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潍县乐道院被焚亲历记
发生于1900年的潍县乐道院被焚案，是晚清山东教案的组成部分，更是潍县清末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列强侵华和义和团运动的大背景下，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开采坊子煤矿等侵略行为导致的民众排外情绪和教民冲突，是这一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由于缺少更为直接的资料，地方志书对于该事件的记载较为简略。美国传教士贺乐德女士在其记录传教生涯的《New thrills in old china》（1913年出版，直译为《古老中国的新历险》）一书中，专章记述了其在潍县乐道院被焚时的逃生经历，为我们深入直观的了解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提供了另一个全新视角。
在动乱到来的一周前，潍县乐道院里还是一片宁静祥和。传教士贺乐德写道：“尽管中国人对接下来的日子不无悲观，但我们小院里的一切似乎仍那么的平静和可爱。花园里的树莓熟得很好，收获颇丰，我贮存了30罐准备过冬。”潍县乐道院是美国北长老会发展最为迅速的布道站，至1887年已发展信徒879人，而同期整个山东差会共有2858人。至1890年后，潍县乐道院更是发展成为了山东地区最大的布道站。
贺乐德（Charlotte E。 Hawes）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97年1月来到中国并至山东潍县乐道院。期间学习语言，并在在附近及周边地区传教。至1900年6月，她在潍县已经度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尽管早就听说了发生在1899年底的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山东平阴县被砍杀致死的事件，这被认为是山东义和团反洋运动的开端，但潍县乐道院的传教士们仍认为这是偶发事件。他们对于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抱有极大信心，并希望局势会很快好转。贺乐德认为“袁世凯十分开明、善良和进步，正在尽一切努力平复民众，并训练军队以备不时之需。”
在如此寻常平静的日子里，贺乐德仍计划外出传教，准备到距离潍县150里之外的山村“田峪口”（Tien Yu K＇ou），为那里的妇女讲圣经课。在出发之前，贺乐德还接待了自青州东去沿海地区、途经潍县的库寿龄夫人和她的小儿子，并共进午餐。她的丈夫库寿龄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和甲骨学家，当时在青州主持广德书院。从库寿龄夫人口中，贺乐德得知直隶省通州教堂被焚的消息，她担忧自己在美国的家人看到报纸上的这个消息会担心自己。库寿龄夫人则以直隶（Chihli）与智利的英文拼写相同而安慰她：“哦，不会的！他们会认为那是南美洲的智利！”
这大约是在1900年6月17日的事情。第二天，贺乐德如期启程外出。在山村田峪口的传道颇为顺利，她接连讲了五天圣经课。在6月24日星期天的早晨，课程结束时，她接到了潍县乐道院传教士费惜礼（J。 A。 Fitch，1891年至潍县传教）派人送来的信，告诉她务必抓紧时间返回。贺乐德不知道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不到一周时间里，情势已经急转直下。
在袁世凯主政的山东，尽管义和团运动遭到了压制，但其地下秘密活动一直在持续，而且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着。据贺乐德在书中记录，黄县（今烟台龙口）的一位邮政局长截获了一封他认为是“一个拳民写给另一个拳民”的信，其中写道：“本月二十九火烧潍县，静候佳音。”农历的五月二十九恰恰是公历的6月25日，正是后来潍县乐道院被烧的确切日期。当然，潍县的外国传教士们知晓这封信时，已经是在动乱之后，早已经于事无补了。
