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局在青州
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共华东中央局迁驻青州,青州一举成为华东地区的政治军事领导中枢和战略后方,也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华东局在青州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但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青州历史上一段令人难忘的红色记忆。
本期撰稿:刘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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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局入驻 青州成中枢
华东局在解放战争时期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工作,是华东地区党和军队的指挥中心、战略总后方。1948年3月,中共华东中央局正式入驻青州,青州成为山东乃至华东地区重要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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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部队支援东北 华中主力北上入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蓄谋发动内战。1945年9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分局指出:“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的任务,除各地派去的部队和干部外,中央完全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成,必须全力执行,越快越好。”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罗荣桓带领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迅速挺进东北,同时,山东分局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北上开辟工作。到12月底,山东解放区共抽调六千多名干部奔赴东北,组成了30个团的架子,配备了3套省级领导班子。山东主力部队及干部会同其他解放区的部队和干部,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及时北移,争得了控制热察、进入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
在山东八路军主力和大批干部奔赴东北的同时,为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中共中央部署华中新四军主力北上入鲁。新四军军长陈毅和原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率新四军主力北移进入山东。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统一领导山东和华中地区的军事斗争。这极大地加强了党在山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为阻击国民党军北犯、巩固和发展山东解放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山东主力部队和党政领导班子发生重大变化,各级领导机关亟需重大调整和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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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局在临沂成立 是华东战略总后方
1945年12月,中共华东中央局在山东临沂正式成立。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饶漱石、陈毅、黎玉、张云逸、舒同任常委,郭子化、李林任委员。
华东局成立初期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城工部、人民武装委员会、国军工作部等。由于华东局未能建立同级政权组织,因此有些工作机构(包括后来成立的一些机构)都带有政权性质。
中央局是中共中央派驻各战略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指导一省或数省党委或者指导根据地若干个区党委党的工作。华东局作为中共中央在华东地区的代表机关,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工作。华东局除直接领导山东的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5个区党委和济南市委、青岛市委,还通过改组后的华中分局领导华中地区(包括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山东实际情况,华东局对各战略区党政军主要领导进行了充实调整。
华东局成立后,原华中局改为华中分局。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华东主战场逐渐转入山东境内。1947年1月,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前委在临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即鲁南会议),决定除留一两名负责人及必要的部队坚持原地斗争外,华中分局大部机关并入华东局机关。华中分局并入华东局后,山东成为华东地区党和军队的指挥中心、战略总后方。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正式组成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建立中共华东野战军前敌委员会。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番号同时撤销。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总部机关均驻临沂。
华东军区由原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司令员,黎玉任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袁仲贤、周骏鸣任副参谋长,唐亮、张凯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区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中、苏北6个军区和滨海军分区、淮北支队、东江纵队、华东军政大学。
华东野战军由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和山东军区主力部队组成。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刘先胜、张元寿任副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陈毅任中共华东野战军前敌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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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局机关迁青州 闵家庄成指挥中心
