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胶济铁路的全线通车，给沿线的军民带来莫大的希望。我们也紧盼着国军的力量能日益壮大，会同地方团队，直捣共人巢穴，以便尽快复员。但由于世界局面的变化莫测，国际共产统战阴谋的诈欺宣传，再加民主国家的姑息养奸，都使我们的战后局面，蒙受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坐看毛共人帮，收取渔利。共人从东北苏俄手中获得大量的精良装备，其地方上的土八路，也因之而得以加强了火力，气焰之盛，较已往任何时期为高。他们以欺骗的、威胁的、宣传的种种手段，想尽方法，把当地的男女老幼，控制到手，或以血腥的残杀，使民众屈于淫威，供作驱使。这样的地区，卽使由我们的国军，作了一时的占领，也不能算是眞正的收复。所以共党对于土八路和基层武力，非常重视。抗战胜利后，更是加意培植，大量补充械弹，使成为他们深具潜力的战鬪单位，胶着在地方，纠纒在地方，控制着全部民众的精神和行动。而我们却于抗战胜利后，只注意复员命令的贯彻，未顾到地方骚乱的事实存在，把对抗土八路的游击部队处于缩减孤零状态，不被中央和国军所重视，且在许多措施和宣传上使他们受到伤害和摧残。有一天我在从临朐到潍县的途中，看到靑岛出版的一张民言报上，有这样的一段消息，那是一位东北的最高长官发表谈话说：「所有的地方游击部队，一律解甲归田，另行成立国军五十万。」我当时看了，就感到非常难过，心里在想：「这一下子可就糟了。」在山东也有高级军事指挥官，在大众集会场合里，公开宣布地方抗战武力为「游杂部队」。在八年抗战期间，游击队由民众自动所组成，杀敌第一，救国为先，只要不使我们沦陷区的人民被怀柔、被奴化，则其对全民抗战的总目标就不算错误。而其组织之散漫，纪律之松弛，良莠不齐，行动不一，也是无可避免之事实。但其牺牲之大，伤亡之多，倒下去，站起来，打散了，再集合，长期奋鬪，始终如一。使日本强敌在其广阔的占领区中，仅拘束于点线范围之内，尙不能保持其交通的畅行无阻。更无法利用广大的物力人力，实现其以华制华的美梦，这都是任何人无可否认的事实。日军投降后，如果我们的局面是单纯的、正常的，他们原从农村来，自然要回农村去。但由于遍地共人，到处都是八路，游击队的任务和目标，早就从抗战救国，变成剿人保乡了。经过一些大小战鬪，杀来打去，已由国仇变为私恨，在基本生活形态上，已达到了汉贼无法两立的程度。这些游击部队，如果眞以政府命令能使他们解甲，实际上却没有办法让他们归田，因为他们已经无田可种，无家可归了。局面很复杂，道理很简单，不是当共人，就是打共人，任何地方，都很不容易当一个安善良民了。値兹共人大举叛国，猖獗已极，在此紧急关头，任使民众武力自生自灭，殊为可惜。因此，大家的安全和生存，在心理上、精神上、观念上，都完全放在国军的身上了。国军到那里，那里就算是安全地带，国军开走了，马上又变成了共人呑食的目标。我们就在这一阶段，铁路上的火车，在一个为期相当短暂的时间里，虽也曾看到东奔西驰，很像是一种太平景象，但在数里甚至几百公尺之外，就有人军骚扰，袭击我们的据点。共人深知国军的作战行动，多半固守防地，不会轻易出击，更不会为发现一个武装小组，穷追不已。地方团队，早在心理上、精神上解除了自己的武装，也没有足够的弹药充实战力，所以也就没有勇气打硬仗了。
三十五年的下半年，临朐仍维持着三个区的小康局面，但也是天天和共人互相攻击，打来追去，两不相让，自然更谈不上是一块安全地区。可是由于地方人士的热心桑梓和团结振作，成为当时不靠铁路线，而能自食其力的少数县份之一了。且对连续多次负担分监总部所分配来的大宗面粉，虽感极度困难，但临朐民众仍以为还有这份能力，对征战辛劳的国军有所贡献，依然引以为荣。当时的环境，虽甚艰险，但在县政日见开展的情况之下，我们冲破了许多困难。大家都以只顾耕耘，不管收获的精神，创设了一所县立初级中学，以发展敎育文化，奠定固有道德的思想体系，以与共人展开正必胜邪的长期鬪争。