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昌乐特务连前后住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十足变成一个不在编制的附员了。虽说在这里作客，但全连上下都不把我当作外人。有时代替连长发布命令，有时陪着排长们出任务，或作宣传性的报吿讲话，自动的成为连长的代言人了。当此之时，旣然受了环境的限制，无法在工作上有所选择。看样子，在短期之内，恐怕也很难另作计画了。我只要不离开县境，任何其他的工作，都不会有我的岗位。腾霄连长也不肯让我到其他的单位去。时间拖到二十八年的四月底，心情正在愁闷无以自慰的时候，忽然接到省府委员张维中的来信，叫我速去东里店会晤。信上说他年前就向益都方面探询我的去处，最后却在昌乐找到了我。抗战不离家乡的原则，固然有其方便，但像我这样常在一个地方作客，也不是个根本办法。那时正好有昌乐县政府建设局长田光粲字英三老师，也因要参加一次省府召开的一项会议而到东里店去。师生结伴同行，在路上也可免除许多寂寞，眞是再好不过了。田老师是昌乐东南乡田家老庄人，家贫苦学，山东省立济南农业专门学校毕业。我十二岁就读昌乐县立乙种蚕业学校时，就是田老师担任校长的。他不但有渊博的学问，更有淸高的品德。办学专心，勤苦过人。尊敬敎师，爱护学生，使整个学校成为一个祥和的家庭。我生而有幸，蒙他敎诲三年。为了我的升学，职校证件不能报考，特由平柳院小学出具证明，完成报考手续。考取前期师范后，复因父母不愿孩子远离家乡，想把入学机会放弃。田老师又亲向家长解释，始获进入益都师范读书。他对学子的热心培育，眞是费尽苦心。不论我在读书或服务期间，仍然不断给予指导，获益良多。我每有回县机会，必先拜访恩师。私人关系，有如父子。其子女如叔芳、兰玉、种玉等对我都以大哥称之，至感亲切。师母贤慧庄雅，持家有道。从民国十九年起，在任职昌乐县建设局长期间，也是事必恭亲、足迹踏遍全县。所有道路桥梁的修建，贷款凿井，水车灌漑，棉花增产，棉机推广，都给农民带来莫大的幸福。抗战期间，张天佐兼理县长，仍以田老师长理建设。配合战时需要，辅佐主管展其农林专长。利用当地出产，解决物资缺乏。如槐米（槐树的花苞）染黄、桅子染黑，大量种植蓝靛，成为一时的染色原料。主持五图煤矿开采，挖出大量燃煤，普遍供应军民使用。使当时被敌封锁的淄博煤矿，找到了足够的代用品，解决了最感缺乏的燃料问题。其他如粮食的收购贷放办法，禁烟禁酒的庶民规章，无一不是田老师参与规划、监督实施的。张天佐县长兼任八区专员后，田老师也随升为专署的民政科长及主任秘书等职。对胜利后各级民意代表的选务上，贡献尤多。最后潍县被人围困，田老师以文弱之躯，持枪应战，不幸殉职。国家栋材，于兹殒灭。田老师一生为地方为国家，出尽全力、负尽全责。其作人处事。操守廉贞，就是千言万语，也不能尽其一二，更非此时此地所能槪其全豹的。我还是把话说回来吧！我和田老师于国历四月底就道，一路穿过临朐的南部，大部分是第七支队刘同敬的防区。全是山岭连绵，地瘠民贫地带，到这里算是正式的鲁南山区了。涉水爬坡，登山过岭，倒不是难事；而随时问路，担心走错了方向，实在是一椿很大的苦恼。万一走入歧途，无论走了多远，几乎都要退回原地，从头另走。不幸错过了宿头，弄个前不归村，后不着店，那才眞是尝到进退维谷的滋味呢！我们中途住了两宿，幸好还能得到足够的飮食。越过了一段最艰苦的丘陵地带，交了沂水县境，情形大有改变。