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区的训练吿一段落，算得上是一个完美的结束，次一步还须要到各地去看看他们实际的发展环境，指导他们在组织上、联系上，如何成为党敎的工作中心，以及通讯情报的活动据点，才能保全其生命，延续其活力，否则这些训练可能都变成了形式，而毫无作用了。这项工作是艰苦的、长期的，我个人必须在五区住一段较长的时间，和党敎同仁作一番基层的活动。韩鲁溪先生就向我这样提议过：「我们一定要把五区组织成一个模范区，作为党团敎育的发展中心，然后再向四周各区推行。因为五区地利与人和都具备着这种理想的条件，赵先生一定要住在五区，才能发挥更大的效力。」我虽当了半年以上的科长，地方上的人却很少以科长称之。极大部分都仍习惯于「赵先生」的老称呼，自己听起来也感到非常自然，那时，地方上唯一的困难，就是游击队编属复杂，号令不一，加上无限止的征敛，有的村庄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遇上纪律不佳的士兵骚扰，则遭受的灾祸就更大了。我个人因为和这些部队的负责人有较深的关系，也就引来今天徐营，明天李营的口舌争辩，在可能范围之内，自应为民众解决一些不应遭受他们的痛苦。他们互相之间，也是经常磨擦不断，误会迭起，农历七月，我在潘村对岸的吴家南崖设置了临时办公地点，当然知道的人都称这里为敎育科了。吴家南崖到潘村不及三里，过一条河滩，爬一道陡岸，再拐几次崎岖的沟陵，在一周圈都看不见的洼陷之处，有二十多户人家，眞是一个理想的藏身之所。当我刚离开潘村不久，李范五便带了全营执事驻了进去，和徐琳所驻的车马东西相对，相隔可能不到十五里。温庄是一集鎭，正居其间。大家相安无事时，都可以到此采购，各得其便。一天，徐琳的一个士兵，可能原就是当地的一名流氓，作恶多端，为地方所不容。李范五受了别人的挑唆，竟不顾徐琳的部属关系，而予以逮捕枪决。引起徐营的震怒。第二天一早，徐琳派了武装便衣多人，潜伏在温庄集场上，俟李营的士兵前来采购，竟虏其三人而去。李范五闻讯，情知不妙，深恐这三名士兵，可能照他枪毙徐营的人如法泡制，在情急智生的情形之下，就把主意打到我身上来了。马上派人请我到他的营部，说明经过，希望我能立卽前往车马，营救三人出险，我从心坎里就讨厌这种互相报复，无理私鬪。我旣然住在五区，为了地方安宁，民众幸福，和无辜的生命牺牲，我有义务为他们调处争端，达成和解。我对双方的行为，深感厌憎，走在路上，愈觉心灰意冷，怅恨满腹。傍午到了车马，见到了徐琳，当然他一看到我来，就已了解我的来意。自他驻了此地，我因路远事忙，无事不登三宝殿，逢来就有事，凡事没有一件是顺妥的。还没等我开口，就向我大骂李范五，当然曲直是人人皆知的事。李范五最大的错误，在于擅自逮捕友军的士兵，竟又径自枪毙，这是令对方无法忍受的事，但李范五却坚决不承认那人是徐营的士兵，是一个家住李营防区，人民指名控吿，他故意到徐营挂一名义，而仍照常回来作恶的流氓。一般人都相信这一辩解，否则李范五再坏，也不会给徐营随便枪毙一个士兵。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冷静下来，想个完善的解决办法，维持双方的和平相处。但徐琳却愤愤的向我说：「他给我枪毙一个，我就给他枪毙三个，我看李范五有什么办法！」我认为徐琳一开始就不应该拿「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三个」这种作法来向我摆理，我也没有好气的回驳他说：「你今天杀他三个，改天他再杀你五个，这样杀来杀去，什么时候才会结呢？这就是处理问题的方法么？你们当官的致气，就拿人家无辜孩子的生命作赌注么？」我的话尙未说完，他就急不可待的大声吵叫着说：「你只知道和平相处的重要，难道这一次的事件，是由我而引起的么？只准李范五杀我的人，我就不能杀他的人么？你只说些不负责任的话，怎么解决问题呢？我不杀他几个，还有什么办法啊？什么话都不要讲了，我非枪毙他们不可。」徐琳以最固执最冲动的态度，说了这些绝情的粗话，把我气的肺都要炸破了。