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英豪庄克仁
庄克仁,潍县庄家村人,少年时期受着名共产党员庄龙甲的影响,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中共满洲省委派遣他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从此开始了抗日战争中一条隐蔽战线的战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十多年惊心动魄的斗争,书写了精彩的传奇故事。庄克仁和战友们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东北地区出生入死,英勇机智,前仆后继,为抗联组织和苏联红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本期撰稿:牟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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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庄龙甲 走上革命路
庄克仁生于一个极其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遭遇不测,二叔生死不明,爷爷接连遭受打击而离世,苦难不断地折磨着年幼的他。在族兄庄龙甲的影响下,他接受了反帝爱国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树立了为广大劳苦群众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理想。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庄克仁成了庄龙甲的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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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接连遭遇不幸 自幼经受生活磨难
庄克仁,原名庄龙诏,1910年11月16日生于潍县庄家村(现奎文区梨园街道庄家村社区)一个极其贫穷的农民家庭。全家八口人只有二亩地,一年仅有半年粮。他四岁时,父亲和二叔离开家乡闯关东,到中苏边界的漠河金矿当劳工。他七岁那年,突然接到父亲在归家途中被土匪杀害的噩耗,全家老幼悲痛欲绝。从此之后,二叔也杳无音信、生死不明。他十岁时,又得了重病,因为治病使得家中生活更加困难。三叔迫于生计,只得离别故土赴哈尔滨当木匠学徒。翌年身体一向很好的爷爷,由于接连遭受打击而突然去世。为了办丧事,家人不得不将仅有的场院典卖。家中只剩下庄克仁和年老的奶奶、多病的母亲、年少的姐姐相依为命。
春天时,母亲和姐姐给人绣花赚取微薄薪金,农忙时就在农田里帮工干活。庄克仁放学后也跟着母亲给人打工,以混碗饭吃。秋冬之际,她俩就到村南的烟草公司当女工,从事绑烟、挂烟、装笼、出笼、解烟等繁重的劳动,每天在极其紧张的高温环境中干12小时以上,仅能挣四角钱。全家人辛苦劳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有时还吃了上顿没下顿,遇上庄克仁交学费就到处借钱。这种苦难的生活一直伴随着庄克仁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1925年春,庄克仁在本村断断续续读完了初小四年级,母亲咬牙坚持供他上学,他考上了潍县毓华高等小学。母亲东取西借好不容易凑够了两元钱,才交了半年的学杂费。因为家里穷交不起米和面,庄克仁不能住校,只能来回走读,每天早出晚归,往返十几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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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庄龙甲影响 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庄克仁与庄龙甲是一个村,且同宗同辈,比庄龙甲小七岁,又同住一条胡同,关系从小就非常密切。庄龙甲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与王尽美、邓恩铭等同志成立山东省立一师党支部,他任党支部书记,开展革命活动。
1925年春,庄龙甲尚未毕业,就遵照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回到潍县创建地方共产党的组织。庄龙甲经常到潍县毓华高等小学宣传革命。自庄龙甲回潍后,无论白天晚上,只要有空,庄克仁就去找庄龙甲,很快接受了庄龙甲宣传的反帝爱国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树立了为广大劳苦群众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理想。在庄龙甲的教诲和影响下,庄克仁开始走上反帝反封建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潍县区分部于3月29日在二十里堡师范讲习所举行公祭,要求各个学校届时参加。毓华高小的校长刘剑华思想顽固,阻止师生参加追悼会。部分学生爬墙去参加,几名领头的学生回来后被开除。庄龙甲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在校学生进行罢课,同时揭露了刘剑华贪污教育经费的罪状。潍县当局被迫撤销了刘剑华的职务,换上了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王全斌为校长。毓华高小从而成为共产党人的革命阵地,也成为潍县第一个革命活动中心。庄克仁参加了这一革命活动,并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
