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米”小记
作者：郭建华
2018年8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郭建华文集》，是我的自选集，含小说、散文、电视剧文学剧本三种体裁，共4卷，计176万字。这些文字，是从自1973年开始，45年间发表（播出）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大体上勾勒出这一时期我的文学创作轨迹。还有几种体裁的文字，在我的作品中占有一定比重，我一篇也没有收入，甚至在《文集》的附录《郭建华作品选目》中也未出现。手稿也被随手丢弃，一个字也没有保留。这部分作品就是报告文学和电视专题片脚本，及所谓“纪实电视剧”剧本。这些作品大都曾经发表、出版或录制播出，有的还获过奖，或者产生过一定反响，也有的胎死腹中。它们之所以被视为“另类”，排斥在《文集》之外，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学品位。写这些东西，应该叫做“干活儿”，而非“创作”。这种写作的目的，就是宣传，宣传单位和个人。写作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也使用了文学手法，但根本上算不得文学创作。这样的目的和写作手法，造就的产品必然是带有文学色彩的宣传品，而非货真价实的文学作品。作者写作的初衷，往往不是创作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动人的故事，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抒发自己的炽热情感，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激情和动力基本上来自“劳务费”。这类文字，报酬一般要比正宗的文学作品高出数倍。
扪心自问，这种写作是有悖于作家的良知和天职的。东晋大诗人、大文学家、大隐士陶渊明曾有名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显示出文人的淡泊功名、蔑视利禄，赢得千古传颂。我们推崇陶渊明，但我们没有陶公的地位和境界。我们不是文学家，更不是隐士。我们是草根，是俗人，缺少“五斗米”的薪俸。我们要食人间烟火，不然难以生存。我们的米缸常常见底。一介书生，只有依靠手中的笔，开垦几块“小荒地”，方能保障有米下锅，不至于断炊。几十年断断续续的“讨米”写作，除了收获“劳务费”，聊补无米之炊，还得以通过采访和写作，开阔眼界，丰富阅历，积累了许多文学素材。这对于文学创作都是大有裨益的。“讨米”过程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故事，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倒也值得回味，值得一记
青涩“红富士”
1996年1月底，我应某影视杂志驻潍坊记者站王君之邀，前往海阳县发城镇王家山后村采访，目的是为该村写一部“纪实电视剧”。同行者还有潍坊市戏曲研究室的牟主任。
牟主任是剧作家，潍坊市戏曲创作权威，在全省戏曲界也颇有名气。他创作的戏曲剧本，屡屡获奖，有的还晋京演出，大受好评。牟主任是我的老师。我多次参加他主持的戏曲学习班，聆听他的教诲。他也多次来昌乐，观看戏曲演出，指导剧本写作。他没有剧作家的派头，幽默风趣，喜欢喝两口儿，很容易与草根作者们打成一片。有一年，大概是冬天，牟主任到昌乐指导创作。中午，文化馆为牟主任接风。大家谈得很投机，喝得也很尽兴。饭后，我遵照馆长安排，将牟主任接至我的斗室，在我的床上休息。那时候，街上还挂着大喇叭，县广播站早、午、晚准时广播。每次广播的开始曲是《东方红》，尾声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傍晚，大喇叭响过《东方红》，我去请牟主任吃晚饭。进屋一看，被窝摊在床上，人却不见了踪影。我急忙四处寻找。办公室、厕所、宿舍……一一找遍，终无结果。我猜想牟主任或许上街闲逛去了，决定出去寻找。刚走到院门口，便见牟主任戴着眼镜，穿着棉大衣，肩上背着黑色人造革兜儿，匆匆走来。我忙问：“牟老师，你去哪儿了？”牟主任嘿嘿一笑，“我一觉醒来，听到放《东方红》，以为是早上，心想：糟了，怕要耽误回去的火车了。慌忙起床，也没来得及跟你们告别，就往火车站跑。到火车站一问，原来是晚上。喝多了，喝多了…… ”说着又是一笑。
老掉牙的灰色“伏尔加”一路喘着粗气，一副不堪重负的模样，让人担心它随时会趴倒，把人晾在路上。好在这“老爷车”还算命大，颠簸数百里，终于在天黑前把我们拉到目的地——海阳县发城镇政府驻地。
王家山后村的支部书记一行人早已在宾馆迎候。东道主介绍，这是全镇最豪华的宾馆，刚刚落成使用不久。足见东道主对我们的热情和敬重非同一般。天色已晚，寒暄之后，东道主便邀我们入席就餐。席面的丰盛自不待言。海阳靠海，上等的海鲜是主打菜。还请了镇上的两位干部作陪。只是房间温度有点低，与时尚的装修和丰盛的饭菜不太匹配。一路风尘，很希望洗个热水澡再就寝。主人表示歉意，说洗澡间尚无热水供应。