我在忍无可忍，闷着一肚子的气，也向他愤怒的说：「好，你当营长，你有权杀人，随你愿杀几个都好。我来到你的营部，屁股还没有沾到位子上，你就左一句枪毙，右一句枪毙，好像世界上只有枪毙才能解决一切的争端，你认为我没有到李营去给你要人，而今天却来你这里给李范五要人，是一件不公平的作法。其实我是没有能力劝导李范五为善，而我却有这份义务来阻止自己的朋友作恶。你旣然不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条件，硏究办法，那就由你自己看着办好了，我算白跑一趟，我算不识时务。我过去曾为人家解决了大大小小那么多的事件，从没有人当面给我过难堪，卽便是和解失败，也还领谢我善意的奔劳。而今天眞想不到竟会碰上自己人的钉子。好了，我回去。」我把桌子一拍，拿腿走了出去，放步离了营部。徐琳又说了两句什么，我也没听淸楚，后面有人喊我住下，我连头也没回，话也没答，一直跑下一个岭坡，带着一肚子气，向前直闯，路上的石头，多次碰上脚面，而差一点绊倒。走了大半里路以后，忽然天降大雨，势如倾盆，霎时间就淋成了一个落汤鸡。两边的山岭都为雨雾所遮掩，道路也一段一段被积水所淹没。就这样冒着大雨，涉着急流，足足走了一个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才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筋疲力竭，满腹气恼，大有万念俱灰之感。其伤心悲愤之情，无以复加。同仁都工作在外，室内寂静的可怕，旣无倾吐的对象，更少平息的心情。虽然午餐未用，却连晚饭也不饿，只感头昏脑胀，火气中烧，整夜不能入梦。第二天早饭也不想吃，食欲已经完全消失了。一个人躺在铺上，顾视左右，情况相当凄冷，半晌未到，忽然来了李范五的四名随从兵，亮着短枪，神情严肃，一进门就向我说：「我们营长请科长到营部去谈谈。」我看情形有异，不必再说什么。我以最大的耐力，勉强支持着随他们到了潘村，让我躺在营长的铺上休息，室外又特别派上一个持步枪的岗兵，摆出一种监管的态势。营部的人看我病情严重，久烧不退，便请来一位刘医官为我打针吃药，一天诊治三次，没有一点起色。这位刘医官就是潘村人，他在王葆团未附敌前，原就是第五大队刘毓桐的医官，不但早就认识，而且是一位很实在的熟人，所以主动的对我备加照顾，使我非常感激。李范五整日未回营部，故意躱开不和我见面，所谓「到营部去谈谈」，纯系骗人。这时只是放我自己在他房间里，加以软禁罢了。身体旣不能支持，误会又无法解释，也就只有任凭时间拖延，随便他们处理好了。如果李范五不是疯子，什么理由也不会把我和徐琳掣成一起，而为营救他们的俘虏作人质。人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反把情緖平抑下来，一切都归释然了。这些人自觉权力在手，就可生杀予夺，不讲事理，不循正途；一昧私心自用，任性而为。当了这么一个游击队的营长，人不满三百，枪不及半数，就想达到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的狂态，这眞是抗战阵营中的一种奇特现象。李四疯子出身江湖，环境可能造成他的失常，守法也可能感到不快；徐琳师范毕业，服务敎界，民意国法是我们生活处事的准则，自不乏做人的知识，何以也如此冲动，悖理妄为？一个人随便拿着自己的名誉作睹注，谁也给他想不出理由来。我从昨午到今晚，已经五餐未能进食，里面发烧，外面害冷，旣不干渴，也不饥饿，只是全身无力，晕头转向。李范五一天没有回来，营部的整个环境都静悄悄的，彼此都不愿说什么。大约在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李范五突然神情紧张而带有兴致，说话急促而含着祥和，一步闯了进来，开口就说：「科长怎么还在这里，我今天有事不在家，你们这些笨东西，有没有伺候科长吃饭？」有人答复他说：「科长身体不舒服，都问过了，他不想吃什么。」