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过后，老山村裏又来了一部分新客，全是便衣武装，为数约有七十多人。深夜进庄，行动都很紧张，使大家惊慌了半宿。早晨经过联络，才知道是城北开来新组织的游击队。他们驻定之后，我曾自动的去观察了一趟，看不出谁是队长，谁是士兵。到了下午，又作二次探访，并和为首的人交谈，才知道他们是从城北五十里的朱良鎭开来。三位首领都是姓徐，队员中姓徐的也占多半。就因为这份宗亲关系，才特地开来老山，暂避敌人的注目，便于扩展实力，相机杀敌的。在游击队本身来说，确也须要有此地形特殊，南北呼应的基地，作为躱闪隐藏喘息之所。他们由八十里外的平原，开来羣峰环抱的山庄，就已具备了游击战术的雏型，我对他们深感同情和敬慕。他们都是实行家，说干就干，拿起枪来再考虑办法。不像我这样空怀此志，满口理论，只会画饼，何能充饥？此时此地，面对这些尙不认识的武装客人，他们说的出，做得到，深夜行军，越过敌人控制下的铁路据点，日行百里，夜进山区，能不愧怍万分么？所以由于他们之来，反倒使我在精神上消沉了很多：心情上的烦闷也日在增加之中。三数日后，听说其中有一位负责人名叫徐琳的，也是益都师范的晚期同学。因此我才壮起胆子，主动的去和他联络。见面后，似乎有些相识，原来他比我晚了两届，服务才满一年，就遇上了国难当头了。旣是同学，无话不谈。知道他们徐氏本家的兄弟三人，收缴了地方区公所的一部分枪枝，临时成立了这么一个武装团体。至于如何编组，叫个什么名称，都还没有来及考虑。因为目标太大，又不能得到地方上的供应，所以临时起意，拉到这裏来，暂作存身之地。前途如何，还没有太长远的打算，只有看情形的变化了。我看徐琳本人，血气很高，而没有整体的计划。言谈之间，也缺乏细致，对负责处事待人，似乎还须要很多的磨练。同时他介绍我和另两位负责人见面，一位是徐丕吉，个子矮小而体格结实，岁数约有二十七、八岁，学识不多而言谈中肯，对于抗战杀敌，具有坚强的信心。据知他从十六、七岁就在区公所裏当差，枪法极准，经常捕捉土人，十拿九擒，对地方治安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另一位是徐振中，只打招呼，不多说话，但很注意别人交谈，有时也偶尔揷上几句。当时徐琳没有详作介绍，他自己也不肯自我吹嘘。但对队员的生活极端注意，事情虽小，也必亲自过问追查。和徐琳的处事态度恰恰相反。我在他们驻此的十余天当中，经常过去闲聊。谈些敌情变化、实力发展一类的切身事项。也从他们口裏听到许多有关地方行政组织解体时的种种纷乱，互相收缴枪械，彼此发生磨擦。还没有见到敌人，自己已经水火难以兼容了。这也是今后抗日阵容中的一大隐忧。意见不一，行动各异，又缺乏政府的统一领导，怎么能对抗强敌的压力呢！短短的几天，我就和他们相处的非常友善。他们三人虽然都是族中兄弟，但彼此过去的职业、生活、个性、观点都不尽相同。经常有话存在心裏，无法道出自己的诚意，深恐对方有所误解。又因职责尙未划淸，缺乏军中的阶级节制。有事谁也管，谁也不管。下面的队长士兵，都有难以适从之感。有我掺在裏面，谈话的范围扩大了很多，也说正经的，也讲自我解嘲的，倒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精神协调之效。最后几天，他们就干脆留我在队部裏吃住，在不知不觉之中，我竟变成了他们的忠实伙伴。我也介绍了不少的村中熟人和他们认识，使他们驻在这裏的心情更加亲切。我自己也暗幸能够有个参加抗战组织的良好机会，聊尽匹夫救国之责。
农历正月的月底，一个夜黑星繁的晚上，他们忽然决定要开回城北原防。究竟是听到了什么意外消息，还是另有特殊任务，因为我对那裏人事环境都不熟悉，自然无法参加任何意见。他们也没有向我透露有什么别的重要原因。只是坦诚的、强力的劝我一同前往，并以那边住有许多师范同学且一一提着他们的名字作为善意的诱饵。实则我内心裏早就存有一份首肯的腹案，而不便主动的说出来罢了。这样双方的意念完全相同，自然一拍卽合。我立卽向一些新交的朋友略事交代，便跟着下山而去。黑夜走路，我还是从小第一次尝试。出了老山村外，连方向几乎也辨不淸楚了。要不是被蛰伏在心底下的那股子爱国热忱，也可以说是一团仇敌怒火所鼓舞，怎么会敢在崎岖的星野中奔闯？每经一处村首，必定引起一阵狂犬的吠声，心中有说不出来的惊恐。再加上天气的寒冷，两腿不自主的软颤不已，上下牙齿也不时的在互碰作响。这些无法控制的现象，加重了我在行程上的无限负担。大家都走得全身冒汗，我却越走越冷，几乎要缩成一团。深夜十二时走近铁路，他们分派了少数几个胆大枪准的弟兄，埋伏在铁路两侧，藉以窥视敌人的行动。我们乘机稍作休息，然后重整队形，分派先后，以防万一。他们对我个人更是特别照顾，时常关心我是否有落伍或身体不支的情形。我则咬紧牙关，承担着重重忧心和腿脚酸软的痛苦，振作了一下疲惫的精神，疾驰而前。轨道由我脚底下闪过，就像有一辆飞快的火车要撞到身边似的必须拼命躱开。其实并没有遇到日军的截击，那完全是心理上的敌人在作祟。但对一个初历险境，置身外乡的书生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忍受了。天亮以前，走到一处林地旁边，停下来休息。三徐互相硏究下一步的计划，应该怎样应付天亮以后的险恶环境。我对这裏的情形，一无所知，任何意见都没办法揷嘴。经过他们商酌的结果，认为此地已近益都七区，距朱良老家，只有十多里之遥。全队人员也多附近子弟，就地在这裏解散，各自带枪回家，再听候集合的命令。最后徐丕吉对我说：「赵先生请你给弟兄们讲讲话，让他们了解一些打游击的方法和目的，好在家裏安心听消息。」我突然接到这一份紧要的任务，反而感到旣安心，又高兴。总算平日和一般人闲聊的那些纸上谈兵的抗战理论，今天眞的找到对象了。大家都就席地而坐，我也蹲在他们的面前，小声小气的开始我第一次游击战术的任务指导。我讲的大意是：「敌人势强力大，中央军都尽量避免和他们作主力战鬪，一定退到对我们有利的地形，再给他们一次致命的打击。我们留在敌后打游击，论武器，比实力，当然无法和他们对抗。但我们在自己的家乡，有地利人和的天然条件。鬼子多了，我们就跑，来的少了，我们就打。利用人熟地熟，随便到那裏都可以找到掩护。拿起枪来是杀敌的狙击手，放下枪就是种田的老百姓。游击队脸上并没有特别标志，敌人又怎么能分辨出那是顺民、那是反日份子呢！环境许可我们就集合起来，一面充实我们的力量，一面维持地方上的治安。局面险恶的时候，我们就立卽解散，各自带着武器回家，把枪弹藏到严密的地方，拿起工具到田裏作活。