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浩然老师
知道浩然，那是在60年代中期，我还读小学。记得在小学课本上读过他的两篇范文：《一匹瘦红马》和《铁面无私》。那时，我并不知道浩然老师是专业作家，更不知道浩然老师将来会成为文坛巨人，只是感到他的文章朴实无华，易懂易记，流畅的语言常常打动小学生们的心。他的两篇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尽管一些长篇小说，诸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给我的启迪很深，但没有一篇像浩然的小说那样使我铭心。我最先接触的是他的《珍珠集》、《春歌集》，后来又读了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或许我是农民的儿子的缘故，读起浩然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来格外亲切。尤其是一些短篇，譬如《送菜籽》、《车轮飞转》，背景都是我的家乡。这时我才多少懂得了点什么，起码知道浩然曾在我的家乡生活过，他称我的家乡是他的第二故乡。由此，我更加敬佩浩然，渴望拜读他的作品，甚至渴望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以后在参加工作的几年里，我也渐渐有了写作的爱好和欲望。在对浩然老师的认识了解和交往过程中，我知道了浩然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当今写农民的作家没有浩然第二，将来我想恐怕也很少有人可与之比拟。
在这里，我不妨把浩然的简历复述一下。浩然，本名梁金广，原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现属天津市），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矿区，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当过八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至1964年先后任《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以后在北京从事专业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文学》、《苍生文学》杂志主编。1949年立志文学创作事业，以歌颂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步入文坛，以描写社会风云的长篇巨著《艳阳天》、《金光大道》闻名国内外，以反映农村新时期改革的《苍生》再次崛起。他的主要作品被搬上银幕，被改编成连环画册，被电视台连续播放，被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在日本、法国等国家被翻译出版，被载入《世界名人录》。1992年获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20世纪成就奖”。《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等奖。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相继问世。由此看出，是一位阅历丰富、著作等身的的文坛巨匠。不仅如此，浩然几十年来写农民，为农民歌功颂德，每一部作品都表现出了他热爱农民的鲜明风格，我真正认识浩然老师，那是在1983年夏秋之交。浩然在60年代初，从城市到昌乐下放锻炼，后又返城。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第二次又踏上了他热爱着和眷恋着的昌乐故土。在这第二故乡，浩然老师写出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积累了长篇巨著《艳阳天》的素材，马老四的人物原型就在昌乐，当年浩然担任第一届村支书的前东村的乡亲们，浩然都还记得和认得。为此，浩然风尘仆仆专程来到昌乐。我也有幸认识了我心中的偶像。
当时，我正在公社从事通讯报道、放映等工作。记得有一天，公社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浩然要到我们公社看看，因为那是他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闻名省内的高崖水库挥洒过浩然的汗水，汶河岸边的乡间小道上留下过浩然深深的脚印，东水码头、包庄、小洼等村名上过浩然的作品。二十多年过去，作者仍挂念着这方热土，仍挂念着这里的乡亲。公社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是到东水码头村搞好接待浩然的事宜。当时，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初识浩然》的稿子，描写了当时那种兴奋的心情。