他又装模作样的大发脾气说：「你们这些人，眞是死相，为什么不赶快请医官来给科长看看。」有人说：「刘医官已经来打过针了，科长需要休息。」他又说：「那好，赶快再请刘医官来看看。」他一气说了很多，好像我也需要打个招呼，道谢他对我的这份关怀，我只好很没有力气的勉强说：「这不是指挥作战，营长也赶快坐下来休息吧。」一会，刘医官果然来了，正在为我打针的时候，有人给我送来一封用大信封写的信，我拿到手一看，就知道是徐琳写来的，我看封口的痕迹，像是已经拆过而又黏合起来的。信上的内容大致是：「吾兄昨天来此，我正在气愤之余，语多失体，时値中午，又让兄空腹而返，途中更遇大雨，使我悔恨无及，一切照兄所嘱办理，敬请原宥是盼。」我这才知道，他们是先截阅了这封信以后，恍然领悟了实际的经过，知道寃枉了好人。自愧处事欠妥，特意先一步进来，假装表示安慰，以掩饰其恶毒的阴谋。他明知我食不下咽，偏叫厨司大调菜肴，装出一片热情，更加重我内心的气恼。没有好久，那三个被俘去的士兵回来了，我先听他们在院子里说了一阵子话：「我们这三条命，幸亏赵科长去了一趟，不然，全都完了。赵科长为了救我们，差点和徐营长打起来。」我和徐琳争吵的时候，他们就被押在隔间里，接着李范五便大声的喊着说：「赵科长还在我们这里，赶快到屋里来看看吧！他正在挂急着你们呢！」他们三个人一进门口，就一齐跪在床前，磕起头来。并且哭着说：「要不是科长昨天去了一趟，我们全完了。」我勉强坐了起来，安慰他们说：「赶快起来，不必这样，我有责任把你们救回来。徐营长是我要好的朋友，我不住在五区也就罢了，我旣然住在这里，我就必须要管这件事，你们都没有罪，徐营长也不会杀你们。气头上的话，并不代表他内心的主张，这就好了，我希望大家以这一次所得的敎训为鉴，将来能够言归于好，互相协助，双方都有好处，你们休息，我也该回去了。」这三人当中，有李范五的一个小勤务兵，名子叫做关怀，年方十七岁，鲁北唐邑人。由于我这次救他回来，终日念念不忘。两年后，我接长了益都，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跑来，跟着当了一名传令兵，不幸在一次激烈的战鬪中，为了保护我的生命，中弹阵亡，此是后话。李范五这次非常高兴，我一走出门来，他又表示歉意的说：「我对科长实在没有话说了，以后你用着我李范五，如果我不出全力，就不是姓李的子孙。」接着又分派他们的卫兵说：「多去几个，扶着科长，小心送科长回去，明天还叫刘医官去给科长打针。」遂卽派了七、八个人送我回了吴家南崖，要不是他们轮流扶我走路，眞还没有办法回来呢。好在结束了这场灾祸，也觉稍得安慰。可是我的病况，却越来越重，显然不是普通感冒伤风的小毛病了。连日请来好几位乡村郞中，都感束手无策。
秋雨连绵，凄风不止，这对一个病人来说，都是极易引起悲烦和苦郁。我的高烧，接连八天不退，粒米不能入口，村内几位长者，不时前来探望，并多次远去五里铺子买来上好的西瓜，消火去暑。这时李温如、杨德生、季祚忱等已先后赶来，轮流为我煎汤熬药。地方熟人，也天天来问，大家都笑在面上，苦在心里。当时有一位和冠三同村的孙小弟，名字叫做孙兴永的，在科里担任书写和刻板工作，平日已够辛劳，晚上和我睡在一起，深夜端水拿药，伺候到天明，不烦不躁，不倦不厌，比现在大医院里的护士要好的太多了。其衷心热诚，那能不令人感念。在这种环境里生病，旣无医院，又乏良医，白日看着病情恶化，已属不幸；就在这个当口上，突然传来警报，敌人由益都辛店等车站，集中兵力，要进犯五区。徐营李营都闻讯远去，附近已无游击队的踪影。我为了同仁的安全，催着大家马上疏散，各向自己认为最方便的地方暂避。祚忱决定绕道进城，为我访请名医，治病要紧，这样拖下去，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我个人陷于半昏迷状态，时睡时醒，不宜到处移动。大家原想抬我过岭，到二区找地方躱避，但敌人的铁蹄，究竟要踏到什么地方，谁也不敢逆料。所以一动不如一静，干脆把这条命交给天，让幸运之神去处理好了。吴家南崖有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坚决主张我个人留在此地，把室内的陈设另行布置，没有半点文案书香的气息。