华东局在山东建立初期,机关驻临沂,1947年,华东局机关转移到诸城、五莲一带。1948年春,随着形势发展需要,华东局决定将机关迁至青州。华东局在青州期间,领导了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对华东地区解放乃至全国解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青州处在山东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重要,自古就是政治、军事重镇。“青州”和“益都”的名称自古有之,上世纪初,撤销青州府,设益都县,直属山东省管辖。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州城解放,曾一度建立青州市。中共青州市委隶属中共鲁中区党委三地委(沂山地委)。国共谈判破裂后,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占领青州城。青州市撤销,原辖地区由中共益都县委领导。1948年初,国民党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3月,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胶济铁路西段春季攻势,在鲁中、渤海军民大力支持下一举攻克张店、周村等15座城镇,乘胜向东推进,青州城获得彻底解放。益都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立即随解放军进城,成立了青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张贴安民告示,整理市容,安排群众生活,恢复发展生产,重建经济生活新秩序。
青州城的解放,标志着青州地区的全面解放。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领导机关进驻青州城南闵家庄(今青州市弥河镇闵家村)一带,山东省政府机关进驻城南闫刘村一带,驻地所属的益都县由华东局直接领导。
闵家庄与华东野战军早有渊源。1947年6月,华东野战军发起临朐战役,攻打国民党精锐部队第8军,陈毅就住在闵家庄一幢青砖小瓦的二层小楼里。当时华东野战军的炮兵阵地设在闵家庄村西的柳树林,陈毅担心敌人报复回击,村庄遭殃,便命令转移炮兵阵地,保护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段事迹在当地传为佳话。临朐战役虽然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的胜利,但时遇大雨,河水暴涨,没有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8月4日,陈毅、粟裕等从临朐前线撤出,到达青州城东的陈家庄,起草了向中央的报告,总结临朐战役的教训。
华东局进驻闵家庄后,指挥部的院子就在现在闵家庄小学西侧的南北大街上。院内共有4座小楼,分别位于西北、东北、东南三个角以及院子的正西,指挥部所在的北楼就在大街的位置。院门位于西南角,门口朝西。在院落的东侧,是一处操场,部队的马匹经常拴在操场上。以前村里臭虫多,百姓深受其害又没有办法,部队进驻后,挨家挨户喷药杀虫。经过几次喷杀,消灭了村里的臭虫,消除了群众的一大难题。部队还给驻地百姓免费治病,经常举办文艺演出,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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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青州市 古城焕生机
1984年,中共益都县党史资料座谈会上老干部们畅谈往事。
1984年,中共益都县党史资料座谈会老干部合影。
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的进驻,为青州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随着形势趋于稳定,青州开始全面投入恢复和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迎来了一次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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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建市加强领导 带领群众重建家园
华东局进驻青州后,积极领导地方的党组织建设、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济困救灾等工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重建美好家园。
1947年冬至1948年春,由于战争和天灾,山东地区出现严重灾荒,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极端困难。华东局多次召开会议,要求部队和各地党政军干部帮助生产,领导救灾。1948年5月15日,华东局领导机关组织当地群众举行集会,庆祝延安收复与昌潍大捷(4月22日,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4月27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解放潍县,歼敌4.5万,活捉国民党第96军军长陈金城,击毙国民党山东第8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天佐)。在庆祝大会上,华东局常委、组织委员会主任张鼎丞号召大家做到三件事:一是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一定把华东地区的蒋军完全歼灭干净；二是党政军民应该努力把生产救灾工作贯彻到底；三是完成土地改革。当月,华东局在闵家庄召开了新区工作会议,华东局及山东省政府领导人出席会议。会议布置新区继续完成清缴散匪,建立健全各级政权和开展生产救灾等任务。到1948年6月,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山东解放区消灭荒地137.5万亩,占山东解放区荒地总亩数的66.8%,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广泛开展生产救灾,战胜了灾荒。
随着青州彻底解放,华东局进驻,青州建市摆上了重要位置。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领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着手探索城市建设经验。1948年8月,华东局决定重建青州市,隶属华东局领导,益都县委机关从城里迁至五里堡一带农村。新建的青州市辖城里(一分区)、北关(二分区)、东关(三分区)三个分区。陈光任青州市委书记兼益都县委书记,谢镇军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孙存楼任宣传部长。冯毅之任市长,曹明良任副市长。城里分区委书记于克颍,区长刘泮泉；北关分区委书记郑少仪,区长仇传伦；东关分区委书记张步蟾,区长何涤。
1948年冬,张鼎丞、郭子化等华东局领导专门到青州市视察,着重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对城市管理及工商业政策等做了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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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集师资大力办学 恢复发展教育事业
