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支队政委张文通
弥水之畔,渤海之滨,莱州湾南岸,坐落着一个有“小延安”美誉的村庄——寿光市上口镇张家屯村。1927年春,张家屯村党支部成立,这是寿光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这里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军政委员会主席张文通的家乡。张文通(1906-2004),字亦梦,化名纪江,别名张已明。他参与组建了八支队,是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领导者之一。在革命生涯中,张文通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以革命事业为重,在他的带动和引导下,张家屯村众多热血青年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张家屯村有18名烈士为国捐躯。
本期撰稿:葛怀圣 焦方增 李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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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当教员 建群众团体
张文通在双凤高等小学上学时,校长李植庭聘请了寿光最早的党员、县党支部书记张玉山任教。张玉山将革命思想带给学生,张文通等人受到启蒙,1925年由张玉山和李灼亭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党,从此坚定地步入了革命斗争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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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革命思想熏陶 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06年,张文通出生在寿光张家屯村一个富裕的中农家庭,少时刻苦读书,志存高远。1923年春,他考入弥河西岸的崔家庄双凤高等小学(后扩建并命名“植庭学校”),是甲班的学生。他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秀,受到校长和老师们的器重。
1925年的一个夏日,校长李植庭雇了辆大车,让张文通和几位高年级的同学跟车去张家庄聘请张玉山任教。张玉山是寿光最早的党员、县党支部书记,知识渊博,性格开朗,说话风趣,平易近人。在回校的路上,张玉山滔滔不绝地向大家宣传革命思想,讲起军阀统治腐败,工人农民要联合起来进行革命的道理。同学们都感到很新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玉山到校后,革命师生更加活跃。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巴黎公社、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教大家唱《国际歌》等,阅读瞿秋白的《新社会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李莎的哀怨》,鲁迅的《呐喊》《阿Q正传》等,学习进步刊物《向导》《中国青年》,介绍苏联革命情况,揭发中国贪官污吏的罪恶、军阀苛捐杂税的剥削及其与帝国主义勾结对中国的侵略,号召团员“只有团结进步青年,坚持走共产党的道路,向马列主义,向革命寻求翻身自由的出路”。
11月,张文通由书记张玉山、李灼亭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党,从此坚定地步入了革命斗争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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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奔波宣传革命 双凤小学成为中心
张玉山以义务教学为名、李铁梅以行医为名,先后来到双凤小学和崔家庄。他们与双凤小学的师生生活在一起,利用讲课和谈心的形式,讲中国阶级斗争史和马列主义常识,讲中国农村贫富悬殊的根源,共同展望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宣传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使中国社会走向光明。师生听后深受启发和鼓舞。这期间,早期党员褚方珍、陈章甫、马保三、张文通等经常聚会于双凤小学,共商革命大计,上级党组织与邻县的同志亦经常到这里指导工作。从此,双凤小学便成为寿光党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团组织、同上下级联系的重要基地。
1926年2月,张文通经人介绍去益都县涝洼小学当教员,同时从事党的活动,麦收后又回到寿光。8月,书记张玉山利用同学关系写信给县立中学负责人李秀峰,派张文通到县立中学一边上学,一边开展学运工作。在县中期间,张文通团结了部分进步同学,多次利用学校开周会的时机发表讲演,揭露军阀政府的残暴统治,宣传革命思想,同时联络同志,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李洪温是张文通在县中介绍入党的。由于张文通的活动比较激进,引起学校当局的不安,放寒假时,教务主任杨法标对张文通说:“明年你不要来了。”就这样将张文通开除了。离校后,党组织安排张文通负责团的工作。
1926年8月,中共寿光地执委建立,双凤小学便成为党团骨干经常集会的场所,党的数次重要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做了小学教员的张文通按照张玉山的指示回乡开展党的工作。在大革命时期,他四处奔波,积极宣传革命,呼唤民众与军阀政府作斗争,先后在张家屯村以及附近村庄里介绍亲属和乡亲入党入团,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并建立农民协会、农民夜校等各种群众团体。
1927年4月,在双凤小学建立了共青团第一届寿光县委员会,赵一萍任书记,张文通、杨化村等任委员。团县委在双凤小学的建立,给学校带来了新的生机,学校也成为团组织活动的重要阵地。学习革命理论,阅读进步书籍,在校中蔚然成风。从此,双凤小学便成为早期寿光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它不但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而且成为党组织对敌人开展斗争的坚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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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活动发展组织 圣水会后隐蔽斗争