“五卅”惨案发生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在全国兴起。庄克仁和毓华高小师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五卅”革命斗争运动。随后,通过毓华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在潍南、潍东、潍西几十个村庄开展了革命宣传活动。经过一系列革命斗争实践,庄龙甲也吸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这期间,庄龙甲经常对庄克仁等积极分子进行教育。
庄龙甲、王全斌和由济南回潍县的牟洪礼以毓华学校为基础,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联系附近的文华、文美中学的师生和乐道院医院医护人员,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刊物,激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其间,庄克仁传递信息和联络工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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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地执委成立 庄克仁为通讯员
1926年春,中共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先后派关向应、丁君羊到潍县视察工作,同庄龙甲等负责人具体研究党团组织的建设等问题。到6月,潍县已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200多人,有十几个村庄建立了党团组织,与潍县交界的昌乐、昌邑、安丘等县也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在潍县建立党的领导机关,不仅是完全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庄龙甲根据省地执委的指示,在城南茂子庄王全斌老家的场院里,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二十余人,正式成立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庄龙甲任第一任书记,牟洪礼任执行委员,王全斌任候补执行委员,地执委机关设在潍县城东关南大街王全斌家。庄克仁在这一时期,是庄龙甲的通讯员。
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使党在潍县的组织活动有了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革命烈火在潍县大地上越烧越旺。1926年下半年,在潍县城东南、城西南、城南和城北建立了四个中共区委。凡是建立了党团组织的农村,都建立起农民协会、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大人小孩都大唱革命歌曲,积极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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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过搜捕队 赴东北避难
中共潍县委员会领导革命队伍进行了砸大柳树税局子、抗租抢坡等斗争,庄克仁参与其中,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和锻炼。不久,庄龙甲、王全斌先后被害,潍县第二届县委又遭严重破坏,敌人搜捕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庄克仁先去青岛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去东北哈尔滨投奔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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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 参与对敌武装斗争
1927年春,潍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潮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武汉汪精卫政府又公开叛变革命,于是蒋、汪以反共为基础相互勾结,实现了“宁汉合流”。他们一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中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彻底破裂。
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疯狂镇压革命的白色恐怖形势下,由于庄龙甲等共产党人的提前策划使潍县还暂时没有受到波及,但也有山雨欲来之势。1927年7月的一天晚上,庄克仁在庄龙甲的书舍里,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与本村庄兆旗、庄宗章在村里组成了第一个共青团支部,庄克仁任团支部书记。此后,由团支部主持组建了本村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在星期天或傍晚时,村团支部常常组织青少年排成长长的队伍,在村外东大路上一边走一边高唱革命歌曲。当时潍南的庄家村和东曹庄青少年尤为活跃,全村人革命热情都很高,所以两村在潍县有“小莫斯科”之称。
1927年冬,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共潍县委员会,庄龙甲任书记,隶属山东省委领导。庄克仁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还参加了由县委领导的文美女子中学的罢课斗争。1928年县委领导了砸大柳树税局子、抗租抢坡、武装夺取日军军列面粉及大柳树武装暴动等斗争。庄克仁在参加以上斗争中,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和锻炼。
