过年:糊灯笼、写对联、贴年画、写祖先牌位等等。到了我15岁这年,安排过年的事就轮到我和四弟了。四弟贪玩,又不老成,所以我要做很多事情。”这是作家陶钝长篇回忆录《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所记少年时忙年的情景。
陶钝生于1901年,15岁这年是1916年。陶钝生活在诸城昌城乡徐家河岔村的一个富裕家庭,三代同堂,全家二十多口人,拥有数十亩田地,经营着永顺号油坊,雇有长工和短工。用陶钝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小地主家庭”。
俗话说,“进了腊月就是年”。过去的富裕家庭,忙年是一项大工程,吃的、穿的、用的无一不备。进入农历腊月,全家能“动弹”的人都要动手忙活。因此,15岁的陶钝担当起了“糊灯笼、写对联、贴年画、写祖先牌位”等的主力。这时,来油坊打油的人多起来,陶钝家的永顺号愈加繁忙。
少年陶钝最重要的任务是写对联。陶钝原名徐宝梯,七岁时父亲徐宗海送他入私塾,读经习字。徐宗海的字学的欧阳洵,所以他也要儿子习欧体,“以欧体打底子,先练小楷,用处很多。然后再用颜、柳架势,就可以写对联和牌匾”。徐宗海讲究的是实用,他曾指点着用欧体大字写的徐氏宗祠匾额,对陶钝说:“谁说欧体不能写大字,你看这字写得不好吗?”
徐宗海的自负不无道理,因为他的字“是附近村庄的富裕之家所久知的,每年都送丹色纸来要他写对联”。
陶钝初次开笔写对联,徐宗海担心影响徐家的名声,不敢全部放手。他白天应付油坊的买卖,晚上指导陶钝调墨汁、写对联。读书人家的主要对联,徐宗海要亲自动笔,诸如大门口的“出门见喜”,猪栏、牛棚的“槽头兴旺”,衣柜衣箱上的“衣裳楚楚”等“小零碎”,便由陶钝书写。一般庄户人家的对联,陶钝便全部包揽。因为“庄稼人不懂书法”,只要写得端正清秀,他们就满心欢喜。
此后,徐宗海写的对联一年年减少,陶钝写的一年年增多。陶钝同族的一位祖父,家境较差,年前到潍县的寒亭进年画,再配上对联到集上卖,但自己不会写对联,来找陶钝写。陶钝觉得,光是各家送来自家用的就够忙活了,没有答应。徐宗海知道后,责备儿子:“人家送纸来要你练字,为什么不要?人家卖对联,挣几个钱过个好年,为什么不帮他?”每年腊月,陶钝都要写很多对联,往往写到半夜,累得膀子疼。
-
大家忙着赶年集 专人提醒防小偷
忙年忙年,最忙的是赶年集的小商贩。
农村的集市,每隔五天一个,按照农历计算,集日逢一排六,即每月的初一、初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依此类推,逢二排七、逢三排八、逢四排九、逢五排十。方圆几十里,几乎天天都有集日。
腊月的集日称作年集。年集,是忙年的人们必须要去的。赶年集,一方面是备年货,往往一个年集就能将年货备齐；另一方面是在喧闹的集日上感受一下迎接新年的热烈气氛,对于买不起的东西,也要过过眼瘾。一家几口人,或者是几位投缘的乡亲,一起来到年集上,逛逛看看,指指点点,即使不买年货,也别有一番兴味。
赶年集,是做小买卖的商贩一年之中最好的时机。陶钝记道:“办了年货来,赶几场集市,就有过年的本钱了。所以年集是规模阔大,物资复杂,人来最多的几天。”
一般集市上,都有各种行会凑成集市的管理行。平时的集日,各种货物划区买卖。譬如,卖猪肉的商贩,平常只许赶限定的几个集市,不能乱赶集。到了年集就乱了套,商贩们不再守平日的规矩,逢集必赶,抓住春节前这一个月的时间,多赚一些。因为来年正月就卖不动货了,大家过年,商贩们也歇春。
赶集的商贩有规矩,靠集吃集的扒手(小偷)也有规矩。平日里,扒手们按帮按派,“各吃一方,不能乱来”。哪个集日归哪帮扒手,不能越界。到了年集,扒手们也乱了,不分你我,是集就偷。
每到年集,管理行也难履职了。商贩管不住,就放任不管,转而将精力全部用在防小偷上。小偷太多,防不胜防,他们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提个醒。管理行派出一干人马,提着铜锣,穿行在赶集的人群中,拖着长腔,边喊边敲:“赶年集啦——加小心——”“咣——咣——”陶钝听人说,平常的集日丢了东西,人们还可以通过管理行,找扒手的头头要回来；年集上丢了东西,没有人去管。
“年集是农村生产的货品的展览会,也是旧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展览会”。陶钝的大哥告诉他,“杨家杆子”卖肉,因为一刀准,围观者一层又一层,不亚于玩把戏的场子。当时送礼,一般都是提着五斤肉。这姓杨的一刀割下来,高声吆喝“五斤二两算五斤”。买到肉的找个地方称称,只是平平的五斤。
集上的叫花子(乞丐)也不少,有劈头的——以刀劈头相威胁,有砸牛骨的——手拿两块牛骨头边敲边唱,有打砖的——脖下挂一块砖头,露着胸脯,走一步砖头就在胸脯上碰撞一下。他们什么都要,不给不走,闹得买卖做不成,商贩们只好“舍财”打发他们走。
-
富裕之户排场大 穷人也有穷打算
腊月初八这天,要用八种以上的米果熬粥,叫做腊八粥。熬制腊八粥的食材包括大米、小米、麦子、玉米、红枣、莲子、花生以及各种豆类,如红豆、绿豆、黄豆、黑豆等,富家户讲究严格,一般人家有几样算几样,不一定非要凑够八个品种。
诸城当地有民谣:“喝了腊八粥,忙得赛三秋。”是说置办年货、准备过年之忙碌。又有一民谣:“穷有穷打算,富有富打算。”是讲办年过年的原则,有钱人家富过——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排场摆得大,年节过得铺张；没有钱的人家穷过——简单置办点东西,凑合应付过去。还有一民谣:“富人过年,穷人过难。”是诉说贫穷人家过年之难。
对于这种贫富之别,陶钝深有体会:“富家计划置什么衣裳,吃什么东西,给孩子买什么玩意,准备什么礼物看亲戚。穷家也要打算一下吃穿,怎样弄点钱,填窟窿还债。”
陶钝举例说,村里有4家上等富裕户,每家都有约200亩土地；十多家一般富裕户,每家几十亩土地,雇一两个长工,自己也劳动；二十多家普通户,能够自耕自足；十多家贫穷户,有的是田地极少,有的是田地典当了出去。陶钝一家,属于一般富裕户。
十多家贫穷户都住在村边的林内,平时吃不饱、穿不暖,到了年节,买不起新布,就把破旧的棉袄缝补齐整；割不起猪肉,弄上点油花也要包顿水饺。里子顾不上,面子还要顾,念想还要有。家里再穷,“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贴上春联,挂上门彩,显得全村一片新鲜光景”。
陶钝所说“挂上门彩”,意思是贴上过门笺。如今农村地区春节在门楣上贴的过门笺,过去又称“挂笺”“挂落”“门彩”“门钱”“喜钱”等。
过去贫穷人家的春联,很多是没有字的红纸条。因为家里没有识字的,不会写对联,又没有钱去买写好的春联。想找村里的“写家”去写,要么人家忙,要么人家不给面子,求不上门。但不管有字没有字,再没有钱,也要买上张大红纸裁剪裁剪,作为春联贴上。
