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了农历四月中旬，部队驻在铁路以南山区，前后已有一个多月。全部官兵仍然穿着由北乡开来时的一身棉衣。最可怜的是各人那双无法挂帅的鞋子，和前后都磨穿了的破烂袜子。因为大家都有一副同样的窘态，看习惯了，也觉不出彼此的丑俊了。要不然，有人站在旁边一看，那不是一羣武装叫化子才怪呢！天热了山区干旱缺水，吃用都成问题，更可以想到大家洗澡的情形了。一套内衣，穿的又脏又破，疥疮虱子满身。营养辛劳，更是难以配合。我出城时，身上带着六十几块现洋，今天为这个花一元，明天为那个花五毛，在自己身上却用了没有几文，至此也就囊空如洗了。徐氏兄弟活动在自己的家乡，私人由家里赔上的零钱，自然更不只此数了。现在回想起来，眞不知道大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但是在此非常时期中，确也有一些反乎常理的现象。就拿我个人来说，以前身体赢弱情形，已于本文开头时提过。睡觉的枕头，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铺的薄了硬了，对我这个骨瘦如柴的人，完全无法消受。但经此四五个月的游击生活，枕石头、铺光席、囫囵个子睡觉，竟而处之泰然，一躺下很快的就进入梦乡，一点也没有以前那种辗转反侧的失眠状态了。以我自己来推证别人，凡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经历过游击活动的人，都有其同样的生活处境。这种精神力量，岂但可以反日救国，连虚弱多病的身体都可以自救，使之恢复健康，这眞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奇迹。
我们决定开回七区去整补训练，更换夏装。这一次回防，人数多，行列大，夜晚浩浩荡荡过了铁路，没把鬼子截击的问题放在心上。想起三个月以前几十个人由此经过时，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我们把部队驻定之后，连日召集一些地方性的会议，如何筹措数以千计的单衣鞋袜。在当时的情形来说，不是民众负担大小的问题，是我们这当子武装老百姓还没有向非武装老百姓要现金要财物的习惯和想法。要熟食，供三餐，那是没有法子的事。在民众这一方面也还没有向游击队缴纳税捐的观念。尤其是在益都北乡，多年以来，原是一个红枪会堀起的老地区。在有政府机构的管制时期，都敢为苛税问题公然和官兵抗衡，发生过多次流血事件。而在目前的环境之下，怎好由几个姓徐的靑年子弟发号施令，向张王李赵的邻闾亲朋要粮征税呢！我们为了得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使大家了解反日救国是全体国民的共同责任，有人出钱，有人出力，还要有人出命，发挥全民的力量，抗拒共同的敌人。我们全部政工人员，几乎每乡每村都召开过民众大会，发表专题报吿，使民众了解当前的环境与现实。我并草拟了一份特别为第一大队征用衣物的宣传资料，由工作同仁参考运用。其内容和形式，也算是一份相当长篇的吿民众书。我们向民众彻底说明，日寇侵略，政府撤退，我们变成了沦陷区域。为了响应国军作战，牵制敌人进攻，保家乡，保生命，自动武装，组成部队，绝非任何私人豢养的一羣爪牙。不管负责人姓什么，住何村，只要是中国人，肯出力，肯卖命，我们就有爱护他们支持他们的义务，供应他们一切需要的责任。拿七区的民众来讲，也唯有第一大队的弟兄们，才有这份资格这种条件来接受这样的爱护，享用这样的供应。其中的部分要点有这样的指示：「第一大队的弟兄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冒了最大的危险，放弃了自己的家，荒废了自己的田，置自身的生命于不顾，毅然挺身而出，拿起枪杆，以保卫全体乡民的家产，让大家耕种收割，不废农时。他们的衣服是在敌人的机枪底下滚破的，他们的鞋袜是往返山区夜行百里磨穿的。