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送走了晚秋，无情的隆冬又接踵而至。这次失城之战，还有许多要节和尾声没有演完。被俘而未逃回的已经离开当地，被带往人区的深处了，其中就有县府秘书王明章，临朐县长王平甫，临朐靑年团书记刘育轩。至于当时就被人军逮捕的新编旅长王葆团，和有一天晚上曾来见我过的一位王姓伪县长（吴寄朴前），第二天中午都在天主堂里被其杀害。最令人伤心而又无能为力的是秦子兴营长及其部属七十余人的尸骨没有好好的埋葬。城里虽也有我们不少的潜伏人员，但他们对于这支远从昌乐开来保卫益都县城的官兵，毫无人事上的关系，辨不出谁是官，谁是兵，更无法知其姓名了。时间拖到冬天，生死被俘，眞象都已大白。最先我们曾瞒过秦营长的家人，只说可能被俘，生回希望仍大。至此也只好把事实吿明，加以唁慰抚恤了。老父惨失孤子，白发哀伤黑发，其悲何忍，其情何堪？另一件値得一提的事，是县印的失而复得。益都的原始县印，是二十六年底杨九五县长逃至临沂城时，交给了战区总部，而后又转到省政府，由沈主席在吴芳亭任内重新启用的。失城的当夜，由王秘书嘱交一位家住城里的政警，藏在自己院内一条水沟里，三个月后，才由我们的特敎人员辗转交由双目失明的高果臣同志送了出来。高先生曾在北伐时代当过军需官，为人刚直忠勇，国家观念特深，在我担任敎育科长时期，就是城区最有力的特敎工作人员之一。曾多次由高太太扶着出来和我联络，听取战局发展的眞实趋向，和抗战必胜的充分条件。他对工作的胆识和热诚，较在伪校服务的现职同志，更积极，更努力，几成为城关工作发展的中心，利用失明的外表作掩护，完成了不少的特别重要工作。高先生对这颗县印，非常重视，认为交给他这份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他为了愼重将事，还特别秘密的先出来走了一赵，看看风头，试试路线。除了共人的门卡岗哨不算，五十多里路的复杂环境，也不是一段很简单的路程。他第一次出来见到我的时候，就肯定的说：「我有准备，也有决心，必与这块县印共存亡。我谅那些共人不会和一个瞎子过不去。」共人不同日军，能带一块县印走出验证盘查的城门，确非常人所能作到的。高果臣于五天之后，又第二次前来县府的时候，已把县印带出，我以双手接了过来，再度恢复使用。这里面包含着的胆识热衷，冒险精神，能不令人敬佩？高太太的来往陪伴，步履长途，也对我们县政开展上贡献良多。抗战期间，不少县印遗失，多以木刻替代，始终保有原始铜质印信的，并不太多。益都县印失而复得，高果臣先生厥功至伟。王秘书之牺牲自己而不亏职守，更是令人感佩。时令进至严冬，寒风萧索，积雪如银。除了具有地方性的团队如陈有诰房益全等，能乘共人的活动空隙，向其防区筹措冬装之外，所有的县府直属人员，由专署接收敌人物资中，发给一批衣料，解决了一部分穿的问题。由于共人的肆虐，大家都无法固定于一乡一鎭，铁路公路也经常被其破坏，民众一夕数惊，富裕者多举家游离，居无定所。整个农村，萧条紊乱，较胜利前为尤甚。
不管局面如何险恶，县府本身，尙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必须积极展开，人事的健全，尤为急要。适巧当初和我在临朐共事，担任三任县长秘书的李子绂，回到了昌乐家乡，我请他来接替了王明章的秘书职务。原来的民政科长崔健生已正式留在民政厅服务，改请了正在省立益都中学任敎的董香山来补缺。财政科长赵梧岗调去专署，暂由马允宜处理这方面的业务。允宜做事，仔细认眞，经验也极丰富。不过他刚从伪方转来，在益都县属的机构中，尙不宜列入正式编制之内。其他如敎育科社会科军事科，仍由商玉符陈有询孙冠三分别负责，都是原班人马，极少调动。郭德心的动员委员会，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中，预防渗透，把握民心，更须积极布置，越感任务重要。目前我们急于要做的：第一是尽可能把伤亡被俘失踪人员，调查淸楚，列出一个具体的名单。在可能范围内，我们要分组访问每一个当事人的家属，予以虔诚的面慰，稍解自己的愧疚，略释精神上的积压。第二是淸理枪枝马匹的损失，向有关上级报备，并设法予以补充。尤其是郇传礼队长经手买的那批武器，货款尙未付出，而原物却已丢尽。事非得已，虽还没有人追究，但评量事理，旣欠人钱，又损枪弹，愧对别人的地方实多。第三是当初进城守卫，粮秣征集运送，或被共人截刼丢失，或被私人虚报呑没，或在中途暂行存放，甚多混淆不淸，难分眞伪。有的人认为大乱之后，生命财产，损失无算，这点小事，似无认眞追查的必要。