1900年上半年，面对风起云涌局势的袁世凯，不得不顾忌山东各地外国传教士的安全。他先是要求传教士集中居住在一些大地方，并一再要求他们千万不可外出。6月，他又要求传教士尽快撤离内地，转移到相对安定的烟台去。经过与巡抚袁世凯的沟通，当时在济南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韩威廉紧急通知各地传教士“到沿海地方去”，撤退至烟台青岛一带。时任美国驻烟台领事法初（John Fowler，又译作福勒）紧急租用日本籍轮船“广丸号”（Kwangki Maru），并任命美国北长老会烟台传教士韦丰年（George Cornwell）为负责人，往来于烟台和羊角沟之间接应从内陆往烟台转移的外国人士。羊角沟港即羊口港，位于今寿光市羊口镇，系小清河入海口。清末羊角沟港系小清河海河联运港口，特别是随着光绪十九年（1893年）小清河全线疏通后，内河水运迅速兴起，羊角沟随之发展成为繁华的水旱码头。
在贺乐德女士收到紧急书信的前两天，6月22日上午10点，潍县乐道院收到了韦丰年从从烟台发来的书信。在潍县乐道院传教士方法廉（Chalfant）事后写给长老会外交使团委员会的信中说，“他（韦丰年）负责我们的领事官法初阁下派出的一条船，停靠在潍县西北50英里处的羊角沟码头。有消息要求我们立即赶往那里登船，我们决定第一批人于星期六上午9点出发。与此同时，我们派出了特别信使，通知在若干英里外内陆地区传教的宝安美小姐和贺乐德小姐马上回来。我自己将护送二位女士，并解决可能出现的一千零一个麻烦。”
当时在潍县乐道院的美国传教士，除了外出传教的贺乐德、宝安美以及决定留下来接应两位女士的方法廉三个人，其他人都于6月23日的早晨启程，赶往羊角沟港登船离开。在费惜礼离开前写给贺乐德的信中称，“情况十分严重，我们被要求立即向沿海转移。明天我先带着妇女和儿童去羊角沟，有一艘船等在那里。方法廉先生会留在乐道院，等你和宝安美小姐回来后一起转移。”
传教士宝安美（Emma F。 Boughton）受狄乐播（Robert。 M Mateer）所聘，时任潍县乐道院专招女生的文美书院的院长。令人遗憾的是，庚子之乱过后离开的宝安美，再未重返潍县。方法廉，又译作方法敛，1888年受美国教会派至潍县传教。在这场乐道院被焚风波之后的1902年，他又返回潍县继续传教。之后，他跟青州的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合作，在潍县大量收购、倒卖和研究甲骨，并于1906年发表著作《中国原始文字考》，是甲骨文的早期研究者。在这场动乱发生时方法廉38岁，尚算得上壮年，由他留下来保护和接应滞留的两位女士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正当方法廉在潍县乐道院焦急等待之时，接到消息的贺乐德于6月24日早晨离开田峪口，匆匆走在赶回潍县的路上，一直到傍晚才停下来休息。当她走在街上时，“人们很快聚拢到一起，扎堆来看‘洋鬼子’。一个人还说‘杀了她’”，好在“没人响应，场面还算非常平静。” 这位女传教士已经发现情形的异常了。
休息过后，正准备再次出发，潍县乐道院再次派出的捎信人接上了贺乐德。这次是方法廉牧师发来的消息，让她“连夜赶路，加快返回”。当贺乐德连夜赶回乐道院时，已经第二天凌晨两点了。比她早一天从乡下赶回的宝安美迎了出来。二人回到宝安美女士的住处稍稍睡了一会儿，就起床继续收拾行李。一整天里，他们都在忙碌着打包装箱，并把所有的箱子都汇集到方法廉家的院子里。他们计划在启程时把这些行李集中装载到手推车上，雇人运送到羊角沟港，随他们一起转移。一些带不走的杯盘餐具和罐头，则找地方埋藏起来。对于即将实施的转移和逃离，贺乐德还不无遗憾的感慨：“我们以这种方式离开，中断在这里的传教事业，似乎非常荒谬。”
