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沧桑禹王台
禹王台在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境内,距潍坊城区三十余公里,“高数十仞,围可十亩许,遥望如海岛”。对其源头,历代学者和当地传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禹王台周围地处众河入海的尾闾地带,地势低洼,自古水患较多,乡民饱受灾荒之苦。如今的禹王湿地已发展成水体丰沛、生物多样的独特自然生态区。历经千百年来的变迁,禹王台如同饱经世事的历史过客,在晨钟暮鼓里静静伫立,聆听世人的诉说。
本期撰稿:孙兆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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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土十丈 屹立史书
清乾隆版《潍县志》中,禹王台位置示意图。
历经沧桑的禹王台
在平坦如坁的海滩上,禹王台东至昌邑,西至寿光,近百里海滩上兀然独立,“高数十仞,围可十亩许,遥望如海岛”。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一座人工建筑的古台。古老建筑的神秘,让它记载于众多历史典籍中,又使之成为一方景观。
层土层夯结实平整 底部磅礴绵延数里
禹王台今在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境内,距潍坊城区三十余公里,坐落于因台而得名的“禹王台”古村西边,与村庄形成毗连之势。顶端白云拂绕,底部磅礴绵延数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寒亭区史志办公室纂修《寒亭区志》,专业工作者对当时古台现状进行实地测量后记载:“台高22.47米,底径约75米,面积约5000平方米。”
面对古台原始荒芜的风雨遗貌,这段出于志书文体要求简明扼要的文字显然不能满足禹王台探佚的欲望,游人过客茫然询问着从台顶吹过的萧瑟秋风:岁月风雨中的禹王台到底是怎样的?
寒亭的前身是古老的潍县。从明代洪武十年(1377)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今天的潍坊市作为潍县城延续了几近600年的历史。《潍县志稿》中保留了一张禹王台的老照片:台分二层,禹王庙自成院落,院中古槐四株,树上铜钟硕大,隐约可辨。另有道观三楹,古松老态龙钟。台下有石砌围墙,入门处攀台石阶历历可数。
在岁月的风雨中,石阶早已不复存在。沿着人迹杂沓的土径走上去,人们惊奇地发现:筑台土壤色泽与当地迥然不同,十丈高台平地起,从台下底部开始,差不多每10厘米一个土层,在夯窝的挤压下,瓷实平整,风雨中傲然挺立,直上台顶。怎样古老的岁月建造起了这磅礴巍然的工程,为什么突兀在海滩上,果真是用来祭拜大禹的吗?
禹王台,一个千古的历史之谜。
临淄之土古砖文字 两个故事扑朔迷离
起于土色不同和层土层夯的建筑风格,台下那些如豆的小村庄里有着两个神话般的故事,伴随着古台的千年兴衰,世代流传,至今还在人们的口中流传。
传说茹毛饮血的洪荒年代,累土修起祭拜大禹的高台,工程浩大,四方乡民日夜劳作,胼手胝足,几历寒暑还没有修成。聚集在这里的“狐仙”们听说后大为踊跃,因为治水造福于民的禹王就是娶了九尾狐涂山氏为妻的。走进劳累过后的梦乡,半夜醒来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听到禹王台那边人声大作,锨锸齐鸣,第二天赶到那里一看,高可十丈的巨台修起来了,人们惊得目瞪口呆。几天后才听说,夜间听到的劳动场面是“狐仙”们在使用“法力”帮忙,土还是从临淄那边运过来的。为什么从临淄运土?临淄早已发展成了客贾如云的都城,那里的土壤自然饱含着孕育万物的生机。故事直到今天还能指出确证:禹王台方圆五十里周围全都是黑色的粘土,雨水一泡便软成了泥浆,而台上的累土却是坚硬的黑紫色。当地有“乡谚”说:“千里运来临淄土,一夜修起禹王台。”
第二个故事更为扑朔迷离:禹王台荒芜了,有乡民到台基下取土,不经意间掘出一块古砖,砖坯硕大,还刻着些蝌蚪状的文字,一时四乡惊动。后来经人辨认,写的是“滑工王小,打死勿论”。由此得出,层层累土里说不定就埋着一具骷髅。再后来,古砖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对于砖上的那个“滑”字,乡民们却有了两种解释:一是说,台工王小偷耍滑头怠工,被监工官员打死以儆效尤。另一种说法是,修到台顶时,使用“滑车”工具升土而上,被打死的王小是专司这个工种的。
故事姑妄言之,但却揭秘着不争的事实:古台是人工建筑,而且动用了省力的“滑车”。“滑车”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在当地保留,操作使用这种工具的劳动过程,乡民们叫做“拉滑子”。至于两种土色,台下的土壤在大自然的风雨侵蚀中悄然变化,台上用土因为挤压紧密和层层复盖的保护,留下了古老岁月中的原貌。
说禹王台磅礴高大,是因为它地处百里平坦的渤海湾南岸,诚如当地一位清代文人所说:“吾潍地平衍而少崇山。北海之滨,百里无丘埠,而台卓立其间,高数十仞,围可十亩许。”比之崇山峻岭,区区十亩,只能是一方景观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方景观,却走进了多部历史文化典籍。
郦道元(469-527),北魏王朝时期的地理学家,壮年后有感于历史地理书籍《水经》的粗疏难详,漫游山川,勘察水势,足迹踏遍中华大地版图,创作完成盛名于后世的《水经注》,煌煌巨着,10卷30余万字,记载1252条河流,涉及湖洼故渎等2500余处。对于古台周围的水势,他这样写道:“渏水亦出方山。……经平寿县古城西,西北入丹水……丹水又东,经望台东,东北流入海。”并断定古台为秦始皇东巡时望海所筑。对照所写,望台即禹王台,古称“渏水”的大于河十几年前还在这座古台下弯曲流淌。
比之《水经注》稍早成书的《魏书·地形志》中,同样记载着这一地方景观。以至于后来的地方志书《潍县志稿》作出了这样的记述:“禹王台在第四区禹王台村西,郭麐云望海台,见《魏书·地形志》《水经注》。盖即《水经注》所称秦皇所筑之台。”
台为秦始皇时代的古老建筑,似乎已成定论。然而,历史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雾纱。1500余年过后,编纂《寒亭区志》的地方文史工作者们到离古台最近的禹王台村庄进行实地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禹王台村元代建立,“因村近禹王台而得名。”禹王台,禹王治水时所筑,秦皇所筑之台哪里去了?
历史再往下发展。杨守敬(1839-1915),清末民初学坛上深负盛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编着出一部历史地理学专着《水经注疏》,要在古人郦道元《水经注》的基础上,对古书《水经》进行第二次深层意义上的注解,笔涉这一古台时,他写下的是这样的话:“又或言秦始皇升以望海,未详也。”
“未详”,蕴含着几多的历史“神秘”?