蒋汪反共气焰在全国日益嚣张,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为了保全各地党组织,革命运动暂时由半公开转入地下进行。
大柳树武装暴动失败后,庄龙甲积劳成疾病倒了,县委决定让他到安丘杞城庄去治疗。
1928年10月12日,中共潍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庄龙甲同志在南流镇壮烈牺牲了。这年冬天,庄龙甲的亲密战友王全斌在潍县也受到通缉,此时他已调往高密县任县委书记。
一天王全斌去济南省委开会,在火车上被国民党特务宋法玉逮捕,移送到潍县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刽子手李朝英,除夕之日被残害。
庄龙甲、王全斌这两位中共潍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仅相隔四个月的时间先后被敌人杀害,这是潍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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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出卖组织遭破坏 离开家乡躲去哈尔滨
1929年2月,在潍县东南乡曹庄召开了中共党员代表扩大会议。会议由牟洪礼主持,参会者30余人。庄克仁作为共青团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共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成立中共潍县第二届委员会。会议选举出牟洪礼、马宣元、庄立安等七名委员。会议始终贯彻继承庄龙甲、王全斌烈士的遗志,振奋精神领导潍县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不久,牟洪礼调往青岛市工作。
中共潍县第二届委员会在山东省委的领导下,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没有被吓倒,而是领导潍县人民继续战斗,并使党组织在潍县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庄克仁和县委委员庄立安回到庄家村小学,利用小学教员的身份做掩护,继续在潍南开展地下革命工作。
由于山东省委出了大叛徒王复元、王用章,致使省委机关及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大批重要干部遭到逮捕或杀害。
1929年夏,潍县第二届县委又遭严重破坏,县委委员庄立安和其他四名委员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29年9月,中共潍县委员于画舫已调离潍县,去青岛配合省委铲除叛徒。正在庄家村小学上课的庄立安,一早被敌人搜捕队逮捕。庄克仁因未在学校,躲过了一劫。随后村里四个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均逃去东北避难,庄克仁也去青岛隐蔽了一段时间。回潍后发现,潍县党的活动已陷入停滞状态,仅有潍北牟竹轩去潍南组织了瓦济会,两三个月才联系一次。那时庄克仁的姐姐已经出嫁,家中生活依然十分拮据。第二年春夏之际,迫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的恐怖形势,庄克仁不得不离开家人去东北哈尔滨避难,投奔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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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情报组 建秘密站点
北满特委抽调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加入到国际情报组织,庄克仁因稳重老练和较丰富的斗争经验而被选中。王东周是哈尔滨分站组长,给庄克仁布置了具体任务:负责在东北地区二十多个重要城镇和交通枢纽反日情报的接收工作。庄克仁很快建起了四个秘密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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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国际情报组织 接受隐蔽战线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战争的步伐,在迅速占领东北后,又妄图以东北地区为跳板进而吞并全中国,同时还对社会主义苏联构成极大威胁。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迫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向中国共产党紧急提出要求,成立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中国支队,由苏联红军情报总部指挥。中共中央将成立中国支队的任务交给了中共北满特委。北满特委抽调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加入到国际情报组织,并选派骨干人员前往苏联军事院校进行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学习,同时在东北地区筹备建立多处情报站点。
1933年,庄克仁刚满23岁,一米八的个子,稳重老练,工作积极,正是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年纪。他经历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较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以被组织选中。