由敎育科长马秀生兼任校长，请来张梦桥先生为敎务主任，各单位的行政主管，甚多师范毕业者，也都成了热心赞助的义务敎师。我三弟国庆适由阜阳的山东师范学院回来，也在这里担任了一些重要课程。校址设在桲罗林子，学生宿舍也有在张果店子的。招收的学生，三、六两区的人数最多，但一、二等区陷人村鎭逃亡出来的子弟，为数也不在少。这所学校的寿命虽不太长，可能还没有临届毕业的学生，但却成了临朐敎育史上的昙花。我和三弟在这里相处，虽然只有半年，实际上也还没有晤谈过几次，但却算是十多年以来，生活在一起的最长时间，接着他去济南本校复学，就又各自东西了。在我个人的战时生活中，以这一段的工作最顺适，大家偏安在这一县局中，都很团结，也很努力。上半年接二连三遭受的打击，也逐渐复苏，带兵的几位大队副、中队长，均各争相出发，扩展地区。由吃亏上当中所得的敎训，学会了更多对人鬪争的方法和技巧，只是多跑点腿，多受些辛劳罢了。赵仲诺、刘福堂、于乐亭配合着宫子英、陈祝三等几个主要区队和乡鎭上的工作人员，完成了许多预定的工作目标。我被大家的苦干精神所感，也不得不振作精神，赴以全力。今天迎着太阳南去，明日背着月亮东返，不是在会场里讲话，就是在途程上奔忙，每天往返百里，成为生活上的常态。我家住在埠南庄附近的张家河，而县政府所在地的桲罗林子，又在其以南的二十多里，我们经常从桲罗林子向南或西去三十多里的乡鎭开会或训练，多半都是当天往返，而不给共人以可乘之机。所有当地工作人员，也都忽来忽去，居无定所，使敌人的武装小组，无地用武。一个人在风雪交加，严寒澈骨，而晨星尙未隐身之时，天天从温床暖被里爬起来，确是一种行动和心志经常冲突的生活。唯一促成这种勇气的原因，只是在于对小局面的开展，和对大局面的期盼而已。我们深深的了解，一切幸福与前途，不管是归于个人的，还是属于全民的，都要寄放在全盘的胜利上。共人一天不除，痛苦就一天不灭，万一遭逢失败，那是一种多么凄惨的下场啊！我们还有个一隅之地的临朐，可以用武，像那些早就沦陷的县份，只有少数人员逃避在昌乐境内，或流亡于国军防区，生活已无法自顾，还有什么作战的能力呢！想到这些，还有什么艰苦不能忍受，还有什么安乐敢去苟享？在这一段早出晚归的生活中，我唯一能享受到的，就是张专员若干次招呼我到潍县去，有属于个人指示的，有属于行政集会的，吃几餐在山乡中尝不到的餐点美食。所谓美食也只是厨师的技巧和城市中的一般菜肴。那时的生活，都极节约，宾朋招待，很少准备山珍海味，成席论桌。所谓礼上应酬，可说少而又少。八区上下，没有傲居官位的上级，也没有迎合谄媚的部属，就事论事，一团亲切。我到程秘书韫珊家里，程太太一定留我吃顿利津拉面，眞是有钱也没有办法买到的。那是一种面食上的高度技巧，面性不硬不软，不压不切，越拉越长，越抽越细，两手不断折迭，面条匀称成把，吃起来柔软适度，满口芳香，一餐吃罢，回味无穷。到民政科长田英三老师家和财政科长光家三叔那里，师母和三婶多半都以水饺来招待我。在中国北方产小麦的大半个疆土上，不论男女老幼，不好吃水饺的人，恐怕很少很少。就是以稻米为主食的江南，也没有人不知道水饺是面食中的高级食品之一。在我们家乡，不但城市的饭馆小吃都以水饺作为营业的主要项目，就是农村僻野的人家，逢年过节，祈神拜祖，也多以吃水饺，供水饺，表示祝贺与虔诚。有些很穷苦的人家，平素都以粗粮为餐，但每逢年初一、年初五、正月十五，这一年中的三个日子里，说什么也要把这三顿水饺吃完，否则这一年的生活中，总感心里不是味道。所以水饺这种食物，不但家家会做，而且人人爱吃。但是有关水饺的一些名称叫法，则有许多外地上，都还弄不淸楚。我们当地上对于这种食物，没有以水饺称之的，甚至到乡村里还没有人听说过。水饺在潍县称为扁食，在昌乐叫做古乍，有其音而无其字。但潍县的扁食，是一面折个皱鼻，另一面平滑完整；昌乐的古乍，则两面都折上皱鼻，彼此方向相反。顺着弯道，排列整齐，不吃也好看。不像小馆里做生意，揑一把，丢一旁，意在快包快卖，那管什么式样。只要放在锅里一煑，就符合了水饺的意义了。敎育科长曹子君很少留我在家吃饭，都是约我到东关文升园品酥鱼、吃油面卷。