然而，让他们始料未及的乱局却突然而至。起初，二位女士走在乐道院内的街上，“令人很恼火地遇见了一群傲慢、吵闹的孩子”，旋即“一种可怕的感觉涌上心头。当时街上已经有了人，佣人们正试图把他们赶出去，说他们从学校里偷腌菜。”下午4点，一个本地牧师李平一（Li Ping I），推手推车到乐道院来取走自己和别人的一些物品。“在装车的时候，一群不守规矩的人挤进了我们门口”，方法廉则抄起一根拐棍，把他们赶了出去，并守在了乐道院的北大门。李平一推车刚走出大门，车上的东西就被一抢而光。方法廉回忆道，“我除了紧闭大门，以防暴民再闯进来外，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毋容置疑，事态正在不可控制地滑向更糟。鉴于此，方法廉非常严肃跟女士们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必须在半夜离开，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也许在那之前我们就会被围攻。”他让两位美国传教士和其他五个当地女教民集合到他家中，自己则走出去，尽全力控制局势，保障安全。同时，他给潍县县衙发去紧急求助信，希望衙门能够派兵前来。
守在乐道院北大门的方法廉不仅有一根拐棍，还有一支枪。在门口与拳民的对峙中，他坚持了两个半小时，希望自己能够撑到衙门救兵的到来。他持枪警告拳民退到二十步以外，他们则把砖头石块扔过来回应，并一度砸伤了他的脚。躲在墙角处的方法廉，后来只等来了一个骑兵，而且只“晃了一下手里的枪就又骑马走了，什么也没说。” “后来才知道，他不是被衙门派去帮忙的，而是随便从别的地方回来路过的。”
到晚上7点，刚过了夏至三天的潍县，正是白昼最长的时节，天仍然很亮。方法廉希望自己能在太阳落山之前挡住这群人，以便在黑暗的掩护下逃走。对峙中，孤立无援的方法廉感慨道，“假若有一个来自衙门的士兵前来，就可以避免灾难的发生。但仍然没有人来救援，我只能静守在原地等待。”面对持枪的方法廉，拳民大声嘲笑他，“滚回你老家，去找你爹娘吧！”还有人大喊“大刀会刀枪不入！”
时年13岁的潍县人丁叔言，亦曾亲见“刀枪不入”的拳民练功轶事。在其自著的《丁叔言五十年之回顾》一书中，记义和团“起于山东，继入直隶，白莲教之遗裔也，其徒多习拳术，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称‘义和团’，遇洋人则杀无赦，自谓术乃神授，不惧枪炮刀剑。学习者向东南拱手诵咒，倒地后神即来附，跳起演拳术刀枪，或称孙悟空下山，或称黄天霸、张飞，力竭乃已，实怪诞不经。”丁家的一位刘姓仆人，亦从众练习神功，演习时自云“猪八戒附身，伏地嘬土，双唇为裂，至流血不止，可发一噱。”
方法廉虽未见识到拳民的神功，但他们使用砖头瓦块的攻击却一直在继续。“7点45分，他们发动了进攻。有几个人沿着附近的河岸（虞河）绕到了我身后，我意识到情形对我不利，大声警告他们。他们一边叫喊，一边朝我扔砸石块。我冒着接连不断的投掷物跑回大门。毫无疑问，他们想杀了我。”
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柴莲馥编辑出版的《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中，收有韩竹坡采写的《山东之难》，并以《焚楼》为题记载了潍县乐道院被焚事，亦曾记述了方法廉当时面对的情形：“俄而匪徒鳞集，势愈凶猛，人山人海，道路为之一塞。然贼人胆虚，不敢径行抢杀，只数十人闯进院内，逞其雄威。方牧师见此情形，即手执洋枪出立匪前，向众和颜问曰‘尔等来此何意？’众人不答，只是喊杀。方牧师见势愈急，只得用洋枪向空中虚放数声，意欲吓退匪徒。怎奈匪多胆大，见方君虚放洋枪，意其不敢伤人，遂蜂拥而上，势欲擒而杀之。方君见势不可遏，急向乐道院后面奔走。”
跑回乐道院，砰地一声关闭北大门的方法廉惊恐的发现，有拳民撞开了乐道院从未用过的南大门，蜂拥进了院子。他迅速跑回家同女士们会合，“用家具把门窗封堵起来，关上饭厅和起居室之间的推拉门，躲到了楼上”。贺乐德家善良的厨子并没有逃走，在紧急的情况下操持了一顿晚饭，有豌豆、玉米和面包。大家勉强吃了一些以补充体力。贺乐德事后得知，这位本可以早些轻易逃走的厨子，后来“却几乎被拳民打死。他们把他的衣服都撕了下来，用有钉子的棍子打他。他不省人事，在路边昏死了几个小时，最终有善良的人施以援手，帮他回到了家。”另外乐道院还有一位肖大嫂（Siu ta Sao），曾经在医院里帮过许多贫病之人，耐心为她们清洗疖子和脓疮。当她走出乐道院大门时也受到了攻击，但突然从那群人中发出一个声音：“放开她！这是肖大嫂！”于是，小包袱被还给了她，并得以安然无恙的离开。贺乐德女士认为，这些善良和美好，堪为暗夜中的一线光亮。
