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傅书堂
傅书堂,1905年出生于高密县城北关曹家楼。青年时期在胶济铁路管理局四方机厂工作,是高密第一个共产党员,高密党组织的创建者,青岛和胶济铁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曾担任青岛四方机厂工会执行委员、胶济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中共四方机厂支部书记、中共四方支部干事、团青岛地执委执行委员、中共青岛地执委委员,高密第一个党支部——城市支部书记,高密首届县级党组织——中共高密地执委书记,还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农民部长、工人部长,并代理过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1929年,傅书堂奉命前往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不意逢苏联党内斗争,受牵连蒙冤两度入狱。1954年回国,两年后获批恢复中共党籍,56岁时因病去世。傅书堂在住院治疗期间,仍坚持撰写青岛、高密党组织早期的活动情况,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本期撰稿:鞠维积 邱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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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圣诞会 当工人代表
清末高密北关示意图。傅书堂出生于曹家楼,后全家迁到狮子口。
傅书堂的父母皆是贫苦出身,勤恳俭朴,为人良善,省吃俭用供其读书。1920年,他到青岛四方考入艺徒养成所,当了徒工,学徒四年,后又进入四方机厂。“圣诞会”是四方机厂的一个工人组织,傅书堂在这里找到了方向,开始成为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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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贫苦铁匠之家 父母勤俭皆为良善
1905年1月5日,伴随着“呱呱”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降临到高密县城北关曹家楼傅炳勋的茅屋里。傅炳勋瞅着眼前的男孩,与妻子单氏对视了一眼,不禁乐得咧开了嘴。这个男孩就是傅书堂,为傅家长子。
傅炳勋,乡亲们称他“傅锢炉子”,以锔锅碗瓢盆和打铁为业,勤快干练。只要不刮风下雨,或是过年过节,他总是一大早就挑着铁匠担子,走街串巷,靠手艺养家糊口。傅炳勋不但手艺精良,为人也本分、厚道。傅书堂的母亲单氏,也是贫苦出身,勤恳俭朴,料理家务的同时,也做点火烧、饽饽之类的面食,拿到市上卖,以贴补家用。与乡亲相处,她宽厚以待,不管谁家碰到难处,总是能帮就帮。
傅炳勋和单氏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几年下来,硬是从牙缝里攒了一些钱,在北关狮子口买下三间茅屋,将原来典借的三间茅屋还给了人家。看着傅书堂一天天长大,他们又拼命攒钱,供傅书堂进学堂读书,并托先生给傅书堂起了个“傅余庆”的学名,寓意“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后来,改名为“傅书堂”,遂以此名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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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点零工贴补家用 四方机厂当了徒工
傅书堂七岁入小学读书,上到高小毕业。此时,家里已有了三个妹妹,单靠父母劳作不足以支持家庭生活,遂打零工贴补家用。13岁的傅书堂受雇给一家日本人看小孩。说是看孩子,但在那户日本人家里,他被支使着什么活儿都干,而且经常挨打挨骂。傅书堂不堪忍受这种牛马般的生活,愤而辞工回家。
后来,经舅父的朋友介绍,他到高密火车站(位于葛家庄西侧,距狮子口不到1000米)当了一名擦车工,火车站上来了火车,只要停车时间稍长,他和工友们就提着水桶和抹布,擦拭火车头和车厢。寒冬腊月,有时北风呼啸,他们也必须按时擦拭,常常小手被冻得通红,裂开了口子。
1920年春,高密火车站上贴出了一则启事,很多人围拢议论着,原来是一张《山东铁道艺徒养成所四方分教场招生广告》。
据史料载,1900年10月20日,德国所属德华山东铁路公司在四方火车站东侧、下四方村南侧,兴建胶济铁路四方工场,承担铁路机车车辆装配和修理任务。1904年,为培养具有一定技能的德式工匠,德国人在胶济铁路四方工场开始兴办艺徒养成所,徒工逐步由每年十名增至四五十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机对德国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将胶济铁路改称“山东铁道”,胶济铁路四方工场改称“山东铁道青岛工场”,继续举办艺徒养成所。
傅书堂回家跟父母一说,父母同意他去报考。到青岛四方后,他顺利考入艺徒养成所,当了徒工。学徒四年卒业,又进入四方机厂(1923年1月,北洋军阀政府收回青岛和山东铁道,成立胶济铁路管理局,将山东铁道青岛工场改称“胶济铁路管理局四方机厂”),在化学实验室学徒并实习一年,业满后分配在化验室工作。五年的徒工生活,他认真学习,小心翼翼,勤快做事,但还是经常挨师傅和监工训斥。傅书堂晚年在《党领导下的四方机厂工人的斗争》一文中回忆:“旧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苦难的生活,寥寥的工资,以及政治上的不自由,都依然如故,甚至把在帝国主义时期规定的春节三天假(照发工资)也取消了,而为广大工人所痛恨的日本翻译、汉奸,则被提拔为领班、工头,依然骑在人们头上,为虎作伥。”工人们对青岛和胶济铁路收回后改善生活的期望破灭了。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使傅书堂萌生了为工人和贫苦大众争饱暖、求解放的初步阶级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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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会里崭露头角 罢工斗争经受锻炼
回顾青岛和胶济铁路工人运动史,郭恒祥是一个不能绕过的重要人物,他也是傅书堂最早参与工人运动的引领者。郭恒祥,1894年生,山东章丘人,出身贫农家庭,早年曾因家贫去辽宁南满铁厂学徒,1913年到胶济铁路四方工场当钳工。他虽不识字,但胸怀豁达,急公好义,具有反帝爱国思想,平时好打抱不平,扶危济困,深受工人们的尊敬和拥护。1922年冬,郭恒祥组织铁工成立了“老君会”。1923年1月,郭恒祥又以“崇敬祖师,互敬互助”“提高工人人格,辅助路务进行”为名义,联络一部分铁工、木工、油漆工等,在四方机厂成立了一个名叫“圣诞会”的组织,有数百名工人参加,郭恒祥被推选为会长,傅书堂成为该会的积极分子。
