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乘寻踪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陈巨慧 渠冉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千乘之国”这一词语。
“千乘之国”源自周代，它指的是拥有很多辆兵车的国家。在周代制度中，天子能出兵车万乘，诸侯千乘，大夫百乘，所以“万乘”指天子，“千乘”指中等的诸侯。在历史和文学的发展中，“千乘之国”逐渐成为比较富饶强大国家的代称，它出现于各种文学作品之中，好像仅仅只是一个指代。其实，“千乘之国”并非只是一个传说，历史上的千乘国确确实实存在过，它的遗址就在淄博市西北、滨州市中东部及东营市西部一带。那么，千乘国的名字由何而来？它的历史又有过怎样的风云突变，繁华涨落呢？
□据《元和郡县志》载，“齐景公有马千驷，田于青丘”。要说千乘，首先要从它的前身青丘说起。相传，齐桓公时，将济水南（今邹平县长山镇苑城社区至高青县高城镇）辟为苑囿，谓之高苑。青丘指的就是位于高青县中的大芦湖，当时应为高苑的一部分。
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有这样的词句：“（齐）王车驾千乘”，“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东晋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也说：“至若凤、丛二台，云梦、青丘，漳渠、淇园，橘林、长洲，虽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可见，青丘在春秋时期，已是齐国有名的狩猎区。它之所以如此受齐王青睐，也是有原因的。
高青县文物局副局长孟庆尧介绍，在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土范围基本都在济水流域。济水是横贯齐鲁大地、东流入海的一条大河，为古代四渎之一，而处于济水之滨的青丘，自然被赋予了天地之灵气。这里距临淄不过百余里，交通便捷，湖泊密布，湿地连片，沟渠纵横，林草植被茂密，各种珍禽异兽生息繁衍。并且，由此向北至燕国，多为沿海滩涂，经济价值不高，国与国之间少有争执，到此游玩狩猎的齐人毋庸顾虑北来的军事威胁，因此，青丘成为齐王狩猎的首选之地。在诸侯皆借园林夸饰争胜的时代，它很快成为齐王的“宠儿”。
以爱好打猎著称的齐景公在位时，经常驱车到青丘追赶猎物。兴之所至，还在这里修筑柏寝台，与当时辅政的名相晏婴同赏其“泱泱大国”。唐代地理著作《括地志》记载：“柏寝台在青州千乘县东北二十一里。韩子云景公与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寝之台而望其国。”大芦湖北侧现有皇姑台一座，疑为柏寝台遗址。
齐景公对于青丘非常喜爱，就把它改名为“千乘”。千乘城，也因齐景公成了古代苑囿的典范。
那齐景公将青丘更名为“千乘”有夸大的嫌疑吗？
孟庆尧说，临淄出土的齐景公殉马坑中，随葬的战马为600多匹，换算成战车，可装备150多辆。一个殉坑，彰显着一个诸侯国的军事实力。由此可以推断，齐景公畋猎时率马千匹，是有可能的，他将青丘更名为“千乘”，也并非是夸大之词，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经济之发达，军事之强盛。
齐景公时代的千乘城，区域只包括高青县的大芦湖周围地区。几千年来，地处黄河冲积平原的这里屡遭黄河泥沙淤积，故城文化层已经被埋在了两米以下，但当年作为苑囿的痕迹还是很容易找到，离千乘故城东北二十里处，水面宽阔的大芦湖是抹不去的历史痕迹。
□西汉统一天下后，千乘城摇身一变，成为千乘郡。汉高祖刘邦除分封了几个同姓王之外，把全国分为48郡，其中就有千乘郡，郡城设在千乘城，其遗址就在高青县旧镇樊家村。同时设千乘县，县城的遗址在高青县唐坊镇卢家村。当时漯水正从千乘郡和千乘县的两城之间穿过，形成了两城隔水相望的格局。所以，现在所发现的千乘城的遗址也有两个的，一为郡，一为县。
由于博兴县和高青县距离很近，这也让千乘县的具体位置问题上存有争议。另一种说法认为，东汉时期的千乘县指的是博兴县陈户镇董家村，而不是高青县唐坊镇卢家村。
西汉早期的千乘郡，属于高宛侯国和被阳侯国地，乐安县、东邹县、建信县等地，隶于千乘郡。值得一提的是，刘邦重要的谋士娄敬就是千乘郡的建信侯。娄敬是今济南长清人，他作为齐国的戍卒，在被发往陇西（今甘肃一带）戍边的过程中，以戍卒身份见了汉高祖刘邦，言说建都关内之利，被高祖称善，赐姓刘，拜为郎中。在“平城之围”中，娄敬表现出了他超出一般人的见识，被刘邦擢升为建信侯。面对匈奴的威胁，娄敬第一次提出了“和亲”的政策，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固不可以武胜也”，只有把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才是最好的办法，此后，这项政策成为汉朝乃至以后各朝对待外族的基本政策之一。
“随着西汉政治和军事的逐渐强盛，西汉郡国并行制中，国的面积不断缩小。”孟庆尧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的次子齐王刘闳早逝之后，齐国被除为郡，千乘郡也不再属于齐国，而是和齐郡一样，属于青州刺史部。到公元前8年，千乘郡统领千乘、东邹、湿沃、平安、博昌、蓼城、建信、狄、琅槐、乐安、被阳、高昌、繁安、高宛、延乡等15县，辖区大致与现在的黄河三角洲基本重合，这也是千乘在历史上区域最大的时期。这时的“千乘”，性质已然和春秋时期有了很大不同。