随着华东局机关来到青州,机关下属的一些学校也随之在这里建立起来。华东局财贸委员会入驻青州城南涝洼村后,华东财政干校很快就在东阳河村建立；华东交通局青州办事处建立后,其下属华东交通学校由诸城迁到青州城北裴桥村；华东局财办所属邮政管理局驻青州城后,山东邮电专科学校建立起来。这期间,青州还建立了山东省农业专科学校和山东教育学院等。
华东局根据群众要求办学的愿望,提出了恢复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务,从编写中小学课本和集训教育干部两方面抓起。在华东局领导的组织下,各地为复学调集了中小学教员和教育干部到华东局所在地青州进行集中训练。
1948年夏,山东省教育研究会在青州召开。这次大会旨在为全国解放后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准备力量,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白涛主持。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曾到会讲话。大会为期三个月,分城里和懒柳树村两处地点,组织参会人员学习时事政治、党的方针政策等,共有三千余人参加,培养了一大批教育骨干力量。
青州作为华东局驻地,还承接举办了一些重要大会,如1949年2月,华东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在青州城里召开。华东各县市妇女代表三百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发动妇女参加民主革命；二是发动妇女参政；三是选举出席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陈少敏、李坚真分别被选为华东妇女联合会正副主任委员。益都县妇联主任陈淑才被选为全国妇女一大代表。
1949年1月7日,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推进,青州市撤销,并入益都县。青州这次建市的时间虽短,但在解放战争胜利进军的关键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城乡建设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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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局又迁往上海 山东机关平稳过渡
1949年初,随着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盘踞在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被全部消灭,人民解放军奉命挺进江淮地区。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华东局准备迁往上海。
为了不使山东解放区的工作受到影响,华东局在南下之前重新成立山东分局,作为山东解放区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隶属华东局领导。任命康生为山东分局书记,随后又公布康生、张云逸、许世友等为山东分局委员。驻设青州的山东省政府委员会改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康生任省政府主席。山东军区在青州重建,由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任第一副司令员,袁也烈任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康生任政治委员,傅秋涛、向明任副政治委员,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
从1949年3月起,华东局与华东军区分批离开青州,迁往上海,负责领导中共上海市委、山东分局、南京市委、浙江省委等地方党组织和各项工作。从8月开始,留守机关也相继迁离青州。
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山东省政府在驻留青州的一年时间中,为青州带来了一次难得发展机遇,为青州历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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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保育院 解后顾之忧
华东保育院纪念碑碑文
随着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中共中央发出了“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解放军各路纵队和地方干部纷纷整装准备南下。但是行军打仗和开辟新解放区不能带着孩子,南下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孩子,还有一些烈士的孩子,必须尽快落实安置。在此背景下,华东保育院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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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革命队伍孩子 就近选址大官营村
1948年4月,华东局批准成立华东第一保育院,归华东局办公厅领导。华东保育院实行战时供给制,孩子按战士标准供给,经费由华东局财办拨付。
华东保育院院址设在弥河镇大官营村(今青州市弥河镇大关营村)。选在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青州附近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都已解放,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环境比较安全稳定；二是大官营村距离华东局机关所在地闵家庄只有1公里,离青州城也不过10公里左右,既方便华东局就近领导,也便于将来南下搬迁时去青州火车站坐火车。
华东局任命李静一担任华东保育院院长,邓六金任政治协理员。李静一是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夫人,新四军女干部。邓六金是华东局财委书记兼财办主任曾山的夫人,是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干部之一。她们长期以来都深切感到革命队伍的孩子是革命者难以释怀的心结。很多小孩出生后,由于父母去前方行军作战,只好送到老乡或亲戚家托人照顾。在动荡艰难的环境下,有的孩子病死了,有的孩子丢失了,有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母。为了解决革命队伍的后顾之忧,她们勇挑重担,主动承担起了建立保育院的工作。
根据华东局制定的“保证工作,一切从简”的办院方针,华东保育院克服战争环境物质条件的艰苦和困难,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筹办工作。保育院场地利用了大官营村没收来的地主大院。保教人员挑选了政治、文化、身体素质好的女同志担任。院部下设教育、保育、总务三股(后改为科)和医务室。职工教育方面建立了机关学校。根据业务归口原则,对科室人员及其职责进行了分工,做到了职责清楚,各司其职。华东保育院还制定了教育、保育到卫生、保健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安排就绪。
1948年6月,华东保育院开始接收首批62名孩子,按照年龄分成了小学部、幼稚大班、幼稚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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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保障儿童健康 骑马赶到济南买药