有时也由我来作东，再邀上几位好友，小吃一餐。副司令张髯农是一位忙人，整天抱着电话机的听筒，一面听，一面记，时间对他，绝对可以一作二用，夜晚也很少回家。家里的床头上也有电话，经常被电话吵醒，那已成为他业务中的一部分了。他接待朋友的方式，是以潍县土产，或各种糖食，作为谈话的伴奏。他那种高度的服务精神和工作兴趣，也正配合他那副健壮的体魄，而永远没有休息。再困难的问题，再严厉的打击，只要听到他一阵不屈不挠的脾气发完，霎时间，云消雾散，雨过天晴，从来就没有看见髯农什么时候睡过头，丧过气。在专署里的几位主管当中，髯农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能言善辩，机智多谋，又能忠于长官，和睦部属。我听他打电话，对所辖军事单位，不但指示周详，而且明确易行。很少有「等我问问专员」，或是「等我考虑一下再答复你」一类搪塞敷衍、不负责任的措词。都是开门见山，旣能作主，又有办法。间有不在权责以内的问题，立刻请示专员，马上为人解决。和人谈话。雅俗互证，幽默不凡，叙事斩钢截铁，绝不拐弯抹角，只听其言，卽见其心。他对八区直属四五个团的单位中，所有连长以上的军官，在电话上只要对方一开口，他马上就能喊出其人的名字来。除了紧急军情之外，常在话完之后，开上几句玩笑，引的对方哈哈大笑。他对巩固军心，振作士气，有其不可衡估的力量。程秘书韫珊是利津人，他在昌乐服务最久，事变前就是县政府多年的秘书，昌乐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是一位寡言力行的人，在文字上认定是非，比他用嘴头争辩曲直，其技巧要高出百倍。他忠于职守，信于长官，对人对事，都能容忍不争，以大化小，以小化了。有一次我们在晚餐桌上，大家正谈论安邱的人情紧急，土八路韩寿辰部有窥伺安邱城的企图。当时也有几位对那边情形特别熟的客人在座。张专员就请每人提出一些对付敌人的意见，作为参考，实则却是饭间助兴的成份居多，以免主客之间的沉默枯寂。大家虽都不是军事专家，但也乐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的说调孙玉田的自卫一团追击不放，给他一次彻底的打击。有的说多调几个团去，用围剿的方式，解决韩寿辰的主力。也有人说请国军支持，粉碎共人的阴谋。我对安邱情况不熟，不便揷嘴多说。最后张专员看看坐在他身边的程秘书，慢腾腾的笑着说：「韫珊，你有什么意见，说说看！」张专员好像早就知道他要说什么，紧紧的盯着程秘书的脸，等他把办法发表出来。如果这时候给他准备下一枝笔的话，我想他一定写的很有内容，而且满有道理。我和程秘书刚好坐个对面，看他欲言又止的考虑了多时，然后他以极严肃的神情和很沉重的口吻把办法说了出来：「就是打，就是打，狠打！」言下不胜气愤，还特别把个打字说的重而有力。张专员却把筷子向桌面上一放，很开心的笑了起来，且以十分幽默的口气说：「那还有问题么，你看这些人里面，谁是个主张和共人妥协的。」全桌的人都哈哈大笑，历久方止。赵光家三叔原任财政厅专员，抗战初期，莅县视察地方财务，张专员请他留县帮忙，专署成立后，任职财政科长。对粮税征收、军政开支，都有井然不紊的法规系统，是一位说话少，做事多的典型人物。他处理财政，稳重有远见，公私分明，毫厘不沾，那种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人生，谁也不相信他会是一个掌握财政实权的主管。民政科长田英三老师，学养高深，德望孚众，是一位擘画入微，处事愼重的人，有关我和他私人情谊，对国家地方的贡献，已于前面提高，在此不再重复。敎育科长曹子君是泰安人，抗战期间任昌乐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曾襄助张专员对军队的训练敎育，思想灌输，使地方团队成为坚强的抗战劲旅，剿人主力，贡献甚大。三十一年秋，在一次敌人大举侵犯时，曾和昌乐县敎育科长赵伯枢同时遭俘，在东北煤矿里受尽折磨，一年后才都设法逃回。国仇私恨，更给他们锻链成一股子高昻的战志。