大家就看他们这套破烂衣服，和那双挂不住脚的鞋子，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生命是怎么个生活才保存得住。谁无父母，如骨如肉；谁无兄弟，如手如足。我们的利害是一致的，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现在我们都被践踏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谁也无法单独脱离这场灾难。就像我们同时坐在一条破船上，航渡险浪，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安然上岸。春去夏至，烈日难以承受；出操站岗，汗水湿透衣襟。七区的父老，都曾看着这羣孩子长大，相信大家对他们爱护的热诚，一定是久存内心而必愿表现于行动。今后他们穿上这一地区里母姊姑嫂们缝制的单衣鞋袜，上阵作战，一定会感到无限的兴奋，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使我们的胜利更有把握，更早来临。」我们曾把这份宣传资料，大量印发给部队和民众，在各种集会场所中，广为传阅，或当众宣读，引起极大的同情。使这项征募服装的工作，收到了非同寻常的效果，很快的就完成了我们预期的计画，也完全符合我们绝不凭恃武力向民众征敛财物的想法。在四月底的一段时间里，全体队员都换上了新的服装，大家都以兴奋的心情，接受战技、思想、军容的各种训练。也学会了好多支抗敌歌曲，活泼振奋，雄壮激昂，大部分都是黄柏起的杰作。接着就以整齐壮大的队形，绕着许多人口稠密的庄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男女老幼，都齐集街头，热烈围观。有些妇女老人竟至喜极而泣；有人认出自己的子弟在队中咏唱行进时，都会指手画脚，引以为荣。比起我们现在的纪念日游行情景，表现了更高度的振奋和鼓舞。除了六区南部和火车站为邻，不宜过度接近外，可以说城北的县境，差不多都被我们走遍了。从此不但军威大振，民心也大大的为之醒觉。
我们游行了几天之后，据一些情报获知，在几处地方发现了好几条针对我们恶意攻讦的标语。有的用粉笔写在墙壁上，有的用小纸条贴在树干上。句子的内容包括有：「打倒游而不击的抗日部队。」「老百姓吃煎饼，你们吃馒头，还算爱民么？」「向人民要吃要穿，算是爱国么？」我们不相信这种反动宣传，是出自一般老百姓的意愿和手笔。根据较早的传闻获悉，朱良以东十多里，有一村庄叫做东朱鹿的。三四年前就有一位外县籍的保校女敎员，不但热心敎学，而且和家长们联络得十分投机，并对贫苦的学生时予接济。更组织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民众团体，如妇女识字班，农友合作社，邻居互助会等。几年下来，东朱鹿的居民，不论男女老幼，几乎都被她这种精神所掌握。多数居民在交往和言论方面，也逐渐和邻村的亲友脱节。这个村庄。围墙高耸，环以护河，内部实际情形，外人多不透彻。一直拖到事变，这位女敎员仍未离去，反而有许多外地客人，接踵而至，似有特殊机密在暗中进行。这一消息传到区乡机构，才知道东朱鹿深藏诡密，而开始加以注意。但接着行政组织解体，无人再去过问。日军进据县城，民心极度恐慌，该村就以自有的一部分枪枝，武装起来，声言自卫，拒绝和外面的任何力量接触。其中有无内幕，外人知者甚少。现在发现了这一类的标语，大家都怀疑东朱鹿方面，一定不很简单，实在有彻底解决的必要了。我们马上做了一次正确的硏判，也得到了一些很有价値的情报。看情形是非把这块大肠上的毒瘤割除不可了。三天后，我们就把全队北开，调到东朱鹿四面的庄村驻扎。大队部设在西朱鹿，与其隔河对峙。他们的武装究系什么组织，是否纯属自卫，尙不十分了解。但就情报探知，经常有一位吴主任出面，另外还有一位高个子副司令，常来常往。全队人数可能不到一百人：实力还不怎么可怕。但这已大大的超出了老百姓自卫的范围。而他们且和东朱鹿的居民打成一片，已经够到根深蒂固的程度了。