进一步设法探知敌人的活动情形，报吿住在附近的队长，作为应付他们的参考。这就是游击战中所说的化整为零、避实击虚的道理。日本鬼子的力量再大，也消灭不了我们的游击队。我们现在刚开始组军，老百姓的想法，和我们的目标，还未必完全一致，当然对我们还存有很多的成见，态度言语可能对我们有些歧视。将来我们要一面打游击，一面展开宣传工作，务使老百姓知道亡国的痛苦，敌人来了，是无法安分守已的过日子。只有大家合作，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才有出路，才能生存。大家尽可放心，只要我们为乡里为国家，任何牺牲受苦，都是値得的。如果大家不能及时把握住这一救国的机会，等到民间的武器，都被日本鬼子搜去，我们都变成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那就眞会当了牛马奴隶，任他们摆布宰割了。这个浅显的道理，任何人一想就可以了解的。大家今夜解散回家，先把这些情节吿诉家人邻居，他们一定会同情我们，鼓劝我们，进而和我们合作，一同打游击杀鬼子。」我把这段意思讲完之后，那些疲惫已极的弟兄们，竟然显得异常振作，忘记了一夜行军的痛苦，很高兴的向我示意，表现出诚挚的欢笑。他们徐氏三兄弟更是由衷的一再向我道谢，认为这一篇在解散前的讲词，对今后团体的发展，关系非常重要。徐丕吉和振中分别握着我的左右手，徐琳则以双手扶在我的肩上，显出无比的亲切。丕吉说：「赵先生说的这些话，太使我们感动了，都是我们老早存在心裏而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今天有赵先生参加，我们的团体将来就更有办法了。」徐琳、振中也都热烈的予以措词不同的鼓励。这是我参加抗战，在徐家的子弟队伍中所建立的初步印象。以后他们对我也是诚恳如家人，始终没有改变过。接着他们也都分别向队员们交代了一些通讯连络、情报传递等必要的工作，然后就地解散，各自带枪回家。
徐琳、徐丕吉、徐振中等以第七区的地方武力，在其家乡朱良鎭组军抗日，带队来到老山，遇幸我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旋又重回旧地，以及朱良战役的详细经过，曾在山东文献八卷四期以「朱良三徐与朱良战役」一文中，道其首尾，这裏不再重述。
农历正月底，我和徐氏兄弟以及三、五个随身的近人，一同到了他们朱良的老家。他们都身藏短枪，以普通装束向自己的家人和邻居打招呼，尙未显露出是游击队负责人的身份来。休息了一天之后，他们都忙着到处联络，起枪找子弹。我以人地不熟，不但无能为力，反而变成了他们的累赘。遂派人送我南去十里的崔家小寨子一位同学崔天德字道生家暂住。道生和我在益都师范同班毕业，是我们不拘形式的十二兄弟中的老八，我则排行第三。崔家的四叔崔英三服务地方法院，事变以前就是熟人，五叔我也认识的很早。所以我来崔家作客，眞有宾至如归之感。崔父是长辈中的老大，主持全家大计，二叔三叔襄理农事，勤劳俭仆。虽都各有家室，人口众多，但相处则非常融洽。迄今全家老幼仍用一把杓子盛饭。毫无远近之分。我在这裏虽然住了短短的几天，但却发挥了不少的开导作用。我国的农村，原本保守成习，思想固执。那种不多事、不惹事、顺从环境、接受现实的观念，自然无法适应国家民族发生的剧烈变化。因此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过一天算一天的态度，迎接卽将来临的滔天大祸。我向他们指出：「日本人这次侵略中国，目的不只在征服我们，还要完全消灭我们。不只占有我们的土地，还要屠杀我们的生命。最后会将我们的国家，不再是黄炎儿女生存的地方，而完全变成日本人的活动领域。对我们全体同胞来说，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被杀害、或被奴役、或死于毒化、或困于饥馁。其遭受的境遇和时间容有不同的，而最后达到其消灭我们的目的，是绝对不会两样的。我们这次抗战是全面的，整体的。军队抗战，人民也要抗战。救国更要抓住机会，把握时间。趁着中央军正在和敌人展开全面战鬪的时候，他们在其占领区内，缺乏实力，防地空虚。我们以游击战术，破坏他们的交通路线，阻挠他们的行政推展。日本军阀老认为只有中央军是他们的敌人，中国人则不是他们的敌人。只要打败了中央军，全中国就没有敌人了。 蒋委员长就是针对这一点，号召全民抗战。只要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都存在着日本鬼子的敌人。中央军在某一地区战败了，退走了，并不证明就是日本人打胜了，占有了。使日本人知道，黄帝子孙并不是一个容易征服的民族。由于到处都是他们的敌人，日本鬼子就无法集中兵力对付我们在正式战场上的中央军了。更无法搜刮我们的物资，胁迫我们的子弟去和自己的国军作战，这也就等于我们支持了中央军，解救了中央军。因此我们的中央军就可以拿一份力量，当做两份力量使用；该和日本人打一年的兵力，就可以和他们打上两年了。日本是个很小的国家，武力虽强，要一时打败我们几百万军队，已属不易，若想征服我们四万万精神武装的人民就更加困难了。救人如救火，救国更为急要，误时就等于误命。趁着大战正在进行，何不乘虚而起，来个全民游击，对敌人展开破坏扰乱呢！俗语说的好，不怕蛮汉怕缠汉。只要全国各地都给他一个搅闹不淸、偷袭不停，使他无法得到一个安定的后方可以利用，就能发挥全面抗战的实效，达到救国家保乡土的目的了。」这段意义是我在崔家和几位叔伯谈话的结论。日后不论在民众大会上讲演，或是到各部队中向士兵训话，多次都曾包括着这些大意在内，发挥了不少的启示和鼓舞作用。崔家叔伯更因同我的几天相处，而改变了相当程度的意念和看法。他们马上许可道生跟我到部队裏去参加实际活动，策划各种宣传事项，就是一件最好的证明。后来四叔、五叔也都直接加入游击队组织，且有很好的表现。
