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阳山的传说
（人文胜地首阳山）
马进
在昌乐县境内，大小高低的63座山岭中，要说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厚的人文资源，以及旖旎的自然风光，当属首阳山莫属了。它既是昌乐县珍贵的自然遗产，本土景观的精华，又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古营丘文明的历史见证。首阳山曾以它博大的胸襟养育过昌乐儿女，虽然它称不上高大雄伟，但在昌乐人心中，对它的热爱和景仰，并不亚于其他任何大山和名川。
首阳山，又名孤山，横亘于昌乐县城东五公里处，主峰海拔266.2米，方圆数十公里，青峦环翠，风貌秀丽。仅孤山林场有林面积达3615亩，40年以上树龄的侧柏38万余株，另有刺槐10万余株。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已成遮天蔽日之势，可谓林海万顷，荡如碧波。昌乐人民为创建美好的生态家园，历年来对它的绿化从未间断。山下正在开发建设的桂河水系，宛如一颗颗璀璨的蓝宝明珠，闪烁着波光山影，镶嵌在万绿丛中。可谓青山绿水，相映成趣。
首阳山的生态自然之美，也造就和孕育了首阳山丰富的历史文化，在它周围值得称道的人文景观，可谓比比皆是。
在主峰东麓，上世纪七十年代，相继发现西汉王侯陵墓，又称齐王坟。该墓以山崖开凿而建，别具一格。东西封土长达百米，南北宽80米，高8米，先后发掘出3座墓葬和一个车马坑。陵墓虽数遭盗劫，仍出土有金缕玉衣残件二千余片、镶棺玉板、周身镶满宝石的铜人形饰件、“菑川后府”封泥和刻有“菑川官谒铜灯”等铭文的大批珍贵文物。据考古专家认定为西汉时菑川国王及后妃之墓葬。
据清嘉庆版《昌乐县志》载：汉高祖刘邦六年（公元前201年）春，立其子刘肥为齐王。十六年夏（公元前191年）汉文帝刘恒立刘肥子刘贤为菑川王，食三县（剧、剧魁、柳泉），都剧城。可见当时的菑川国辖域包括现在的宝城街道、宝都街道及与昌乐县近邻的寿光市纪台镇一带。虽然统辖的国土地域不大，但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之地，又有大、小丹河水系纵贯全境，当属“天府之国”。也可见高祖刘邦将其子刘肥其孙刘贤封于此地，为使其衣食无忧，乃属厚封。
在主峰北不远处，有东萧汉画像石墓。墓葬为石室，条石砌壁，石板覆顶铺地，由墓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在不足20平方米的墓室内，四壁竟刻有大小不一的画像近百幅。其规模藏量之大，内容题材之广，雕刻工艺之高，实属罕见。据考为西汉中晚期作品，充分体现了昌乐远古先民的智慧，显示出这里曾经的辉煌。
在首阳山北麓，还有一座王侯陵墓，状若蒙古包。因东汉名将太史慈曾在此屯过兵，唐代大将史大奈也曾在此举旗聚义，故当地又称为“插旗台”。据考这座大墓的墓主为菑川王刘志的陵墓。
刘志为齐王刘肥的第九子。因在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在当时西汉历史上，曾发生了一次震惊朝野的“七国之乱”。因刘志没有参与谋反，他坚守不发兵，使其大乱得以平息，故属有功之侯。同年被汉景帝刘启封为菑川王，都剧县，在位35年。
可见在首阳山周围，积聚着如此之多的历史遗存和陵墓古迹。那么，古代帝王为何死后皆选首阳山作为他们终老归天的丧葬之地呢？
按照我国传统的风水之说，古人可能将这里视为龙脉之地有关。在我国龙是一种图腾，更是一种精神。他们用形象思维，将奔腾起伏、万姿千态的山脉比喻称之为龙脉。实际上是含有“择脉寻龙”的寓意。而首阳山脉绵延数十公里，并有马山、牛山、羊山、卸甲山等连脉不断，又是潍坊本地临北海最近最高的山脉。所以古时帝王将此山视为龙脉风水之地，作为自己的归宿，死后的洞天福地，也就在情理之中。
但究其实，使首阳山真正名闻遐迩，广为传颂的最具魅力之处，皆因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齐崇仁让国，拒食周粟，而隐居于此的著名传说和历史文化遗迹。迄今，为纪念他们而建的夷齐祠，也称昭贤祠、清圣庙的遗址真迹，虽经数千年的风雕雨凿，却依然端坐屹立于首阳山之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无不把他们奉为操节守志的仁义之士，崇德忠君的楷模典范。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如此近乎愚顽的隐逸之举，实在是不可取。然而，他们的事迹却得到了千古传颂。上至历代帝王之加封，孔孟圣贤之推崇，司马迁史记作传之追忆，下至历代官员之尊崇，及大批历代学士之颂扬，留下了载入昌乐史册的诸多佳作和华美诗章。甚至把首阳山的自然山水和人文风物，都做了高品位的诗化铺垫，形成了我县其它山所不能比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魅力。那么，首阳山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魅力，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司马迁《史记 伯夷列传》中，对伯夷叔齐崇仁让国，抱志守节，拒食周粟，采薇充饥，隐居首阳山的事迹，均有详尽记载。他们的气节和品格，首先得到孔孟圣贤的肯定和赞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不何怨乎？”孟子曰：“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可见，伯夷叔齐的事迹，所以能流传千古，与圣人的赞美是有重要关系的。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一向崇尚礼教，推行仁义之道，使伯夷叔齐自然成为了仁义行为和品格的典范代表。为此，为纪念他们而建的夷齐祠，也得到历代的修复而从未间断。