1927年,张文通在本村教学,经常以教员身份为掩护到南河、北河、崔家庄、王高、东方、城里、城南一带活动。当时,为迎接北伐,各地党团组织到处张贴“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等标语口号。在弥东一带,党团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党员发展到8人,团员发展到十余人。经张文通介绍入团的有张育之、张立训、张乐敏、张文宾、张春荣、张文杰、张文耀等。弥东党团组织经常一起活动,张文通为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张育之任交通员。在大革命时期,弥东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有张家屯、东景明、南广陵、口子、颜家庄子、东方吕等村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农民夜校、儿童团、消费社等组织,以各种群众团体团结群众,掩护党团组织的活动,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300余人,100户的张家屯村就有会员50余人。
1927年7月,张文通与王云生参加了山东省委在益都召开的圣水会议。会议后,寿光的党团活动开始转入隐蔽斗争,团县委略有变更:张文通任书记,委员有杨化村、李金符、孙聿修、孟赤心、褚方玉、褚方塘、张育之、于霄亭。由于形势变化,团的活动受到限制。但圣水会议后,几个县的工作联系较前密切,特别是益都、寿光、广饶三县更为密切,张文通与同志们保持着往来。革命宣传亦有起色,“打倒军阀”“取消苛捐杂税”的标语传单散发更为普遍,并以农民协会中的党团员为骨干,向群众揭发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反动面目,划清了与国民党的界限。
就在这年,团省委为了加强对益都一带团的领导,派李玉鼎等在益都涝洼村小学召集了各县团负责人开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明确形势,筹划成立青州团地委。会议决定,李玉鼎任书记,王元盛、付锡泽、郭家瑞、任玉书、张文通为委员。约两个月后,团地委又在尧沟付锡泽之小药行内开会。李玉鼎、付锡泽、王元盛、任玉书、张文通等人出席会议。此次会议除研究了五县团的工作外,并确定以尧沟付之药行为地委的联系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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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抗日队伍 筹武器装备
寿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张文通与上级失去联系。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他只身去上海。1936年,寿光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张文通当选为广陵乡乡长。在1937年10月省委召开的会议上,省领导同意将牛头镇作为武装起义的基点。会后,寿光县委部署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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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县委遭破坏 赴上海寻找组织
为了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寿光第一代共产党员张玉山、王云生、李铁梅、马保三、张文通等跨党加入国民党,王云生被推荐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时,寿光第一任县委书记张玉山因病去世。寿光县境国民党的势力还很小,国民党员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国共仍能团结共事。
随着国内时局的不断动荡,1928年12月,反动的国民党寿光县党部正式成立,反革命屠刀开始举向寿光的共产党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县委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是利用国民党内部左派的老关系掩护党员；二是把一部分骨干力量转移到外地；三是转入了极其隐蔽的地下斗争。寿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是县委委员的张文通与上级失去联系,面对国民党的血腥屠刀,他和其他党员不屈不挠,转入地下活动。
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张文通只身去上海,由于人地生疏,所带的一点费用也被人骗去,只得流落街头,甚至几天没有饭吃。他想尽办法不仅生存下来,还奇迹般地在大上海白手起家创办报纸。但因时局严峻没有寻找到组织,张文通又流浪到天津和烟台,他身无分文、濒临绝境甚至准备牺牲生命。接二连三的打击,都没有摧毁他对党的忠诚和坚韧的意志,直到1931年终于在济南找到了党组织,又继续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活动,并为十余名同志接上了党组织关系。
1932年,寿光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张文通又一次只身到上海寻找党组织。虽然他孤军作战,但不忘共产党员的使命,抗战爆发时,他经常投书具有影响力的《立报》,呼吁民众开展抗日活动,并又按照总编萨空了的意见回到家乡准备开始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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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召开乡长会议 张文通公开动员抗日
