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清书,字画舫,潍县前阙庄村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领导了潍北猪鬃厂的工人罢工、“短工罢市”、“吃坡”斗争等,并取得了胜利。1930年3月18日,县委领导的桥西暴动失败,他因叛徒出卖被捕。1931年4月5日,包括于清书在内的22名党的优秀儿女高唱《国际歌》,集体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走上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1989年4月4日,四五烈士纪念碑在刑场旧址落成,于清书的名字被刻在了上面。巍巍丰碑,浩气长存,这座纪念碑记载了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
本期撰稿:孙兆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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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前阙传播红色火种
耿梅村
《于氏支谱》
前阙庄村是潍县猪鬃的发源地,是潍北一带闻名的富裕村庄,住在此村的于清书家庭条件也相对优裕。于清书的父亲与村中地主在争买土地时发生纠纷,由于势单力薄,受尽屈辱,卧病在床而去世。1928年,在参加教育训练班时,于清书见到了中共潍县县委委员牟洪礼,从而看到了人间的光明。
地主欺压父亲郁闷离世 家庭变故埋下反抗种子
于清书,字画舫,1905年出生于潍县城北的前阙庄村,以字行世。清朝末年,潍县猪鬃加工制作产业兴起,前阙庄村是潍县猪鬃的发源地,这里成了潍北一带闻名的富裕村庄。
于清书家中薄有田产,家庭条件相对优裕,少年时即天资聪颖、多才多艺的他考入潍县县立中学,得以就读校中。然而,封建社会制度下两极分化的残酷倾轧,却安排了少年于清书的另一种命运。
前阙庄村依靠猪鬃产业已发展起十几家大地主,在剥削压迫贫苦农民的同时,相互倾轧争夺。在争买一片土地时,于清书的父亲与村中地主发生纠纷,由于势单力薄,受尽屈辱,从此一病不起,使少年于清书心灵上埋下了仇恨反抗的种子。
据不少村民回忆,中学时,于清书就显示出了绘画的天赋,那时,他经常画的是昂首怒目的大公鸡,以此发泄自己的郁闷心情。谁也没想到,更大的不幸还在等待着于清书。中学即将毕业时,卧病在床的父亲去世,家庭变故,孤儿寡母成为地主富户蚕食的“鱼肉”。于清书只得辍学回家,成为家庭“顶梁柱”,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
回村后,由于读过中学,于清书成为村中小学教师,为延续家庭血脉,母亲早早地为他完了婚。他经常一个人在学校坐到深夜,思考着自己人生的未来,动情处,常至眼含泪水引吭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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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县城参加教育训练班 见到革命领路人牟洪礼
1928年初春,潍县国民政府当局以兴办教育为名,在县城举办教育训练班,于清书以前阙庄小学教师的身份参加到训练班当中。也许,连于清书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里会成为他“红色”革命生涯的开端。
地下的烈火在燃烧,早在1926年6月成立起的中共潍县县委(史称“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已发展党员100余人,建立起十几个党支部。县委抓住这次机会,安排身份合适的党员打入训练班,宣传马列主义真理,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训练班上,于清书遇到了耿梅村。耿梅村,寒亭人,于清书中学的同学和挚友,此时已秘密成为共产党员。最难风雨故人来,于清书面对着中学时代的挚友,一腔对旧世界的不平和仇恨,河水敞开闸门似的奔流发泄。两人彻夜交谈,常至天明。说到村中地主恶霸欺压乡里,于清书拍案而起,义愤填膺。耿梅村倒是温文尔雅,娓娓地向他讲述了贫苦阶级团结起来闹革命的道理。说到最后,耿梅村微笑着说:“许多的大道理我也说不明白,我给你介绍一位牟先生吧。”
在于清书的焦急等待中,“牟先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牟洪礼,潍县牟家院村人。1925年,经潍县“红色”先驱宋伯行介绍在济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潍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员,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开展党的工作。见到于清书时,他已担任中共潍县县委委员和城北区书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几番推心置腹的交谈,这位“牟先生”给于清书送来了马列主义,让黑暗中寻求抗争的于清书看到了人间真理的光明。训练班结束时,他已坚定地站上了“布维什尔克”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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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宣传革命道理 师生面前怒斥庄长
