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云是临朐县赵家楼村人。他在学生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环境恶劣、条件极其困难的鲁中泰山地区,团结带领群众努力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坚持对敌斗争,为创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全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推进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他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离休后仍继续关心和支持社会事业。在工作之余,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书法家,融各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国内外颇有影响。
本期撰稿:刘佳慧
--
乡师求学踏上革命道路
高启云自幼勤奋好学,在临朐县师范讲习所读书时,就深得同学们的敬重。考入济南乡师后,积极参加爱国进步运动,努力探求革命真理,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踏上了共产主义道路,成长为斗争的骨干力量。
--
勤俭朴素乐于助人 坚持求学报考乡师
高启云,原名高启方,曾用名七方、高云青,1914年生于临朐县赵家楼村一个农民家庭。他7岁入本村小学读书,10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和哥哥支撑起整个家庭。此后他曾辍学在家务农,12岁入本村私塾读书,15岁时再次辍学在家务农,16岁到冶源镇杂货铺当学徒,后在本村缫丝厂当学徒,工厂停工后回家。
1932年,高启云考入临朐县师范讲习所读书。上学期间,高启云生活非常俭朴,为了节省饭钱,他每到周末都要往返15公里回家,带上一周吃的煎饼返校。在学校,他常年吃咸菜,有时直接喝开水吃煎饼。虽然生活艰苦,但高启云仍然热心帮助他人。有一次,他和同学孙毅民、陈岱宗在回校的路上遇到一位讨饭的老大娘,面色灰黑、形容枯槁,一瘸一拐地迎面走来,她说已经两天没吃饭了,问他们有没有吃的。高启云带的煎饼正好是一周的口粮,如果少了就只能挨饿,但他二话没说,立刻拿出一叠煎饼分给她,高启云的同学也拿出吃的给了老大娘。
在学校中,高启云学习勤奋认真,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由于他平日沉稳大方,经常耐心热诚地帮助同学,因此在班里具有很高的威望,毕业前班里成立学生会,全班同学一致推举他当选学生会主席。高启云为解决同学们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以学生会名义向县教育局提出要求,为部分没有找到工作的同学安排工作。
从临朐县师范讲习所毕业后,高启云回村教书,很快他听说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济南乡师)招生,便对母亲和哥哥说要去报考。母亲说:“现在一斗麦子卖3块钱,咱家没有粮食,上哪折腾点钱啊!”他便与哥哥找到做小生意的伯父求助。在伯父的帮助下筹措了10元钱,高启云赴济南考试。大约20天后,学校发榜,他被正式录取。1934年,高启云考入济南乡师。
济南乡师位于城北白鹤庄,校内平房成排,垂杨掩映,门前一条小溪潺潺流淌,四周是荷塘稻田。学校自创办起,在思想进步的着名教育家鞠思敏的主持下,具有浓厚的爱国进步氛围,还有范明枢等进步教员。在校内共产党员的引领下,同学们彼此关心帮助,满怀热情地学习革命理论。
--
积极参与抗日救亡 被推选为学生代表
进入济南乡师后,高启云很快就被校内蓬勃向上的进步氛围带动起来。在党组织的引导下,他与同学一起订阅《大众哲学》《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国农村》等进步刊物,彼此交换阅读。他主动到学校图书馆借阅社会科学书籍,到传播新文化的济南东方书店购书学习。他还积极参加各种时事政治座谈会,探讨民族危亡和国家出路等话题。渐渐地,高启云放弃了当教员和书画家的初衷,立志投身革命,救国救民。
1935年,乡师进步学生计划于九一八事变爆发纪念日举行爱国集会。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下令严禁集会,校方为防止事态扩大,将集会用的礼堂门窗加了锁。高启云与同学们商议,照常开会纪念。9月18日下午,学校上课铃声响起,全校学生纷纷从教室走向礼堂,打开大门,在校礼堂如期召开了纪念九一八、宣传抗日救国大会。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很快席卷全国,济南各校进步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了济南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并准备联合全市工商界共同举行游行示威。济南乡师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发动了罢课。高启云在这次爱国运动中积极奔走,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代表,参加学生抗日救亡委员会。但这次爱国运动还没开始就被压制,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出军警镇压,解散学生组织,勒令各校学生提前放假,用火车强送学生回家。
共产党决定利用这次时机,组织学生深入各地乡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高启云回乡后,全力投入到了抗日救亡宣传中。
担任乡师支部书记 团结师生发展党员
在爱国运动的斗争锻炼中,高启云坚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1936年春节后开学返校,他与同乡同学孙毅民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启云被任命为党小组组长。随着革命活动的日益发展,国民党反动当局也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济南乡师。当时传言韩复榘指派特务分子暗杀爱国青年,把尸体抛到小清河。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局势不断恶化。6月,乡师党组织负责人姚仲明被捕。9月,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赵健民被捕。上级命令高启云等人暂时离校躲避。当时恰逢八月十五中秋节,在明亮的月光下,高启云和同志们安排了乡师的相关工作后,潜入农村隐蔽。后来风声渐渐过去,高启云返回学校,做好了随时被捕牺牲的准备,继续坚持革命工作。