第四天，道生同我北去五里路的北马兰，找一位同班同学黄道兴字柏起的，他是我们十二兄弟中的老十，擅长音乐，能作词，也能作曲。弹一手好钢琴，更吹一套好喇叭，对国乐的硏究，更有独到之处。一把胡琴，只要在手中一拉，什么好听的调子，都随着他那几个颤动的指尖飘扬出来。会平剧的人，你怎么唱他怎么包；好唱而不谙板眼的人，你尽可以配着他的琴声，婉转曲折而不会错了拍调。二十一年秋，我们还在师范读书的时候，为黄河水灾募捐，由上海来了一位瞎子国乐大师，名字叫做王殿玉的人，率领着一大羣伴奏的同伙，莅校献技。那是用一枝名字叫做坠琴的乐器（弦子的指法，胡琴的拉法）。拉出各种戏腔，及狗吠鸡鸣、村妇对语等等奇异声调，大家听了，捧腹不已。那一次也是由柏起登台先弹了一枝钢琴名曲来表达欢迎之意的。自此以后，柏起对于这种称为坠琴的乐器着了迷。他胡琴拉的有名，弦子弹的也满好，就是这种是胡琴，是弦子；不胡琴、不弦子的玩艺，从来就没有摸过。靑州地方落后，没有卖的，更找不到人制作。于是自己物色了一些破旧乐器的片段，费了不少日子的心血，最后居然做成了一枝看来很像王殿玉那样子的坠琴了。经过不太久的时间，竟也拉出许多不同的戏腔，和奇声怪调的音响来，一时全校为之轰动。他有音乐天才，能拉能唱，且能自拉自唱。对国剧有特别偏好，也特别具有心得。他在毕业后，和我同在益师附小任敎，当然他是铁定的音乐敎员了。每逢周末或星期假日，不是西去张店，就是东去坊子那些戏院子裏包腔票戏。常年累月，很少例外，他不去人家也会派人来请。他自己常恨个子长得太高，对他擅长靑衣的戏码感到烦恼，不然早就成为一位会拉会唱的名旦了。我和他同室共桌读书的那几年，也曾染上此癖，由柏起担任义务指导，牺牲了不计其数的星期假日，留在家裏吱吱不休，结果竟是一无所成。我们毕业的时候，柏起仍然以学徒期满，送了我一把四条弦的大胡琴，作为纪念。说到黄柏起胡琴的特殊成就，也并非完全靠其天赋的聪明。在他就读前期师范刚学胡琴的时候，几乎也是废寝忘食，足不出户的利用空闲，埋头苦练。那时我们学校裏有一位音乐老师李荣寿字华萱先生，他不但对国乐、军乐、西乐的敎学和指导，同能胜任愉快，而对作曲制谱，更感兴趣。编有平剧曲谱八大厚册，实在是当时音乐界的巨著。每逢戏院裏来一位名票高手，他必携带笔具往观，以五线谱速记其腔调节拍，整理后作为硏究参考。此外他对绘画书法方面也有特别的造诣。李老师的作品，对当时的艺术界也发生过深远的影响。那时的图画敎学，注重临摹，描绘实形。不论花卉草木，人物禽兽，画的越像原体，越显成绩。李老师却非常反对此一时派，而有其独自的风格。他常以湿厚的墨彩，以近捷的笔法，画出生动活现的林木花朵，飞禽走兽。使你有身临其境，触摸其物的感觉。当时我们的图画老师邵式古先生就是一位临摹专家，对李老师的主张很表反对。李老师却常对我们笑说：「如果画一只老虎，每一条绒毛都要一笔一笔的披画完美，所下的功夫比一只老虎长大还要多，那么人一辈子能画几只老虎呢！」我之所以在此追述一些不太重要的历史陈迹，为的是说明那时学校敎育的艺术环境。黄柏起在各方面的发展，也都是直接间接受了李老师不少的影响。除此之外，他的克苦努力，也非常人所及。每遇假期回家，都是手不离琴，琴不离手的勤苦练习。母亲叫他到田裏帮忙农事，他常把胡琴挂在锄柄上，带到田裏去。练起胡琴来就全忘了除草的工作，惹得老母一顿训责。晚上则经常拉到深夜，扰得老人难以入梦。他便用一枝铅笔代替竹码，使琴声放低，并躱入被下，用两腿撑起被子，一直拉到伴琴而眠。所以一个人任何方面的成功，绝非只靠机会和天赋就能达到目的的。
自从去年九月学校停课之后，柏起就潜伏在家裏，静观时局的变化，自己也拿不出个主意对付目前的愁困。我之此来，很出他的意料之外。经过详谈之后，我分析了今后局势的发展，和目前大家正在进行着的一切计划，给了他一阵极大的兴奋。他对我说：「按我的想法，认为一切都完了。要不是家裏有一个老娘，和未成年的弟弟，当初我也早就跟着学校到四川去了。现在你这一来，使我恍然大悟，没有别的话说，我们只有拼到底就是了。」我在柏起家住了一夜，谈了半宿。黄母对我的主张，也十分信任，任由柏起跟我一起活动感到非常放心了。接着我们又同去访问了比我们早一届毕业的同学张维邦字献辰的。他是一位安静多虑的忠厚书生，在地方上很孚众望，文墨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我和献辰在前期师范同班就读，私交甚笃。他在毕业那年，被聘到益都城裏仓敖小学任敎，在指导儿童课外活动的时候，摔死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女生。由于过分自咎，积虑在心，老把紧张的精神拘束不放，以致观念、表情、态度等减低了不少的活泼和直率。现在又遇到这样苦闷和失望的局面，能不使他意碎心焦，完全丧失了自信么？献辰对于我的来访，也使他大为惊异。认为像我这个外县客人，旣不跟随学校逃难川康，也不赶回原籍老家潜藏自保，怎么竟自流落到这裏来访友消磨？他又发现我有说有笑，吹擂自如，很不符合一般人应付这种局面的苦涩样子。一阵玩笑开过之后，才放低了声音，谈到正题，我们的结论是：「一个人的快乐和苦恼，全由自己的思想和信仰来决定。我们目前所遭遇到的灾祸，凶不可当，好像除了等死，别无他途。越是想到敌人的血腥残酷，越是怕的不敢抬头。还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竟把自己吓作一团，变成待屠的牛马，等死的羔羊。甚至把平日用以自卫的武器加以销毁，或掩藏不用，向敌人表示自身确无反抗的意图。志在当个顺从的良民，甘愿受其驱使、鞭策、侮辱、压迫。想到任何一点，都足以使你深陷愁城，把自己固封在无底的苦海之中，难有自拔之日了。如果大家能把这层被自己罩上的云雾拨开，露出高悬空际的靑天白日，你就明了绝对没有自困愁城的理由了。国泰才能民安，社会康宁，始谈兴家立业。所谓家庭之累，妻子牵挂、儿女情长等人生关系，都限于国土完整、民族独立的条件下，才有其意义。这次敌人的侵略是有计划的、有准备的、整体的、倾国的。目的在亡我国家，灭我种族，这是很显明而易知的道理。难道我们能用哀求宽恕、自己解除武装、帮助敌人作战等方法，来达到自救自保的目的么？就一般的情形来说，大家旣不敢面对现实，又无法达成心愿，日在步入险境，向着死亡之穴迈进，当然就会愁困哀怨，烦闷神伤，无以自拔。如果我们了解国家和自身原是一体而不可分的话，就知道国家有难，自身当然不可免；民族灭亡，那裏还容许我们的生命存在。难道我们能躱在一旁，看着日本人打我们的中央军而与我们自身毫无关系么？我们眞会听信那些汉奸所说，日本人只想打垮我们的政府，并不仇视我们的人民么？实则他们是梦想孤立我们的政府，击败我们的国军，却让我们的国民不感痛痒，而听从其离间和愚弄。等到我们的国军失败之后，人民失去了保障，敌人的利刄就像宰杀绵羊似的刺到每一个老百姓的脖子上来了。国军的战力，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生命的保障，我们也应该振作不屈，在敌人的后方，以游击战术，展开袭击扰乱，牵制敌力，那不就等于增强国军的兵力，而响应了政府全民武装的号召么！