三十五年间的八区辖境以内，敎育的发展也是很有可观的。省立潍县师范，设在东门里文庙后面，赵梦梅任校长，班级人数，都较战前省属的同性质学校大的很多。校内熟人不少，我曾好几次进去，稍坐片刻。省立潍县中学设在坊子，也是一处极具规模的新兴学校。由王象坤担任校长，他曾好几次嘱我把田冠五老师从益都请来，专敎数学课程。可惜我到处奔忙，琐事绊身，又感来日方长，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玩玩，岂料世局变化莫测，虽然近在咫尺，竟而始终没有去过。省立昌乐中学规模最大，人数最多，霍梓坡先生由创设而至全面发展的过程，容在下面以昌乐县政作核心时，再作较详的叙述。其他尙有省立益都中学、省立安邱中学，以及各县自己设立的中学简师，都已粗具规模，且在竞相发展之中。这年春夏之交，张专员曾召开过一次全区的敎育行政会议，各县敎育科长、中学校长，都是主要的与会人员。记不淸楚当时是以什么理由，特别要我也以临朐县长的资格前来参加，也可能那时我仍然兼任益都中学校长的缘故。由曹子君、赵伯枢、赵梦梅、于兰洲和我五个人担任主席团。我在三天六次的大会中，大家公推我包办了四次主席，把排满的议程赶完，在预定的时间内结束。对战后敎育制度的建议，区域性学校经费的筹集，人事人才的改进和遴选，都有很丰富的资料和方案，具体而可行。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安邱敎育科长于兰洲，接触最多，谈话最久。我们过去虽然不是经常在一起的熟人，但在我任益都敎育科长兼县党部书记长的时期，曾多次在全省性的党敎会议上碰面。我们也都同是五三惨案前后，基层革命工作的少年战友。对军阀的割据纷争，外强的侵侮欺凌，抱有强烈的反抗思想，牺牲决心。于科长面目慈祥，态度和善，讲话的声调淸脆而有力，具体而富内容，他有一种不言而能折服别人的潜力。我和他在这三天的共同生活中，吃饭我们同席，开会我们同座，彼此交换了许多意见，也吐露了不少的共同观感。当我由益都调临朐的时候，外界有些传言，说最初是张专员主动要我和安邱县长李桂登对调，而何主席没有采纳，弄了个周身都不协调。所以于科长曾对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当时如果你能调到我们安邱来，那眞是再好不过了。」这虽然是熟人闲聊中的客套，但于科长不是一个善于当面说奉承话的人，旣是一种传言，更没有凭空提述的必要，所以很可证明我们的志趣一致，彼此的心交已久了。他在安邱敎育科长任内，对一般敎育的推行，和特敎工作的发展，一切做法看法，和我在益都敎育科长任内的情形，完全不谋而同。他对民为邦本，胜败全在民心的基本原则，是他从事多年的革命活动中体认出来的。他曾向我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有些主持军政的要人，硬把游击部队和没有武装的人民分家，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其实那些拿枪抗战的地方团体，又何尝不是由人民所组成。我们的缺点是顾了武装的一部分人民，而没有好好的把大部分非武装的人民加以组织和运用。如果不重视甚至不承认游击队的存在，那就等于自己解除了人民的武装，把多数人民怕惹事、怕吃亏的弱点，完全暴露无遗。共人针对这一弱点，控制了整个人民的意志和行动。我们要想制止共人的无限扩张和暴行，就必须使人民的实力武装，思想武装，有枪的杀共人，没有枪的反共人。如果有人说，只要人民而不要游击队，那就像当初日本人所说，他们只是和我们的中央军为敌，绝不和我们的人民为敌，是同样的道理。不过日本人是一种有计划的挑拨，而我们则完全是见解上的错误而已。旣然有了这种不正确的看法，也就等于不承认这部分武装人民对抗战牺牲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就是要解除了人民的武装，而让共人驱策着人民跳进火坑。