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现代作家从哪里被落下
张全之
生长于齐鲁文化圈的山东人,背负的传统更为沉重。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束缚着他们的个性和思维；而安土重迁的乡土意识也限制了他们到海外留学或到京、沪两大文学中心谋生的脚步,所以在以反传统为基本立场的现代文学史上,齐鲁大地涌现出来的作家数量有限,创作成就也无法与浙江、四川、湖南等地的作家相比,这与山东作为一个文化大省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山东现代作家表现差强人意
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历程中,山东籍作家也有着不俗的表现,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新潮》社的傅斯年、杨振声紧紧追随《新青年》主将们的脚步,参与到五四新文学的创建之中,使《新潮》成为《新青年》的重要精神同盟。“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王统照乃发起人之一,并成为这一组织中极为重要的小说家。在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山东青年小说家王思玷有多篇作品问世,并获得了批评家的好评。自1920年代后期开始,山东作家数量有所增加:臧克家、李广田、孟超等,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但总体而言,山东作家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创作成就来看,与浙江、四川和湖南相比,还是差得很远,这与山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山东历来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重镇,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古代文化、文学史上,山东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之士: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管子、晏子、孙子及刘勰、辛弃疾、李清照、王士祯、蒲松龄等等；在当代文学史上,山东作家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建国初期的知侠、曲波、冯德英、峻青、王愿坚以及1980年代以后以张炜、莫言、尤凤伟为代表的“鲁军”,成为文坛上耀眼的星群。与古代和当代相比,山东现代作家的表现就显得差强人意。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但齐鲁大地的文化和文学生态,是制约山东现代作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传统文化处在被抛弃的境地
山东作家的文化母体是齐鲁文化,在古代,齐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所以山东文人凭借自幼浸淫的文化传统,很轻易地占据了文化上的制高点。在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后,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反传统问题的悬置和儒家文化地位的提升,使山东作家再次拥有了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这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文化资源。但在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处在被审判、被抛弃的境遇,这对山东作家来说冲击更为剧烈,导致了山东作家的文化上的“断根”状态,而齐鲁文化固有的保守性,也限制了他们开拓与探索的脚步。
齐鲁文化由先秦时期的齐文化和鲁文化融合而成。齐文化重商业,尚消费,鲁文化重农业,尚礼仪,二者融合之后,形成了以礼乐文化为基础的齐鲁文化,其核心是宗周礼的鲁文化,即《论语》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在汉代借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运动,被推向全国,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与传播。但在齐鲁大地,儒家文化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尤其在民间,其渗透程度至深且巨,并铸成了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种种规范和规则。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的道统,那么在齐鲁之邦,它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性力量,这是其他文化圈所不具备的。正是这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内化,对现代山东作家产生了影响,并制约了他们走向现代的脚步。
尾生与郭巨的道德越界
中国各民族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重道德礼仪,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而在山东,这种道德取向更为强固,并演化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在恪守道德原则时常常趋于极端:喜欢以“泯灭自我”、“牺牲自我”的极端方式,彰显道德的神圣与崇高,也就是盗跖嘲笑的“离名生死”。这可能是在坚守道德操守方面,齐鲁之人最为突出的特点。提到山东人,除孔、孟这些圣人外,人们会想到宋江、武松、李逵这些豪迈之士,也会想到诸葛亮、孙武这些智慧的化身,但我认为最能代表山东人行为方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尾生,一个是郭巨。尾生与恋人在桥下约会,河水上涨,他为了诚信,决不躲避,抱着桥下的柱子直至淹死。据说跟他约会的女子遭到了父母的阻拦,所以未能及时赴约。等她逃出家庭赶到河边时,发现尾生已经抱柱而死,随即投河自杀。如果当初他变通一下,到岸上等候的话,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郭巨家贫,老母为了照顾小孙子,经常吃不饱,为此,郭巨便想将幼小的儿子活埋。这种对道德完美的非理性化追求,其实已经走向了人性的反面,所以说,他是道德上的圣人,也是残忍的杀手；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也是一位血腥的父亲。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孝敬,是对他老母亲的最大伤害。尾生和郭巨所代表的这类现象,我称之为“道德越界”(对道德或善意的使用,超出了正常范围)。现在在山东人身上还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只是不再那么极端而已。例如,山东人请你喝酒时,总想把你灌醉,以示好客；山东人帮你忙时,经常殷勤到你接受不了,以示热情；他们真心夸你,以示善意时,经常由于夸奖过度,让你觉得像是讽刺,但他们内心是绝对真诚的。如此之类,就属于一种“越界”现象。