晚上8点，正在楼上祈祷的他们发现乐道院内的礼拜堂已经着火。“我意识到，逃跑的时间到了”，方法廉如是说。因为他家正毗邻礼拜堂，马上就会被烧到，死亡已经变得如此之近。事实上，他们逃出不到五分钟，这幢房子就也被点燃了。
贺乐德回忆道，“我们已经听到暴民在狠狠地打砸窗户。我们知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逃出去。我们翻过客厅窗户来到门廊（这时我们与餐厅里的暴徒只有一道折叠门相隔）。方法廉先生忠实的仆人从门廊搬来一把梯子，搭靠在墙上供我们翻墙所用。方法廉先生先走出去，并举起双臂帮助我们每个人。几位中国女人被大火吓得不知所措，但我们推着她们快走，否则我们永远也走不了。”
隔壁院子里的几个拳民发现了他们，大喊“洋鬼子要跑了！杀啊！”并朝他们扔来砖头，掠过了他们头顶。幸运的是，他们在紧急关头找到了梯子，而这是此前方法廉找人维修屋顶时放在门廊边的。事后，贺乐德在回忆中除了感激这架幸运的梯子之外，还无比庆幸他们白天集中归置在方法廉的院子里的行李箱子：“我们把打好包以备装船的箱子整齐摆放在后院，此时迷惑了暴徒，让他们沉迷于战利品，互相争斗，大喊大叫，忙着搬走它们，以致暂时忘了我们。因此，我们才得以从房屋另一边的院子逃离——这里是整个乐道院唯一没有拳民的地方！”
幸运还在继续，三位外国传教士和其他人顺利翻过了乐道院的墙头。虽然看到远处有人活动，但万幸在墙外没有遇到拳民。他们躲开人群，穿过玉米地到达了李家庄。他们认为李家庄是一个友好的村子，现实也正是如此。早至1882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乐播夫妇至潍县筹建布道站时，即得到了潍县东南郊李家庄教民的大力协助。在他们的帮助下，狄乐播于1883年解决了用地问题，“已经获得的房屋坐落在潍县城郊，矗立在气候宜人的山坡。与城区相比，这里容易遭受抢劫和暴力袭击，但是传教士们认为住在这里对自己的健康更有益处”（《1883年潍县布道站报告》）。随后，他们1884年在这里建了男校即文华馆，1888年又开办寄宿制女校文美书院，1890年又建立教会医院狄乐播夫人纪念医院。至1900年被焚前，潍县乐道院已发展到相当规模。据民国《潍县志稿》载，被焚房屋有“楼房四十二间、瓦房一百三十六间。”而根据传教士自己的估计，潍县乐道院的总损失为64421两银子，其中包括12名传教士的个人损失28571。80两。
在农历庚子年的这个夏夜，除了医院的病房和门房，潍县乐道院几乎“所有的房子，包括药房、礼拜堂、中国民房和两所学校，都被烧毁了。”少年丁叔言亦曾遥见了乐道院的这场大火，“日暮火起，余登十笏园假山绝顶遥望，其光熊熊也。”
房子被烧，能带走的东西则皆被乱哄哄的民众劫走。方法廉后来听说，赶集日时，他们的椅子和其他物品在街上被公开叫卖。在这一事件中，虽无外籍人士伤亡，但民国《潍县志稿》载“焚死教民朱东光、刘作哲二人”，有两位中国教民罹难。刘作哲是长期寄宿在乐道院的一位老人，在传教士方法廉抵挡拳民时，他一直跟随并试图劝说人们离去。朱东光则是广文馆的一位教师，在去学校的路上不幸被杀。在《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中，韩竹坡也记入了在此次事件中遇难的教民，并称其时潍县“县令曾笃斋实端坐于乐道院北大门首，目睹匪党杀人放火而不禁阻，言之令人发指！……一场巨祸，虽系拳匪为害，究竟是地方官不知时务所致，在明眼人自能知之。”曾培，字笃斋，四川成都人，光绪间进士。这位当时署理潍县的曾县令，虽然在潍县士民眼中被目为循吏，后来亦曾被丁锡田记入《潍县职官传稿》，但在外国传教士和教民眼里，他在处置乐道院被焚事件时显然有应对不力之责。
翻出院墙幸免于难的众人，在友善的李家庄得到了村民的帮助。一起逃出来的三个女教民暂时留在李家庄避难，随后各自回家。有四名本地人帮助的三位外国传教士则继续逃向坊子，因为那里的煤矿驻有德国人。