1923年4月,共产党员王荷波(福建省福州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奉命到青岛,与圣诞会取得联系。郭恒祥将傅书堂和丁子明(即丁菊畦,潍县人)约去,与王荷波见面,大家接受了王荷波提出的“为工人着想,替工人办事,团结广大工人同统治者抗争”的建议。从此,傅书堂心里亮堂起来,鼓足了为工人办事的劲头,积极投入办图书室、俱乐部的活动,崭露头角,开始成为四方机厂工人运动的核心骨干之一。
1923年初秋,四方机厂木工纪子祯在干活时中风死亡。圣诞会代表工友们出面,要求厂方对其用棺材装殓,并在火车上加挂一个车皮,运回原籍胶州安葬。起初,厂方以没有先例为由不答应,圣诞会力持,厂方怕出什么事端,不得不向胶济铁路管理局(简称路局)交涉,获得路局同意。由此,圣诞会威名大震,但也成了厂方的眼中钉。厂方想出了一个分化瓦解圣诞会的办法,即以给每个领班发一套袖口绣金线的呢料制服的恩惠收买领班,企图让领班打入圣诞会当内线。傅书堂等获悉后,赶紧与会长郭恒祥、评议长郭学濂等商议,大家一致同意,分头发动工人向厂方要求给每人发一套布料制服。厂方无法答应,遂将发给领班呢料制服的决定取消。圣诞会组织的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3年8月下旬,路局以四方机厂丢失一块围裙为借口,派出路警对工人们进行搜查,将刘凤祥等四名工友诬为小偷,送交法庭审讯。法庭以证据不足将刘凤祥等开释,但路局仍以“破坏厂规”为名,将四名工人开除。圣诞会派出代表找厂方交涉,要求恢复四名工友的名誉和工作,但厂方把责任推诿给路局。工人代表又找路局交涉,路局不予理睬。要想点中路局和机厂的“死穴”,就必须罢工,而不仅仅是跟他们口头交涉。于是,傅书堂和郭恒祥等人商议,决定发动工人罢工。8月23日下午3点钟,圣诞会评议长郭学濂到动力场拉响了汽笛,正在劳作的1200多名工人闻声涌出机厂,排成五个大队,浩浩荡荡向路局大楼出发。郭恒祥、傅书堂等五人作为工人代表,出面向局长交涉,三进三出,局长仍不答应圣诞会的要求。工人们在大楼外高声呼喊:“局长不答复,我们不回去!罢工到底!”罢工坚持到晚上八点,工人们依然斗志昂扬,眼看再不答应圣诞会的要求,损失会更大,局长只好低头。第二天,刘凤祥等四名工友复工上岗,罢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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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又入团 高密第一人
邓恩铭
圣诞会祭祖日,工会筹备演戏敬祖,路局和警察厅极力阻止,并以借演戏敬祖行“勒索劝捐”之名,将他们开除。1924年9月,胶济铁路管理局强行取消了圣诞会。10月,邓恩铭召集四方机厂30多名工人在四方三义学校开会,并决定建立四方机厂秘密工会,傅书堂被推选为工会执行委员。
◤上世纪初的青岛火车站
▼上世纪初的青岛四方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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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圣诞会祭祖日 赴高密租借戏装
被党组织派往青岛工作的邓恩铭十分关注四方机厂的工人斗争,经在张店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复元(后叛变)的介绍,与圣诞会会长郭恒祥取得了联系。
1923年10月,邓恩铭、王尽美(中共“一大”代表、济南与山东省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与郭恒祥进行了两次长谈,启发他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为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并与他详细讨论了将圣诞会发展为四方机厂工会的办法。团中央特派员王振翼到青岛巡视,也与郭恒祥进行了长谈,鼓励他坚定开展工人运动的信心。
1924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郭恒祥代表胶济铁路工人出席。大会宣布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郭恒祥当选为副委员长,圣诞会也随之成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属下的一个基层工会组织。在邓恩铭等人的帮助下,圣诞会得到了整顿,而且迅速向外辐射。
1924年3月19日,农历二月十五,为圣诞会祭祖日。郭恒祥等会首依照旧例,筹备演戏敬祖,并分别报胶济铁路管理局和胶澳商埠警察厅备案。
傅书堂奉命赶往高密租借戏装,请茂腔班子出演。路上受到警察阻挠,他上前说理。一个瘦小的警察怪他多事,用枪托捣了他一下。他气愤地挥舞着拳头,向警察怒喊:“你再捣一下试试?”这时的傅书堂经过多年徒工生活的锻炼,浑身肌肉结实,加上他个子大,那个警察先胆怯了,边往后倒退,边虚张声势地拉动枪栓。工友们怕傅书堂吃亏,拽着他离开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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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局阻止演戏敬祖 开除四名负责人
因路局和警察厅极力阻止演戏敬祖,派出大批武装警察与保安队以武力干涉相恐吓,路局还复电高密及以东各火车站,阻止搬运戏箱的工友和演员前往四方机厂。工人们闻讯,赶到四方机厂内集中,与荷枪实弹的警察抗争。
冲突一触即发。郭恒祥赶紧向邓恩铭汇报,请求应对办法。此时,恰巧王尽美也在青岛。三人认真分析了局势,权衡利弊,决定暂且不与路局发生直接冲突。后来,邓恩铭就四方工潮情况致信团中央负责人刘仁静称:“我们不主张因此小事与路局冲突。他们因为从前组织不甚严密的原故,恐一旦失败,则恢复颇不容易,故均以我们的意见为然,次日即照常上工,此事总算告一结束。”但路局得寸进尺,执意破坏圣诞会,于3月21日,派出部分警察保护机务处办事员李继保前往四方机厂,以借演戏敬祖行“勒索劝捐”之名,宣布开除圣诞会负责人郭恒祥、郭学濂、张吉祥、耿华山四人,并贴出了《胶济铁路管理局布告》。圣诞会筹备演戏敬祖失败,会长郭恒祥等四人被开除出厂,是圣诞会成立以来初遇重挫。
从高密回来的傅书堂闻知师傅郭恒祥和其他三位圣诞会同仁被路局开除,怒火中烧。他和几个青年技工表示要发动工友们举行大罢工,逼迫路局收回成命。郭恒祥却很镇定,说要问问邓恩铭怎么办才行。
邓恩铭又与郭恒祥找到在青岛的王尽美进行紧急磋商,认为圣诞会为青岛最得力的工会组织,不能因小失大,即使路局不改变郭恒祥等四人被开除的决定,也不进行激烈抵抗,到实力充足时再说。郭恒祥等人“亦颇明此意,均愿忍耐时日,做秘密活动”。邓恩铭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连夜执笔,以全体工人名义,写成诉辩,向路局提出“演戏敬祖纯系甘心捐输,郭恒祥、郭学濂、张吉祥、耿华山等实无勒索劝捐等情”,要求准予四人回厂复工,但没有获得路局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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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四方机厂工会 当选工会执行委员