训练班结束,于清书回到前阙庄小学,时值青黄不接的春荒季节,村中贫苦父老乡亲日子难过,于清书分出自己家的粮食,接济靠挖野菜度春荒的乡亲们。抓住这样的机遇,他开始了革命道理的宣传:只有团结起来闹翻身,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
于清书秘密向牟洪礼、耿梅村汇报着村里的情况,在学校师生间,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痛斥村中地主恶霸欺压穷人的罪恶行径,成为了村中穷人的“主心骨”。于清书的革命行为,引起了反动庄长的恐慌不安。庄长得知于清书在课堂上直指其名揭露他的无耻行径,大动肝火,气势汹汹地闯入学校,要找于清书理论。岂知,他自投罗网。于清书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更加痛快淋漓地把他的“老底儿”全部揭了出来。讲到激昂处,于清书气愤难抑,一脚把桌子踢翻,紧握双拳,怒目相视。反动庄长无地自容,狼狈地逃出了学校。
事情传出,村中受尽压迫的贫苦父老乡亲一时人心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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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前阙庄党支部 参与恢复潍县县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两党公开分裂。此后,潍县国民党右派党魁奉南京命令,与地主劣绅勾结一气,挥起屠刀,大肆捕杀共产党员。1928年,潍县党组织走进了“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革命活动中心潍南东曹庄一带大多数党员被逮捕,第一任县委书记庄龙甲惨遭杀害。就在这样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岁月,于清书毅然不顾,坚定不移,由牟洪礼、耿梅村介绍,站在了镰刀斧头红旗之下,宣誓成为共产党员。入党后,于清书努力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即在贫苦学生中发展了于全甲、于一川等11名党员和于德甫等十余名团员。
1928年冬天,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建立起了中共前阙庄党支部,于清书任支部书记,又将党的工作开展到相邻的后阙庄,联络党员,先后成立起了后阙庄、河南、黑埠子、埠头子等村党支部,和潍北建立党组织较早的牟家院、小庄子、李家埠等村的党员队伍连成了一片。
于清书风雨奔走在各村之间,一片红色的火种在潍北大地的地下燃烧。
1929年2月,庄龙甲牺牲后改称“潍县特别支部”的党组织在东曹庄召开改组会议,恢复潍县县委,马宣元任书记,于清书任宣传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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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罢工唤起潍北怒潮
前阙庄村“党性教育基地展览馆”中的于清书雕像。
潍县县委根据党中央指示,致力发动工人农民运动。于清书一曲“罢工歌”,掀起了潍北工农运动的怒潮。他领导“恒盛德”鬃行制鬃女工为争取权利而罢工,1000多人的队伍涌上大街,鬃行掌柜很快答应了女工们的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于清书还领导农民“短工罢市”和“吃坡”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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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制鬃女工罢工 编唱歌曲响彻街头
猪鬃加工是潍北一带的传统手工业产业,至上世纪初,已形成一支产业工人队伍,只前阙庄村就有较大“鬃行”5家,雇用女工300余人。“鬃行”资本家低价购进猪毛原料,利用当地女工的传统技艺制作为成品鬃后,销售于青岛口岸的外国“洋行”,牟取暴利。为获取更多利润,资本家残酷压榨、剥削,随便开除工人,对工人施行侮辱性搜身制度。
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由来已久。1929年春天,女工于芝荣所在的“恒盛德”鬃行,雇有女工90余人,一天工资不足半升高粱的价钱,“二掌柜”随便打骂工人。本来加工一副(10斤)猪毛,工资5毛,资本家增加到一副20斤,工资还是5毛。因为争论工资,本村工人于品三的姐姐遭到打骂后被撵出鬃行,女工们非常气愤,反抗情绪一触即发。于芝荣是于清书的学生,在校时由于清书介绍入党,思想坚定,她向党支部汇报了“恒盛德”鬃行开除工人的事件。于清书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地下烈火的火苗,随即向县委汇报,决定发动制鬃女工罢工,带动全县工人农民运动的高潮。
夜幕降临,星月在天。于芝荣家的一间柴草屋里,党支部会议秘密召开。罢工斗争的前夜,一个周密的斗争方案在这里产生:抓住“恒盛德”资本家与青岛洋行供货合同即将到期的有利时机,罢工立即举行；于清书负责指挥整体行动,80余人的罢工队伍分为两组,两名女党员任组长；于芝荣、刘素贞公开出头,带领呼口号,向资本家掌柜提出复工条件；党员曹金香、于兆云联络外厂工人和女工家长,形成声援队伍。
4月4日早晨,一场震动潍北的罢工斗争暴发了。罢工队伍多达1000余人,女工和赶来声援的农民兄弟潮水般涌上大街,越来越多的人流围住“恒盛德”鬃行,大街上写满了“反对搜身侮辱制度”“增加工人工资”等标语口号,隐蔽在人流中的党员带头唱起了于清书早已编好的《罢工歌》:“绑鬃工人真可怜,从早干到晚,又要带夜班。糠粑苦,真难咽,生活好凄惨。思想起来啊,绑鬃十几年,没剩半文钱。”歌声越来越大,越传越远,变成了此起彼伏的齐声怒喊:“不增加工钱,不给他们干了!”