1936年,寿光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张文通当选为广陵乡乡长。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乡长会议上,张文通借自由发言之机上台发表演讲。他指出:“当今大计乃抗日救国,谁反对抗日谁就是卖国贼!”他勇敢地在公开场合宣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大声疾呼合作抗战。在场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辛景章,急忙命随从将张文通拉下台。张文通慷慨陈词,大声疾呼:“爱国无罪,中国人只有团结抗日才有希望。”这场“张辛之争”在寿光引起很大的震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共寿光县委及时向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呼吁,各阶层爱国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8月,张文通受党的委托,参加了寿光县抗敌后援会的领导工作,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创办了《大众报》。在张文通、朱子通的主持下,利用《大众报》登载《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等文章,及时报道各地“民先”“学联”等抗日组织的活动。通过宣传,使寿光人民听到了共产党为抗日吹响的号声,明确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看到了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寿光在为抗日而沸腾。
1937年10月,省委巡视员鹿省三通知张文通一起去博山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会议内容为传达中央及省委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精神。会上张文通汇报了寿光党组织的工作及武装斗争筹备的情况。省领导十分满意,同意将牛头镇作为武装起义的基点,并成立鲁东工委,鹿省三任书记,张文通任组织委员,准备尽快恢复建立各地党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工委组织委员张文通按照会议的分工,星夜赶回寿光,在北台头村向县委书记陈少卿传达了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和鲁东工委关于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
山东各级党组织逐渐恢复并展开重建工作,张文通受组织委派,先后为马保三等多位共产党员接上了组织关系,逐渐恢复并壮大寿光一带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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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鲁东工委指示 办抗日民众训练班
根据鲁东工委的指示,寿光县委于11月上旬,在牛头镇村马保三家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具体部署和安排如何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会议决定,各地要以党组织为依托、以党员为骨干,大力发动爱国青年参加抗日。在张文通大力宣传抗日救亡的同时,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马保三、侯荫南、郑子惠等,以担任乡长的合法身份,分别在湖东乡、凤台乡、古坨乡等地创办“抗日民众训练班”。
张文通在弥东一带抗日民众训练班内,组织民众学抗日理论,学游击战术,学武器的使用。通过培训抗日骨干,不但筹集到一批武器装备,还进一步增强了民众抗日保疆的意识,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中共崔家庄支部以国术馆、同乐会为基础,先后对80余名爱国青年进行训练,为开展抗日工作培养了大批骨干。在六、八区一带,共产党员王墨亭、吴化学、王淮湘、褚景塘、褚方普等成立了抗日救亡青年宣传队,运用表演文艺节目、街头演讲等形式开展抗日活动。随后,各地党组织立即开展了创建人民抗日武装的活动,很快建立起以牛头镇为中心的几支时聚时散的抗日队伍。至今寿光大地上老一辈的长者对此还是津津乐道。有《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诗为证:
牛头镇北一草堂,
冬暖夏凉人神往。
一家老小安居地,
突然成了机密场。
县委聚会草堂间,
策划起义定方案。
推选保三当司令,
堂内掌声滚浪般。
滚浪般,滚浪般,
抗日烽火即点燃。
在寿光北部和弥东一带,张文通发动当地老乡、亲朋好友加入抗日队伍,配合陈纪明、常化轩等发动领导了爱国青年带枪参军的活动。许多爱国青年冲破重重阻力,俩人一伙、三人一帮投奔抗日队伍,很快建立了八支队第五中队,常化轩任中队长,陈纪明任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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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伏击战 八支队扬名
1937年12月29日,各地游击队员陆续赶到牛头镇,他们竖起“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的大旗,八支队宣布成立,这就是著名的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2月4日,八支队在寿光城南三里庄后沧潍公路上伏击日寇军车,消灭日军官兵3名。三里庄伏击战,是寿光历史上对日作战第一仗,打响了鲁东抗日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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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头镇发动武装起义 多种形式提高部队素质
各中队相继建立后,鲁东工委组织委员张文通与马保三一起,在牛头镇主持召开了党员骨干分子会议,宣告成立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张文通任八支队军政委员会主席,马保三、王云生、李文、王培汉(王若之)、王文轩为委员。八支队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在牛头镇成立了一支30余人的基干队伍。