1936年10月,高启云担任了济南乡师支部书记。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高启云提到,虽然乡师党员活动比较活跃,但从1933年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没有再遭到破坏,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党组织严密,纪律性强,注意活动方式和斗争策略,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时,济南乡师党支部团结全校师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到七七事变爆发时,全校学生300人,共发展党员70余人,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高启云所在的六年级二班共有学生38人,其中党员多达21人,全校发展抗日民族先锋队员约100人。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高启云开始撰写进步文章。1937年,他在《中国农村》杂志发表文章《几年来临朐农民的生活》,还以笔名“七方”在《文化报》发表《青岛一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济南乡师被迫停办。8月,高启云来到在学校比较熟悉的进步教师杨荆石家中,彻夜长谈。高启云说:“不再上学了,要到南边去办乡农学校。”他还说要送同学到延安去学习。杨荆石资助了他20块银元当路费,颇有深意地说:“小老弟,说不定咱们也要在南边见面,也是在家乡见面。”1938年1月,杨荆石参加了徂徕山起义武装,1940年担任山东省蒙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与高启云从师生变成了革命战斗的同志。
--
建立党组织和抗日武装
高启云在济南求学期间,经常利用放假返乡的机会向赵家楼村的进步青年传授革命思想。1936年7月,赵家楼村党支部成立,由高奋担任书记,临朐最早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在高启云的帮助下,临朐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启云还参加了临朐独立团的筹建。
--
回乡成立青年读书会 广泛宣传进步思想
高启云在济南乡师读书期间接触到革命与抗日救亡思想,每次学校放假回到家乡,他就向身边的人宣传进步思想。这其中,接受最快、最认真的是他的叔弟高奋(原名高启节),他们有时一早在炕头谈起来,一直谈到深夜。在高启云的帮助下,共产主义信仰很快在高奋心中树立起来。
为了发展更多进步青年,高启云利用村中的缫丝手工业作坊,成立了青年读书会,每晚把大家集中在一起学习,名义上是教授珠算,实际上秘密学习进步书刊、传授革命思想。每次学习时,总是高启云和高奋先到,一起把小木凳、热水准备齐全。大家来齐后,先学珠算,等到夜深人静时,他们就把老式木门关上,再用草包皮把窗口堵严,由高启云向大家介绍进步书刊。他们主要学习《大众哲学讲话》《铁流》《读书生活》《世界知识》《八月的乡村》等。高启云给大家念文章,用说故事的方式讲道理,阐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介绍苏联人民如何起来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青年们听得入迷,常常不知不觉到了鸡鸣天亮还舍不得离开,高启云就笑着劝大家回去休息,下次再来。通过学习进步书刊,进步青年逐步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列强,推翻反动统治,实行共产主义,穷人才能彻底翻身。
1935年暑假结束时,高启云在返校前任命高奋继续担任读书会组长。他在临行前特意买了花生米请客,与青年们约定继续坚持读书,并且制定了读书会的读书纪律:一是所学书刊不许外借和遗失；二是不准随便和他人谈书刊内容；三是要按时参加读书会的活动等。高启云回到济南后,还经常通过各种方式把进步书刊和自己的一些进步文学作品传回村中。
1935年底,由于济南学生爱国运动持续高涨,当局命令学生提前放假回家。高启云和同乡赵毅民一起回到临朐,以读书会为阵地,在青年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青年们群情激昂,表示坚决抗日,保卫祖国,保卫家乡。
1936年春节时,高启云写了一副特别的对联贴在自家灶台上。往年家中灶台一般贴着“上天言好事,回宅降吉祥”,但这一次,他写的是“已消唯心论,何为灶君神”。家中亲人大部分不识字,没发现其中的玄机。村中的进步青年们知道了,都悄悄到他家去看,大家虽然还不太明白,但都约定不对别人讲。后来当这些青年们也陆续走上革命道路,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高启云是在用特殊的方式表达唯物主义世界观。
--
在赵家楼村发展党员 建临朐最早党支部
1936年暑假时,根据上级部署安排,高启云回到临朐县赵家楼村,开始秘密发展党组织。他首先发展读书会组长高奋入党,随后高奋又介绍高德福、高明臣、高景和,经高启云谈话后入党。1936年7月,由高奋、高德福、高景和三人组成建立赵家楼村党支部,高奋任支部书记。此后,在党支部的引领和教育下,该村郭佃栋、高启冉、吴宝珠、郭元久、王健(女)等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在孙毅民的努力下,孙家小崔村党支部也建立起来,由孙海兰任支部书记。从此,临朐最早的党组织建立起来了。
由于高启云在组织发展中非常重视党性教育,严格贯彻党的组织原则,使赵家楼村党支部从建立之初就从思想上、纪律上、作风上得到了很好的加强与巩固。赵家楼村党支部隶属济南乡村师范党组织领导,高启云每次假期回校都向上级汇报活动情况。1937年6月,原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景晓村受中共山东省委委派,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赵家楼、孙家小崔党支部传达上级指示,对这里的工作开展情况大加赞扬。
赵家楼村党支部建立后,书记高奋将自己住的小院发展成联系群众的中心,带着村里的青年学识字、学珠算、阅读进步刊物,如《大众生活》《文化报》《世界知识》《中国农村》《大众哲学》,还有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小说等。村里人认为高奋能劳动、识大体、还能带领同龄人学习,都愿意自家孩子和他接近,党支部很快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党组织力量不断壮大。1937年12月,高奋带领赵家楼支部,联合孙家小崔等村,发动群众500多人,包围伪纸坊区公所,怒砸粮仓和盐店,同时组织开展向地主“借粮”斗争,救济困难群众。
--