王东周是国际反帝情报组哈尔滨分站组长,化名老曹。杨佐青是副组长,化名老刘,庄克仁化名老于。该组织在内部又称“哈尔滨”情报分站,是东北地区国际情报组织三大重要情报组织之一。身穿皮袄,头戴皮帽的庄克仁,在江北一个偏僻居民区内,面见领导王东周。王东周跟他寒暄后,交待了具体工作: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在敌后组织群众破坏日军交通和军事设施；在日寇占领区,迅速开展反日战略情报工作。王东周再三叮嘱,情报工作是一项特殊工作,风险非常大,遇事要多动脑子,要更加机警敏感,想方设法搜集敌人的情报,还要保护好自己,同时严格执行国际情报组织纪律,搞好保密工作。王东周最后宣读了国际情报组织的纪律规定,同时也布置了具体任务。
根据国际情报组织的纪律,参加国际情报工作的人员均与原中共组织脱离关系,只能与国际情报组织派来的领导人员或同事间实行单线联系。情报人员的身份必须保密,对于亲人、熟人或老领导都不得暴露身份。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本侵略军和伪满军的军事、经济活动情报。如军队的编制、番号、武器装备、特种兵器装备、军需供应、日军驻防和调动情况,日军的军事建筑、兵营、军需工厂、军用铁路、车站、码头、仓库、飞机场等重点设施以及官兵的训练和计划等,还有日军最近的各种变化情况等。
庄克仁回到家中,认真回味王东周的谈话,认为国际情报工作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承担这项任务是极其光荣的,责任也是重大的。同时也知道这项工作危险性极大,可称为在刀尖上跳舞,随时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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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情报接收工作 建起四个秘密站点
庄克仁接受了任务后,即开始执行国际反日情报工作,负责在东北地区大连、奉天、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绥芬河、牡丹江、佳木斯等二十多个重要城镇和交通枢纽反日情报的接收。
庄克仁很快建立起四个接收情报的秘密站点。第一个站点是他就读的哈尔滨市立一中。王东周交给他一些假名单,凡是从外地寄来的信是这些假名字,他就从学校公开栏里取走,再由他交给王东周和杨佐青。由于外城来信频繁且数量大,怕引人注意,庄克仁就介绍同班同学王兴邦参加。后经王东周和杨佐青批准,王兴邦也参加了国际情报工作。王兴邦和庄克仁轮流取信,避免了一些麻烦的发生。
不久,王兴邦又介绍了敬思瑞。敬思瑞是警官学校毕业的,在日军侵占哈尔滨前夕,市警备队策划起义时,他曾被推选为去东山里打游击的向导。敬思瑞此时在三十六棚铁路大厂子当门卫,取信十分方便,这里就成了他们取信的第二个站点。
第三个站点建立在哈尔滨法政大学,那里学生多、人员复杂,许多人都互不认识,外人取信也无人过问。于是,就由庄克仁和王兴邦交替到这里取信。
第四个站点设在铁路局一个机关内,由王东周介绍的一个姓赵的同志,也是警官学校毕业的,当时他在中长铁路工作,他去取工业大学的来信,与庄克仁接头。联系地点是在大直街电车终点站附近,时间一般是在下午庄克仁下课后的四五点钟。
随着四个站点的建立,同时也发展了一些同志加入情报组织,还建立了一些有关的社会关系,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之后,在哈尔滨市内又建立起接收外部反日情报的多个站点。随着情报人员的增加,各种情报资料也多了起来。
为了减轻领导的业务量,组织决定由庄克仁负责情报开封、显影等工作,后经整理再送交王东周。当时显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淀粉汤泡后寄出的,用碘酒水显字；另一种用柠檬水浸泡过寄出的,是用火烤显字。日本军事情报,或称为重要情报,大部分用这样的方式寄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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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哈尔滨 建起情报网
《中共哈尔滨党史大事本末》中关于国际情报组织的文章。
庄克仁一边在学校接收情报,一边发展情报人员。他发展了在日本关东军仓库当装卸工人的蒋鸿滨、在飞机场当装卸工人的赵永庆等,及时掌握了日军调动和运输及飞机种类和活动情况等,在哈尔滨市基本上建起了一个搜集日本侵略军情报网和收集传递情报的完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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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内接收情报 急中生智摆脱特务
开展情报工作的过程充满了危险。一天,市立第一中学训育科贴出了招领挂号信的通知,上面都是庄克仁取信的假名字。庄克仁敏锐地觉察到了危险,及时通知了寄信的同志修改了名字和地址,避免了可能暴露的风险。道里十四道街邮政的傅成林发现一封寄往哈尔滨日军宪兵队特务处刑事科的告密信,偷着打开一看,内容是:“庄紫封(庄克仁的别名)是反满抗日分子,赶快去抓他。”傅成林立刻将密告信烧掉,并及时通知了庄克仁。庄克仁连学校毕业考试都没参加,急忙躲了起来。
几天后风声已过,庄克仁与王兴邦约会时,被一个便衣特务跟踪,他急忙闪进一家商埠,从别的门出来甩掉了特务。庄克仁担心王兴邦有危险,但来不及通知他,于是急中生智迅速换了件上衣,再次去约会地点,发现王兴邦已被特务盯上。他趁街上人多,快步上前边猛撞了王兴邦一下,在人群里拖着他快速摆脱了特务的跟踪。
那时由中文翻译成俄文工作量很大,往往由于翻译不及时而影响反日情报的迅速传递。王东周指令庄克仁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帮翻译。庄克仁和王兴邦物色了几个人,后经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王式斌。又经组织审查同意,正式介绍王式斌加入了国际反日情报组织。那时王式斌的家就住在三十六棚工艺胡同二号,王兴邦也住在附近,这样联络起来很方便。有了王式斌同志的加入,情报翻译工作加快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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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内发展人员 及时掌握日军动向