强大的声势突如其来,鬃行掌柜一片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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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柜答应所提条件 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从清早直至太阳下山,罢工斗争的人流越聚越多。工人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决心更加坚定,口号声、歌声响满大街,没有一人走进鬃行干活。供货合同马上就要到期,鬃行掌柜急得满头大汗,只得屈服,对工人低声下气地央告:“都是本村老少爷们儿,什么事儿都好商量。”抓住时机,于芝荣、刘金香走进“恒盛德”账房,代表工人提出了复工条件:提高工资,恢复10斤猪毛为一副,1两不能增加,干完一副就支工钱,一天不能拖；不准欺负工人,取消搜身制度,不能随便开除工人。所有条件必须立即答复,一天不答复,一天不上工干活。
迫于合同快要到期的压力和罢工队伍的强大声势,天黑时,“恒盛德”掌柜软了下来,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第二天,其他鬃行掌柜情知不妙,不得不悄悄提高了工人的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
后来的党史资料记载,前阙庄村的绑鬃女工罢工,是山东党组织领导的妇女工人运动中唯一没有流血而取得胜利的一次。罢工亲历者于芝荣后来回忆,取得胜利主要是于清书带领党员事前进行了局势的周密分析:选择资本家的薄弱环节,先在势力较小的“恒盛德”举行罢工；资本家之间勾心斗角,相互争夺利益,一时不会形成镇压工人的联合势力；女工大多是本村人,一人罢工,全家声援,罢工队伍必然壮大；国民党当局设在高里镇的“局子”虽拥有枪支,但距离村庄较远,反动警察唯利是图,不会赶来为资本家卖命镇压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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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斗雇工地主 提高短工工资
女工罢工斗争的胜利,激起了潍北工农运动的高潮。1929年6月,潍县县委指示潍北党员牟铭勋、高松溪等人配合于清书,再次领导“短工罢市”运动。
麦收即将开镰时,于清书与牟、高先领导了麦季抢坡,发动农民抢收了地主的部分麦田,给当地地主形成了紧张的心理压力。麦收开始后,齐集在高里、前阙庄、一空桥等村庄“短工市”上的农民成群结队,高唱于清书又一次编写的《短工罢市歌》:“可怜短工汉,鼓打四更天,就往市上蹿。财主们,吃什么?吃我的血和汗。财主们,尽享受,拿咱当牛马看。团结起来闹罢工,看他们怎么办。”一时,《短工罢市歌》传遍了潍北。
小麦已经焦穗,短工们在党员的带领下,向地主提出“不提高工资决不下市干活”的要求。进行到关键关头,本村前阙庄南门外的短工市上,短工们坚持不下市,内心恐慌的地主几家联合,仍在极力压低工钱。
这时候,于清书突然出现在集市上,他以每天三块大洋的最高价格,把几名短工领到了自己家的地里。这一机智的行动,瓦解了雇工地主的侥幸心理,坚定了农民兄弟取得胜利的信心。雇工地主只得屈服,将工资提高了数倍。消息很快传遍潍北一带,一场短工罢市斗争在潍北大地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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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吃坡斗争 震慑反动乡长
继短工罢市胜利之后,县委又组织了农民“吃坡”斗争。紧急关头,为鼓舞斗争意志,于清书暗中发动农民,白天的时间里,公开抢光了自己家的十余亩麦田。由此,吃坡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最激烈时,一夜间风卷残云,把潍北乡安固村一名反动乡长家的几十亩小麦抢得颗粒不剩,吓得这个乡长日夜不安,躲在家里几天不敢露头。
在这次“吃坡”斗争中,仅前阙庄周围村庄一带,就有400余亩地主的麦田被抢光。潍北的吃坡斗争,震动了整个鲁东地区,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受到震慑,不再敢随意欺压贫苦农民,农民兄弟扬眉吐气,抱团斗争的方式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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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省委秘书奔走齐鲁
于清书勇敢坚强,成为潍县党组织的中流砥柱。1929年6月,叛变投敌的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来潍,以“捕共队长”身份,带人将县委书记马宣元逮捕入狱,县委突遭重大破坏。为保护党内的骨干力量,7月,上级调于清书离开家乡,赴青岛担任山东临时省委秘书。在省委工作期间,于清书不忘初心,风雨奔走,在齐鲁大地上撒播了革命的“红色”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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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任临时省委秘书 客串车夫熟悉青岛
于清书调任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秘书后,与妻子来到青岛费县路居住,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以小学教师为公开身份,后又开办小书店为职业掩护。此时的临时省委机关处境十分危险,有时一天内几次更换办公地点。于清书白天照料书店,夜晚彻夜不眠完成省委交办的任务,起草文件,印刷宣传品,直至天亮。