华东保育院采取了保育教育合一的教养法,确立的教育方针是:实验新民主主义的儿童教育,培养集体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能力,发展智力,提高文化,锻炼体格,培养服务精神,奠定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思想基础。通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培养儿童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培养他们尊师敬长、团结友爱、艰苦奋斗、克己为公的道德品质；培养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培养他们各种健康的文体兴趣爱好。
保育院创办之初,由于大批粮食支援前线,后方粮食紧缺,上级配给保育院的只有白薯粉。院长李静一和协理员邓六金到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地方政府四处求援。在她们的努力下,各方面向保育院支援了白面、大米、猪肉,华东局还向保育院拨了5头奶牛、4只奶羊,给孩子们增加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孩子们脸红了,个子长高了,不像原来那么瘦弱了。
保育院的儿童寝室从教堂孤儿院借用小铁床50张,后又自做木床70张。洗脸室借用大官营老乡的门板搭置长桌,放置脸盆。小学班两个孩子一张课桌,幼稚班每个孩子有小木凳一个。同时制作了滑梯、跷跷板、秋千等儿童活动设施。
为保证儿童健康,保育院制订了日常生活卫生制度:餐具顿顿消毒；饭前、饭后洗手抹嘴；毛巾、手帕洗净煮过；被子一月一洗,床单、枕巾一月两洗,棉垫一月一晒；热天每日洗澡洗头换衣服,冷天每晚洗屁股、洗脚；每周换洗内外衣两次、洗头一次,每周剪指甲一次,20天理发一次；按季节注射预防针。
1949年初,叶圣陶参观华东保育院后在日记中写道:“儿童自不足两岁至四五岁,凡八十五人,皆工作人员之子女,父母俱出外任事者。一切皆由公家供给,幼儿每二人共一保姆,较大者则四人共一保姆。每日并点心进食五次,吾人到时方第二次进食,食品为馒头与小米粥。观儿童脸色多红润而肥胖,惟衣服不甚清洁。然庭中方曝晒被褥多条,卧榻之上被褥亦整洁。卧榻为木板,以大砖支之。每榻睡二儿。儿童较大,则送入保育小学。此虽一鳞一爪,已可概见。夫妇二人从事工作,子女不复需照顾,而托儿所之照顾颇不坏,其能专心于工作可知矣。”
保育院在大官营期间,共发生过3次流行性传染病,生病儿童87人,全部康复。有一次,一个班的孩子全得了麻疹,在阿姨的精心护理下很快陆续痊愈,只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并发肺炎,高烧昏迷,非常危急。邓六金带着医务员丛树贞骑马跑了一百五十多公里路赶到刚解放的济南市,买到了当时奇缺的青霉素,又连夜返回保育院给小孩注射,使孩子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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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半月搬到上海 革命摇篮薪火相传
1949年3月,华东局、华东军区离开青州南下,大官营村附近的驻军少了。为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华东保育院搬到了城里的天主教堂,吃饭、睡觉、上课、活动仍然正常开展。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华东局直属机关开始南下,保育院也接到了南迁命令。
经过研究核对,最后确定迁往上海的孩子85人(部分孩子随家长留在山东),工作人员37人。另有三头奶牛,全院人员的被褥、衣服、生活用品等行李包裹三百多件,随人带到上海。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济南铁路局专门调拨了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客车厢和一个货车厢。历经半个月时间,华东保育院师生经济南、浦口、南京安全抵达上海。
1951年,华东保育院更名为华东局直属机关保育院,仍简称华东保育院。1954年9月,华东保育院移交上海市委管理,1956年改名为上海市委机关保育院。1980年,幼儿园由上海市妇女联合会接收,正式更名为上海市市立幼儿园。
华东保育院从1948年6月开办到1949年6月南迁,共接收1岁至10岁的孩子137人。这其中有刘瑞龙之女刘延东、陈毅之子陈昊苏、曾山子女曾庆淮和曾海生,粟裕之子粟戎生,谭震林之子谭冬生,罗炳辉之子罗新安,舒同之子舒关关等。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近年来都曾回到青州故地重游,寻访承载着成长记忆的华东保育院。
1994年,在青州市大关营村华东保育院旧址建立了纪念室,陈列历史图片等。2000年,华东保育院旧址被青州市委、市政府列为青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重修,树立了一座标志碑。在石碑东侧,还有一口井,井台石上当年人们提水磨出的印痕还清晰可见。2020年,弥河镇党委政府在大关营村原址复建了华东保育院党性教育馆,战争年代抚育革命后代的红色摇篮通过进一步修缮和改造,在新时期绽放出了新的光辉,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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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军管会 获中央首肯
潍县解放前夕,接管干部在等待进城命令。
华东局在青州指挥了解放战争中的一系列重大战役,在军事胜利的同时,特别注重探索对大城市解放和接管的经验。在华东局的领导下,潍坊接管和济南接管取得了巨大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充实完善党的城市政策和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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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潍坊军政全胜 先进经验推广全国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人民解放军占领并管理了张家口、邯郸、哈尔滨、石家庄等几十座大中城市。1948年2月,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了《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和《中央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全党将注意力引导到城市工作上来。
1948年3月下旬,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决定解放潍县。潍县位于我胶东、渤海、鲁中三大战略区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潍县的解放和接管,是我党在华东地区收复较大城市的开端和试点,对于总结和探索城市接管工作的经验,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华东局对潍县的解放和接管非常重视,在潍县战役即将开始时就提前准备,直接组织领导了接管工作。首先,确定将潍县城及周围乡村划出设立潍坊特别市,城市政权的机构设置,完全依照大城市的规格实行三级制,即市、区、街道(城郊设乡)三级。其次,对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和机构设置十分重视,曾先后进行过多次调整,决定由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财经委员会书记兼财办主任的曾山任市委书记,领导潍坊的接管工作,原华中解放区政府的秘书长张恺帆任市长(进城时改为姚仲明任市长)。其他各项机构人员配备也都做了充分准备,在潍县战役进行时,就提前从华东局机关、党校和山东各地选调了一千多名干部,集中到掖县沙河北杨家村,重点学习中央指示精神和城市工作经验,入城干部又在潍北牟家温庄具体学习了城市政策和进城后的各项纪律,为接管潍坊准备了充足的干部力量。