郭恒祥等四人被开除后,胶济铁路总工会闻讯,派出委员赶赴青岛,与圣诞会代表一起召开秘密会议。经协商,计划留两人在青岛继续活动,并由总工会供给其生活费,另外两人安排到别处寻找工作,并决定邓恩铭兼任圣诞会的秘书。后来,在工友的资助下,郭恒祥等人在四方机厂附近开设了一家名为“会仙居”的饭馆,作为党团的秘密联络点。傅书堂眼见郭师傅落难,经常隔三差五地来到“会仙居”义务帮工,有时刚发下薪水,就主动拿出一部分来贴补,郭恒祥不要,傅书堂就硬塞到他手里,还说:“我们工人应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看到郭恒祥、傅书堂等人立场坚决,表现积极,又互帮互助,作为青岛共产党和青年团负责人的邓恩铭非常高兴。1924年夏,经邓恩铭和孙秀峰(后叛变)介绍,郭恒祥、傅书堂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岛早期党员,傅书堂也成为高密籍最早的党员。根据邓恩铭传达的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傅书堂又加入了国民党。同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地执委)成立,傅书堂被吸收入团,又成为高密籍第一个青年团员。一个月后,傅书堂又介绍四方机厂学徒、高密老乡傅友松、尹振邦、马相阶加入了青年团。傅书堂此时为四方机厂电科的职员。同年底,这三人都转为党员。1925年3月1日,团青岛地执委召开全市团员大会,宣布根据青年团“三大”决议,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执委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执委。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团青岛地执委,傅书堂被选为负责工运的执行委员。
1924年9月,胶济铁路管理局以江浙战事爆发,以防过激派趁机煽动工潮为由,强行取消了圣诞会。同年10月,中共青岛组组长邓恩铭以《胶澳日报》记者身份召集四方机厂30多名工人活动积极分子在四方三义学校开会,分析国内形势,激发工人斗志,并决定建立四方机厂秘密工会。傅书堂在这次会议上发了言,并被推选为工会执行委员。他和其他委员深入工人中做发动工作,三个月后,加入秘密工会的会员达800多人,占机厂工人总数的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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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大罢工 为工人争利
青岛四方机厂工人庆祝罢工胜利的合影
1925年,青岛党组织从2月8日起发动四方机厂工人举行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独立罢工,傅书堂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率领工人代表与厂方谈判,经过九天的罢工斗争和四天的怠工抗议,最终迫使路局和厂方答应了三项条件。四方机厂大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青岛市和胶济铁路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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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工人出面谈判 不惧各方恐吓威胁
1925年初,胶济铁路管理局发生了山东地方实力派和江浙派争夺局长职位和系列管理岗位的内讧,导致胶济铁路员工举行大罢工,一直持续了三天,迫使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做出了让步,胶济线才得以恢复通车。
青岛党组织决定利用胶济铁路员工大罢工的机会,发动四方机厂工人从2月8日起举行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独立罢工。2月9日,在圣诞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四方机厂工会,同时组建了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宣传队等组织。由于郭恒祥等四名被开除的工人不在厂内,加之傅书堂勇敢斗争,团结工人,他遂成为四方机厂这次罢工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事前,傅书堂主持召开了罢工特别会议,对工人骨干进行了动员。罢工开始后,在邓恩铭的提议下,傅书堂和丁子明、伦克忠(山东章丘人,曾任四方机厂工会委员、沪青惨案后援会会长等职)等率领20多名工人代表,到四方机厂厂长办公室,与厂长谈判,提出了复工的五项条件:恢复被开除的郭恒祥等四名工人的工作；承认工人有自己的工会；增加工资；速发年终奖金；发煤块(因以前领班、工头发煤块,工人发煤末)和房金。但厂长不同意,谈判破裂。
傅书堂等人向邓恩铭和正在青岛指导工作的王尽美作了汇报。次日,傅书堂等率领工人代表继续与厂方谈判,厂方仍以种种理由搪塞推诿,双方相持不下。厂方调集全厂高级职员对工人代表游说,工人代表不为所动。罢工进行到第三天,厂方仍不答复工会提出的五项条件,只是一再诉说机厂运转困难,并反复要求工人尽快复工。傅书堂等工人代表决不听从。厂方又来硬的,派来全副武装的守卫人员进行威吓,被傅书堂他们斥退。第四天,厂方搬来铁路警务处长,率领荷枪实弹的路警,将工人代表包围,摆出一副准备武力解决的样子。傅书堂鼓励大家同路局的这些爪牙坚决斗争,于是,工人代表纷纷据理驳诘,毫不示弱,警务处长只得带着路警撤出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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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厂方接受条件 胜利消息鼓舞人心
这次罢工斗争整整坚持了九天,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2月18日上午,四方机厂工会主持召开全厂工人大会,傅书堂等兴奋地告诉大家,厂方和路局已答复同意工会提出的大部分复工条件,工会决定复工。这时,汽笛长鸣,全场欢声雷动。工友们燃起鞭炮,敲锣打鼓,欢迎郭恒祥等四人回厂上工。傅书堂还派人到东镇请来照相师傅,现场照了一张“胶济铁路总工会四方分会全体罢工胜利纪念”的照片,留下了一份中国共产党领导早期工运的珍贵图片。会上发表了《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工人罢工胜利宣言》。
罢工期间,四方机厂工会迅速壮大,参加罢工的工人几乎全部参加了工会,会员从800多人一下子扩大到1500多人。在大罢工初步取得胜利的鼓舞下,青岛党组织公开了四方机厂工会组织,并决定以该工会为基础,正式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下辖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和四方机厂六个分会,傅书堂当选为副委员长。四方机厂工会也正式挂出了“胶济铁路总工会四方分会”的牌子。
1925年3月,在邓恩铭指导下,建立了中共四方机厂支部,傅书堂任书记,成员有李俊泽、纪子瑞、尹振邦、马相阶等。
