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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21-07-18 09:36
鄌郚总编

六、探情报化装进城 宿伪衙假意访友

  
  睡到下午四点醒来,火烧敌伪戏台的消息,刚好传到此间。大家互相走吿,但却不悉眞象。我们四人相约,一切都不透露,以免引来敌人攻击的目标。徐琳、振中等看我们一夜未返,回队大作白昼梦,一天未醒,疑心大增。经他们一再追问,都急于知道事情的内容,才以实情相吿。也约定暂不声张,免生意外。他们为了表示庆功,杀鸡沽酒,大吃一顿,补满了两天的空肠。大家得此消息,又是本队达成的任务,自然都高兴逾恒,那里还去顾得保密。睡前饭后,都成了大家交谈的话题。丕吉说:「你们怎么想到去北门给鬼子烧戏台子来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那些被敌人杀害的寃鬼,赶我们去的吧!」振中说:「赵先生,你那里来的这股子胆量?这不是开玩笑的呀!」我说:「我本来没有胆,这你们是知道的,也是那些寃死的鬼魂借给我的。」大家阵阵发出笑声,聊到深夜才睡。第二天醒的很早,老对城关方面的反应挂在心上。汉奸是否感到惊惶,鬼子有无大举报复的迹象?我对这一点想的很多。如果敌人藉此理由,调动兵马,促不及防的给游击队一个严重的打击,很可能有些人会埋怨我们烧戏台子的行动,成为惹事生非,影响了大家的安全,把一次冒险的行动变成了罪过。所以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的心理上并还没有完全了结。我必须想办法察知敌人眞正的反应,作一个万全的准备。根据昨天晚上的消息,原在云门山上的我军司令部,已因这一事件的发生,立卽移到城西十五里,二区所属的尹家庄去,藉以减少目标,稍避风头。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敌人运来一种射程非常远的大炮,每隔三、五天,便在西城墙内连射若干发,妄想以重炮轰毁我们的指挥中心。但在大半年的时间中,炮弹超过五百发以上,竟连老百姓放牧的山羊也没有击中过。他们每次把大炮从车站上向城里拖运的时候,炮位尙还没有安好,我们的情报人员早已赶至。事实上尹家庄是一个山溜中的小村,羣岭阻隔,地形特殊,远程的炮弹是很难击中的。我昨天睡了一天,现在又睡了半宿,精神恢复的差不多了。说眞的,一团热火聚在心里,吃睡都觉没有味道。午饭后,向振中他们打了个招呼:「我要单独出门一次,可能三两天以后才能回来。」他们问我究竟要到那里去,我以「天机不可泄露」为词,他们也就不再追问了。我先到了距城只有八里的马庄,由一熟人介绍,借到一份「良民证」。是用白布条子,以墨笔书写姓名、年龄、住址等项,盖有一个蓝色的方形戳记。我也没有仔细看淸究竟是那一机构的印信。好在那时候没有本人的照片,随便借用也没法查证。我有了这一装备,通行伪区,就可以顺利无阻了。在马庄住了一夜,淸早,穿了一件半长的棉袍,扎上一条宽布腰带,戴上一顶破旧的毡帽,穿着一双土制的鞋袜。实际上,在这段游击生活的日子里,打扮成这种纯老百姓的样子,也算不了什么特别化装,只不过为了谨愼,不得不格外注意罢了。此外,见了鬼子的岗兵,如何向他行礼,也根据别人的经验练习了几遍,便向着北关的方向出发了。一路想来想去,也考虑了不少的注意事项:「要壮起胆子来,见了鬼子万不可显露出恐惧的神情。最好尽量去想事变以前出入城门的情形。日本人怎么会知道我是游击队呢?怕什么!」一面走,一面安慰着自己。半晌,到了北门大桥,桥头上又增加了四个岗兵,这是以前情报中所没有的。只说北门上有岗,没说桥头上有人。我想那一定是戏台子被烧之后,临时为了戒严,才增设上的岗位。在我的心理上,这确实是增加了一层障碍。万一出了纰漏,那就眞是自投罗网了。事到如今,也唯有硬着头皮,只有进没有退的闯过去了。烧台子的事件刚过,空气显得十分紧张。来往的行人旣少,敌兵的态度又严,内心里确实存有一种说不出的畏惧,和平日指手划脚咒骂倭寇的愤激神情大异其趣。我之此来,原没有什么特殊目的,或非做不可的任务。完全是一种好奇好胜气愤仇恨堆积成一起,再于放火之后,看看敌伪眞实反应,故意向敌人表示:「你们的势力再大,能奈我何!」为了完成此一愿望,卽使投进罗网,又有什么关系呢!凭此一念,又把紧张的情緖鎭静下来。再走几步已经上了桥头。汉奸在铁马外面检查行人,两名鬼子兵在里面像两块木头似的站在桥边,接受路人向他们鞠躬。我也用同样的方式渡过了这一严肃可怕的关卡。再走一百多步,过了桥面,城门口上又是同样的情形,照样重做一遍,才算正式进了县城。里面淸淸冷冷,肆市萧条,大街小巷,很少有人来往。我一直走到南门大街,找到季祚忱的住处。