--
五更鞭炮响初一大拜年
春节将至,潍县木版年画成了人们的抢手货。大红的春联,鲜艳的年画,铺染节日喜庆、热烈的色彩。五更鞭炮一响,春节进入最高潮。正月初一大拜年,成为新春首日人们的主要活动。
不管富有和贫穷 家家户户贴年画
春联、过门笺、年画,是春节必须的“三大样”。春联可以自己写,过门笺当地就有制作的,唯独年画成了“稀罕货”。陶钝家乡一带贴的年画,主要是潍县木版年画和高密扑灰年画。
诸城离高密近,商贩进货方便,但高密扑灰年画有的是全部手绘,有的是半印半画,价格总要贵些。潍县虽然离诸城远,但交通还算方便,从高密坐火车,直达潍县。潍县木版年画全部是印刷,成本低,产量大,自然要便宜些。
价格是一个方面,潍县木版年画大红粉红、鲜黄鲜绿的配色,更喜庆更艳丽,也更适合春节这样的日子贴挂,更得老人、孩童及妇女的喜欢。高密扑灰年画半印半绘,或者全部手绘,色彩不及潍县木版年画明快、鲜艳,但更有了一份雅致,买的多是“文化人”。
潍县木版年画起源于寒亭南1.5公里的杨家埠村,杨家埠分西、东两个自然村,史料记载,清康熙、雍正年间,西杨家埠村已有数家画店。同治初年至光绪末年,潍县木版年画达到鼎盛时期,西杨家埠、东杨家埠以及附近的齐家埠、三角埠、段家沟、王家道、南埠子、仓上、纸房、张氏、仉庄、圩里、赵家埠、北平旺、南平旺等十几个村庄也办起画店,生产规模迅速发展；年画除供应本省外,远销安徽、江苏、河南、河北、山西、辽宁和内蒙古等地。民国初年,潍县木版年画维持了短时间的繁荣。1922年后,随着上海、天津、青岛等地石印年画、月份牌年画的输入,传统的潍县木版年画出现衰落。
潍县木版年画销量缩减的区域主要是城市,农村地区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陶钝算了一笔账:“家家户户买年画,至少是两张三张,我家人口多,买二十多张,全乡全县又得用多少?就是财神、门神、灶王、天地牌位、纸马也是一个大市。”
陶钝回忆,有钱人家和知识家庭,客厅书房挂的年画,往往裱成挂轴,“今年用了,明年再用,可以用几年”。一般家庭多是用浆糊粘贴在墙上,或者用棘针钉在墙上,“年年如此,家家如此”。
到了过年,再穷的人家也要贴对联和年画。陶钝言:“在年市上,叫花子还要张破碎的年画呢!”“过年买不起门神、纸马,那是穷到极处了,借钱也要买到。”
--
鸡鱼糖点备齐全 除夕之夜供祖先
贴春联、挂门彩、摆供桌……陶钝从七八岁就给叔叔、哥哥打下手,筹办这些事。15岁的陶钝“接班”以后,每到春节前就成了大忙人。
上世纪初的几年,军阀混战还没有影响到诸城,所以他家油坊的生意比较兴隆,家道殷实。每逢过年,鸡、鱼、肉、菜买得很多。为了上供,南旺湖的鲤鱼、新鲜的韭菜黄、南方的什锦糖以及各色点心,都要买全。供完祖先、天地、灶君、财神后,这些供品都要分给全家人吃掉,叫做“享神余”。
在陶钝记忆中,忙年最严肃的一件事是写祖宗牌位,字要用正楷,须一笔不苟。陶钝书写后,父亲徐宗海一一检查。如果写得不工整,烧掉重写。书写之前要洗手、焚香,全部用新笔、新墨,一切准备好了,坐得端端正正方才动笔。有几家同姓或邻居来求书,徐宗海嘱咐陶钝:“邻居的祖先和咱家的祖先是和睦相好的,我们尊重自己的祖先,也要尊重人家的。”要求他书写同样工整,不能丝毫马虎。
除夕夜晚三更,一般是午夜前,家里的男性带上鞭炮、烧纸、奠酒,去郊外磕头,请祖先回家过年。进了家门,每过一道门都烧两张纸。烧纸就是送钱,“如果有鬼神把门,不让祖先进来,给他些钱,行一点小贿,就放行了”。
进了摆着供桌的房屋,马上烧香、燃烛,然后上菜。陶钝记得,第一排是香炉、烛台、花瓶、酒杯,第二排是四个大盘,内摆整鱼、整鸡、猪蹄(代替猪)、猪肚(摆得像羊),第三排是海参、鱼肚等上等珍菜,然后就是四小碗、四小盘。靠近牌位放着新筷子、茶碗和八样点心。摆放完毕,按辈分先后依次磕头。“等待一炷香尽了,蜡烛也就烧去了半截,全家才恭恭敬敬地退出祭堂,留下两个人轮流值夜,或者把门锁上,钥匙交到家长那里,等到‘五更分二年’的时刻再来烧香燃烛。”
上供的肴菜,有的是假的,有的是摆样子。譬如,海参一大碗,只是上面的一层,底下全是白菜垫着。陶钝解嘲道:“为了省钱,欺骗祖先在所不顾。”
陶钝听家里的雇工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家地主半夜供奉完毕,锁门睡觉。让4个雇工守夜护院,又不安排夜食。他们想起东家平时的苛刻,气愤难平。大家一合计,等到夜深人静,撬开供堂的门锁,把供奉的点心、熟肉装进衣兜,回去痛快地吃了一顿。等到时交五更,大约凌晨三点,地主起来开门焚香,看到供桌上狼藉不堪,问雇工怎么回事,他们说可能是狗、猫和老鼠弄的。地主见他们不承认,也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圆谎:“不,不,是老的吃了。”当时民间年俗,凡是除夕夜上供的少了什么东西,都要说是祖先、神灵吃了,不能说别的话,祖先、神灵吃了供品,这一年便吉庆、如意。
--
凌晨三点鞭炮响 全村结队大拜年
过新年,最快乐的是孩子。“小孩子谁不喜欢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吃好东西。我的幼年时期也不例外”。自从陶钝担当了忙年的重任,“就把两手、两脚冻得红肿,白天疼,夜里暖过来又发痒”。好不容易盼到除夕,“大门一关,供桌一摆,该是万事俱备了”,但还有“一项艰苦的任务”——磕头。
在陶钝老家,大年夜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凌晨三点左右起来,再点上全宅院供桌上的灯笼和蜡烛,一面烧纸马,一面放鞭炮。远远近近、连绵不断的鞭炮声中,各家由家长率领,在神位供桌前磕头。首先给天地全神磕,依次是灶王爷、财神爷、牛马王。灶王、财神挂在屋内,牛马王是牛棚墙上贴的写有“槽头兴旺”的红纸字条。有一位未拜的神仙是土地爷,其地位甚低,相当于地保——清代及上世纪初地方上为官府办差的人。主人不能去拜办差之人。所以,仅将印制简陋的土地爷小像贴在雇工房里,雇工吃饺子时给他供上一碗。
给神灵磕罢,挨个给祖先磕。吃完了饺子之后,再按辈分磕头。陶钝记道:“父亲一辈给祖父母磕,我们一辈给父亲的兄弟四人八口磕头,这是真磕到地。”轮到弟弟、妹妹给哥哥、姐姐磕,就轻松了,仅仅嘴上说一声,哥哥、姐姐应承说“免了免了”,就算完成任务。
本家磕完了头,还要给同姓和邻居拜年、磕头。对同姓的长辈,说一句给某某拜年,然后跪下磕头,主人赶紧拦住,拜年者便做做样子,低一下头,但磕不到地；对他家供着的家堂,都要实磕到地。
最轻松的是给邻居拜年,说了“拜年”就可以抓瓜子、花生吃,免去了磕头的俗套。邻居互相拜年,一姓一个队伍。门户大的,队伍浩浩荡荡；单门独姓的,自己去拜,走在街上,显得孤零零的。
