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医父亲
岳坤
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又是一位品德、医术双优的乡村医生。如果让我对他作个评价，坦率地说，他既不是称职的父亲和丈夫，也不是称职的农民，但绝对是一位称职的医生。在近四十年的从医生涯中，他披肝沥胆，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用实际行动默默实践着“仁心济世，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把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乡村医疗卫生事业，赢得了广泛赞誉。作为女儿，我无意为父亲歌功立传，只是凭自己的良心和责任，将他的事迹略作录记，以表达对父亲及所有奉献在基层的医务工作者的敬仰之情。
父亲从小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但在那个食不果腹、医学书籍奇缺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想学医谈何容易。面对重重困难，父亲并未气馁，硬是靠求亲告友借钱、借书，走上了漫长而艰辛的自学之路。从十多岁起便开始系统地钻研医学基础理论，用自己的身体练习扎针、把脉等。他勤奋好学，多方求教，凭着高小学历和较高的悟性，终于学有所成。成为我村建国后第一位乡村医生。
“文革”期间，乡村医生改称“赤脚医生”。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位“身背红药箱，千家万户留脚印”的赤脚医生了。据母亲讲，自从她嫁给父亲的那天起，我家的生活就没有安静过。几年之后，渐省人事的我便有了与母亲相同的感受。当年，我们一家六口住在长不足五米、宽不足四米的两间旧房子里，其狭小、拥挤之状可想而知。那个年代农村各方面的条件都极差，根本没有医务室或者卫生室之类的基础设施。身为乡村医生的父亲压根就没有办公的地方。我家的袖珍小屋便“义不容辞”地充当了医务室。这无疑让原本狭小的房间更加拥挤不堪。来来往往的求医者常常搅得我们坐卧不宁，寝食难安，苦不堪言。单是取几片药还好说，不用几分钟便走掉了。最令人头疼和尴尬的事是给患者作检查和打针（即打肌注）。因为，每当给患者检查身体或者打肌注时，父亲总是把我们姐弟四人统统赶到庭院去。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我们随时都会被毫不客气地“驱逐”出屋。这令我们懊恼不已，叫苦不迭。最最令人尴尬的事情还远不止此。我所说的两间房屋其实是一大间，没有厢房。由于条件所限，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一个大土炕上睡觉。遇上夜诊，煤油灯一亮，全家人的睡相便会尽露人前。这样的尴尬，一直持续到我十四岁那年我家建了新房以后。搬入新房后，新房又理所当然地成了医务室。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二十多年间，父亲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行医，一人承担着上千口人的医疗工作，除了每天挣一个整劳力的工分外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他与一般社员的不同之处是没有具体的上工和散工时间。一年三百六十天，不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也不论酷暑严寒，只要有病号，他都义无反顾地接诊。他医术高，态度好，待人热情实在，换来的只是比其他乡医更多的赞誉和忙碌。除此之外，没有丁点实际利益。因为口碑好，方圆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乡亲也都慕名前来找父亲看病。那时，只要有人生病，“快找美美（我的乳名）她爹！”成了乡亲们的口头禅。
村里人习惯在吃饭时间办事和串门。我家在这个时间前来买药和看病的也格外多。父亲总是把手中的饭一撂，先接待病号。即便手中还剩一口饭，他也顾不得吃完。从不让病号久等是父亲几十年不变的老习惯。家人百劝不能改，病号劝也无效。他总是说：“没事没事，先看病要紧！”一顿饭热三五遍是常事，为出诊耽误吃饭甚至不吃饭也是常事。从我记事起，父亲总是忙忙碌碌，东奔西跑，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很少。使我从小养成了吃饭不好等人的习惯。