路上行人渐多，商旅络绎不绝。不是由东里店而来，就是往东里店而去。田老师曾对我说：「怎么人人都知道省府在东里店呢！这样大张旗鼓的树起一个目标来，不怕敌人大举进攻么？」我说：「可能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的险要地形。」我们都对全局的了解不够，无法推知目前的一切。只有自信和互信，秉持着一份热肠和勇气，听从政府的号召，参加抗敌的行列足矣。最后我们在一个夕阳挂山，晚霞呈彩的绝好时刻，走过一个小小的漫岭斜坡，看到了向往已久的东里店北郊。就山区的地形来说，很可以称做是一处平坦的原野了。省府机关都排列在北山的南麓，层层的克难房舍，像台阶一样的由下而上。东里店本身，有石墙环护，嫓美一般县城。附近有高峰耸立，也有河水分流。大小盆地则随地形变化，或分列于沂水两岸，或夹卧于重山之间。杂粮果树，遍布山野。想不到鲁南山区，竟也有这样的富庶气象。据熟悉地方情形的人说，此地西通博山，南至临沂，北达益都，均有省道可通，无怪乎成为山区中的重鎭之一。此地当时的人口之多，也是一大特点。由外地到达的人，想在街上找一个住宿的地方，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当我们走进东门的时候，正是晚饭前后，人羣移动，互相碰阻，无法按照自己的速度前进，眞可称得上是摩肩接踵了。街上商店林立，市肆客满。吃顿晚饭，竟等了个把小时，才轮到一个充饥的机会。其商场货色之全，也大出初到者的意料。从飮食到穿戴，从文具到书刋；小至刀剪器皿，大至床铺桌椅；土产洋货，一应俱全。卽使平时的一个普通都市，也不会有这样的繁荣景象。晚上，我记不淸楚田老师是运用的什么关系，还是碰巧遇上了早来的熟人，找到西郊三里外，一所寺庙前院的闲房里住了下来。这种运气，眞算是难以希求的侥幸。寺旁有洋洋的沂水通过，层层的梯田，则斜挂在另一个方向。仰观对面的峰顶，苍松翠柏，迎风摇曳，牛只羊羣，逐食山腰，忽上忽下，且隐且现。眞是不到此地，不知隐士深居山林之乐。连日我们分头活动，晚上仍回这里过夜。
我连去了两次北山，打听淸楚了张委员的住处，也是他办公的所在。他住在东里店街上何家巷的一家南屋里，倒也十分干净。虽说是一条巷子，其实就算是东里店的南门大街了。出去南门，一片片数不淸的菜园，土肥而水浅。菜农都建有茅舍，就近管理，鸡犬儿童，戏逐其间，形成了一片很大高社区。数百公尺之外，就有沂水横流，滚滚而东。河南的苗庄唐庄，也驻有省属单位办公，我却没有去过。我初次在这条巷子里见到张委员的时候，他两手抱住我的双肩，以热情的口吻高声的说：「啊！你可来了，怎么就找不到你了？」那种从内心里表现出来的亲切和诚挚，令人感激万分，终生难忘。我对张委员是同志，是挚友，是最敬佩的长官。一连数日，我每天都到何家巷去和张委员晤面，也算办公，也算聆听他对各方面所分析的情势，对我自己今后要负的责任有所了解。他工作很忙，几乎是日以继夜的处理一些重要的业务。他兼负全省动员委员会之职，主任委员是由省主席兼理的，全部业务都是张委员以副主任委员身份全权执行。那时八路军在东里店设有驻省办事处，附带出刋「山东大众日报」，到处分发张贴，大肆宣传共产邪说。我到东里店的时候，正遇太和事件发生，八路军可能吃了一点小亏，就不遗余力的夸张编造，虚构事实，侮蔑我方部队挑起事端，乱杀无辜。藉以打击政府的声誉，骗取民众的合作与支持。有一天张委员拿了一份共人的报纸，和我硏究他们宣传的技术和内容。