大家经过一番审愼的考虑，知道这个恶瘤，如不设法马上切除，我们的生命，迟早会被它毁灭。徐琳主张立刻使用武力，解除他们的武装。丕吉说：「东朱鹿围墙很高，易守难攻，必须想办法联络内部，来个里应外合才好。」振中没有意见，只说：「你们怎么决定，我听命令，解决这么百八十枝枪，绝对没有困难。」我从发现这个问题，又大致了解了他们的内幕以后，就考虑如何去处理才是对我们最有利的途径。他们的武力虽然不大，但牵掣的问题却不简单。我向同仁们作了一番肤浅的分析，我说：「如果我们用武力解决，可能双方都有伤亡。并且他们一定会说我们为了扩充枪枝，不惜以武力屠杀老百姓，外面不明眞相，以为都是抗日团体，竟然以强欺弱。民众定会同情他们，而对我们加以责难。从此我们失信于地方，对将来的发展蒙受不利的影响。况且现在他们尙未明示任何番号，在民众的眼睛里，他们还没有构成我们的敌人，所以最好还是避免使用武力。我们的部队，现在正好没有急要的任务，就在这里和他来个围而不攻。加强周围庄村的民众组织，并通知东朱鹿的居民，必须参加我们举办的一切活动，使其造成一种完全孤立的环境。他们对此间的企图感到绝望时，就会不攻自破了。」徐氏兄弟和一些重要干部都很同意我的说法，接着我们就照这个原则分头部署。前徐的政工同仁也都调来，配合工作。因为我们的部队围着东朱鹿驻了一周，使他们出入必须经过我们的防地。每天中午，则派出百人以上在其南门外的护庄河里游泳戏水，玩个半天才回来。这样一连七八天轮流过去，一直没有间断过。一天，有四、五个队上的士兵，想急心躁，未经请准，就带着全副武装进了东朱鹿，也有我的学生徐继德在内。都因年轻不知缓急，可能破坏了全盘的计画。果然，进庄不久，便被对方下了枪去。几个人仓忙回来，吿知事故经过，大家都火了起来。有的说：「马上攻进去，把枪拿回来！」有人大声喊叫：「为什么还不下攻击令？还和他们客气什么！」我坚决主张，力持鎭静，决定了的政策，不宜为了一点小的波折而改变初衷。我吿诉他们说：「这一件事，错误不全在对方。我们的人擅自携带武器，闯进人家的营区，是引起争端的主要原因。我们先写信向他们提出质问，究竟他们的意图何在？如果扣枪不还，再硏究下一步的对策。」大家也都认为此举可行，就准备来个先礼后兵，分成两个步骤进行。信还没有写好，距事件发生最多不过两小时，东朱鹿那边已经派人带了扣去的枪枝，原样送了回来，并推说已将惹事的士兵严加惩处，保证嗣后绝对不会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了。相谈之下，为首的一位作了自我介绍，原来他就是所谓政治部主任吴竹村，临朐人。外貌淸秀，谦恭多礼，显示着一种诚恳人的样子。他说：「贵队是老大哥，对小弟弟的错误，一定会予以原谅的。我们人数少，又不懂事，也没有经过什么训练，以后实在应该常来向老大哥请敎。我这次临来的时候，曾和我们副司令商量过，明天上午请赵先生到敝队那边一趟，给全队弟兄们讲讲话，让他们也见识见识，务请赏光，我们静候。」送他们走了之后，我们也马上作了一番考虑，这就是他们求生存的方法。他们这种恶人善相的把戏，原是共党份子专长。但等到局势转变，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另换上一副狰狞的面孔，挖掉你的心，吃掉你的肉，什么狠毒的手段都施的出来。不过我们也有旣定的决策，绝不能因为这么几句好话，就让自己的敌人继续生存下去。你来软的，我们也用软的来对付。徐氏兄弟都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很放心的把这件事让我个人去处理。什么时候用得着武力，他们马上就开始行动。第二天的早饭后，大家又交换了一阵子意见，猜测了一下他们可能要耍的花样。最后的决定，仍然由我单人独己进了东朱鹿，同时对方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在南门外的桥头上迎候。所说的那位副司令也在其中。他姓刘，名斗臣，也是临朐人，四十多岁，块头高大，有一副凶恶的外形。