轻叩门环,小声叫喊。季安然先出来开门,我问:「爸爸在家么?」安然聪明敏捷,把头轻轻一点,立卽跑回室内。祚忱由后院出来,先笑而后说话:「差一点就不敢认你了。」我们相别虽然只有两个多月,但各居不同的环境,朝夕可能都有意外发生。尤其是我于此时以这种方式来访,眞有隔世之感。我把乡村的情形详谈之后,祚忱也把城里的现况加以分析:「敌人在行政推行方面,完全以维持会作傀儡,其宣传机构则又组织了一个新民会负责奴化活动。现在前线上正进行激烈会战的时候,敌人还没有力量到处找游击队的麻烦。朱良一战,确实给了他们一次不小的敎训,城里的民心也十分振奋。前天晚上,北门外的戏台子被人烧掉,敌伪都非常恐慌。今天正在开始调集民夫,要把我们以前在城墙底下挖掘的那些大防空洞,全部塡塞起来,免得游击队凿开砖层钻进城来,其内心的恐惧可知,听说这两宿维持会里已经没有人敢在那里睡觉了。」由此我已了解了敌伪方面的大致情形。我为了祚忱心理的安定不受影响,和工作方面的顺利进行,没有把烧戏台子的经过向他透露。午饭桌上,他又吿诉我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消息,他说:「维持会里有一个专管和日本人联络的翻译官,据说是北城满洲人,也在我们师范里读过书。」我想他可能就是那位广岛师范毕业的赵常春了。但我为了言行愼重,少生枝节,当时也没有向祚忱说明这一事实。我只说:「也许会认识他。」我们硏究了许多可行的工作,和通讯的方法,并交代他几处乡区的活动地址。必要时可以出城相晤,或介绍已经暴露了目标的同志到部队中直接参加工作。下午又到了东门大街尹素桂号石苹的家里。她是我们益都师范的运动名将,参加过多次全国华北等运动大会,为学校带回来许许多多値得荣耀的银盾和金牌。她也是我在益师附小敎学时候的同事,不但敎学成绩优良,对人处事都在很多男同仁之上。她能吃苦,肯负责,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做得十全十美。我一进门先看见了尹老太太。她初见我这一身穿戴,就先吃了一惊。她还以为我是从八区老家来的一名佃户呢!我向他一笑,说了一句:「尹大娘你好!」她才恍然大悟,伸手把我拉到屋里,急着说:「嗳呀!你怎么敢进城来呢!是从那里来的?」我简单的报吿了几句,她已把石苹从一间套房的夹壁中找了出来。如果我的记忆还不错的话,好像那时佟芝英先生也还住在这里。她和石苹同班毕业,也是我们益师附小最佳女老师之一。一阵惊讶之后,也谈了许多今后以什么方式展开活动的问题。她很气愤的向我说:「我们留在城里,整天躱在家里,遇有生人来访,还要藏进夹壁的暗室里去。这种生活,你想怎么能长期的过下去。慢说看到鬼子的残暴行为,就是听到敌人的夸大宣传,还不令人气死么?你赶快想办法让我们出去直接参加抗战,我们才不要在城里作什么秘密活动呢!现在弄得国不成国,家不成家,还有什么好怕的。你们能在外面拼死拼活,我们又有什么不可呢?」她不但意志坚决,确实也有那份能力。「她和芝英两人都急着愿意出城和你们一起去活动,在家里眞把她们闷坏了。」尹大娘衡量目前的环境和以后可能的变化,很快的就同意了女儿的要求。老人家对于战乱时期的母女分离,心情虽感万分沉重,但对我之此来,也由衷的表现了对抗战局势的信任。不久她们就出了县城,到了山区,又邀请了很多位意志坚决的女同志,在二、五区爬山迈岭,生活艰险而从不叫苦。对于编写、宣传、妇运等工作,都有其极为可观的贡献。由尹家出来,我又很快的溜到卫里去找我的一位要好同学丁俊科字庠千的,他是我们十二兄弟中的老七。其大哥丁景耀曾于事变前担任鲁北五区专署赵明远的军法官,公正廉谨,极获声誉。二哥置身工商,忠厚老诚。他们兄弟间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坚决的抗敌意志。这次来访,因庠千早已从军去了大后方,没有见到。这条住满了回敎同胞的街巷中,也是充溢着浓厚的反日气氛,对敌伪当局都抱着一种绝对不予合作的态度。像其他同学马忠政、马忠秋等都曾表示了内心的赤诚,愿在任何机密工作上尽其全力。天黑以后,我卽赶往维持会去找那位同学翻译官赵常春了。当初他到附小为我搬存行李的时候,我就断定了他以后的趋向,现在果然变成了敌人的工具。汉奸门兵起先藉词下班,不给通报。我以从外地远道来访,别无亲友可投为由,恳求再三,才得传达进去。一会他便迎了出来,表示着无限的离伤。我吿诉他原已跟着团体到了河南,听说山东没有发生战争,地方十分安定,便又赶了回来,路经此地,特来一晤。他略加安慰,又谈了些局面改变后的出路问题,但神色极度紧张,大有焦急无措,坐立难安的样子。我说:「你有事尽管去办,不要为我躭误了公事。」他说:「公事是没有可办的了。只是前天晚上被游击队打进北关,烧了戏台子,皇军的防务加强,但却驻的人数太少。维持会的同仁,晚上都不敢住在这里。