庄克仁在哈尔滨市内和周围建立反日情报点,以及时掌握日军活动和驻军情况。松花江北庙台子站经常有日军及军需物资转运,王东周指示找一个可靠的人了解那里的情况。1933年仲春,松花江尚未开冻,过江仍然很方便。庄克仁经朋友推荐,认识了油漆工人史顺臣。史顺臣脚有点跛,但民族意识很强,能说会道,交际面广,他接受任务后,从五六月份就常去庙台子站观察日本军事转运情况,并及时上报庄克仁。不久,史顺臣介绍了家住滨江车站附近的蒋鸿滨,组织上让他负责了解滨江车站和三棵树车站的日军军事运输情况。蒋鸿滨常到日本关东军仓库当装卸工人,从那里得到不少日本军队调动及运输的情况。
庄克仁考虑到敬思瑞活动能力较强人又可靠,想让他打入哈尔滨车站(大站),一方面掌握哈尔滨车站每天的日军军事运输情况,在站内发展地下反日情报人员,另外,还要求他仍兼任三十六棚工厂的取信工作。之后,敬思瑞如愿到了哈尔滨车站当了工人。过了一段时间,他发展了同学汤锡铭加入。汤锡铭在站上当统计员,能及时掌握经过车站的日军军事运输情况,包括时间、数量、动向等。敬思瑞还发展了木工王成林。王成林在哈尔滨车站专门负责运往外地的军用木箱,借这个机会可从纸扉子上了解发往日军部队的名称与番号以及发至地点等。
根据组织决定,为适应形势和完成任务的需要,敬思瑞又被派到牡丹江开展反日情报工作,在由牡丹江回哈尔滨汇报工作时,在哈尔滨发展了赵永庆。赵永庆家住哈尔滨跑马场附近,常去飞机场当装卸工人,能及时掌握日军飞机种类和活动情况。
1933年秋,王式斌又被调到了伪满军第四教导队,做文书工作。他按期给组织输送一些日伪军机密情报,包括部队的序列编制、所谓“讨伐计划”以及军械子弹月报和其他一些机密资料等。
至此庄克仁在哈尔滨市基本上建起了一个搜集日本侵略军情报网和收集传递情报的完整系统,为苏联情报总部及时掌握日军动态提供了可靠基础。此时庄克仁被任命为哈尔滨情报站的副组长,开始直接与苏联上级领导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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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核实审查 外派情报人员
王东周给庄克仁的另一个任务,是核实与审查向外地派出的地下反日情报人员和派往苏联受训的学习人员。
1933年4月,王东周介绍第二师范中学学生陈万言,由庄克仁派去吉林海龙和朝阳地区开展地下反日情报工作。
1934年1月初,庄克仁又派陈万言到苏联莫斯科学习。那时陈万言只知道庄克仁的化名于得水,简称老于。
1933年5月,王东周要庄克仁找两个可靠的人去大连开展地下反日情报工作。庄克仁审查后即派李绍剑、庄景山一起到大连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李绍剑二十多岁,曾在大连卖过丝绸。
1933年初秋,庄克仁又派史顺臣到依兰、佳木斯一带开展地下反日情报工作。
1933年秋末,庄克仁在松花江北呼兰县又发展了同学姜其明。姜其明和爱人在呼兰城大街上租了一间门市房卖些文具用品,出门观察日军军事运输非常方便,因为这是冬春季日本军用汽车往下江去的必经之路。
1933年冬,庄克仁派于保合和两个皮鞋工人去苏联学习。1934年春,王东周介绍吉林职业中学的两个学生,也由庄克仁派往苏联学习。此时杨佐青已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庄克仁成为王东周的唯一助手。
1934年春夏之际,由南满来哈尔滨的共产党员王群被庄克仁派往苏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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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地下电台 刀尖上跳舞
赵宗博
庄克仁在哈尔滨负责接待从外地来的情报人员,为了保密和防止坏人混入,必须严格考察。他收集了大量敌方情报,包括日伪在奉天举行大规模军演的计划、军用文件和地图等,这些情报在抗日战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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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机关搬离闹区 建小卖部掩人耳目
1933年8月,王东周去南满、大连、奉天、吉林、长春等地区视察地下反日情报工作,行前指定庄克仁主持哈尔滨站的工作。
王东周走之前,专门介绍庄克仁与苏联领导直接联系,同时介绍了一个侯姓同志和庄克仁负责情报联络,另外还介绍了一个姓黄的电报生。过了不久,那个姓黄的电报生交给庄克仁一部无线电台。庄克仁把电台隐藏在兵营居民区铁路宿舍王成林家的地板下。1933年9月,王东周回到哈尔滨。
1934年初,史顺臣已从佳木斯回到哈尔滨。为了安全起见,王东周计划将国际反日情报临时(指挥)机关搬离闹区,迁至偏僻的太阳岛附近,他指派史顺臣筹备办理此事。史顺臣在小九站江北对过,租了姓魏的两间木板房。过了几天,由王东周、庄克仁、史顺臣三人在这里开设了一个小卖部,作为反日情报机关临时办公点,以避开哈尔滨市内日伪特务人员的监视和检查。小卖部主要经营烟酒、水果等物品,名义上史顺臣是老板,王东周和庄克仁是伙计。
为了工作,王东周和庄克仁还是照例去市里与外地来哈尔滨的情报人员接头,有时也在小卖部。那时市内取信还是由王兴邦负责,他有时也来这里送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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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接待外来人员 收集日伪重要情报
1934年7月,根据王东周的指示,庄克仁接待了从吉林来哈尔滨的同志,并接受了包括有关朝鲜、敦图线、拉滨线等地日军军事重要战略的情报。中秋节的前几天,庄克仁在天泰楼旅馆接见了一个从奉天(沈阳)来的庄公漠,他送来了日军和伪满军在奉天地区联合军事大演习的军事计划和军用地图等重要情报。