因为“神秘”才走进了历史,才成就了今天的禹王台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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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台源头 众说纷纭
《潍县志稿》中记载的清代郭坛所撰写的《望台考》。
古老的禹王台雄控北海,阅尽人间春秋。对其源头,历代学者和当地传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间难免臆想猜测,虚无缥缈。潍县清代文人郭坛独抒己见,实地考察后,引据典籍,确定为斟灌古国的观台,入情入理,让古台走进远古历史文化。
郭麐《竹枝词》中认可 秦始皇筑台望海说法
对于古老禹王台的建筑起源,潍坊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台为夏朝大禹治水时所筑,所以人们又在台上建庙祈祀禹王,这来源于清乾隆版《潍县志》的记载。然而,除了上面列举的历史典籍中把古台记为“望台”之外,历代热心于乡邦民情风俗的文人学者对“禹时筑台”的说法存在质疑。生活于清同治光绪年间乡土诗人郭麐用诗歌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
郭麐何许人也?在“风筝都”传唱着一首妇孺皆知的诗歌:“一百五日小寒食,游冶齐上白浪河。纸鸢儿子秋千女,乱比新来春燕多。”这就是郭麐《竹枝词自注》诗集里的咏唱。
郭麐,字子嘉,号望三,潍县城里文人。生活于清代末年,具体生卒年月不详。他半生以官府幕僚为业。老年遭遇穷苦,只得以微薄的积蓄买瘠田数亩来到城北的杨峡庄(今潍城区于河街道杨家庄村)种树剜菜为生。因庄近古称“渏水”的大于河,自号小院为“渏上亭”。此后,儿子和亲人相继弃世而去。艰苦的环境中,他依然醉心于乡邦的文化历史。“埋首穷乡,不与世接,种瓜剜菜之余,极思搜罗邑中文献于荒冢破寺间。断碑残碣,剥苔剔藓,往往而获然。拘于力十数年,仅得九十余种。”《竹枝词自注》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写成的。
禹王台处于大于河下游,诗人徒步顺流而北,见到了这座屹立千年的古台,把它写进了自己的《竹枝词自注》里:“渏水流下鱼合口,凭高四顾势悠哉。谁知今日禹王庙,即是当年望海台。”
据诗中所写,郭麐来到这里的时候,禹王庙早已立在了古台上；“鱼合口”是指丹河水西来在台下与大于河汇流,对于两河相交的地方,至今当地乡民还衍用着这种称谓。郭麐还在诗的后面写了自注:“见《地形志》。”这当然是指历史典籍《魏书》里面的《地形志》了。郭麐承认了《魏书》里面秦始皇筑台望海的说法。
细读下去,郭麐的这首诗只是用古书里的记载纠正着民间大禹筑台的讹传,秦始皇为什么筑台望海,又为什么偏偏在这里登高向海而望,没有说出有力的证据。至于说到望徐芾海上寻仙药归来的故事,更是虚无缥缈的附会。
“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分明是杨守敬那种“未祥也”的尴尬。
唐太宗瓦盔布阵乃民间传说 经考证“盔形器”为熬盐工具
在禹王台周围附近村庄,古台的起源还有另一种说法。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九年(645),当时尚属于唐朝辽东郡的高丽背叛唐王朝,起兵造反,攻打同在朝鲜半岛上的唐朝属国“新罗”,占据了四十余座城池,并且绝断了对唐王朝中央集团的“贡道”。唐太宗怒不可遏,决定御驾亲征,率军跨海东征高丽,进入山东地方,一路沿海岸西来。英明天子文韬武略,未雨绸缪,驻军渤海南岸休整部队,决定登高隔海了望敌军虚实,军令如山倒,千军万马出动,连夜筑起累土十丈的古台,当在情理之中。
民间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今天禹王台东北方向不远的地方,还存有肖家营、沈家营、崔家营、党家营、姜马营等一溜五营的村庄,相传就是东征途中驻过兵营的地方。更重要的依据是当地有一处叫做“铁央河”的历史遗迹。
“铁央河”在寒亭区高里街道韩家庙子村东,西南方向距离禹王台约十几里,村庄稀少,地临寿光界。一条河沟的岸上废铁渣堆积,存留着铸造铁器的遗迹,当地叫做“铁央”,河沟的另一岸堆积着铸造过后剩余的灰渣,故又名此处为“灰央”,当地乡民对物体拥挤的地方叫做“央”。清代末年的寿光文人魏知人到此考察,忽然有了新的发现:荒草纷披中裸露着一个巨大的武士头盔,“瓦质而鳞纹,约重百余斤,虽大力者未易负之而趋也”。掘开草下的土层,头盔比比皆是,排列如布兵的方阵。询问当地老人,才知道是唐太宗东征时在此借瓦盔布下的疑阵,让高丽敌国遥望得知后,疑为唐王朝大军即要从此地跨海,转移布防力量,然后兵不厌诈,出其不意地兵出登州东海,企图一举大胜平叛。对岸“灰央”就是烧制这些巨大瓦盔的地方。
连同一溜五营的村庄命名,故事走进了唐太宗筑台隔海了望的有力佐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种瓦盔历经破坏,所剩无几,偶尔出土于地下,保存在寒亭区文物保管所内。肖其形状,专家们命名为“盔形器”。再经上级文物权威部门以现代科技断定,“盔形器”原来是一种旧时熬制原盐的工具。北海盛产原盐,历代封建官府皆在此地设场煮卤熬盐,为原盐盛产,当然就要在附近地带建设大量制造盐工具的工场了。新烧制出的盔形盐器要在太阳底下晾晒,去其异味,所以才整齐地摆列成了兵阵形。
真相大白,唐太宗筑台了望的说法不攻自破。何况,由此了望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遥不可及。
郭坛质疑禹时筑台 指出实为古国观台
郭坛,字岱封,清乾隆时潍县城里人,《潍县志稿·人物·文学》卷有传。后来的潍坊儒学大家宋书升曾专门写下《郭岱封先生传》,文中赞誉他“为学不同世俗苟且。凡典章名物,地理氏族,律吕以及文字训古,靡不研究。每治一经,皆博综众说,折衷以求其当。而时出创解,率多精錾而不可易”。他综合古台起源的纷纭众说,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写出了一篇独抒己见的《望台考》。后来的《潍县志稿》全文附录在《疆域·遗迹》卷《禹王台》条下。
郭坛在这篇小文里,先援引乾隆版《潍县志》的记载:“潍县治之西北六十里,有禹王台。高数丈,南北长如之,东西得之十九。其上有禹王庙,志乘云:世传禹时治水筑。”这里的《志乘》当指《潍县志》无疑。接着提出了对禹时筑台传说的质疑:“愚以为台在海滨,岿然独立,必非近今之所能为,而志乘传说顾无据。”
接下来郭坛又从台底村古庙里发现的一个石香炉说起,石香炉上刻有“潍州北海县望台村”字样,是北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督潍州王荣立的。由此推断,村名望台,则台当以望台名,同时推翻了因村内能望见古台而名为“望台村”的世俗说法,“或谓台在村左偏,人望见之。按:望者,遥望之词也,凡物相去远则曰望。村与台接,自不得以望言之”。