妻子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他忠实的革命助手。有一次,于清书吩咐妻子去联系一位地下党员,将一份机密文件送到联系人手上。妻子傍晚走出家中,第二天天亮才满头大汗归来。路上几次遇到特务盯梢,险些丢了性命。这时夫妻二人的大女儿已经出生,妻子抱着孩子说:“要不是娘的命大,这个夜晚,你就是没娘的孩子了。”说着,流下了眼泪。于清书这才告诉妻子,这是党组织对她的一次考验。完成这次任务后不久,通过上级批准,妻子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了于清书名副其实的革命伴侣。
于清书来到青岛时,他的入党介绍人牟洪礼已调任青岛市委工作。
一天,于清书秘密接到一项任务,去银行取一宗由共产国际发来的汇款,按时送至牟洪礼在外国租界的住处。去银行取款必须白天进行,白天的大街上特务林立,盯梢暗探密布。于清书刚走出书店,就遇上了特务的纠缠,他几次临时化装,才躲过特务的跟踪,将汇款取到手上。青岛地形复杂,难以辨别东西南北,由于对道路不熟悉,送到牟洪礼居住处时,已是华灯初上。牟洪礼接过汇款,深有感触地说:“汇款晚到几分钟,羁押在敌人监狱中的同志,就有不少人失去生命。你的到来,已是最后的关头。”
牟洪礼的这番话,于清书记在心中。第二天,他脱去长衫,拉起洋车走上青岛街头,当了十几天的洋车夫,让于清书记熟了青岛的大街小巷。
1929年深秋,青岛车站上有一位抱着孩子的青年妇女站在风雨中,焦急地等待着来接她的人。她是牟洪礼的妻子任意芳。革命风雨环境的需要,担任市委书记的牟洪礼住进了外国人的租界。租界是不允许单身人口居住的,为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上级党组织要派来一位女同志与牟洪礼假扮为夫妻,牟洪礼怀念留在家乡的妻子任意芳,便让妻儿来到了青岛。
接站的人出现了,任意芳在家乡早就认识:正是化装成为了洋车夫的于清书。就在这个当儿,发生了一点小事情:卖糖果的小贩走过任意芳母子身边,引逗得怀中孩子嘴馋,纠缠着不肯离去。尴尬中,于清书想起了口袋中的少许“红色”经费,先给孩子买了几粒糖果,回到住处马上补还。
牟洪礼知道后,面沉如水,马上掏出几枚铜板递给于清书说:“革命的经费什么时候都不能乱动一个铜板。”于清书流下了眼泪。他知道,在牟洪礼的手上,经过了无数党的经费,只那一次自己从银行取汇款,就是用皮箱盛来的。牟洪礼对一个铜板的态度,让于清书牢记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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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青岛回到家乡 联系党员积蓄力量
1929年10月4日,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党维榕到青岛峰村一家油坊附近召集会议,被敌人事先侦知,与青岛市委秘书孟介人等人一起被捕,临时省委和青岛市委又一次遭到破坏。于清书夫妇接到“撤离”的秘密通知,回到了家乡前阙庄村。
离开党组织的日子里,于清书初心不改,砥砺前行,风雨奔走,秘密联系党员,积蓄着“红色”革命的力量,自10月至11月,仅月余时间,就联络起周围后阙庄、前吕、前小河、埠头子等村党员20余人,团结进步村民于砚田等成为党组织外围积极分子。其间,他介绍自己的学生党员于芝荣与自己先期介绍入党的李乐三结为夫妇,鼓励他们相伴风雨前行,将革命进行到底。于、李夫妇不负期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乐三投笔从戎,毅然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八支队”牛头镇起义,后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秘密担任潍县县委秘书,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壮烈牺牲。于芝荣继承丈夫遗志,又将儿子送往八路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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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乡师支部 代代薪火相传
1935年冬季的一天,冒着凛冽的严寒,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沿着黄河大堤一路向南狂奔,骑车人赵健民是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几天前,他收到一封神秘来信:“老掌柜已到,请速来洽谈一笔生意。”赵健民欣喜若狂,当到达目的地莘县徐庄村时,竟一日间行程400余华里。自1933年起,中共山东省委屡遭重大破坏,山东地方党组织与党中央失去、陷入了黑暗的革命低潮之中达3年之久。在艰难曲折的找党道路上,到达目的地后,赵健民终于在这里见到了中央北方局的黎玉同志,不禁哽咽失声。这次会见后,黎玉受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委托,来济南重建山东省委,山东地方党组织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这就是着名于山东地方党史的“赵健民找党”。
赵健民,山东冠县人,1932年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母校党组织的薪火相传,才使他有了艰难找党、重建山东省委的红色人生故事。省立第一乡村师范旧址座落于济南北园大街,1937年,700多名学生中有100多名共产党员。从这里走出了姚仲明、朱春和、孙志谦、朱德等四位党的七大代表,走出了潘复生、赵健民、景晓村、高启云等30多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有“白区里的红色党校”之称。
济南乡师的红色革命火种一脉相承、薪火相传,与潍县早期共产党人于清书有着不解之缘。弹指半个世纪过去,他的学生于一川写下了这样一段回忆:1929年秋天,我就学于济南乡村师范学校,画舫老师派人来到济南和我接上了组织关系,建立起乡师第一任党支部,由我任书记。支部建立后,画舫老师来到学校,给进步师生讲革命形势,分析对敌斗争的特点,指导学校党支部的工作。于一川,潍县埠头子村人,少年时就读于前阙庄村小学,16岁由于清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史已经逝去,但历史不会忘记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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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失败遭到叛徒抓捕