但我仔细分析，财物本身的丢失，并不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而以后是否会有藉此机会大事蒙骗，而至败德坏俗，无法挽救了。一乡如此，十乡仿行，地方团队也把自己花费的金钱，都写在向城里送缴的帐上，推说中途被截，漫无确数。以我们的血汗和生命替他们报销大量的民脂民膏，越想越不甘心。为使民众的负担不至全部落空，实在有把这笔烂帐，作一淸理的必要。最初大家以为我要一笔一笔的详查淸算，追究到底。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实在也没有必要。一切计画表式步骤都由马允宜实主其事。把地区人员分配妥善之后，举行了一次硏讨性的会议，说明这一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以最简单的手续，去完成这一重要财务淸理案件。其中包括了几个重点：第一，淸理的对象以这次向城里送缴的粮秣为标准。第二，负责征收的机构以乡鎭公所为范围。第三，粮秣已送城里，抑系中途存放，或是半路被刼，都由经手人塡表具结。第四，凡中途存放，又遭人刼而丢失者，由当地村长塡具证明。第五，各乡征收送缴遗失等数量，由乡长自行分别塡报。依此原则，大家分头看环境情况许可，相机进行。这项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很快就全部完成了。大部分地区，都在九、十两区的范围以内，一区办理的情形，也还大致令人满意。这一案件完成后，心理上减除了一个很大的负担。
三十四年的下半年，我们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自身的力量，不是一天所能恢复的，局面也不是短时间所能好转的。大家的生活，几至少衣缺食的程度，只有苦撑，只有坚持。而业已投降的日军，仍然驻在各地火车站的据点里，等待国军开来，接受他们的投降，唉声叹气，生活更苦。他们曾拜托地方人士，向县政府求援，希望给予食物上的补助。我们为了表示对敌人的宽大，以响应蒋委员长以德报怨的号召，不计前仇，曾多方设法，就附近的乡鎭，送给浇沟和谭家坊子两站的日兵，一万多斤地瓜。地瓜虽非主要食粮，但在当时那种困境中，我们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在日军方面，更是喜出望外，比他们每天吃些虫蛀发霉的杂粮，要好的太多了。时至腊月中旬，可能已是国历三十五年的元月廿日以后了。县府正在夹河子设址办公，其他地方机构，也都分布在九、十两区和昌乐边界。过旧历年是一件大事，尤其是住在乡村里，总感到是一个不寻常的节期。最少也要享受几天安定的环境，让大家有段轻松的时间，说说笑笑，忘掉终年累月的那份愁思。再则无论如何困难，在物质上也要准备一点比平常丰富的飮食，和自己思想中的神明，共渡年关。筹划办法刚刚拟好，地方性的会议，也正在召集，突然接到省府的免职电报，委派了一位关国启前来接长益都。我初阅此电，情緖上确是有些激动，大感不解。自八月间经何主席面嘱，及时收复县城，我没有顾到力量的薄弱，也没有计较环境的险恶，临危受命，毅然带了全体人员，钻进这一毫无希望的危城。我们的鲜血洒遍了每一条大街小巷，殉职者尸骨未干，被俘者失踪者，又是凶多吉少，难以挽救。侥幸逃出虎口的，冬衣都还没有换齐，竟把这份担子被迫放了下来，其内心的感触又是如何的沉痛。当初明明是一个火坑，竟以行政命令让我非跳下去不可，结果弄了个城破人亡，全军覆没的惨剧。出险后我没有得到只字的安慰，也没有获得分文的接济。在这半年的艰辛困顿的日子里，我的腿伤就占了五十多天。今天得此结果，对我个人的影响可能极小，甚至是一项难得的福音。如果不是为报国、为雪恨，为后代子子孙孙的自由，谁愿意冒此危险，出生入死的和共人去抟鬪呢！如果当此危急存亡的关头，把一个领导全县民众一致抗人的职责，看成一项权位和肥缺，那眞是太可笑、太可悲了。大家都很淸楚，国军开来接受敌人投降的日子，屈指就到。益都位居胶济铁路两侧，东西有一百八十里的距离，又出产大宗烟草，可以外销。以传统性的思想来衡量，自然是个一等级的好缺。有些人羡慕，有些人可能假民意以达其私愿，却没有把民众的痛苦置诸脑际。也可能把益都陷人的责任加在我的身上，却没有把我的见解和牺牲加以衡量。和共人的鬪争，是一种思想，一种技术，长期性的，一贯性的，总体的，全民的，不是单凭武力，不是全靠国军。一时的成败，一城的得失，不足以定夺功过。如果硬把县城的被陷作为我个人的过失，我们对那些葬身战场上的烈士，又将作何解释？