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阶段里，各大队为扩展自身的武力，在人事上、地盘上，逐渐发生一些有形的无形的意见和磨擦。而杜华滋和王葆团两个正副司令也是貌合神离，各人有各人的打算。从此，地方事件不断发生，受到共党多方面的挑拨离间而不自知。所以团体虽大，但从来就没有结合成一股子坚强力量，予人以严重的打击。唯在县政的推行上，和民众的组训方面，我们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展开活动。我所联络的季祚忱、尹石苹、佟芝英等，以及他们又介绍的一些热心人士，都于此时先后出城，参加了广大农村的救亡工作，就在五区潘村一带，又建立了一处坚强的活动基地。如果不是后来地方部队互相倾轧，致使整个局面发生动摇的话，我想一定可以组成一座比前徐更健全的思想堡垒。这时徐氏兄弟的意见也在开始貌合而神不合了。第一大队已发展至一千五百人以上，主要的基干和大部分士兵，仍由振中一人掌握，徐琳和丕吉只是到处跑跑关系而已。但所有调动作战，出击任务，振中还是唯命是从，很少有自己的成见。这在外人看来，可能都还以为是一支天衣无缝的徐家子弟兵呢！我是团体中的一份子，当然知之较详。但拿振中个人来说，不管他心里有没有其他的打算，那都是后来的演变。按当时他一切的表现观察，他确是一个能吃别人不能吃的苦，能受别人不能受的罪的优秀主管。带兵作战，他都身先士卒，待人没有花言巧语，每天都和士兵生活在一起。至于第一大队如何会形成这么一个特别大的中队，那是徐氏兄弟最初没有注意到编制方面的问题，也可能是发展的过于迅速，还没来及想出个统盘的计画。我从不主动参与他们人事上的问题，眞实的内容，了解不深。但我却知道为了这些情节，常惹得那些挂名的中队，误认为自己不姓徐，关系不够，分配不到公平的待遇。由此引出来的离心作用，也常影响负责人的和心情意见，阻碍了徐琳和丕吉向其他方面的发展。我个人为了保持感情上的和谐，和地方工作的顺利推行，尽量避免介入他们兄弟意见交错之中。徐琳虽系师范毕业，但处事不够精细，说话也少涵蓄，急于功成而少远谋，也是未能掌握全局的原因之一。
我自从被征召当了政训处长后，无法在一个地方有较长时间的停留。山南路北，到处作客，司令部里也从未为我设过专用的办公桌椅。不参加开会，不被分派特殊任务，我很少自动的去过司令部，所以司令部里眞正的决策措施，我也很少与闻。王葆团的半独立状态，日见明显，自己在朱崖附近作为指挥中心。杜司令本人嗜玩麻将，环境虽然相当紧张，甚至每隔几天还要挨上敌人一阵炮轰，但牌桌上经常客满。几乎我去过几次，几次就遇到他玩至深夜，甚或通宵达旦。有人来司令部接洽要公，也常在牌桌上且谈且打，手嘴并用。这种对于战时战地极不调协的情况，无形中也影响了不少的运筹精神。有一次，一位大队长派人吿急，汉奸赵裕增扰驼山以东防地，请求支持，就是因为打牌忘了派队增防，以致被困，受了不少的损失。赵裕增别名赵文斌，是军阀时代的一帮土人首领，投诚后当过张宗昌的团长。我读小学的时候，他就驻防在昌乐城内，纪律极坏。事变后，不知道又从那里跑来，在日本人的掩护下，窜至益都城西南驼山一带扰乱。被我各大队包围追袭，遂南开临朐，驻在南通省府的一条要道上。其部下谭佩东、李范五等都还有相当程度的爱国思想，来往抗战人员过其境者，都受到很多的掩护。后来向政府投诚，在一场剿人战役中阵亡。当初他刚开到益都的时候，我们怕他在这里立足，藉着敌人的势力发展起来，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抗战前途。所以在一次司令部的紧急会议上，大家都很热烈的提供意见，硏讨对策，出席的各大队代表包括副司令王葆团在内，都愿拿出全力对付这位不速之客。这一次的会剿，大家都非常合作，意志也十分坚决。遂调配各自的主力，在一个命令之下，布署成一次围攻的阵势。都认为打不垮或赶不走赵裕增，将来总有一天会被他吃掉的。当时我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的不多，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但最后仍然分配了我一份相当轻微的任务，就是带着岳联邦的一个中队，抢占驼山山顶，给赵裕增一个居高临下的威胁。我带他们于晚上九时出发，由尹家庄司令部到山顶可能有十五里的距离，但没有路径可通。先走过一段沟头崖岭，再寻找些坡度较小的地方爬上去。任务的目的是抢占山头以后，等到翌晨日出前发射一阵枪声，作为其他各路拂晓攻击的一项呼应姿态。驼山是附近最高的一座山峯，和云门山对峙，当中形成一条带形盆地，满布村落。南通临朐到战时省府，北过铁路至鲁北游击区，是抗战时期的一条重要通路，也是房益全的家乡和根据地。我在益都前后十余年，驼山距县城不远，原是旅游胜地，但从来就没有上去过，这次登山，又适在深夜，无法观赏周围的景色。当我们抢上山顶时，只有赵部的三五岗哨，闻风逃窜，向山下溜滚的声音，听了很久才消失。我们为了遵从命令，除非上山遇到抵抗，夜间不要发枪。 一直到东方发白，黎明卽到的时候，才放了一百多发子弹，完成了我们的任务。我们奉命回防后，知道赵裕增已于拂晓前向临朐方面逃去。准备攻击的各主力大队，也都没有正式接火，很合乎我们最初就是希望把他们威胁跑了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