他说：「你看这些共产党为了把一件虚妄的事件，证明其有，而且证明其眞，用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文字，不同的来源，写出了同一事件。使一般不了解情由的人，误信其有，误信其眞。其用心之毒辣，实在可怕。」当时那张人报上，对太和事件登有好几条不同方式的报导。我记得那些标题大致是：「抗日同志惨遭集体屠杀」，「太和惨案目睹记」，「一位逃出现场士兵的控诉」，「太和地方通讯」等七八种不同的文字。内容完全揑造，顚倒事实眞相。张委员也提到我们自己的宣传机构说：「我们的报纸都是一些官式文章，不发生宣传作用。执笔的人多未参加过基层工作，写出来的东西空洞乏味，不切实际，更无法和这些造谣专家相抗衡。我们要设法改善我们的宣传工具，提高我们的宣传效果，阐扬我们的国策，报导基层工作的实况。尤其是对共党在各地扰乱和阴谋，更须大量的写成资料，有计画的、活生生的，披露在纸面上，给民众一个正确的认识。否则我们各地同志出生入死的工作成果，都将被共党的虚伪宣传所淹没了。」他很着急，也很痛心。他接着又提到：「我到各地去视察，亲眼看到我们的同志冒险犯难，作了许许多多的杀敌事迹，在我们的报纸上竟无只字报导，而在共党的「大众日报」上却冒名变成了他们的战果。这是如何令人伤心的事！」言下不胜感叹。他接着又说：「他们在机会的利用上，也是抓住不放，而我们的警觉性又低落得可怜。对付这些东西，仁慈宽厚是吃亏的招牌，只有针尖对麦芒，一报还一报。进而抓住他们的弱点，彻底予以揭发，使民众知道眞是眞非，谁正谁邪。」我知道他内心的感受是指的什么。因为那几天共人「大众日报」的眉语上，印了几句名人集锦，其中一段是从沈主席的一篇谈话中断章取义下来的。原句是：「沈主席说：『山东八路军是全省优秀靑年组成的。』」这就是共人的阴险之处。张委员也提及我们对共党的防范，过于松懈。他说：「这里设有八路军的办事处，不让政府的任何人进入，究竟在里面搞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反之，他们却经常有人跑到我们机关里来，出入无禁。这在组织上、防卫上，实在不够严密。所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这把刺向我们心脏的利刀。」张委员对于包藏祸心的共党，观察的十分入微。我对他指示的所有工作方法和拟定的推行重党，也深为感佩。
我在报纸上看到八路军办事处副主任的名子是杨荆石，可能就是我在师范读书时候的图画敎员。粗大的个子，儍儍的外形，说起话来，又拙又笨，全身都找不到半点艺术形态，谁会想到他脑子里却装满了共产思想呢！二十三年我毕业后的冬天，我在昌乐县立简师敎学，他突然跑到昌乐来找我。说是身体不适，要找个淸净地方休息。我给他找了熟人的一间闲房子，住了一个多月才离去。直到现在才发现他原是共党的老干部。使我恍然想起他那时的托词养病，是因在益都出了问题，而跑到昌乐来避灾躱祸的。不管怎样，旣然过去有了这么一段关系，藉此机会去探访一下他们办事处的内幕，究竟搞些什么鬼八卦。我把这一主意吿准了张委员，便在东里店西南隅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他们的处所。门前站着两个带短枪的便衣，对于我的来访，先是拒不传报。我说：「你们八路军都不认亲友么？我走了好几百里路，特为来此拜访老师，难道连见面都不行么？」最后勉强答应进去通知了。