国军是保卫疆土，巩固阵地，摧毁敌人的主力，无法对广大的乡村带来安全，也无法对共人的残暴和邪恶的宣传予以根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今后我们的责任将更加重，我们的工作将更艰苦。」于科长对于当时局势的分析，和共人叛乱的扩张，看的非常淸楚。他以其在组织多中年的工作经验，对共人鬪争的原则和方法，眞是了如指掌。于科长讲话，没有废词，没有虚套，句句刺到问题的核心。所以和他在一起，越谈话越多，愈久愈亲切，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领导人才。
我另有一位要好的同学知友，在以后不久的日子里，来任潍县敎育科长，大致的时间可能就在三十五年的下半年或是三十六年的上半年。因为情节特殊，决定提前在这里一叙。他是赵笃典字愼吾，寿光县人。在益都师范比我晚一届毕业，品学俱佳，性情刚直，作事认眞，战时在敎育厅服务，极得主管嘉许。我在潍县和他第一次相遇，是因为替曹科长子君到县府敎育科接洽点小事，才发现科长竟是自己的同学好友，而早却各不相知。我的来意尙未说完，他就像受了许多委曲，忽然看到自己的兄弟一样，脾气顿发，大骂地方派系复杂，只顾人情，不讲法理。在他面前已经积压了一大堆无法解决的人事案件，满腹气恼，不知如何处理才好。我对潍县地方情形，并不太熟，但同学亲友很多，各方面的复杂背景，还可略知一二。我在原则上为他分析说：「我们来此是为整个地方服务，任何派系，都是代表地方上的领导力量。他们生于潍县，长于潍县，对潍县敎育都有其历史上的贡献。其所以形成派系，或由于姓氏，或由于地域，或由于毕业学校，各有其原因背景存在。任何一个县份，情形多半如此。派系分歧，虽然影响地方事业发展，派系结合，也可能促进敎育的进步。我们是上级派来的敎育行政主管，自然居于地方派系之外。如果脚步不愼。处理不周，受了一派的影响，引起另一派的不满，把自己也挤到地方派系之间，招致怨尤，当然就无法任凭自己的意见处理了。」当时我看他满腹牢骚，伤感不已，足证其已到了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程度了。我因工作忙，距离远，潍县并非我常来之地，所以也就没有再来看他。我以为困难总有个止境，合则留，不合则去。想不到半年后，这位很有干劲的同学好友，竟而积劳成疾，在科长任内忧郁而终。逝年仅三十六岁，实在可惜。
我在临朐和潍县的往返途中，昌乐城是我必经的中点站。县府秘书郝斐村、民政科长王星垣、财政科长赵华轩，他们经常留我作客，茶点便饭，坐下就吃，临走连个谢字也没有说过。现在想来，眞是亏欠别人的太多了。张专员原来以事变前的警察局长升任为县长的，自从当了专员又复驻了潍县，昌乐县长一职，在名义上就由财政科长赵华轩代理。但实际稳定县局，使一切行政业务，循规蹈矩，走上一个模范县的头衔，完全是由于郝秘书的稳健擘画，和王科长的全力实施。他们都具有一种学者的风度，毫无官僚习气。对基层人员的指导照顾，和各界首长的合作联系，都能针对事实，开诚布公，使政令的推行，收到迅速有效的成果。所以昌乐之能发挥地尽其利的实效，完全在于人定胜天。所有领导阶层，很少有恃其政治上的地位以高官自居者。都是想尽方法，协助自己的部下僚属，输其所长，献其心智，服务县民，造福社会。昌乐敎育的发展，也很特殊。事变以前，十分落伍，有些行政区，竟还没有一所完全小学，只有城里的书院小学，算是唯一够水准的小学了。那是赵伯枢、刘廉斋、徐晋三几位以校为家的校长，以克勤克俭的精神培育而成的。尤其是徐晋三在事变前的几年中，毕其全力，在极度困难的情形之下，一文当作两文用，与全校师生精诚合作，获得了辉煌的发展。全县保校毕业的初级小学学生，都以进入该校就读为荣。徐晋三毕业益都师范。为人温和诚恳，公正不私，有天赋的守法精神，有高度的服务热诚。先任该校敎务主任，和谐同仁，爱护学子，人事配合课程，改进敎学方法。使一个多年暮气沉沉的学校，充满了活泼的朝气。