关于夷齐祠的始建年代已无可考。只知明嘉靖版《昌乐县志》载元代王登撰写《重修北海孤山庙碑记》中云：“其上秦汉而下不知几兴废矣。”就是说自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间，就有多次修复。说明它的始建年代应在秦朝或者更早。仅隋唐到明清，有案可查的重要修葺就有五次之多。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封伯夷叔齐为清惠侯和仁惠侯，赐夷齐庙额为“昭贤祠”。时隔179年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18年（公元1281年）又封伯夷叔齐为昭义清惠公和崇让仁惠公，赐夷齐庙额为“清圣祠”。又隔163年，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李昂、袁麟等人士重修庙宇，并撰有《重修昭贤庙碑记》。16年后，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时任山东按察司副使赵鹤龄，路经首阳山，遂登山拜谒，手书七律一首《昭贤庙诗》刻于石碑，立于庙前。今残碑尚存。
又隔40年，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熊荣过此，拜谒祠下，见庙貌失修，遂命知府张君世及知县黄君辄修复庙宇，额曰“昭贤”。“中为祠，前为门，左右为厢，各三楹。登有级，围有墙，规制颇衬之。”可以想象，当年新建的夷齐祠庙为四合院式建筑，院内仪形俨然，布局紧凑完整，现左右两厢已废，中间主祠尚在，顶部两边虽有倾圮，但其它保存尚好。
上述史料，让我们足可见证，历朝历代，上至帝王的加封宣赐，下至官员的修葺不辍，对伯夷叔齐的尊崇程度可见一斑。更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历代竟有诸多文人学士、名宦良吏，以满腔热情为颂扬他们的品格和风骨，以及首阳山的山水名胜，抒写了大量的佳作与诗篇，可谓不胜枚举。仅从昌乐县编撰的《昌乐历史文化丛书》、《营陵诗略》中，可以查到的就达三十余篇。他们或诗或词，或歌或赋，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这在昌乐文化史上均属罕见。
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中的王粲作《吊夷齐文》：
览首阳于东隅，见孤主之遗灵。心旌摇而感怀，意惆怅而不平。望坛宇而遥吊，抑悲古之幽情。知养老之可归，忘除暴之为世。洁己躬以骋志，衍圣哲之大伦。忘旧恶而希古，退采薇以穷居。
“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亦作诗颂之：
余以王事适彼洛师，瞻望首阳敬吊伯夷。
东海让国西山食薇，重德轻身隐景潜晖。
求仁得仁报之仲尼，没而不朽身沉名飞。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以极为精炼的艺术特色，《赞夷齐》曰：
二人让国，相随海隅。
天人革命，绝景穷居。
采薇高歌，慨想唐虞。
贞风凌俗，爰感懦夫。
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伯夷颂》，虽非诗词，但他以大气凝重的艺术风格，用散文诗的语言，尽情讴歌了他们扣马而谏，退隐北海，耻食周粟，不移其志的气节和精神，以满腔情怀发出“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巍乎天地不足为容”的感慨和绝唱。
还有曾寓昌乐的元末浙江籍诗人戴良，明朝礼部侍郎薛瑄，明嘉靖昌乐知县朱木，清乾隆进士阎循观，直至民国时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他们或诗或文，皆对夷齐谦让仁义之品格，进行了尽情讴歌和表达了深深地敬意。明洪武昌乐知县于子仁所作《昌乐八景诗》中，其中两首还对首阳山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进行了尽情地描述：
龙洞云开
洞里云开洞里春，洞中多少避秦人。
蛟龙蟠处迷风雨，雷电惊时有鬼神。
泰岱千层连锦障，蓬莱五色觐枫宸。
圣恩若许归田里，拟结茅庵作近邻。
据传，《龙洞云开》之“龙洞”，即伯夷叔齐避纣栖身之洞。洞里春光，蛟龙风雨，雷电鬼神，泰岱锦障，蓬莱枫宸，首阳山这么壮美的景色，连吃皇粮的官吏，也打算辞官归里做它的近邻了。
那么，历代的文人学士在首阳山留下了如此之多的不朽名篇佳作，形成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什么历史背景和含义呢？
使首阳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除了伯夷叔齐这种崇仁让国、不移其志的品格和气节，与我们中华民族历代崇尚的仁义之道和传统美德相一致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历代文人崇尚的隐逸文化有关。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有隐士这个阶层，他们隐居山林或寓朝市，不求闻达，不入仕途，安贫守素，超然物外。而隐居首阳山伯夷叔齐就是这个阶层的典型代表。这种文化和思想，曾感动了中国文人数千年，甚至成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寄托。所以，首阳山在历代文人学士心目中，也就自然成了隐逸文化的一个源头，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可见，首阳山不愧是昌乐县一座最有历史感的文化胜山之一，它有着文化和自然的双重遗产，也是构成它独特魅力的核心所在。近年来，为保护和开发利用首阳山的文化资源，昌乐县正在建设以首阳山为主体的国家森林公园，它以浓密的漫山松柏，清澈的桂河水系，浑厚的历史文化，优越的地理区位，绘就着一幅幅绚丽画卷，正以山水园林生态新城的崭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