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秋，我再度离开家乡，家人送别，岂只洒泪。先到靠近临朐边界的邹家庄，在特务营里住了几天。腾霄二叔对我所遭遇的双重变故，同具悲愤之情，且恨张立田的无知妄作，不知死活。一切都已过去，我不愿任何人再去追评此事。张天佐所辖昌乐全境的部队，原属八区专员厉文礼的第五团，所以大家都以「五团」称之。编有三个普通营和一个特务营，经过这一次敌军进犯，损失极为惨重。谢茂琪营长阵亡，连排长也有多人殉职，士兵死伤，当以百计。这时昌乐军政上下，都满怀伤感，立志雪耻，有一天张天佐团长就在特务营部里，和一些高级干部会晤时，忧伤激动，竟至号啕大哭。三营营长张振寰勇敢天眞，幽默活泼，他立卽安慰团长说：「人谁不死，我们打鬼子，被鬼子打死，这有什么稀奇？至于损失了些武器，更不値得我们愁眉苦脸。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枪炮，是团长生下来就带着的，还是我张振寰下生带来的？就怕我们没有办法，只要有办法，武器会跟着办法找上门来的。」张团长为其天眞忠诚所感动，遂重新振作，化悲恸为力量，终于有了超人的成就。我和张营长不太熟识，只是在腾霄二叔那里见过两次面而已，他原籍潍县，家住东关，原就是大户人家，在抗战初期，就带了一部份目卫的枪枝，跑到昌乐来投效张天佐的。外型潇洒英俊，聪明有急智，读书虽不很多，言谈却不像粗人。他辅佐张氏，创新持成，忠心耿耿，对昌乐整个局面的支助，贡献特多。最后积劳病故，死时还不到四十岁。当我在特务营住脚的那几天，又另出现了一件巧事。就在昌乐局面刚从一场战祸中收拾起来，把团部安排在仓上不到几天，我不淸楚是刘杰三因事去团部联络什么，还是张团长主动邀他前往的。如果刘杰三仍然和往常一样，以能在敌我双方面都可以立足为荣的话，我想张团长会把这次因受打击存在内心的愤恼，迁怒到刘杰三身上，但杰三则身历险境而不自知，他在仓上各单位的熟人之间，畅论了半天，当然离不开他那套「必要时好有个通变」的老办法。刘杰三可能压根就不懂得抗战的人，越抗越热，牺牲就是他们的目的。希望一个眞正爱国的团体领袖和敌人「通变」，是刘杰三注定了自己命运的悲惨下场。当他在夕阳下山，走出仓上不远，经过一条斜坡路的时候，被突如其来的一羣武装便衣，没由分说，这位在昌乐县地位原很不错的政治人物，在一阵乱枪之下，死于路旁。由表面看来，刘杰三以这种方式毙命，有些人认为一定是张团长指示部下把他解决的。其实未必正确，因为张团长眞要杀刘杰三，尽可以付之公开，以通敌的罪名，绳之以法。刘杰三的言论立场行动，早已普遍引起五团官兵的愤激，张团长也在这次战役之后，对他有言词上的不满。部属中有些性子偏激的人，躭心他总有一天直接靠了敌人，成了抗战团体的后患，就不如抓着机会早把他收拾掉算了。总而言之，像刘杰三这样的人，无论怎样个死法，都没有什么重要，所以事后很少有人谈论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不过消息传到我的家乡，大家都彼此猜测，刘杰三之死与我和张立田的案子有关，那是绝对不确的，在时间上确是一种巧合。在我见到腾霄二叔以后，根本没有提及刘杰三的事。张立田之抓我入狱，与刘杰三毫无关系，否则他就不会在事前吿诉我，张立田发恨要杀我。我之所以遭受顚险，完全怨我自己一时大意，警觉不够，该躱过去的灾难而没有去躱避。至于刘杰三对于营救工作不肯出力，那是他自己的看法，也很可能是受了张立田的威胁和愚弄，认定我不可能活着出来。所以刘杰三之死，是他自己在汉贼之间，玩弄手法，引来的杀身之祸，他之这一下场，早在我预料之中，不过未曾想到有如此之速而已。我在这一个多月之间，遭受了这么一连串的曲折变化，有多少人陪我伤心落泪，欠下了多少人的隆情厚德，昼想夜思，何以自安。