春节拜年,也是乡邻间的一次社交活动,有着特别的意义和作用。互拜之中,解决了一些邻里间的小纠纷。曾因琐碎小事打架吵嘴的邻居,平时见面不说话,往往是借拜年和好。如果双方都不拜年,矛盾就更深了。“全村大拜年时,人来人往,灯笼火把,照得全村通明。从五更到天亮,热闹一阵”。直到天亮,结队拜年才结束。
接下来进行小拜年,“谁家和谁家要好就互相拜年,坐下来谈谈家常,问候老人,逗逗小孩,喝杯茶,抓把果子”。这样的小拜年,一直传承到今天。
--
腊月馒头香小年要辞灶
陶钝的诸城老乡王意坚(笔名姜贵),身居孤岛,创作了长篇小说《旋风》。其乡风乡俗,无一不在摹写故乡；而有关春节的文字,俨然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诸城乡间的年俗纪实。
馒头蒸好吃一月 肉鸡煮熟冷藏用
“年关近了。方冉武因为新卖了田,手头宽裕,‘过年’的兴致颇高。从腊月初八吃‘腊八粥’开始,揭开了过年的第一幕”。在作家姜贵笔下,过年是从腊月初八开始的。
方冉武是姜贵长篇小说《旋风》里的主人公之一。《旋风》以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山东为背景,描写了胶东半岛的小镇——方镇的一个大姓家族的衰微和没落。姜贵1908年生于诸城相州,原名王意坚。姜贵笔下的方镇,其实就是他的家乡相州镇；《旋风》中描写的过年景象,就是相州一带旧时春节的情景。为叙述方便,还是称姜贵的原名王意坚。
相州镇与陶钝家乡昌城乡,是诸城县城以北相邻的两个乡镇。陶钝回忆,相州镇是诸城县城北20公里的一个大镇,“镇上有十多户王姓大地主。这些大地主,有人在北京做官,有人在省城里有差事”。这十多户王姓大地主就是有名的相州王氏家族,其源可溯至东晋世家大族琅琊王氏,其代表人物有东晋名相王导、书法名家王羲之。王意坚即出身相州王家。
王意坚写道:“月半起,厨房里就没有闲时候了。各房里丫头老妈子,凡能抽得出空来的,都临时调到厨房里做活。大小馒头,各样荤素馅子的包子,年糕,用大蒸锅昼以继夜的一笼笼蒸出来,凉透了,收到人一般高的大瓮里。这一面预备赏赐佃户穷人,一面留了自己家里吃,要得够从正月初一吃到二月初二。像方居易堂这种大户,至少也得蒸满四五十大瓮才够。”当然,贫穷人家没有这样的条件。
方居易堂是方冉武家的堂号。陶钝家乡徐家河岔村距相州镇仅十多公里,过年的习俗基本一致。但是,王意坚描写的方家有自己的习惯:不吃牛羊肉,也很少用鸭和鹅。方家的肉食以猪和鸡为主,有各种做法。寒冬腊月,他们将猪肉或鸡用大锅煮熟,用大瓦盆扣在背阳的阴冷处。那时,从腊月到正月,室外一直结冰不化。王意坚感慨:“老天给有钱的人家这一便利,让你尽量办下蔬菜,比放在冰箱里还可靠,绝不会坏掉。”
童谣曰:“过新年,穿新衣。”对于贫穷人家,一年到头没有钱讲究,到了过年,还是要有点“新气”。王意坚称,“这要是穷人家,还多一件,就是做新衣服”。其实,赤贫家庭是连新衣服也做不上的,最多打扮打扮孩子,大人的衣裳洗干净、缝补整齐,就算过年了。像王意坚家这样的大户,平日就都穿新衣服,箱子里有的是新衣,所以没有赶在年前做新衣服的必要。
--
辞送迎接灶王爷 贫富之家各不同
腊月二十三晚上一项重要的活动是辞灶。这天晚上,灶王爷上天朝见玉皇大帝,“报告这一年中每一个家庭里的情形,作为玉皇大帝对于每个家庭的考绩资料,以便降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奖惩”。
进了腊月,走村串户送灶马的就进了门。民间风俗,卖灶马不叫卖,而是说送；买灶马也不能说买,要说请,还有像请财神等。所谓灶马,就是一张木版套色的灶王爷像加月份表。灶马的上半截称为灶马头,也就是农历年的月份表,印有12个月的24个节气,庄稼人按照节气或播种或收割,有必不可少的实用价值。灶马头上端,印着一个不套色的灶王爷骑马像,马作奔驰状。这便是灶马名称的来源。灶马的下半截是套色的灶王爷像。
辞灶的程序,先把灶马头上端的灶王爷骑马像整齐地裁下来,放在米缸里待一会儿,称作喂马,把马喂饱了,好驮着灶王爷赶回天庭。再把月份表裁下来,贴在屋门后,预备第二年看。套色的灶王爷,端端正正贴在大锅灶上方墙上,前面安放一张小供桌,摆上供品、两支红蜡烛、一炉香。
供奉灶王爷的供品一般是干果,而麦芽糖是必不可少的。“家家户户,一年到头,谁也不敢保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而灶王爷上奏玉皇,是有闻必录的。于是大家在给他老人家饯行的时候,请他吃一点麦芽糖,糊住他的口,让他见了玉皇,说不清话,含糊了事,免得恶有恶报。”写到这里,王意坚解嘲道:“好像没有人希望善有善报。”的确,灶王爷糊住了嘴,不光汇报不了坏事,连好事也说不清楚了。
一般家庭,由家里的主人点上红烛,插上燃香,叩首行礼。但王意坚笔下方镇的大户人家,灶王爷的地位要大打折扣。“这些大户,似乎并不很看得起他,都不肯亲自给他上香行礼,而仅由厨子或老妈子代表,敷衍了事”。行礼完毕,从米缸里把灶王爷骑马像取出,连同纸箔一起烧掉,灶王爷就骑马到天庭汇报工作去了。
正月初三早晨,又要把灶王爷接回来,叫做接灶。仪式与辞灶的情形差不多,不过供品改用荤菜,并有酒。王意坚猜测,大约因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府降吉祥”的缘故,特别进行犒劳。
对于贴在墙上接受供奉的灶王爷像,小户人家一直贴着,直到第二年辞灶揭下来烧掉,再换新的。富家大户则不然,接灶结束就揭下来烧掉了。王意坚称,“其原因无可考。大约灶君司食,穷人家吃饭难,不得不对他老人家特别恭维。大户则满仓满廪,陈陈相因,吃之不尽,用之不竭,对于灶君也就不必太买账了”。
如此看来,灶王爷在富裕人家,辞灶、接灶时吃得好、喝得好,但接灶之后就不再享受供奉了；在贫穷人家,虽然这两顿饭吃得差,但一年到头都在灶前有饭吃。
--
相关链接
诸城作家王意坚 海峡对岸写乡愁
1908年出生于诸城相州镇的王意坚,本名王林度,笔名姜贵,先后在济南省立一中、青岛胶澳中学读书,后加入国民党。1937年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退役,1948年底举家到台湾,经商失败后逐渐以写稿谋生,着有20多部长篇小说,其中《旋风》《重阳》较为着名。
《大众日报》2012年4月17日刊发王瑞华的文章《相州王氏兄弟作家的两岸人生》,这样介绍和评价王意坚的生活及创作:
“王氏兄弟两人各自走上的不同的人生道路与一个人密切相关,那就是山东的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们共同的六伯父王翔千。姜贵少年跟着王翔千在济南上学,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就参加并目睹了他们的早期党内活动。