同年秋天,庄克仁接待了一个来自齐齐哈尔的王姓女同志,她送来的是四洮路日军军事运输机密材料,全为日文原件抄本,是非常重要的情报。1934年冬,迫于敌后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江北的国际反日情报临时机关,不得不转移到市内去。此时,庄克仁奉命在金城旅馆接待了从苏联学习归来的苏钦臣,他在苏联莫斯科学习了爆破技术,不久要去奉天和一个美国人联系,庄克仁还与他一起研究了有关情报搜集与传递事宜。
接待外地来的同志,按照组织纪律要求,为了保密和防止坏人混入,必须严格考察来人,还要对一系列暗号。这些工作,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
日伪要在奉天举行大规模军演,庄克仁得到了演习计划、军用文件和地图等情报,并及时传递到苏联总部,使总部首长准确了解了日伪军事实力,并掌握了他们最新的变化动态。后来又得到日伪第三军管区要联合围剿抗联第八军的绝密情报,他们通过苏联总部及时通知抗联,使第八军提前做好应急准备,避免了重大伤亡且保存了部队军事实力。
1935年,在大连被称为“抗日放火团”的情报人员,先后对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基地及后勤仓库进行了爆破和放火行动,烧毁了日军部分军用物资,破坏了日军后勤补给系统；在中苏边境上,国际情报人员侦察了当时日军修建的“东方马其诺防御战线”,为后来进攻日本关东军奠定了基础。这些情报,在抗日战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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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莫斯科学习军事 回国建立地下电台
庄克仁是一个个性鲜明、天资聪颖、勇敢机智、革命热情非常高的人。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忠诚、正派、有担当、善于团结人,为哈尔滨情报工作大力开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国际反日情报工作的需要,组织决定送庄克仁去苏联学习。1935年春节前,庄克仁奉命踏上了去苏联的征程。他由绥芬河过境,辗转颠簸经过半个月的时间到达莫斯科。一位苏联负责同志接待了他,并安排他开班学习,同时又调了一个东方大学毕业的铁路工人给他当翻译。一个月后转到莫斯科郊区的一个红军俱乐部。除了学习政治和军事常识外,还学习了一些从事秘密工作的技术,如密写、照相、化装等。之后,还学习了如何编写密码,怎样在日伪统治区建立秘密电台及使用,如何组织和领导地下反日情报工作等。
经过九个月的学习,庄克仁在中秋节前回到哈尔滨,苏联情报总部任命庄克仁为哈尔滨站组长。之后,他就开始独立在哈尔滨——牡丹江地区领导和组织国际反日情报工作。在接受工作的同时,开始着手筹备哈尔滨——牡丹江一带建立地下电台。
庄克仁和电报生赵宗博去苏联伯力学习无线电台收发技术及联络方式等,两个月后两人先后回国。不久,即在哈尔滨香房区赵宗博家秘密建立地下电台。庄克仁他们增添了迅速传递情报的工具,地下情报工作如虎添翼,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日本侵略军的特务人员也千方百计搜索我方情报人员的电台。
由于日伪军的大量情报泄露,造成了他们在战场上连续失败和军用物资的大量损失,关东军首领恼羞成怒,命令其宪兵队加大力度搜捕情报人员和电台。以庄克仁为首的哈尔滨反日情报组织,在被侵占的祖国大地上与侵略者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游击战。日本关东军特情部报告,在哈尔滨市无线侦缉队窃听到无数次可疑的电台呼号,特务们通过邮检也发现了疑点,在这里的哈尔滨国际情报组织成了日伪军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日军运来几台无线电侦探车,日夜不停地探测信号源,用高倍望远镜和分区轮流停电的办法,绞尽脑汁搜寻电台。为了躲避日本宪兵的追踪,庄克仁他们在哈尔滨市内和郊区先后变换了四个电台地址,利用游击战术和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保证了人员、电台的完好。
到1937年初,庄克仁已在地下反日情报工作的岗位上顽强战斗了四年,经验和教训使他成熟,成为杰出的情报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四年来,庄克仁和他领导的哈尔滨反日情报站,为苏联总部输送了几千份有价值的日伪军军事情报,其中有许多极其重要的情报,为苏联和中共领导人重大决策提供依据,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很大贡献。由于哈尔滨情报站成绩特别突出,1937年2月接到苏联总部的嘉奖电报,并荣获一等列宁奖章和金表的奖励。当时获此殊荣的,国际情报组织中国支队中仅此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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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战关内外 插入敌心脏
卢沟桥事变前,庄克仁奉命由上海转移到天津,在关内建立新的情报网,他们还在奉天、四平、锦州等地建立秘密电台。到1940年春末,牡丹江和奉天一带的地下电台都建立起来了,两地反日情报组织也都建立起完整的情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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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至天津建立新情报网 与张玉霞结为夫妇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即将打响,哈尔滨反日情报站接到苏联总部的指示,命令庄克仁带大部分人员,向关内转移建立新的情报网。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庄克仁奉命由上海转移到天津,接收总部给的新任务。当时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这个消息对庄克仁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同时也激励着他在国际反日情报战线上更加努力。
