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建齐
姜太公助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周武王姬发为了巩固政权，论功行赏，首封姜太公于齐，都营丘（今昌乐东南25公里处）。姜太公根据当地百姓风俗习惯和要求，积极修政，进行一系列改革，建立了一整套利国利民的法规制度。首先进行了土地改革，实行井田制，他把土地分为一、二、三等，像井字一样，根据土地的瘠肥和老百姓的家庭情况，均等分配，并根据这一情况照章纳税。有了这些制度，齐国日益富裕，国力日益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姜太公还制定了完备的法律：用“三典”制约属国，不使作乱；用“五刑”规范百官和民众的行为。德、法并举，齐国欣欣向荣。
在国家安定和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姜太公又出台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和渔业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在齐国建立了统一的度量衡，规定了专业的商业区，这样保证了商业的公正性、便利性和市场制度的稳定性，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国外商人来齐国投资兴业，齐国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繁荣起来。
姜太公招纳贤士，广罗科技人才，大力发展青铜铸造业、木工业和手工业，给异士封地封爵等，使齐国的工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姜太公治国有方，齐国国力剧增，成为当时的强国。一座齐国都城迅速在营丘崛起。
齐国都城由外郭、内城、皇城三道防御建筑组成，高6米、宽15米、长4500米的土城延绵悠长，博大精深的齐文化就从这里开源。据文物普查资料统计，今昌乐境内曾经发现商周文化遗址70多处，最为特别的是位于营丘区域内的河西遗址，历经数千年河水冲蚀，仍见其址貌，现存面积达20万平方米。这些古迹遗址，虽经岁月侵蚀已经破败不堪，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当年齐国的强盛与辉煌。姜太公开国后，在昌乐营丘历经五世，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王朝烹哀公，立其弟，称胡公。
姜太公建齐，开辟了齐国疆土，创立的齐文化，源远流长！
孔融任北海相
东汉末年，朝政混乱，国运衰危，并州牧董卓，又自封太师，独断朝政。而孔融为人忠义，敢仗直言，因而遭到董卓的忌恨，降为议郎，不久又降为北海相。
当时全国群雄争霸，天下大乱，黄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受命于乱世的孔融，刚来到北海郡的昌乐剧城后，黄巾军大将张绕率领20万大军从冀州来犯，孔融立即“收合士民，置建城邑”，领兵迎战。终因寡不敌众，退至朱虚，即当今临朐与昌乐两县交界处一带。不久又有黄巾军管亥复出北海，孔融又出屯都昌，并派遣后为东吴大将的太史慈星夜出城，求救于时任平原相的刘备。刘备即率3000兵马与关羽、张飞前往救援，共同击败管亥。敌退后，孔融收集流民四万余人，重整剧县城邑，习兵讲武，并飞书布告属县，联合御敌。
到了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谭又兴兵进犯北海，孔融只得带兵御敌，两军多次交战，终因寡不敌众，剧城终被袁军攻破，孔融不得不星夜率众直奔东山避祸。这段历史在《资治通鉴》和《太平寰宇记》两书中均有记载。这里所指的东山，是今昌乐草山或孤山一带。
孔融在昌乐北海任职6年期间，虽处社会动乱之时，但他的政绩依然显赫。据《后汉书》载，孔融在任，恭而近礼，劝课桑农，建立学校，表显儒术，推举贤良，尤好结交贤士名人，家内常是鸿儒满座，宾客盈门。当时的高杰之士郑玄，左承祖、刘义逊等皆在坐席，王修、是仪、太史慈、孙邵、管宁、邴原等均授官职，或向朝廷举荐。此时的北海治所昌乐剧城，在孔融的治理下，市井繁荣，百姓安居，成为当时士子们的一块向望之地。
李清照夜宿昌乐馆
一辆马拉轿车从太阳落下的方向，沿着东西官道，过丹河，进城区，停靠在临河而建的昌乐驿馆前。过往行人只晓得在馆驿下榻的都是有身份的官宦家人，并不知道从车上下来的那位美丽风雅的中年女子，就是日后名满华夏的婉约派词宗李清照。
宣和初年，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出任莱州知事，结束了夫妻二人在青州长达十年之久的朝夕相处的生活，李清照留居青州。今天，三十八岁的李清照自青州启程，赶赴莱州，计划在中秋节前与丈夫团聚。由青州去莱州，到昌乐恰好是第一天的车程。李清照别无选择地要在昌乐驿馆单独度过离青赴莱的第一夜。谁能想到，这个平平常常的夜晚，有意无意间给昌乐的文化史留下了惊艳的一抹。