他们向我保证，也向科内同仁保证，绝对安全无事。他们说：「赵先生尽管躺着休息，鬼子来了，我们有话应付他们，谁家家里没有生过病的人。」如此安排，大家也就放心了。在我自己来说，病已至此程度，很难希望有个回转，敌骑纵至，又有何妨。我早年身体太坏，老希望能活过三十岁去，才不算是少年亡故，这次病重，我就想到今年正好是三十岁了，难道人的生命，就有如此之巧的下场么！晚上，照着疏散的计画，大家各自离去，留下了两位老人和我作伴。一夜安然无事，内心稍感快适，这是我第八天的病期了。方庆警报已经解除，以为敌人可能另有目标，不会再来五区了。依照习惯所知，敌人都是拂晓来袭，早饭以前无事，就可令人放心了。不料傍午时分，潘村薛庄突然来了敌人。距我住的地方，只有一河之隔。村民闻讯惊逃，已有不少的人躱到吴家南崖来了，几个老人开始准备，有的在门外察看动静，有的拿了工具整理庭院，有一位留在床边陪我，煎烧汤药，使我非常安心，也深为感激。时间没有多久，敌人从薛庄潘村而东，越过温庄南岭，去了一区，没有踏进吴家南崖一步，总算度过了这场灾难。这几位老人给予我的深厚恩情，我当终生不忘，吴家南崖全村的居民，也都对我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使我在病中感到许多安慰。我虽然连他们的姓名都没有记住，但只要保存着那种深刻的印象，将来都会在九泉之下重逢的。祚忱借着逃情况的机会，果然进了县城，于敌人去后的第二天中午，请来一位靳神父的弟弟靳医师。他擅长西医，也略通中医；要不是这项抗战救国的民族关系所牵引，竟在此时此地，从敌人盘据的县城中请一位医生下乡，那眞是谈何容易。靳医师给我检查之后，断定是严重伤寒，内热外凉，积淤而成。发烧过久，肠腔阻塞，上下隔气，不能贯通。他先为我灌肠数次，又吃下流质药剂，再连续打了三针，到了下午，已感烧退神淸，有了饥饿的感觉。靳医师冒险下乡，已属难得，又在这间茅草屋里住了一夜，再施针药，然后回城。以后他又自动来过两次，病情大有起色，靳医师城乡往返，身心劳顿，旣没有出诊费，也没有车马费，好针贵药不知用了多少，恢复了我的健康，救回了我的生命，临别我却没有道个谢字。人所给予我的，我所亏欠人的，又是差到那里去了。科内同仁，为我买来大米，做成稀饭，以为补养，眞是抗战以来的高级享受了。经此病患，身体已虚弱不堪，在铺上又躺了半个多月，才开始下床活动；并发现全部头发也脱落净光，在以后的六个多月，才恢复生长，但已不及原有的半数了。我能出入房间走动之后，因为东部的同仁好友，多远道前来看望，深感不安，大家都主张回到黄峪去静养，这里距城太远，一切需给，都不方便。黄峪距城咫尺，又是东西中心，养病也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有人主张用床铺作担架，抬我过岭，庄里的长者就建议骑驴，绕道五里铺子走平路。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关切是如何的周到，都担心我的体力远不能胜任长途。可是这样一来，打扰的人太多，更增加内心的愧疚，所以最后还是采用了步行的办法。走一段，停一会，时间久了，也就回来了。这一离开，在我担任敎育科长期间，就没有再回到五区过。我住在黄峪，因为上下三餐不便，就没有再去过那间小客厅。靳神父送来的补针补药，供应无缺。冠三学过护理，由九区赶回，为我打针调药：整日不离左右。城关的党敎同志，听说我病了，也托季云书或靳神父带些罐头食品，表示慰问。忘记是那一位组织中的同志，竟把自己畜养的一对安哥拉奶羊，割爱送出城来，让我朝夕进补，早复健康。这些照顾和关怀的热忱，我也只有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上，奋鬪不懈，来报答于万一了。全体同仁，也因此受到极大的激励和鼓舞，益觉自己年来辛勤工作的成果，堪以吿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