我们若把缩首缩尾，改变为挺身而起，冲破这层自设的障碍，环境就扩大了，视线就射远了，心神也就可以得到一个空旷的场所，任凭自己的意愿去活动周转，还有什么愁困可言呢！大难临到头顶上，不是以怨尤的心情所能解决，更不是以投机取巧的方法可以渡过的。只有面对现实，向着如何去对付敌人这方面想办法，才是正途，才是上策。我们受过敎育，也敎育过别人，那一天不把国家民族放在嘴上，谁不知道国民对于国家应该尽些什么义务。我们生不逢时，偏偏活到现在，年龄又恰好够上靑壮，知识又在一般人的前头，责任轮到身上，还有什么话好说。卽使抽签抽到我们这一代，为保卫民族生存去赴死，我们也只有认作是天命攸关，那可在大众面前和公证人的评鉴之下去赖皮丢脸呢！」以上的叙述，是我和献辰他们谈话的综合意义，不是我个人的讲演词稿。献辰曾向我不胜感慨的说：「这些道理是明显的、浅近的、易知的，平素无事，谁也能说得出来，言之成理的。但是到了今天，身陷敌区，人在生死边缘上的时候，就没有这份勇气去力行了。事到如今，才证实出能说能做是眞理，只说不做是骗人。自己本身旣不能勇敢露面，还有什么道理好说，又将说给谁听？有你这一次的突然来临，就是一句话不说，也会给我们不少的鼓励，使我们看淸正确的方向了。你放心好了，我们都会尽到最大的努力。」连日我们又拜访了几位住在其他村庄的同学和他们的亲友，也都谈得十分投机。大家的情况大致是相同的，情势都很了解，道理也很淸楚，跃跃欲试的心理也都在暗中滋长。所有接触过的人，都不是毫无作用，坐在家裏等死的，只是差一外力的引发和联合行动而已。从此全都乐于合作，立卽参加了我们的实际活动。这许多位原属于我个人方面的同学好友，在以后的十年抗日剿人过程中，限于地理环境，人事变迁，虽然没有长期和我工作在一起，但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对团体的赤诚，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成为地方民众的行动规范，部队官兵的思想中心。竭尽了他们毕生的心血，贡献了他们最后的生命。我在这一地区，虽然只有短短五、六天的时间，但对附近的地形路线、村庄名称，已有相当的熟悉了。
刚过了农历的二月二日不久，也就是日军占据县城还不到两个月，敌伪召集全县村长会议，开始推行其奴化政治。他们认为在这种无敌眞空地区，只要一张布吿，或是一纸通知，卽可推动到全县，那裏还有敢不唯命是听的道理。但是那些为倭寇张贴布吿的汉奸，贴到我们正在活动的第七区时，卽被我们化整为零的队员毒打了一顿，并把一大卷布吿予以焚毁，城裏的会议自然就没有七区的村长参加了。这种公然集体反抗皇军命令的行为，在日本占领当局的心目中，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此一事件发生后，就有许多谣言传出，人心也就十分紧张。有的说：「皇军召开的村长会议，全县只有第七区没有参加，将来一定少不了麻烦，日本人不是好惹的。」也有人说：「有人通知各村，谁不想活了，谁就去开会，所以大家都不敢出头去参加会议。」还有人非常担心的说：「我看这也不是个办法，迟早是会出乱子的。」人心的忧虑恐慌，到处都表现着浮动和不安。这也证明了对统治者的反抗，是违背我们农村社会逆来顺受不分是非的和平观念。我在这几天裏，到处拜门访友，想多拉拢出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来，对刚开始打游击的创举，发生共鸣作用，所以没有和徐氏兄弟处在一起。又加人地生疏，消息迟滞，对于一些地方事件发生的经过，几乎一无所知。这一天下午，忽然得到通知，都到距离朱良不太远的一个小村子名叫做西水曲的西首集合。我对路径不熟，是由道生找了一位向导送我前去的。五点不到，队中大部分的人都已先我而至。徐氏兄弟都在紧张繁忙中向我道谢，表示我肯来参加他们的这一行动，引以为荣。并向我说明了敌人的动态：「日本鬼子为了鎭压七区的反抗，今天一早，约有三百多人，向城北开来，下午已过六区的高柳，现在仍然继续北来。天已这么晚了，还没有拔回的迹象，看来很像是要到朱良宿营，明天扩大扰乱的范围。我们现在集合起来，找机会给他一次打击，让鬼子们尝尝挨打的滋味。」我听了，也很害怕，也很高兴。不过三百多个鬼子兵，不是个很小的数目，听说他们还配备着大炮和重机枪，火力可能很强。我们正在谈论间，又有许多当地的民众，气喘喘的跑来，充作义务情报员。报吿敌人到了什么庄前，停在什么村后，多少马匹，几辆大车，随时都得到相当正确的消息。在我私下十分担心的是，就以这些临时集合的队员，枪枝旣不完善，弹药又不充足，能有办法和这种高度装备的敌人一试么？一阵心理上的矛盾，又把自己经常对人所讲的游击原则推翻了。在理智上虽然有此怀疑，但大家都有高昂的意志，和激烈的愤慨，没有任何人在口头上说出半句泄气的话来。我因大家对我非常热诚，不胜感激。虽对作战本身毫无认识和经验，但凭一股子热血，也必尽一己所能，追随到底。这次重新集合，比七天前解散时，人数几乎多了一倍，共达一百一十多人。可能是上次有一部分人没有进山，也可能是他们负责人在解散期间到处活动的成绩。我因处于客人身份，没有与闻。
果然，敌人在天黑之后，进了朱良街裏。居民多逃至郊野林荫沟下，掩藏躱避，引起一大阵的慌恐惊扰，不知所措。我们的全体队员，则已分好班队，听候调遣，并计划如何去袭击敌人，考验一下游击作战的实际功效。晚饭是由西水曲的居民供应的，这也算是组队以来在当地第一次公开征用的团体生活。而敌人也在朱良扎营开饭，尙没有离开营区到处翻抢奸掳的行为发生。可能是为了推行奴化政治，暂时隐藏其屠杀的本性，假意表理出外态的宽大吧。果眞是藉其虚伪宽仁而施行怀柔，竟如其所谓枪口仅对「土人」，绝对不杀「良民」的欺骗宣传，使民众为了一时的苟安而中其圈套，可能对今后的抗日计划和发展，蒙受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及时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实在有大大的必要。晚饭后，我们正在分配兵力，计划进村剿底，展开巷战，打他个暗箭难防，梦中惊魂。这种利用熟悉地形和房屋作掩护，最能发挥以寡击众的效果。徐氏兄弟和半数队员，都是朱良街或其附近子弟，有其人和地利的先天条件。徐丕吉勇敢善战，徐振中胆大沉着，徐琳也意志坚昂，不少示弱。都准备分头潜入，合力一击。我因街道不熟，方向难辨，无能参加直接任务。指定我带少数几人，在靠近朱良东南角的连坡村头压路，以便他们袭击成功后出水时的转移路线。