1937年12月29日,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在牛头镇正式举行武装起义,并向各中队发出集结的命令。上午,各地游击队员肩扛长枪、大刀、长矛等武器,陆续赶到牛头镇。牛头镇的群众有的放哨,有的烧水做饭,周围村庄的群众慰问团体络绎不绝,整个村子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中午,乡公所门前升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的大旗,乡公所院内挤满了参加起义誓师大会的游击队员。在庄严隆重的誓师大会上,八支队指挥(对外称司令)马保三宣读《八支队成立宣言》,军政委员会主席张文通宣读《告全国同胞书》,王云生等领导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随后,八支队进行编队,全支队共700人,编为一、三、五、七和特务队(七中队留城南活动)5个中队,八支队宣布成立。
1938年1月10日早上,红军干部韩明柱、鲁东工委委员杨涤生来到八支队,加强对八支队的领导,确定了韩明柱任八支队副指挥。韩明柱就任后,根据他的建议,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整编后的八支队首先是强化部队的编制和人员的配备。按照红军建制,建立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马保三任指挥,张文通任政治委员,韩明柱任副指挥。指挥部设立政治部、参谋处、供给部,还设立了文艺宣传队,其次是以张文通为主编,办起编写、出刊《战斗简讯》小报的任务。在这份小报中着重宣传如何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士的战斗力,如何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在部队中讲三大民主、爱护群众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变了部队只讲乡里乡亲、只讲义气和散兵游勇的散漫习气。
在张文通的带领下,各分队设文化教员,教文化和革命歌曲,自编自演与敌战争的民歌。
八支队通过文化宣传等多种形式提高了部队整体思想素质,宣传部队的为民政策,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热血青年纷纷加入到队伍中,八支队的人员不断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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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庄伏击日寇大获全胜 顺势动员群众齐心抗日
八支队决定在寿光城南三里庄后沧潍公路上伏击日寇军车。1938年2月4日下午,马保三、张文通、韩明柱进行了周密安排,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由韩明柱率40名精干战士参战。
傍晚时分,战士们满怀着杀敌的决心,冒着凛冽的寒风急速行军,进驻到寿城南关。首先观察了地形,决定在城南三里庄后沧潍公路上伏击日寇军车。韩明柱以他作战的经验结合当时观察了解的情况立即作出方案布署:5日拂晓前,部队进入阵地,间隔埋伏在三里庄东侧路北的隐蔽地带；指挥所及预备队设在南关阁子上,相距不远,观察阵地。
早上战士们由南关陆续进入阵地,在刺骨的寒风里卧在结满冰霜的路沟内。天亮以后,东方传来汽车马达声,3辆日军汽车拉大距离向西开来。这次实战是八支队首次与日军作战,战士们的心情十分紧张。不多时,第一辆汽车急驰而过。当第二辆车进入埋伏中间地段时,“打!”随着一声炸雷似的喊声,战士们一起开火,子弹集中火力向吉普车打去。敌驾驶员当即被击毙,前车轮被击中泄气,汽车失去控制,一下撞入公路南侧。战士王其金、杨成吉、常万田手提大刀,迅猛扑上去,将一名日军军官劈死,另一名日军军官提手枪逃出车外,窜入三里庄一民宅中藏匿。这名日军军官被三里庄群众围困在屋内,用乱棒打死。这时前面的卡车向西驶去,后面的一辆卡车掉头返回潍县。
战斗在短时间结束,我方官兵无一伤亡。这次战斗共消灭日军官兵3名,缴获军用汽车1辆,长短枪各1支,指挥刀两把及部分军用物资。
随后,八支队从当地群众中借来两头牛,把汽车拖上,由战士操纵着方向盘,意气洋洋地向罗桥开去。
一连几日,八支队在罗桥、夏家店子等村,召开了军民祝捷联欢大会。马保三、张文通、韩明柱、杨涤生等人都站在缴获的汽车上向群众讲演。把缴获的日军大衣、军用毛毯、枪支和指挥刀挂在树上展览。告诉群众日军并不可怕,只要团结一致,一定能战胜敌人。一时军威大振,群情振奋,大大激发了民众抗日热忱。罗桥附近,十几个村庄的群众,纷纷前来慰问,献枪献弹,报名参军的人络绎不绝,八支队很快发展到1500人,各种枪支近1000支。
三里庄一战,八支队声威大振,慕名投奔者络绎不绝。政治委员张文通以这次伏击战为重点案例,通过各种方式动员群众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鼓励群众组织起来,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三里庄伏击战的胜利,是军民团结一致取得的,一时间,八支队军威大振,战斗的胜利大大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2月25日上午,八支队与当地群众在三合庄隆重举行军民庆功大会。会上马保三和杨涤生分别讲了话,表彰了参战指战员们的英勇精神,赞扬了人民群众主动帮助八支队歼灭伪军的抗日救国行动。群众代表对八支队的坚决抗战和英勇机智的战斗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表示坚决做八支队的后盾,以求同心协力,打击日寇,消灭汉奸。一连数日,各地群众纷纷杀猪宰羊,前来慰问部队。
此次战斗是寿光抗日史上的第一次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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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黄县城 实力大提升
1938年4月6日,七、八支队大部东渡潍河,向胶东进军。留在瓦城的鹿省三被刺杀,当场牺牲。部队进至平度县新河镇休整训练时,为村民表演文艺节目、带领医生给病人送药,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驻扎黄县城时,解决了“三军”和“三支”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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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潍河进军胶东 鹿省三瓦城遭刺杀