临时省委决定,以前阙庄周围村庄党员为基础,改组潍县县委,曹克明任县委书记,于清书任县委秘书。改组后的潍县县委决定在桥西村山会的集市上组织武装暴动,由于内部人员泄密而失败。擅自离开潍县的曹克明回到家乡彻底动摇,当了叛徒,并带人来到前阙庄,逮捕了于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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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潍县县委成立 于清书担任秘书
1929年11月一个寒冷的冬天,前阙庄村于清书的家中来了三位陌生的客人。说陌生,是因为来人各自进行了乔装改扮的掩饰,其实是于清书早已稔熟的同志和战友,他们是临时省委巡视员曹克明,临时省委委员牟洪礼,山东团省委书记徐宝铎。此时,潍县的革命斗争形势与严冬一样严寒。革命活动中心由潍南转移到潍北后不久,在省委学习的县委书记张德善不幸被捕遇难。于效辉等骨干党员力量被迫远走他乡。危急关头,由省委返回家乡的于清书,联络起十余名党员,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高举着党组织的旗帜,不灭地燃烧着“红色”革命胜利的希望。
临时省委决定,以前阙庄周围村庄党员为基础,改组潍县县委。
寒风呼啸,夜色笼罩,也许还能听到村外野狗的狂吠。进步村民于砚田家的草屋里,无声地挂起了镰刀斧头鲜红的旗帜。灯火萤萤中,县委改组会议在这里秘密举行,于清书的妻子站在呼啸的寒风中,担当起了站岗放哨的任务。
一个普通的夜晚,为村庄留下了一段红色的历史。拂晓时刻,新的潍县县委在前阙庄村诞生:曹克明任县委书记,牟铭勋、管清太、耿寿图、徐宝铎等任委员,于清书任县委秘书。县委机关驻在于清书的家中。
“桥西暴动”失败 曹克明动摇叛变
1930年2月,改组后的潍县县委决定在桥西村山会(农历二月十九)的集市上,组织武装暴动,夺取“维护治安”的高里镇民团枪支,建立革命武装。事前,县委成立了“暴动委员会”,县委书记曹克明任党代表、徐宝铎任司令。参加暴动人员编为3个大队,由徐宝铎、耿寿图、于效辉任大队长,秘密组织前后两个阙庄、吕家、河套、埠头子、牟家院、李家埠等十几个村的100多名党团员和200余名群众成立起暴动队伍。
3月18日,桥西村山会上人流如潮,暴动队员按预先计划进入了指定地点,除8支短枪外,每人腰藏着一把斧头,一场夺取枪支的硬仗即将打响。暴动队员严阵以待,纷纷佩戴起红白两色的队员袖标,只等一声令下。岂料情况有变,由于内部人员泄密,敌人预先侦知。国民党县长兼公安局长李朝英亲自率领县大队和骑兵赶来桥西村,严加戒备,地主民团在村外巡逻,形成敌众我寡之势。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暴动委员会”开会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停止暴动。”迅速通知暴动队伍立即解散,各自回家,暴动失败。对于这次暴动,后来,山东临时省委书记任国桢来潍县巡视后,在向党中央作出的报告中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中央在报告上批示潍县县委:“省委批评的很对。一百名党员,二百名群众,这等于儿戏暴动,玩耍的暴动。”
暴动的失败,动摇了县委书记曹克明的意志。他一连几天垂头丧气,撒谎说“家里还有几棵梧桐,回去卖掉弄点经费,回来咱们大伙再一起干”,未经组织批准,擅自离开了潍县。
曹克明,山东高密西乡人,岀身于富有家庭。早年就读于北京中国大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工作。1929年5月,与党维蓉、徐宝铎等人组成山东临时省委。曹克明回到家乡,在家人的关押监视下,不堪一击,彻底动摇,几天后,在其族叔曹某的带领下,来到国民党高密县党部自首叛变,走上了可耻叛徒和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刽子手的罪恶人生。
徐宝铎,山东胶州市李哥庄人,1908年生。暴动失败后,他调往满洲省委工作,后至上海党中央局,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曾化名鲍图、骆驼等。1934年他被捕叛变,押解南京警备区后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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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邀功前来抓人 于清书被捕押往济南
1930年5月6日,前阙庄村父老乡亲永远记住的一个日子。
也许,披着羊皮的豺狼比啮牙利齿的狼群更为惨忍歹毒。曹克明一经叛变,就露出了他豺狼的本质。为向反动派邀功取宠,出卖良心,他带人来到前阙庄,逮捕了于清书。同时捕走的还有村里的几位“共产党嫌疑分子”。
戴上冰凉的手铐,于清书向年迈苍苍的母亲叩头,告别妻子,整理好衣衫,从容地走上太阳照着的大街,以微笑的目光和乡亲们告别。
“投身革命即为家”,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早已铭刻在了他的心中。他知道,第一任县委书记庄龙甲壮烈牺牲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枪口,曾大声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庄稼不收年年盼。死而复生精神存,在与不在何须言。南北东西人知晓,流芳百世万古传。”他清楚地记着,庄龙甲牺牲后,自己的革命领路人牟洪礼写下了这样大气磅礴的藏头诗篇。比自己早走一步的先烈王全斌,被反动派的屠刀砍去上肢后,怒目相视,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响彻天地的声音,在于清书的心灵上轰鸣。
就这样,前阙庄村的大街上,留下了于清书的最后一个身影。