分派旣定，正在等待时机的来临，探员忽来急报，敌人竟又整队出发，时已九点以后，想不出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接着敌人的大队由朱良东门开出，直趋正东大道而行。我队也紧紧跟踪，在其以南三里的一条平行小径上移动监视。十一点，敌人进了朱良正东十二里，属于寿光县境的一个庄村叫做大宅科，我们也到了南侧不远的小宅科。由逃出的居民吿知，他们只在燃火取亮，没有看出其他的活动，连好几辆牛马车的炮弹都原封停在那裏，推断不出究竟有什么企图。他们燃起来的火光人影，隐约可见，但却无法猜想敌人下一步的动向何在？两小时后，敌人忽又反向而回，仍走原路。这样忽东忽西，走走停停，使我们的推断落空，无法捉摸。我队也只好原路跟踪，调向西返。敌人二次进了朱良之后，探知他们分停路旁，又燃起了许多堆小火，不知所为。有人说他们怕冷取暖，也有人说他们烤热了罐头吃消夜。我认为这都不是他们点火的理由，他们一定是怕被偷袭，点起许多火堆照亮。有火的地方没有人，人都在黑暗处休息。这样照成一条光明的街道，以防止有人偷袭。大家都认为我的此一分析，多少有些道理，而对进庄抄底的计划不得不再加考虑。敌人这一去而复返，料必在此过夜，可能于明早返回其益都老巢了。我们先把队伍开到连坡暂住，硏究下一步的行动。徐丕吉对作战经验特丰，称得起是一位短枪搏鬪的专家，说起话来没把鬼子大队放在眼裏。更没有像我那种害怕的心理，把自己的兵弱枪劣当作对付敌人的缺点。打游击一定要有像徐丕吉那样浑身是胆的人，才能随时随地给敌人一些严厉的敎训，使他们知道中国人不都是绵羊，更非都是驯犬。所以这次如何去对敌人作战的事，大家都是毫无成见的听他指派分配，而他自己却又担任最危险最重要的一环。现在因为时间上的迟延和敌人方面的警觉，我们也改变了旣定的原案，另作拂晓的截击。朱良前面有一特殊的地形，从南门开始，向南直伸四、五里，全是一条高过人体的深沟，沟底下则是直通县城的大道。两边的农田中有些稀疏的林茔和坟岗，略可潜伏利用。此间村落密集，易于脱离现场。我们的新计划是由徐丕吉选拔三十名神射手，乘夜潜入街裏，待机而动。徐振中率领主力，埋伏在南门外的大沟东侧，负责截击。徐琳则带一部分弟兄守在距振中后面不远的连坡，以资接应。派给我的任务最轻，带十四人卧伏在距离南门约二里许的大沟西侧。这裏正有一条东西向的沟道，和通朱良的南北大路连成一个直角，而向西不过一里之隔，就是梁孟的东门。预计敌人的回防，必在拂晓行动，为时可能天还不亮。俟敌人大队刚一开出南门，全部进入深沟中的大道时，早已进村的射手们，便将南门迅速关闭，伏在南门上打他们的后卫。敌阵一乱，东侧的主队便以全力截击，打他们个落花流水。我于此时，卽发射枪声一阵，让敌人知道此间也有埋伏，不敢向梁孟这一方面逃窜。计划相当周密，希望时间能够配合。
我们走了个上半夜，又等了个下半夜，现在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等到淸早大亮，没有看到敌人的动静。初以为这些鬼子可能没有回城的打算，我很担心徐丕吉他们潜进村裏，一旦被敌人发觉，白天不容易脱离现场，可能会惹出乱子来。但以这些鬼子的行动和在村内停留的迹象，又不像在这裏长久住下去。我所担任的这一地点，和徐氏三队，都被大沟所隔，距离又远，一时也无法问个消息，是否另有改变，毫无所知。夜间暗中活动，怎么都好，现在已是日上梢头，大白天裏带了这么十几个武装便衣，此时此地，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眞还看不顺眼呢！我正在心神抖颤，满脑子混乱不淸的时候，忽然从朱良南门上传来一大阵急剧的枪声，打破了四周的沉寂，毫无疑问的那当然是徐丕吉和他同伙们的杰作了。接着沟东徐振中的主力也大发神威，枪声响成一团，还隐约听到喊叫的声音。那可能是他们苦等一夜，一旦抓到机会，因而流露出来一阵兴奋的表现。这一完全出敌不意的截击，给予敌人的损伤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在七、八分钟之后，敌人的轻重机枪竟也不分个的响了起来，接着大炮也隆隆作声，四处乱射。一时战火惨烈，震耳欲聋。我这边的几枝步枪，尽其全力，也听不出什么声音来。可惜我们的火力，无法和这三百多装备精良的敌人相比，又是在大白天裏交手，目标过于显明。现场情形，当时我还无法了解，但确知敌人的主力像是没有动摇。并不像我们事前推想的那样，一打就乱窜乱跑，丧失了应战的能力。纵然死上三十个二十个的鬼子兵，他们并不在乎。仍然是展开了阵地，按好了炮位，有的凭沟射击，有的持枪追进，完全变成了平地作战了。正式交火，可能还不到二十分钟我队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尽速撤离。各自散去，再度化整为零，结束了这场寡众悬殊的战鬪。但敌人的炮火，却逾来逾炽，除了密集的机步枪外，炮弹也在数百发以上。盲目的向附近村野射击，直到中午过后才逐渐减弱。零星炮火则断续间歇的响到深夜。远处不知道的人，还认为有上千的游击队和他们展开了阵地作战呢！当时我自己的任务是否达成，也都全无所知。原想是让敌人听到枪声而不敢来，那想他们听到枪声反而加速其来。这种局面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一颗心则直跳不止，两条腿也在酸软发抖。耳朶分辨不出那边来的枪声，眼睛也看不淸脸前的事物。要不是有位弟兄拉我一把，「赵先生，赶快跑吧！鬼子过来了。」我还不知道那十几个鬼子兵就快要来到沟边了。我对此间的地形很生，只认得梁孟这个大村落挡在面前，不便跑到村内引导敌兵的注意。卽绕过南面的围墙，直向正西逃去。几次跑进灌木丛中，被树枝绊倒，把脸上擦了好几条伤痕而不自觉。一气跑到梁孟以西数里，临淄县境的马岱才停下来休息。在一起的那十几名伙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离我而去的。好在他们都是土生土长，我也就没有挂虑他们的必要了。」
