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历年底，我在回县的时候，领到一笔特敎经费，当时的币値已记不十分淸楚，确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当然发到每一位负责特敎人员身上，当作一年以来的工作酬劳，那眞可说是微不足道了。但那些深居敌伪核心中的爱国人士，得此政府发行的新法币，其纪念的意义要比票面的本値不知大了多少倍呢！我在起程北上时，是由张隶生和另一位回益都的同乡相伴而行的。他们也带了不少的钞票，想顺便买回一些山区买不到的应用物品和办公文具。那时省会地区里，也听到一些风风雨雨，传播不息。但我却知道的资料太少，所以就没有半点疑心，仍然和往常一样，顺着原来的方向走路，下午两点多，走到临朐五区大茹庄一带，忽然发现新四师的一班士兵，截住不放，说什么也不肯稍加通融。我很奇怪，新四师素常纪律不坏，对政府一向支持，何以今天蛮不讲理，竟有截刼行旅的举动。一位班长命令我们把包裹全部打开，详加检查，发现我们带有很大数目的现款时，态度益行蛮横。观其言行，知其心意，我曾再三以过去在临朐科长任内的关系，和他们攀谈新四师的交情，也丝毫不为所动。我看情形相当严重，几次试以部分现钞，换取放行过关，也未使他们的蛮劲动摇。最后我们愿以全部财物贿其放行，还是不肯答应。那位态度凶恶的班长，只吿诉我们说他姓周，他是奉命行事，一定要带我们西去六、七里路的连部发落。我们无奈，只好被他们押解而行，迎着夕阳，越过一些斜坡曲径，瞬息之间，变成了被俘的囚犯。我们三人本来无罪，我想新四师无论变化成那一方面的部队，也不会逮捕敎育机构中的人员。今天带了这么多的钱币，自然就另当别论了。我从未负责有关财务的事，所以也就没有经手过这么多的钞票，事情就这么碰巧，数以万计的一笔巨款，竟成了我们三人的临时财富，眞是焦急愁烦，无以复加，此时我才证实了连日那些谣传不是虚妄了。我想他们旣然存心背离，那么现在我们三人进了前面的村庄，到黑夜里能否活着出来，实在不敢深想。看这个周班长的狰狞样子，大有凶多吉少的预兆。当时那种恐怖不安的心情，用什么词句也无法形容出来。接着被解到了连部，一进大门，是方方的一个大院子，右边墙根蹲了数十名民夫，我知道这就是准备夜里开拔他调的明确现象。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生命当更无保障的希望了。就在这一剎那，忽然灵机一动，总要让人知道有这么三位旅客，被抓进他们的连部，万一明天在附近发现三名尸首，也好有个对照。我想起二十九年夏天在临朐民政科长任内，曾在新开展的五区，办过保甲长训练，很可能就有认识我的人，在这一羣民夫之内。我便大声呼喊着说：「周班长，你不信问问这些民夫，我是以前临朐县的赵科长，在暖水河办过好几期保甲长训练，这一带认识我的人很多。」我这么一叫，那些民夫之中，就有五、六个马上站了起来，向我微笑点头，表示和我相识，证实我的说法不虚。周班长命令我们站在正房的屋檐下，身后仍然有一列士兵持枪监视着我们，他自己先跑进室内向长官报吿，一会出来，特别指定我一个人到屋里去见连长。我拿了随身带着的包裹，其实就是一包袱钞票，在一个套间里见到那位瘦瘦的小个子连长。我先向他行礼，说了一句：「连长你好！」他接着间了我的职业、姓名，来去何方。我也向他请敎了「连长贵姓？」巧得很，他也姓赵。我吿诉他，我们都是敎育厅的工作人员，年节卽届，要回益都各自的岗位去。他抓住这一点，便开口责问我说：「你们从这里到益都，要经过一大段敌伪控制区，很明显的你们都是和汉奸有关系的，不然怎么敢从这里向北去呢？」他以这样的理由质问我，我确实无法照实话答复他。当时临朐西部，驻着谭佩东的部队，也是赵裕增的旧部。我前面曾提过的李范五就是谭部的一个营，也在这条路线上驻过不少的时间。