1938年4月5日在龙池召开会议,鹿省三主持会议,首先陈述了东去胶东等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帮助开辟抗日根据地,借机扩充装备和兵员。会上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鹿省三兼任政委,张文通任副政委。同时仍保留两个支队建制,张鸿礼、王云生分别任七、八支队支队长。另建立指挥部直属特务大队和骑兵队,陆升勋任特务大队大队长,陈介章任骑兵队队长。其次是所有部队立即向平度、掖县、黄县地区东进。还决定建立中共昌潍县委和七、八支队后方工作委员会,以坚持当地的斗争。这些决定得到与会大多数干部的赞同,但张鸿礼坚决反对,并提议各县部队回各县。张鸿礼还把七支队政治部的一名来历不明分子金炎带进会场,无理取闹。
4月6日,部队大部东渡潍河,向胶东进军。鹿省三留在瓦城,主持建立中共昌潍县委(张智忠任书记)和七、八支队后方工作委员会(亦称留守处,孙汉三任主任)的工作。次日,鹿省三与当地的同志在瓦城研究处理留守事宜。金炎突然骑马而来,向鹿省三背后连开几枪,鹿省三当场牺牲。后方留守处人员立即将金炎抓获。
司令部由张文通、王云生、王翼之3人组成临时军事法庭。在临时军事法庭上,3人针对事情的经过,对金炎进行了审讯,以强有力的事实与金炎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经审讯,金炎供认不讳,供出受张鸿礼指使,是由七支队驻地刘家圈骑马返回瓦城将鹿省三刺杀的。
司令部随即将张鸿礼逮捕。经审讯,张鸿礼供认是他给金炎的枪,并唆使其去刺杀鹿省三的。一切审讯完毕,证据确凿后,就地将金炎与张鸿礼处决。
鹿省三牺牲后,鲁东游击指挥部在昌北下营举行会议,决定由张文通继任指挥部政委,刘光汉接任七支队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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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掖县短暂休整 兵分三路继续东进
指挥部率七、八支队,从潍河岸边出发,经过4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终于走出了沿海滩涂。部队在碱滩上休息片刻继续赶路。
4月10日,部队进至平度县新河镇,决定进行短期休整训练。张文通按照指挥部下达的命令,带领各中队在街头驻扎,不准私进民宅,不动群众一草一木。部队在街上和场院里集合,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宣传队在十字路口演文艺节目,敲锣打鼓弹琴吹笛,十分热闹。群众有的开门观看,部队官兵均热情与他们交谈,后勤部还带领医生到有疾病的村民家看病送药。群众放下顾虑,一传十,十传百,纷纷开门,问长问短,观看演出。听说队伍里有好医生,有疾者都来求诊求药,部队均热情相待。老百姓见部队就餐,不跟群众要这要那,只到野外挖野菜吃,都十分感动,纷纷凑粮凑米给部队做饭,还给战士铺草住宿。晚上把战士们接进家中,说笑联欢非常热闹。次日部队离村时,村民都依依不舍,送出村外。
组合后的七、八支队进入掖县稍事休整后,指挥部马保三、韩明柱、张文通等分析形势,决定让刘光汉、赵修德带七支队主力直奔黄县,协助二支队摆脱王景宋的羁绊,并借机解决王景宋的武装。韩明柱率人去招远城,伺机解决城内武装。于是部队兵分三路东进:一路由刘光汉率领七支队两个大队进取黄县龙口镇；一路由韩明柱率领八支队两个大队进军招远；另一路由马保三、张文通率指挥部机关和特务大队进驻黄县黄山馆,伺机攻占县城。
韩明柱带领所部,奔赴招远城,未及到达,便被指挥部召回,集中兵力解决黄县武装。
朝明柱赶到黄县时,七支队正围困王景宋于县府大院,双方相持不下。为减少伤亡,争取统一抗日,韩明柱采用逼降的办法。他亲自挑选了八支队的几名神枪手,占领黄县县府院四角的制高点,严密观察大院内动静,只要看到院内哪里向我方开枪,就立即反击。当王景宋部士兵首先向我军开枪时,神枪手们立即将其击倒,枪枪命中。这下院内都不敢行动了,王景宋自知难逃,只好喊话讲和,乖乖率队出来缴械。这场战斗,打得极巧妙,共收集到长短枪300多支,弹药一大批,还有汽车、被服和军用物资一宗。马保三称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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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部队收编土顽 解决“三军”“三支”问题
1938年5月,指挥部驻扎黄县城,作了粗略安排后,即着手解决“三军”和“三支”等问题。当时胶东的国民党土顽部队派系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发展,便互相勾结,有的打入我部夺取领导权,有的联合向我分散部队攻击,企图分别吃掉。胶东的“三军”是由分散在文登、荣成、蓬莱、黄县、乳山、牟平等县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各自分散在各地活动。这样的武装力量一方面容易被吃掉,另一方面难以指挥调遣。针对这些情况,指挥部即派人与各处联系,派部队给以掩护,让各分散的地方武装到黄县集结。5月中旬,各部武装陆续到来,中共胶东特委副书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主席林一山等也率领三军直属部队从文登、荣城、牟平一带赶来黄县,与七、八支队会师。“三军”部队进行了整顿合编,使领导机构健全,编制统一,步调一致,便于指挥调遣,这样“三军”方面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掖县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随时都有一部分人被拉向土顽部队；二是外部受平度土顽的威胁,三支队的参谋长赵森堂野心勃勃,企图勾结外部土顽张金铭吃掉三支队。这两方面的问题,三支队自己根本解决不了,就求指挥部帮助。指挥部便派出两个大队开赴掖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赵森堂和另一个反动集团中的主要骨干秘书处处长王文峰、三个大队长、国民党乡长一块抓捕并就地枪决,消除了内患。同时,在掖县城部署兵力,防止外部土顽张金铭来侵犯。
七、八支队进入胶东后,智取黄县城、痛击亲日派,协助了“三军”“三支”兄弟部队的巩固与发展。收编龙口驻军解放了龙口,血战夏邱堡打跑了平度国民党土顽,消除了三支的隐患。胶东、昌潍青年纷纷参军参战,七、八支队很快发展到6000多人,钢枪5000多支。