组建临朐独立团 整顿队伍清匪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11月,一直在外开展革命活动的高启云按照组织安排回到临朐筹备抗日武装,组建独立团。临朐县委对他的到来非常欢迎。在八路军鲁东游击队八支队的支持帮助下,临朐县委发动群众,收集武器,多方组织抗日武装力量,筹建了临朐独立团,确定李少寒(又名李常信)为独立团团长,高启云任政治部主任。独立团组建有三个中队,百余人,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在全县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底,由于环境恶化,临朐独立团随县委机关一起转移到沂水县悦庄。随着独立团的扩军,队伍成分开始复杂,人员思想比较混乱,尤其是收容的蒋峪区部分土匪中,有些人进入独立团后仍心存歹念。先是李献臣带领十多人,拐带十余支步枪逃跑,紧接着曾当过土匪中队长的张汉芬也暗地里策划逃跑。上级指示独立团采取果断措施,迅速下掉他们的武器,免除后患,由高启云具体负责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高启云带人召开秘密会议,部署了任务,趁夜将张汉芬部的全部武器收缴,张汉芬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除掉张汉芬后,高启云召集原张部人员训话,讲明党的政策,每人发给路费,遣散回家。接着对部队进行坚持抗战和加强纪律性教育,改由李仲恭任团长,高启云任政治委员。通过整顿,部队人数虽有所减少,但组织纯洁,人员精干,战斗力有所提高,为这支抗日武装的成长和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驻扎悦庄期间,工作相对空闲,高启云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时事政治和文化,他带领举办文化俱乐部,排演话剧《烧田庄》。他们还开辟壁报栏,高启云带头为壁报写稿,有时写到深夜。在悦庄期间,虽然物质条件困乏,但大家满怀抗日救亡的热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1939年2月,因人事变动,上级将临朐独立团改编为中共淄博特委直属武装,对外称第四支队第二大队,原独立团人员大部编为第二大队第一中队。
---
辗转多地发展抗日力量
1938年,高启云调任郓城中心县委书记,发展党员,壮大队伍,举办抗日自卫团训练班,为当地的抗日斗争积蓄了有生力量。1939年3月,高启云调任中共新泰县委书记,他带领当地人民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展武装斗争,使斗争形势迅速好转。
--
壮大郓城党员队伍 筹办自卫团训练班
1938年初,山东省委在鲁西南开辟工作,高启云奉命前往郓城,任郓城中心县委书记,筹建地方武装。他以流亡学生的名义,住到了郓城县洪王庄共产党员梁仞仟家中。
梁仞仟原是济南高中的学生党员,在他的带领下建立了洪王庄党支部,后来还建立了郓城中心县委。由于梁仞仟患有严重肺病,高启云调来主要是与他配合开展工作。梁仞仟为了不使抗日宣传工作中断,便把同学约到家中,鼓励引导青年走抗日救国的道路,积极支持高启云的工作。高启云利用梁仞仟原来的工作基础开展活动,还通过进步分子联系贫雇农,启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和阶级觉悟。他们同心协力,紧紧依靠现有十几名党员,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壮大抗日骨干队伍。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党组织逐渐健全,党员队伍不断扩大。
由于工作进展较快,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为了培养干部,建立抗日武装,郓城中心县委决定在飞哲集举办抗日自卫团训练班,由各党支部动员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每期二三十人,时间十天左右。在一无教材、二无给养的条件下,高启云掏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帮助创办油印刊物《燎原》,他还亲自编写教材,在培训班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农村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军事战略战术等课,由于内容切合实际,很受学员欢迎。训练班成员在课下广泛深入农村,走街串巷,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斗争。训练班一时声威大震,鄄、菏等邻县青年纷纷前来参加。训练班先后开办了三期,培养了近150名抗日骨干。在训练班的基础上,郓城县委领导发展了几百人的抗日自卫队,为郓城一带抗日高潮的形成和一大批军事政治干部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七、八月间,为与上级取得联系,高启云只身几经周折在江苏丰县獾口镇找到鲁西南工委,汇报郓城工作开展情况。后来山东分局决定将郓城中心县委划归泰西特委,高启云又与同志们一起赴大峰山找到泰西特委,汇报了郓城一带工作情况。
1938年10月,高启云离开郓城,到山东分局工作。
--
调任新泰建根据地 锄奸反顽巩固政权
1939年3月,高启云调任中共新泰县委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新泰县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对日军来说,是进攻鲁中根据地的门户；对我抗日军民来说,是山东分局、山东纵队联系胶东、渤海与泰山区的通道；对顽军来说,是封闭压缩抗日根据地的紧箍。新泰县七个区,既有游击区,又有敌占区,斗争尖锐复杂,是我党与敌、伪、顽的必争之地。
高启云到达新泰后,坚决贯彻上级党委的一系列指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紧紧依靠当地党的组织,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使新泰的革命形势迅速好转。
一是加强党的建设。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山东分局的决定,高启云领导开展了“红五月”建党活动,把大量发展党员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全县党员由原来的300多人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仅县委所在地的七区就发展了五六百人。与此同时,狠抓了政权建设,先后建立了五区区公所、七区区公所,还建立了十几个乡镇政权。1939年10月,新泰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龙溪庄召开,与会代表60余人,代表全县1500余名党员。会议选举了新的县委,高启云当选为县委书记。
二是紧紧依靠群众。高启云刚到新泰时,住在山沟小村老瓜峪,人员不过十来个人,办公用品都在随身的背包里,吃饭要到进步群众家中解决。他们广泛发动群众,逐渐打开了工作局面。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高启云动情地说:“没有地方党组织,没有群众,部队哪里来呢?就是靠少数党员,组织起了群众团体,又拉起了抗日队伍,并建立了抗日政权,建立了小根据地。这些事都是依靠党员群众实现的,都是在党员群众的直接支持下干的。”1939年10月,高启云在太公峪主持召开了新泰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泰县抗日民主政府,张种玉当选为县长。从此,新泰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