于清书被捕后,押往济南,关进山东省第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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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尽酷刑宁死不肯“悔过”
在监狱,于清书受尽酷刑,面对敌人的“诱供”愤然怒斥,对“保人”提的释放条件毫不动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30年8月,反动山东军阀政府改判他为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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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凭敌人严刑拷打 无过可悔甘愿赴死
初入监狱,敌人见于清书温文尔雅,以为他是个一时兴起的“公子哥”,“想入非非”暂时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禁不起皮肉之苦。给于清书戴上镣铐,严刑拷打。最惨烈时,把麻缕用水胶粘在他的身上,待干后,再一片一片往下揭,揭下带血的肉。于清书咬碎了口中的牙齿,几次昏迷过去。
他以共产党人的意志,宁死不屈,保守着党组织的秘密。敌人黔驴技穷,卑鄙地想出“诱供”的办法,暗中勾结前阙庄村劣绅地主,声言如果于清书母亲同意以家中全部土地作抵押,这位劣绅地主可做“保人”,只判处于清书8个月徒刑,8个月后释放出狱,条件是于清书写下一张“悔过书”。
于清书清醒地识破了敌人卑鄙的伎俩。据前阙庄村村民记忆,在审判的大堂上,已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于清书,一口唾沫向老奸巨滑的“保人”脸上吐去,将写“悔过书”的纸张握成一团,愤然扔在地下,大声喝道:“打倒你们这些黑心肠的家伙,我有什么过可悔?”说完,拖着沉重的镣铐,昂然走下堂去。
假惺惺的“保人”和于清书是有过较量的。1928年的一个夜晚,于清书带领党员在周围十几个村庄的大街上突然贴满了“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并以“没头贴子”的形式揭露“保人”和周围村庄地主鱼肉贫苦农民的丑恶行径,并将革命标语贴到了县衙的大门上。这位担任校长的“保人”气势汹汹地公开指责于清书是“共产党分子”。于清书据理力争:“你这个老顽固,对共产党怎么这么痛恨?你说我是共产党,看到我脸上贴着‘共产党’三个字吗?”说完毅然罢教回家。由于于清书教学极受学生欢迎,迫于学生家长压力,学校多次上门相请,于清书提出,不是校长上门道歉,决不回校复课。反动校长无奈,只得到于清书家中赔礼道歉。
这次“保人”灰头土脸地回到家中,怎么也想不明白,几页悔过书的纸张,在于清书那里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多次对人提起:“共产党里都是些痴迷不改的怪人。”这个反动土顽的大惑不解,却让于清书“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故事留在了家乡红色革命的史页里。
宁可断头,无过可悔,于清书坚贞不屈。1930年8月,穷凶极恶的反动山东军阀政府改判他为死刑。
狱中同乡心生动摇 打探消息遭受怒斥
在于清书还未走上刑场的日子里,敌人继续施行“攻心”毒计,宣称在押的政治犯只要供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姓名,就可走出监狱。与于清书同时被捕的一个同乡,心旌摇荡,贪生怕死,日夜不安,妄图变节投降。他知道于清书掌握着不少的党内秘密,趁监狱放风的机会,凑到于清书近前,打探消息,最后,竟至流下了可耻的泪水。看到于清书一脸凛然,又吓得脸色蜡黄。
没有想到,已知自己暴露了身份的于清书突然冷笑着说道:“怕什么?共产党员就在你的眼前!”
变节分子信以为真,连连向于清书拱手作揖,摇尾乞怜,追问这位共产党员是谁。于清书怒不可遏,跳起来一脚将他踹倒在地,大声地怒斥道:“我就是共产党员,潍县前阙庄村的于清书,字画舫,拿我的人头领赏去吧。”使得这位变节分子面如土灰,敌人将他放出监狱后,他日夜活在可耻之中,最终疯颠成疾,苟延残喘的过了几年便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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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留遗言催人泪下 “母亲”就是共产党
于清书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回到家乡后,乡亲们悲恸欲绝。
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妻子抱着三岁的小女儿赶到济南,探监来了。生离死别的人生关头,于清书最后一面与妻儿告别。对着放声大哭的亲人伴侣,他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遗言,催人泪下。
对于这段遗言,各种地方历史资料有着不同的记载。
1992年版《寒亭区志》人物卷是这样记载的:“(八)月底,妻子带着3岁的次女探监。他望着大放悲声的妻子,抚摸着女儿的小脸说:‘……好好抚养孩子,长大为我报仇,为所有的死难烈士报仇。以前县委机关常驻咱家,我不在后,你一定要好好接待。转告同志们,学习庄龙甲、王全斌烈士,革命到底。’”仔细读来,这是一段经过编者加工的对话。探监时一定有狱卒在旁边监视,这样的对话大有泄密之嫌。如果真的这样说,肯定是要引起反动派对妻子的严加监视,甚至要将她逮捕入狱,严刑逼问是要转告哪些“同志们”。
2005年12月,寒亭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寒亭文史大观》完成,选入党员于一川写的回忆录《回忆我的老师于画舫》。于一川,潍县埠头子村人,少年时就读于前阙庄小学,1928年16岁时,由于清书介绍入党。此文先载于《山东党史人物传》,《寒亭文史大观》选入时,改题为《于画舫传略》,除大体相同于《区志》的记述外,又记述了这样一段话:“在狱卒强行终止探监时,画舫大声对妻子说:‘挺起胸,活下去,养好三个女儿,女儿也是儿。有事找母亲。’”2007年编篡成书的《中共寒亭历史简编·于画舫传略》中,重复了于一川的记述。客观地评价,这样才是真实的。
历史总是给人留下谜团,这样时刻的遗言中,“母亲”到底指谁?