一行人自李家庄折道南行，不敢走大路，而是取道庄稼地。这时，地里的小麦刚收割不久，玉米等作物还没有长起来，所以借道其中还算通畅。更重要的是，这时不是收获季节，没有人在田间看守庄稼，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他们的行踪。贺乐德女士后来不无庆幸的分析说：“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一样，也在即将收获的时候，用草席和杆子搭建小屋，带着狗和枪看守庄稼。但我们奔逃时，麦子刚刚割完，还没到收获谷物的季节，所以我们面对的就只是空旷的田野。”为了躲避可能攻击自己的人群，他们还“一度躺在玉米田里直到天黑，等一切似乎都安静了下来再走。”当然，他们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了一些人。有的人态度友好，说“他们在这里很好”，言外之意是说不应该被如此对待。但也有人对逃跑中的传教士给予嘲笑，说：“你们干啥不回家呢？回你们老家去吧！”
他们相互扶持，摸黑前行。因为“身后有燃烧的建筑物，天上有星星，我们很容易就能保持住方向。我们避开了所有的村庄，一听到脚步声就趴在地上。这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策略，我们不想让人知道我们的行踪。”
连夜奔走了十四五公里后，他们在午夜十一点半抵达了德国人控制下的坊子煤矿。从乐道院到坊子煤矿德国人驻地，直线距离约14公里。在将近120年前的潍县，远没有现在这般的楼宇林立和村镇相接，两地之间有着大片的田地。对于贺乐德和宝安美两位女性来说，趁着暗夜在田野里如此奔逃，自是苦不堪言。在事发后第三天，从坊子写给自己妹妹的信里，贺乐德特意描述了自己到达坊子时的狼狈：“鞋里填满了泥，没戴帽子，只穿了白衬衫和蓝印花裙，没有行李。在我们准备出行的时候，宝安美小姐穿了一件旧的盥洗服，然而我们摆好了干净衣服和旅行用品，以便在收拾完行李后再穿。但是你看，我们没时间换衣服，拳民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除了衣物、行李，贺乐德还“忍不住惋惜遗失了的那些极好的书籍和照片，包括你们所有人的照片，特别是我们母亲的照片；还有我那架可爱的小钢琴，它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还有所有好友们送给我的爱的礼物——包括那床来自桑迪赛德教堂的漂亮丝绸被子”，突如其来的动乱俨然已摧毁了所有的美好。
对这些避难而来的美国传教士，坊子煤矿的德国工程师们表示了热情的欢迎。这除了因为西方人具有相同的信仰，另一个原因是发生在上年2月的一个具体事件：乐道院的传教士们曾“庇护了五名德国铁路工程师。他们被一群乱民赶出了火车站，两手空空的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没有料到的是，桌子会这么早就翻了过来。这里的人都知道那个小插曲，这使得我们这些传教士尤其受欢迎。”
在烟台长老会传教士郭显德等人写给美国驻烟台领事法初的信（1900年2月14日）中，曾更为详细的提及了这一事件。他们认为，由于德国人在山东开采煤矿、铺设铁路种种活动导致的极端矛盾，已经威胁到了美国传教士及其家属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为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国籍一向不加分别。同时举例说“就在最近，几个德国采矿工程师在距离潍县15英里的地方被一群暴徒攻击，德国人开枪杀了三人，伤及多人后，被民众一直从肇事地点追了7英里，最后逃到潍县的美国教会院内躲避”，“现在由于德国人的入侵，我们的生命、财产和工作，或多或少地受到危险。德国政府应当注意，无论是通过中国官方或是他们自己，给予我们合宜的保护。”潍县丁锡彭有诗句记录德国人修胶济铁路至潍县时掘坏屋庐田墓的情况，“夷狄肆残暴，祸延及平民。坏我垣与屋，掘我田与坟。生人无所寄，死者无所存。败棺弃沟壑，白骨满中原。哭声震四野，天地为之昏。道路岂无人，恨恨不敢言。大官不能恤，告之反遭瞋。”（见丁锡彭《贞园诗钞》），在德国人大肆扩张权利所引发的民众切身之痛和愤恨仇视，于此可见一斑。
潍县的动乱发生后，德国人热情接纳了这些逃难的美国传教士。他们先张罗了一顿晚餐，并安排他们在驻地休息。当得知拳民可能前来侵袭，德国人立即从附近的矿场调来人手和枪支、弹药等，增强这里的防御力量。
