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享受过全民公费医疗
—— 一次住院的记忆这
张永贵
1964年，四清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我所在学校的村里住进了四清工作组，组长来自莒县商业局局长，姓赵，人称赵局长，或称赵组长。
就在这时我病了，天天发低烧，昏昏沉沉，不思饮食，身体一天天消瘦，走路也抬不起腿来，几乎上不成课了。一天，赵局长见了我，说：“张老师，我看你的身体病得挺厉害，要抓紧治疗，我建议你去临沂人民医院治疗。”这年我28岁，从没住过院。听了他的建议，决定去临沂人民医院了治疗。
发着低烧，无精打采，我独自一人带了15元钱，从三庄公社驻地坐上了一趟去临沂的敞车，乘车的人不多，大约五六个人，我找了一个地方，坐在一块篷布上歪着身子就睡着了。200多里的路程，颠颠簸簸，汽车路过那些地方，我一概不知。汽车到了临沂汽车站，乘客下车时的吵闹声把我惊醒了。一下车，掉向了，分不清东西南北。
从汽车站到临沂人民医院大约有三四里的路程，那时没有公交车，有好多人用毛驴拉的地排车在接客，我花2毛钱坐上了一辆地排车，来到了临沂人民医院。
我身上除了15元钱，什么也没有，没有介绍信，没有转院证明，更没有身份证。我在一个小窗口报了名：日照县三庄人民公社，教师－－－－－－。就这么简单我就住下了。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温馨美好的社会环境。
住院不需要家属陪护，即使病情严重的患者，家属也只得在探望时间到病房看一下。我迷迷糊糊躺在病床上，开始输液，那时治疗条件落后些，输液都是500毫升的输液瓶，一连打了4大瓶，从上午11点，一直打到夜里2点还没打完。病床头上一个拉关，一拉，病房门外面的电灯亮了。值班护士看到灯亮，便走进病房询问，处理。我输了十几个小时的液，膀胱涨起来了，我拉了一下开关，病房外面的电灯亮了，立马走进了一个护士，高个，短发，没戴口罩，洁白的隔离衣更显白衣天使的靓丽。她站在床头边问我有啥事：我说：要小便。她很快手拿了一个便器进来，掀开我的被子，把便器放进被窝里。我忙用没挂针的右手接着，心里感到很不坦然，想不到她竟然站在我的病床边等我尿完后取走。
之前，我从来没有一次在小便时被一个陌生女人站在旁边看着，心里很是紧张。脸憋的红了，就是尿不出来。只得说：“你站在这里，我心里很是紧张。”她莞尔一笑，走到了病房门口外等候。等我解完，她过来一只手掀开被子，一只手小心翼翼的把便器取走。
和我同一病房的是一位老年病人，大小便失禁，护士半个小时观察一次，一旦玷污了床单，两个年轻的护士过来，把裸体老人翻到床的一边，擦去身上的脏物，把玷污的床单卷到病人身下，很快把干净的床单铺在这边，两人再慢慢地把老人的身体翻到铺好的一边，立马把玷污的床单取出，再把另一半干净的床单铺好。那种不怕脏，训练有素，干净麻利的动作让人敬佩。
如今病人没有陪护一般是无法住院的，重病号一个家庭要有三五个陪护。什么样的病情，吃什么样的饭，现在该不在医生的配合治疗范围之内。护士像个跑堂的小二，只管打针换药，吃喝拉撒全由家属照料。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住院，一个病房三张病床，住着我们三个病人，陪护人员多时到十几个，如同家庭聚会，有如赶大集，各说各的，吵个不停，病人要想静养都难。不知为什么，如今怎么也找不回那种温馨让人感动的感觉。
通过医生检查、化验，我患的副伤寒，说是“布氏杆菌感染”。因为发烧，不能吃不宜消化的食品，要吃“流质”的食物。每日三餐有专门护士负责送饭，推着餐车，提着粥桶，按医生的要求配送。这个送餐的护士姓李，都叫她小李子，个子矮矮的，人还没进病房，欢快的叫声早已从走廊里飞了进来：“吃饭了！米粥、馒头、豆汁、油条－－－－－－哈哈！哈哈！”他的脸笑成一朵花，她把一碗流质饭连同她的笑声一块端到我的小厨上。住院期间我自己从来没有一次到食堂打过饭。她的欢快的形象，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下，我住院12天，身体康复了。医生告诉我：你的病治好了，可以出院了。
出院这天，我没有到医护办公室签字画押，也不知道这次住院花了多少钱，我送给医生、护士最大的礼物就是两个字：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