熟悉于清书家庭情况的人都知道,于清书少年丧父,由母亲一个人抚养长大。唯一的儿子离开人间时,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活在世上,终日以泪洗面。“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儿行千里母担忧”,在失去丈夫后更艰难的生活道路上,老人是儿媳和孙女孤儿寡母的依靠,不无道理。
然而,历史又终究会对谜团作出真实的回答。
无独有偶。着名红色革命家刘谦初和于清书同时走上了的刑场。临刑之前刘谦初给妻子写了一封深情的遗书,谆谆嘱托妻子和战友张文秋:“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望你紧记住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刘谦初的遗书存在历史档案中,有着真实的原件。
“母亲”,苦难辉煌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的“隐语”:母亲即党。
“母亲”是一种坚定的信仰。
“母亲”是一份神圣的热爱。
于清书忠于“母亲”,矢志不移。
这就是历史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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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声高歌刑场英勇就义
济南四五烈士纪念碑上有于清书的名字。
1931年4月5日,包括于清书在内的22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从监狱走上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于清书年仅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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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声高唱《国际歌》 22名党员走上刑场
1931年4月5日,山东省第一监狱的黎明时分,22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面对敌人罪恶的枪口,迎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们。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22名党员一齐高唱《国际歌》,在刽子手的押解下,拖着沉重的镣铐,一路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从监狱走上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黄河为之呜咽,泰山为之垂首,“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对于这一英雄群体,史称四五烈士。20世纪80年代,“四五烈士纪念碑”在刑场旧址落成,碑文上这样记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叛徒的出卖,中共山东省委及各地党组织,屡遭破坏,大批党员和干部被捕。在狱中,他们不屈不挠,多次组织越狱和绝食斗争。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将二十二名中共山东党的领导干部杀害于济南纬八路刑场,史称济南‘四五’惨案。”
让我们记住这22名烈士:邓恩铭(贵州省荔波县人)、刘谦初(山东省原平度县、今平度市人)、吴丽实(江苏省沭阳县人)、雷晋笙(陕西省原长安县、今西安市未央区人)、郭隆真(河北省大名县人,在监狱中被杀害)、党维蓉(陕西省富平县人)、刘晓浦(山东省原沂水县、今蒙阴县垛庄镇人)、于清书(山东省原潍县、今潍坊市人)、朱霄(山东省原肥城县、今泰安市肥城市人)、王凤岐(山东省原德县、今德州市陵城区人)、李敬铨(山东省原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人)、李华亭(山东省昌乐县人)、纪子瑞(山东省原胶县、今胶州市人)、车锡贵(山东省原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人)、赵鸿功(山东省原蓬莱县、今烟台市蓬莱区人)、孔庆嘉(山东省曹县人)、任守钧(山东省曹县人)、刘一梦(山东省原沂水县、今蒙阴县垛庄镇人)、宋占一(山东省原堂邑县、今聊城市东昌府区人)、马恒德(安徽省怀远县人)、孙守诚(山东省原淄川县、今淄博市张店区人)、王锡三(山东省原长山县,今滨州市邹平市、淄博市周村区、淄川区一带人)。
失去了父亲,女儿的不幸；失去了丈夫,妻子的不幸。失去了儿子,母亲的不幸。正如那名反动土顽所不能理解的,于清书和同时遇难的党的优秀儿女一起,把自己最后的歌声《国际歌》留在了人间,换取着明天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至高无上的荣幸!
诗人有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牺牲时,于清书年仅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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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烈士纪念碑
1987年,共和国走过了艰难探索的历程,迎来了改革开放纵深发展的春天。为传承红色基因,共青团济南市槐荫区委发起了筹建“四五烈士纪念碑”活动。
1989年4月4日,在青年公园内举行纪念碑揭幕式,丰碑落成。青松翠柏环绕中,纪念碑由3块长方形灰白色花岗岩石互相垂直耸立而成。前方石碑镶嵌反映烈士英勇就义的铜质浮雕,下刻烈士牺牲日期“1931.4.5”。侧方石碑上刻梁步庭题词“垂范后来”,下刻少年儿童献词。后方主碑高4.05米,象征4月5日,正面上端刻王震题词:“宁死不屈 浩气长存”。背面刻写碑文800余字,镌刻着22位先烈的英名,“山东临时省委秘书于清书”碑上有名。
纪念碑落成揭幕仪式上,应有关方面邀请,来了一位客人: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这位血液里流淌着红色基因的革命后来人,代表死难者家属,给22位先烈献上了一束洁白的鲜花。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经受了过多苦难的于清书的母亲、妻子、女儿,在匆匆的历史风雨中早已长眠在了地下。刘思齐手上的鲜花,有她们的一片花瓣,若她们地下有知,会是怎样的感慨?