图片↑20世纪初的坊子煤矿。
6月26日，被破坏的电线一修好，方法廉就与烟台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郭显德取得了联系，寻求援助，电文称：“布道站二十五日傍晚遭焚，所有东西都毁了。德国煤矿人员等待德国骑兵今天到来。请电告纽约。方法廉。”又打电报给给青岛军队，告诉在那里的方法廉夫人相关情况，并设法通知其他各地的传教士，万不可再经由潍县乐道院去青岛。
为了保证安全，除了加强防卫外，坊子煤矿的德国人还把自己有“大炮”的消息扩散到了周边村庄，说“如果有人进入一百码以内，就会被炮打死”。但早餐后不久，矿井旁边的大烟囱前还是升起了浓烟和火焰，有人在那里堆了一大圈木柴并点燃。德国人及时赶到，在造成重大损失之前把火扑灭。到晚饭时间，人们发现一群乱民开始在远处聚集，蜂拥而至。对此，贺乐德非常恐惧，在信中对自己的妹妹说：“我可以羞愧地告诉你，再见到这些暴徒时，我吓得几乎要吐了”。对于地方首领派来帮助德国人守卫的一队士兵，她觉得不可信任，认为他们跟那些乱民一样，都想杀死他们这些外国人。
德国人备好枪炮和弹药在围墙边守了一整夜，然而预料中的战斗并没有发生。第二天早晨，当贺乐德女士问其中一位昨晚是否打死人时，她见识到了德国人的幽默：“是的，杀了一个——一个蚊子！”
在坊子驻留期间，传教士们不仅受到了陆续前来的教民朋友的慰问，也迎来了一位“贵客”，一位带着红帽子随从的中国官员，庄重体面地前来拜访。这位中国官员显然是潍县的地方官，其名姓贺乐德并未记明，或即当时署理潍县的曾培。在山东巡抚饬令各地严加保护洋人的情况下，这位地方官不得硬着头皮来应对这桩大麻烦。
在贺乐德女士的记录里，这位潍县地方官在与传教士方法廉的长谈中，起初试图把乐道院被焚的责任全推到外国人一方。如此无果后，才开始为这场灾难道歉。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官员“试图用一百两银子进行贿赂，而银子就藏在他带来的一大盒茶叶里。方法廉先生发现了银子，还给了他，并称这如果跟‘公共事务’有关，就连茶叶也不能收下了。”很显然，地方官员对于刚刚发生的乐道院大火惴惴不安，害怕自己因此而担责，非常急于把事情处理妥当。他向方法廉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茶叶“只是我个人给您的礼物，方法廉先生！”
烟台和青岛方面得到潍县传教士被困的消息后，曾经派出至少由20名德国骑兵组成的救援队前来救援，途中受阻后又被迫返回胶州，并在那里等候接应从坊子转移过去的他们。从6月25日逃至坊子，贺乐德、宝安美和方法廉三位美国传教士不得不在德国人的驻地滞留了数日，直到有一天德国人得到指令，被允许撤离潍县回到沿海地区去。
接到指令后，在坊子的德国工程师立即开始行动。他们拆卸一些重要装备，并打包准备运走。他们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如此被舍弃心有不甘，说：“如果中国人烧了这里，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当他们离开后的第二天，拳民还是袭击了这里。据民国《潍县志稿》所记，六月初六，也就是7月2日，“焚坊子矿局德人草房七间”。
潍县乐道院的三位外国传教士，跟随德国人一起撤离，目的地是青岛。跟他们一起同行的，还有县衙派出的100名护送步兵，潍县地方官跟方法廉先生沟通之后，决定采取这种方式来补救自己辖域内发生的火烧教会事件。然而，贺乐德对于这支中国护送队仍心存戒备，她认为这些奉命而来的中国兵并不想真心的护卫他们。“经过每一个村庄，都会见到人们成群结队地出来。这些背信弃义的士兵对村民说：‘你们要是想打洋鬼子，就去打吧。我们有军命在身，不能违抗，但你们要是敢干，我们是不会干涉的！’”如果贺乐德女士记录的这个细节属实，反映了在内外矛盾、教民矛盾紧张、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大环境下，这些原本来自老百姓的士兵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巨大影响。