郭坛是来过此地进行实地考察的。他发现“台西六七里即斟灌古城”,考察后,凭着丰富的学识指出:古时候的诸侯各有观台,以观云物,志灾祥。天子有三台,诸侯有二台,观台皆设在国家的东南方向,按照“八卦”位置分布,东南是“少阳”区域,万事万物都是先从这里发生的,这记载在古书《五经异义》里。郭坛熟读历史书籍,知道斟灌斟寻皆为夏朝同姓的诸侯国,是应该设立观台的。而古台恰在斟灌古城遗址的东南方向。进而又从地理位置论证“用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按此方面里数,亦略与望台合”,最后他得出了不同于世俗的结论:“台之立必在其时也,望台即观台也。世传以禹治水筑,盖因上有禹王庙误之。”
对照今天的地理位置考察,郭坛《望台考》的结论走近了禹王古台的历史源头。
1970年,任职寒亭区文管所的杨新寿先生借去寿光县参加边线王城考古发掘的机会,来到斟灌古城遗址考察。他惊奇地发现,古城遗址距离禹王台仅十公里左右,在斟灌故城遗址上,残留着两段古城墙,亦为夯土而成。从城墙的断面上看去,层层夯土,痕迹与禹王台的建筑风格毫无二致。如果不是历史的巧合,正证明着《望台考》里的论断。古台的历史源头比“始皇筑台说”早出了一千余年,走进远古文化里的夏代初期。
当然,郭氏《望台考》也留下了自己的遗憾:文中把易名“台底”的望台古村记为东距古台“里许”,“村与台接”,而今天人们见到的台底村,却有着东去古台十余里的路程。是古台的面积在风雨侵蚀中发生了较大幅度的退化萎缩?也许是古村在历史的岁月里进行过一次没有留下记录的迁徙?抑或是传抄中的笔误所至。倒是古台去西北方向斟灌古城的距离大体符合着《五经异义》里所记载的历史原貌。
另有,郭坛生活在清乾隆年间,相比后来的郭麐《竹枝词自注》,《望台考》至少早近一个世纪,但却远不如秦始皇筑台和大禹筑台的说法在当地乡民中产生着广泛流传,甚至很少人知道这篇考证相对精当的古文。
历史的谜团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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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嬗变 望台淡出
“狐仙洞府”,原为狐狸洞口。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随着时代的变迁,“望台”的名称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被人尽皆知的“禹王台”所代替,“禹王台”因台上建筑禹庙而得名。极少的人文资料向历史证明:禹王庙出现带来名称嬗变的滥觞,最早不会超过元代末年。
查证古村文物及典籍 “禹王台”始称于元末
因为台上建有禹庙,古老的“望台”易名为“禹王台”,建庙祈禹源头和名称嬗变起始成为了这座海滨古台的身世之谜。散见于典籍的文字资料与当地民俗风情的衍续碰撞出一道闪耀的火花,照亮着这道谜语符号接近历史真实的破解:禹王庙始建和“禹王台”名称不会早于元朝末年。
元朝以前,“望台”被长时期沿用着,而且越过古台周围地带,成为一级“行政区域”的名称,除典籍记载之外,还被历史文物所证实。有资料记载,古台以东25公里的寒亭村高庙土埠下曾出土一方古石,为“天保十一年”年制,刻有“逄陵乡望台里”字样。另据《潍县志稿·金石志》载有“宋北阳村造香炉记”,保留下来的石香炉刻记“潍大宋国潍州北海县儒教乡望台保修文里北阳村 庆历五载岁次乙酉九月”等。北阳村今在潍坊市经济区张氏街道白浪河东岸,东西距离古台十五余公里。文中的“里”和“保”都是县下的行政区域。天保,北齐皇帝高欢的年号,使用于549-560年间。庆历五载,北宋仁宗二十一年(1045)。
进入元朝,历史学家于钦(1283-1333)撰写出专门区域的志书《齐乘》,以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所辖益都、般阳、济南三路为主,并附述古代曾属齐邑的多县。记载详细准确,涉及古台百里周围白浪河、五博士冢(徐干墓)、丹河、溉水(小于河)等多处地方。奇怪的是在所记的二十余处观坛庙宇中没有“禹王庙”。于钦,字德容,莱阳县人,后移家于今青州市谭坊镇,距离古台仅有百里。他为官齐地,“长于斯,仕于斯”,如果这座早见于史书的古台上有庙是决不会疏忽的。所以,可以推想,《齐乘》成书时,禹王庙还没有产生。
就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故事发生了:一个村庄悄然出现在了古台的东边,一千多年过后发展成为今天村台相连的格局。元至正八年(1348),河北沧洲人陈大观来潍地出任刺史,落地生根,人丁兴旺,这就是后来以“大花翎”顶戴百年炫赫于潍县的陈氏世家。陈大观有三个儿子,族谱中称为“老三支”,不久后,“二支”陈友忠子孙迁于古台附近立村,台上有禹王庙,故名“禹王台村”。从来潍到另立村庄,三四代人的繁衍,差不多走到元王朝的末季。以庙名台,村以台名,由此推断,“禹王台”之名正是起源于《齐乘》成书至陈氏来潍的历史“空档儿”。
诸侯观云,秦皇望海,比之“疏九河,定九州”千古功业的大禹,黄土一抔。“禹王台”之名在老百姓之间不胫而走。乾隆十六年(1751),身为潍县知县的郑板桥来此勘灾,面对大水漫溢,写下“沧海茫茫水接天,草中时见一畦田。波涛过处皆盐卤,自古何曾说有年”诗句,这是“禹王台”第一次以文字记录出现在地方文献中。随后,乾隆二十五年(1760),《潍县志》把古台作为古迹标志入《地舆图》,并标明“禹王台”字样,直至《潍县志稿》里“禹王台在第四区禹王台村”的记载。
百姓连年惨遭水患 纷纷建庙祭祀禹王
清代乾隆中叶,“禹王台”迎来了它备受推崇的历史阶段。
禹王台周围地处众河入海的尾闾地带,地势低洼,饶河、丹河、弥河、白浪河、大于河等七条河流汇聚,上游山洪暴发,水势奔流汹涌,势不可挡,漂没村庄庐舍,田野颗粒无收,号寒啼饥,惨景凄烈。最可怕的是连年大雨,人类牲畜顺流漂入渤海,弃尸水中。仅有清一代,至乾隆年间,水灾多达三十余次。内涝成为这里最大的灾害。正如后来当地文人傅廷兰在自己的《望台碑记》中所写:“每当夏秋雨集,山瀑河涨,壅滞弗通,横决肆溢,村居庐舍且被漂没,区区草桥,其逐波东逝也。”
痛定思痛,人们想起了古代治水的大禹。纷纷建庙祭祀禹王,祈祷水灾消弥,村舍平安。不仅古台上禹王庙的香火日益旺盛,再度扩大规模,同一地理位置上的寿光古村斟灌的“禹王祠堂”,也是在这前后十几年间重修的。重修时由登莱青海防道、山东布政使司参议沈廷芳(1702-1772)撰写下《重修禹王祠堂记》,至今古碑尚存。碑文最后,这位才子感慨地写下一段铭词:
“于皇神禹,迹遍寰区。
惟青州域,界海岱隅。
潍淄既道,坟土是敷。
广莫斥卤,毋患濒居。
芒芒参参,稼穑菑畲。
厥田厥赋,地利始腴。
厥贡厥篚,方物聿殊。
微神禹功,吾其鱼乎!