一会，杨荆石出来，果然是他。寒喧了几句，接我进去。神情淡漠，毫无久别重逢的热情表现。房间里到处是人，这个出去，那个进来，脸上都没有半点笑模样。杨荆石也是坐立不安，说几句话，就环顾一下四周，显出一种心慌意乱的样子。我故意问他说：「杨老师你在八路军里担任什么官职？你是老八路，还是新八路？」我这一问，弄得他很不是意思。没有等我说完，就截断我的话说：「我是由朋友介绍来这里作联络任务的。现在大家都是共同抗战，不分彼此。你来了很好，我要找一天好好的请你吃顿便饭。我说：「谢谢杨老师，不必了。听说八路军不准你请我，我请你，乱应酬么！」他抢着解释说：「也不尽然，外面误会的地方也很多，不像一般团体那么随便是眞的。你来是特别情须，我一定要请你。」我知道他这些话都是假意敷衍，和我来拜访他同样的没有诚意。我辞出之后，也没有得到什么印象。门口旁边贴了一张大字标语，上面写着：「八路军生于山东，长于山东，有资格留在山东。」听说那是他们对政府命令其离开山东的一种反应。至此，共产党的一切行动，完全暴露出他们的破坏本色，毫无隐藏的自毁其服从中央指挥的诺言了。
我到东里店的第五天，就有敌人将进犯省府所在地的谣言传出。在我个人看来，一个战时的省会，处于沦陷区之内，机关人口如此集中，一旦发生意外，其结局是很难想象的。虽然那几天正是于学忠率领其五十一军开到鲁南，但在一切交通都被敌人封锁的情形下，是不可能应付一次阵地战和持久战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心理上，都存有一份疑虑，就是：「敌人眞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天可能是国历五月八日前后，确切的日子已不复记忆。上午八点我仍然和往常一样，到了何家巷张委员的住处，帮他整理一些零星的稿件。同时在座的还有阎实甫和齐杞南两位党国先进。我对齐先生以前只闻其名，未见其人。阎实甫先生则是泰安时代的老熟人了。他和张委员同是那一时代的省级革命干部。我在党训班受训以及派到汶上县去负责推展党务，都不断向他请敎拓荒要诀，及工作上的疑难问题，都蒙他很热诚很亲切的予以协助指导。阎先生为人至善，嫉恶如仇。处事谨细而不居功，知人入微而很少表现。凡是和他相处过的人，都有一种温馨祥和之感。那天我们凑在一起，究竟是张委员的事先安排，还是偶然的巧遇，我不十分淸楚。但是谈话的中心，已经不是连日喧嚷不休的太和事件，而完全转到传言中日寇侵扰的情緖威胁了。我不知道那些险恶的消息是从那里得来的，但他们所谈及的都是一些敌伪增兵调动的情须，自然东里店就是最大的目标了。据说从昨天开始，街面上的人数，已有显着的减少，可见大家多已看出将有一场暴风雨的来临了。就在我们闲聊这些问题，可能是十点左右，忽然听到一阵嗡嗡的声音，越响越大。各人心里有数，立卽断定是敌机来袭了。当时我坐在靠门口的一面，转身向外一望，七架敌机，一字儿排在北山上空。我顺口大喊了一声：「敌机来了，赶快走！」齐先生和阎先生先我而至门外，想等我们一齐行动。张委员到门口望了一下，又回身取下挂在墙壁上那件卡其布制服上衣和帽子。我又加强催了他一句说：「快走吧！不要穿制服了。」我是从门内跳到门外的，内心确实有些慌恐。而张委员却一面扣着扣子，一面还很幽默的说：「被它炸死也要衣冠整齐啊！」我们出了外门，走在何家巷的时候，机羣已临顶空。旣至跑到南门，就听到一声爆炸的巨响，但并不在我们的跟前。齐先生卽刻跳进了围墙根的一段坑穴中。