这是一支庞大的撤离队伍，“最前面有二十五人骑着马，主要是德国人和中国官员，然后是一架载着一个德籍病人的軕子，接着是骑着一匹病马的方法廉先生，再后面是十辆满载德国人货物的大车，最后是由一百名中国步兵组成的护送队，这是潍县的地方官坚持让我们带着的。我们起初并不想接受他们，但他坚持如此。”撤退途中，他们遇到了一条拦路的大河，需摆渡而过。为了等待所有人和货物依次渡河，这支撤离队伍不得不在此耽搁了几个小时。虽然贺乐德女士没有写明这条大河的名字，但我们很容易就能推断其当为潍河。按照他们的撤离路线，从坊子至高密、胶州，然后再乘船到青岛。这么多人的庞大队伍，有车有马，经行的极有可能就是潍县至高密方向的官道，他们要经虾蟆屯，过渭水溪、南流集，再进入安丘界，继续向着东南方向前进，途经的最大河流即为潍河。
撤退的路上，他们一度遭遇险情。7月1日的晚上，他们在一个村子的小旅店投宿。村里的民众显然非常不友好，还没进村之前，村民们就三五成堆地站村外的坟头上盯着他们看。村里街道两边的人，更是满脸敌意。当他们住进旅店时，还有民众成群结队的闯进来，以致德国人不得不数次朝天开枪，吓跑他们。“那晚我们几乎没睡，因为有人劝我们不要脱衣服，因为可能随时都要逃走。”还有一次，他们中午停下来休息，德国人的一匹马竟然被偷走了，“为了追回那匹马，他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小冲突。”
7月2日，撤离队伍终于在胶州城外遇到了前来接应的救援队。这只由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柏尔根（Paul D。 Bergen）会同30名德国骑兵组成的救援队，此前一度试图赴坊子救援，至高密时被驻巡的清兵所阻滞，只得返回胶州等待。柏尔根当时在登州文会馆任职，这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也是齐鲁大学的初创阶段，是后来的山东大学的前身。1904年伯尔根随登州文会馆一起迁至潍县，继续担任广文学堂监督，学堂更名为大学后，又任广文大学、齐鲁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后于1915年病逝于潍县。现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内仍保存有“柏尔根楼”，以纪念这位著名教育者的杰出贡献。
前来接应的队伍，“柏尔根博士骑马走在前面，一个身着英俊制服的德国骑兵军官向我们致意，并把一瓶甘甜的泉水和一大块甜巧克力递进了軕子。”贺乐德女士等人饥肠辘辘，当然会感觉这些东西十分美味，“我们说从未尝过这么甘美好的东西”。
当晚，他们在胶州城内的瑞典教会里歇息。驻胶州一带瑞华浸信会传教士早就因为紧张的局势而撤离了，撤离队伍在这里得到了此地的德国邮局局长的款待。第二天他们再次起程，“天刚蒙蒙亮时，我们又趁早出发，刚好及时赶到海边，登上开往青岛的政府小汽船”，通过水路横跨胶州湾到达了青岛。
从1900年6月25日间翻墙逃离潍县乐道院，到7月3日抵达德国势力范围下的青岛，这三位传教士在一周的时间里经历了太多磨难，以至于脏乱不堪的一行人终于跟方法廉夫人和其他传教士会合时，“都流下了喜悦的眼泪，我们赞美上帝拯救了我们。”
他们暂居于伊伦娜大街（今湖南路）的柏尔根家，受到了他们一家人热情的招待。到这里的第二天，他们又迎来了从台儿庄出发，同样经胶州乘汽船转移而来的四名沂州传教士，一时间“屋子被我们这些逃难的传教士给挤满了。”
在青岛停留三天后，贺乐德启程经停上海并于当年8月份返回了美国。四年后的夏天，她将再次来到中国，回到潍县继续她的传教生涯。
（文图：孙福建。郭君同、王学义对撰写本文亦有帮助。）
编后：
这篇考证文字得来不易，英语水平蹩脚如我，仅仅是逐个单词去译读原著，就用去了包括整个春节假期在内的半月时间。再对文字进行汉化，引证，推敲，又整整用去了半个月，才把这篇文稿打磨成型。然而，出于某种荒唐的理由，这篇稿子最终遭遇了撤版之痛。与其将其束之高阁，勿如发来与大家分享。另请文抄公们手下留情，有抄必究，立此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