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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小说都是一口气完成的，这让我成为一个吝啬时间的人。
一般情况下，一部小说完成前我不会出去旅行。如果有约定好的行程，我会计算好居家的时间，够写多大篇幅的作品。假如我正在写一部小说，碰到必须旅行的急事，我会非常懊恼，甚至痛苦。假如作品已经写了超过一半，这部作品的语感语调已经形成，那我又会感觉好些，否则等我旅行回来，再坐到写字台前，我就想放弃，因为语调跑调了、语感淡薄了。
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六七次，我现在抽屉里还放着五部“流产”的长篇小说，都是写到一半就被迫停手，要么去应付“不可抗力”的旅行，要么去对付修改剧本这类有合同拴着的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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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2岁到部队文工团，跳了八年舞蹈。舞者经历对我写作有多大程度的影响，我无法准确说明。但我想，艺术形式都是相通的，美感不可能被失控的创作者创作出来。好的艺术品都是激情与理性的理想结合，所谓“始于激情，终于理性”。舞蹈的节奏感、韵律、动与静的配合、控制能力，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写作。
音乐感也同样，一篇好的文字，一定有好的音韵，中国古代的作家、诗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传统，多朗诵《古文观止》里的文章，多背诵唐诗宋词，让中文的音乐感沁润自己，就会渐渐形成文字音韵和节奏的本能。所以我是常读古诗的。
当然了，很多作品的视觉，比如画面感、意象，实际上都是作家不自觉的，作家如果自觉了，就会写出非常做作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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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出国去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读小说写作系。课堂上，老师们让我们口述故事，会一直呼唤我们睁开心灵的那双眼睛，“Canyouseeit?Areyoulookingatit.”他们总是这样启发学生。如今想来，在学校的三年写作培训，对我调动文字的画面视觉有一定的作用。
很多人说，国内的影视导演都很喜欢我的作品，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一定要分析原因的话，除了刚才所说的画面感和视觉，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我很注重塑造人物。我希望用人物来产生戏剧，因为一个人物的独特性格，一定会和他周遭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产生戏剧冲突，那就会有戏剧。大概导演们能够看到我小说中人物的那种立体感，根据人物性格产生的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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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故事，是讲给自己心里唯一的评判者听的，那个评判者只有一个标准：写得对劲还是不对劲、诚实还是不诚实，对劲了、诚实了，评判者认为这仅仅是“好”的开端。我心里那个评判者是公正的，也是很难欺骗的，因为它是我的审美直觉和道德良知。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他是我的第二个评判者，他去世之后，我仍然把他当作一个在天上的评判者，只是一个不再出声的评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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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跟外界是隔绝的。我写小说，一直都是用手和笔在笔记本上做笔记，然后再用电脑来写。
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他本身在经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现在在德国生活，平时自己买菜做饭，和女儿的学校打交道，始终保持一种平常人的心态，能感受到的也是平常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
有时候，除非是刻意地去体验生活，寻找写作素材，否则我没有什么机会走到真正的社会底层，也很难沉下心去市井里做一个普通人。反而在国外，我的整个心态特别平常心，我就是一个母亲、一个主妇、一个妻子、一个靠写作来谋生的写作者。
秉持着这样的心态，尽管我的作品历经了各种媒介的迭代和共同呈现（就像你们所说的），我也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写作上的变化。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介都在替代文学，文学也在借助其他媒介发展，在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拟人化的高科技面前，文学还有什么地位，我很少去这样想。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必须、一种存在，我的生命和我的一切都在写作的过程之中，从22岁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过。
要说变化和不同，我的小说创作和剧本创作确实很不一样，但我没有觉得我的剧本创作会影响小说创作，反而前者会为后者输送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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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写小说就有这种感觉，过程是艰难的，充满激情的，每天都处在一种超于自己生命力的高度生命力和创作力的感觉里，有时候也有“心中有，笔下无”的那种无力、无助、甚至痛苦的感觉，直到写完的那一天。写完掩卷以后，又会特别失落，产后抑郁症似的。
这可能就是一种非常可悲的悖论吧，人的终极满足到底是什么？可能都是在过程当中。大概搞创作的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创业的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是最享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