接着，省局、县局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沈主席已离开了山东，去了后方。听说要由五十一军的人出主省政。农历九月间，我先在九、十、一各区参加了许多小型的集会，大家并没有因环境的恶化放弃了党敎的活动，更没有因为我离开三个多月而稍作松懈。那些特敎据点，党中组织，眞是一部设在敌人心脏地区的机器，发挥了极端令人鼓舞的深厚功能，只是受了环境的限制，无法举行人数较多的集会而已。最遗憾的是没有再到二区和五区看看那边的情形，主要原因是敌伪之外，还有人党活动的增加，邻区部队的破坏，山区村落稀疏，出门就要爬山越岭，路途上的危险不能不防。所以那边的同仁、同志，都不同意我在这种情形之下到处活动，他们宁愿远途跑来一区和我聚晤。我在黄峪住了一个阶段，除了本身的党敎工作，极需积极推展外，所有听到一些外界的消息，也很令人沮丧。听说徐琳就在这次日军大举进犯山区时阵亡，自从去年夏天为调解他和李范五的争端见面之后，我始终不知道他究竟驻在什么地方。他是一位意志非常坚决的爱国靑年，虽然徐振中把他全部的家业带走，受到一些无法抗拒的挫折，但他并不灰心，也不动摇。人多抗战，人少也抗战。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和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在最险恶的环境中，和最强悍的敌人，奋鬪了五个年头，最后死在临朐八区日军的机枪之下。这种壮烈成仁的大无畏精神，当然还记载不到国家的史册之上，但却永远刻画在锦绣的山河之间。最可惜的是好友徐丕吉，听说他在徐琳阵亡之后，带了十多名勇敢的战士，血战终日，冲出了敌人的重围。又经过许多险阻难关，最后由临朐城西的重山中，绕道回到了益都。有人见到他进入了房益全的防区，也就是我们敎育科所在的地方。那时如果碰巧我也住在这里，老友重逢，促膝话旧，建议他一些下一步应走的途径，那该是一件如何令人高兴的事啊！不幸的是丕吉从此消失了踪影，以后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如果丕吉仍在人间，我不相信他能远走高飞，永远离开这个社会？我曾为了丕吉的失踪，安排过多次的查访和探询，都如石沉海底，没有下文。一年后，我亲自听到一位当时还在房益全队当司书的张西庚，讲述过徐丕吉等被惨害的故事。但我考虑再三，深怕这位张先生和房益全之间，存有嫌隙，未必全是事实。又因地方秩序尙未恢复，房队的存在，尙有其地方上的需要，乱世忠奸，朝夕有变，实在还不是追查这件案子的适当时机。我曾暗吿丕吉：「不管你是生是死，在我有生之年，必会查个水落石出，生则相聚，死也相安。」谁能想到万恶的共人，毁灭了我们的家，染腥了我们的田，生者已无法自保，死者当含寃九泉了。丕吉待人至善，道义精神尤重，有百步穿杨的神射本领，有入穴擒虎的超人胆量，不烟不酒，不曲不邪。从区丁开始，到抗战失踪，不因环境险恶而少动志节，眞称得起是一条硬骨头的汉子。我和他于二十七年秋分手后，他仍和徐琳搞在一起，没有因振中的脱离而稍灰心志。二十八年在益都北乡，他和侯耀庭发生摩擦，双方冲突时起，侯是益都一区人，抗战开始，也弄了一两百人，忽而东，忽而西，到处乱转。他也是十七年党训班的同学，领袖欲极强，能力却很薄弱，貌似忠厚而缺乏主宰。有一次他们在互相火并时，丕吉不防，为侯所掳，横加铐镣，百般凌虐，侯部上下，决计将其杀害，以消除这一强敌。有一天，一个看守兵又向他加以殴辱，丕吉破口大骂说：「你不要恃着主子的势力无理虐待我，我一不当汉奸，二不做共人，我是打敌人，救国家，许多战役都是我先冲锋陷阵，杀退敌人。我问你，你们侯队长参加过那一次的战争，你看他的样子会不会带兵打仗？难道把会打鬼子的人抓来加以残害，就是唯一的抗战本领么？我们都是本乡本土人，你们队长这样做，将来在地方上会吃的开么？如果我还有出头之日，我们都是好朋友，你不应该这样苛待我。假定你认为我是死定了，英雄不打死尸，你更不应该这样对付我。」想不到被他这样一顿咆哮，那位看守的士兵竟受了很大的感动，发生了一种爱慕英雄的心理，遂帮忙他打开铐镣，一同逃了回来。丕吉一生遭受的苦难和危险，以我所知，还无法道出其百分之一。但其在枪林中生活，弹雨中长大，消灭了无数的暴徒，拯救了不少的善良，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上天何其不公，使他落了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在这里我原不想把张西庚亲口吿诉我的那些内幕，当作定案的眞象来予以重述；但我必须以「姑妄听之」的态度与之点出，使丕吉之死，姑且有个交代。那就是当丕吉带着一部份士兵到达房队防区之后，人困神衰，饥渴交织。房益全以老熟人的姿态予以热情接待，夜晩让他们分组安宿，使其力量分散。丕吉不酒，少飮卽醉，也因置身友地，不疑有他，睡至深夜，全被绑架而去，至于葬身何处，就没有人知道了。这和有人看到「丕吉由临朐北行，进入房队的防区」，从此再也看不到丕吉的人影，相互印证，当非全是空穴来风。