予行下县,畎亩恬舒。
望衡对宇,沟洫弗潴。”
铭词的意思是,禹王神人是多么伟大,治水的足迹踏遍环宇,你划定的青州,在泰山东边的海滨上。潍水和淄水已经疏导,坟起的高埠全部平坦,一片平原,再不用害怕在这里居住。庄稼长得茂盛,田土贡献赋税,土地肥沃,物产十分丰富。没有禹的功劳,我们都要淹在水中成鱼了。我们这些贫穷的小县祈求他的保佑,街道相望,屋舍整齐,河沟里的水再不要积成大湾。
这才是修建禹王庙的真正愿望。在这种意识认同的社会环境下,“望台”彻底被“禹王台”代替,完成了自己名称的嬗变。当然,嬗变是漫长的,其中不乏“望台”“禹王台”并存的过程。例如傅廷兰虽然生于嘉庆时期,但还是写下了《望台十景诗》《望台桥碑记》等篇章。
民间衍生“狐仙”信仰 源自禹王之妻涂山氏
随着禹王信仰崇拜的日益加深,日积月累,民间衍化出一种特殊的文化风俗:信仰“狐仙”。乡民相信这些修炼得道的“仙人”们能够解救民间疾苦,脱人厄难,每每亲临“洞府”跪拜祷告,使古老的禹王台整日香烟缭绕,纸灰飘摇,如处十里雾纱的“仙景”之中。
走近禹王台,就会看见“狐仙”洞口围台遍布,下面台基裸露的土层上,蜿蜒曲折地通入台体深处。有不少洞口显示着百年风雨的古老,成为禹王台独有的岁月痕迹。大水漫涣,遍地水潦,黑粘土质的田野变成了泥浆,“狐仙”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当然要把“洞府”搬到又高又干燥的地方。西至寿光,东到昌邑,一百几十里的海滩上,只有禹王台独自兀立着,这成了建立“洞府”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狐仙”纷纷聚集到了这里,台与村相连,“狐仙”自然要与乡民们为邻了。偶尔相见,乡民们出于敬畏,“仙人”们习以为常,“大路朝天,一人半边”。时间一长,这里形成了一种人与“狐仙”共处的独特“乡风”。
其实,“狐仙”信仰风俗的根仍然在于台上庙中被祭祀着的禹王。
“狐仙”们一多,人们想到了禹王。禹王娶的妻子涂山氏就是涂山部落的九尾白狐。在远古洪荒时代里的那场人水大战中,涂山氏与禹王共同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历史:涂山氏怀上身孕后还去给治水的禹王送饭。堵住洪流排泄的山口上,禹正化作一头雄壮的熊,使劲顶开一块巨大的石头,因用力过猛,石头崩向天空。石头落下来,訇然砸上涂山氏的腹部。涂山氏鲜血直流闭上了眼睛,早产的儿子呱呱坠地。禹王惊天动地悲壮地呐喊:“留下我的儿子啊!”他的儿子留下了,就是后来接替父亲王位的启。
这是记载在古书《淮南子》里面的一个故事。
后世的“狐仙”们是涂山氏的子孙,于是,乡民们为它们在禹王殿旁边建庙塑像。庙中“狐仙”们人性化的塑像男女形象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面部表情总是善良中流露出种狐形的“媚”来。当地“狐仙”信仰中最有代表性的“仙人”是位耄耋老者。
风俗世代流传,久盛不衰,是因为它扎根于厚重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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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沧桑 多次重修
完好保存于台上的清同治六年(1867)《重修禹王台》碑记(红圈处)。
如果认同郭坛的考证,从他所说的诸侯国筑台观云望气的年代算起,禹王台已在海滨屹立了四千余年。经过大自然的风化侵蚀及人为破坏,古台像一位老人,历尽苦难,饱经霜雪,但依然崇祀在乡民们的心中。自清乾隆以来,数度重修,记录着人世间的风雨沧桑。
乡民重修禹王台 请板桥书写匾额
自乾隆十年(1745)大海啸开始,禹王台周围的地方连续经过了4年的大水灾。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秋天才出现了庄稼丰收复苏的景象,到关东逃荒的人纷纷返回了故乡,重新收拾残破不堪的家园。关心民瘼的郑板桥高兴地写下诗句:“湿泥涂旧壁,嫩草覆新黄。桃花知我至,屋角舒新芳。旧燕喜我归,呢喃话空梁。蒲塘春水暖,飞出双鸳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好景不长,乾隆二十一年(1756),这里出现了更大的水灾,也许是厌烦了对水灾的记录,地方志书上只写了简单的文字:“五月二十四日霖雨,秋大水。”致使次年“沿海无禾麦”,不足以反映当时的悲惨情景。
国家不幸诗家幸,禹王台附近有一个村庄叫“魏家温庄”,村里的秀才魏来朋写下了令人不忍卒读的《鬻子行》:“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罄悬。膝下娇儿莫能畜,百许铜钱即便鬻。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翁恐领回填沟壑,儿唯知恋骨肉亲。”
读着这样的诗句,禹王台也要流下浑浊沉重的泪水。
灾难终于过去,乾隆三十年,潦水退尽,在泥泞苦难中挣扎的乡民得到暂时的休养生息,把生活的希望又寄托在了治水的禹王身上。这一年,禹王台得到大规模重修。重建禹王大殿后,又集中力量从百里之外的南山拉来石头,修起了石庙墙和石台阶,一直保留到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
民间传闻,这次大殿修好后,乡民们想请“青天大老爷”郑板桥为大殿书写匾额。乾隆十二年大水,郑板桥开仓赈民,有人认为还没有得到上面的指令。他却说:“都到什么时候了?要是向上申报,辗转往复,百姓怎么活命?上边降罪,我一个人承担。”因此,上万人得以活命,人们记住了他的恩德。郑板桥后来辞官归里,去扬州卖画为生。庙上的一位道人与郑板桥素有交情,愿意前往扬州,捎回郑板桥亲手书写的“文明四海”四个大字,作成匾额挂在了禹王大殿上。这一年,郑板桥去世,匾额成为了他留在潍县最后的书法作品。
“相思不尽又相思”,多少年过后,禹王台还在思念着郑板桥这样为乡民办事的好官。
捻军来潍已是强弩之末 乡民上台避难以为神力
清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又要重修禹王台了。