晚饭之后，阴云渐浓，一阵秋风掠过，丝丝缕缕的秋雨潸潸飘落。李清照凭窗伫立，顾影零丁，窗外丹河流水潺潺北去，勾起她与姊妹们在青州分别时依依难舍的眷顾之情，不禁黯然泪下。遂挑灯抚纸，托颐凝思，任凭泪湿双颊，提笔写下了那首朴实清新、感情缠绵细腻的词章：
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
泪湿罗衣脂粉满，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潇潇微雨闻孤馆。
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
这首词以“泪”字开头，奠定了词作凄凉忧伤的基调。上阕头韵从“泪湿罗衣”到“千千遍”，以夸张的手段，写出诗人与姊妹们亲切真挚的感情，回忆与她们分别时的哀婉情景和场面。次韵从“人道”到“闻孤馆”，诗人用“山长”暗喻去莱州路途遥远，在孤灯清冷的秋夜，形单影只，凄雨绵绵，压在心中的远山与萧萧秋雨凝成一幅凄迷寥廓的画面，渲染出诗人孤寂忧伤的心境和无助的惆怅与凄惶。“孤馆”一词，一则明写馆驿，二则影射诗人自己的孤独，是情与物的共通融和。在时间和空间上，由青州的分别场景转到了秋雨濛濛的昌乐馆驿。下阕与上阕结构相同，呈并列对称状。也是先从姊妹们分别时的情景写起，与上阕不同的是不写“泪湿”、“唱到”等直观的情景，而写“方寸乱”“忘了”等心理层面的感觉，进一步烘托出姊妹们难舍难离的深厚情谊。描写的角度也从昌乐又折转到青州。结尾两句仿佛从忧伤中突然回旋，擦去泪水，淡看别离，对姊妹们加以宽慰和嘱咐，并说莱州不像神话传说中的蓬莱仙境那样飘渺遥远，可用书信传递音讯，慰籍亲人。整首词作的情感基调由忧伤沉重转入恰到好处的舒放，描述的空间也从青州写到了莱州。诗人才思敏捷，把握收放，运用自如，令人折服。
刘墉挥毫红河村
明朝万历年间，昌乐红河村人吴三重曾在京师为官。一百多年后，吴氏家族人丁兴旺，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是红河一带的名门望族。吴氏后人吴安宇耕读持家，文武兼修，尤其书法和棋艺造诣极高。成为远近闻名的文人雅士，乡间贤达。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朝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墉与和珅一起，奉旨到山东审理巡抚舞弊案。案结回京交差后，回老家诸城探亲。刘墉早就听说昌乐红河村明万历年间，曾有人做过京官，他的后人吴安宇，为人处事温良恭谦让，书法在昌乐、安邱西乡赫赫有名，象棋也称得上一流高手，不由顿起访贤之心，于是回家路过红河，便踏进了吴家大门。
进门后看到吴家虽是官宦后裔，与平常百姓家并无多大差别，但宅院房舍宽敞明亮，处处透出书香之气。吴安宇接待客人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刘墉一见，放下官架，以朋友相称，深感相见恨晚。叙礼寒暄过后，刘墉先到书房，见满屋墙上除书法字纸以外，别无他物。刘墉赞叹不已，不时加以指点评论，诗兴大发，遂提笔写下一副对联：
书就草窗分玉薤 诗吟松径得金鍼
随后刘墉提出与吴安宇下棋，二人越下兴致越高，连晚饭都错过了半个时辰。晚饭后，吴安宇命全家拜见刘墉。据传，刘墉当时心情舒畅，并随口吟道：“在朝为官这些年，唯在红河得清闲”。且在吴家留宿一宵。
第二天，吴安宇毕恭毕敬地请求刘墉再留墨迹，刘墉欣然应允，遂又提笔写出一联：
妙书鸿戏秋江水 好句风行晓苑花
刘墉在吴安宇家留字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红河另一大家“燕喜堂”吴凝宇闻讯后，洗漱打扮求见刘墉请字。刘墉略致询问，便提笔挥就“志德志胄”四个大字相赠。并为吴安宇的大哥吴守宇亲题“爱思堂”堂额，由守宇的后人珍藏。后来，吴安宇的儿子吴奉康、孙吴攀麟皆中举，且系同榜举人。奉康中举后，建造南北高房，并将刘墉的赐字请人雕刻在南高房屋门上，逢年过节，洗刷一新，视为家族的荣耀。现在，木质旧门收藏在村委办公室，经洗涮辨认，“妙书鸿戏秋江水，好句风行晓苑花”还依稀可辨，上联“秋”字、下联“晓”字不很清楚。另一幅上句毁坏严重，下句后三字“得金鍼”幸可辨认。村文书吴爱祥从网上查知，上联为“书就草窗分玉薤”，下联为“诗吟松径得金鍼”。
阎氏五世七进士
《阎氏家乘》记载，阎氏家族在清朝时期五代考出7位进士。昌乐阎氏家族，被称为“一门五世七进士”。
清朝同治年间，昌乐知县周寅清为《阎氏家乘》写过一篇序言，文中大意是经他考证，连续5代直系血亲代考中进士的当时全国只有4家，其他3家为巴县刘氏、仁和江氏、宜兴吴氏。因此，当时昌乐阎家被称为“四大科举之家”。
阎氏家族连续五世考出7位进士，这与其家族崇尚刻苦攻读的家风是分不开的。明朝洪武元年，阎家迁居昌乐后，七世之内以农耕为主，直到第八世时，阎介石被中央贡院选拔为贡生。阎介石之子阎世绳在康熙十五年考中进士，之后，阎世绳的长子阎愉、孙子阎廷佶、重孙阎循观、阎循琦等接连考中进士。
