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交代县政府的前几天，兰惠从靑岛回来了。这次回来，局势已有改变，又是旧历年根，我没有再说什么。但那种愁闷的情緖，和积压成一团的心理负担，对任何人几乎都失去了笑容。可是自从交代的那一天开始，在无奈何的情形之下，凡事都向宽处想，也就渐渐感到无官一身轻的舒畅了。从此才认识兰惠确是这个小家庭里的一份子，否则我就变成一个被大家庭赶出来的流浪者了。也可能是因为神情比较轻松，谈吐充满了自由的缘故，我自己并没有觉察出有什么变化，但兰惠却有一天对我说：「我看以后还是不要做官的好，结婚快一年了，我还从没有看过你像这两天这么轻松愉快，这么令人欢欣。」一个人被一些超重的担子压的喘不过气来，还有什么活泼天眞的一面。可是这种轻松的日子，我们过了没有几天，也可以说我们正想开始尝试。我也正猜想着下一步的出路可能到潍县专署给张专员作个幕僚，上班下班熬时间，暂且享受一段安定的生活。但我又没有一技之长，视办公室为畏途，自信当一名外勤副官跑跑腿，招待招待客人，总还能以胜任。住在潍县城里，生活可以得到安静。兰惠对于这一打算，不但大感兴趣，并且天天催我卽日就道，去实现这一新的理想生活。但还没有来及整理行装，就在我交代了益都的第五天上，忽然又接到省府的电报，派我接任临朐县长。据日后获悉，省府对这次几个县的人事调整，是经过了一段极复杂的过程，而我独蒙民政主管的爱护，再让我冲刺一段战鬪的前锋。以当时的情况而言，说眞的，我不甘心交代益都，更不希望接长临朐。这并不是因为益都缺肥，临朐缺瘦的缘故。我对益都的道义责任没有了结，感情债务尙未偿还。我离开益都，共人会鼓掌称庆，我不甘心；而临朐对我还没有纠缠不淸的新赊旧欠，此时此地，任何人都可以前去一试，我在疲惫力竭之余，实在不必要再到那里去插上一脚。値此国家存亡之秋，地方民众也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仍把县长一职看做是个「缺」，不论是瘦是肥，愿意获得机会一展其才华者，当还不乏其人。我曾跑到潍县亲向专员表示我的想法：「旣然不在益都了，又何苦再去临朐，我想来专署在副官处混混算了。」专员不加思索，毫无考虑的余地说：「我们怎好和省府闹意气！」这一点张专员错会了我的本意。我当时对于在益都被免职，而又改派临朐，其中省府专署都有一段复杂的情节，我则一无所知。以我日后相当正确的推断，是由八区专署驻济办事处主任赵子良，以其极肤浅的见解，误中了一些失意份子的夸嘘，据以吿知专员所引起的。我自己是当事人之一，不便也不必再提及那些陈旧的往事了。临朐县长王平甫在益都被俘，这个半年是由一位万秘书代理，维持残局。由于共人肆虐，和县内游击部队的瓦解，境内已没有我方任何力量存在了。其仅剩的几个弱小单位，尙有刘福堂三百多人，于乐亭不满两百人，宫子英不到一百人，以及属于乡鎭性质的自卫队员两三百人，合计可能还不满一千人，有战鬪能力的为数当然更少了。他们都分驻在昌乐西部境内的一些村落中，由于本身的缺乏团结和领导，已完全丧失了向县境内推进的勇气和能力。所需食粮全部由张专员统筹拨发，以维现状。原来临朐的抗战部队，在组织训练上，政治敎育上，一切目标措施，不但十分脆弱，而且均属错误。不论刘同敬、杨锡九，还是窦来庚、张品三，都是同样作风，只注意数量的扩充，番号的响亮。至于士兵的思想观念，民众的财物生命，都完全置诸脑后，毫不顾惜。与地方民众完全脱节，给予共人以可乘之机。随着日军的投降和伪军的撤离，整个临朐县境，全都变成了共人的活动基地。我于腊月二十五日在苍山子召集所有县属部队讲话，没心和大家生活在一起，展开县政的推行。一切都是从头做起，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行政上的。临年过节，大家都有思乡之念，我来和全体官兵见面，不能摆些虚套，只说空话。我预先在益都九区各乡借了一笔款项，给他们发了年节赏金，每连可以买到两三口肥猪和一些个人的零用。这份礼物正在他们最穷困的时候送到，又是来自一个还没有正式到差的县长手中，眞可说是不折不扣的雪中送炭了。当时全体官兵的心情，大为振奋。他们原已来此半年，没有人赶他们走，可也没有人搭理他们。