在东水码头村接待室里，我和原大队支书徐仕成一起迎接了浩然。那一年，浩然五十二岁。在我的印象中，浩然应该是一个留着分头、戴着眼镜的学者。然而，面前的浩然与普通人一模一样，穿着十分朴素，一双凉鞋还是旧的，他自己说是拣得他儿子的。也没有蓄长发，留着小平头，与众不同的是他那浓密而乌黑的眼眉，一双圆圆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举止言谈十分文雅。他对每一个人显得十分和蔼而又亲切，没一点“文豪”的架子。当扯完村里的变化后，浩然放下茶杯，目光转向徐仕成和我：“我记得有个叫李祥才的小伙子，你们知道不？那一年，是他陪我和画家来这儿，俺仨推着一辆破自行车哩！”
“知道，知道，他是邻村李家庄的。”徐仕成答道。
“他现在干什么？”
“当农民呗。”
说到这儿，浩然激动地站起来：“我要见他。你们知道不，那是个多么有才华的小伙子。我去北京后，他还背着一摞书稿去找我呢！”浩然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们说，“李祥才小伙子长得不错，大眼睛，挺活泼。”
听说浩然老师要去李家庄看李祥才，陪同浩然老师的县、公社领导都犯了难。没有安排这个日程不说，李祥才近几年的情况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因为“文革”，李家庄的支书自杀，后来找“祸首”，李祥才作为“造反派”参与批斗，被抓起判了几年刑，后来也没讨上个老婆，几乎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四邻八舍谁不知道卖老鼠药、看阴阳风水的李祥才？幸亏徐仕成做了一番解释，才打消了浩然要去李家庄的念头。但是，浩然对李祥才青年时期的记忆仍是美好的，尽管事实是这样，浩然仍想见见当年追随他，并同他、画家同推一辆破自行车，沿汶河崖采访，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的李祥才。
听了老支书的解释，浩然默不作声。李祥才是个戴“帽”的“反革命”，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我看到，他那富有表情的脸上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沉默了片刻，浩然才从记忆中回过神来，他问我们：“现在李祥才怎么样？”
“后来说定错了案，释放了出来。可李祥才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几乎是不务正业。”
浩然下了决心：“我一定要见见他。小伙子，你领我去李家庄。”
“我？”望着浩然急切的目光，我迟疑了一下。对于李祥才的其人，我是清楚的，老支书说得一点也不差。李祥才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光棍一条，倘若领浩然去，看到李祥才的光景，作家不知又多伤心呢！
我望了望公社里的领导，望了望身边的老支书，他们也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等待我给浩然一个满意的答复。
终于，我有了注意。
我想，既让浩然见上李祥才，了却作家的一桩心愿，又不至于让作家看到李祥才那样的家而伤心。
“梁老师，”我们习惯于称他的姓，“李祥才说不定在家不在家，您明天不是在县文化馆讲课吗？我想法找到李祥才，带他去昌乐见您，好吗？”我诚恳地对他说。
“对，你想办法找到李祥才，一定让梁老师见上一面。”领导对我的这个想法很赞同。
浩然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领李祥才赶到县城。
此时的李祥才，已近五十岁了。日月的风霜和无情的遭遇使他变得像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光秃秃的头顶，脸上刻满了皱纹。还好，李祥才那油垢的衬衣洗得还算干净，两眼放出希望的光。
等我们赶到县文化馆时，浩然已开始讲课。我招呼李祥才，悄悄地坐在人们的后边。
我分明看见，李祥才那两颗眸子里滚动着晶莹的泪花。
讲完课，许多业余作者闹着和浩然留影，我看没空，就把李祥才领到县招待所，在浩然下榻的北楼208房间等候。
浩然回来了。当他一推房门，我们急忙站起迎上前去。还没等浩然反应过来，我拉着李祥才，说：“梁老师，这就是李祥才。”
“啊，祥才！”浩然赶紧一步，双手握住了李祥才的手，“是你，是祥才！”
四只手握得紧紧的，四只眼睛相互注视着，四颗泪珠在四颗眸子里打转。两位相隔二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此时此刻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赶忙对他们说：“坐下说，坐下说。”
浩然把李祥才摁到柔软的沙发上。
“祥才，我记得你比我小几岁，快五十了吧？”
“是啊，都四十八了。您五十二了吧？”
“五十二虚岁。咱分手时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可转眼都老啦。”
看到他们交谈热烈，我悄悄退出房间，好让他们说说心里话。
约摸过了大半个钟头，浩然又把我喊进房间。当着我的面，他对李祥才说：“祥才，要振作起来，人生谁没坎坷，谁没不幸？你可不能沉沦啊！”
李祥才“嗯、嗯”地答应着，他的眼圈红红的。