潍县战役从4月2日开始,4月9日战斗还在进行中,根据华东局指示,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和华东局财委书记兼潍坊特别市委书记曾山,联合签发命令,宣布潍坊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决定许世友为军管会主任,冯平、谢有法为副主任。军管会在潍县解放后发挥了巨大作用,潍县解放后,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顺利进入了接管改造时期。成立军管会在当时是首创,此后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
解放潍县不仅仅是对这座城市的军事占领,更重要的是赢得民心。在整个战役期间,各参战部队严格执行城市政策、纪律,做到了一丝不苟。主攻部队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在回忆录中写道:“此后,无论攻济南也好,战上海也好,华野首长都要强调:‘要像打潍县那样,光荣地进去,干干净净地出来,做到军政全胜。’”据说,后来中央发布的《约法八章》,就吸收了山东兵团打潍县的经验。
4月24日傍晚,我军攻入潍县西城。这时,华东局领导人从中央开会后回到潍北,传达了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解放战争转入反攻,接管城市摆在我们日程的重要位置。进城后能否掌握好城市政策,关系到能否在城市里争取民心的问题；要求市委进城后,在方针政策掌握上一定要稳妥,要“宁慢勿乱”,首先稳定城市之需,认真执行党的城市政策,迅速组织发展生产,解决群众吃、穿、住的问题,并切实保护工商业。前线指挥部通知市委、市政府当夜率领干部进城,立即开展接管工作。
4月27日,我军占领东城,潍县解放。潍坊特别市委书记曾山在主持潍坊接管工作当中,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各界群众,镇压反革命,安定社会秩序,没收官僚资产,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新潍坊。通过良好的政策和严明的纪律,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潍坊接管的成功,为以后解放和接管大城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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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余人集中青州 积极筹备接管济南
1948年7月16日兖州战役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就开始部署济南战役。7月17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济南解放,华东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筹备济南城市接管的具体事宜。
从7月下旬起,参加接管济南的八千余人在青州开始集中,到9月上旬在张店集中完毕。他们重点学习了中央关于接管城市的文件精神,统一思想,明确方针。
9月7日,华东局在青州召开了济南市接管工作会议,成立了济南市接管委员会,宣布曾山任主任,郭子化任副主任,谭震林、袁仲贤、刘顺元、冯平为委员,组建了济南市委、市政府、市警备司令部联合筹备处,下设政策研究室、干部训练处、办公室等机构。为了保密,他们对外称“青州建设研究会”。
曾山充分吸取在潍坊接管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根据实际情况周密安排。他亲自主持了济南市情况调查、机构配套、人员培训,制定《入城守则》《约法七章》等,并多次向接管干部作报告,要求他们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并向他们讲解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为接管济南作了积极准备。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14万兵力的攻城集团,经八个昼夜的激烈攻坚作战,全歼守敌10.4万余人(包括起义一个军2万人),山东省会济南宣告解放。
9月21日,济南战役还在进行时,华东局就发出了《关于接管济南的工作指示》,指出:“不仅要坚决地攻占济南,在军事上取得伟大胜利,而且要完善地接管济南,在政治上取得伟大胜利。”23日,接管人员随着攻城部队冒着炮火进入市区,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始全面接管济南。9月24日,济南战役胜利结束。25日,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员会同时入城办公。军管会由谭震林为主任,曾山为副主任,许世友、郭子化、袁仲贤、谢友法、刘顺元为委员。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员会由刘顺元任书记。9月29日,济南特别市政府宣告建立,郭子化任市长。
9月30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指出:“济南这个敌人在山东最强大据点的攻克,使华东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比任何时候更大的自由……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济南战役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
1948年冬,华东局政策研究室对济南、潍坊两市接管工作的经验教训写了书面总结上报中共中央,得到了中央的首肯,并由中央转发各中央局,供各地在城市接管工作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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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战俘营” 改造敌高官
解放战争中,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被俘或投降人员数量与日俱增,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应运而生,主要是关押和改造国民党高级军官,当地人俗称其为“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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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解放军官教导团 改造国民党高级军官