阎循观，6岁丧父，继而丧母，跟随伯父阎廷佶读书，由于天资聪颖，励志刻苦，少年时便在京师负有盛名，但在33岁那年，因主考官评判不公而落第。时隔9年，当42岁的阎循观考中进士，乾隆皇帝得知其祖父是工部前主事阎愉，其堂兄是当朝的工部左侍郎、二品高官阎循琦时，不禁为这位出身名门、操守不凡的新科进士所感动，破格授他为吏部考功司主事。
除了提倡刻苦攻读外，《阎氏家乘》中还有一些介绍读书“窍门”的文章，在其中的《思成录》中，有一句话点明了读书的要害，“读书最不可谋利，利心动则读书不专”。为勉励子孙读书，阎世绳在该文中这样写道：“尔等果能读书作文就是能体贴我，就是能孝顺我。”
阎氏家训，让家族兴盛400年。《家训》卷中又分为祠堂记礼、友恭会、思成录、训言等多个部分。这些文章详细教导后代如何孝敬长辈，如何处理兄弟、邻里之间的关系，如何做一名忠君、爱民、勤政、廉政的官员，如何教育子孙努力读书等。
阎氏家训影响后人，阎氏家风世代流传，阎氏五世七进士，被传为佳话。
昌乐县第一个中共支部
1927年2月，为了加强潍县、益都、寿光三县党组织间的联系，开辟昌乐县党的工作，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奉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委派共产党员傅锡泽和傅乃武到尧沟镇，在西大街十字路口东侧路北开设“济生大药房”，以行医卖药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创建党的组织和党的地下联络点。
1927年3月底，傅锡泽、傅乃武在“济生大药房”主持召开全体党员会议。会议宣布成立中共尧沟支部，傅锡泽任支部书记，傅乃武任联络宣传员，支部隶属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昌乐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诞生了。
5月初，傅锡泽去潍县城向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汇报工作。为了便于领导和开展活动，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尧沟支部介绍给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傅锡泽随后持介绍信去益都，通过益都县农民运动特派员、团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王元盛与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接上关系。此后，中共尧沟支部隶属中共益都地方执行委员会。
尧沟党支部成立后，在继续加强革命宣传的同时，把发展党员和扩大组织作为主要工作。郭金祥、郭清光组织益都第二小学的进步学生秘密传阅《共产主义ABC》、《陈独秀文存》等革命书刊，向郭清义、郭金民、郭汉宾、郭金彩、张步国、梁绍孔等讲解共产主义的宗旨，并把他们介绍给傅锡泽和傅乃武。经过一个多月的教育和培养，他们6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刘洪元利用扎纸马的手艺和唱地方戏的特长，积极联系群众，发展东西王村王鸣銮入党；刘清溪以做小买卖和串亲的名义，到寿光安家庄发展了数名积极分子；赵来宾在昌乐的赵家埠头等团结了一批进步农民。尧沟党支部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还发展了一批青年团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尧沟支部。中共尧沟支部的党、团员达到了二、三十人，发展壮大了力量，活动范围达到昌、益、寿三县的十几个村子。
中共尧沟支部成立后，由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重要，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的重视。省委领导及工作人员经常经过尧沟来往于寿光、益都、潍县等地，省委文件、宣传品和地方党组织的报告等经常通过这里转送，“济生大药房”实际成为省委与昌乐周围各县党组织联系的一个重要的秘密联络站。同时，“济生大药房”也充分发挥了沟通益都、潍县、寿光三县党团组织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三县党的活动开展和党组织间的交流。