根据韩明柱副指挥的建议,在黄县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整编后的部队仍由指挥部统率,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张文通任政委。指挥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直属特务大队、机炮大队(龙口水上警察部队改编)、骑兵大队。同时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党员进行了登记,健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后勤部开办了被服厂、兵工厂,部队很快全部换上了黄军装。兵工厂也造出了手榴弹和迫击炮。这些成绩,开创了山东人民抗战史上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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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进鲁中区 整编入山纵
中共清河特委成立后,要求七、八支队回师清河,然后由清河过铁路,开赴鲁中山区,建立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七、八支队西进过程中,遭遇红枪会拦截,发生了两起惨痛事件。在路过寿光时,和张景月部没有发生冲突,顺利通过。1938年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县王庄正式宣告成立。马保三任山东纵队第八支队指挥,张文通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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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进遭红枪会拦截 发生两起惨痛事件
1938年5月,当时的清河区已经建立了中共清河特委,领导寿光、广饶、临淄、博兴、邹平、长山、周村、益都等县的抗日工作。1938年6月中旬,张文通长途跋涉西去邹平、长山一带,与中共清河特委取得联系,才知省委要求七、八支队回师清河,然后由清河过铁路,开赴鲁中山区,建立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张文通立即赶回黄县,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省委指示。6月下旬,七、八支队便离开征战了3个多月的胶东战场,告别了三军战友,挥师西进。部队在返师西进行程中,受到了当时掖县西部红枪会的拦截。
掖县的红枪会势力很大,几乎村村都有。沙河镇盘据着一股地主武装,头目叫杜光乾,极为反动。他们和当地红枪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图利用红枪会和八路军作对,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当七、八支队西开时,他们便派大批特务在红枪会中散布谣言,称八路军在黄县发了大财,每人身上都带着大批银元财物,八路军到处抢枪要粮、搜刮民财等。红枪会本身是农民群众用以保卫乡里、抗拒土匪散兵的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组织,他们听信了谣言,便与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对付七、八支队的西进队伍。
1938年6月28日,部队从祝家庄出发,行军到海镇姜家,与红枪会有所接触。开始他们只持枪夹道示威并不动手,部队也坦然行进,所以和平通过。等行至过薛村时,红枪会就持枪列队,拦住去路,不准从村中通行。这时部队就绕道从村外走,但他们还是蓄意寻衅。用长枪刺伤了八支队后勤人员翟元经,产生了小的冲突。
张文通及指挥部派特务大队到村中找他们的负责人洽谈,并大力宣传八路军是抗日救国的队伍,绝不扰民。为了避免和红枪会发生冲突,司令部决定改变行军路线,从土山以东,折转向北,沿着娄家一带,通过掖北的海滨无村落的地方,向昌邑北部下营进军。可是先头部队刚到娄家,红枪会便迎头向部队开火,后续部队赶上给以反击,才打退了他们。此事发生后,司令部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并下达了一道绝对命令:“只能对红枪会作宣传解释,坚决不准还击。”
因为部队一再忍让,发生了两起惨痛事件。一件是两名八支队战士在土山附近被红枪会抓去,绑在树上严刑拷打。另一件是八支队的一个中队在娄家附近一个村子里,列队坐地休息,红枪会的人闯进来,向战士们的胸膛上乱刺,结果连中队长在内的30多人被红枪会员活活刺死。这两件惨痛事件发生后,司令部被迫下达了向土山红枪会还击的命令。部队指战员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以疾风暴雨般的火力,向土山方面倾泻过去,红枪会狼狈逃窜,这才救出了被困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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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通过张部驻地 到达鲁中编入山纵
战斗结束后,司令部又调整了西进路线,从土山北进入海滨滩涂地带。
部队继续西进来到了瓦城,这是鹿省三牺牲的地方。司令部为了缅怀烈士,激励士气,为鹿省三、王翼之、李文光及在胶东征战和行军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张文通率领全体官兵向烈士致哀,教育全体官兵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鹿省三的遗志,高举武装抗日的大旗,同日伪军及破坏抗日的反动势力进行殊死斗争。
当时的清河区是指胶济铁路以北、黄河以南的小清河流域,七、八支队要去清河,寿光是必经之地。
在寿光的张景月部听说七、八支队从胶东返回,十分惊惧,下令各部严加戒备,在寿城南门上都架起了轻重机枪以防攻城。特别是在寿光南部,集中兵力设防,并下令群众,高粱熟后,只能收穗不准割秸,准备作战掩护。七、八支队指挥部遵从上级命令,不和张景月部打仗,以免耽误行军。八支队顺利通过了张部50多公里的统治区,没有发生摩擦。
七、八支队驻军苇子河期间,中共清河特委书记霍士廉及其他领导前来迎接。指挥部与清河特委取得联系后,方得知中共山东省委已改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根据清河特委的意见,七、八支队一面配合活动在邹平、长山一带的清河三支队开辟清河根据地,一面等待边区省委指示,伺机过铁路进军鲁中南。指挥部根据清河特委提议,即率军向三支队驻防的邹平、长山一带进发。
七、八支队按计划继续西进,部分到达长山附近暂停,司令部进驻苑城。这时三支队的司令部驻苑城以西司家庄一带。两个司令部驻地相距不远,便于研究军事行动。
1938年9月,七、八支队沿小清河以南布防,以防土顽部队袭扰。韩明柱率领前防司令部经常活动在邹平、长山南部广大地区。当时三支队司令部就驻在邹平城里,七、八支队前防司令部的活动,除配合三支队的工作以外,主要是掌握周村及铁路沿线的敌情,确保三支队和七、八支队的后方。