我们三人仍继续前行，上千上万的人羣也都向着这一方面跑来。接着又是几声爆炸，令人非常恐怖。也就无心注意弹落何处了。我仰首一望，机羣正对头顶，几乎看不出有飞动的迹象，这时的人潮都涌向沂水河边的林荫之下，想藉以遮住敌机的视线。我断定落弹的时间将迅速来临，没有顾得与张委员和阎先生打招呼，实际上大家都已分散，也不是个互相联络的时候了。我立卽伏卧在一处菜园屋子的墙角下，无法形容当时的速度之快，和变化之大，腹部尙未着地，头还没有放好，就一连四五个炸弹落在近身的地方。我认为一切都完了，眞正尝到魂不附体的滋味了。最奇怪的是声音并不太大，却是声声刹入心腑。不是理想中的轰隆轰隆的巨响，而是咔喳咔喳的脆裂。几使耳膜胀破，头脑昏厥。我在无可如何的情形之下，茫然的歪了歪头，向对面的一间茅屋上瞥了一眼，发现了一种奇异的景象；几百条甚至是几千条灰白色的烟缕，像麻绳一样从屋顶的茅草里冒了出来，一般粗细，同一歪斜，飘飘然直达空际。这种现象并没有维持到许久，便呼的一阵全变成了一片红火，烈焰腾空而起。距我倒卧的地方太近，那种温度之高，令人几不可耐。不敢再看，也不敢再想了。在那些烟缕尙未变成火焰的那一刹那，刚好旁边站着一位中年农妇，怀里抱着一个不到周岁的孩子，直指着那片奇异的景象，大声呼喊说：「看吗呀，看吗呀！（你们看，那是什么东西！）」她的尾声还没有结束，又接二连三的一阵爆炸，起自她的身边，也是我的近旁。母子的命运，自然可以想知。实际上，我对任何事物都已无法辨认了。第一是浑身吓成一团，恨不得一下子钻进地里去；第二是爆炸的浓烟中夹杂着房子倒塌下来的灰尘，就是呼吸也感到相当困难了。又经过几阵急促的爆炸之后，原想敌机已去，那种自幸的念头刚要从心底下萌发，认为运气特佳，逃过了这场大难。身子还没有完全爬起来，第二批的八架敌机又接着飞临上空。我硬着胆子仰头看了一眼，编排的距离，比第一批疏散了很多，投弹的时间也拖的很长。不像第一批在很短的时间里，几次就把炸弹丢完了。而这一批则丢一个，停一停，总是间隔一阵子时间才爆炸一次。距离虽有远近，但在自己听来，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就像全部落在自己的跟前一样，使你加大了恐惧的程度和时间。每爆炸一次，我心里总会祷念着说：「这一个没要紧！」再爆炸一次，我必又说：「这一个又没要紧！」因为身体未感疼痛，神志也还淸醒，这都是「没要紧」的最佳证明。确切的时间，谁也无法记忆，但在心理上的时间，却是非常之长。当第二批离去时，我便很武断的认为绝对不会再有第三批了。因为东里店再也没有什么値得好轰炸的了。我定了定吓坏了神志，先试了试两腿和双臂的机能，都还伸缩自如，毫无异状。知道没有什么地方受到伤害，才敢放开胆子爬了起来。全身都沾满了灰尘和泥土，眼睛乍一睁开，像是有一层浓雾似的混沌不淸。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找不到舌头了，怎么转动，也是毫无感觉。几次想用手指试摸一下，探知究竟；但又怕是眞的没有了，后果更是悲惨。转念深思，在轰炸期间，虽然张口而卧，并未伤及面部，何来失舌之理。那一阵只感满口干涩，毫无知觉，但也没有多大痛苦，还是暂不置理为佳。接着环顾四周，满地坑穴，深可逾丈。坑底冒着泉水，坑口翻起的泥土，高达数尺，围成一个很大的圆环。弹坑之间，横躺着许多尸体，支离断碎，目不忍睹。河边一带的林木，都炸得东倒西歪，每一棵树干上几乎都沾满了血迹。