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更不减于生活上的穷困。我曾向他们报吿说：「我不是拿县长的身份来支配大家，我是来和大家共患难的。我是来看你们，看看你们在外面受的罪；我是来接你们，接你们回家，开创自己的家业，稳定自己的局面。我取钱借钱来和大家过年，也是我应负的责任。我不能让大家看着人家吃年饭，而自己却在饿肚子。」这些话，在当时他们听来，确实引起不少的感触，各单位的负责人，也都眞情流露，由衷的欢迎我这个新来的客人。当初专员吿诉我说：「临朐的部队，散漫没有训练，经过这半年的寄居生活，战鬪力已经全失，所以初步的困难，自然很多。所需给养仍由昌乐拨发供应，慢慢想办法开展。」专员之爱护下属，体谅别人，自属令人感激。但如果我接过这上千的武力，还在邻县乞食，而让共人在自己家里逍遥，那来接这个名义上的县长，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和一些负责的军政主管，作了一些原则上的决定：第一步我们必须做到自力更生，在县境以内有我们立足的地方。第二步要把已经收复的地区加以严密的组织和训练，施以爱护和培植，使成为一个军民整体的战鬪堡垒。临朐县府，在组织上本来就很不健全，又经过半年来的流亡县外，散漫消沉，都有一种羣龙无首之感。所以对我之突然来接，都表现着由衷的欢迎。年前只有几天，我虽然没有正式到县办公，但借着年节和大家应酬于礼尙往来之间，增加许多交换意见的机会。我也曾深夜自思，接收了这么一大羣少衣缺食的部队，口头上作了许多坚定的开展计画，而内心里却充满了虚无飘渺之感。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败北的战士，还能有什么本领号召别人鼓勇前进呢！要不是国难当前，家仇待雪，那里还有心緖再作尝试。可是局势摆在眼前，谁先停止战鬪，谁就先葬身赤流，人祸不灭，任何人都不能自由生存。我们已经被挤到一个旣不能停，也不能退的夹道里，只有不计利害，不顾生死，搏鬪到底了。同学同事，亲朋好友，阵亡的尸骨未寒，被俘的身受倔辱，我们今天还有这点机会用武，只有鼓勇向前，成败在所不计了。我基于这一观念，临朐的情况虽极恶劣，前途的希望也极暗淡，却仍下定了决心，尽我所能，会同地方人士的热诚与鬪志，去开创我们的前途。
凡事要有一个好的开始。临朐部队，经过半年来的穷困潦倒，张手要饭的苦涩味道，已经缺乏继续尝试下去的勇气了。当年在山区里称王，予取予求的本质，已为环境消磨殆尽，十分须要有个人来加以协助，联合成一起，表现一作为的时候了。我之此来，并没有带给他们任何方法和力量，而是团结了他们自己原有的武装，集中了他们久已跃跃欲试的意志，发挥了临朐人与生俱来的正直思想和战鬪意志。我实际召集地方人士会商工作的开展，是在三十五年农历正月初旬，首先把县政府本身加以健全，董香山、马允宜、白星吉、马秀生、王砚溪、孙冠三等，分别担任了民政、财政、建设、敎育、军事、社会各科的科长，而郭德心负责了县训所的敎育长之职。另由程耀南办理全部粮秣的统筹事宜。县府同仁和地方首长，都热诚的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和决心。张专员惟恐我们的力量单薄，人手不足，特又派了赵仲诺来，担任和刘福堂一样的保安大队副，带了自己原有的一个中队，驻在六区的郑家沟。刘福堂自己编了一个大队，饪外把于乐亭也编归其指挥。宫子英是三区的基本武力，地方恶化后，他几乎无处存身，为人又过于敏感，不敢和任何友队接触。我来后，他感到特别高兴，愿以全力听从指挥，向西发展。我自从初任益都县长，在陈有诰防区和宫子英认识，一直不断的有所接触，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在精神上眞就像兼着推行了临朐三区的县政。环境的变化，眞也令人难测，想不到今天在这一局面中，宫子英竟挑了大梁，成为开展县政的主干。在临朐县府的人，很少知道我们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为了大家的安全，免遭共人的袭击，我特别在三区中部设有一个临时办事地址，白天常在那里举行一些训练性的集会，而夜晚回到后方，所有各科办公人员，则分住在吕家庄桲罗林子一带较安全的地带。