四方机厂大罢工结束后,胶济铁路管理局并未按答应的条件全部践约。以傅书堂为书记的四方机厂党支部在邓恩铭的指导下,遂发动全体工会会员,进而发动全厂工人,自4月21日举行怠工抗议。怠工坚持到4月25日,最终迫使路局和厂方正式答应了三项条件:改日给工资为月给工资；一律增加三元；提前实行定期增资,每月增加七分。
四方机厂大罢工的胜利,地震动了青岛市和胶济铁路沿线,对因“二七”大罢工失败而陷入低潮的全国工人运动也发挥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以四方机厂工会为主体的地区性工会——四方工人联合会于1925年3月成立,为后来日商各纱厂的联合大罢工拉开了序幕。四方机厂可谓青岛早期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和大本营,该厂青年技工傅书堂迅速成长为青岛早期工运的领军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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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全国劳动大会 陪刘少奇前往青岛
1925年5月1日至7日,年仅20岁的傅书堂和伦克忠代表胶济铁路总工会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到会代表有280人,代表166个工会。大会期间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刘少奇分别当选为正、副委员长。
趁开会间隙,傅书堂、伦克忠向刘少奇汇报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工人运动的情况。在谈话中,刘少奇兴致勃勃,对傅书堂和伦克忠问得很细,并说:“最好实地去青岛看一下。青岛那个地方非常重要,你们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傅书堂等当即表示,欢迎刘少奇同志前往青岛指导工作。于是,会后,傅书堂、伦克忠陪同少奇同志,从广州坐上火车,向青岛进发。
一行人于5月中旬到了青岛,傅书堂引领刘少奇找到李慰农所住的四方机厂工人宿舍。李慰农,安徽省巢县人,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初从欧洲回国,即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工作。青岛六家日商纱厂工人于1925年4月举行第一次同盟罢工后,5月4日,早已把罢工主要领导人邓恩铭视作眼中钉的日本人和胶澳当局派出警察,找到正在主持日商纱厂罢工负责人会议的邓恩铭,把他逮捕,胶澳当局11日又将邓恩铭驱逐出青岛。中共山东地执委紧急委派李慰农前往青岛,继邓恩铭领导党的工作和工人斗争。李慰农到了青岛,化名“王伦”对外开展工作。
刘少奇在李慰农住处,同李慰农、傅书堂等人进行了长时间座谈。刘少奇说,斗争中不仅要注意大工厂,还要把小厂的工人也组织起来。刘少奇提醒大家要认清敌人的凶残面目,保持清醒头脑,警惕敌人的反扑。他还把通讯地址留给了李慰农,告诉大家:“有困难可以写信告诉我,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刘少奇那沉稳、老练的神情,语重心长的话语,给傅书堂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他增添了斗争的力量。告别的时候,傅书堂等人紧紧握着刘少奇的手,热诚欢迎刘少奇同志再次来青岛、山东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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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两惨案 指挥大游行
傅书堂领导青岛工人进行斗争
中共青岛四方支部旧址
1925年5月29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第二天,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胶济铁路总工会成立了沪青惨案后援会,呼吁社会各界支援工人的正义斗争,傅书堂为主要负责人之一。6月14日,胶济铁路总工会组织举行了有1700多名工人参加的罢工游行,傅书堂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之一,也是一线总指挥。这次游行示威活动,规模、声势、影响在青岛都是史无前例的,将青岛反帝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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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当局露出凶相 青岛惨案震惊全国
邓恩铭被迫离开青岛后,李慰农在中共四方机厂支部的基础上,重建中共四方支部,统一领导青岛的工人运动。李慰农任四方支部书记,傅书堂和丁子明任干事,三人组成干事会,主持党支部的工作。
1925年5月9日,在青岛党组织的领导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罢工取得初步胜利。但不久,大康、内外棉、隆兴纱厂的日方厂主不仅不履行复工条件,反而变本加厉地迫害工人,持枪威胁、打伤工人,解雇了51名罢工骨干,还威逼胶澳当局取缔各厂工会。5月25日,在日方的压力下,胶澳商埠警察厅长陈韬亲率武装警察300余人,先后闯入大康、内外棉、隆兴纱厂,勒令解散工会,强行摘掉工会牌子。在中共四方支部、四方工人联合会及日商各纱厂工会的领导下,工人关车罢工,要求归还工会牌子,陈韬所到之处,也被愤怒的工人团团围住不得脱身。于是工会牌子又回到了工人手里。日方厂主看到取缔工会失败,以关厂停产对工人进行威胁,遂导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第二次同盟罢工。5月27日,日本驻华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5月28日,日本两艘驱逐舰由日据旅顺港驶入胶州湾,停泊青岛前海,鸣炮数十发。胶澳督办温树德屈服于日方压力,电呈山东督办张宗昌,请示处置办法。张宗昌复电,“有必要即可开枪”镇压。
5月29日,发生了青岛惨案(即“五二九”惨案)。黎明时分,温树德调动陆军、保安队、海军陆战队共2000余人,包围了日商三个纱厂及工人宿舍,封闭各厂工会,强令工人一律离厂。海军陆战队在内外棉纱厂门前向罢工工人开枪,在该厂内小楼上的日本人也持枪向工人暗中射击。结果,惨案造成工人死难八人,重伤十几人,轻伤众多,75人被捕,震惊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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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沪青惨案后援会 呼吁各界支援工人
5月29日午后,中共四方支部和四方工人联合会派出得力人员到学校、报界、银行及机关团体等,说明惨案真相,呼吁社会各界支援工人的正义斗争。5月30日,李慰农和傅书堂亲自到《青岛公民报》召集的报界同仁碰头会上,报告罢工经过和惨案真相,以及遇难和受伤工人家属生活困难情况,引起了报界的热切关注。《青岛公民报》开辟了“工潮专载”,及时报道各界声援青岛惨案的消息。5月30日,青岛学生联合会召开会议,决定全市学生一律罢课,印发宣言,并组织成立宣传队、募捐队。