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国民党被俘人员数量不断增多,尤其是1948年5月潍县战役胜利后,被俘人员激增。对于大量士兵,解放军一般给出两条出路:一是对于不愿打仗的,发给银元令其回家；二是对于愿意留下来的,进行思想改造,编入队伍。但是高级军官情况不同,大部分高级军官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思想偏见更加固执强硬,要改变他们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为了将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改造为新人,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正式成立,分为多个训练团,青州东朱鹿、西朱鹿、郭家庄等村都有驻地。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军人是少将以上,文官是厅长或省市党部主委以上。其中,有许多名声显赫的国民党高官,如潍县战役中被俘的九十六军中将军长陈金城、少将参谋长李友尚；济南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中将副司令官牟中珩、少将参谋长罗幸理、整编第三师少将师长晏子风、整编七十三师少将师长曹振铎、山东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聂松溪等；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等。
训练团为被俘军官提供整洁的房屋作为宿舍,被褥整齐,桌椅齐全,生活方面要求自理。管教人员对于训练团内的国民党军官一律称“同学”,训练团运用多种形式对被俘人员进行思想改造,组织上时事政治课,集体讨论,观看文艺演出,如《王贵翻身》《白毛女》等剧目。通过这样的学习教育方式,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代表了极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全中国人民为敌,所以必然失败,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所以必然胜利的道理,使他们自觉地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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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武手书对联感怀 杜聿明自述战争罪行
在解放军官教导团中,曾有一副对联,很多被俘人员都见过。上联是: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要进来；下联是:先出去,后出去,先后都出去。横批:你也来了!这是关押在此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后所写的。
抓获王耀武的经过颇有意思。济南战役发起后,华东局就下达命令,要求解放区各地作好准备,加强警戒盘查,严防国民党溃军潜逃。寿光县公安局将弥河渡口的张建桥作为防范重点,因为这是西去沧州、东到青岛的必经之路。1948年9月28日,站岗的战士遇到了一辆赶路的马车,车上三男两女,声称是去青岛做买卖的商人。其实马车中坐着的一人,正是化名为“乔坤”的王耀武。站岗士兵见他们神色可疑,回答问题互相矛盾,决定先带回局中。之后,更多的疑点出现了。这位叫作乔坤的商人额头上有月牙形的白色印痕,这是军官夏季长期戴帽子才能形成的。在暂押过程中,乔坤要去解手,随行人员立即毕恭毕敬前去扶他,随手掏出一把雪白的手纸递给他。这引起了审讯人员的高度警觉,要知道当时白手纸是非常奇缺的进口货,一般人连见都没见过,更别说日常使用。他们立即加强了对乔坤的审讯。最终,这位自称乔坤的商人终于开口:“我是王耀武。”寿光县公安局立即上报,在仔细确认了王耀武的身份后,将其随身携带物品全部归还,连夜秘密转移到驻昌乐县城的昌潍特区司令部,第二天派公安战士转送到华东局驻地。
王耀武在山东的老搭档、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的遭遇和王耀武差不多,他在济南战役的炮火中化装成难民逃跑,被解放军便衣队俘虏,随之被送到青州。
1949年春,柳亚子等几十位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组织护送下,北上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他们途经山东解放区时,在中共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长舒同的陪同下,参观了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并邀约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十余人进行谈话。王耀武率先发言,谈到自己到了这里才知道什么是光明正路,在这里经常读书和讨论,已经读了各种小册子和哲学书二十余本,非常有收获。他还谈到,对解放军的宽大表示感谢,愿意今后能为人民服务。
一行人中,《文汇报》主笔徐铸成与王耀武早年就认识,六年前在桂林时曾有几面之缘,还曾受到王耀武宴请。在介绍来宾姓名时,王耀武向徐铸成点头微笑致意。舒同在旁边看见,便请徐铸成稍后参观学员宿舍时与王耀武单独谈话,进一步了解他目前的思想状况。在王耀武宿舍,徐铸成问他生活是否习惯?有无不舒服的感觉?王耀武回答说:“从我被俘到入团以来,他们从没有对我们责骂或侮辱,只是劝导我们好好学习。像我这样地位的共产党,要被我们捉住了,早没有命了。现在,人家如此对待我们,我们心中只有愧感。你问我生活是否吃得消,像我们这类人,过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寸草不拈的人,现在要自己劳动,自己铺床、洗衣,自己扫地,自己去打饭,当然不习惯。但仔细想想,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只为了剥削别人的劳动,自己享福么?想到这些,心坦然,安心学习了。”徐铸成把他与王耀武的这番谈话告诉了舒同,舒同笑着说:“他的思想倒开始通了。”
淮海战役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战败后被俘。杜聿明是新华社公布的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之一,因此关押别处。民主人士离开青州前的最后一天下午,华东局专门派解放军战士用卡车将杜聿明带到青州作短暂会面。当时杜聿明因被俘后自杀,头部有伤,缠着白布,因是战犯,足带脚链。在民主人士的质询下,杜聿明承认济南撤退时曾奉蒋命放毒气,说他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民主人士纷纷愤怒谴责其战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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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名流北上 途中访青州
民主人士在华中号轮船上合影
叶圣陶《北游日记第一册(1949年)》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护送下,大批知名爱国人士分批赶赴北平。1949年3月,有一批民主人士途经山东,在华东局驻地青州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参观访问,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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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士北上进京 “知北游”一行抵青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香港地下党组织分批护送在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北上。拜访青州的是其中的第三批,他们于1949年2月28日秘密登上悬挂葡萄牙国旗的“华中号”海轮,从香港出发,计划从烟台登陆,经山东解放区北上。