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启云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使新泰东部地区的上层人物子弟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1940年10月,新泰县参议会建立,高启云、王寅轩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参议会和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我党制定的“三三制”原则配备人员,团结了各界民主抗战人士,加强了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根据地建设。
三是开展武装斗争。1939年春,由于斗争形势变化,新泰县独立营升级调走。县委高度重视和加强了对地方武装建设的领导,重建了新泰县大队,由韩顾三任大队长,高启云亲自兼任教导员。
1939年7月,日军大举扫荡鲁中区,主要目标是国民党的省政府。县委决定趁机开展斗争,建立区县武装,巩固扩大根据地。高启云根据中共山东分局郭洪涛书记关于“开展锄奸活动,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在县委的领导下,依靠党员和群众,以民兵为基础,缴了部分顽军的枪,铲除了当地民愤极大的以国民党县长为首的7人。通过斗争,有力地巩固了七区。1940年,高启云带领部分武装到六区开辟工作,消灭栾家庄土顽势力,攻克杨家庄伪顽据点,举办党训班,使六区很快也成为了根据地。
通过高启云的努力,新泰县党的基层组织逐步得到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得到加强,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扩大,群众抗日斗争情绪高昂,为此后新泰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泰期间,高启云也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他与县妇救会长刘萍结为夫妻。
--
沉着应对日军多次扫荡
在泰山地委工作期间,高启云在历次反“扫荡”斗争中沉着冷静,勇敢顽强。由于高启云擅于在复杂的情况下打开局面,扭转不利形势,在莱北局势危急之时,他奉命前去担任县委书记,带领恢复扩大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抗战胜利后,高启云调到华东局工作,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
调至泰山地委工作 率部突破日军合围
1941年2月,高启云调泰山地委任宣传部长。从1941年春开始,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多次残酷的“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妄图消灭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摩擦,使我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1942年,泰山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驻在莱芜北部山区。地委机关、军分区司令部和十团一营驻栾官、阁老一带,教导队驻船长村,专署机关驻茶业口。10月中旬,地委在阁老召开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部署下一步工作。日军得到相关情报后,纠集莱芜、泰安、章丘、博山等地6000余名日伪军,兵分数路包围茶业口一带。10月17日,敌人重兵形成合围,地委、专署、军分区立即组织部队实施突围,全力向东博山方向转移,以期与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的主力部队汇合。队伍出发不久即发现大批日伪军埋伏,便迅速沿公路南撤。行不多远,见莱芜北进之敌已占领公路两侧山头,部队当即改变方向,继续向北突围。行至茶业口时,与章丘南下之敌遭遇,激战半小时,我军见无法突过,立即改向吉山冲去,行至吉山西岭,发现四面均有敌人。
经过紧急磋商后,部队决定分头突围。专员赵笃生率专署机关200余人及教导营政治队70余人,折回茶业口西南处,从敌人合围圈最薄弱的地方突围。高启云与地委副书记刘莱夫等率地委机关向王庄东山突围,途中遭到敌军阻击后再次分散,刘莱夫和机关部分同志继续向北,高启云带领报社、电台人员向东山方向突围而去。高启云和众人登上法山北山,根据在山顶观察的情况,当机立断带领众人继续顺山巅东进,至傍晚时分赶到了一个小山村,成功突围。两天后,侦知日伪军已撤走,便返回茶业口以北的北王庄。
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汪洋亲率军分区机关一部,并主力十团一营两个连,在西岭拦截自西追至的日伪军,掩护机关分头突围。汪洋指挥战士们凭借有利地形,英勇阻击3000多名日伪军的疯狂进攻,连续打退其数次冲锋。估计我方几支队伍已突围走远,汪洋才带领战士们撤离阵地,向东追赶部队。他们突围至吉山东岭时,再次与日伪军展开激战,撤退时又与博山方向之敌遭遇,因敌我兵力悬殊,部队马上调头向南突围。在抢渡吉山河时,东、西、北三面之敌已合拢而至,向正在渡河的部队猛烈开火,我部队伤亡惨重。过河后,汪洋率一连迅速抢占吉山河南制高点。此时,雪野方向日军数百人正由龙堂高山夹击而至。经过一番激战,制高点失守,一营营长赵钧和军事队队长田光林等壮烈牺牲。敌我双方在吉山村南河滩一带反复冲杀,战况空前激烈悲壮。我军指战员终因寡不敌众,一个个倒了下去。教导营营长石新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汪洋身负重伤,在处理掉身上所带文件后,英勇殉国。吉山之战中,汪洋等200余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
在这次战斗后,为坚持泰山区斗争,加强统一领导,鲁中区党委决定由廖容标代理泰山地委书记。
1942年12月下旬,由于新甫县形势吃紧,地委派高启云到新甫县帮助工作。当时日军正在“扫荡”莱北县,接着又要“扫荡”新甫。高启云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新甫县干部群众认清形势,坚定斗争信心,积极准备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高启云到了新甫县,在新甫县的西部赵家岭向县委传达了地委的意见。1943年1月5日,日伪军集中万余人的兵力“蚕食”新甫县,重要山头、路口、大的村庄都被日伪军封锁、占领,情况十分险恶,上下左右全失掉联系。高启云在摸清敌情后,趁敌立足未稳,率县委抢先跳出敌合围圈,又与县委几位同志从山里插到敌据点附近的村庄里,设法与区委干部、村干部联系。县委在刘家林召开有县、区干部参加的会议,高启云再次传达了地委意见并作了具体部署。高启云在讲话中教育与会干部,困难是相对的、暂时的,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坚持斗争。正是高启云这次会议的强有力部署,使新甫县在日军的大“扫荡”中减少了损失,为赢得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
赴莱北兼任县委书记 扭转局势恢复根据地