“其后,姜贵被王翔千派到王家的另一支、国民党人王乐平等在青岛创办的胶澳中学读书,原本希望他在国民党那边看看光景,做个卧底,没想到他趁势加入了国民党一边。
“姜贵在海峡对岸借助文学更深地走回了自己的家族,作品里常活跃着自己家族和家人的影子,不仅《旋风》前半部分几乎变成家族纪实文学,《重阳》中也时不时夹杂点家乡人物、典故。值得一提的是,姜贵在台湾、在写作中,经常处于的是对过去的、故乡亲人的怀旧中的孤独感,生活并不如意,晚景极为凄凉。
“姜贵虽然加入国民党,但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三民主义的信仰者。姜贵在《重阳》自序中说:‘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的药商家庭,我习惯于承认以合理的经营求取合理的利润,而要求享有不受干扰的个人的,以致家庭的私生活。’
“从他的自传也可以看出,与其说姜贵是反共,不如说他是反对伯父王翔千,而那个年代,反抗父权正是‘五四’以来青年人的重要思想潮流。他的小说更多表达的是自己家乡、家族的世俗、寻常生活,只是因为自己出身于历史旋涡中的政治家族,使他的小说无可避免地染上了政治色彩。他小说里的共产党员,不但正派,而且高尚,是台湾那个年代难得的为共产党员的正名。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个自由色彩较浓厚的怀旧、怀乡作家,一个充满着离乡游子的苦闷情愫的知识分子。”
--
家家过大年贫富不一般
贫穷人家贴春联,仅仅为的是图个吉祥、喜庆。富家大户贴春联,就多了不少讲究,还要体现身份、面子。“富人过年,穷人过关”。贫穷人家没钱买肉,没钱做新衣裳,脸上挂着笑,心里含着苦。
--
张贴春联有讲究 不识字者闹笑话
过大年,贴春联。王意坚小说《旋风》中的方家对这事异常重视,纸张要讲究,联文要讲究,写得更要讲究。用纸须高档,联文内容要体现富贵、吉祥、安顺等意,字不仅漂亮、受看,还要有艺术性。春联既是为自家贴,也是为别人而贴,既满足内心感受,更关乎自己面子、身份、名声。
单说用墨,方家的做法就不一般。写春联的墨汁,不是像平时那样在砚台上磨研,而是把上好的徽墨砸碎,连同碎细瓷片一同装在粗瓷瓶里,加上水,塞住瓶口,两手使劲地摇晃,直到碎墨块溶化成墨汁为止。天气寒冷,冷墨抹不开,写不到纸上去。所以,需先将墨汁倒在碗里,隔水炖热后开笔。
方家祖上虽出过进士,但方冉武却没读几天书,年年要请人写春联。这年,他要请同宗的两位兄弟来写。因为家大业大院子多,春联贴得也多,仅大大小小的“福”字就几百个。两位兄弟或早或晚,或单独,或一起,到方冉武家去写春联。
除夕一大早,管家招呼打杂的听差,把各个院子打扫干净。吃了早饭,开始贴春联。哨门——方家大宅最外面的大门贴的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到了方冉武这一辈,连副春联也写不了,还算什么“诗书继世”。这副春联贴在方家门上,有些讽刺意味。方冉武母亲房门上贴的是“寿比南山松不老、福如东海水长流”,年年如此。
哨门对面,隔一条街是方家的大场院,堆着一垛垛高粱秸、谷秸。大场院也有一个哨门,按惯例贴的是“福禄寿三星共照、天地人一体同春”。宅院里各房门的春联贴完后,管家带人来贴场院门上的这副。贴好后,管家看着联文有点不对,原来是“福禄寿三星蹦跳、天地人一起发昏”。临时写已经来不及了,管家赶紧跑到街上去,买了现成的春联贴上。
贴春联闹笑话的事情,在不识字的贫穷人家更普遍。不过,不是像方家这样被捉弄,而是错贴。贫穷人家一般上街买两副春联贴上了事,或者上下联贴颠倒了,或者内室与大门的春联贴混了,这些都很常见,见怪不怪,无关大局。王意坚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家门口横挡上原先贴“春光明媚”,新一年换成“五世其昌”,因纸短了一点,媚字的女旁没有盖住,成了“五世其娼”。过去的字都是从右到左写,“春光明媚”写为“媚明光春”,“五世其昌”写为“昌其世五”,按贴上的效果,媚字左半边没盖住,春字右半边没盖住。半边春字与五字组不成字,媚字左半边与昌字组合,就闹了大笑话。
--
辞岁之后再守岁 千万不能说错话
除夕贴年画,王意坚记忆中家乡的年画有两种,一种是本地产的土货,一种是上海出品的洋货。
本地产的土货就是潍县木版年画,“套色印的木版画,大张,纸质粗劣”。这样的土货年画题材分两类,一类以福禄吉祥为主,如“招财进宝”“耄耋富贵”等,另一类为流行的京剧,如“翠屏山”、“八蜡庙”等。“翠屏山”取材于《水浒传》,说水浒英雄杨雄与石秀的故事；“八蜡庙”取材于《施公案》,讲绿林英雄黄天霸斗土豪恶霸费德功的故事,这些都是乡下人所熟悉和喜欢的。
上海来的洋货年画,用纸高档,印制精美,但多为穿高跟鞋、光腿露胳膊的“妖冶女人”,王意坚家乡的人认为有伤风化,不许其登堂入室,怕女孩子们学坏了。贫穷人家买不起或不去买,大户人家也不大要。
“年前选购年画,也是一件极要紧的事。姑娘太太们常要自己挑选,售画人把样本送进内宅去,有时等了大半天,才拿出来,还不一定卖得上一张两张”。大户人家有钱,但更挑剔。在王意坚看来,这样进门入户的年画小贩,要想赚大户人家的钱,也极不容易。
一般人家的年画,都是自己用麦子面熬点浆糊贴。第二年或者撕下来换新的,或者在一旁再贴张新的。如果几年不撕旧年画,年画倒成了糊墙纸,可谓一物两用。大户人家爱惜墙壁,往往不用浆糊粘贴,而是用小钉子钉。钉年画时,剪一小块红纸或花布,垫在钉画处,既钉得牢靠,又做了装饰。
入夜之后,大宅院里各处都点上红蜡烛,甬道上挂大红灯笼,“发着闪闪的光,照射出新年的喜悦”。吃过年夜饭之后,一家人相互说些吉利的话,名之曰“辞岁”。家里的小孩子,欢欢喜喜地从长辈手中接过压岁钱。
除夕夜,辞岁之后要守岁,整个晚上大多不睡觉或少睡觉。大户人家在四更左右,也就是凌晨一点到三点,安排伙计把晒得干透了的芝麻秸撒在甬道上。一大早主人家开门出来,走在芝麻秸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像燃放小鞭炮一样,象征着快乐和欢喜。院里每一道门左右摆两块长条木炭,中间缠一道红纸,代表守门的神。每个门上横放一根粗木棍,名为“拦门棍”,阻拦邪神恶鬼闯进门来。
除夕晚上,是天上百神下界,监察人间善恶之时,一家人都要小心说话,一旦说得不对了,恐怕要受到神的处罚。害怕小孩子们口无遮拦,说出没有分寸的话来,有的人家在屋墙上贴一条红纸条,上写“童言无忌”。要是孩子说错了话,还请诸神原谅。
--
富豪大户过大年 贫穷人家渡难关
陶钝曾提到,大年初一凌晨三点左右起来,要先供神、烧纸马。王意坚在《旋风》描写了方家发纸马的情形:
“月台上已经扎好一个临时的小席篷,篷子里条桌上放着一满斗小麦,黄表纸写的‘天地三界之位’神牌,就插在这斗上。祭品三牲是猪头、全鸡、全鱼,还有每个三斤重的大馒头,三堆十五个。纸马是有光纸木板套色的一张画,上面中间坐一个带胡子的神,左右两位夫人,面前许许多多珊瑚元宝之类的宝贝。这张画被当作桌围挂在桌子前面,上香跪拜之后,取下来和纸箔一同烧掉,这就是发纸马。”
发纸马也就是烧纸马。纸马的叫法,源于唐代。古人祭祀用牲畜和币帛,秦代用马,唐玄宗以后始以纸马代替真马。后来又以五色纸印神像画,神像皆骑马,名曰“纸马”。再后来,印制的神像画中即使没有马的形象,亦称纸马。王意坚所说的纸马,就是木板套色印刷的一张神像画。
水饺是大年初一早上必须吃,且不能替代的饭食。王意坚印象中,家乡的风俗,初一早上一定要吃素水饺,水饺中有几个里面包着小铜钱。据说谁能吃到包铜钱的水饺,谁就有一年的好财运。但是,大户人家包钱的水饺,总是雇佣的下人们吃了去。因为包了铜钱的水饺分量重,都沉到了锅底,最先从上面捞起的水饺,总是主人家先吃。等到下人们吃时,就捞到包铜钱的了。
初一的主要活动是拜年。初二早上,各家仍然有一次相互的访问,不叫拜年,叫“道乏”。意思是说,过年了,你有没有过年过乏了,我为此很挂心,特地来慰问一声。过了初三,年就算过完了。在小镇上,过年期间还有一件大事:赌钱。这种有钱人家“败家”的活动,从正月初一开始,一直持续到二月二。
王意坚在《旋风》中描写了大户人家过年的铺张,也反映了贫苦人家生活的窘困:“方镇上过年,像方居易堂那么愉快,那么气派的人家是不多的。小户人家总是为了一个没有钱,一切一切,都闹得不欢而散。没有钱买肉,没有钱给小孩子做新衣服,甚至没有钱买一副春联,都足以使年兴大减,不以为乐,反以为苦。更有那一等欠人家债的,被逼得走投无路,年关就无异是鬼门关了。”
--
兵荒马乱时热闹气氛减
诸城相州王家成就最大、名气最响的作家是王统照。他的长篇小说《山雨》取材于家乡的人和事,小说中所写乱世之时农村人家过年的情形,也是那个时代他家乡相州一带过春节时的真实写照。
--
乱世之年度新岁 愁云密布难喜庆
上世纪以来,相州王氏家族出了四位着名作家:王统照、王希坚、王意坚、王愿坚。王希坚、王意坚、王愿坚同辈,王统照是他们三人的叔叔。
王统照不仅辈分高,学问大,文学创作的影响、成就也最大,他“是卓有成就的小说家、散文家和着名诗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丰硕成果,充实了新文学的宝库”。长篇小说《山雨》1933年9月出版,当时文学界将其与茅盾的《子夜》并称,称1933年为中国文坛的“《子夜》《山雨》年”,或“南《子夜》北《山雨》”。
《山雨》以上世纪20年代后期的鲁东农村为背景,通过自耕农奚大有带着一家人离乡背井到城市谋生,却依然找不到生活下去的出路的故事,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和腐败,暗示农村必将爆发革命。《山雨》中的人物、环境,无疑取材于王统照的家乡,社会风俗、自然景色亦是相州乡间的真实写照。
对于家乡年俗的描写,王统照是通过陈家庄庄长陈宜斋的视觉展开的:“一连忙过六七天,居然又是一个新春的第一日。——陈庄长自从夜半以后是这样的安慰着自己。照例,天还不明便穿上新衣,发纸马,敬天地、祖宗,吃素水饺等等,每年老是不变的花样。”
陈宜斋是村里的地主,但这个年过得并不愉快。在陈宜斋的记忆中,从学着放爆竹时记起,年的过法六十年来什么也没变更,“唯有民国元年的元旦挂国旗,有许多人家在镇上度新岁。但以后一切又恢复了旧样子”。
王统照笔下的元旦,并非现在意义上的元旦,而是指农历大年初一。古代元旦的月日,夏代为农历正月初一,商代为十二月初一,周代为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以十月初一日为元旦。汉武帝太初元年时,司马迁创立“太初历”,恢复夏代以正月初一为元旦之历,所以“太初历”又称“夏历”。辛亥革命后使用公历,确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民间仍然将春节称作元旦。1912年,王统照15岁。在他印象中,1912年的春节与往年不一样,从镇上到村里都挂起了五色旗。年初一这天,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还赶到镇上去庆贺新春。可是,到了第二年,这过年的新气象就不见了。
变化倒也有,“每到年底买回来的印神像的白纸与做大爆竹的外皮纸,这十多年来是改用洋粉连”。洋粉连是日本产机器造纸,王统照写道:“这变化太小,谁也觉不到。”
--
上年征款未凑齐 新春佳节又添忧
陶钝在回忆录中曾记:“我在辛亥革命之后在家塾自学的那几年,军阀混战还影响不到我们那里,所以油坊的生意兴隆,家道殷实。每逢过年,鸡、鱼、肉、菜买得很多。”之后,军阀混战波及诸城农村,兵祸接连,土匪横行,拔丁出夫,加捐增税,经济凋敝,社会秩序崩溃,不仅穷苦百姓日子难过,富家大户也陷入困顿。王统照以沉郁之笔写道:“至于过惯了的不安靖,家家资用的缺乏,那不免使得年光比起多少年前冷落许多。”
1922年,上海《新闻报》报道:“山东遍地皆匪,所在蜂起,或纠合数百人为一股,或连接千余人为一帮,名目繁多,殊难数计。自奉直战争事起,匪焰日盛一日,纵横四出,大肆焚毁,甚至攻城劫镇,鸡犬不留。”
1923年,该报报道:“山东遍地土匪,而诸城日来又发生惨剧,致电省署、议会告急。”电文称:“诸城匪祸蔓延,饷弹俱竭,若不急设法,将见农不能耕、商不能贾,全县糜烂,正供必受影响。”
1924年,该报又报道:“诸城土匪近来猖獗愈甚,各村遍有匪帖,勒索重捐,匪帖上钤有赤红大印,其文不一,有山东第一军总司令、建国自治仁义军第二队、海军陆战队第一营等等。”“土匪大队,驻于马耳山一带,各处皆有小股,四处骚乱。”“匪帖勒捐各村,异常严厉,不纳捐则不准种田,以绝其衣食之源。”
这年7月17日,一股土匪冒充军队,闯到诸城县城以北不远的吕兑村,声言要查验枪支。村民素畏军队威严,不敢违抗。在庄长招呼下,各家将看家护院的土枪拿来待验。等枪支凑齐了,这伙土匪露出真相,将三十多支枪悉数收缴,并掳去村民二十多人。向东行至官庄和五里铺村,又掳去十多人。土匪留下话,不将钱捐送到,概行撕票。
土匪横行,官府派军警防剿,军费却要由当地百姓承担。“一方筹办军需,一方匪仍索捐。双方交征,困愈益甚”。遭遇匪祸,各村都不愿去报案。因为一旦报案,且不说土匪穷凶极恶,很可能会撕票,即使军警赶到,也绝无破案的希望,甚至反遭斥责,还白白向军警多交一份“军供”。