拿基层的情形来说，三区要比六区好的很多，三区地肥人多，抗战期间，宫子英仅以两百人的武力，维持着全区的安定局面，元气无大损伤。张品三以三千之众，据有山岭贫瘠之地，弄得六区民力枯竭，恢复颇费时力。对人鬪争，民心的归向是一基本条件，争取人民的信任，是一件费时费力，具有高度耐心的工作。所以县府全体职员，不只是各办各的公，做些被动的案头业务，而是配合各机关的同仁，深入民间，展开各种调查组训宣传等繁忙的任务。同时我得到专署军械处主任慈承之帮忙，供应了一部分枪枝，重把特务队恢复起来，由徐立祥担任队长，人数虽还不到一百人，但实力却相当坚强。这样我可以随时带他们深入内部，召开各种会议，一面发挥宣传功效，一面防御共人侵扰，也可以带动县属部队竞相进取，迅速开拓县局。我所到之地，只要不超过三十里，都是天还未亮就出发前往，任务完毕，深夜也要赶回，以免为共人所逞。临朐县的各界同仁，都能吃苦耐劳，勤奋努力。像县党部的苏子诚，靑年团的宋锡正，县议会冯议长，以及县府各科的所有人员，都能精诚团结，全力以赴。区乡之间，也都竞相表现，各自发展。柳山寨那边有一位侯乡长，年纪很轻，我看他的岁数，最多不过二十几岁，外貌斯文，而胆识过人。他自二月间当了乡长之后，就带着乡队三十多人，白昼在山区里和共人转圈子，使共人得不到一天安宁。他和所属各村有密切的联络，情报消息，非常灵通，使八路小组，无法捉摸。他的行动，成为一时和人党鬪争的高度楷范。他那些和人徒鬪智的技巧，完全是他自己的一套创作，县政府并没有特别指示他，我也只是见过他几次而已。后来共人为了向他报复，竟以卑劣的手段，在侯乡长经常通过的道路上，埋设触爆的炸弹，企图加以暗害。侯乡长探淸埋设的方位，硏究会了起弹的方法，起出后又另行埋放在共人小组活动的路径上，有好多次使共人自食其果。共人对他畏恨交加，但又无可奈何。这样维持了将近一年之久，乡鎭的开展，极为可观。这在临朐战时地方行政上，是一件极为突出的事例。共区消声匿迹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怀恨之余，想尽了方法，必使这一威胁除掉，才始安心。最后在三十五年农历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是一个风雪的夜晚，共人竟以倒置的炸弹埋在路上。侯乡长发现后，仍以往常的方法向上提起，轰然一声，当场被炸身亡，另有两个乡丁也同时牺牲。大家闻讯，莫不同声悼惜。当我们为他举行追悼大会时，无不以热泪向这位与共人生死搏鬪的烈士虔诚致哀。他对临朐县政开展上所作的贡献，和留给我们的楷范，将永远刻印在大家的心头。
六区区长陈祝三也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勇敢靑年，他组织了六十多名的区队，深夜摸到人区内部，常给共人小组以严重打击。他的活动范围，已远超过自己的辖区而向西南方伸到二区的境内。我接事后的下半年，六区已成了我们公开活动的基本地区了。由于陈区长的过度活跃，我也很担心他的安全。有一次我曾特别向他提示：共人阴险狡诈，必须小心严防。但他勇敢好胜，贪功急进，在七月间的一个夜晚，出发活动，过度深入，一时赶回不及，被大队共人包围，困战一昼夜之后，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突围被俘。四十多天之后，又在一次被人鲁南专区押解途中，乘夜跳入深谷，人兵追击不及，得以脱身而返。据陈长区说，那夜他是从高崖共人据点向北押送，不知又要移到什么地方。夜深路黑，山道崎岖，一开始行动，他就准备找机会逃走。路上，一条绳子连着好多人同行，同绳子的人，肩踵相接，可以轻声细语，互相交谈。十分凑巧的是在益都被俘的王秘书，正好和他挨在一块。他们相谈之下，二人的被俘虽然先后相隔整年，但都是跟着同一主管作事，由于陈祝三的谈话，明章才知道我又调到临朐，喟叹良久，不胜悲伤。至此，这位从小的同学，共事的好友，被俘已达三百多个漫长的日子，仍然被他们解来解去，毫无自由。我听了之后，又是一阵唏嘘伤感，勾起不少的回念。他们二人，因有这层关系，马上就成为患难相知，无话不说了。