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拖到农历十月，各地敌人调动的繁忙情形，才逐渐消失。据说这次敌人的进犯，范围很广，他们集中了华北五个省的守备部队，想一鼓作气，把山东的抗战势力消灭。我方所受的损失自然很大，但敌军一旦撤去，一切军政机构又全部恢复了活动。时间可能是农历十一月底，或是十二月初，我又因事去了省府，报吿益都敎育的现况，和遭遇到的一切困难。刘厅长和有关科室的主管仍然大加安慰，认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照常保持特敎工作的推行，和交通路线的畅通，已属不易了。牟中珩当了主席之后，以益都县在地理环境上，对鲁南鲁北的联系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自己的省政上却成了一个眞空地带，只有敌伪势力的横加扩展，而没有我们抗日份子的立锥之地。至于在敎育方面的一切布署，和党务上的所有活动，在新主席的资料上，就完全是一张白纸了。说眞的，益都在当时的抗战形势上，确非等闲之地，范围广阔，位置良好。东从尧沟站起，西到张店近郊，长达一百八十里，占了胶济铁路十个车站的空间，有全路五分之一的距离。在地形上，也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分界。如果你在铁路以南一、二、三各区工作，山岭衔接，峰峦罗立，无论在交通上，物产上，完全置身于鲁南和沂临蒙联成一气。但是你一过铁路到六、七、八各区活动，平原沃野，举目千里，则和广博利沾等县有不可分割的态势，成了鲁北地区的一部分。也可以说，路南就是鲁南，路北就是鲁北。所以几年来，凡是经过益都的省府人员，一直走到城根还没有离开鲁南，但是只要一过铁路，就算进了鲁北的边缘。这在每一个人的心理上就有一个显然不同的分野。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关键地区，让敌人一手控制，完全置于抗战势力范围之外，其对省政推行，影响之大，自可想见。省政当局，体认到了这一情势，所以随时都在注意益都方面的人事关系，了解其中的眞实情形，决心打开这一认为阻塞已久的南北孔道。
有一天我从孙家庄敎育厅去靑崖省党部访友途中，遇到一位在泰安时代接受党训的同学毕圃仙，彼此已经睽违了很久，战火中异地相遇，倍感亲切。圃仙昌邑人，意志坚决，党性高昻，对革命工作，始终如一。天性就以助人为乐，在同志间，都存有一份良好的印象，我原不知道他在那一单位工作，经他主动吿诉我，是在省保安司令部（那时或称保安处）服务。我们刚寒暄了没几句，他就拉我去见一位处长叫管相齐的。我本不愿多事，但为圃仙所强，也就随他去了。管平易近人，没有想象中的一般官僚习气，和趾高气扬的样子。我虽然知道的有关益都方面者较多，但初次见面，不好说的太细。就保持了「言多必失」的警觉，用「有问才答」的方式，简要的说了一个大槪。提供的意见，多属静的环境，和敌伪的布署情形。对自己的党敎工作，几乎没有提及半句。那时在敌伪区域的一切活动，非直属主管单位，是不可随意对外泄露的。最出我意料的是管又力邀我去见牟主席，我心里很感踌躇，深怕绳扣套在脖子上，从此就有多事的烦恼了。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赋予你任何使命，都是很难达成的。我有了敎育科长和书记长的两项兼职，已够我担的起，放不下了。万一他们再给我个什么省府联络站主任一类的头衔，来个半军半民的控制，只准成功，不准失败，那不等于是自投罗网么？况且我在党务的上级阎实甫书记长是由朋友变成主管，而对于敎育的上级刘道元厅长是由主管变为朋友。如果我这一回接受了什么站的主任，因没有达成任务而受到处分，那算是什么变成什么？并且我对五十一军的印象，也不怎么深刻，因为我在二十九年临朐民政科长任内，他们那些基层干部排连长，在各乡鎭表现的一切言论，对中央颇多误解，而对八路共党则相当友善。这自然不是一槪而论，但也证明其思想训练的不够，和其内部分子的复杂了。开于这一重要问题，他们那些爱国的高级将领，竟然毫无察觉，或已察觉而毫无办法，实在可惜，而且可怕。心里虽是如此的想法，但旣已见到了管，又怎能不去见牟。如果以现在一般人的想法，「有人介绍你去见一位省主席，还不肯去，谁会相信。」但在那一时期，把一个人的生命，投进敌人据守的核心，还要达成赋予的使命，恐怕任何人不会无条件的引以为荣幸吧！