青岛惨案后次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的浩浩荡荡的运动,青岛各界遂将“声援青岛惨案”变为“声援沪青惨案”。6月初,胶济铁路总工会首先成立了沪青惨案后援会,傅书堂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沪青惨案后援会派出大批工人积极分子,深入列车和胶济铁路沿线各车站以及郊区、农村,进行演讲和募捐,揭露和痛斥中外反动势力屠杀工人的滔天罪行,同时募集了大批粮食、衣物、首饰和大笔现款,抚恤给惨案中受难的工人家属,对失业工人予以救济。
青岛惨案发生时,邓恩铭正在胶济铁路沿线巡视工作。得知惨案消息,他即于6月上旬秘密潜回青岛,继续参加党的领导。
刚离开青岛不久的刘少奇,从青岛党组织写来的信上,得知了青岛惨案的全过程,指示青岛党组织和工会团体要加强对斗争的领导,并对遇难同胞的家属进行抚恤、慰问,他还汇来中华全国总工会筹集的捐款200元,北京学生联合会筹集的捐款2000元,以救济罢工工人,抚恤遇难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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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工人罢工游行 声势浩大前所未有
6月14日,以四方机厂工会为核心,胶济铁路总工会组织举行了有1700多名工人参加的罢工游行。时年20岁的个子高大的傅书堂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之一,也是一线总指挥。活动开始前,傅书堂向工人们宣讲了这次罢工游行的意义,并宣布了几项纪律。上午8点多,他与工会委员们一起,带头向市区挺进。大队的工人手持红绿传单、标语和小白旗,迎着烈日的灼晒,一路排着整齐的队伍游行,一路愤怒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惩办杀人凶手!”“收回英日租界!”“反对洋奴!”场面宏大壮观,口号声震天动地。这天是星期日,游行队伍经过街道的两旁挤满了观看的群众,很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有的市民自发加入到游行行列。
当游行队伍经过大窑沟时,警察厅长陈韬率领武装警察强行阻拦,并气势汹汹地喊:“本人负治安责任,这条路不准通行!”冲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傅书堂严正驳斥道:“日本人英国人杀死我们的同胞,像踩死蚂蚁一样,我们岂能置之不理?今天,我们就是要向这些刽子手示威!”接着,傅书堂等人振臂高呼“反对洋奴”“严惩杀人凶手”等口号,冲破武装封锁线,挺进到日本领事馆和日本人聚居的地带进行示威,并到警察厅和胶澳督办公署请愿。
6月17日的《平民日报》对此报道:“当时该工人游行时,参观者挤挤跄跄,络绎于途,工人有数千人,参观者二三倍,总共有万余人,为青岛市援助沪案之第一大运动。”
这次游行示威活动,其规模、声势、影响,在青岛都是史无前例的,将青岛反帝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
为了把青岛爱国反帝斗争的力量进一步联合起来,邓恩铭、李慰农指示傅书堂以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的身份与青岛学生联合会代表一起,联络各界代表人物,成立了青岛各界联合会。后来,考虑到青岛各界联合会逐渐被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所控制,失去了反帝的性质和作用,胶济铁路总工会等团体退出了该会。退出后,傅书堂代表胶济铁路总工会,会同各纱厂工会、港务局、水道局工人俱乐部等共同成立了青岛工界援助各地惨案联合会。7月11日,为援助罢工工人和抵制英日货物,胶济铁路总工会、青岛学生联合会和教职员联合会发起成立了青岛外交促进会。青岛党组织和胶济铁路总工会发动的这一系列活动,加上山东各地广泛进行的反帝爱国斗争,对山东督办张宗昌和胶澳当局造成很大压力,被捕的青岛各纱厂工人代表先后得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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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过敌搜捕 回乡建支部
傅书堂在高密老家组织建立城市支部
傅书堂的二妹傅玉真
高密县早期党团组织分布图
不甘心失败的日商纱厂厂主,对工人们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和报复措施。驻青日本领事、日商纱厂厂主及青岛的买办、官宦、巨商给张宗昌奉上30万元的贿赂,大批工人骨干和学生被抓去。傅书堂回家乡隐蔽,继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建立了高密第一个党支部——城市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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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各方收买张宗昌 大批工运骨干被抓捕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罢工结束后,日商纱厂厂主不甘心失败,对工人们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和报复措施。1925年7月22日,日商大康纱厂厂主将一名12岁童工打成重伤,童工昏倒在地。工友们上前劝阻,厂主不予理睬,激起工人义愤,遂引发了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三次同盟罢工。
对于这次同盟罢工,日商厂主通过日本政府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出兵镇压。恰在此时,张宗昌来到了青岛。驻青日本领事、日商纱厂厂主及青岛的买办、官宦、巨商设高级宴会为张宗昌“接风”。宴会上,他们极力诬蔑工人罢工是“乱党赤化”,称胶济铁路总工会是工人罢工的后台,诽谤《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宣传赤化,鼓动风潮,并且向张宗昌奉上了30万元的贿赂。既反动、又爱财的张宗昌笑纳贿赂后,再一次向罢工工人举起了屠刀,并妄想把青岛党组织一网打尽。
7月26日,大搜捕开始了。几十名工运骨干分子和一批学生被张宗昌的前敌执法处外号叫“尹大麻子”的副司令率领大批军警抓去。李慰农、胡信之被捕,并于7月29日被害于青岛西南角的团岛。中共山东地执委委员刘子久、胶济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丁子明也被逮捕。另有数十人被捕,600余人被迫逃亡。
“青岛完全在恐怖世界中,警察保安队到处捕拿共产党,暗探有六百名之多,沿胶济路一直布到济南。”在这次大搜捕中,傅书堂和邓恩铭、郭恒祥等人躲过一劫。反动当局恼羞成怒,下令通缉他们及工人骨干近百人。