谭在名义上是受临朐城的敌人所编，而其驻区经常有省府的人员来去不断，向北直接连到我们敎育科所在地的黄峪，成为南北的交通要道。我想新四师的各级干部，对此必也非常了解。但在今天却又藉此理由来威胁我们，作为查扣我们的通敌罪状，使我穷于辩释。其实他们自己此刻正好就是叛离政府而投向敌人的变节时间。眞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顺着他的意思，假装出一种惊异的口气说：「哎呀！我们已经在厅里住了很久了，当初来的时候，是从东路走来的，事前没有打听好这边的情形，不了解一路竟是汉奸防区。要不是今天遇到连长，我们这几个人必然会碰上意外，我眞得谢谢连长了。」我也把我过去在临朐任民政科长期间，和新四师白营长、常营长等的公私关系，及在地方上的合作情形，像连发的子弹一样，以快速的言词向他自我介绍了许多经历。我并且特意穿插上一点资料吿诉他说：「我原来在益都是跟的一位吴芳亭县长，他卸职后，就给你们吴师长当了私人秘书，三天前我还到师部去看他过。」我不知道吴县长现在究竟做什么，但他交代了益都县政之后，沈主席不久也离开了山东，他一直都住在吴化文那边是眞的。他和吴化文是不是认了本家，还是另有私人关系，我从没有注意打听过，但早在他益都县长任内，就很受到吴化文的照顾。新四师曾派遣一支很精锐的部队，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到益都边界来协助县政的推行。营长赵腾霄，不但和我腾霄二叔同名同姓同一职称，而且长的身材面貌，也几乎以假乱眞。可惜距离太远，县府位在东埵，靠近昌乐，赵营只能开到挨着临朐城西的益都三区。我曾和赵营长搭伴从他的防地，步行一百多里，专程来到县府请示协助县政推行的办法，吴县长很少有个主意向他交代，也派不出人来跟赵营长到那边去配合工作，而吴化文则经常垂询赵营长负责协助的情形。赵营长是个急性子人，在他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情况下，不惜长途跋涉，半年内到过县府两次，都是不得要领，听不到三言两语的意见，怅然而返。有一次他经过黄峪，我留他吃饭，他在餐桌上很幽默的吿诉我说：「县长没有个好办法，难道也没个坏办法。」由此也可以知道吴县长当时为政的一般了。我由今天的遭遇引出这一段故事，是在证明吴芳亭县长和吴化文渊源之深，间接推演，我也算和他们的师长有点瓜葛了。在我讲完曾去他师部看望吴县长之后，他的神色和口吻较一开始的时候，大为缓和，脸上也浮出了一丝笑容。我曾在省府吕匣店子遇到吴县长是眞的，去他们师部的话却是临时谎造的。按说有了这些具体事实的证明，应该是可以放我们一马，让我们去走自己想走的路了。但我深深的想来，这些关系也未必能够解除了我们的危机。后来听说临朐当时的现任县长阎丽天就是那天被他们另一单位的人所暗杀，何况我们这么几个小小的公务员呢！尤其我们带有一件最大的祸害，就是那一大堆的法币。万一挨到深夜，被他们埋在山沟里，又有谁能知道其中的经过呢？还不是像徐丕吉等十余人的永远失踪，同出一辙么？抗战进入第六个年头，没有死在敌人的枪下，而现在却将落个弃尸沟壑的结果，眞是一件人间的惨事。我看连长态度有了转变，有说有笑，我也装做不是外人，鼓勇应对。许多时间，都是不等他问，由我搜取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说个不停。说到我们彼此没有什么距离的时候，我想必须把这一个致命的祸害移出去。遂卽解开我的包裹，把全部的现款拿了出来，向他那条折叠了三层的被子底下塞了进去。这时我们两人都并坐在他的床铺边上，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说个没完。我以极端不见外的口吻向他说：「唉！这眞是天幸，要不是今天遇上连长，如果带了这些钱，一步闯进汉奸区里去，还不连命都丢了么！