大年初一,小说《山雨》中的陈庄长“于敬神之后感到不很痛快”。一个原因是在外的儿子陈葵园没有回家过年,居然连个信也没捎来,眼见得全家的团圆饭吃不到。另一个原因是年前到镇上,承诺上缴预征的垫借款才交上一半,大概不出正月初五,便会有警备队带着差役下乡催缴。“这两件事在欢迎元旦的东方淑气的老人心中交扰着,使他没了每当新年专找快乐的兴趣”。
--
青年聚堆掷骰子 传统游艺渐消失
大年初一,天不亮人们就起来拜年,拜完年后回家吃早饭。在陈家庄,“还不过早上七点,全乡村的每个人都吃过年饭,有的到镇上与别的村庄去传布贺年的喜音,有的穿着质朴的新衣在小屋里睡觉。年轻人多半是聚在一起赌牌、掷骰子”。
陶钝所记,大拜年结束,吃过早饭后,接着是小拜年。在王统照笔下,年景一年不如一年,尽管人们“不怨天,照例地烧香纸、拜、跪,大家见面的第一句‘发财发财’的吉利话,谁还好意思不说?”但大年初一往日热闹的兴致减少了。
“这一年只有一度的休息日子,在许多农人的心中是充满着真纯的欢乐与紧张后的愉快”。夜里缺了觉的老年人和妇女关在小屋里补觉,年轻人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只好去玩赌博。“年岁稍大一点的人除掉叹息着年光过得太快之外,对于这扰动愁苦中过的新年,没有更好的兴致”。
陈家庄的这个春节,弥漫着一股愁云。“虽然各个木门上仍然贴上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忠厚传家远等等的门对,想着借重这可怜的好字眼以慰安他们可怜的心灵。然而多少事实都一年比一年严重地摆在这些乡间人的面前,而且一年比一年沉重的使他们受到无法解脱的痛苦。所以虽是崭新的门对——红纸上的光亮黑字,在大家的朦胧的眼光里也渐渐失去了光彩”。
唯一添些热闹之气的,是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们。“一大早的过年工作过后,几个穿着不称体的花布衣的小孩在街上捡寻爆竹,一切都很清静”。陈庄长到本村几家老亲戚和老朋友家走了走,回家后自己在小客屋子里烤炭火。后院传来孩子与家里女人的笑声,也没有与他们玩乐的心情,“尽是一袋袋的劲头很大的旱烟向喉咙里咽下。这辛苦的气味偏与不是娇嫩的肠胃相合。他向风门外看看半阴的天与无光的太阳,不自觉地轻轻地叹两口气,一会低下头又沉寂着想些什么。”
到了年初三,原本是村民们游艺、玩乐的时候,但“相传下来的习俗的玩艺,如踏高跷,跑旱船,种种民间的朴实的游戏,现在不多见了,闲暇与资力没有以前的优裕,确也减少了那些天真的无念无虑的好乐心情”。
--
孩子盼过年大人感慨多
作家莫言被选入高一课本的散文《过去的年》,回忆了上世纪60年代他小时候过春节的情景。当时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物资匮乏。孩子们盼年望眼欲穿,家长却需要仔细盘算,如何准备过年的吃穿用。
孩童无忧盼过年 大人费心算开销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莫言笔下的春节,与陶钝回忆录中所写一致,最快乐、最高兴的是小孩子。莫言写道:“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跨进腊月,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
在小莫言眼中,父母这些长辈们的表现却令人不解:“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
渐渐长大后,莫言逐渐理解了大人们当时的态度。莫言认为,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原因之一是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
莫言1955年出生于高密东北部的平安村,他回忆小时候过年的情形,应当是上世纪60年代。在那个经济不发达、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个家庭到了年前,都要费尽心思,细细盘算。
当时城乡差别较大,相对城市居民来说,农民的生活要差一些。吃饱肚子是最基本的保障,孩子多,劳力少,一个家庭平日里必须精打细算。过年的开销,当家长的平时就要算计。一年到头多数吃玉米、地瓜等粗粮,要攒下些小麦到过年时磨面蒸馒头。衣服都是自己或找裁缝做,平时穿破了缝缝补补再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来自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歌谣,成为当时的流行语。除了缝补,家里孩子们的衣服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买布除了钱还要用布票,家长平时就盘算着积攒几尺布票,年前给孩子做件新衣裳,大人们多是将旧衣服洗干净穿着过年,衣服上没有补丁就算是“新衣裳”了。家家户户一个大咸菜缸,一缸咸菜吃一年。平时吃不上几次肉,炒不了几回菜,过年总要割几斤肉,打上瓶子油,买点糖果、花生、瓜子之类,花销往往从鸡屁股里抠——平时养鸡下的蛋不舍得吃,到集上卖了换点钱。莫言称,大人的感慨是因为“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
莫言认为长辈对过年感慨良多的第二个原因,“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而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唉,又老了一岁。”
--
腊八粥食材难凑 小莫言幻想施粥
“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孩子们扳着指头数算的第一个好日子,终于到来了。“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种粮食——其实只需七种,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如前所述,所谓腊八粥,仅仅是个叫法。能不能配齐八样食材,要看每个家庭的情况,往往是凑上几样米、豆就算腊八粥了。莫言说大枣算是配料,可能因为大枣是“稀罕物”,一般人家买不起或买不到,就把大枣说成是配料,有无皆可。
小莫言听大人们说,“解放前腊月初八的凌晨,富裕的寺庙,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
