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签
刘文安 [楼主] 发表于:2022-03-25 19:40
鄌郚总编

李瑞之丨“平昌尨民”家何处?

  “平昌尨民”家何处?
  李瑞之
  在读郦道元《水经注》对北阳河的记述时,发现这样的记载:“魏太和中,此水复竭,辍流积年,先公除州,即任未期,是水复通,澄映盈川,所谓幽谷枯而更溢,穷泉辍而复流矣。海岱之士,又颂通津焉。平昌尨民孙道相颂曰:惟彼渑泉,竭逾三龄,祈尽圭壁,谒穷斯牲,道从隆替,降由圣明。”
  当时便对“平昌”的位置产生过好奇,也有疑惑。不过,有人告知,“平昌”就在今青州市境内,在城北今何官镇的平昌寺村一带。
  这一点,虽已成为定论,但是,我还是想把已知的史籍记载梳理一下,因为有惑如我者不在少数。
  “尨民”是指年迈的老人,孙道相并无官职,只是一位平昌“尨民”,这说明平昌县不会离青州城很远,绝对不可能是琅琊郡的平昌县。试想,一位平民,又是年迈的老人,跋山涉水跑到青州府的治所来唱什么赞歌,其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北阳河的水竭复通这一事件,会传到如此遥远的地界吗?
  光绪版《益都县图志》,肯定了清代叶圭绶在其《续考古录》中的结论,认为“平昌尨民孙道相献颂,即齐郡平昌之老民,其县治当与州治相近”,“平昌故城在县北三十五里,今曰平昌寺,以地有元时平昌寺碑得名,寺基有《齐天保五年造像记》,文曰:平昌县人张景晕云云”。
  2010年青州市政府史志办公室出版了一批青州文献志乘汇编,其中的《益都金石记》,原作者段松苓(1744—1800)为清代益都县人士,收入了这方石碑碑记。
  《北齐·张景晕造像记》碑文曰:“大齐天保五年岁次甲戌七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平昌县人张景晕为亡父母敬造弥勒佛一躯,后为师僧七世父母、皇帝陛下、居家眷属,普为法界群生,果登正觉。”
  段松苓还收入了一方北齐的石佛子佛像碑记,“碑在城北三十五里石佛子,盖古刹久废,犹存佛像碑,故土人以石佛子呼其地。碑上佛像甚多,杂题男女造像姓名”。题名如下:
  “张肇像 张猛楼像 张安明 张之虎像 张元□像 菅盛之像 菅敬像 张灵之像 宋□香像 孙普庆像 宋丕记像 张莲茹像 刘伏善 □ □玉像 张苍生像 刘妙容像 盖□□ 张谟□ 萧光像 张文□像 张□□像 张景晕 张桓谟像 张长之像 □妻像 张元美 张□像 张化生像 张宗胜像 张阿师像 王□今□ 张□□像 张恒像 张万岁 张惠住像 张美如 张妃像 邢妻像 邢照明像 张问之像 张觉宗 宋耿光 张又广像”
  总计43个题名中,2人因字迹漫漶姓氏莫辨,张氏28人,菅氏2人,宋氏3人,孙氏1人,刘氏2人,盖氏1人,萧氏1人,王氏1人,邢氏2人。
  而且,平昌寺出土的北齐碑中的张景晕又位列其中。这说明该碑的出土地“石佛子”离平昌寺不远,而且该碑很可能与平昌寺的《北齐·张景晕造像记》是同一时期。
  高柳村南不远有一村,称石佛寺村,在平昌寺村西南,直线距离约12华里。据1991年《青州市地名志》以及2019年《青州市镇村志》之《经济开发区卷·石佛寺村》,村以寺名,寺曰石佛寺。“魏永安三年《石佛造像题记》称高柳村。《孙氏族谱》称,明洪武三年(1370年)孙氏迁此定居,其时,村称南高柳。清代渐以寺名称村,光绪《益都县图志》记作石佛寺。”
  虽然二志均没有记载高柳村南石佛寺村造像碑的确切碑文,但因为段松苓是亲眼见过这方石碑的,在收录《石佛子佛像碑记》时,段氏将其时代定位于北齐,所以二者应该不是同一块碑。
  所以,石佛子佛像碑可能不在高柳村南的石佛寺村。
  但是,有令衡先生编著的《青州寺庙综览》一书,却称此石佛子佛像碑在高柳村南的石佛寺村。
  后实地走访时,人称他们村的孙新生先生,曾任过青州市博物馆馆长,可能知道情况。于是,通过青州市博物馆原两任馆长王华庆先生和王瑞霞女士,联系到了孙新生先生,先生明确说明,有先生此记是个错误,该石佛寺村只有魏永安三年碑。
  又查,青州市东夏镇也有石佛寺,在平昌寺村东南,直线距离也是约12华里。《青州市地名志》曰:“村东侧有石佛寺,村因寺名”;“清光绪《益都县图志》称石佛寺”。
  《青州市镇村志》之《东夏卷》第九章《寺院》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石佛寺村是一个古老居民点,村东有石佛寺院1座,始建于北齐(550—577),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65米,占地109.5亩,碑上刻有石像137人,石像旁均刻有姓名,因年代久远,又经过北周、唐和后周几次灭佛运动,石像的头部和石像旁的名字被风化和砸得模糊不清,但有的名字仍可辨认。据清朝段松苓《益都金石记》记载,经考古专家、青州市博物馆馆长夏名采考证,此碑为善男信女碑,高1.53米,宽0.83米,为南北朝时期北齐所立。1963年,石碑被青州市博物馆收藏。明朝,石佛寺院被毁。1978年,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整平地面时,在石碑后挖出灰碳物,据博物馆专家考证,为斋房遗址。