我正想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同你一块去睡。当初绝没有想到游击队的势力会这么大呢!」我说:「你们到外面去睡,我自己睡在这里,给你们看门好了。游击队眞的来了,他们也不会杀个看门的,你放心好了。」他又着急的说:「你不知道,城里的人心也都慌成一团,皇军在这里才驻了五十多个人,他们自顾不暇,实在无法保障城关的安全。」我只顾听他言词之间的敌情资料,无须注意安全不安全。我又问他:「你预备在这里干下去么?在家门子上做事,不感觉有些不太方便么?」他看我谈吐自如,没有什么顾虑,可能知道我之此来,未必眞是过路,但也没有十分追问详情。说实的,在国家大义前题之下,他在我面前,干着这份差事,根本上就有些拘束不安。他虽是一个满族后裔,但在十六年冬我们同时参加党的组织,十九年到二十年在我未回母校就读后期师范,他也还没有到日本广岛去读书,我们同在昌乐县党部工作,总也算是一名革命同志。今天汉贼两途,自然有些难言之隐。最后他向我表示说:「我也不想在此久留,过些日子我要到靑岛去看看,四哥已由热河到了靑岛,我想还是在敎育方面找点工作,这里没有什么留恋的。当时日本人进城,秩序很乱。地方人强力迟我出来帮忙,沟通一下双方面的关系,以免发生无谓的损害,我安根就没有打算长久的混下去。」后来他确在靑岛一所伪方高中任敎,又和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联络上关系,曾被日方抓去坐牢三个多月。胜利后在靑岛产业馆里担任重职,结局还算不错。这晚我和他谈了不少的私情公义,但却丝毫没有透露我的眞实身份。最后我坚持不到外面去了,决定在维持会里,就他的床铺住上一夜。十点稍多,整个的大院子里已空无一人。我怕他沉不住气,就催他早些离去,由我自己一个人替他们看门。他给我叫来了一碗馄饨消夜,在依依的心情中走了出去。我知道游击队不会钻进城来,一宿睡得很安适。翌早不到八点,我便留了一根「我再到别处看看熟人,再见」的条子,并和早来的几个职员打了个招呼就走了。然后又到参府街找了几个熟人,张辉庭、杨德宗都曾见到,谈了不少的时间,最后到了赵雨琴师母那里,她正在家里过着愁苦枯寂的日子。一切花费全靠赵老师临走时给她留下的两百块现洋。师母很悲伤的说:「两百块钱好做什么,看样子能过半年就算不错呢!将来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个过法?」言下非常悲凄。我向她说明了外面的情形,愿协助她们全家的生活。赵老师于东北沦陷时,携带妻小进关,这次又被迫把家小留在敌人占领区内,受生活上的煎熬。那种凄苦失望的情况,任何人见了都会陪着流上几滴眼泪。在我留在益都打游击的那一年,都按时派人送去几斗小麦,以接济其生活的不足。赵老师刚到我们学校担任敎务主任的时候,正値九一八事变不久,我也才读后期师范一年级。他讲述东北在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国家的重要,对民族生存的不可或缺。那里的森林、矿产、食粮、工业,其蕴藏之富,世界所罕有。祖先留给我们,我们怎可把它丢弃。全校同学听了,都为之愤慨不已。由此而在全校同学的心理上所引起的爱国热潮,十分高昻。在抗战期间,益都师范毕业的同学,不分男女,绝大多数都能直接参加救亡工作而不畏牺牲者,赵雨琴老师训诲之力,实在很大。不幸后来病逝成都,师母则又回了吉林老家,眞是够上家破人亡了。这还不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千千万万遭受这样灾祸的一例么?我出城的时候,行人正多,当然还是照着规定行事,任何人都不敢忽略了那一个不甘折腰的鞠躬礼。走过那两道岗卡之后,才放下一颗悬吊着的心,慢慢的恢复了鎭静。遂振作了一下精神,瞥眼望了望桥下的河滩,在那堆黑漆漆的戏台子烧成的灰烬,又给了我一次莫大的鼓舞。由于在城里的观察所知,这一次的破坏事件所给予敌人心理上的威胁,确比打一次硬仗使他们受的损伤还大,一如我们在行动以前所推知者。且更证实了季祚忱所说的:敌人如果没有外力支持,绝对没有向乡区侵扰的力量了。这对我们以后安排了许多地方推行工作计划,且都收到了甚大的效果,是很有帮助的。经此一趟联络,城内负责的同仁,不论消息传递上,组织扩展上,都发生了极为显着的成效。这对我后来担任敎育科长,推行特殊义敎,很轻易的能够打进敌伪核心,深入伪组织所属的各级学校,也有相当的助力。看起来,只要埋下了爱国的种子,总有萌发的一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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