要考查一个县政上的绩效，是看他作了多少工作，包括公开的，秘密的，宣传的，组训的。人心的向背，才是实体的表现。绝不是谁能杀人，谁就是力量的象征。对付共人，不能用杀戮作为消灭他们的唯一方法，和共人用残杀手段不能削减大陆同胞的反共思想，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认为那一个杀人最多，谁就适合担任那个地区的县长，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那些被杀的亲友邻居以及亲友的亲友，邻居的邻居，都可能变成自己的反对者，而进一步则变成了共人。局势的演变，就是这么奇怪，只要握有一点兵权，稍能控制一个地区的人，或曾作过高级主管的卫护者，总是千方百计的想当这一地方的县长。把个县长看成权和利的结合，名和位的总体。地方团队如此，国军所到之地，亦复如此。于是今天力量小的让出去，明日力量大的争了来。使全体民众，把一个应该是同利害，共生死的地方工作领导者，误认为是统治阶级的百里侯，唯我独尊的山大王。致使政府与民众脱节，民意和国策相反。共人乘机欺骗挑拨，威胁利诱，造成全民亲共，孤立我方，导致许多失利的现象。益都共人冯登瀛，自二十六年秋，从三区朱崖那片荒瘠不毛的山地上，开始向外发展。中间我们给他的打击和挫折，多少次几乎把他的老巢摧毁。经过八年抗战，一直到三十七年全县变色，他自己一个人负责到底，昏了醒过来，倒了爬起来，始终他是益都共人的主脑。而我们却自事变开始时候的杨九五，到最后一任的关裕祥，有八位县长的更替。有的起自地方，有的省府委派，有的来自国军，各有各的一套，谁也不去问谁。单凭这一领导责任的移转，已无法和共人长时间的一贯计画和政策相比了。何况又有谁去访问过民众的疾苦，谁去纠正过民众的思想，谁去指导过民众的行动呢！
所幸这次省府方面，民政主管十分了解益都局面的现况和演变，在人事调整上力持公正合理，避免了一场以后可以预知的悲局。关国启是益都北城人，抗战期间任海军陆战队第一团的营长，负责保护鲁北行署，跟何主席关系密切。他对益都情形，十分陌生，大家对他也没有丝毫认识。他的唯一优点，可能没有派系色彩，不会持有成见，一定排除这个，枪毙那个，临时带给益都县局一种缓冲的成分。可是他对地方人的本身个性、任职能力，以及对人鬪争所发挥的力量作用，也必须以他自己具有的基本格局来重新衡量，这里面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渊源，人地关系、组织运用、利害协调，而绝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看得淸，分得明的。也可能有许多人，特别是对局面没有深刻认识的人，以为国军开到，共人远遁，地方秩序恢复，回到衙门里办公，依据组织规程、办事细则，口要朝里有人，谁不会在州县做官。但局势的演变，偏偏没有针对我们的理想，万恶的共人，正想尽种种的方法，抓紧地方（抢占地方），争取民众（欺骗民众），而我们却以官位高低行功论赏，县缺肥瘦评定等级。这在和共党鬪争的阵容中，已经完全失掉了主宰，缺乏了灵魂，没有不彻底失败的道理。我们在一次简单的聚会中，作了益都县政上的职掌转移手续，接的人精神愉快而工作苦恼，去的人责任了却而心情沉痛。我和全体同仁，无论在工作上、精神上，从没有主管和部属的感觉。我们是多年来的战鬪伙伴，患难与共的生死朋友。少穿没吃，都是甘心情愿，我们都有一个匹夫报国的共同目标。我们在险恶的环境里，我们在生死的关头上，彼此的照顾，已纠缠不淸，在甘苦与共的长期岁月中，建立了永不减退的浓厚感情。在这种感喟交织的情形之下，分手道别，自然愁眉紧锁，苦在心头。他们用满腮泪水为我饯行，我也以深怀悲凄向他们道别。关县长接事之后，移到谭家坊子设址办公，那里临时还有日军驻守，国军北上的消息也在频传。因共人仍在到处骚扰，地方乡村依然不得安宁。有些同仁便把家眷搬到昌乐城里，暂且安身。就在这个当口，昌乐城里，传来一起车祸，那是张宝光字辉庭的次子，被昌乐县政府的卡车挤压，惨死轮下。辉庭益都城里人，益师本科毕业，事变前原是县府的督学，因帮忙母校争取一座天齐庙辟为操场，得罪了地方人士，愤而辞职，转来附小任敎，和我一起担任六年级的导师。其人性情柔和，公正不私，工作十分认眞。这时辉庭仍任敎科督学之职，对商玉符是一有力的臂助，太太赵温如也是一位很出色的小学敎师。在患难中搬来昌乐还不到三天，就遇上这样的不幸。辉庭夫妇，痛失爱子，精神大受刺激，我也陪着掉了不少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