在严酷的形势下,邓恩铭召集傅书堂、郭恒祥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经讨论决定:一是密派四方机厂工人伦克忠、韩文玉和盛兴泉、孔宪春分赴北京和上海,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张宗昌杀人的罪行；二是避敌锋芒,通知被开除和受通缉的同志迅速撤离青岛；三是邓恩铭返回济南,向山东地执委报告青岛情形,制定下步斗争策略；四是傅书堂、郭恒祥分别回原籍隐蔽,建立发展地方党组织,并与山东地执委取得联系,以图振兴山东党的事业。一切安排妥当后,三人分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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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密首个党支部 发展党员和基层组织
1925年8月初,傅书堂回到家乡高密,暂避于当铁路工人的亲戚单玉田所住的庙里。等风声稍微放松,他就到高密火车站行李房谋到一份差事。很快,他通过单玉田与早就相识的铁路工人尚鲁民、管宗学等取得联系,秘密向这三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解说“工人要生存,就必须抱成团体,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斗争”的道理。他们本来就是胶济铁路大罢工的积极分子,经傅书堂一点拨,纷纷表示要跟着他一起干。于是,傅书堂先后将他们三人发展为中共党员。8月末的一天,在傅书堂家里,建立了高密第一个党支部——城市党支部,傅书堂任书记,尚鲁民、管宗学(后叛变)为委员。党支部开会,常常在傅书堂的家里。每逢开会,傅书堂的父母轮流在门外望风放哨。
傅书堂把在青岛学到的编写刻印宣传材料的本领全部发挥出来,不仅刻印了各种传单,还刻印出《共产党宣言》,装订成“袖珍本”,深受同志们欢迎。
傅书堂的二妹傅玉真回忆,晚上哥哥刻版,她就给哥哥油印,每次印好后,先埋在小后园里,用的时候再取出来。传单多数发到机关、学校,交通要道也贴上一些,这些活动大都在夜间进行。那时,正当国共合作,山东还在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下,高密驻扎着张宗昌的部队。每次发送、张贴传单,都会引起敌人的惊慌,他们到处查户口,抓嫌疑犯。只要一引起敌人的注意,同志们就马上转移。
尚鲁民(即尚联辰,曾任中共高密县委书记、山东省委委员等职)回忆,1925年初秋,傅书堂开始在高密进行党的组织建设,先后介绍尚鲁民、程云祥、陈兆祥入党,在铁路上的主要工种中积极发展党员,相继发展了14名铁路工人入党。同年11月,又成立了机务段支部(即车站支部),由尚鲁民任书记,程云祥任组织委员,陈兆祥任宣传委员。高密党的基层组织很快壮大起来。到1927年,发展成为城市支部、车站支部、栾家庄支部、曹家郭庄支部,还有张鲁、门家苓芝、宋家屯(属胶县)、蔡家站等支部。那时,车站支部最大,共有17个党员。
1926年2月7日,傅书堂代表胶济铁路工人出席了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从天津返回山东后,傅书堂奉命利用原来铁路上的关系,于3月在坊子建立铁路党支部,并亲任书记。这个支部的工作一直延续到翌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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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青岛恢复党支部 与邓恩铭结下革命友谊
1926年春,中共山东地执委决定,潍县以东的党组织统归青岛党组织领导,并派邓恩铭、傅书堂重返青岛,整顿党、团、工会组织。
两人到青岛后,积极与保留下来的党员、团员、工会积极分子取得联系,很快整顿并恢复了四方机厂党支部和铁路机务段党支部,在各纱厂建立党小组,恢复建立了胶澳中学、四方机厂等九个团支部,在市内建立了两个秘密联络点,并与大英烟草公司、祥泰木厂和青岛大学的党员接上了关系。他们还于5月在沧口办起训练班,轮流主持对党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工人运动史和组织纪律的教育。他们一起建立地下印刷厂,出版《红旗》《铁路工人》等宣传品,翻印《共产党宣言》。傅书堂又担起了刻蜡版和油印的任务。这期间,他冒着风险,代表党组织登门抚恤了在青岛遇难的工人家属,并给烈士胡信之的家属送去了500元银洋。
为加强对基层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领导,正式成立了中共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邓恩铭任书记,傅书堂等同志任委员。在这次整顿中,对在领导罢工运动表现动摇的老党员王象午给予开除出党处分；对运动中表现积极坚定、被张宗昌杀害的伦克忠深表惋惜。根据伦克忠在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向傅书堂明确提出入党申请的情况,傅书堂向邓恩铭作了汇报,经多次研究,决定追认其为中共党员。经过多年生与死的考验,傅书堂和邓恩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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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省委书记 赴苏联学习
中共山东地执委秘书处旧址(济南市原东流水105号)
中共高密地执委旧址(北关傅书堂家),数年前被拆。
傅书堂的妻子李淑秀
1926年,傅书堂在高密家中,建立了中共高密地方执行委员会。这是中共高密第一届县委,傅书堂任高密地执委书记。傅书堂在济南被北伐军捉拿,被严刑拷打了七天后释放,他回到高密又投入到了发动陆殿臣部起义的工作。1929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卢福坦调到中央工作,省委书记一职由傅书堂代理。3月,他奉命去苏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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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高密深入工作 与李淑秀喜结良缘
1926年夏,傅书堂根据邓恩铭的指示,再次回到家乡高密,组织开展党的工作。同年秋,在高密傅书堂家中,建立了中共高密地方执行委员会,傅书堂任高密地执委书记,尚鲁民等为委员,统一领导高密已建立的六个党支部的工作。这年农历十一月廿三,傅书堂与李淑秀结婚了。李淑秀贤惠勤勉,孝敬双亲,使家里多了一个有力的帮手。
1927年3月,傅书堂调任中共山东地执委工作,尚鲁民继任中共高密地执委(同年6月根据新的党章改为中共高密县委员会)书记,高密地执委仍归山东地执委直接领导。
李培元是傅书堂的邻居,跟傅书堂学过手艺,从小两人关系密切。在傅书堂的引导下,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培元1960年回忆,傅书堂在高密期间,有一次,将四大卷机密文件交给他,让他当天送到南郭庄(即曹家郭庄,当时属高密县第八区,今属诸城)党支部。从高密城到南郭庄有70多里地,他借来自行车,一路小心翼翼,到了南郭庄,找到一个戴眼镜的老人,接上头,送下文件,让老人写了回执。当他回到高密城,才知道因为敌人搜查得紧,傅书堂奉命到济南工作了。
傅玉真在回忆录中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我和嫂子被调往济南做中共省委的掩护工作。哥哥改姓张,对外假充车队长。住处门口写上‘张公馆’三个字,我和嫂子也住在这座房子里。那时,敌人监视很严,机关不断被破坏,我们经常要迁居。”