1943年2月,地委派高启云兼任莱北县委书记,住莱北李家庄。
莱北县自1941年以来,敌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对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反复“扫荡”,敌伪据点、碉堡林立,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和对群众的领导。莱北对敌斗争形势严重恶化,我所占山区只剩一条山沟,干部、群众消极悲观情绪严重,少数干部甚至妥协回家或投敌,有些村民开始偷偷资敌。
高启云到莱北县后,分别召集县委和区委同志开谈心会,统一认识,树立信心。他在县委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有关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当前莱芜的斗争形势,引导大家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接着他又给机关干部和县大队的全体指战员作了一次生动的形势报告,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辩证地分析了对敌斗争形势,鼓舞干部、战士的斗志,坚定胜利信心。
他领导县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精兵简政的政策,以及罗荣桓提出的“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及时果断从组织上采取措施,县机关只留少数人,大部分人员下放到各区兼区长或书记,县大队也抽调干部充实加强各区中队的领导。同时抽调部分干部组成武工队潜入敌占区,伺机打击敌人。经过这一番的组织整顿,为贯彻“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方针打下了坚强的组织基础。
在抓好对敌斗争的同时,高启云带领县委一班人以华山区为重点,大力开展了民主文化运动。先是派部分干部到该区任教,加强小学教育,后又组织夜校、识字班和小型演出队、秧歌队等,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提高群众的抗战热情。
到麦收时,形势稳定,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到年底,在地方武装支持下,通过开展政治攻势,把山区周围的碉堡、据点全部拔掉,山区根据地完全恢复,敌占区的工作进一步加强,斗争形势大大好转。
1944年4月,高启云结束了在莱北县的工作,调任泰山地委副书记。这时形势较为稳定,除了继续抓对敌斗争,他带领群众开展春耕大生产运动,在各村组织互助组、变工队、合作社,当年生产获得丰收,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如闻名全国的劳动英雄李顺章。他还协助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林乎加抓整党整风。自7月起,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集中在泰莱边店子峪开展了“整风坦白”运动。11月,林乎加离职参加分局党校整风学习,直到次年4月,这期间由军分区司令员兼专员廖容标再兼地委书记并军分区政委职务,高启云主持地委工作。
1946年4月,高启云到华东局党校学习,兼任党校组织科副科长。1947年2月,他任华东局组织部组织科长。1949年4月,他任山东分局组织部组织科长。高启云工作勤恳扎实,一丝不苟,又善于密切联系群众,每次都能圆满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
宵衣旰食振兴齐鲁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高启云在山东从事经济工作期间,兢兢业业,善于钻研,敢于决断,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分管组织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在新时期的组织路线,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
访问苏联学习经验 推动济南工业建设
1949年,高启云被选派参加中央组织工作访苏代表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去苏联学习参观的代表团,接待和活动由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亲自安排,期间还在红场观礼台参加了“五一”庆典,见到了斯大林。高启云深感这次学习访问责任重大,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国家要建设,经济要发展,人民的生活要改善,党亟须培养造就一大批懂经济、会管理的干部,因此得趁此机会尽最大努力把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学到手。他白天听介绍,参观工厂、农庄,晚上利用休息时间讨论、整理笔记,思考问题。后来他在工作中将一些在苏联期间学到的先进做法,因地制宜进行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
从苏联回国后,高启云因病住到泰山脚下的普照寺疗养。泰山地委书记张敬焘前去看他,总见他手不释卷,认真学习或伏案研习书法,交谈中他回忆在苏联时的所见所闻,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1952年2月,高启云任济南市委委员兼工业部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大批干部进城后,普遍缺乏管理现代化工业的知识和经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高启云深知这个道理,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他牢牢抓了两条:一是加强学习,二是实际调研。他孜孜不倦地攻读理论,刻苦学习党的各项指示,吃透上级精神,带头并组织干部学习工业管理知识,钻研业务。同时,他坚持调查研究,亲自抽调干部组成两个工作组深入到济南机床二厂和成大纱厂蹲点,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从点入手,指导面上的工作。他坚决贯彻中央城市工作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依靠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努力恢复、发展生产,尽快把济南由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从进行企业的民主改革,继而生产改革、技术革新,从发动群众进行反封建把头制度,到组织工人、科室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查定,建立班组核算,进行技术革新、开展生产节约劳动竞赛等。他对私营经济也非常重视,强调认真执行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经常深入私营企业召开工人座谈会,找企业主谈话,进行调查研究。由于高启云工作抓得紧,指导具体,济南市的工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3年1月,高启云任济南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当年,中央分配给济南市制造3000辆武器车的军事加工任务。高启云深入到承担此制造的机床一厂、四厂和农具厂,参加各厂总支、支部会,向干部、工人进行动员,讲明承制军事加工任务的重要意义,帮助各厂克服各种困难,不但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而且超额完成255辆。1954年2月,他在机床二厂蹲点,直到年三十上午才回机关。发现有关部门对春节后的工作尚未部署,再召开会议已来不及,便亲自写出书面意见,连同机床二厂春节后工作安排的报告一并作为市委文件打印,于除夕夜发至各基层单位。