那些杂乱枝干底下的惨象，更是不言可知了。侥幸未被炸中的人，都纷纷向河的对岸逃避，一时恐慌的现象，未因敌机的离去而消失。我也随着人潮前去，涉足过了沂水。行至中流，两手捧起河水漱洗，尽去满嘴尘土，才欣知舌头依然存在，完好如初。原来是一时的麻痹干硬，水份尽失，没有转动的知觉了。这就像好友郭汉广日后吿诉我一段类似的故事：他在寿光报社工作，遇到一次敌机来袭。大家正在吃饭，慌张逃避。炸过以后，都感舌头失灵，引起一阵惊恐。经过漱洗，才发觉满嘴含的是一口忘记呑下，也未吐出的煎饼，致使失去了感觉的。
过河之后，人多声杂，没有看到张委员和阎先生的踪影，极感不安。傍午回到住宿的小寺，田老师已先我而返，欢欣万分。他们在北山省府开会，那里没有落弹，眞算天幸。田老师很慨叹的说：「完了，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赶回去，不要被敌人包围在这里。」当然我也有此同感，也是一般人一致的看法。我说：「我先到街上去打听一下张委员和阎实甫先生的消息，也让他们知道我自己的情形。等我回来，再计画怎么走的问题。」午饭后，我马上赶了回去。何家巷已是面目全非，附近也都引起了大火。到东西大街一看，情况更惨。路南的一列商店，燃烧正烈，由东而西，漫延的很快。沈主席还亲自率领着省府员工士兵，奋勇灌救。那时缺乏消防设备，灭火的效果不大。房子木架一灼，瓦片随着火势崩裂，发出震耳的声响。我在街上站了很久，除了熊焰烈火以外，满街一片凄静。刹那之间，东里店变成了另一个世界。我曾找机会请敎了几位不相识的省府人员，他们在北山没有受到轰炸，也都不知道张委员和阎先生的下落。沈主席负责全局，此时心情的沉痛，是可以想知的。但仍然亲临现场，督率救难，其沉着勇毅的精神，也是一般人所难做到的。最后我在一位开书店的傅先生那里听到一件很不幸的消息。据说张委员正在行进的时候，就被一片弹皮击中，额骨受伤，被送到苗庄医院途中，不治身亡。究竟埋葬在什么地方，我至今都毫无所知。从此痛失这位知友，终生难以忘怀。傍晚，我回到了住处，和田老师硏究回返的路径，以便早些脱此险境。大家都深深的感到，经此轰炸之后，随着而来的必是陆上的围攻，以达到他们完全摧毁这处抗战基地的目的。第二天一早，我们由那座小寺庙里出发，没有再进东里店的大街，就从何家巷的南门外面，沿着垣墙东行，也正经过我昨天伏卧的位置。那么一大片矮小的菜园屋子，也一间完整的也没有了。好几条被炸得一截半块的牛猪，仍然横陈在余烬灰堆之间。又圆又深的弹坑，稀密交错，已分辨不出那是路径，那是菜圃。血迹染污了的地面，步步可见。虽然经过当局的积极处理，但那些枝干断折，凌乱杂陈的林木堆里，仍然有不少的断肢残体，存留其间。在南门外右侧的一间茅草屋里，原来住着一位老人，饲养了一只美丽的画眉，高笼绣罩，十分可爱。空袭以前，我每天从张委员那里出来，必先站在老人身旁，听听鸟叫，和老人打个招呼，赞赏几句鸟性的温驯，和歌喉的淸脆。老人满脸笑容，乐不可支。今天从此经过，屋毁人消，只剩了鸟笼上的挂钩，仍吊在那棵半折的老树枝上，随着晨风摆来摆去。我们经过南郊，绕到东门，都是斑斑的血迹，表现了死伤的惨重。遥望省府公舍，仍然面貌依旧，因为敌机由北而南，一过北山，就已飞临了东里店的大街上空，所以省府本身倒是损失不大，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和田老师离开了东里店，寻找山径小路北行，一路打听田峪口的方向和位置，那是我们昨晚计画了很久才决定的一个行程上的目标。