不如把这些钱留给连长，发给弟兄们加菜，也算是我们尽了一份劳军的义务，我们为什么白白的被那些汉奸拿去呢！」他红红的脸，像是无以自容的样子，又一把将钱掏了出来，作出一副向我包袱里放回的姿势。一面又说：「没有关系，带着好了，你这样怎么好意思。你放心，我认识你这位朋友就是了。」我立刻把钱夺了回来，再度放到他的被子底下去。故意表示很不客气的说：「我们旣是当家子，我又拿你当朋友，你却不认我是自己人。你让我带这么多钱通过汉奸区，这不是明明要害我们么？我们旣是好朋友，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如果你再客气，我们连一家子也不必认了。」他态度很像被我的话所支配，立刻平静了下来，又把原款二次拿了出来，从厚厚一大叠的中间，一分为二，一半他自己放回原地，一半硬是塞到我的包袱里。我一面表示推让，一面也确有再拿给他作为朋友到家的表示。但还没等我把东西接触到手，他就一边按住钞票，一边阻止我伸手，并以极肯定的口气说：「就这样好了，不准你再和我争较了，我绝对认你这个朋友。天也不早了，如果不是我们也马上开拔，我眞想留你们在我这里住一宿，明天再走，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一听到他说出让我们离开这里的这句话，眞像是吃了一付定心丸，总算是有了个理想的结果。我拿起包裹，又客气了几句，心里虽极焦躁，但尽量装作出持重而有风度的样子。我从套间经过正房，以至门口檐下，移动着缓慢的脚步，且走且谈，多少有点相见恨晩，不胜依依的姿态。那位连长和我并肩而出，站在屋门正中。我那两位同伴，苦皱着眉头，苍白的面色，还站在原地等消息，是凶是吉，自然在他们的心底下激荡不已。他们看到我和连长有说有笑，才大为放心。我以兴奋而轻松的口气向他两人说：「我们谢谢连长啦！」连长也接着说：「麻烦你们了，你们还要赶路，我不送了。」他又指着院子里一盘石磨上放的茶水说：「你们一定渴了，就先喝点茶水再走吧！」我说：「不要了，谢谢连长。」我这时口干舌涩，喝水原是非常需要的事，但尽快离开此地，又比喝水重要许多。那位周班长也还在院子里带着原班人马未动，一面监视我那两位同伴，一面听候连长的新命令。他看到连长对我那么亲切有礼，也就大感失望了。当时张隶生他们两人的包袱里也带有相当大数目的钞票，在哨卡上检查的时候，都经周班长亲眼看到过。我深怕我们离开之后，他会向连长报吿实情，而促成连长的变卦。我一想到这一点，仍然十分惊惧。我一面紧紧的握住周班长的手不放，表示感激，连长旣是朋友，班长当然也是朋友了。一面则大声的向着连长要求说：「报吿连长我请周班长送我们一程，免得再麻烦岗哨上盘查。」连长立卽高兴的答应说：「好，好，周班长，你去送他们一下，赵科长认为到什么地方合适，你再回来。」我老是和周班长握手伴行，掣拉些和新四师的老关系，连他们事变前在济南手枪旅时代，都追忆了不少的话题。我总是想尽方法，保持话不离口，使他一直听了下去，不让他有时间去想别的主意。走了约有三里路程，高埠子上有他们一个最外围的岗哨，天已大黑，路也难辨了，我们才再三的谢辞了周班长的护送。但仍然很紧张的走了一大段山坡路径，一直走出连部驻地约十里之遥，才把一颗悬吊了半天的心放了下来。我那件棉衣里面的汗衫，已不知被冷汗浸透过几次了。我们一夜走了四十多里，住了临朐城西的一个哨站，高山深谷，寒风逼人，和在路上的汗湿衣襟，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情调，精神疲惫了，体力消失了，口干得连点唾液也没有了。一连喝了几壶开水，犹感不能解渴。在此作了短暂的休息，于第二天的晩上，才回到了自己的住地黄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