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登学

　　文登学
　　“文登”得名有渊源。
　　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秦始皇东巡，召集文人登此山，论功颂德，因名。”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曾在此召集文人墨客登山吟诗作赋、歌功颂德，留下“文人登山”的传说，“文登”也因此得名。此段文字在《史记》上能够得到印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记载：“秦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刻石颂秦德……乃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据《元和志》记载：“黄”即黄县，“腄”即古文登地界。
　　远在春秋时代，齐鲁等诸侯国的文人志士，即不远千里，隐居于此，办学兴教，从事各种学术活动。孔子弟子申枨，字子续，即隐居于此，唐代封为鲁伯，宋真宗加封之为文登侯，死后葬于文山西北青石岗，榜其门曰：“先贤申子墓”。
　　至北齐天统四年（公元568年），文登始置县建城，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升县为州，谓登州。“文登学”，历经隋唐五代，文风蔼然。宋代当过五天文登郡（登州）太守的苏东坡曾吟诗道：“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读书声。”所谓东鲁遗风，是指汉代大儒郑玄曾在文登城西15里的长学山阳开院讲课，邑人读书求学由此蔚然成风。此事有明崇祯六年碑为证：“山名长学，盖先代郑司农设教处，《后汉书·郑玄传》‘客耕东莱’，即此地。”
　　此后，金元明清之世，学风更盛。清末《文登县志》记载：“金元之世，文教大兴，大定明昌间，登科甲策仕版者，彬彬郁郁，质有其文（仅金大定年间，碑载文登进士20余人）。”“明代政教重士贱民，家遵诗书之训，士以气节相高，服官者有政绩可书，隐居者以著述自娱。垂芳志乘，实不乏人，视金元犹盛矣。”
　　“先明以少保丛兰，郎中林洙，参议宋延训，知州刘必绍称为四君子，兰以经济显，洙以清节著，宋、刘服司理学，身体力行。馀泽所披，薰染良深。延及国朝，百馀年间，封疆大吏，勋业灿然”。“盖至乾嘉之际，流风犹未艾也”。时至今日，文登民间还留着“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三年不读书，不如一头驴”的谚语，为人父母者只要有一点能力，就要供子女读书识字。明清两朝文登有进士61名，是全国县平均数的两倍，并且走出了一代名人徐士林。清朝顺治乙未年科场上，文登7人同时高中进士，并出现于鹏翰、于涟父子同榜，刘欣、刘辉兄弟连镳的盛况，传为美谈，“文登学”名震朝野。
　　“文登学”从原始的东莱文化走来，归于正统的齐文化，又吸纳了鲁文化的丰水涌泉，以至于今天的文登文明。当我们透过“文登学”发展运行的轨迹不难发现，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它之所以能够表现出科学性、大众性、连续性的特征，历两千年而不衰，关键在于其源于实践，源于群众，源于时代。
　　时至今日，“文登学”已固化为“五个崇尚”的基本内涵——“崇尚文化、崇尚人才、崇尚知识、崇尚奉献、崇尚业绩”。其中，“崇尚文化”是纲，“崇尚人才、崇尚知识、崇尚奉献、崇尚业绩’为目，五者形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文登学”在这千百年的传承中，不断固化着文登人普遍的心理定式，汇成今天文登精神文明发展的深厚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