庄克仁和赵宗博、敬思瑞在天津英租界60号忠厚里租了彭相家几间沿街门头房住下。晚上他们一起听国内广播,白天着手开展地下反日情报活动。这期间,他们三人对四年来的情报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对于过去的教训和失误提出了改进办法,有关今后开展情报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详细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根据上级指示,重新组织并安排了新任务。另外还有从上海、青岛转来天津的张惠忠和龙桂洁夫妇二人,与庄克仁他们联系上了。张惠忠夫妇继续与南满奉天的地下情报员崔炳章联系,并由崔炳章按期到天津传送敌军情报。
1938年秋,由于建立地下反日情报临时机关住所的需要,同时根据组织决定,庄克仁与情报人员张焕庭的女儿、19岁的张玉霞结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张玉霞和弟弟张振华与庄克仁一起工作。他们经营裕大照相馆,庄克仁是老板,张玉霞和张振华是伙计。
在执行地下反日情报工作中,为发挥照相馆的临时情报机关作用,张玉霞和张振华都做了很大贡献,尤其是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使庄克仁能摆脱照相馆的事务工作,集中全部精力搞反日情报工作。在敌人几次搜捕和跟踪的危险事件中,他们全力掩护,使庄克仁脱离危险并能继续坚持在天津战斗。
1939年夏秋之际,天津市发大水,庄克仁他们屋内积水约有一米多深,不得不将重要物品搬到二楼两间居室里。张振华年轻力壮,帮助情报机关做了大量防水工作。更值得一提的是,张振华主张买了一只小船并学会划船摆渡,使庄克仁他们的情报工作基本未受影响,包括国际情报组织的指示和崔炳章来天津定期取情报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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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日军司令部驻地 在奉天建立秘密电台
1939年初秋,根据国内和国际反法西斯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上级要求,庄克仁先后指派张惠忠、龙桂洁夫妇和敬思瑞由天津到东北牡丹江,开展地下反日情报工作,建立地下电台。约在11月中旬,庄克仁又亲自带一个工作组,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驻地奉天和四平、锦州等地开展反日情报工作,并在奉天建立秘密电台。
很快,四平、锦州等地的地下电台相继建立起来。大量日军军事情报随着电波振动,源源不断地传到苏联国际情报总部。庄克仁带的这个工作组,有赵宗博、崔炳章、史顺臣、张焕庭和张玉霞等。但由于张玉霞怀孕产期临近,张焕庭又有转交天津一些业务事宜,所以他们父女二人是在1940年春才到奉天的。这个时期国际情报组织的中国支队,除了在东北各地外,还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也建立了情报站,情报人员达数百名之多。
1940年春末,牡丹江和奉天一带的地下电台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两地反日情报组织也都建立起完整的情报系统。根据当时的纪律规定,两地小组只能独立工作,不能进行横向联系,只有庄克仁与他们各自进行单线联系。这段时期,关内外国际情报站的机关设在庄克仁奉天的家中,庄克仁的公开身份经常变更,如电表行、药材店、照相馆等老板,执行接头任务时还要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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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报频繁电台暴露 七人被捕遭受残害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日军在东北地区也加紧了备战,兵员、武器、坦克、汽车和军需物资大量调运,使庄克仁他们的情报量激增。为了完成任务,牡丹江地下电台改原每周发报一次为随时收发。这样,电台电波暴露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很快不幸的事情发生了。7月16日凌晨,张惠忠刚发完电报,还未来得及将电台藏起来,就听到外面有异常动静,接着冲进来一群日本宪兵。这时,情报站已被满洲新京(长春)日本关东军特别宪兵队和牡丹江日军宪兵队几十人包围。张惠忠和六名地下情报员被逮捕,后被送到哈尔滨七三一生化细菌部队做活体试验残害。
事件发生后,庄克仁非常气愤和悲痛。为了保全组织,他对各小组下达了“注意隐蔽,确保自身安全,还要完成任务”的指示。奉天地下电台的赵福元(赵宗博),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在日本宪兵队到处探查可疑电波的情况下,在奉天市多次更换电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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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堡暴露 回天津坚守
2006年,庄克仁(左)与白塔堡事件牺牲的战友赵宗博的女儿合影。
庄克仁将电台搬到远离奉天市中心的白塔堡,但还是暴露了,敌人包围了白塔堡站点,庄克仁因外出逃过一劫,但其他同志全部遇难。庄克仁被迫离开奉天,继续在天津开展反日情报工作,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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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被围多人遇难 庄克仁迅速转移