此后的一二年里，李祥才多次对我说：“我也写点东西，不辜负梁老师一片期望啊！”毕竟是上年纪了，李祥才终究没写出什么东西。后来，我调到县里工作，对于李祥才以后的情况就不大了解了。但浩然和李祥才那次会面的情景，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是啊！一个国内外著名的作家，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看起来差距很大，但在浩然心里从没这种感觉。后来，浩然又几次来昌乐，每次来都向我打听李祥才。浩然多次对我们说：“农村是我生活的源泉，我的根基在农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要写农民，为农民歌功，为农民呐喊！”
也是这次来昌乐，浩然在曾战斗过的高崖水库题词：“美不美家乡水，昌乐是我的第二故乡，高崖水库是昌乐财富的源泉，我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我永生不会忘记昌乐和高崖水库。”
我第二次见到浩然，是在1990年夏天。这年浩然再次回到他的第二故乡昌乐，住在高崖水库宾馆。这一次他闭门谢客，精心构思和写作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当时我正被下放到朱刘镇。在朱刘镇半年时间，我写了十几篇报告文学，加上原来发表的一部分，我想搞个集子。因此，我带着一部分文稿赶到高崖水库。浩然老师在他下榻的房间里接待了我，跟我促膝长谈，并答应为我作序。这个计划没有完成的原因主要是我思想上的波动，我曾经有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余悸。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集子，给我带来了不仅仅是正面效应，也因此遭到了某些人的妒忌。当然，这并不是我遭贬的主要原因，可亲朋多归结为这是“主要原因”。在这种氛围下，我动摇了，使原打算出书的计划落空。后来，我又转入行政工作，从此就没再拾起来。如今回想起来，感到痛心。也是我在写作道路上半途而废，终不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因素。
记得浩然老师跟我说过，写作是一项艰苦的事情，有时甚至触及心灵上的痛苦。我从事业余写作，虽没有浩然说的那种深度，但也常常陷入苦闷。在因写作遭到非议后，我曾发誓不再动笔，好好做一个行政官员，或许得到的实惠更大一些。然而，在做了几年小官后，又感到失掉了许多美好的东西，其中手中这支“秃笔”也丢掉了，荒废了学业。几年下来，碌碌无为，仕途没走好，文章也见不着了。我曾把这些苦恼跟浩然老师交谈过，他颇有同感。写作虽然是一件苦差使，但当完成一项计划，一篇稿子落成，一部书问世，内心里有一种由衷的喜悦，这种喜悦心情是其他人所体味不到的。因而在后来几次见到浩然老师，他都是鼓励我，希望我重新拿起笔来，写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也是对人类对社会做贡献嘛！
1995年9月份，我被安排到县人大教工委担任主任。这项工作似乎与文化有割不断的联系。我倡导文化上及浩然60年代担任过支书的前东村的朋友，一同行程千里赶到浩然居住的三河市，探望在那里安家落户的浩然。那年正值浩然刚出版了大型文库，他的长篇除了部分没收上外，其余都列入文库出版。浩然老师给我们签名留念。在三河，浩然请我们做客，为我们提供食宿方便，极其热情。文化局的同志说，浩然对昌乐来的客人格外热情，如同见到了亲人。的确，我有这种感觉。我们离开时，浩然送到大门外，直看我们上了车，远远地还在挥手。
应我们的邀请，浩然老师携夫人杨朴桥在当年10月份来到我们昌乐。杨夫人和浩然老师相濡以沫，她也要看看浩然的第二故乡。这一次我陪浩然及杨夫人吃了几次饭，几乎每晚都去见见他老俩。浩然在昌乐期间，许多人找他题字，真把浩然累得不行。他题字十分讲究，十分认真，关起门来一丝不苟，光文库的签字一次就达六七十人。临走，还托人给我送去了他提写的竖幅：“牢记昌乐山水情”，我裱糊后挂在办公室里，谁见了谁都对浩然表现出敬仰之情。
我们第二次到三河看望浩然老师，是在1998年岁末。三年多没见浩然，心里一直挂念，约好友几次不能成行。听说浩然老师今年喜搬新居，住上了二层楼房；自传体第三部长篇《圆梦》问世。此为二喜临门，我们应当前去看望并祝贺。跟浩然老师通了电话，方知他已搬新居半年有余，血压也高。我们一行几乎没做什么准备，立即起程奔向三河。当晚，浩然设宴款待，又和我们喝起了当地名酒“燕潮铭”。三河文联的王秘书长不让他喝，但浩然硬是与我们干了几杯。浩然老师虽然血压高，但精神依旧矍铄，仍然蓄着小平头，与前几年不同的是，头发几乎白了。他新搬的二层小楼是个独门独院，环境十分清雅。夫人杨朴桥比前几年身体也好了，老俩都发福多了，可能是心情好的缘故。在浩然二层楼房的客室里，我们和浩然一次次合影，浩然把他的新作《圆梦》签字盖章送给我们，并托我们向家乡的朋友问好。我们离开浩然时，天气十分寒冷，天上乌云密布，似乎要降大雪。我不让浩然老师送，他坚持送，直送到大街上，亲眼看我们上车。我心里涌起一种激情：一位当代久负盛名的文坛巨人，对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是多么的热情与友好！我突然感到，大人物与小人物那种固有的距离感，在这里消失了。
作者简介：刘天鹏，山东人，1955年生，现居住深圳市。从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以及散文集20余部。长篇小说《风．雨．雪》《浮生》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