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御史大夫兒宽是千乘人。兒宽幼时家境贫寒，自学成才，尚未得志之时，才能便受到以严苛著称的廷尉张汤的赏识。《汉书·艺文志》记载，因秦时修建了郑国渠，两岸农民深得灌溉之利，周围土地肥沃，田赋是第一等的，是汉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但郑国渠上游南岸的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汉朝初年，这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仍有一部分人衣食不足。得知此情，兒宽首倡在郑国渠上游南岸开凿水渠，以辅助灌溉郑国渠所不能达到的高地。得到汉武帝的同意后，兒宽征发民工，在郑国渠上修筑了六条渠道，史称“六辅渠”，使两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使郑国渠发挥了更大的效益。
兒宽还与司马迁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历法《太初历》。该历法比较严密，自西汉推行之初，不断改进，被一直沿用下来。兒宽虽在长安任职，但他生在千乘，长在千乘，其言其行都是千乘郡风土人情的显现。与兒宽渊源极深的《尚书》重要传授者欧阳八博士，也都是千乘人。
公元前29年，千乘郡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据《资治通鉴》记载，“建始四年，大雨水十馀日，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兗、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馀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这次河决由于受灾面积太大而震动朝野。第二年，决口被堵，河堤修成后，汉成帝特意改元为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但是河平只是一个美好的祈愿，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秋八月，河决平原县，流入济南、千乘，近一半的房屋被毁坏。千乘郡受到严重的打击，民生凋敝，西汉王朝也因频繁的灾害逐渐走向没落。
□公元8年，王莽篡权后，实行了很多新政，其中之一就是改地名。他将千乘郡改为建信郡，狄县改为利居，高宛县改为长乡，千乘郡的郡治所也由千乘县迁至建信县。因王莽政权如此短促，千乘郡作为建信郡的历史也十分短暂。
公元25年，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即位后，西汉时的名称和建制得以恢复，千乘郡也改回原来的称呼。
地名总是与国事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元60年之后，千乘郡经过多次易名，其经历也与千乘城的命运一样，值得玩味。
公元60年，汉明帝封儿子刘建为千乘王，千乘郡随之改称千乘国。不幸的是，刘建第二年就早逝，千乘国又恢复为千乘郡。公元79年，汉章帝在千乘郡又册封其子刘伉为千乘国王，千乘郡又再次易名。
公元95年，千乘国被当时的千乘国王刘宠改称乐安国。公元108年，乐安国的都城迁到临济（现高青县高城镇西北狄城遗址）。刘宠死后，他的儿子刘鸿为乐安王。
按逻辑推断，刘伉一族将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繁衍，享受地方诸侯王的特权，直到东汉灭亡。但历史的车轮总是不循常规，在倏忽不料之际，突然出现急转之弯。
公元145年，刘鸿之子刘缵被当时手握重权的大将军梁冀扶上王位，称为汉质帝。刘鸿被封为渤海王，乐安国变为乐安郡。梁冀为人嚣张，气势凌人，不可一世，对群臣有恃无恐。刘缵虽然年少，但对他心存不满。一次朝会中，他当着群臣的面叫粱冀“此跋扈将军也”，梁冀怀恨在心，又觉得刘缵聪慧早熟，怕其长大后不好驾驭，于是吩咐安插在刘缵身边的亲信，暗中把毒药掺在刘缵食用的煮饼之中。刘缵吃过毒饼中毒身亡。
据《后汉书》记载：“乐安国高帝西平昌置，为千乘，永元七年更名。洛阳东千五百二十里。九城，户七万四千四百，口四十二万四千七十五。临济，本狄，安帝更名。千乘、高菀、乐安、博昌，有薄姑城；有贝中聚；有时水。”在当时，千乘县、临济县、高苑县等属乐安郡，西部的建信县、东邹县已被撤销。
东汉时期政局动荡，但东汉名士陈蕃在任乐安太守时的一番作为却被传为佳话，与当时黑暗腐朽的朝廷形成鲜明对照。陈蕃为人清正廉洁，又颇有傲骨。梁冀派人送了一封书信来给陈蕃，对他有所要求，陈蕃早就对梁冀的作为深恶痛绝，于是不予接见，信使吃了闭门羹。信使用诡计骗取陈蕃的接见，陈蕃知道后，将信使笞杀。后来，陈蕃遭到梁冀报复，将其贬为县令。
陈蕃还有一事被当地的百姓广为传颂，当时的临济县有一名颇有学问的名士周璆，行为高尚，学问深厚，名气很大。陈蕃的前任和后任都想招揽他，但是周璆看不起他们，避而不见，只有陈蕃能和他交往。陈蕃对他非常尊敬，不呼其名，而只呼其字，并特别为他设置专座，周璆走后，就把这个座位高高地挂起来，以备再来时使用。因为陈蕃字仲举，周璆字孟玉，所以当时人们称赞“陈仲举昂昂如千里骥，周孟玉浏浏如松下风”。
西晋时期，千乘县被废，“千乘”作为地名也不复存在。但在这片土地上上演过的或荡气回肠、或诡谲莫测的故事，正是它存在的历史坐标；它的变迁史，更是中国历朝政治制度和政局更迭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