在古代,施粥是煮稀饭分给饥民的一种救荒措施。《礼记·檀弓》载,战国时期,卫国出现大饥荒,卫国大夫公叔文子“为粥与国之饥者”。此后,施粥救饥之法为历代普遍采用。据《魏书·孝文帝本纪》记载,北魏太和七年(483年),冀州、定州闹饥荒,施粥救活170万人。《金史·章宗本纪》载,金代承安四年(1199年),“敕京、府、县设普济院,每岁十月至明年四月,设粥,以食贫民”；泰和五年(1205年)三月,“命给米诸寺,自十月十五日至正月十五日,作糜以食贫民”。明、清时期,朝廷广泛推行设厂施粥,举办者除各级官府外,还有各类慈善团体,粮食及经费则由官府拨支或民间捐助。
在官府倡导下,佛教界施粥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每逢遭遇灾荒,一些大的庙宇为体现佛家的慈悲为怀,就煮粥分给流离失所者。后来,腊八施粥(又称腊八舍粥)成为一些寺庙每年固定举行的慈善活动。如今,寺庙腊八施粥成为一些景区的传统民俗活动,享受腊八粥美味的人们不再为了充饥,而是体味传统文化的韵味。
腊八粥飘香之时,小莫言沉湎于想象之中:“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支在露天里,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鼓起无数的气泡,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为了抵抗寒冷,人们不停地蹦跳着,喊叫着。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虽然饥饿,虽然寒冷,但心中充满了欢乐。”
莫言自称,“后来,我在作品中,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
--
灶王爷像贴炕头 白脸汉子遭烟熏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莫言所说的辞灶日,就是农历十二月(腊月)二十三日。
辞灶的习俗,数千年传承下来,一直没变。辞灶的主要项目是祭灶,莫言家祭灶的仪式比较简单:“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
生活稍微宽裕的人家,祭灶的供品就丰富些。必不可少的是灶糖,“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
关东糖是产自东北地区的一种糖,又称麻糖、麦芽糖,一般用麦芽、小米熬制而成,大约三寸长,一寸宽,呈扁平丝条状,酥香有粘性。对粘住灶王爷嘴的说法,莫言也像王意坚一样提出质疑:“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
祭灶之后,把预先从“灶马”上裁下来的印有月历表的部分贴到“炕头上”。那时农村的房屋,中间一间是外屋,做饭、吃饭都在这里。两边各有一间,叫做里屋,里屋里盘着土炕。外屋的灶台,连通着一间里屋的土炕,冬天做饭时将土炕烧暖。多数人家外屋与灶台连通的里屋是不间开的。所谓炕头上,就是土炕外头的屋墙上。
在莫言印象中,灶马头“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对于那位灶王爷,莫言形象地写道:“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
“当年,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莫言小时候有点木讷,却善于思考:“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乡下笑话别人脸黑,总是这样调侃:‘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一龙治水’的年头儿主涝,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人多乱,龙多旱’,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中原因与‘三个和尚没水吃’如出一辙。”
--
岁岁俗相似饺子包硬币
尽管生活不富裕,但在孩子们眼中,春节这个盛大的节日快乐无穷:鞭炮响,饺子香,吃得好,玩得欢,还有一份特别的神秘感。莫言忆年,怀念的是纯洁的童心,那份诱人的神秘和有盼头的念想。
大年夜里特神秘 小心说话莫漏嘴
“过了辞灶日,春节就迫在眉睫了。在孩子的感觉里,这段时间还是很漫长。”孩子们盼年,盼的是吃和玩。小年辞灶后,大人们忙着准备过年,小孩子闲着没事,当然感觉时间漫长。“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莫言用一个“熬”字,传神表达了他小时候盼年的急切心情。
除夕下午,“女人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男人们带着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对于这样一次缅怀祖先的郑重仪式,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放鞭炮。
“上坟回来,家里的堂屋墙上,已经挂起了家堂轴子,轴子上画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古人,还有几个像‘忆苦戏’里常见的小孩子,和那些财主家戴着瓜皮小帽的小崽子一模一样,在那里放鞭炮”。当时演的忆苦戏《三世仇》《血泪仇》等,都是反映旧社会地主压迫穷人的戏。孩子们追着剧团,在附近村庄看了一遍又一遍,回来再模仿剧情“表演”,谁也不愿扮地主崽子的角色。
莫言记得,供家堂的供品一般是几颗糖果、几块饼干。讲究的人家摆上几个碗,碗底垫白菜叶,上面摆几片油炸豆腐之类。供品中不可缺少的是一把斧头,取其谐音“福”字之意。莫言称,“这时候,如果有人来借斧头,那是要遭极大的反感”。
这时,家里人已经在院子里撒满了干草,大门口放一根棍子——拦门棍。与拦住鬼邪进入家门的说法不同,莫言听大人们讲,是“拦住祖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天完全黑下来,一家人在油灯下吃过晚饭,开始睡觉。整个村庄静下来了,“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抖”。莫言说的三星正晌,指猎户座三星夜晚由东向西达到正上空,大约刚过半夜。莫言感叹:“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