不过,这一次的重修实在是有点儿匆忙,主要是修补台体,然后加修了一道周围台顶几尺高的土围墙,人多势众,不几日便修成。事前,听闻从安徽那边造反的捻军来到了山东境内,人心惶惶,潍县知县张楷枝通令各村修围墙保护家园。其实是配合清朝廷的“河防”剿捻战略,坚壁清野,企图把遵王赖文光(1827-1868)率领的“东捻”(捻军的一支,以骑兵为主,转战飘忽不定)骑兵队伍困死在山东半岛三面环海的死角地带。十几村的乡民不知就里,联合把围墙修在了禹王台上,共同上台避难。后来,捻军真的来了,点火焚烧了没有修起围墙的禹王台等几个村庄。
至于这次上台避难的真实情况,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立下一幢实情记录的石碑,至今还匍匐在台顶的草丛里。摘引碑文如下:“及至国朝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粤匪破潼关来至远里庄一带。台底就近村庄及城乡练勇者难以抵御,共同商议修台以为保障。闻者无不愿为,遂不日而成。至八月十一日间,贼至柳疃,各村人皆扶老携幼,接踵台上,其车辆牲口尽放于台下。自二十日,贼又由西而东,人马纷纷,纵横数十里,尘飞蔽日,声气连天。遂将此台围困,焚烧台下车辆,掳去牲口。当是时也,台上数万人,不但断水,而且绝粮,均不知其生死。至九月初五清晨,贼兵退至北里,人心稍安,下台取粮者多,取水者亦不少。至是日晚,贼又复来,连围九天,未曾进攻,在台围者,并未伤一丁。噫嘻!人力不至如此矣,非一神力何如?至今就近村庄男女老幼均念念不忘。故作文刊石,以为避难之一法焉。”
碑文中表现出捻军骑兵作战忽去忽来的战术,记载着潍县西部“远里庄”和禹王台附近今尚存在的“柳疃”“北里”等村庄。捻军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正着急于突破三面环海的死亡境地,台上万余人,他们顾不得去犯这样的众怒。撰写碑文的乡间文人不知道事情真象,根据当地民俗信仰,写成了神力的保护,还误把从临朐青石关进入山东境内的捻军写成了“破潼关”而来的太平军“粤匪”。这一期间,太平军的都城南京被清军铁桶般地包围着,已无暇顾及北上。尽管如此,40年后,碑文还在谆谆告诫着后人:一定要把寻求台上禹王庇护的避难方法流传下去。
祈神还愿庙会红火 台胞资助重修大殿
由于禹王台和台上的神灵远近闻名,距离最近的禹王台村庄兴起了场面壮观的庙会。据传,明朝时期就有了此庙会。会期为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和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尤以正月十五的庙会日红火。正常年份,每次赶会人数近十万人。传统的庙会上牲口市、粮食市、肉食市等摊点纷呈。石头市是庙会上的奇特景观,当地石头奇缺,向南百余里的南山石匠们运来了牛槽、石碾、石磨,还有修建牌坊大门磨光的大青石块,提前十天就赶到了庙会上。河北省的杂耍剧团,当地的地方戏班纷纷赶来献技献艺,娱人娱神,人山人海。香客们走上禹王庙祈神还愿,香火缭绕,十几里外就能望见。年年如此,几百年不间断。
“文革”期间,红卫兵冲上禹王台砸神扒庙,台上的庙宇和神像荡然无存。登台的石阶和庙院石墙全部被拆毁抢走,台下挖成了大水坑。禹王台裸露荒芜,大块的土壤往下塌落。说也奇怪,第二年元宵节庙会的前一天,突然下起了大雪,下了一天一夜,平地三尺,村庄和道路难以寻找；气温骤降,有的行人冻死在路上,庙会没有赶成。
1967年之后十几年间,村里的庙会萧条了下去。
历史在演绎着“毁而复修”的惊人相似。“文革”结束,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祖国大陆与台湾宝岛关系解冻,两岸通讯通航。上世纪80年代,定居台湾的昌邑王兰桂的同乡好友回大陆探亲,拍摄下禹王台破坏惨重的照片,王兰桂见后,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年老行动不变,便写信央求儿时家中好友程玉贵,与当地政府联系。随后寄来数十万元,成立“禹王台重建委员会”,当年动工,禹王庙大殿重新在台上建立,并重修狐仙“胡爷洞”等多处景点。禹王台庙宇焕然一新,游人纷纷前来瞻仰,几千年古台又重新成为潍坊地区北部的一大历史人文景观。
“落叶归根,雪融于水”,王兰桂的思乡之情,在禹王台下树立起了一幢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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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 向往美好
狐仙庙中“老三哥”像
走上禹王台,到处可以见到“狐仙”洞口,由此演绎出了许多“狐仙”的传说。其中“红灯笼引路”和“老三哥”治病救人的故事广为流传。在乡民的口中,禹王台成为神仙的家乡。地方民俗工作者把这认定为特有的“狐仙”文化现象。文化是生活的折射,是道德意识的趋同与共鸣。
狐仙变作红灯笼 引导乡民上台祈求
旧时的禹王台之乡,生活生产条件极为艰苦。“内涝”成灾,遍地黑土泥泞,大雨过后,黑裂的土壤泛出霜白的碱花。说这里苦,还有更苦的地方。延续着历史的岁月,直至改革开放之前,秋去冬来,禹王台周围村庄里就会涌进一支逃荒要饭的队伍,是从西边广饶县那里过来的。春夏秋在家农忙,收入微薄,冬天一来,只得外出讨饭填饱肚皮,据传,那地方谁家的黄花大闺女羞于上门讨饭是要嫁不出去的。禹王台的乡民们善良,再苦也挤出一点儿给他们。草草填饱肚子,剩下的残汤剩饭晾干后用独轮车推回家准备度春荒。
不知道哪个年月上,讨饭的小伙度过了寒冬腊月,要回家了,他惦念家里年老不能出门的老娘,还有等他下种的几亩薄地,春天种什么还没打定主意。禹王台上的神仙“老三哥”最灵,去问一下神仙自己哪天才能走出苦日子。三更半夜,他在海滩上迷路了。就在这个当口,前面出现了红灯笼,走走停停,小伙儿跟随着到了有灯火的人家,红灯笼却变成了一个大叔。大叔跟他说:“这年头儿求什么神仙呢?低头往前混日子吧。”回到家,早年讨饭到过禹王台的老娘知道,儿子遇到神仙“于会哥”了,这是让在地里种成熟后低下头的谷子。小伙照办了,秋天,地里的谷子果然大丰收。往后的传说,大致都是差不多这样的内容。
在禹王台的传说中,持红灯笼的“于会哥”是位千年得道的“狐仙”,神仙“老三哥”的部下,呼吸吞吐着腹中的仙丹变成的红灯笼,往往夜间引导迷路的穷人去台上祈求“老三哥”脱厄解难。苦难的环境中,人们祈求着走出生活迷惘的这样一盏红灯笼。
