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年货
作者：刘海军
后天是除夕了。
不能回老家给娘上坟、陪她过年，没有农村那种热闹的腊月大集可以赶，不能放鞭炮，更不可以外出游玩等原因让今年的除夕更为平淡，单凭几幅对联和一些福字、过门钱确难撑起往昔春节时应有的场面。
要论吃的，日常里就是那些菜蔬、牛羊鸡鸭猪的肉，要是不像小时候父母那样炸点诸如茄合、藕合、带鱼、鸡块一类的年货，也真就没意思。
小时候，过了腊月二十六大集，家家户户都忙着摊煎饼、蒸饽饽、杀鸡炖白菜、炸年货，尤其要检查一下年货是否置办齐全，够不够，或者是压根儿就忘了买。毕竟开始计划要买的一个崭新的椽盘、一把刷锅用的槌竹（方言，用笤帚苗捆绑制成）、一条新毛巾、一个水瓮或大缸、一个和面用的缸盆、一把新筷子、几个白碗或盘、一把扫院子用的笤帚、一双手工制作的鞋垫或是几双袜子……都琐碎得很，都是一些趁着过新年才记起要买的事关饮食起居的必需品。
野孩子们纷纷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家中，在父母几乎全线崩溃的管控中为所欲为，为嘴巴，为新衣裳，为了一切，就是想不起来要做学校布置的作业。听话的可能会帮着大人们干一些活络，拉拉风掀，扫扫地，到大集、供销社跑跑腿，或是洗碗涮筷子；不听话的就把力气全用在吃上（仿佛前八辈子都是饿死的冤魂儿），用在与大人们做艰苦卓绝地斗争上，坐地起价，誓要把一年里所受的委屈全都讨个公道回来。要不就是为吃上一块大白兔奶糖、多买几个摔爆仗和拉鞭或其他大人们不可能办到的稀罕东西而变着法地使作（方言，使坏心眼）。
当你在村子里转悠时，一旦听见有哪家的野孩子在鬼哭狼嚎，大可以在这家门口的门档上标注一个“骨灰级野孩子”的记号。
过年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野孩子都会变得相对乖巧、听话，而且对眼前所享用到的一切表示出十二分的满意、知足。比如我，每年的这几天都会充分沐浴在我娘一年里少有的宽容之中，呼饼（方言，耳光）直接换成糖块儿、饽饽和包容、大度的微笑。即便看见我不再吃煎饼而专门摸那一个两个的饽饽，甚至偷吃蒸鸡白菜里的鸡肉时都不会瞪我几眼、嘟囔我几句。不仅如此，跑供销社时她还故意多给出一些钱。有时候，我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她都不出一声地自顾自地打扫干净地上所有的碎片。父亲更是如此。很多时候，我都幸福到分不清东西南北，以至于天真地幻想着要是天天都这样该有多么美好。
我知足、快乐地过着每一天，尽情地一觉睡到自然醒后再披着棉被吃我娘一直温在大锅里的饭。这样的待遇也会让我觉得不好意思，吃饱肚皮后就假模假样地咋呼着要求干一些营生。遇上他们确实忙不过来时，我的要求还被立即回应上了。
有一年，父亲忙着去大队结算提留、出义务工清扫村内大路上的积雪，娘就抓我的差，把我从被窝里“提溜”出来。他们要炸年货，一大早就开始张罗。我有些不情愿地爬出被窝，穿上她烤热乎了的棉袄棉裤，蹲在锅台前拉风掀。
年年要炸年货，都是一些地蛋合子、藕合子、茄合子、鸡肉块儿、刀鱼、鲤鱼、排骨和山药一类的，随着当年光景的好坏而略有变化。这些年货有两个重要用途，一是当作祭拜各路神仙及大年三十中午上祖坟用的贡品、祭品；二是当作年夜饭和接待正月亲朋好友的主要菜肴。炖炸鸡、炖排骨、炖刀鱼、炖草鱼鲤鱼在老家那一片儿算是地方特色，现在已经成为农家院一类酒店用来招揽顾客的拿手菜、招牌菜。
炸年货需要用大量的鸡蛋和食用油，鸡蛋打碎与白面（那时农村还未普及使用淀粉，再者，加淀粉炸出来的皮子太硬，不好吃）搅匀后裹在各种要炸的食材上。食用油倒进大锅中，掌控好油温，然后一个个地下锅炸到焦黄即可。我负责拉风掀、用笊篱翻油锅中的各种食材，并在我娘的指示下把已经炸好的捞出锅。她则负责各种食材的准备工作，直到放进锅中。这里面的技术活很多，琐碎而细腻，比如鸡蛋与白面混合的比例、往食材上挂时的厚薄、大锅中的油温、怎么掌握炸透炸熟等。我管不了这些，一切都由她掌握。要注意的就是别被热油烫着手，乍一进锅的食材会激烈挣扎，有时要“吱啦吱啦”地叫唤，甩出一些水分。水进热油中，就会四处飞溅，到处攻击。溅到皮肤上，不管是哪都会立即烫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可爱”的小燎泡。那天，我饱受折磨，深受其害，够够的。
我娘只是笑，并把炸好的各种合子装盘递到我面前，意思是让我边吃边干。她的这些小伎俩不怎么好使。我一边吃一边拿着笊篱，一边看着锅底的柴火，还一边不停的“哎吆哎吆”地哼唧，以示抗议。习惯了当野孩子，拘在厨屋里不到两个小时，我就开始出现抓狂的“症状”，一个劲儿地抱怨父亲怎么还不回来替替我、救救我。也忘了熬多久，等父亲一回来，我抓一些油腻腻的合子便窜出家门。
这是一些难忘的琐碎记忆，但是无形中却从娘那里学会怎么炸年货，也实践了一二十年，谈不上炉火纯青，可足以在烟熏火燎中把年的味道提升至一定的浓度，香喷喷，热气腾腾。
“还是多少炸点吧，为老人和孩子，不然也真就没意思了。”
妻子一锤定音，我遂得令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