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四月，有新任山东主席何思源进鲁的消息传来，大家都不太相信，认为何主席自己没有武力，对于恶化了一两年的山东局面，共人盘据着山区，敌伪控制着交通线，省政府不可能再公开的回到境内。敌人的势力虽然日趋微弱，但还不会容许一个敌对的抗战政府公然存在。再加共人到处散布集结，随时随地都威胁着我们军政力量的发展，无法像以前在鲁南山区那样发号施令了。但是何主席的回鲁越传越眞，究竟以什么方式回来，在什么地方落脚，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在益都方面，我知道的比较早些，是张专员在一次集会中，很愼重的单独吿诉我说：「何主席确是来了，现在就住在寿光境内。为了对敌伪消息的封锁，和安全上的必要，暂时先不公开露面。过些日子，可能以个别方式召集各部队长和县级的首长们谈话，硏究今后对抗敌伪人的通盘策略。」我想张专员本人可能已经见到何主席了。想何主席这种不避艰险，临危受命，只身回鲁的勇气，已足以令人敬佩了。所以何主席此来，对一些长年辛劳冒险抗战的志士，受到莫大的鼓舞。而十四区的张司令以全力掩护主席的行动，并保障其安全，对整个省局来说，确是功不可没的。我见到何主席的时候是在寿光境内的一个小村子里，那可能是特为安排谈话的一个场所。他对益都县政，垂询甚详，我也把最近的情况和一般的工作重点，据实以吿。益都县政是配合了党敎工作，和民众力量的结合，对敌伪势力明争暗鬪的状况之下进行的。何主席对于这一工作方式，深表欣慰。何主席来鲁后的全省局面，由于他没有做公开的号召和领导，虽然在形式上未必发生过很大的作用和影响，但对各地抗战力量的联络，和士气民心的振作，直间间接都有其显着的成效。
在此后的一些时日中，所有的战鬪消息，差不多都是由于共人对我军挑衅引起，很少有敌伪方面的进扰行动了。由此可以看出事态的严重，和尔后局势的转变。日本的失败，益愈明显，时间也不会太迟。欧战业已结束，盟军的兵力，渐向太平洋集中，而日本陆军，大部分又被我牵掣在中国战场，其失败的命运是任人皆知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全副精神和通盘战略，都移到对付共人的疯狂扰袭。像兵力精壮的寿光昌乐，都选定重要地点，挖掘壕堑，赶修围墙，建筑堡垒，完成了许多有军事价値的强固据点。有的还在围墙之外，挖成深沟，沟底再遍立梅花椿，以防来人的攻越。昌乐境内的仓上埠南庄陈木匠官庄阿陀等村，都在这一时期加强了防御工事。邻近各县如临朐的刘同敬刘永增，沂水的王晋蕃，以及诸城莒县的保安大队，都因家乡为人所据，先后集中到昌乐境内，暂作存身之地。张专员拨补粮秣，供应所需，以维持他们的现状。昌乐虽然仅是一个税银只有两万多两的二等贫县，但除了保持其本身的完整外，留在境内的省属机构，为数也不在少。就我所知的，有赵委员季勋负责的省府办事处，宋委员宪亭龚委员舜衡等领导的靑年团支团部，以及徐轶千先生主持的省立政治学院，霍梓坡先生长理的省立昌乐中学和我们恢复不久的省立益都中学等敎育机构。其他各方面的临时特派人员，避难团体，更是一批去了，一批又来。张专员都能竭诚招待，给予工作上生活上最大的协助。昌乐县仅凭瘠薄之砂土丘阜地质，工商农产，较诸邻近任何一县一都感望尘莫及。何以在抗战御人方面竟有其如此突出的表现？除了张专员领导有方，一致团结外，其最大的成功，在于内部组织的严密，民众训练的彻底。任何可疑的份子，要想进入昌乐境内，不管白天晩上，都很难通过三个村庄以上，不是被捉送办，就是押解出境。通讯传递，监视巡逻，岗哨分配，盘査行人，责任全在村闾，执行都归基层。许多人谍案件的破获，阴谋份子的揭发，多由民众力量的协助而完成。有许多邻近地区，也曾学习模仿，希望收到同样的效果。但同一方法，离开昌乐，就变了原质。甚至有些地方，其设想的方法更仔细，其草拟的计画更周详，却都经不起考验，竟而变成了纸上谈兵。其主要原因是张专员所领导的昌乐，是军民一致，都是抗战阵营中的主体。军民发生纠纷，绝对没有袒护军队而欺压人民的案件。所以军爱民，民敬军，民众和政府朝着一个方向迈进，上下合成了一个总体的力量。