后来,禹王台上出现了道观,道人们为这盏“红灯笼”建起了“东廊仙窟”。
行医施药济世救人 “老三哥”实为狐仙
前面曾经说到:在禹王台的众多神仙中,最有代表性的“狐仙”是位慈眉善目的长者。因为是“狐仙”,人们称他为“胡爷”。走上禹王台,首先看见的是王兰桂为他修的“胡爷洞府”。传说长者“狐仙”出现在世人面前时,言语宽和,心地善良,人们呼为“老三哥”。他行医施药,济世救人,而且未卜先知,往往一语成谶。
值得注意的是,“老三哥”的仙迹传说有着“与时俱进”的内容:
比如,禹王台南边傅王村里的傅廷兰考中了秀才,家里穷,到潍县城跟富家子弟谈诗论文,经常受到奚落,郁气成疾,患上痰咳症,经常吐血,气若游丝。忽有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登门送来两个大萝卜,并留下“萝卜带着皮,早晚要洗泥”的谚语。傅廷兰吃下萝卜后病好了,自此发奋读书,考上了进士,当了南方吴江县的知县。这个穿绿色裤褂的乡下萝卜,果然洗去了满身庄户味的泥巴,穿起了皇家的红袍。老人就是禹王台上的“老三哥”,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老三哥”帮助傅廷兰进京赶考的故事。
比如,胶济铁路刚开通的年月,昌邑北乡的一位少东家把织绸厂开到了青岛,受到外国人倾轧,眼见得就要倾家荡产。少东家急得患了“红眼症”,到台上祈祷“老三哥”保佑,可怎么也无反应。夜晚睡在禹王台下作梦,“老三哥”来了,捋下台旁边的苇叶揉到他的眼睛上:“等着吧,等到灯头儿朝下的时候。”少东家醒后,眼睛好了。等厂里安了电灯,买卖重新兴隆,他用马车拉着银元回到了昌邑北乡。
比如,日本人占据这里的时候,在禹王台设了据点,强迫乡民每天上台送柴送米,稍不周到,就放出狼狗咬人。乡民们气愤难忍,在村头上咬牙切齿时,来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说:“快回家吧,太阳就要落下去了。”说完不见了,地下留下一个大炮仗。第二天,鬼子的饭锅炸到了天上,第三天还是这样。鬼子害怕,撤走了据点,台上的“太阳旗”真的落了下去。乡民们这才醒悟,老人正是庙里“老三哥”的模样。
这虽然只是传说,但充满了人们抑恶扬善的希望。
十多年寻找神仙迹 傅道士最终一场空
禹王台下的村庄里还真发生过一个与神仙有关的事。
傅廷兰,字馨谷,清嘉庆年间潍县傅家庄(今寒亭区高里街道傅王村)人,自幼攻读《四书》《五经》,嘉庆十年(1805)进京会试,成为有清一代潍县唯一一名出自乡村的进士。傅家庄就在禹王台下,台上渐渐出现了道观,并有道人主持。受这种氛围的浸洇,傅家这种“诗书传家远”的儒学家境中,弟弟傅廷蕙却一心修道成仙。他趁家人不备,逃往黄海之滨的道教圣地崂山,傅家人入山寻回,可傅廷蕙几次又逃跑而去。
在崂山当了道士的傅廷蕙决心要找到神仙。他栉风沐雨,漫游全国,渡黄河,浮岷江,远游终南山、武当等名山,没有找到神仙踪迹。又转向长江以南的采石矶神仙圣地,采药登上了黄山和衡山,还是没有神仙。傅道士不死心,竹杖芒鞋渡过长江,来到了古都汴梁,继续往北,到达了燕山一带。要不是道路受阻,他还要去洛阳龙门石窟寻找。没有办法,他掉头东还,又在峄山和蒙山之间寻找。十几年下来,傅道士老了,两鬓白发,形容枯槁,才知道神仙是不可寻找的,灰心丧气地回到崂山上清宫当了一名道人,准备了却残生。
恰在这时,傅道士碰到了上山修道的赵姓同乡,趁别人不备,悄悄拉他到旁边规劝:“小老弟,赶快回家吧,修道成仙是世上没影儿的事情。”赵姓同乡幡然醒悟,回了家乡,将傅道士在上清宫的信息告知其家人。一经听说,傅廷兰奔波半月多赶往崂山寻找,见面时,几乎认不出自己的亲弟弟。说起寻找神仙的事儿,傅道士一脸失望。
傅道士回家了,焚毁了道装,再不提神仙的事。后来,傅廷兰写下了《游崂山记》一卷。
这一段耗尽他青春的“游戏”让傅道士和自己考中进士的大哥一样,成了地方历史文化中的“名人”。再后来的《潍县志稿·人物·释道》里,以“傅道士”为条目记下了他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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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物吟咏 赞美家乡
《潍县文献丛刊》第一辑之《潍县竹枝词》
禹王台独立海滨,百里间无丘埠。出于不同的心理意识,乡邦文人多来此登台遥望。他们探究历史源头,感慨社会现实,各抒怀抱,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篇章,特别是傅廷兰的《望台十景诗》,记录了昔日禹王台的美好。
板桥心系潍县百姓 诗中尽显悲悯无奈
在潍坊地区一带,说到对禹王台的吟唱,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郑板桥。
郑板桥登上仕途,“七载春风在潍县”,其间禹王台那里连续三年发生过水灾,这方“重灾区”是他心里抹不掉的伤痕。他曾在《禹王台北勘灾》诗里发出过“草中时见一畦田”的感慨,之后,又陪同刘统勋勘灾来到过“马上旌旗迷渤海”的禹王台下。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些与禹王台有关的诗篇在民间传诵着。
“潍县原是富豪都,尚有穷黎痛剥肤。惭愧他州兼异县,救灾循吏几封书。”禹王台那里发生了大水灾,身为“父母官”的郑板桥着急了,他几次往返省城济南,为民请命。达官贵人依然歌舞升平,慕“诗书画”三绝之名,邀情他到小清河上宴饮作诗凑趣。郑板桥如处针毡,挥笔疾书,写下一首诗作:“渊源有本岂徒然,梦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复谁人辨清泉?”
郑板桥分明在大声疾呼:“自命清高的君子大人们,你们想到过大水漂荡的北海滩吗?那里的乡民正在遍地盐卤的泥泞里挣扎!谁还顾得上辨识清泉还是卤水呢?
对于禹王台这里的苦难,郑板桥痛心疾首。三十岁以前,“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的处境,成就着他的民本意识。他多次到过禹王台后,一字一泪地写下:“征发钱粮只恨迟,茅檐蔀屋又堪悲。扫来草种三升半,欲纳官租卖与谁?”