--
因地制宜调整经济 思想解放勇于创新
1957年至1966年,高启云先后担任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省工业生产委员会主任、省计划委员会和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等职。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调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如何贯彻好这一方针,高启云提出:“要依据山东的实际,统筹规划,区别对待,保住重点,以利发展。”他为省委制定方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在具体实施中,本着能并则并,能转则转,能缓则缓,实在没有办法再关停的原则,保证了全省工业生产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在这次调整期间,中央决定压缩城市人口,其中山东要压缩120万,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高启云与省政府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在抓调整工作的同时,夜以继日地召开紧急会议,分部门分行业造册登记,在一个月内,完成了规划和动员工作。当时,他主持省经委的工作,一方面安排经常性生产,一方面抓城市人口的压缩和安置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最后顺利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上世纪60年代末,中央颁发了《试办小型工业示范县的决定》,当时山东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绝大多数县属于空白。高启云认为从发展经济的比例顺序讲农、轻、重,但从战略上讲,没有工业,农业就得不到充分发展。要发展工业就需从零开始,从群众性的小型工业做起。高启云不仅亲自帮助试点县研究规划,制定措施,而且发现经验,积极推广。
“文革”结束后,省委分工高启云兼任省科委主任。尽管他长期搞经济工作,对科技并不是很熟悉,但他不折不扣地一抓到底。从健全机构到制定规划和搞基建,他都抓得很紧,很快使全省科技事业初具规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再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整,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时,高启云分管省委工业交通工作,他对这次调整作了认真分析,认为这次调整的重点是解决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调整行业、企业、产品结构,使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他废寝忘食,终日操劳,及时解决调整中的问题,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1979年7月,高启云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思想解放,勇于创新,与时俱进。1982年1月14日《大众日报》发表了他与姜春云合写的文章《正确看待实行经济责任制这一伟大变革》。这篇文章中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对这一变革的看法,明确指出:要害是生产关系适合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经济责任制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要把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紧密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做好经济责任制的总结完善稳定工作,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要跟上伟大变革的步伐。文章指出:“对这场变革的巨大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及其理论意义,我们务必要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一定要采取满腔热情的、客观冷静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新生事物,积极而又稳妥地把这场关系我国经济命运的伟大变革进行到底。”1月29日,《人民日报》以《集中力量完善稳定经济责任制》为标题摘要刊登此文。
--
离而不休致力文物保护
为推进新老干部交替,高启云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离休后他仍积极从事各项社会活动,特别是为文化艺术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而奔波。高启云虽长期从事党务和经济工作,但他勤学多思,学养深厚,也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卓有成就的书画艺术家。
--
贯彻中央干部要求 带头离开领导岗位
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提出干部年轻化的要求。1983年,高启云身体力行,带头从领导岗位上彻底退下来。