接着，就是朱良战役，战事结束后，我跑到临淄县的马岱，这裏驻有李人凤的部队，人数约有两百左右。也是才成立不久，实力有限。听我逃来马岱，马上请我到部队裏休息，殷勤招待，茶饭立至。李人凤也是益师的同学，个人感情虽极笃厚，但他早就是一个有力的共产份子，暗中活动而不动声色。二年级的时候，曾被缉捕漏网，逃避一时。旋卽假意自首，才准回校毕业的。听说他在临淄敎学期间，也还秘密活动，为人工作。地方上竟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他是一表人才，不但未加注意，还常予以进身机会，藉以扩展其人望。我这次和他在马岱不期而遇，他说自己的部队是属于临淄县的第三大队，还没有表现出他是土八路的幼雏来。但是他的言词虚诈，自夸其是。一派共产党的宣传作风。他一开始就吿诉我说：「我已经派了两百人到梁孟去堵截日本鬼子去了。我想敌人绝对不敢西来。」我听了，心裏十分不快。我从梁孟刚到此地，一路就没有看到任何带枪的人东行，眞是无耻之至。但旣来作客，又何必和他搅嘴抬杠呢。我想以后他很可能向他自己的人党主子作虚伪的报吿，说朱良战役完全是由他个人包打的。当时我只向他婉转的说：「你派几个便衣到梁孟看看情形是可以的，如果眞的派了部队去，被鬼子发觉了，恐怕我们连马岱也住不下去了，大槪你还不淸楚敌人的火力有多大呢！」他马上转变了口气说：「对，我就叫他们相机行事啊！」他接着又说：「你别回去了，那边的情形很复杂，又不是些很实在的熟人，你就在这裏我们一块干好了。」我说：「谢谢，抗战打敌人，那裏都是一样。我们今后东西相呼应，彼此互相支持，大家都有好处，我不必给你增加上一份累赘。」他急着又说：「这话可是你说的，益都那边的情形，只要你在那裏一天，你就必须协调一致，我们合作到底。如果不履行诺言，你可对不住小弟！」这就是共产党的本色，抓住机会就尽量利用。他很淸楚我对于共产党的看法，尤其是在学校时期，我在组织中活动的情形，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所以他对我讲述的鬼话也就特别多。晚上我和他同床而眠，除了说些对于抗战如何单纯，对于政府如何赤诚外，并且特别提到「你看我用敎书待学生的办法带兵，你有什么意见？」跟他当兵的有许多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子，腰揷短枪，出出入入，没有一点秩序，那可能都是他自己的学生。他和这些小孩子之间，没有半点士兵长官的界限。我说：「当然很好，一来没有隔阂，二来亲切诚恳，社会上还有比师生关系更重要的么？但这也是在一般单位中很难做到的，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办法很多。」我这句一语双关的答复，使他默然了很久，可能会听出我话中的涵义来。
当天下午，敌人就一连进占了四、五个村庄，并放火焚烧。一千多家的朱良，两千户的段村，和附近连坡一带的若干小村，都遭到非常凄惨的灾难。熊熊的烈火，黑黑的浓烟，直冲天宵云际。敌人的枪弹，见人就射，老弱不及逃离者，多遭其毒手。梁孟运气还好，距离虽近而竟未波及。那可能是我们在这边的人数少，火力弱，没有被敌人发现。若果像李人凤所说，他已派了两百人到梁孟来迎击敌人的话，我相信这个八百多户的村庄，早就成为一片火烬了。我在这裏住了三天，虽和李人凤抵足而眠了两夜，但各做各的梦，谁也不愿意表露自己的眞心实意。在我离开他们队部的那天，他也带了全体人马，移驻到西去十五里的郑家辛了。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日中，他就以这裏作了中心基地，扩充发展，并吃掉了所有临淄内的游击部队，而正式成了土八路的一支有力基干。敌人烧杀到第二天的下午开回县城。徐氏兄弟也于战役后分别潜伏了两天才又重聚在一起，硏商善后的处理和部队的重整。他们对于我的失踪，着急万分。到处派人寻觅，打听有没有被俘？当地人对我不熟，无人注意我的行踪，谁也不会想到我竟跑到临淄去了。这天我从马岱回来，一进朱良西门，就遇到一位本队的弟兄，带我找到他们活动的地址。大家见面，有如隔世重逢，一阵悲喜莫辨，啼笑都不是滋味。所幸队员有伤无亡，又打死了三十多个鬼子汉奸，单就游击战术的本身来说，这不能不算是旗开得胜的好机运。我们检讨战局，分析战果，都使大家加强了无比的信心。旁边有一个随从队员也揷了一句说：「原来打游击就是这种打法呀，我们打鬼子的时候，鬼子还没来及开枪；等到鬼子开枪的时候，我们已经跑远了，眞有意思。」我们一同到大街上溜了一趟，目睹那么长的一条街道，竟变成了黑漆漆的一片断墙残壁，余烬还在冒着黑烟。这火烧千户的凄惨情景，从小眞还没有见过。我们又一同北去，行数里到了段村。这裏最少也烧毁了三分之二的房舍，有整个朱良那么一片。这裏有一位要好的同学，名字叫做刘焕荣的。我只记住他住的这个庄名，家在那裏，我压根就没有来过。费了好半天，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处，也会见了这位十多年没见面的好友。幸好住在偏北的一条巷子裏，未被波及，我也自感高兴。这位刘同学是我民国十五年读前期师范时候的患难朋友。那年因去学校注册，迟到了一天，我俩的名字同时写在一块牌子上被学校开除。我们发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入学资格时，就在门房裏相对号泣。守门的老李看我们哭得可怜，就自动的替我们向学校解释，接着又代我们写了一份叙明理由的禀帖，呈给学监，竟然批准注册入学。第二天一早，正式挂出牌子来，使我们重获就读师范的机会，因此我们也就成为患难之交了。我们这次见面，照理应该有一种热情洋溢、宾主至欢的表现才对；但事实上却是相当冷落，对我之来访，几成不速之客。后来我曾三番两次催他出来参加救亡工作，他都避而不答，可能是走上另一条歧途了。连坡全村被毁，受害特甚。当然是因为作战当日，我队主力都由该村掩护转移，敌人恨之最深所致。朱良南门内还有三具汉奸尸体，无人置顾。那是当时徐丞吉在敌兵开出村外，急于关闭南门，登墙作战时，他们跟在队尾，迟走了一步，隔在门裏，被我队就地击毙的。战事过后，村民怕事，不敢移动。他们都是城裏人，家中又不敢远道前来认领，所以才被弃置道旁，暴尸三天。最后还是由我们的队员拖到村西土崖之下，喂了野狗。逃难的村民陆续回来，看到家园被毁，衣食住荡然无存。老人坐在火烬堆裏号哭，少壮则都悲愤塡膺，跳着脚咒骂。也有不少人埋怨游击队无端惹事，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今身历此境，满怀悲凄。他们负责的地方同仁，其内心的苦涩，精神上的刺激，自然更是受之难当，卸之不甘，有说不出道不尽的伤感。接着谣言四起，流传乡邻。有人说敌人还会回来，烧杀将更厉害，从此不会再有好日子过了。也有人说敌人一定会来朱良设据点，鎭压七区人民的凶顽。那还不如当初接受敌人的命令，任由他们摆布算了。我想这些流传，都是一般居民受了灾难以后，由于恐惧的心理作祟，妄加推测而已。我们站在负责领导的立场，敌人旣已枪炮相对，大肆烧杀，我们经常喊惯了的那些为国家为民族起义的大道理暂且不说，自己的跟前就遇上了老幼离散、哭声满街的悲惨景象。这种仇恨的洗雪，怎么可以随便推卸，中途退却呢！