李培元回忆,傅书堂到济南工作后,党组织安排他脱产跑交通,专门做青岛-高密-淄博-济南之间的党的联络工作。有一次,李培元接到党组织的指示,让他从青岛带一部油印机和活动经费到济南。在青岛,徐子兴与他接上头,交给他一部油印机和五百元钱。他将油印机放在手提箱里,把500元钱扎在腰里,终于将油印机和经费送到了济南。这次,傅书堂没有出面,由傅书堂的二妹傅玉真把东西取走了。
傅书堂是山东地执委特派员,经常回到高密指导党的工作。经傅书堂等负责人与中共高密地执委研究,确定了高密地执委的三大任务:一是沿门家苓芝、张鲁、宋家屯一线建立党的支部,向东北方向平度山区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二是在高密西南乡以曹家郭庄为中心,向诸城、高密、安丘三县边区开展工作,扩大党的组织,进行革命活动；三是发挥火车站支部便于交通的优势,及时运送党的干部,传送党的文件及宣传品。后来,这三大任务在一段时期内,有的完成了,有的部分实现,有的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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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入狱坚贞不屈 发动起义功败垂成
傅书堂到济南后,参与济南党组织的领导,住在市北的药山村。恰巧,军阀张宗昌的部队被北伐军打败,退却下来,从此经过,占据了党的秘密机关,傅书堂以政治嫌疑落入敌手。敌人对傅书堂进行了七天的严刑拷讯,但他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敌人面临溃退的局面,又拿不出确切证据,只得将傅书堂释放。脱离虎口后,傅书堂拖着受伤的躯体,与中共山东地执委取得联系,上级安排他回高密养伤,同时因为高密城在胶济铁路沿线,也便于联系。
回到高密后,傅书堂顾不上休养,就投入了发动陆殿臣部起义的工作。1927年6月,有“五省联帅”之称的孙传芳被北伐军打得大败后,其部下陆殿臣、陈以燊两师人马退到胶东,分驻高密、胶县,他们觉得投靠北洋军阀政府没有出路,在大革命余波的影响下,初步策划胶高独立。在高密等地,国共合作其时尚未破裂。傅书堂主持中共高密地执委开会,经讨论决定,以国民党的名义,派出党员打入陆殿臣师发动起义。傅书堂等人亲自找陆部倾向革命的参谋长商谈,并征得陆殿臣同意,在师参谋处设立了起义指挥部,傅书堂亲任指挥部组织部长,尚鲁民任宣传部长。
在傅书堂等人的发动下,高密的党员和火车站工会会员几乎全部参加了起义的筹备工作。行动开始后,派出党员在士兵中进行宣传教育,宣讲跟着北洋军阀干下去没有出路的道理；组织铁路工人拆毁了高密县蔡家站以西的一段铁路,阻断了陆殿臣与孙传芳的铁路联系；整个高密城将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四天时间,开了七个大会,比过春节还热闹。国民党左派也积极配合,国民党县党部常委李旭初与傅书堂等共产党人一起,策划、发动了起义。可惜,不久,传来北伐军败北,孙传芳余部又声威大震,一度南下攻打南京的传闻,加之孙传芳进行胁迫,陆殿臣部发生动摇,随即开往济南,起义遂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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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山东省委常委 争取农民武装未果
1927年10月10日至11日,山东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在济南郭店召开有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对省委进行了改组,选出委员11人、候补委员三人、监察委员五人,常委五人,傅书堂为常委之一,并任农民部长和工人部长。
11月初,在高密巡视工作的山东省委常委傅书堂获悉,在胶县南部、西南部和高密南部的一些村庄发生了以“大刀会”为名义的规模较大的农民暴动,即派高密县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宋国瑞(宋琦)等前往领导,以改组这支农民暴动队伍为革命武装。宋国瑞等赶到尧王山一带,找到“大刀会”首领。经讨论,双方同意组织革命委员会、成立土地革命军,规定了旗帜等事项。后来,傅书堂又派宋国瑞和单际祥到高密东北乡夏庄一带争取以农民为主组成的一伙土匪武装。结果,这两次努力,前者因为军阀的残酷镇压,后者由于土匪武装成分复杂,均以失败告终。但傅书堂不气馁,仍然鼓励宋国瑞等同志坚定意志,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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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赠送围巾 奉命赴苏联学习
1928年初春,时任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刘少奇到山东巡视工作,前往青岛,途经高密,专程下火车,来到傅书堂家中探望。离别时,刘少奇将自己围在脖子上的一条毛线围巾,送给了傅书堂的妻子李淑秀。
正当傅书堂和妻子李淑秀、二妹傅玉真在济南做党的工作风生水起的时候,1928年底,在山东党组织曾担负重要职务的王复元、王用章兄弟相继叛变。中共中央为保护干部,决定凡是“二王”认识的同志均调离山东。1929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卢福坦(后叛变)调到中央工作,省委书记一职由傅书堂代理。3月2日,傅书堂奉命启程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傅书堂走后,王复元多次带着捕共队到高密等地捉拿他。1929年8月16日,王复元在青岛市山东路110号新盛泰皮鞋店内,被中共中央特科人员张英及王科仁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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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冤二十载 回国作贡献
1961年秋,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傅书堂举行追悼会。
傅书堂在苏联学习期间,苏共开展了清洗“反对派”的斗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中共干部被打成“托派”“反对派”,遭到批判、逮捕,有的甚至被杀害,傅书堂亦先后两次被关押。直到1954年,苏联中央最高检察院才撤销对傅书堂的制裁。时隔25年,傅书堂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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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期间两度被捕 多次申诉终得清白