“这是真正地开始过年了。”在小孩子感觉特别神秘的这个时刻,“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嘱咐莫言,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词。一旦说漏了嘴,说了错话、不吉利话,会影响一家人来年的运道。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因为“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白天准备了最容易烧的棉花柴或豆秸,莫言母亲念叨: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好理解,刀才是什么,莫言问母亲,母亲也说不清,他猜想:“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
噼啪鞭炮连绵响 记忆最深吃饺子
大年夜,除了一切都小心谨慎的神秘,莫言印象最深的是香气诱人的饺子。“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院子都照亮了。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地扑出来。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了。每逢此时,我就油然地想起那个并不贴切的谜语:从南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
这个谜语,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版本,像“岸边一群小白鹅,扑通扑通跳下河。春潮涨落三遍后,白鹅一起上山坡”“南边来了一群鹅,扑通扑通跳下河,等到湖水涨三次,白白胖胖漂满河”“南边飞来一群鹅,见到清水乐呵呵,纷纷离开主人手,扑通扑通跳下河”。尽管莫言认为不贴切,但用白鹅形容白白的饺子,以跳河拟写水饺下锅的状态,形象又有动感,可爱又有趣。
饺子熟了,照例先盛上两碗到院子里祭祖,家里的男孩子把鞭炮点燃。这个时间,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响成一片,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打破了年夜的神秘气氛。“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神秘的仪式结束,晚辈开始给长辈拜大年。
时远时近的鞭炮声,色彩鲜艳的年画,红彤彤的福字,橘黄色的灯光,灶里漫出尚未散尽的轻烟,大锅里、摆上炕桌的饺子碗里飘出的热气,营造出喜庆、热烈、温暖的气氛,莫言不再有牙齿得得地颤抖的冷感,长辈们也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莫言弟兄姊妹几个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他们磕头钱,也叫压岁钱,一个孩子给一角或者两角,“这已经让孩子们兴奋雀跃了”。
孩子们将磕头钱揣进兜里,赶紧爬上炕去吃饺子。年夜里的饺子,要包一部分馅子带钱的。吃了带钱的饺子吉利,意味着有前途,或者是发大财。一般根据家里人口多少,平均每个人要分上三两个。莫言家原来包清朝时的铜钱,但铜钱有一股铜锈气,后来改用硬币。孩子们都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至于吉利问题并不在意。一些孝顺儿媳早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盛饺子时给公公婆婆碗里盛上带钱的,博得老人家的欢喜。莫言记得,有一年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初一早上迎财神 饺子送给叫花子
过年期间,令小莫言感到有趣的还有一件事——装财神和接财神。
接财神也叫迎财神,是春节的传统习俗之一。接财神的日子,有些地方是年初五,认为这天是财神爷的生日；有的地方是年初一,有“除夕夜里关财门,大年初一迎财神”一说。吃完年夜饭后,及时把大门关闭,把财气留下来,即关财门；大年初一早上,开门将财神迎进来。还有的地方是初二迎财神。据莫言所记,他们家乡接财神的日子是初一早上。
到了接财神的时候,就有一个真的“财神”上门了。这个财神的身份并不富有,恰恰相反,是最穷的叫花子装扮的,即所谓扮财神。莫言记得,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
如今每到春节,大街小巷便响起各种“发财歌”:“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来到我家门前,喜气洋洋过新年,送你一个压岁钱,祝你好运年复年,一家大小度团圆……”“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
当年,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莫言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莫言或者他的哥哥送出去。扮财神的叫花子有的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莫言写道:“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
那时候,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饺子。看到叫花子能够一家一家要到各种馅料的饺子,爱幻想的小莫言产生了扮一次财神的念头,但家长肯定不会同意。莫言母亲给他讲了一个叫花子扮财神的故事:“一个叫花子,大年夜里提着一个瓦罐去挨家讨要,讨了饺子就往瓦罐里放,感觉到已经要了很多,想回家将百家饺子热热自己也过个好年。待到回家一看,小瓦罐的底儿不知何时冻掉了,只有一个饺子冻在了瓦罐的边缘上。这叫花子长叹了一口气,叹自己命薄,一瓦罐饺子也担不起。”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莫言怀念的是那种美食的诱惑、神秘的气氛、纯洁的童心。
资料来源:陶钝、姜贵、王统照、莫言相关作品及民国时期的《新闻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