1927年秋，新建立的团青州地委在“济生大药房”召开会议，研究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下如何开展团的活动等问题。到会的有李玉鼎、赵一萍、王元盛、任玉书、傅锡泽等。会议确定以尧沟“济生大药房”为团地委的联络机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0月下旬，省委将《“八七”会议决议案》、《山东省委通告》等文件发到昌乐、潍县、寿光、高密、益都等地，进一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要急速进行武装”的指示。当时，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团省委负责人李东明来到尧沟，决定在“济生大药房”召开青州地区各县党团负责人会议。考虑安全方面的因素，后来将会议移到尧沟附近的寿光县王府村孟雪园家举行，来自青州、昌乐、潍县的6名与代表经过尧沟转移王府村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济生大药房”地下联络机关的工作，以增进省、县各级党团组织的联系。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回到“济生大药房”作短暂停留，然后从尧沟车站乘车返回各地。尧沟支部在沟通党内上下之间联系的同时，也经常得到省委以及各地党组织负责同志的指导。因此，党的工作搞得更加出色。
1928年清明节前夕，郭大同在济南被军阀当局逮捕，供出了傅锡泽和傅乃武。4月10日，昌乐县反动当局奉济南戒严司令部命令，派人到尧沟捕人。主持尧沟支部和地下联络站工作的傅乃武被捕，尧沟党支部遭破坏。
尧沟党支部和地下联络站遭到破坏，但尧沟一带的党员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寻找党的组织，参加寿光、青州等邻县党组织的活动，继续为党工作。傅乃武被捕后，赵来宾和孟赤心积极组织营救。傅乃武在狱中被关押一个多月，因国民党军队攻打济南，政局突变，被释放出狱。
尧沟党支部和地下联络站从建立到结束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在潍坊地区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山东省党的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尧沟党支部把一批有志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唤醒了三县边界地区的穷苦农民并领导他们为自身的解放进行了斗争，为昌乐党组织再次建立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功劳炮”首战高崖
1944年12月15日（农历甲申年十一月初一），鲁中军区一团配合滨海部队解放莒县后，奉命再次攻打高崖。这时，高崖敌人的状况有了一个不小的变化，1944年6月25日一团攻打高崖之后，日军不久即撤走，由伪军辛永功四团、张瑞林三团以及国民党张天佐的十团部分队伍驻守。12月15日晚上11点多钟，战斗开始打响。经过一夜激战，把村西北角据点守敌打闭了气。而村东据点和明楼之敌，仍在顽抗。第二天战斗间歇，部队换防时，明楼上的敌人认为我军撤退，洋洋得意地一边放着戏匣子，一边吆喝“别走啊，打点着！”
12月16日晚上七八点钟，我军又一次发起进攻。战斗大约进行到凌晨一点多钟，村东据点之敌打出白旗，表示投降，并声称天明缴枪。可等天明一看，狡猾的敌人已经通过早挖好的暗道逃跑了，只剩下一个个被打死的和两个被打伤的士兵。据知情者后来说，这个据点里的敌人从地道钻出后，趟过汶河，穿过东山北头、大官庄等地，迂回跑回了昌乐老巢。
鉴于明楼之敌凭借着工事坚固，负隅顽抗，给战斗带来很大困难的实际情况，12月17日这天，一团首长决定，把9月份在葛庄战斗中缴获的日寇的一门“四一式”山炮调过来轰一轰明楼。当时，这门山炮既没有炮镜和其他瞄准仪器，又没有很多炮弹。炮队队长武鸣延借着自己的实战经验和聪明才智，指挥战士们将炮架在高崖河南岸的山坡上，离明楼约有1000米左右的样子。太阳落山，天色似黑不黑的时候，武队长用肉眼从炮筒子里瞄准后，打开炮栓，填好炮弹，一声令下，一发炮弹“嗖”地一声飞向明楼。非常可惜，这一炮打高了。炮弹越过明楼，飞到高崖以北准备打出水援兵的一团四连阵地，幸好没有伤着自己人。武队长及时调整炮位，进一步核算了弹着点，紧接着打了第二炮。好！这一炮打中了。不过，仅仅打掉了明楼的一个角，仍不能奏效。随后，武队长又命令打了第三炮。这一炮从明楼二层中间穿过，只听“轰”地一声，楼塌火起，硝烟冲天。早就做好准备的攻击部队乘势一拥而上，全歼明楼及其他据点守敌，彻底解放了高崖。这次高崖之战，鲁中军区一团连续拔除高崖及附近的七处日伪据点。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初试锋芒的“四一式”山炮发挥了他的强大威力，立了大功。此后，它又随同部队转战南北，多次立下战功，被战士们誉为“功劳炮”。这门大炮，曾存于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