大凡夜间求医者都是急症。因为着急，他们总是狠劲砸门，大声吆喝。我家天井院很大，担心父亲听不见，他们在砸了大门后，再绕到房后狠劲敲窗户。惹得四邻的狗齐声狂吠，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每当这时，都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中敌特抓共产党的恐怖场面。而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对父亲来说更是寻常之事。他总是条件反射般地爬起来，一边“哎，哎！”地答应着，一边摸索着穿衣服，找药箱。反应之迅速，动作之敏捷，直如受命出征的士兵。其实有的人并非重症，不过是头痛脑热；有的人折腾半宿仅仅为取几片止痛药。而我们被折腾醒之后，很长时间都心神不定，难以入睡。日久天长，我不由心生怨恨。有一段时间，我曾恨透了父亲和医生这个职业。我之所以没有女承父业，便是这个原因。但夜半敲门甚至年五更敲门的事依然继续着……平常素日的夜半敲门声尚能勉强忍受，年五更的敲门声简直令人忍无可忍。但，不能忍也得忍。乡医之家与寻常人家大年五更的不同之处，便是在享受新春幸福的时刻，首先体验一把恐怖与刺激。或者在渐次浓密的爆竹声中，全家人围坐在堆满年夜饭的饭桌前，眼巴巴地盼望着出诊的丈夫和父亲早点回家……对此，父亲从未有过一句怨言和怠惰。我有时抱怨，他总是先把我教训一顿，然后说：“咱干的就是这一行，咱不去谁去？”
师生间有“师生如父子”之谊，为官者有“爱民如子”之说，作为医生，父亲则是真正地“视患者为亲人”。特别是对待那些老、弱、孤、残病号，他始终坚持上门服务。对生活特别困难者则实行义诊。有一位半身不遂的老汉，从四十多岁起就瘫痪在床，因为抵抗力差经常患病，父亲也就经常接诊，直到他九十岁去世。后街有一位癌症晚期患者，在家接受肌注和输液治疗。像这种垂死之人医生大多不愿接诊。其家人接连请了三位医生都没请动。找到父亲时，他二话没说就去了她家。患者因病痛折磨脾气异常暴躁，稍不如意就摔摔打打，极不配合治疗。房中卫生也极差，异味刺鼻。但父亲不嫌脏不怕累，始终耐心地为其治疗。感动得患者声泪俱下，拉着父亲的手说：“恩人啊，下辈子让我变牛变马，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吧！”类似这样的感人故事，实在是不胜枚举。
还有件令我感动的事情，是父亲勇救溺水者的一幕。有一年夏天，一外村人在我村东河游泳时不幸溺水，被人救起后，其同伴经村民指引找到了父亲。然后用摩托车十万火急地把父亲载至东河。路上因车速过猛，险些撞到墙上又险些扎进深沟。至今父亲说起那次历险还心有余悸。父亲以最快的速度先给溺水者控水，然后毫不犹豫地对其实施人工呼吸。因为着急父亲的脸憋得发紫，差点晕过去。遗憾的是，溺水者最终未被救活。事后得知他是被河水呛死的，父亲到来之前就已经气绝身亡了。尽管是徒劳之举，但父亲的行为却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做医务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我敢理直气壮地说，父亲是做得最好的乡医。从医近四十年，从未出过一次医疗事故。而他精确的诊断技术更是有口皆碑。本来，作为乡村医生，只要能打打针，拿拿药就行了。但父亲偏偏善于钻研，热衷诊断学。日积月累，练就了一套超出“乡村医生”水平的诊断技术，达到了一定专业水平。有一些不靠医学检测仪器（听诊器除外）便能诊断的重症，如部分癌症、妇科病及内脏疾病等，凡是被父亲确诊的，几乎百分之百的正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都是父亲多年锲而不舍、苦心钻研的结果。而带给乡亲们的无疑是更多、更大的福祉。他也因此成为最受乡亲们信赖和爱戴的医生。有很多被查出重症的乡亲甚至不愿去医院，而让父亲治疗。他们直截了当地对父亲说：“俺把这条老命交给你了，爱咋治咋治，俺信得过你！”有一位乡亲被父亲诊断为出血热，父亲催他马上住院，他死活不去。父亲好说歹说他才勉强去了。出院后他找到父亲说：“幸亏你赶我去医院，不然的话，我早就见阎王去了。”还有一位患急性脑炎的周姓男孩，也是经父亲确诊并及时治好的。感动得男孩的父亲逢年过节备礼前来探望，并逢人就说父亲是他儿子的救命恩人。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农村合作医疗也被个体诊所取代。几年后父亲也开起了个体诊所。行医性质变了，但父亲的职业道德没有变。他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从不乱开药方，不让乡亲花冤枉钱，不挣昧心钱。依然默默地守着清贫，没有像某些人那样“发家致富”。
在行医期间，父亲还曾经数度执教。但村里的医务工作更需要他，他自己也难却医缘，于是毅然把教职让给了别人。与他同时执教的几位教师后来都转成了公办教师，其子女也都转成了城市户口。而父亲依然是“赤脚”的乡医，我们也便成了永远不能蜕变的“蝉龟”。但父亲无怨无悔，他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选择当医生！”
三十多年来，父亲走遍了村中的大街小巷，千家万户——何止是“千家万户”！哪一户人家没留下他千百次的足印；哪一家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乃至祖孙三、四代，没有接受过他的诊疗？或曰“他是医生理应如此。”但数十年如一日，并能做到这个程度绝非易事。我不知道父亲的故事能否感动您，谨以我的良心和曾经拥有的感动作此一录。
注：《乡医父亲》在2016年潍坊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举办的优秀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