有许多人不理解,但他十分坚定和坦然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就应该听党的话,按党的要求去做。你不退,我不退,年轻干部怎么上来,干部队伍怎么能实现年轻化?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选择面前,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侄子问他:“过去您不是常说,为党的事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拉一辈子革命车不松套吗?”他解释说:“时代不同,党在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政策,过去是那样提法,现在党中央提倡让贤退下来,这并不矛盾。这样做是为了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新老交替,后继有人；再说退下来也并不是不干革命,还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他还说:“这次省委调整班子,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我亲自参加研究,光叫别人退,自己不以身作则还行?我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了一辈子问心无愧。”
在他的坚持下,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批准了他的请求,他成为山东省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中第一个从领导岗位上一步到位彻底退下来的领导干部。后来在他逝世后,家人收拾遗物时发现了他两次写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山东省委的报告,才知道他不仅坚决要求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还婉拒了组织上安排他去省顾委或省人大任职的安排。
--
积极从事社会活动 推动保护文化遗产
1983年,高启云离休,他自撰《无题》诗写道:“不是解甲告归田,革命生涯启新篇。伏枥不忘千里志,四化岂敢惜残年。学书学画平生愿,种菜养花乐怡然。愿与同志齐努力,齐鲁形势更灿烂。”
他离休后,仍然继续关心两个文明建设,积极从事各项社会活动,为青少年教育事业、党史编撰宣传研究工作、妇女儿童事业、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文化艺术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奔波和忙碌着。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将自己多年精心珍藏的一批名贵字画无偿捐献给国家,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
高启云热爱中国文化,对于保护、发掘、整理齐鲁大地上的文物古迹、文化遗产有着很高的热情和极强的责任心。他虽然不分管文化工作,但他却对山东文化事业的发展倾注了许多心血。临朐县城东的山旺村一带蕴藏着大量珍贵的古生物化石,1980年国家将山旺化石区定为全国重点自然保护区。1981年,高启云到临朐了解工农业生产情况时,问起山旺化石的事,县委负责同志说:“山旺化石有几件大的犀牛化石,外国人来参观时提出要高价买。”高启云坚决地说:“不能卖!这是全国少有的无价之宝。”他提议建展览馆陈列,供国内外参观,这样既得收入,又保存了原物。为搞好化石产地的保护、管理、宣传,高启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多次陪同中央领导到化石产地视察摸底,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为研究、宣传山旺化石,1982年筹建化石陈列馆,高启云冒着酷暑炎热,多次到施工现场同主管部门负责人和施工人员一起研究图纸,制定措施,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化石宝库而建好这个馆。1985年,山东临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第一期竣工,高启云亲笔题写了匾牌,还写下“化石宝库”四个大字。
一次,他到东阿县,见到鱼山曹植墓遭到破坏,十分痛心,直接向当地政府提出建议,回到济南后,立即向有关部门呼吁,引起了重视,曹植墓得以重修。他去泰安徂徕山,发现“建安七子”遗迹周围的古树遭到砍伐,立即提出了加强保护的措施。另外,青州白驹谷刻石的保护,桓台县新城王渔洋纪念馆的文物充实,山东省文物店的修建,以及淄博陶瓷工艺美术的发展等,他都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
晚年潜心书画创作 博采众长独具风格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高启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在艰苦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始终保持着对书法的热爱,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书法艺术家。
高启云自幼就喜爱书法。他曾回忆说:“我的家乡是一个离县城20多里的普通农村,有百户人家,而书法较好的就有六七人。高、郭、吴、张、程、赵六姓,几乎每姓都有写得较好的书法者。有的写颜,有的写柳,有的写赵,也有写何绍基、刘石庵的。他们的书法艺术和风格,对幼年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学习的榜样。其中,尤其是我二哥,颜体字写得颇为深厚大方,备受乡里称赞,给予我更深刻的影响。”据同学和亲友回忆,高启云上学时经常学写柳体字,虽是初学临摹,而钩点横撇却大有可观,受到老师的器重。由于高启云毛笔字写得漂亮,每逢过春节时就帮助村里的乡亲们写春联。他为了省钱自制墨,买来水胶用锅熬化,再倒入从烟道中挖出的黑烟灰,熬一会儿倒入盆内,冷却后即成软墨块。写春联时,把墨块放在墨盘中研成黑墨汁。他的毛笔字写得浑厚有力,体势端庄,受到众人的称赞。
1950年,高启云随全国组织工作代表团赴苏联参观。回国时,代表团致斯大林与苏共中央的感谢信要求用正楷书写,大家推举高启云来写。他握管挥毫,将大幅长篇楷书一气呵成,深得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作之余,高启云逐渐把业余时间与精力又集中到书画上。不论春夏秋冬,只要能挤出时间,不论出差在外还是在家中,他都会挥毫泼墨。晚年离休后在家,整日里伏案书写不停,从不放松学习。他潜研书画,博采众长,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书法作品刚健雄浑,质朴端庄,苍劲圆润,洒脱自如；他画的竹石、山水等,格高韵雅,意趣超然。
高启云晚年主攻书法,离休后担任山东书法家协会会长。随着他的艺术造诣日渐出众,来求字的人也络绎不绝。高启云从不摆架子,来访者无论职位高低,皆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他为名胜古迹和企业、机关、商店、学校书写匾额,为工人、军人、学者、机关干部题词,其词必激励先进,鼓舞斗志,尤其是为单位和商业场所等写完后从不留名,坚决反对收款买卖。每年盛夏到青岛避暑,海边风光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他就挥笔疾书。家人劝他休息,他就拿起记满了名单的本子风趣地说:“写不完的字,还不完的账。”
--
一身正气为民鞠躬尽瘁