昌乐在战时的所有军公敎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把自己的责任，看做是一份忙碌的工作，没有半点官位观念，也没有丝毫阶级思想。尽管在公务上当了科长乡长，回到家去仍然换上衣服洒扫下田。这种特有的风气，造成了官民同心，军政一家。中间不但毫无隔阂，而且建有深厚的感情。人民看公务机关为幸福的来源，生命财产的最大保障。在事变不久，昌乐城东萧家庄有一位老人，张专员还是昌乐公安局长时候，他的儿子就在公安局里当警察。这位老人有一次被伪县长王瑞周派人抓了去，强迫他把儿子叫回家来，不准参加张天佐氏所领导的游击队。想用这种釜底抽薪的方法，替鬼子消灭那些刚要开始成长的抗日力量。伪县长吿诉他说：「你儿子在乡间跟着张天佐当土人，这是犯法的。你赶紧想办法把他找回来，不然，如果被皇军逮住，是要枪毙的。儿子当土人，你做老子也是有罪的。」老人毫不加思索的抗声说：「没有这回事，我儿子是跟着张天佐当公安局，绝对不是当土人。」伪县长又吿诉他说：「公安局就是土人，你还是把他叫回来，在家里当个安善良民，才放你回去，否则你就要替他当罪的。」老人听了，却带着三分火气，辩驳他说：「你完全弄错了，谁不知道公安局是抓土人的。在这种乱时候，要是没有张天佐他们这些当公安局的，老百姓的日子，恐怕一天也没有办法过下去。难道你当县长，也不到处打听打听，公安局永远都是公安局，不管他们住在城里，还是留在乡间，到那里也是抓土人，一辈子也不会变成土人。」伪县长无词，还是把老人放了回去。由此可以证明张专员和他领导的公职人员，在昌乐民众的心目中，所占地位的深远了。其他地区，只模仿其表面，重视其方法，而没有注意其实质。有的为了扩展实力，大肆抢粮敛财，杀鸡取卵，军还没有扩成，人民的痛苦已经无法忍受，造成军民对立，上下成仇。有些剿人的团体中有人通人，致民众为人所愚，挑拨渗透，不战而溃。没有思想的部队，缺乏立场的民众，自然很容易被解体，被利用了。昌乐民众，旣然认识政府是生命财产的维护者，部队是保卫家乡的唯一力量，当然会出自本心的予以爱护、服从和支持。对于一些防微杜渐的任务，也就会自动的去防范检举，甚至逮捕送案，不需烦劳编制以内的任何部队。保甲组织中，基层训练时，就列有这份职责，讲述这些敎材，并硏究这些执行的方法。如果发现一个可疑份子，越过某一村庄未被盘究，还要追查责任，予以相当议处。因此，政府对于任何可疑之人，不论是外来的，或是内在的，都握有非常可靠的活动资料，随时作为淸查的依据。在抗战之初，昌乐也并非基本上就是一块干净土，可以说到处都有共党份子的积极活动。像城南孟家淳于的孟繁峨，就曾在民国二十一年领导农民暴动，方山一带的若干村庄都牵连在内，案发受害的农民，为数当以百计，而其本人则离家远遁，直接参加了毛共的叛乱行动。城东刘家斜的刘兰阶和万庄的矮人刘纪堂，都是我读蚕业学校时的授课老师，因对当时的现状不满，都参加了共党组织，抗战刚一开始，刘纪堂和刘兰阶各以昌乐人县长人政委的身份出现在他们的家乡，积极的展开活动。张专员以淸内攘外的政策，全部予以消灭。梁家庄的梁宗鲁，济南齐鲁大学毕业，是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本已牵连在二十一年的农民暴动一案中，因当时许多地方闻人，惜其才华学历，准其办理自首，未加深究。自此居家为农，日事耕作，不问世务。事变后大家都挺身而出，抗战救国。梁则态度冷淡，中立如故。政府曾多次派人敦劝，畀以公职。先是拒不接受，后则东藏西躱。一直拖到局势纷扰，人乱猖獗，张专员派人监视其行动，并命令他表明态度，最后迫不得已，才把他除掉。可见昌乐之能肩此重任，支持到最后关头，确实下了不少工天，配合了多方面的发展，而结成的总体力量。据此也可以了解，对共产党的鬪争，不是单凭军事上的作战所能获致全功的。胜利后，人乱当前，许多国军部队，在什么地方驻防，就要求兼理那一县份的县长，名之为军政配合，易于对人作战。实则那正是军事呑没了政治，自己缴了自己对人鬪争的武器，使共人毫无顾忌的以各种手段，对付我们单纯的军事作战。这种所谓军政配合，完全是少数带兵官自己别有用心，而却令共人获得绝佳的发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