两人一间的客房，整洁清静，还微微残留着装修的味道。宽衣上床，方发现床上铺着电热毯。电热毯质量不错，躺上去热乎乎的，很是可人。酒意、劳乏和电热毯的温暖，催人很快入睡。谁知好景不长，一觉醒来，只觉得身子底下发烫，摸一摸盖着的棉被却冰凉。这才明白，客房内并未供暖。冰火两重天的被窝，令人再也难以入睡。穿上衣服，开门去找服务员求援，外面黑洞洞死一般寂静。原来就我们几个尊贵的客人睡在这承载着东道主一片盛情的冰窟里。
次日，我们到达王家山后村，开始采访。像它的名字一样，村子坐落在一面山坡上，四周都是低矮的山丘。山丘遍植苹果树，一片连着一片。东道主告诉我们，这里土壤肥沃，毗邻大海，最适宜种植苹果。这几年改良品种，全部换成了“红富士”。如果是春天，满山鲜花盛开。如果是秋天，则是一树连一树的大苹果。可惜我们来得不是时候。时值隆冬，只能观赏正在俏俏孕育着花蕾的茁壮的枝条。王家山后的管理体制有些特殊。改革开放十几年了，这里还是“大集体”。所有土地和果树都归集体所有。住房也是统一规划，统一模式。站在山坡回望村子，白墙红瓦，错落有致，与山林和蜿蜒的山路构成一幅美妙的“山居图”。
走马观花地参观完果园，已近中午。我们回到村子，走进农舍。
全村农家院落的格局千篇一律，都是三间正房、前后小院，再配以偏房。正房的西间，前面连着门楼，门楼前面是厕所。正房西间的后面，连着厨房。厨房内支着锅台，蹲一口大铁锅。用之不竭的苹果枝条在灶内噼啪燃烧，袅袅炊烟从立在西间南面的烟囱冒出。整个西间内部就是一盘大火炕，进门即上炕。炕上不铺苇席，而是糊一层纸，纸上涂以清漆，平整而光洁。炊烟自炕洞内源源而过，将炕面烘得温热适宜。
我们脱鞋上炕，围坐在炕桌旁。桌上摆了一盘新鲜的苹果，个儿大、皮薄，咬一口，又甜又脆，满口清爽。这便是王家山后自产的“红富士”。那时候，“红富士”在潍坊一带还少有种植，属于稀罕物。而在胶东，在王家山后，已经是主打果品了。
随后，热腾腾的农家菜就端上来了，比起镇上宾馆的大席，花样和口味一点也不逊色。最要紧的是，坐的是热炕头，而不是冷板凳。菜是热的，酒是热的，炕是热的，东道主的一片心意更是热的。数九隆冬里，这是再好不过的享受了。
大家边吃边聊，吃饭、采访两不误。谈笑间，牟主任突发奇想，提议道：“咱们今天晚上就睡这大炕，怎么样？”支部书记忙说：“不行！不行！你们是贵客，怎么能睡庄稼人的火炕呢？还是住宾馆！住宾馆！”牟主任的提议正合吾意，便极力主张睡火炕。我的理由是，吃住都在村里，省去来往镇上宾馆的麻烦，能腾出更多时间进行采访。我没好意思提宾馆客房冰火两重天的被窝那把“不开的壶”。王君心领神会，也随声附和：“睡火炕好！还是睡火炕好！”宾主双方激烈争辩，最后还是宾方胜出，达成睡火炕的共识。
当晚，东道主将火炕腾出来，把炕面擦得溜光，铺上拆洗后尚未用过的被褥。我们一行人躺在热乎乎的大炕上，享受着宜人的温暖和乡间特有的安静，度过一个香甜安逸的夜晚，也补足了因为冰火两重天耽误的好觉。
此后，我们就吃农家饭、睡大火炕，登门入户进行采访。人们叙说王家山后的创业史，赞扬他们的带头人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是退伍军人，性格刚毅，吃苦耐劳，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他就像一头老黄牛，任劳任怨，拉着王家山后这挂大车，翻山越岭，一步步告别贫困，走向富足。毫无疑问，他就是我们将要创作的电视剧的“男一号”了。
原先商定，剧本是由我与牟主任合作完成的。或许因为我在潍坊电视台混过，创作的剧本《墙东墙西》《剪花娘娘》录制后先后在央视播出，采访结束后，牟主任坚持要我一个人写。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牟主任作出让步，同意参与策划，由我执笔。
回到单位，我即投入剧本的写作。其时我尚未退居二线，白天须按点上班，只有节假日和晚上的时间归自己支配。每天晚饭后，就钻进书房，趴到桌子上，绞尽脑汁爬格子。如无特殊情况，十一点服两粒安眠药，十二点辍笔就寝。这种写作习惯，在我退休之前，一直保持了数十年。熬夜两个月，终于在当年3月底完成六集电视剧文学剧本初稿，取名《红富士庄园》，交牟主任和王君审阅。二位提出意见后，我们共同研究修改方案，由我再行执笔修改。修改两月，三易其稿，于5月底定稿打印，赴王家山后征求意见。
这次牟主任未去，只有王君陪我前往。坐的仍是那辆老掉牙的“伏尔加”。此行更为辛苦，除了颠簸，还有炎热。老爷车没有空调（也或许空调废了），只好一路大开着车窗，取自然风解暑。到达目的地，已是一脸灰尘，一身臭汗。始料未及的是，天气比上一次热，东道主的态度却比上一次冷。我们渴望住到宾馆，洗一个痛快的淋浴，在客房吹吹空调，喝几口茶水，消一消暑气，解一解劳乏。然而，东道主既未安排我们住宾馆，也未引至农家院，而是住进村办公室。用以接待客人的几张床铺皱皱巴巴、灰不溜秋，不知已多久没有人睡过。更要命的是，根本没有洗浴设施。晚上，在水龙头上草草冲一冲满头满脸的汗渍和泥垢，顾不得闷热和浑身汗臭，便钻进蚊帐，躲避蚊虫的袭扰。苦熬两夜，终于等到东道主们看完剧本，召开了支部大会，提出了修改意见。整个等待和交谈意见的过程中，始终有不祥的阴影在我们心头笼罩着。
1996年6月12日，是个晦暗的日子。这天，我接到王家山后打来的电话，称支部班子调整，一把手换人，电视剧不搞了。《红富士庄园》一枪毙命。半年的奔波，半年的辛劳，顷刻化为泡影。我仰天长叹：再见了，《红富士庄园》！再见了，王家山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