高启云性格直率、真切,是非分明,敢说敢做,有错必纠,勇于承担责任；他顾全大局,心胸坦荡,光明磊落,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观念。
--
是非分明胸怀坦荡 刚直不阿坚持原则
高启云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对待革命历史客观公正。他在新泰党史座谈会上曾强调:“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既不缩小,更不扩大。既要写胜利,也要写失败,总之,经验教训都要写出来。不然怎么叫‘史’呢?特别是党史。怎对得起牺牲的烈士和人民?要实事求是。胜利要写,困难、错误不能回避。”
高启云是非分明,心胸坦荡,刚直不阿,具有坚定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原则。1955年,受“向明事件”影响,高启云受到错误处理,被停职审查,取消参加中共“八大”的代表资格,被赶出市委宿舍。在接受审查的日子,他一面不断写检查,一面认真阅读报纸,学习中共八大会议精神。他除向组织陈述自己的意见外,在行动上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仍然以党的事业为重,兢兢业业地工作。“文革”开始后高启云夫妇被打成“走资派”,高启云曾对女儿说:“爸爸、妈妈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但爸爸、妈妈决不反党反毛主席,到什么时候你们都要相信这一点。”他坚定地告诫后辈:“不论遇到什么风浪,不管碰见什么问题,作为共产党人,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相信共产党,不要动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
高启云具有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一次,他从生建铁厂去新泰,当时已是深夜,寒气逼人,道路又不熟,还不好走。有人劝他改日再去,但他硬是坐上拉煤的卡车,连夜赶到,顾不得休息又抓工作去了。他常对身边的人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就最讲认真。不认真,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当共产党的干部,大事小事都得认真。”
高启云热爱祖国,坚守初心,深情热爱着祖国和人民。改革开放后,高启云去看望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同志。谈话间,对方把国外吹得天花乱坠,把国内说得一无是处,高启云当时沉重地说:“母亲再丑也是母亲。”后来他又就这件事说:“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这正是激励自己发愤图强的根据,决不能把这种不足作为看不起祖国的把柄。当今社会上仍有一股以侮辱祖国为时髦的小阴风,这种人自恨生为中国人,他们最好学叔夷、伯奇‘耻食周粟’。”他的一腔爱党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高启云一生酷爱竹石,崇尚竹刚直挺拔、虚心向上的品格,他种竹、写竹、画竹,还将自己的书斋定名为“竹石斋”。
--
严以律己清正廉洁 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高启云生活廉洁清苦,艰苦朴素,常以“俭以养德,艰能励志”自勉。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堪称廉洁勤政的楷模。
1953年秋,他到一个工厂了解情况,午饭时间已过,厂里准备了酒菜,他婉言谢绝,并语重心长地说:“此风不可长,廉才能清正,俭才能育德。不然,人民就会唾弃我们。”1960年前后,国家暂时处于困难时期,他家人口多,客人往来频繁,口粮不足,做行政工作的同志瞒着他每天给他家补贴几斤粮食。高启云知道后十分生气,把多领的粮食全部退回。
关于高启云的廉洁勤政,2001年,时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省长的李春亭在怀念高启云的文章中提到:“启云同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衣食住行,从不铺张。出发去基层,总是反复向秘书交待,不住豪华宾馆,不赴宴,不收礼,不买补贴差价的东西。我在冶金厅工作期间,曾多次陪同他到企业检查工作,考虑到他年高体弱,基层的同志想尽量把住房安排得好些,饭菜标准高一些,但每次都被他婉言拒绝。”
高启云在生活上清正无私,严格遵守各项规定。1948年高启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工作时,住在益都县东南营村。家中来信说他母亲病重,组织考虑到路远事急,提出破例派汽车送他,按规定高启云只能骑马或自行车,他执意不肯用车,说:“我不能违背机关规定。”后来高启云和警卫员骑自行车返回老家,来回一百多里路。
高启云经常告诫自己的孩子:“你们这些干部子弟,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你们的一举一动,不仅仅关系着你们个人,更代表着我们领导人的形象,反映着我们党的作风。”他鼓励子女自立自强,不许子女利用干部子女身份在就业、工作等方面谋取便利。长子大学毕业时,他动员长子到条件艰苦的沂蒙山区工作,勉励长子用所学知识,为改变沂蒙山区的面貌、造福沂蒙人民作出努力。在他的教育和严格要求下,长子在沂蒙山区一干就是三十年。其间不断有人劝高启云将儿子调回来,但他考虑到还有很多老同志身边一个子女也没调回来,而自己身边还有子女,就把机会留给了其他人。他的次子在部队当兵时,高启云到次子所在单位检查工作,和儿子擦身而过就像不认识一样。他的女儿在工厂车间工作时,高启云进厂视察时也只是像陌生人一样和女儿握握手。子女们也从来不对外讲自己的父亲,连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不知道他们的家庭情况。因为他们知道,高启云最不愿意让他们对外讲自己是谁的孩子,他总是说:“你们一定要靠自己,走自己的路,决不能靠爸爸、妈妈。”
1988年9月,高启云在济南逝世。高启云毕生为党的事业竭尽忠诚。白色恐怖时代,冒生命危险,发展组织,筹建武装,与腐恶势力拼搏；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冒矢石,履艰险,同敌人殊死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为振兴中华、富民兴鲁,宵旰勤劳,鞠躬尽瘁。在长达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高启云始终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他对党忠诚,为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他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山东历史》(第一卷),《中共潍坊地方史》(第一卷),《山东党史人物传》(第六卷),《风范永存——纪念高启云同志》等。
图片来源:《风范永存——纪念高启云同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