但说起话来，却不时的裂着一张大嘴，笑声连发，听起来极不自然。脸上那一大堆麻子坑，也随着说笑的动作忽大忽小，收缩不停。一开口就像老熟人久别重逢一样的直接了当，毫无涵蓄的说：「我们现在和老大哥们住在一起，还分什么彼此。赵先生今天这一来，我眞是高兴极了。以后你就不用客气，直接把我们这边看作是第一大队的一部分就是了。我是个老粗，说话我来不及，以后用我跑腿打仗，赵先生尽管下命令，绝对没有错。」满口「自己人」，「不分家」「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说话的调子，就像跟一个师父学来的。最后就把部队集合在一个大院子里，枪都另外揷在一边。约计总有八十多人，是否全部在内，尙不可知。但很明显的是这些部队绝非东朱鹿本身的自卫武力了。他们完全是由外地扩充而来，这里成了他们的根据地。接着由吴竹村向全体队员作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我平素向大家讲的话，等于是吃煎饼，今天赵先生向你们讲的话，等于是饱餐一顿馒头。」可见他们对煎饼馒头计较的十分严格，无怪乎那些标语上很淸楚的表示出吃煎饼是爱民，吃馒头就是不爱民了。我除了对他们讲了许多抗战理论和救国大义之外，最后我在结尾时，明白表示说：「一个抗战团体，是由民间产生出来的，一切活动，也都需要向民众公开。如果把组织游击队看做是少数人的私相结合，那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甚至会被外界误解，变成人民的公敌。我们出了力，拼了命，结果还得不到大家的谅解，那就等于白白的牺牲而毫无价値可言了。七区的安泰平静而有今日，是第一大队全体弟兄们朱良一役打出来的天下，已为全体民众所共睹，亦为男女老幼所承认。它不会容许再有任何毫无联系而素昧生平的武装团体存留其防区。事实上在同一地区之内，也不可能再另有一个第一大队发展起来。抗战固然不分彼此，任何人都有参加的资格。但是一个战鬪部队的生存条件，地理空间，是唯一不可缺少的要素。自今天我们见面之后，彼此都是好朋友，好弟兄，无话不说，无事不谈。我不是第一大队的官也不是，第一大队的兵，但对他们这几天上下愤激的情緖，我是知道的。嗣后我们多加联系，误会自然就少了。」我知道这些带有威胁性的话意，不会引起较好的反应。但他们那种外恭内忌的神态，和敎条方式的答对，实足以表现出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苦心。在招待我的午餐桌上，除了对我竭尽恭维之能事外，更详述自己部队成立经过，表示身家淸白，毫无背景。自此以后，我们便以「不见外」，「自己人」去对付他们了。每天三五成羣的武装弟兄，不计其次数的来往于东朱鹿南北大街之间。工作人员也不断的分组到该村挨家访问，使其无可奈何。经过此一开放，东朱鹿的居民，也逐渐敢和外面的亲友直接接触，并传吿其内部的眞实情形。我们也乘机在村内安排了眼线，以监视他们的行动。所有这些工作，在徐氏兄弟利用各种人事关系去妥善布置，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农历五月初的一个晚上，这部分人忽然离开东朱鹿，而不知道开到什么地方。他们之不能久存其间，早在我们计画之中，但在时间上却比我们预期者为早。总算达到了我们不战而胜的目的。第二天得知他们驻进了以东十多里八区的高圣堂子。那里距口埠很近，口埠就驻着该区自卫武力刘同春的部队。他曾一度编属于第一大队的一个中队，旋又脱离而独立，双方成为半友半敌互不侵犯的情势。猛虎的榻前，那能容许野狼鼾睡。驻足没有三两天，就被刘同春解决了。当场各有伤亡，残余部份，由刘斗臣和吴竹村率领，绕道西窜，去临淄依附了李人凤。刘斗臣究竟给谁当副司令，他们的正司令又是什么人，我们始终没有给他们搞淸楚。由此可知共产党确是处心积虑，早有计画的在这里建立基地，东和马保三，西和李人凤相呼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