祝三吿诉明章说：「我是临朐人，这里的地形环境，非常熟悉，我们乘着天黑地暗，逃入山沟，白天我们想办法躱藏起来，晚上乘黑赶路，绝对可以安全逃回去。」明章斯文胆小，不同意这一冒险计画。陈区长认为机会难得，在无法劝得王秘书同一行动之后，便找了一个最适合的陡坡，脱绳而出，跃身谷底，然后急步跑出了危险范围。第二天又走了一夜，便安全逃回来了。很可惜，明章就没有这种胆量，必将永远遭受他们的折磨了。陈区长回来，没有稍改初志，在第一次为他庆贺脱险的饭桌上，就以非常气愤而又十分坚定的语气吿诉大家说：「共人并没有了不起的地方，失败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疏忽。民众对共人完全是一种畏惧，绝对不会像对政府那么实心实意。只要和村子的民众联合成一起，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去。」陈区长也不是由政府训练出来的专才干部，跟我在一块的机会更少，也可说县政府并没有给他什么支持。古人说：「十步芳草」，可见市井之中，那里都有人才。陈区长的作法，和他对共人的看法，完全是他自己从经验中领悟观察出来的，没有经过我们政府的培植，也没有受过任何鬪争理论的熏陶。可见对于共人战鬪，只要肯做肯牺牲，都有成功的希望。陈区长回来，又重整旗鼓，继续奋鬪，对地方作了不少的贡献。在我终其任期，始终是开拓临朐县政的一员干将。后来到了台湾，以其天资聪颕，又肯吃苦耐劳，学会了建筑工程，生活十分安适。不幸病魔缠身，夺去了他的生命，逝年还不到四十岁，惜哉！
于乐亭出身江湖，跟他的一些基本干部，也是你兄我弟，义气结合的好友。自我接事之后，主动进驻六区，表现的非常积极。他本人和多数的士兵都是七区人，也或许他们过去经常驻在七区，地理环境，他们都无陌生之感。所以他们的活动，也远去百里之外，常和共人的小组遭遇。他们最初只是少数人轮流出发，随时回队，使共人捉摸不透。日久胆大，竟把队部移到柳山寨以南，他们名义上设在县府附近的队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后方的留守。起先由于乐亭自己带队，经常以活动方式出进人区，安全尙无问题。这一地区，我只去开过两次会议，都是当天往返，所以地形环境，都不熟悉。这里过去原是张品三的核心地带，一年多来，已为共人所据，现在于队又以之当了自己的后方，然后深入七区活动。该队以其兵勇枪足，在这一带一连住了多日。那时张专员正在潍县受训，其部队便由一位分队长代行指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因忙于其他工作，竟因一时的疏忽，没有为他们作适切的安排。队上负责无人，而又深入人区，明明触犯了大忌。当时应该向他们提示，调回后方，等于乐亭回来，再作活动计画。在名义上于队虽也由大队部统辖调度，但大队副刘福堂也没有注意及此。总之，当时的最大错误，就是我只顾了各区各乡的行政发展，缺少了一次通盘性的军事硏讨，也未曾召集各队负责人，作一些彼此支持的决定。总觉得大家都愿意表现自己的工作，努力向外开展，谁也不愿意落后别人。所以我对他们军事方面的活动，从未感到有什么问题。像于队他们这一羣缺乏首领的精悍鬪士，并没有因为队长不在特别提高警觉。满以为和共人绕圈子，捉迷藏，不让共人发现目标，就可以保持自身的安全。殊不知共人的阴谋险诈，处心积虑，像于乐亭这样的部下，绝不是他们的敌手。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时间可能是初夏稍后的季节了。他们全队驻进了一个低洼的山村，周围都是高陵丘阜，被共人探知，乘夜把四面的有利地形，全部占据，围的水泄不通。先作了几次猛烈的攻击之后，又大举放火燃烧，天干气燥，烈火冲天。在此驻扎的七十余人，几乎全部葬身在火窟之中，生还的士兵不到三分之一，其他非伤卽亡。我得到这一悲惨的报吿，至为震惊，也悔恨万分。我和刘福堂、赵仲诺两个大队副于第二天赶去察看的时候，现场一片凌乱，余烬未熄。阵亡的官兵，多已烧成焦黑，面目难以辨认。这一悲剧，是我接长临朐后遭遇到最大的一次打击。所有善后，都由六区区公所同附近的几个乡鎭代为筹办。