田峪口是临朐南都的一个山村，是同班同学冯兰熏的家乡。我们同在师范读书时，曾听冯同学口头上的描述：山叠路折，四面望不见邻村，但却从来没有到过。我们打算先到这里作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了解一下敌骑的动向，以免中途找不到宿头，遭遇不测。田峪口也是一个山区中的传敎中心，冯同学本人就是一个忠实的基督敎徒。我们一天大槪走了六十多里，终于找到了这一地点。冯同学正好在家，殷勤招待食宿，说不完的新题旧话，国难民伤。这里距离沂靑公路不到十里，据知已从昨天就有大批日军南开，目标自然是东里店了。我们在这里过了安适的一夜，淸早决定继续走向回程。冯父对我们的安全，十分关心，遂亲作向导，带我们穿过几个山村，让我们停留在公路西侧自己的亲戚家中，先去察看一下附近的地形和日军移动的情况。等到午时已过，公路上才算有一段暂时的宁静。我们乘此机会，迅速越过公路，转向东北而行。又在中途住了一夜，第三天才回到昌乐东部田老师的家乡。这趟东里店之行，前后不到半月，路上占了六天。匆匆而去，惶惶而返。听说这次空袭伤亡，总数在八千人以上。但敌机的肆虐，和敌骑的屠杀，并没有把大家抗战的意志毁灭。敌人在整个的鲁南山区中，蹂躏逾月，认为消灭抗战力量的目的已达，才陆续撤去。可是我们省府各部又马上在临朐八区的吕匣店子靑崖毛埠子孙家庄等村恢复办公，重新建立起我们的行政基地，和抗战领导中心。不经过严寒的霜雪，看不出老梅苍松的傲骨。只有那些意志不坚，本来就是投机取巧，只顾个人的利害的乌合，才经不起任何打击和险恶环境的考验，竟带着一些善良子弟，作为自己的权力资本，屈膝侍敌了。像益都县的王葆团就正是这类份子的代表。当初组织游击队的时候，光怕地位低、官职小，拼命的争取领导权利。等到敌人的势力稍一增长，出来扰袭了几次，便率领了所属几个大队入城投敌了。他手下那些自命不凡的文人参谋如张文安、刘恕先、钟焕臣之辈，全都是一羣失败主义者。大唱「走曲线」、「待时机」、「藉敌人的掩护发展工作」、「先谈存在，后谈救国」，「保存实力，等待机会」。这种保命主义的无耻之徒，那里还有资格讲救国谈抗战呢！相反的，有志于国家民族复兴的眞正抗战团体，经过几次打击之后，重新整补，加强训练，由战鬪中获取经验，在失败中得到敎训。结果无不更坚强，更奋发，更经得起考验。这次敌人在陆上的大举进攻，其穷凶极恶的程度，尤过于东里店的空袭。我虽没有身历其险，但直接认识的同学同事，间接知名的熟人之友，被俘被杀者不知凡几。而其他不认不识不知姓氏的爱国志士和当地民众之遭其荼毒者，为数更无论矣。沈主席就在其包围圈内，翻山越岭，东藏西躱，逃避敌人的搜索，在紧急关头的危险地带，曾扮作牧羊老人，脱此险关。他为了掩蔽敌人的检査，不断以碎石捻搓双手，使之皮肤粗皱，造成确像羊羣的主人。其所遭受之苦难，自可想见。敌人这次企图以地毯式的战术，淸除山东的抗日领导中心，使我们的军政组织完全崩溃而后已。由此，他们日常受到游击力量的威胁之大，可以推知。据事后的情报估计，敌人这次出动的兵力，总数足达四万人以上。作战时间，前后也有一个多月之久。而其交通运输，火力消耗，以及伤亡病患。自亦有其重大之损失。我们靑年鬪士，以血肉之躯，救国之志，用头颅生命消耗敌人之战力。这种在敌人占领区的奋鬪壮举，谁说不是大战场上有力而又效果辉煌的牵掣作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