三十一年秋后的益都局面，非常凄凉。农历七月下旬那一次的寒流过境，在昌乐境内的高粱谷子成长较早，米已半熟，收获数量虽然减少，但尙可食用。在益都境内，可就大不相同了，高粱落花不久，颗粒正在发育，谷子穗靑壳绿，米粒还没充实。气温骤降，生机全失，等于一成未收。一区、九区、十区，情况尤为严重。大批居民，都开始迁动，关门锁户，去东北谋生，敌人也乐得藉此机会，压榨饥民的劳力，以谋侵略战争的持续。当时敌人在各站上备妥一些载货的列车，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许多运煤的车厢里，有的东行渡海，有的西开转车。目的地都是东北，也就是日本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时的东北，已不是当年的关东，到处都有工作，那里也可以赚钱，饥民到了那里，全都受着日本人的控制，不是下碳井，就是修铁路，老弱妇孺，也要打零工糊口。一个冰天雪地的冬令过去，因冻馁而死亡者不计其数，最后能全家返归故里的，百不之一。农作的歉收，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党敎工作的推行。一个没有政府作后盾的活动，本已勉强运用一切有利条件，保持现状；而今却又遇到这样严重的天灾，眼见许多人都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再希望工作进展，那就更加困难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同仁，在这一阶段中，眞是焦躁万分，笑容全失。省政的更迭，八区专员厉文礼司令的被俘，五十一军山区根据地的被袭，张天佐第五团的惨重伤亡，无一不足以证明局面的日趋恶化。其他各地的游击部队，当然也会受到同样的压力，遭到同样的打击。可见敌人于珍珠港事件之后，其兵力的运用，已非常重视占领区的维护与稳定了。看起来，敌人的困兽之鬪，眞也是够狠毒的。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经常受了敌人加强其所谓地方治安的影响。断了接济，缺了供应，并成为敌伪搜索的目标。我和祚忱在黄峪住着的这些日子里，房益全还算具有容忍之量，情况无论如何恶劣，始终没有下过逐客令。敌人几次来犯，他都预先通知我们，我们得到的紧急情报，也马上吿诉他，加以防范。在多次逃避行动中，都是一同跑过临朐南岭，短则半天，长则过夜，敌人回城，我们回防。至于省主席换了牟中珩的消息，传到县里以后，大家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反应。一则小的环境正在恶化，自身的困难有增无已，远水不救近渴，单纯的人事更易，好像没有什么多大重要。二则大家对于沈先生还抱着一股子浓厚感情，认为山东除了沈先生以外，就不会再有人把省政做好。牟中珩可能是五十一军的大将，但在山东各地一些抗战团体中，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没法说坏，也没法说好。不过在人事安排方面，常是上级认为最合适的，下级的看法未必都是相同，尤其是战时战地，民心的结合是省政上的一大重点。就拿八区专员一职来说，厉文礼被撤免了专员之后，按地方情形的需要，就应该由昌乐县长张天佐兼升斯职，一方面团结邻近各县的民心，一方面联合羣龙无首的实力，因为张氏本人有一个完整的昌乐可资凭藉，接替厉文礼收拾残局，处理善后，那是再合时宜地宜不过了。但事实的演变并不如此，当中又经过了对地方毫不发生作用的一任，而厉的旧部却于其被俘时期中，失了归宿，断了联络，各行各事，自寻出路，旣至张氏接任专员时，由于时机迟了很多，致使坐失良机，徒叹奈何了。所以当时八区副司令张髯农有这样一句话：「臭了不给，烂了还不给，生了蛆没人要才给我们。」那就是说，如果早给一步的话，就不会躭误了许多大有为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