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粪的傻大叔
赵俊亭
解放后，农业合作社时期，村里经常看到一位高个子、有点驼背，夏天还戴着毡帽、穿短裤、破上衣，头发胡子很长，样子疯癫，身上满是灰尘的怪人。年纪大约五十岁左右，白天背着粪筐，拿着粪铲，给生产队捡粪。大家都叫他傻大叔。
听村里人说，傻大叔名字叫冀相国，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抗日战争期间，曾随杜聿明去缅甸配合国际抗日。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某团参谋长。1949年解放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继续向南进军。国民党军连连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国民党军士气涣散，已难组织抵抗，将介石要退走台湾。有不想去的有识官兵，想办法离开了国民党部队。当时身为国民党军某部团参谋长的冀相国，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在解放区，两个儿子都快大学毕业了，他不愿意随国民党军撤到台湾。有一天，他们团部警卫班发现两个可疑人员，交给他处理，这两个可疑人员承认自己是解放军的侦察员，其中一个是连长，并向他进行教育，劝冀相国弃暗投明。冀相国正想给自己留条后路，问明他们的部队和名字后，将他们放走。两名侦察员非常感谢冀相国，将自己的姓名和详细的部队番号告诉他，并说今后有什么事可以找他们。冀相国所在的部队被打挎后，他逃回老家。
解放后第一次镇压反革命，益临县政府在县大礼堂召开公捕大会，将冀相国逮捕，在审问期间，他提供了他释放的侦察员的姓名和部队番号。他释放的侦察员给他写了证明材料，经核实确有立功表现，在地方上也没做过坏事，没有判刑，但还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
1953年，冀相国的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分配到济南铁路局任职。他的妻子到儿子家给儿子看孩子，他怕自己是历史反革命，影响儿子前途，没有到儿子家里去。自己一个人住在老家郑母村，他家住在离冀家家庙不远的一个四合院。东有厢房，南屋是厨房，北屋年久失修倒塌。南屋也塌了一间，剩下东屋成了他的卧室。厨房院墙倒塌，院内碎砖瓦、木料，他也不卖，随便来人偷拿。有人问傻大叔，人家拿你东西，你怎么不管。傻大叔只是傻笑。傻大叔从不同成年人说话，只有在没有大人的时候，和邻居小孩有说有笑。他给孩子们讲笑话，常常逗得孩子们捧腹大笑，那是傻大叔最高兴的时候了。时间久了，人们只知道他叫傻大叔，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
傻大叔不会干农业活，只要天不下雨，他就背着粪筐（当地叫粪蓝子），拿着粪铲，到牛马市场和药草收购点（这里每天都有很多外地牛马车来卖药草），去捡粪。捡满筐后，背到生产队粪场，把粪便倒在生产队的粪堆上，转头就走。生产队有管理粪场的，谁来送粪便是要记工分的。记工员每次喊傻大叔，要给他记工分，傻大叔头都不回。傻大叔天天给生产队送粪，从不要工分，一送就是几年。傻大叔的行为，大家已经习以为常，都见怪不怪了。
生产队有集体食堂时，傻大叔一日三餐在食堂吃。集体食堂撤销后，儿子叫他去济南，他不去，他也不让老婆回来给他做饭。他将生产队给他分的口粮找人加工成煎饼，自己做点菜汤，自称吃喝不愁。儿子送来的衣服他不穿，仍旧穿着他穿了几年的破衣服，戴着破毡帽。
傻大叔所在的生产队好安排他干一些零活。比如到猪圈挖粪、给厕所打扫卫生，他不怕脏、不怕累，脏活累活都干，从不计较工分多少。生产队不分配给他活时，他还是去捡粪。
邻居家里有什么私活，只要你跟他说，他二话不说，马上去帮你干。也不跟人家多说话，也不在人家吃饭。有时人家过意不去，就将热饭菜给他送到家。天长日久，村民们把他的名字都忘记了，一提起他，都知道是一个疯疯癫癫、反应迟钝的人，都叫他傻大叔、老疯子、半哑巴等。
其实傻大叔不傻，冬天他能用倒塌的木材把卧室烧的暖暖的，儿子给他的钱他也知道买好吃的，只是不让别人看见罢了。那时候农村自行车是很少见到的，有时候他看见有人骑自行车在他面前走过，他会和小孩子说上一句幽默的话，说我年青的时候，坐汽车比他们骑自行车走的路都多。孩子们说他说的是疯话，其实他说是真话。
傻大叔头脑精明的很，有自知之明。因为大家都认为他疯疯癫癫，他躲过了一次又一次运动。各种运动，他都没有受到批判。他的傻也瞒过了文革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躲过了一次又一次政治灾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历史问题得到解决。在大陆的抗日官兵，经落实政策，傻大叔也得到了生活津贴。傻大叔不傻了，到济南儿子那里去了。后来听说他还参加了黄埔军校校友会，晚年还通过黄埔校友邀请台湾军界同仁来大陆访问，投资建厂，为祖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