1938年10月29日,一股日伪军窜到蒙家庄一带烧杀抢掠,韩明柱得知后,决定实施反击。他亲临战场,带队与日伪军展开了近距离激战。可敌人的援兵赶到,从侧翼以密集的火力攻击,韩明柱不幸被击中,壮烈殉国。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40多人,给敌人以重创。
1938年农历冬月,七、八支队根据上级指示,准备过铁路南下,开辟鲁中根据地。在过铁路前,又与临淄出动的日军在六天务村激战,这次战斗我方有130多人死亡。
之后,七、八支队先后南下,进入沂水县的南麻、临朐县的三岔店、蒋峪一带,与当地军民共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12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县王庄正式宣告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彬任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吴仲廉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姚仲明任联络部部长；马馥堂任供给部长；白备伍任卫生部部长。山东纵队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整编。马保三任山东纵队第八支队指挥,张文通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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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延安参加学习 谢绝留任再回山东
1939年,张文通多次向上级申请去延安学习,山东纵队张经武司令考虑到几经整编的八支队需要稳固,希望张文通继续留任,但张文通表示相信八支队对党的忠诚,最终踏上去延安的征程。1940年,他经过半年的长途跋涉,千里迢迢来到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民族解放之道路。
张文通来到延安,向军委和总政领导汇报发展地方抗日武装的情况后,走进抗大接受革命教育,接受正确的教育思想和先进的教学理念,开辟军事教育新思路。领会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学到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坚持从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总方针,实行“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原则。
张文通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从此进入崭新的思想高度,很快便成为全心全意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事业而英勇奋斗的抗日骨干。他的表现出色,得到上级重视,中央组织部曾二度准备将张文通调到枣园中央机关,但他渴望继续学习,加之山东领导的挽留,学后又回到山东。
十几年枪林弹雨,千万里南征北战。张文通目睹了八支队从700余人发展成为两大集团军,从地方游击队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王牌主力部队,走出了6位共和国开国将军,涌现出了韩明柱、李梅生、孙士良、侯英俊、曹世范等一大批著名战斗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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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冤一朝雪 泰安享晚年
张文通因被污蔑而遭受不公正待遇,七大代表资格也被取消。他处处受排挤,不断接受各种审查,然而从没失去信心,始终对党忠贞不渝。他在耄耋之年沉冤昭雪,恢复党龄和名誉,由中央组织部正式安置在山东泰安,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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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乡亲投身革命 全村烈士有十八名
在革命生涯中,张文通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以革命事业为重,以解放全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目标,主动去发动各地有生力量加入抗日的行列中,充分利用亲戚、同学等关系在弥东一带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结了一部分进步青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带领党员、群众收集枪支弹药,为组建抗日队伍做好思想和物质的准备。张家屯村的人们在张文通的带动和引导下,有众多热血青年投身革命。为了建设新中国,他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无数爱国志士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张立训就是一名先行者。
张立训,生于1911年11月,寿光市上口镇张家屯村人,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教书先生,由于受到张文通等人的影响,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学习先进的革命救国理论。1927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后来他以教学为掩护,积极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革命斗争,组织师生利用夜间书写大量标语,鼓舞了群众,震慑了敌人,为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跟随马保三、张文通领导的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转战南北。在战斗中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1旅5团政委、鲁中二军分区1团的政治处主任。