也许,是伟人那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也许,是诗人那隽永无尽的诗句:
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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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红旗招展如画
于清书走了,他在前阙庄村点燃的革命火种还在燃烧。张秀英接过他的旗帜,把村庄带成了掩护八路军的“堡垒村”,她带领村民使前阙庄村成为了昌潍地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于英智捐款建起村中第一座水泥桥梁,带领村民开启了新时期的创业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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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福禄鸳鸯》 希翼美好生活
于清书走了,少年时就多才多艺的他留下了一幅《福禄鸳鸯》图:野花盛开,雅禽成偶,人间四月,美意盎然。这是一幅赠人之作,上题:“中忱贤弟雅嘱 舫涂”。于清书出生时家境富裕,薄有田产。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为了开展党的工作,他变卖了大部分家产,至1931年他壮烈牺牲时,已是一贫如洗。牺牲后,母亲、妻子和三个女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生活更加贫苦。这幅画是他留在人间唯一的遗产。时过境迁,受画人“中忱”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
这张画是1966年在村民家中发现的,张秀英敏感地意识到这张画的珍贵,先存于潍县档案部门,后辗转回到前阙庄村中。
历史如大河奔流,曲折向前,但历史总也在曲折中回归正确的轨迹。1992年,《寒亭区志》编篡出版,收入了珍贵的《福禄鸳鸯》。这不仅仅是一张画,更是先烈以满腔热血的笔墨寄托了自己对人间的美好希望。
这张画薪火相传,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留在了前阙庄的村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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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英接过旗帜 带领村民生产
于清书走了,他在前阙庄村点燃的革命火种还在燃烧。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秀英接过了于清书的旗帜。革命战争年代,张秀英把村庄带成了掩护八路军的“堡垒村”。新中国成立后,她无怨无悔,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1960年,年轻的共和国进入最困难的岁月,张秀英主动辞去乡干部的职务,回村担任了支部书记,战胜畜力缺乏的严重困难,人拉犁播种小麦的队伍里,旧时代缠过脚的张秀英,挽起裤管走在最前头。
1973年,作为昌潍地区三名代表之一,张秀英赴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人们说,张秀英的主要贡献是一张铁锨。从当支书第一天起,一张硕大的铁锨就扛在了她的肩膀上。全村8个生产队,她轮流去参加生产劳动,从没有耽误一天。就是这种“铁锨精神”,使前阙庄村成为了昌潍地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1974年8月,昌潍地区连降大雨,与前阙庄村隔着一条河的大官庄大队被包围在汪洋大水中。危急关头,公社党委“一班人”来到前阙庄。冒着连天大雨,张秀英带领全村民兵担当起了渡河救人的重任。秋季,为使大官庄顺利播上小麦,她带头用家中的细粮换回了大队霉变的麦种。春节,她同社员一样,吃的是霉变面粉的水饺。
1976年,国家经济陷入低谷,只有200户社员的前阙庄在张秀英的带领下,毅然缴纳公粮10万余斤。
1983年,张秀英积劳成疾,病逝于村中。当支书23年,为集体创造财富40余万元。比之于清书,她留下的家庭遗产或许多了些“现代化”的意味:一台小的可怜的黑白电视机和一个用水泥制成的小饭橱。
于清书把一张美好的图画留在了人间；张秀英留下的是垒起来足足半尺高的“红色证书”,有全国“三八红旗手”、省级“劳动模范”、不同级别的“模范共产党员”。生离死别,于清书叮嘱妻子“有事找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张秀英含着眼泪对儿女们说:“娘的一生都是党给的。我走了,你们要好好听党的话,别给娘丢脸。”她对前来看望的党支部的同志们说:“在过去‘先治坡,后治窝’的年月里,没有把村里的道路修好,是我最大的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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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匾额 挂上家乡门楣
2006年,全国“文明村镇”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前阙庄村榜上有名,“文明村庄”匾额挂上了于清书家乡的门楣,诉说着“乡村振兴”的红色故事。
故事的开头是一座桥梁。
2000年,听着于清书故事长大的青年于英智事业有成,回村捐款在村南的河流上建起了全村历史上第一座水泥桥梁。就是这一座桥梁接通了村庄走上市场、走上富裕文明的道路。此前,同全国农村一样,前阙庄经历了一段农村改革后的“阵痛期”。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节点上,于英智光荣入党,当选为村支部书记,接班了于清书和张秀英。担任村支书后的第一个夜晚,于英智陷入了不眠的长夜之中,在思想交锋的浪花里,他痛下决心,卖掉了城里自己的房子,回到村庄带领乡亲们开启了新时期的创业征程。
2004年,前阙庄村完成了老支书张秀英的遗愿:全村铺设水泥道路。2009年,党支部一班人努力奋发,圆了村民的楼房梦。2018年,全省第一个品牌农业工程“东篱田园综合体”出现在前阙庄的土地上。一路艰苦创业,一路担当奋进,一路党旗飘扬,前阙庄党支部被山东省委命名为“基层先进党组织”。
三任支书,一脉相承,红色基因的力量迎着“中国梦”高扬的旗帜砥砺前行。让老人幸福,让孩子欢笑,让大地丰收、山青水绿,于清书一张美好图画正在家乡的土地上变成现实。
站上中华民族振兴伟大新起点,前阙庄村成为潍坊市“红色教育基地”,于清书化为一座雕像,矗立在白浪河畔的大地上。
本期资料来源:《寒亭区志》《中共寒亭历史简编》《寒亭文史大观》。
本期图片由孙兆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