傅书堂自中国辗转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优美的学习环境,新鲜的学习内容,良好的生活条件,让傅书堂这个时仅24岁、仅有高小文化的小伙子既感到新鲜,又觉得压力甚大。入校的第一关是语言,只有先学会俄语,才能听懂老师的讲课,跟上学习进度。于是,傅书堂拼命练习俄语发音,抱着一本《俄华词典》翻来覆去地翻阅,终于在不长的时间内过了语言关。1930年7月,傅书堂转为苏共候补党员,并转入列宁学校,还在“红色无产者”机厂和“麦共世”造车厂参加生产劳动。
正当傅书堂想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来的时候,厄难不期而至。1931年初,苏共开展了清洗“反对派”的斗争。其实,自列宁去世后,苏联就接二连三地进行党内斗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加米涅夫、政治局委员布哈林等,先后被打成反党集团,予以撤职、开除出党,那些赞同他们思想观点的党员干部,也都受到整肃。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中共干部被打成“托派”“反对派”,遭到批判、逮捕,有的甚至被杀害。傅书堂被指控“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清党委员会决定给予临时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同年5月,他又因“反对派”嫌疑被逮捕审查,三个月后始得释放。
1931年8月,傅书堂被分配到高尔基城参加修建莫洛托夫汽车工厂的工作。他先后担当机器修理工、精细工具制造工和建设队长,以诚实的态度、忘我的劳作和优良的业绩赢得了厂党部的肯定。
1932年,傅书堂恢复了苏共候补党员党籍。1933年正式获得苏联公民权。此时,一位既是苏共党员又是处长的苏联姑娘爱上了他。几经踌躇,在异国他乡倍感孤独的傅书堂终于接受了这位苏联姑娘抛来的红绣球。两人结婚,一年后,他们的女儿问世,取名“露莎”。
1936年9月,苏共清洗“反对派”的斗争升级为彻底肃清所谓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组织的运动。傅书堂又因所谓的“托派”嫌疑被判五年徒刑,送往北方劳动野营改造。行前,为了不影响妻子和女儿的前程,他向妻子提出离婚,妻子无奈含泪同意。
经过在地处北极圈的科米自治共和国北方劳动野营和苏维埃农庄的五年非人的劳动改造,傅书堂满以为可以出狱了。但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有令,没有中央政府批准,野营中任何犯人不得释放。后来,经苏维埃农庄负责人连番为傅书堂上书请求,他才于1943年8月获得自由。
傅书堂先是留在苏维埃农庄工作,后到乌合塔城煤油联合制造公司工作,当过厨师、生产主任、技术工人等。1951年,他与30岁的苏联姑娘列别杰娃结婚。翌年,列别杰娃生下一子。
经傅书堂多次申诉和苏共党组织考察,1954年3月,苏联中央最高检察院指令,撤销其过去一切法律上的制裁,并恢复苏联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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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后回到祖国 经审查恢复其党籍
1954年6月,傅书堂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此前,他在苏联困顿了25年,有人说傅书堂的命运堪比苏武。
虽然傅书堂出国前曾担任过山东省委常委,并一度代理省委书记,但由于他在苏联的复杂经历,回国后,组织部门对他只好压级使用。他被分配到外贸部机械进出口公司,当了一名科长兼俄语翻译。傅书堂在回国后的一份报告中请求首先解决他的党籍问题。
1955年2月26日,中央组织部发出专文:“傅书堂同志回国以后,迫切要求解决其党籍问题。我们认为,关于傅在苏联两次被捕的情况,除根据本人自述外,尚无旁证,而这些问题一时亦难以查对清楚,故决定暂不恢复其党籍,而准其重新入党,并免除候补期。”
随着苏联“二十大”后对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1956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第179号专文:“傅书堂同志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去苏联学习,1936年曾无辜被捕失掉党的关系,1954年回国。当时因傅书堂在苏联被捕的一段情况无法弄清,故中央组织部1955年3月准其重新入党。现傅书堂同志要求恢复党籍,经过我们审查,决定恢复其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意味着,中央组织部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傅书堂反复读着这份文件,激动得热泪盈眶。
傅书堂在外贸部机械进出口公司任科长不久,就被提升为副处长。1958年,又将他调任山东省机械厅技术处处长。傅书堂不计较职务高低,一心扑在工作上,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长期艰苦生活的折磨,加上工作的劳累,使傅书堂患了肠癌,他不得不住院治疗。在病重住院期间,傅书堂仍然不忘为党工作,强忍着病痛,将所知道的邓恩铭、李慰农等先烈的光辉事迹和高密、青岛等地早期党组织艰苦奋斗的历程传给世人,为中共党史研究和红色教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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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岁时因病辞世 中组部召开追悼会
1961年9月29日,傅书堂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走完了56岁的人生征程。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哀乐低回,青松默立,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山东省机械厅技术处处长傅书堂举行的追悼会正在进行。追悼会现场正面两侧的挽联写着:“坚贞忠诚热爱劳动不愧为共产党员高贵品质；联系群众积极工作坚持了无产阶级优良作风。”副部长帅孟奇担任主祭人,并致了悼词。帅孟奇代表中组部对傅书堂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曾与傅书堂共事的一些老同志和众亲属参加了追悼会,他远在苏联的女儿露莎也赶来祭奠。此时,傅书堂仅仅是一名县处级干部,由中组部为其举行追悼会,可谓高规格以待。但熟悉傅书堂革命经历的人觉得,这对他来说是相称的,也有党史研究者认为,这是对其革命历史和斗争业绩的一种迟到的肯定。
1992年,傅书堂的骨灰迁回故里存放。他和妻子李淑秀的骨灰现安放于高密市烈士陵园西北侧一间平房内。
参考资料:《高密党史人物第一辑》、高密市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上)》、“山东革命文化丛书”《邓恩铭》《李慰农》《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和《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高密党史资料第一期》等。
部分图片由高密市烈士陵园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