此次战役之后，我们发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第一件是经过这次大灾大难之后，许多遭受损失的人，以及他们的亲友，都埋怨游击队惹祸生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应该拿老百姓作牺牲。有人说：「你们跑了，我们有家跑不掉，吃亏的还不是我们老百姓？」就是未被波及的人也有许多表示不满的：「这不是瞎闹吗？这么几枝破枪，怎么可以打鬼子呢！眞是自不量力！」他们以为旣不能完全把鬼子消灭，就不应该零星惹他们。这和我们以少击众的游击战术，在观念上完全不相符合。也有人以极度气愤的口吻说：「你们当然不怕，放上几枪就跑掉了；鬼子连烧带杀，还不是打仗的地方吃亏！」恶言恶语，不一而足。就是素日相识，交往很不错的人，也有些心情大变，态度相当冷漠了。我们在这种险恶气氛的笼罩下，精神上感到非常痛苦。打了敌人，得罪了自己的同胞；救了国家，不谅解于当地民众，这眞是事前没有想到过。这个死结，将来如果不能设法打开，一切活动与发展，根本就谈不到了。这就是我们日后注重训练，加强民运的基本原因。沟通民众思想，获得民众支持，才是战胜敌人的唯一方法。第二件事实则恰好相反，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兴奋和鼓舞。在战役刚过之后，竟有许多靑年壮丁，携枪来归。以前向他屡索不给的存枪，现在竟也自动的把枪送来了。尤其是那些被烧掉房屋人家的子弟，旣然无家可归，就不如干脆投入游击部队，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算了。这样一来，部队的扩展很快。他们几个负责人也马上划分了职权，便于指挥统带。这样来个名正言顺，对部下对地方也好有个名分地位，各尽职守。从此，徐琳担任大队长，徐丞吉当了大队附，徐振中编成中队长。这时全队人数已达五百人以上，且有相当的实力。由于部队的迅速发展，和地方上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事务增多，活动频繁，再加邻近友军接触渐广，徐琳和丕吉都忙于奔波连络，筹集供应。我则召开地方会议，集合士兵讲话，以及罗致同学好友和知识靑年参加各项工作，展开宣传训练，恢复地方组织。而实际带队管理、巡逻守备等纯军事性任务，都由振中自己去权宜处理。再加上他个人的吃苦耐劳，认眞负责，人数虽多，也仍由他这一个中队的名义去控制分配。在这些基本人数，甚至以后超过了一千多人以后，从未分编过第二中队。在朱良战役的一个多月，其人数战力都有惊人的发展，却使徐琳和徐丕吉的大队部变成空虚无权，但又非常忙碌的业务机关。在当时的情形看来，不论徐琳或丕吉，认为只要把一枝枪和每一粒子弹都交给了振中，那就是一种最佳的安排了。徐琳出入还有两个跟班的，丕吉则独来独往，连个勤务兵都不使用。在那一时期，谁也没有权力上的意念和争较，只要团体坚固，战力增强，大家齐心合力的打鬼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振中不善谈吐而有身敎之实，怯于交际而无烟酒嗜好。与士兵同起居，共行止，成为全队实际的核心人物。不管人数到了多少，大家仍称他为中队长，因为我们的全部编制，也只是一个没有从属的大队，压根就没有人想自称司令，或自编支队等那些空泛的名义，而未必就有作战的实力。这时外界不论敌友，只知徐琳其名，还不淸楚振中在这一团体中的地位呢！后来虽然又收编了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第五等中队，但那都与振中的权力地位毫无关连。只是由其他地区慕名来投，或是经人介绍就其原有组织编揷一个番号而己。他们都保持着随来随去自由行动而不受任何约束。像六区的王敬轩、八区的刘同春、一区的房益全、北关的岳联邦，都曾一度编属于徐琳而成为一个中队的单位。以后他们发现有像振中这么一个中队无限制的扩展时，也就弄个不辞而别，各自离去。好在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存范围，以自卫的方式活动在自己的家乡，也像我们的大队离不开七区一样。我们的编属虽然很早就有这种特殊现象，而其影响所及却还在很久以后的事。目前大家还是不分彼此，亲切合作，谁也不会去想将来有什么问题。
从朱良战役至农历二月底的这段日子裏，是最辛苦最愁困的时期。在本身的人数虽然很迅速的滋长，但各地游击部队也在大量的扩张，不断的接近。北有广饶的李寰秋、西有临淄的李人凤、东有寿光的张景月，和益寿边界的侯耀庭。再加上那些到处冒着抗日之名，而行抢刼之实的土八路马保三、刘斗臣等，不时窜进防区威胁居民，扰害地方。嗣后的抗战任务，不只是袭击敌人打游击的单纯活动了。部队本身的思想训练、战技指导；民众的保甲组织，加强敎育；邻近友军的交往联络，人党活动的防范淸除，地方人才的发掘罗致，都是刻不容缓，齐头并进的要务。自然啦，没有一部分武力支持保障，一切工作当然无法进行；但是没有这些民运组织、宣传训练、结合运用、任何武力的建立，都会失掉了它们的意义。我们这个大队之名噪一时，在抗战初期成为益都境内最坚强的游击部队之一，除了朱良一役，给予强敌当头一棒之外，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部队民众，武力宣传结合为一体，而运用了全民的力量。我在这个团体裏的唯一任务和职衔，就是大家公认的「赵先生」。不论部队裏的队长队员，乡里间的男女老幼，凡是接触过，认识的人，完全都以同一种呼称之。那个时代，在学校裏，不分男女老师，都称先生。所以我这个「先生」，也就具有老师和客人的双重意义了。部队人数多了，驻地分散；乡鎭恢复建制，不断开会；以及壮丁编组、集合训练等等，我必须准时参加，轮流精神讲话。白天去远处，早晚在附近，日必两三次至四五次不等。部队集合，「请赵先生来训话」。民众开会，「请赵先生来讲演」。在这段时间裏，我所讲的话题，大致包括：「认淸敌人的眞面目」、「打鬼子不分什么地方」、「生命财产的牺牲就是抗战成绩的考评」。