根据叶圣陶的日记和宋云彬的回忆,当时船上有柳亚子并夫人郑佩宜、曹禺并夫人方瑞、叶圣陶并夫人胡墨林、包达三携女包启亚、郑振铎携女郑小箴、吴全衡携两个幼子,还有陈叔通、王芸生、马寅初、傅彬然、张綗伯、赵超构、徐铸成、郭绣莹、冯光灌、邓裕志、刘尊棋、沈体兰、张志让、宋云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吴全衡是胡绳的夫人,也是这条船上唯一的中共党员。她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护送和照管同行的民主人士。
叶圣陶在开船次日的晚会上出了个谜语,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打《庄子》一篇名,宋云彬猜中谜底,是《知北游》,即知识分子北游的意思。所以,此次行程有时也被称为“知北游”。
中共中央对民主人士北上非常关切,当“华中号”还在海上时,就专电驻青州的华东局、华东军区,要求将接待民主人士入鲁北上,作为一项严肃政治任务,提前从各方面做好周密准备。
3月5日,“华中号”轮船到达烟台。民主人士登岸后,华东局、华东军区组织的警卫人员、医护人员和车队司机立即就位。民主人士一行受到了烟台党政军负责人的热情迎接和周到接待。
3月6日早晨,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华东军区保卫部长郑文卿等,专程从青州赶到烟台,代表华东党政军方面和解放区人民,对民主人士抵达山东解放区表示诚挚欢迎和慰问。当晚,华东局和华东军区举行正式宴会和晚会,欢迎民主人士一行。
3月7日,民主人士从烟台启程出发,9日晚到达潍坊,副市长臧君宇接待了他们。大家都开玩笑说,遇到了臧克家的本家。他们登临城墙,听解放军实地介绍攻城经过,还参观了新开办的图书馆。10日晚,他们乘坐华东铁路总局专备的火车到达青州。华东党政军方面多人在站内迎候,热烈欢迎民主人士的到来。华东局提前将青州城基督教堂准备好作为招待所,民主人士在青州期间就在这里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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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之行历时三天 华东局诚恳欢迎批评建言
3月11日下午,民主人士一行乘车到达华东局、华东军区驻地闵家庄。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许世友、山东分局秘书长刘贯一等华东、山东两级党政军领导干部热烈出迎。华东局、华东军区主要领导人中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陈毅、饶漱石、康生、黎玉、粟裕、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等,正在河北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故未参与这次盛会。
当天下午,华东局举行欢迎茶会,对民主人士莅临青州表示热忱欢迎,并简略报告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山东解放区的民主建政、土地改革、大生产大支前运动和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的成就,诚恳欢迎民主人士批评建言。
当晚,华东局举行欢迎大会,两级领导机关团(县)级以上干部五百余人参加,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致欢迎辞,民主人士陈叔通、柳亚子、郑振铎、张志让、叶圣陶、张綗伯、曹禺等8人相继登台演讲。叶圣陶在致词中说:“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廉洁奉公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致此,则由此次解放战争实为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也。希望中共作得美好,为新中国立不拔之基。”华东军区胜利剧团为民主人士演出了《空城记》《三岔口》《御碑亭》《芦花荡》四出传统名剧。
3月12日上午,民主人士参观了设在青州大官营村的华东保育院,对保育院及解放区的保教事业大加赞誉。下午,在舒同陪同下,他们驱车四十余里,前往参观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并邀约被俘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十余人进行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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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写诗九首相赠 郭子化上火车依依话别
在青州期间,民主人士与华东局的陪同人员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柳亚子抽空拟诗九首写成字幅,送给舒同、彭康、袁仲贤、刘贯一、宋裕和、郑文卿、郭子化、匡亚明、康生等。
3月13日下午,民主人士按计划离开青州。华东局、华东军区、山东分局、山东军区负责人舒同、郭子化、袁仲贤、宋裕和、许世友、刘贯一等,赶到基督教堂招待所为他们举行饯别宴会,之后陪同民主人士到达青州火车站,送入卧车车厢。郭子化等一直陪在火车上畅谈,直到发车时,才与民主人士一一握别,相约解放军渡江后江南再见。
3月18日,民主人士一行抵达目的地北平。先期北上的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等几十位民主人士及北平市长叶剑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车站迎接他们的到来。
民主人士一行在青州停留三天,这也是他们此行陆路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参观了华东局驻地、华东保育院、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等地,感受到解放区欣欣向荣的精神风貌,对解放区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在民主人士离开青州以后,华东局很快也按照计划开始了南下迎接解放的行程。半年后,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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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干部南下 援新区建设
1949年2月,部分山东南下干部在济南乘车。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我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基本解放,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已成定局。华东局根据中央指示,组织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支援新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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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南下干部集结 在青州王岗村培训
南下是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主要是解决从革命到执政的过渡时期所急需的大批干部的来源问题。与南下紧密相连的一个历史现象是南下干部群体的出现。南下干部是特指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随军南下的北方解放区干部。