以后主持校政，更能展其才学，施以身敎，遂奠定了昌乐敎育普及过程中的良好基础。抗战开始不久，张天佐县长也非常重视敎育的发展。在敌伪不断侵扰，极度险恶的环境中，大约早在二十八年的春天，昌乐中学就在吉窝刘家沟一带成立了。设备虽极简陋，学生都坐小板櫈上课，老师也要自编敎材敎学。但其课程编排之严谨，读书风气之旺盛，倒比战前的任何学校，高出很多。校长霍梓坡先生寿光人，北平师范大学毕业，作事认眞，不辞辛劳，他有「仲辅旣然叫我来办，我就必须为他办好」的忠心和决心。只要对学校有利的，什么话他都可以说，只要对学生功课进步的，什么气他都可以吃。有时候他自己上的课程，比任何一个敎员还多。鬼子来了，学校解散；鬼子走了，学校复课。他办的学校，不是只读死书，一切正常活动，都配合了战时的需要，使整个学校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在战地上那么恶劣的环境，不但谆谆告诫学生认眞读书，也注重各种有益心身的课余活动。二十八年的四月十三日，敌人大举出动，鄌郚一役，曾有该校的部分学生，因参加话剧团的演出，竟遭遇到一次伤亡的惨剧，就是一例。八年岁月，随地搬迁，中学带动小学，使昌乐最落伍的敎育，能在战乱中，迎头赶上，实属难能。胜利后，在城东南三里吴家池子高地上，兴建校址，扩大招生，连省立益都师范也由霍校长兼理复校，收生上课。数千名学生，一律住校，管理也十分严格。这时徐晋三以其办学多年的经验，出任总务主任之职，对经费运用，敎学设施，都有大幅的创新和改进。那时昌乐的敎育科长，已由赵伯枢换成赵光汉了。光汉字文斋，济南师范毕业，朴实博学，尤长美术，有功而不居的敎育本色。这可能与他的家庭背景极有关系，其父鉴堂老先生毕业于优级师范，是昌乐县的敎育泰斗。早年担任过劝学所所长，就已开风气之先。以其渊博的学问，和力行实践的领导，为昌乐敎育作了不少的贡献。文斋科长自幼接受熏陶，先立志读完师范，再许身敎育事业。大敌当前，不顾身家，始终是昌乐县政上的一员主干。自任敎育科长后，经常莅临村保，解决学校困难。几百所保校及中心学校的校长，甚至大部分敎师，他都可以一口喊出他们的姓名，并知道他们家住何方。对他们办学敎学的实际状况，了如指掌。所以昌乐乡村敎育进步的快速，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整个昌乐县政，在战时之有如此的独特表现，自助助人，除了一般军政人员的任劳任怨，合作无间之外，尙有三民主义靑年团的积极推行，普遍发展，成为高昻战志的一股原动力。凡是地方干部、优秀军官、农村靑年，极大多数都是靑年团团员。这在思想的领导上、命令的贯彻上，维系着整个的救国目标，结合了总体的战鬪精神。其分团部的组织，最早由张天佐氏兼任主任，敎育科长赵伯枢、政治部主任曹子君，日后曾任保安团长的刘耀文，都是当时的兼职干事。唯一的一位专任干事王华轩，则负责处理内部业务，建立基层组织，成为实际工作的负责人。一切推行计划的拟订，工作报告的编撰，以及各地团员的分组活动，几乎都由华轩来全力推动，内外兼顾。后来虽由赵伯枢接任了主任之职，华轩负责团部书记，但伯枢除了忙于敎育行政工作之外，在其两年多的被俘期间，历经顚险，受尽折磨，而华轩则以书记的身份，全力领导团务的发展，甚至对敎育科的内部事项，也以公私关系，鼎力协助。因而分团部的所有工作，和敎育科的有关业务，都未因伯枢的不幸遭遇而稍受影响。华轩昌乐城东王家庄人，济南师范毕业，对人忠信谦诚，有强烈的团队精神，急公益而淡名利。在昌乐局面的进步发展中，他始终愿意作一个无名英雄。总之，在昌乐境内，走完乡村，遍访居民，只看到大家在辛勤的工作，听不到民众的怨言怨语。我个人籍隶昌乐，也同享了这份荣幸。唯因常年旅居县外，对桑梓的进步措施，未能稍尽绵薄，眞是毕生的一大憾事。这时我却往返过境，大家都以至情招待，实感愧疚太深。由于局势的演变，连个报答的机会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