作为封建官吏,常常为完成上纳国库的税赋而着急。可是,灾难过后的茅檐村户靠什么“种地纳粮”呢?禹王台下土质黑黏,水旱往往相连。大水退后干裂的土地上,只有荒草纷披,连乡民自己都是扫草种充饥的。诗人掉在了一种焦灼矛盾的心理中。
“关东逃户几人回?携得妻儿认旧扉。茅屋再新墙再葺,园中春韭雨中肥。”郑板桥渐渐熟悉了这里的乡情,大灾情的年份,携儿带女闯关东是乡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活命方式。这一带全是用泥巴糊草筑起的土墙土屋,土墙围成的小院里有着种植韭菜的农艺,借着小屋前避风向阳的温暖,割来芦苇厚厚地覆盖着,飘着雪花的正月,韭菜就发芽了,更不用说一场春雨过后。但是,离乡背井逃往关东的人家能有几人再死里逃生地回到家乡呢?据史料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这里出现了少见的“秋熟”,乡民得到了暂时的休养生息。
还有一首郑板桥写禹王台的诗篇,是民间文化组织2013年到禹王台实地调查发现的:
“尧丹弥桂,两于白狼,七河汇海,一片汪洋。
随波逐流,沟壑命丧,民生维艰,吾侪彷徨。”
诗中记载着七条河流大水汹涌来到禹王台下的可怕灾情,“两于”是指穿流潍县全境的大于河和小于河。据传,郑板桥来到台下,没有纸墨,仓促间用一根树枝写在了泥泞的土地上。
这真是郑板桥写下的诗篇?这些民间的传唱有的被指为伪作,有的传自于郑板桥《潍县竹枝词》。究其源头,《潍县竹枝词》由潍县学者丁锡田发现刊出,丁氏又是转抄于一位叫孙仙坡的老人。
然而,时至今天,人们都认定这是郑板桥为禹王台和周围一带所写。因为郑板桥不惜丢掉乌纱开仓赈灾,因为灾难的年月里,郑板桥严令城中士绅贵族“平粜”救民,不许哄抬粮价。更因为传唱中有一种“板桥风骨”,为禹王台而哭泣、抗争。
傅廷兰十景诗 描绘家乡好景色
傅廷兰的家乡距禹王台只有三四里,抬头可望。傅廷兰走上仕途以前,经常走上禹王台登高远望,与当地文人诗酒唱和。他热爱自己的家乡,写下了命名为《望台十景诗》的纪实性诗作。在傅廷兰的笔下,自己的家乡里有鹤、鸥鹭、古槐苍松和柳湾溪月。其中,《望台十景诗·序》写得格外神采飞扬,登上禹王台,诗人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每当其上,对南山而临北海,俯仰阡陌村落,令人思疏瀹抛决之功焉。至于四时景物,春则麦浪千顷,夏则黄云十里,秋来秫熟,红玉复地,十月芦开,雪花布天。或当潦水盛长,汇为泽国,则烟波浩渺,茫无津涯,有太湖洞庭之观。至若皓月当空,寒潭结冰,则光明耀人,朗朗如在镜中也。”
在序言后面的10首诗篇中,纷纭写出了禹王台上意味隽永的景物。
《十景诗》第五首《古槐鸣钟》:“槐古钟挂不记年,空中荡远应宫悬。而今移置层楼内,鲸吼仍从树根传。”诗中可以看出,傅廷兰生活的年代,禹王台有钟,有郁郁苍翠的古槐,而且傅廷兰在《诗序》里解释说,钟和槐皆数千年间物。直至上世纪初,数千年古物还保存在《潍县志稿》编入的那张照片中。
《十景诗》第八首《芦花飞雪》:“清霜十月被兼葭,雪舞风回满水涯。应是江南谢家女,不吟柳絮吟芦花。”对着眼下的景象,傅廷兰想起了东晋偏安江南的女才子谢道韫,如果她见到禹王台的深秋十月,肯定是要把自己喻况雪花的柳絮改成芦花的。
傅廷兰从泽国水潦的环境中想象家乡的美好,年代久远,没有人清楚《望台十景诗》是否付梓刊出,只是当地乡民还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为今天的禹王台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禹王台曾物阜民丰 鱼雁成群稻米香甜
禹王台周围地带有鱼。郑板桥在《潍县竹枝词》里写道:“淡荡春风二月初,北洼深处好拿鱼。河水尽开冰尽化,家家网罟曝村墟。”
禹王台在古老潍县的北部,地势低洼,周围面积开阔,所以旧时称作“北洼”。
“北洼深处”是怎样拿鱼的?清末潍县城里文人陈恒庆(1844-1920)长期任职京官,“辛亥革命”前后辞官回到家乡,写下一本叫《归里清谭》的书。书中《海滩》一文对郑板桥这首竹枝词作了最好的诠释,原文是这样的:“由此北行,渐入渔港。港中细草青葱,鱼小如叶,虾小如粟。乡村稚子以筛取之,或供日食,或做葅醢。而二三分之活虾曰鱼虾子,尚提之入城,以易钱文。港之较深处,夏秋之际多蟹,不须网取,夜间以荆笼燃灯其中,则有大蟹引群蟹入,故名大蟹曰头蟹。”“有蟹之处则有虾,水渐深则虾渐大,长一二寸,白壳银须,名曰白虾。”岂止是鱼,鱼虾蟹全来了。这里的“港”应该是相通的沟湾河汊。放在今天,就是淡水水产。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文革”前夕,禹王台以北的村庄里还存在着这样的原始风貌。
禹王台周围有稻。傅廷兰《十景诗》第九景《稻田澄波》这样写:“秧马骑来罢火耕,水田是处足香粳。秋成刈尽波千顷,月映空潭一片明。”
对于这里的稻,《归里清谭·海滩》一文里也有记载:“滩中亦有稻田……稻多红色,其味香,其性粘,名曰香稻。较御田香稻粒微小。”除了颗粒稍小,这里的稻差不多可以和专供皇帝食用的“御稻”相媲美了。
禹王台周围有雁。陈恒庆在《归里清谭·海滩》里说,“滩边则植芦苇,连亘数里”,成群的大雁就落在蒲苇丛中,于是就有了专门打雁为生的人家。打雁用“炮车”:把大型的土铁炮装置在两个木制车轮架上推着逐赶雁群,一次点火可以打到数十只。为了不惊动雁群,经常是炮车披了芦苇做伪装慢慢挨过去,所以打雁叫成了“挨雁”。这就是郭麐在他的《竹枝词自注》里写下的:“近海编甿田产疏,半应灶户半为鱼。几年方得余财攒,挨雁新添一炮车。”
不过,挨雁是禹王台以北村庄的事情了。
有鱼,有雁,有稻,有芦,村庄寥落,人迹稀疏。走进这些吟唱的境界,如果不是灾害频仍的摧残,如果不是贪官的吞噬压榨,禹王台之乡,是整个海滩上的“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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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 苦乐乡愁