早在194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就开始提出抽调干部南下的问题。1948年2月,华东局遵照中央指示,从山东解放区抽调约4000名干部,由胶东区党委副书记金明带领出发。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有秩序地接管新解放的广大地区。10月28日,中央决定从各解放区抽调5.3万名干部开辟新区工作,其中华东地区要抽调1.5万人,并要求1949年3月集中待命出发。
为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1948年12月,华东局在闵家庄召开各战区领导参加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重点讨论并部署了抽调干部南下的任务。12月25日,华东局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要求“必须既做到调出一万五千干部都很健全,都能称职,都自觉自愿地到新区去工作,又要做到原有各级党政军民各项组织仍能健全地发展工作”。由于当时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从山东抽调1.5万名干部。具体分配方案是:华东局直属机关配备1套中央局级、1套区党委级、5套半地委级、15套县委级,另配备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共计3009人；鲁中南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胶东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50人；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济南市配备1套区党委级、2套地委级、5套县委级,共调干部576人；昌潍专区配备半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404人；潍坊市配备3套县委级,共调干部225人。抽调南下的干部分两期筹备: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抽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抽调1.2万人。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宣传与筹划。各县区委均召开了干部大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有关文件决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
1948年12月,来自渤海、鲁中南、胶东、华东局机关的首批南下干部开始集结,在华东局党校所在的青州王岗村一带集训,组成华东局党校的四个部参加培训。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对先期到达的约3000名南下干部进行了短期培训,这对动员干部南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9年2月到3月中旬,从各地抽调的南下干部,以及华东局财经委员会所属专门学校、华东大学抽调的部分干部和学生,共计1.2万余人,分两批陆续集中到临城(今山东薛城)周围的沙沟镇、微山湖一带的乡村地区进行整训学习。为便于行军,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指示,成建制南下的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四个支队:鲁中南区的干部和华东大学的学生编为第一支队,华东局直属机关、济南市、潍坊市及昌潍专区的干部编为第二支队,渤海区的干部编为第三支队,胶东区的干部编为第四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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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上海扎根南方 克服困难再立新功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各支队先后分三批南下:第四支队的干部于1949年3月中上旬率先出发,与苏北的南下干部会合集训,在渡江战役后参加了苏南地区的接管建政工作；各支队抽调的随军支前筹粮干部于3月下旬出发,编入参加渡江战役的作战部队,负责筹粮支前工作；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领导机关及其所属大队共一万余人,统一从临城南下,分配到各地进行接管建政工作。
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其他数批非成建制抽调的干部,也都纷纷组织南下。例如,1949年2月,华东局从省财政厅、省工商总局等部门抽调近2000名财经干部组成南进总队。5月,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政法干部、山东解放区各市公安机关的干警和学生组成山东南下公安干部大队。
潍坊特别市委抽调组成的南下干部大队,由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研吾任政委,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波人任大队长,于2月26日乘车南下。昌潍地委组织的昌潍南下干部总队,由昌潍地委书记赵毓华和地委委员、昌潍保安部队司令刘德胜带领,于3月5日乘车南下。归胶东区建制的潍北县南下干部由县委书记许剑波、县长刘荣光带队,潍南县由县委书记孙振华带队,昌北县由魏永贵带队,昌南县由县长盛德君带队,归渤海区建制的寿光县南下干部由县长李立群、县委副书记张超带队,归滨海区建制的诸城县由县长张蕴珊带队,高密县南下干部由县委书记余克、县委组织部长邵晋藩带队,归鲁中区建制的安丘和淮安县也都抽调了部分干部南下。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接管干部中,有曾任潍坊特别市委书记的曾山等人带领的财经战线队伍,有曾任昌潍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的李士英等人建立的公安战线队伍,还有从山东昌潍、潍坊、渤海、滨北抽调的700名干部,组成3个大队、10个中队,分别接管上海郊区10个区。
南下干部初到南方,不仅面临着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生活不适等各种困难,由于国民党残余武装、土匪等各种反动势力不断与新生政权进行政治、军事上的较量,南下干部还随时面临着牺牲生命的危险。但广大南下干部充分发扬革命老区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扎根南方,与当地党组织和干部群众一起,共同投入到新解放区的建设事业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华东局各战区走出的南下干部,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了火热的青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形成了以信念坚定、勇于担当、团结奋战、艰苦创业为核心价值的南下精神,激励着新时代的青年一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努力拼搏,砥砺奋进。
本期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山东历史》《中共潍坊地方史》《中共青州地方史》《在华东保育院的日子里》《共和国旗帜上的潍坊南下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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