为了安全,庄克仁先后转移到奉天深井子区荒地沟村及铁西区的一个煤球场,最后又搬到南郊白塔堡。白塔堡是位于奉天南郊约三十里的小村庄,当时庄克仁也考虑远离市中心,电台设在这里比较安全。但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后,情报数量大幅度增加,电台的收发报频率也大幅度提高。日本宪兵层层布防和严密监视下,白塔堡的地下电台也暴露了。
1943年2月10日,庄克仁和赵福元在奉天市小南门里连奉澡堂附近秘密见面。刚刚过了春节,天气十分寒冷,赵福元头戴皮帽,紧紧裹着黑色皮大衣,脚蹬一双毡子鞋。庄克仁匆匆拿出一份电报交给他,二人相约两天后再在大东门外接头。但是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俩最后一次见面……
当天深夜,赵福元回到白塔堡,刚发报完毕,就被一百多名日本关东军特别宪兵队和奉天日军包围了。在此站岗放哨的史金友当场被打死,赵福元和史顺臣等数人都被逮捕。日本宪兵连一个卧病在床的情报人员也不放过,将他扔到军用卡车上拉走了。经敌人严刑拷问,几个人均无口供,后被日军宪兵押送到哈尔滨,给臭名昭着的日本七三一生化部队做了细菌试验折磨而死。敌人称之为“白塔堡事件”。
庄克仁当时的化名叫张化南,群众都称他张先生。“白塔堡事件”发生时,庄克仁外出不在奉天。10月12日上午9时他按约定前往大东门外菜市场东边的小胡同接头。胡同北头西墙上有块活砖,那是反日情报组织的联络暗号,一方如果有情况,就把砖头调一下角度。砖头仍是原来的方向,庄克仁便在这里漫步并观察周围的情况,等了一会儿仍不见有人来,他敏锐地感觉到可能出了问题,必须马上到白塔堡查明情况。
庄克仁来到白塔堡村边,佯装到一个烟摊买香烟,同时警惕地观察周边的情况。这时,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凑上来轻声叫:“张先生!”庄克仁转身定睛一看,是照顾生病的情报员的那位老乡的女儿。小女孩靠近他,低声说道:“俺爷爷看见史大叔他们被日本宪兵抓走了,他说你今天要来,叫我在这里等你,告诉你千万别过去,屋里藏着人……”预感瞬间变成了现实,庄克仁很快镇静下来。先告别了小女孩,换了身衣服,找了辆三轮车立即赶回市里皇姑屯,然后迅速回到同兴店胡同的家中。
妻子张玉霞正在包饺子,庄克仁说:“先不吃了,你赶紧将保存的情报材料烧掉,把家里收拾收拾,带上临时用的东西,抱着孩子到南门外的小屋住,老赵他们被敌人抓走了……”之后他急急地离开家,安排其他情报人员转移及隐蔽,同时交待了销毁文件等紧急善后工作。庄克仁又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了“白塔堡事件”的概况,并向上级组织作了汇报,之后他找地方隐蔽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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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天津开展工作 解放后重回党组织
在“白塔堡事件”之后,日本特别宪兵在铁西煤厂、白塔堡村附近和奉天地区重要交通枢纽,严格搜捕高个子的山东商人“张先生”达半年之久。
过了一段时间,庄克仁在牡丹江日本商行工作的叔父,带着通行证来到奉天,把张玉霞和孩子送到了天津市英租界固定据点——裕大照相馆。
当时由于敌人搜捕庄克仁很紧,使他既不敢去伪警察署办理回关里的手续,又不敢离开奉天,他和岳父张焕庭一起,到北市场二马路兴安电社分店潜伏。商店经理李光明是庄克仁的朋友,但他不知庄克仁的真实身份。李光明因为日语说得好,正在教日军警务厅的人学汉语,所以日伪警察一般不到他的商店检查。直到8月下旬,伪汪精卫政府在奉天设立了使领馆,庄克仁通过关系在那里办了护照,离开奉天回到天津。
根据国际情报总部的指示,庄克仁他们继续在天津开展反日情报工作,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后,庄克仁等执行苏联国际情报总部的命令,隐蔽待命。
从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中国支队人员在我国东北等地区搜集了敌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我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们也付出了极大牺牲,因工作特殊性,一直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
东北解放时,庄克仁找到中共东北局组织部,要求再回到中国共产党内部来,中共东北局组织部批准他重新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极大热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中。先后任职于东北电工局、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电器科学研究所、广州电气研究所、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等。
庄克仁是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中苏关系交恶时,他一度被污为“苏修特务”,直到1972年,经过组织上大量内查外调,终于澄清他这一段革命历史,为他作出了审查结论。1984年经中组部批准,国家机关党委发文,庄克仁的党龄从1932年起连续计算。2006年10月,组织上承认他1927年参加革命。至此,他的历史遗留问题才得已全部解决。
2007年1月10日,庄克仁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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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庄克仁的《我反帝革命活动简要回顾》、《隐蔽战线的英雄》、庄兆兰的《战斗在敌后的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庄悦新的《南园子记》。庄锦华、牟兰贞、庄兆兰提供了帮助。
本期部分图片由庄兆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