1942年秋,侵华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张立训所在的直属团勇敢地挑起了掩护军区机关突围的重要任务,英勇抗敌,为掩护军区机关突围赢得了宝贵时间。他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冲锋在前,腹部被弹片击中,鲜血直流。听着敌人越来越近的枪声和叫喊声,他命令战士:“不要管我,你们快走,快走啊!”可战士们都围在他身旁不肯离去。多停留一分钟,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关键时刻,他毫不犹豫地用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把生命留在了沂蒙大地上。
张文杰,生于1909年12月,寿光市上口镇张家屯村人,与张文通一起并肩战斗大半辈子,风雨兼程,携手前进。在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中,张文杰任骑兵队政治指导员。后来,他和张文通都赴上海工作,张文通任中共上海市常熟区委书记,张文杰任上海军管会副主任。全国解放后,他们又同在吉林工作。
在张文通的宣传带动下,张家屯村涌现出了很多热血青年,像张立训这样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还有张泮海、张起光、张在光、张好理、张明义、张在堂、张之兴、郭云亭、郭庆春、张松青(女)、张言明、张新春、张玉川、张庆恩、张光明、张奉贵、张乐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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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污蔑和不公 坚持真理对党忠诚
后来,张文通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迫害。他去寻找党组织时准备以共产党员身份慷慨赴死,被污蔑为“自首”。尽管张文通多次申辩没有投敌变节,更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但他们强迫张文通在污蔑结论上签字,从此断送了张文通的政治生命,张文通党的七大代表资格也被取消。张文通时时想起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跟他们相比,这些不算什么。
1945年,张文通回山东,因这个莫须有的结论和人为的原因受到贬职。1949年随军南下到上海任常熟区委书记兼接收专员,但也因这个结论而被排挤。随后张文通作为支援干部到西南局,在这里他的学识和才干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并在其身边工作,之后调至中央机关。然而在北京和吉林工作期间,仍因这个结论受到压制和歧视,入党时间也从1925年变成1937年。1970年张文通要被遣散到东北乡村,幸而得到时任山东省革委会负责人、原八支队参谋长赵修德相助,才被安置在山东泰山干休所。
在处处被排挤的同时,张文通还要不断受到各种审查,接受各种荒唐的结论。尽管张文通一再申诉,但因种种历史原因,结论非但没有推翻,反而被上纲上线。“文革”中被污蔑,被殴打关押抄家,造反派批斗张文通时他宁死也不下跪,尽管颈部被铁丝勒出血,仍高呼:“我不是叛徒!”
面对打击,他没有失去信心,坚信党会给予一个公正的评判,他德行深厚,不计名利、耿直坦荡,永远对党忠贞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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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恢复名誉 安置山东泰安
张文通幼年时学业出类拔萃,读孔孟,学周易,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在多年革命实践后,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更加深刻,他善用辩证法透析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认知力、分析力客观准确,对哲学的研究也达到一定深度。接连不断的诽谤打压,使张文通无比委屈愤恨,但他仍对党忠贞不渝。他说:“我偶尔活下来,更要坚持革命,一个人只要真正给人类做点有益的事情,就叫叛徒也无所谓。”
他虽然含冤莫白,但仍服从党的安排,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对党的忠诚。张文通撰写了数百万字的文稿,对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都有独到的观点。特别是他90多岁时仍思维清晰,明察秋毫,撰写了数十万字的《孙子兵法》研究文稿,并参与学术论证。
张文通曾任上海常熟区委书记、西南局调研室主任、西南局税务局长、西南局财政局长、中央财政部人事司长、中央粮食部办公厅主任、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副院长(主持工作)、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晚年他低调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本来被定为正部级,但他主动请求降至副部级。生活中他简衣缩食,一直保留着农民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张文通颇具人格魅力,耿直坦荡,德行深厚,博闻强识,淡泊名利。他教育子女要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要自力更生。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撰写他的长篇治国手稿,那里有他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
张文通又是幸运的,耄耋之年沉冤昭雪,恢复党龄恢复名誉,由中央组织部正式安置在山东。在他最后的生涯里得到中组部、山东省委以及原单位各级党组织的关心和照顾,尤其在泰山脚下的省干休所里得到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张文通婉拒省级领导的挂名,谢绝任何媒体的采访,潜心研究马列著作和中国历史。他很少谈自己的过去,反感对他的褒奖,心如止水,唯有对曾和他一起革命的烈士深怀愧疚。
2004年4月13日,张文通因病医治无效,在泰安逝世,享年99岁。
本期图片由葛怀圣、李钦友提供(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