不论敌人是用屠杀的、威胁的、诱骗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叫你唯有服从，没有反抗，每一个同胞的生命，都成了敌人的战利品。他们眼前忙着和我们的国军作战，抽不出时间和力量。等到整个中国都被他们征服之后，就任凭他们压榨杀刮，毫不留情的把你置之于死地，或者把你当作牛马来驱策役使。甚或赶你到南洋西欧，去为他们冲锋陷阵当炮灰，再征服其他的民族，以实现其独覇世界的美梦。到那时候，你才发觉身不由己，愿为祖国复兴流几滴鲜血都没有机会了。人生不过百岁，衰老病死，在所不免。国泰民安，生活正常，我们就等个寿终正寝。国难当头，强敌侵略，我们就来个马革裹尸，又有什么不可。我们为了雪耻报国，不幸战死，纵然就是打了败战，也还可以带着这份殉国的光荣去见我们的祖先。若在敌人的刀尖之下，苟且偷生，不以为耻，眼睁睁的把挽救国家的机会丧失，就是活到百岁，也没有一个自由的后代来为你捻香烧纸了。这个道理，并不是随便编造的，而是非常浅近，极易想通的事实。再就我们游击队本身来说，不论力量大小人数多少，只要有机会，有把握，时间可靠，地形可用，都是我们对敌人作战的决定条件。我们每一位队员本身的生命都置诸敌人的炮火之下，全无顾及，那裏还能顾得战地居民的财产呢！日本人为了报复，为了出气，明知游击队早己逃离，竟对当地民众，乱烧乱杀，迁怒无辜。故意施行离间手段，让我们互相抱怨，使游击队和民众脱节，难以立足，使其自行消灭。等于是中国人自己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近来就有许多父老兄弟，因为看到朱良段村被敌人烧杀的惨状，就希望我们的游击队以后不要在他们住的村庄和鬼子打仗，以免遭受到牵连。大家试问，西村怕惹祸，等个机会在东村裏打，东村怕鬼子烧杀，希望鬼子到南村的时候攻他们，而南村北村还不都有同样的要求么？那么我们究竟到那裏去作战才是个最好的地方呢？这不成了国家尙未完全灭亡，竟已连个救国的去处都没有了么？这对一些爱国志士来说，是多么残酷的遭遇啊！对民众方面来说，旣然目己不敢持枪打敌人，就应该行个方便，让那些不怕死的好汉，替国家报仇雪耻，又岂可忍心使他们抱着武器痛哭，连个作战的地方都找不到了？这不就等于替日本人扫除障碍，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么？我想稍有良知的人，绝对不会愚昧到这一地步。那些不加思索，顺口说话的人，如果想通了这层道理，他必会暗笑自己的无知了。说眞的，拿枪打敌人，固然是抗战，就是为了游击队作战而在财产上受到损失的人，又何尝不是抗战！所以 蒋委员长发表的「地无分南北，人无论老幼」那样全民抗战，并不是指的大家都上战场，而是包括了生命财产全部为抗战所付出的代价。就像这次朱良战役，并不只是我们一百多个武装队员和鬼子作战，实在也包括了全体受害的父老在内，都为抗战救国贡献了他们的生命财产。今后我们的目标，就是不分老幼男女，想法一致，说法一致，做法一致。鬼子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要以共同的行动去对付他们。如果我们不在全民抗战的大道上迈进，任何一部分人都无法苟全其性命，而求得个善终；迟早总要弄个倾家荡产，骨肉分离，成为万刼不复的结局。
经过一段宣传训练，在民运工作方面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地方民众多由反对而变成了合作，许多父老都劝勉其子弟参加我们的战鬪行列。我和黄柏起、崔道生、张献辰等许多熟人好友，成立了一个不拘法条宣传的机构，在距朱良东南十多里的前徐设址办公。黄柏起擅长曲谱，编写抗日歌词，并亲到各队指导训练，军心大振。我们也经常编印一些吿民众书，遍发乡里，使军民沟通，消除隔膜。并出版时事简报，以不定期的方式油印张贴，以驳斥敌人的夸妄宣传，加强我们的胜利信念。我们在前徐拥有三十多位以笔杆代替枪杆的战鬪勇士，他们都在昼夜忙碌，写作频繁。日常生活，也同样和士兵吃着一样的粗粮，都是由民间供应熟食，而无佐餐的鱼肉。衣服鞋袜以及随身需用的物品，全部都是自筹自备，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自己的供应站。但我们的工作效果，却很快的导致民众走向同仇敌忾的战鬪途径。整个部队也迅速的表现出思想精神上的进取，成为一个扫除邪恶的坚强堡垒。旧有的乡鎭干部相继露面，自动为团体效力，新的人才也都以能参加抗战组织为荣。我来此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七区全部有点社会地位的地方人土，几乎都成了熟人，而且不少的领袖人物更和我结为知心。这也是徐氏兄弟最团结，彼此最信任，毫无猜忌的开诚时期。最早听到的所谓日本人一定会回来报复的流言，至此经由事实证明，全属无稽，可见敌人再强还是怕打的。那时我们也曾向民众提出过这样的宣传要点：「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主意，只知道敌人的厉害，刚听到鬼子的风声，还没望见他们的影子，就全身瘫痪，不能自持；在精神上、心理上，早已被其征服。好像只有跪地求饶，才是唯一的活路。殊不知日本人侵略我们的目的，就是为的占有我们，消灭我们，他们怎么会对我们这些待宰的羔羊使德惠、发慈悲呢？你有能跑能跳的双腿放弃不用，你有能辨敌友的两眼闭起来不看，更自缚了手脚，伸着脖子任其宰割；你如果不是患了精神病，那就必是犯了羊癎疯。不然，一个人怎会儍到这样的地步呢？抗日作战是双方面的，我们怕鬼子，鬼子又何尝不怕我们。朱良作战，眞正拿枪的不过百人，但敌人则以为到处都是游击队，只要你是中国人，就具备着天然杀鬼子的嫌疑。他们看到黑鸦鸦的一片农村，都是打游击消灭敌人的好地方，他们走到那裏，那裏就是他们的葬身之所，他们自然也就望之生畏，还是少来光顾的好。所以他们吃过一次大亏之后，就不想再来尝试了。大家的日子反倒过的更安适、更太平了。这还不是一次最有力的证明么？所以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合力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一个军民合作，整体不分。不怕乱才有安全，不怕死才能保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