郑板桥诗文集中的《禹王台勘灾》诗
禹王台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祖祖辈辈,乡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筚路蓝缕,繁衍生息。在大自然严酷的风雨中孕育着生命,收获着独具风味的乡土生活。古老的禹王台,见证着他们的欢乐与坎坷,也承载和记忆着浓浓的“乡愁”。
逃荒人留下手艺 成就现今编织业
禹王台坐落的土地临近北海,后来,因为海水在地下的入侵,“香粳稻”的种植消失了,其他谷物的种植收入也日渐微薄,代之而起的是高粱。高粱养分低下,食用后便泄艰涩,常引发肛塞腹涨的“鼓腹症”,病人面黄肌瘦,力气衰竭。但秸杆高大粗壮,耐内涝,清末至上世纪初,成为了这里乡民们的主食,乡民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
天无绝人之路,这种特别难吃产量又低的高粱,秸杆却长得格外好看,有朱砂一样丹红的颜色。把这种高粱秸杆砍倒劈成“篾”,红白相间地编成器物,一下进入了“美”的范筹。天长日久,生产出一种闺女出嫁时必有的“红笸箩”嫁妆、小媳妇藏私房钱的家具等,上面编着各种图案的花纹,走上市场,成了抢手的商品。至今,还流传着一首儿歌:“红笸箩,是我的,见了婆婆快躲的。谁编的?娘编的,想起娘来辛酸的。”抗日战争前夕,有人作过这样一个市场调查:一对红笸箩等于5个妇女的劳动日,又等于130斤一袋的谷子。
就是从这种高粱篾的红笸箩开始,当地兴起了一种编织产业,蒲苇、荆条、玉米皮、棉秸杆表层、麦草,全都成为了编织的原材料。农家用的筐篓,河水里拿鱼的“须笼”、铺在炕上的苇席、道姑们叩拜用的蒲团,应有尽有。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成为了“草柳编”之乡,几千人从事这一产业。精致的柳条儿花篮,厚软的玉米皮地毯,洁白的麦草杆旅行袋,多次走上过广交会国际贸易市场。
折下初春里软软的柳条儿,编成小巧洁白的“笊篱”。乡民的口头上流传着村学究编的一条谜语:“河岸婷立,春风摇摆。自郎来衣衫扯破,露出娇白体态。颠三倒四,任人安排。婆也摔打,姑也布摆。休提起,提起来泪流满腮。”读后让人忍俊不禁。
据传,这里的草柳编手艺是博兴县一位到这里逃荒要饭的老奶奶传下来的。从逃荒要饭走上广交会,真不知道经历了怎样的艰苦磨难。
枣树易种好储存 灾荒年月代替粮
禹王台有枣树,台下的村庄里,随处可见枣树栽在窗前屋角。枣树耐碱,树龄长,老枣树有百年以上者。出于特殊“莳艺”,树干上钉进巨大的铁钉,伤疤累累。乡民们说,只有钉树,枣子才会丰收。这里的枣个大味甜,瓤质黏软,晒干后易于储藏。据地方志书记载,是几千年前燕国大将乐毅攻打齐国时留下的枣种,所以叫“毅枣”。当地乡民因其个大肉厚,类似于体态宽胖古道热肠的农村老太太,世代流传的名字叫“婆枣”。有一种风俗,儿子长大后另立门户,父母必定在新家里给他们栽下几棵这样的“婆枣”树。
禹王台上的道人们为了生活,也种了这样的枣树,走进了傅廷兰的《望台十景·西岩神枣》:
“何年神种降仙家,累累丛棘缀紫葩。圆疑金丹甘似蜜,安期浪说巨如瓜?”
诗人的笔下,一切都变得这样的美好。
然而,现实生活中,家家种枣是因为这样的枣易于储藏,半粮半果,以备灾荒时期代粮充饥。可怜天下父母心,岁月使他们知道这是片灾害频仍、灾害易发的土地,他们把以枣代粮度过荒年的种树经验传给后世子孙,延续着人类的生生不息。
沟湾河汊纵横遍布 成就家乡独特美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沟湾河汊纵横遍布的自然环境中,乡民们发展着独特美味。
禹王台下的藕好。旧时台下的水滩里花大如轮,藕肥如臂。其中有种“面藕”,蒸之如栗,入口香甜隽永,几日留恋不忘。可有谁知道,“莳藕”是一种苦寒的劳动。藕长在深水里,二月布下藕种,十月收获,都是透入筋骨的寒凉,“莳藕”人穿了种牛皮做成的“皮衩”入水操作。一旦完成,赶紧回到岸上大口吞着烈性白酒驱除寒冷。藕在水下,眼睛是看不到的,全部功夫都到脚上。人在水面上使劲地“舞蹈”扭动,于是一排排藕瓜浮上了水面,也把一排排藕种整齐地埋在了水下的淤泥中,当地叫“踩藕”。水深处,往往没及脖颈,只看“踩藕”人的脸在晃动。这样的技术,需要师徒相传,“踩藕”师傅上了年纪往往胼手胝足,老寒腿弯成了罗圈。
还有一种美味要数鸭蛋。这里的鸭吞食河湾里的青蛙、小鱼和水藻,生下的蛋刚打开蛋壳,金黄的油便四溢出来,一股浓香扑鼻而至。络绎不绝的游客,常为吃不到这样的鸭蛋而遗憾。鸭需要常年下水,三五只鸭子不说,如果成群地放鸭,鹅毛大雪的腊月,放鸭人还要站在寒风刺骨的河湾岸上。
还有种美味,是用河湾里的鱼虾子腌制而成,经过发酵,伴着高浓度的盐咸,老辣厚重的特有味道穿刺着人的肺腑,乍吃咸得打颤,但接下去还想吃。同样方法制作的蚂蚱酱,是用蝗虫做成的。潍县的历史上,数次蝗灾大作。乾隆三十七年(1772),“秋七月,大蝗,落地厚数尺,飞树上,巨干皆折”。乾隆五十年(1785)“大蝗,人有不辨路径为蝗所食者”。这里荒草纷披,自然是发源地和重灾区,蝗群飞过,颗粒无收。饿急了眼睛的人们忽然想到了吃蝗虫,先是点起野火烧食,异香满口,然后成堆地扫回家去,鱼虾子葅醢那样如法炮制,这里的乡间第一美味产生了,远远超出了鱼虾子和鸭蛋的香味儿,成缸成瓮地腌制。度过了荒年,成了招待最尊贵客人的佳肴。
一宗令人心灵颤抖的乡间美味。
一个永远沉重的故事。
这就是禹王台之乡,它永不屈服地抗争着,挣扎着,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后来,这里发展成了“湿地”。
昨天已经走远,文化还在延续,湿地已被科学界定为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地方。2013年,“禹王湿地”走进了当地政府重点开发项目,禹王台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人文”因素,它肩负着厚重的文化揭开了新的日历。
本期图片为张建国、王延维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