三十多口棺木停放在桲罗林子的西郊，眞是山哭海泣，悲绝人寰。于乐亭由潍县赶了回来，目睹此情此景，其哀伤愈恒的情形，令人不忍卒睹。尤其是他们那些久在战场上的基本干部，如同兄弟手足，这一损失，眞是非同小可。我在主持追悼大会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泪洒衣襟，悲泣不能成声，间断了多次，才把悼词讲完。羣情激动，悲愤不已，都愿献出全力，报此深仇。当晚我和十几位地方首长，到于乐亭住处加以慰问，并计画尽速设法恢复其实力，继续和共人搏鬪。谈话间大家各自伤感，又是一阵心酸。我觉得话意再诚，也代替不了力量，无法给于乐亭消除内心里的痛苦。我在情緖激动之下，立刻喊了传令队长李恒义过来，就我当时带的十几名传令兵中，摘了四枝最好的匣子枪连同子弹，亲手交给了于乐亭，我说：「你的任务特殊，一天离了枪也不行。明天我去潍县，向专员求助，一定想办法补充起来。」于乐亭得此安慰后，才重振余勇，恢复了以前的战力，为地方流了不少的血汗。
有关临朐县府本身的组织，前面已经简单的提了几句。但对几位负责的重要人员，仍有在这里重新作一次介绍的必要。当我从益都调到临朐的时候，所有秘书科长等重要职员，都要求跟我同进退，并愿一同到临朐去工作，纵然就是当一名普通的职员，也是情甘乐意的。而关国启县长闻悉之后，遂急电张专员，要求全部留任，不要调走任何一人。张专员在电话上吿诉我说：「你的班底很大，人员又多，就到那边另组织一个新班吧！关县长很诚意，他没有人。」我知道他们之要求都跟我到临朐去，全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事实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我眞的这样做了，那不又犯了当初吴芳亭县长时候，多半都不是地方人，而形成甚多的意见隔阂了么？县府的本身，先和地方脱节，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还谈什么工作的推行，又怎样去和共人鬪争？不过这时的临朐县府，经过大半年的流亡散漫，员工多已离去。临时要物色一大批干练人员，在那种极端险恶的环境之下，马上展开斩荆劈棘的开拓工作，也不是一件随心应手之事。当时所请到的几位本县籍的科长如马秀生、白星吉、王砚溪等，都是县内不可多得的才俊之士，也是当初我在临朐担任民政科长时候的要好同事，声望孚众，品学超羣，作事稳重，待人以诚。我之把孙冠三由益都邀来担任社会科长，也是因为冠三本籍就是临朐三区，地方关系之多，自不待言。对临朐县政上的诸多贡献，当不亚于他在益都之所为者。其他像郭德心以其负责多年动委会工作的经验，对训练地方基层人员，已成为这一行中的能手。所以自从他到临朐来担任了干训所的敎育长，不但驾轻就熟，而且事半功倍，在临朐局面的开展中，出了不少的力，造就了极多的基干人才。同时跟我到临朐的还有一位包子风先生，他虽然家住益都九区，但和临朐相距咫尺，那边也有不少的亲朋好友，对地方关系，并不陌生。子风在事变前就在区乡公所，担任重职，事变后，曾集合了不少枪枝，领导地方靑年参加抗战。后因康岱五扩充势力，排除异己，而致子风志不得展，遂弃武就文，从事地方行政工作。在吴芳亭县长任内，宋子良给康团当了政治部主任，子风就接代了九区区长，一直到我调来临朐，他才放弃了区长职务，而到县府来负责一些内外事务，成为一个上下工作最忙的人员。子风待人接物，诚正忠直，艰险劳怨，不畏不尤，对任何工作，都以高度的热诚，贯彻到底，确是县级机构中不可多得的人才。第一区长刘杰三，他在给杨锡九担任军需的时期，我们就是非常投机的熟人。那时临朐的统筹工作，杰三帮忙很大，使我在民政科长任内的一项艰巨任务，得以顺利完成。这时临朐的环境虽然发生巨变，人事也不同往昔，但杰三的忠厚稳健，忍受艰苦的精神，却不曾稍变。我来临朐后，能找到杰三担任第一区区长，双方都感愉快而彼此信任。虽因该区深处人区中心，靠近城关，无法大力展开工作，但以杰三的声望所归，地方关系之深，以后许多靑年子弟之唾弃暴政，不甘为共人所利用，都是这一影响力量所产生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