济南更适宜赏花饮酒
道德上的越界和行为上的粗犷,造就了山东人性格的基本特征:豪放近于粗野、诚信近于痴愚、守道近于僵化、善意近于偏执,说到底,还是一种保守心理在作祟。
对山东人而言,这种保守倾向是深入骨髓的,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而中国现代文学恰恰是在反传统的基础上发轫的,它提倡个性解放,追求人的自由,这与齐鲁文化的本质产生了激烈冲突。所谓的反传统,“打倒孔家店”,对山东作家来说更有切肤之痛,反抗起来也更为艰难。所以山东现代作家与其他区域文化的作家相比,他们反传统的任务更为艰巨,他们背负的传统负累更为沉重,他们走向现代的步伐也就不免迟缓。
丁玲在1930年代曾经到过济南,她的感受是:“济南封建气味太浓,适宜赏花饮酒,不能进行创作,只有上海才有时代巨流激浪而能产生创作冲动。”这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山东的文化氛围。从山东现代作家的实际表现来看,他们在恋爱、婚姻、交友等多方面依然恪守着严格的道德规范,在文学创作中始终为时代潮流所裹胁,不为人先,不持异说,不以极端的姿态示人,从而也缺乏明显的开拓性和叛逆性。王统照是山东现代作家中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但他在年轻时主动放弃了自己选择的爱人,屈从包办婚姻从一而终,矢志不移。在文学上,他也中规中矩,追随着时代的步伐,从未引领潮流。傅斯年、杨振声从未将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而是将教育和学术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这符合齐鲁文化的处世之道。臧克家、李广田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了温柔敦厚、以民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是儒家的“仁爱”和现代人道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所以齐鲁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以及山东现在作家背负的传统重担,成为他们走向个人主义,走向个性解放的负担,从而制约了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
天灾对文化发展的毁灭性打击
山东在近现代史上灾连祸结,民不聊生,这直接影响了山东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像王统照、臧克家均出身于较殷实的家庭,才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而在种种灾祸的蹂躏下,山东民众普遍贫困,殷实之家少之又少。山东地处北纬34°—38°,极易出现旱灾和水灾。以旱灾论,自1840年至1948年的109年间,除1882、1895年两年外,其余107年山东均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发生,而水灾就更为严重,自1855年黄河发生了最后一次改道,从山东东营入海,黄河下游的水患全在山东境内。根据有关史料的统计,晚清72年中,除1856、1859、1864、1877四年未发生涝灾外,其余68年山东均有不同程度的涝灾发生,涝灾发生的年份约占晚清时期的94%,充分表现了近代山东“十年九涝”的规律；在民国时期,涝灾更为严重,尤其是1921、1924、1927年的特大涝灾,导致民众流离失所。除自然灾害之外,还有兵灾。山东地处南北要冲,历来乃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近代史上山东战火连连,生灵涂炭。灾荒与灾难,在导致民众生活困难的同时,也会导致人口素质的大幅下降。民国时期对中国很有研究的美国学者亨廷顿将广州和济南作了对比,认为广州大街上有载笑载语的女性,人们脸上洋溢着满足；辫子和小脚很难见到；而在济南,人们满脸菜色,且女人十之八九裹着小脚,男人50%拖着辫子。由此反应出了山东的落后,他由此感慨:“历史上的山东是中国人文进步的中心,如今会落后到这般地步,真不能不令人惊怪。”文化上的保守和连年的灾荒,对山东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安土重迁的副作用
中国人安土重迁,而尤以山东人为重。孔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训诫,民间“玩龙玩虎不如玩土”的谚语,都表明了齐鲁文化的故土情结。山东人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不会离开故土,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一条路:闯关东。而现代文学是离家出走的文学:到上海,到北京,或到海外留学,是现代作家的通行路线。尤其是海外留学,是中国现代众多作家的成功之道。但山东人即使暂时离开故土,他们也朝思暮想生养自己的家乡。
这一点在山东现代作家的笔下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李广田自我表白说:“平日和朋友讲笑话,我常说我这个人最是狭隘,我也许一生奔泊(波)在外,但落叶归根,我大概终需把我这父母之躯体归葬于父母的乡土,纵不得如此,我也难免把此生了结于一个怀乡的念头吧。实在,我对于故乡的事情最不能忘怀,那里的风景人物,风俗人情,固然使我时怀恋念,就是一草一木,仿佛都系住了我的灵魂。”
臧克家称李广田“规行矩步”,其实这也是山东人的基本特点。《山雨》中的奚大有,到青岛拉车后,唯一的愿望是攒足钱后回家卖(买)地,这与同样拉车的祥子有着明显不同。
被称为“地之子”的李广田和“泥土诗人”臧克家都表现出了浓厚的乡土情结。正是这种情结,使山东人在近现代史上出国留学的人很少。根据《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提供的一份材料,在1908年—1911年的三年时间内,中国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以湖北、江苏、浙江、四川最多,而山东是最少的省份之一。同样,除了到北京、上海攻读大学的学生外,山东人也极少到北京、上海谋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试想,像沈从文、丁玲这些作家,如果不是到北京闯荡,是很难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但山东人身上就缺少这种精神。他们闯关东,也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形成了亲友关系网,所以他们就将东北作为自己谋生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