我见到牟主席以后，才发觉他不是一位严肃可怕的高级将领，而对人态度的平易，大出意料，自感职位低微，还不敢接受那样热切的礼遇。他对益都几乎毫无所知，但我是一个县级很小的职员，在一位高级主管面前，也不宜只顾自己讲个不停，显得妄自夸大，给予对方一种不良的印象。万一赚个端茶送客，那才是自找没趣呢！在我个人的脑子里，除了一个益都之外，几乎什么也不需要知道；而一省之主，则须装满一百零八个县份的各项资料。所以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听我一个人喋喋不休的长篇报吿。因此，我必须说完几句之后，略作停滞，等主席有什么垂询，或有什么指示。但我发现每要轮到对方讲话，他却非常着急而难以为言，有两次他已话到唇边，就始终没有说出什么意思来。我心里虽很替他为难，而又不能不等他表达出个完整的词义来。我总觉得这样谈下去，不可能把益都的全部实况，在一短暂的时间内，得一个结论出来。说多了，他也不可能全部记住，只有一点槪念，对省政又没有多大价値，所以我立卽向他提议了一个两全的意见，我说：「主席客人多，事情又忙，一时我也说不周到，我想回去草一书面报吿，拿给主席看看，比较详尽具体一些。」牟主席一听，满表高兴，可能非常合乎他的想法，等我站了起来，表示吿辞，等他把「很好」两个字完全送出唇边，就费了不少的计秒时间。在我向外走的时候，竟陪我走出办公室，经过一个小院子，到达门外。我几次表示「请主席留步」，他都笑而不语，一直送出街门才停止，武人出身，而能如此谦和，这是很少见到的。我回到住处，从自然环境的山川分布，到人文地理的名胜古迹，交通状况，以及敌我势力对立的复杂情形，都予以槪括的叙述。在工作推行方面，我主张着重宣传组织，培养基层干部，联合地方力量，结成行政核心。必使益都热心爱国人士为桑梓努力，尽量避免外力干预，保持其护家卫乡的旣成形态，策动伪军，掩护县政推行。总之，针对益都当时的环境，必须设法从内部产生力量、而不是从外面打进力量。这一报吿，长达两万字以上，并附有简略地形图说。适有一特敎班的学员刘彭林被保送来省受训，由他帮忙缮淸，装订成册，仍托圃仙转手呈交。三日后被邀再度晋见，牟主席当面予以嘉勉，他说这一资料是政府极端需要而求之不得者。我的意见都已写在报吿以内，不必再说什么。但牟主席却吿诉我说：「你对益都情形，如此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帮忙。益都属于八区，张天佐专员农历年后，卽来省府会晤，我会和他硏究益都县政的推展，到时候我会请你来多参加些意见。」在我个人的想法，所能为力的已尽全力，以后我最好不要再参与党敎以外的问题。所以自从向牟主席交卷之后，再也没有打听过县政的事。在我回县之前，曾把此事经过，向刘厅长吿其梗槪。刘厅长据以分析其内涵和今后的发展，牟主席对益都所想布署的，显然不是单纯设立一个什么联络站一类的机构，而是恢复地方政府的组织，预作人事上的安排。刘厅长以公私兼顾的观点来判断当时的情形说：「给不拒，不给也好。」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之下。益都党敎的力量在敌伪核心地带，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可以发展。但如果树立上一个政治目标，引起敌人的倾力破坏，可能把原有的基础也陷于不利，自然也包括我个人的负担和安全在内。厅长对于任何一件事情顾虑的深远，和对部属爱护的周全，实已达到无微不至的程度。
这次到省，住的日子相当长，起码也有半月不少。除了以敎育厅为家和商玉符、张隶生、刘德轩、时润生等熟人闲聊之外，有时也硏究一些工作上的协助和通讯方法等问题，却很少涉及个人的遭遇和意外的发生。讲些本身的不幸和困苦，那都是一种平时的观念，战时的生活，每个人的生命都在险涛汹浪中滚动，朝夕都有截然不同的消息传来，随时随地都有你牺牲的机会。每经过一次敌人的大举进犯，不论职位多么高的主管，还是阶级怎样低的随员，都是同生死，共患难，奋鬪在一起，一场战乱过去，死伤谁能计算？活着回来的，有的头破血出，有的少皮没毛，弄个腿肿脚跛，完整无疵，那就很不容易了。久之，大家对于自己的命运，也就认为是先天注定了。所以凡是生活在生死边缘上的人，一离开岗位，熟人凑在一起，谁也懒得讲些人人都曾遇到的历险过程。只是时间地点和经受的花样不同而已。大家闲聊的中心，除了一些记忆中的家乡特色和幼年回味，彼此都以滑稽口吻或讽刺资料取笑，作为一种每人都是演员的康乐活动。像李伯鹏标榜的做人两大原则，四大方案，都为我们当时所乐道。找譬喩，寻对象，然后再哈哈大笑一阵，或请李伯鹏来个专题报吿，使大家有个硏习观摩的机会。李莘县人，战前曾任职广饶敎育科，他的两大原则是「大事不要命，小事不要脸。」因此遇事都可过关，便宜都被这种人沾尽了。四大方案是：「吹」、「拍」、「威」、「赫」，吹是夸耀自己的长处，虚构一些并非自己能力所完成的事功。拍是以虚伪不诚的言词，当面夸赞比自己地位较高的有关人员，不惜谦卑失态，逢迎谄媚，或是狐假虎威，借着后台的支持，滥用职权，以达其私欲。赫是炫耀显贵，蒙骗不知底细的人，以表示自己确是根子深、后台硬，不怕任何人和他为难。如果一个人都能做到这几点，那就表示他的本领齐天了。这虽然目的在引人一笑，但社会上确也有不少这种人，活跃于每一阶层，李伯鹏对这一类的讽刺言论，常是顺口而出，给大家开心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