  根据碑刻记载,原先村内有张、盛、丕、妙、菅、盖、邢、刘、宋、孙等姓居住。”(按:据段松苓所记,并无盛、丕、妙三姓)
  虽然排除了高柳村南石佛寺村的造像碑是段松苓笔下的北齐石佛子佛像碑的可能,但是,很明显,北齐天保年间(550—559),青州市境内的平昌县应该是依然存在的。
  又查2018年版《青州市志》,发现了关于它的记述:
  “秦置郡县,今市境属齐郡,因秦无《地志》,境内置县无考。西汉初年,今市境内置广县,县城在今城区西南瀑水涧西侧。两汉、三国魏和西晋,今市境中心地带为广县。广县西汉属齐郡,东汉属齐国,东汉末年、三国魏属青州、齐国,西晋属徐州、东莞郡。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在今城西(尧王山东南)筑广固城,临淄县随青州、齐郡移治,广县并入临淄县。临淄县据今市境中心地带与西部,属青州、齐郡,三级政权同治广固城。   东晋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平广固城,在南阳河北岸筑东阳城,为青州刺史治,临淄县治纳入其中。   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临淄县裁撤,临淄县南部并入益都县,北部设立高阳县,把原在今寿光市境内益都县治所移至东阳城。”
  又据《青州市地名志》和《青州市镇村志》之《何官卷》,“平昌寺村,东晋时已有村落。南朝宋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将冀州平原郡平昌县侨置于此,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并入益都县。村有北齐时建平昌寺,村以寺名。元代即有潘、史、王等姓居此”。
  《青州市地名志》和《青州市镇村志》的考证应该可信,而且《益都县图志》亦云,“魏仍宋县,第改属齐郡耳”。故此,北魏郦道元时代,今青州市境内的平昌县应该还存在。
  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记述弥河河道时,曾以朱虚县故城(临朐县古城村)为坐标。朱虚县故城在弥河河道以东,直线相距至少15华里。
  而平昌寺这个平昌县府衙所在地,在北阳河河道以东,直线相距仅不足11华里。但是,郦道元在记述北阳河河道时,怎么就连平昌县境也只字未提呢?
  同样,在他记述弥河河道时也没提及平昌县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也许就只能有一种解释了,因为平昌县是乔治的县,所以其地域规模可能很小,甚至小到没有将其作为地理坐标的必要了。
  因此,北魏郦道元笔下的“平昌尨民”孙道相,可能是今青州市平昌寺周边人士。
  附:平昌寺的别称
  据《齐天保五年造像记》可知,公元554年平昌寺村已有古寺,但不知寺名为何。但依光绪版《益都县图志》,“平昌故城在县北三十五里,今日平昌寺,以地有元时平昌寺碑得名”,则寺名“平昌寺”无疑。
  平昌寺也称“弥勒寺”,盖因寺内“弥勒佛”而名。后来,“大唐景云二年岁次辛亥”,也是“敬造弥勒下生石像□躯”(据光绪版《益都县图志》)。
  清末又称“崇真禅院”,时青州人邱琮玉之《青社琐记》有载:“寺内之元至正间地图碑,实称‘崇真禅院’,不知改于何代。”
  段松苓《益都金石记》之《元平昌寺地图记》云,“地图记在城北三十五里平昌寺。今记云:崇真禅院。不知改于何代”。
  《益都县图志》又云,“大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孟月初五日”,“
  崇真院住持知事人院主福均、惠泰、福用、惠缘、福海、惠山、惠稳、惠松、惠演、惠广、惠林、惠银”,“创建罗汉之殿”。
  另外,据段松苓《益都金石记》所载元平昌寺地图,上有年代“大元至□”、“祖师王觉安置瞻庙地,头陀宗福作记”、“纸衣门人”等字样。段氏曰:“‘纸衣门人’四字,不解所谓,以俟知者。”
  据邱琮玉之《青社琐记》,“按:《太平广记》:唐大历中有僧号‘苦行’,不衣缯絮布絁之属,人呼为‘纸衣禅师’。四字之意可以此推。”
  其实,此“纸衣门人”似乎就是头陀教门人,亦或者说头陀教是由纸衣禅师的教理发展而来的。
  纸衣禅师,又名纸衣和尚,即克符道者,也作剋符道者,涿州(今河北境内)人,临济义玄禅师之法嗣。
  头陀教是金元时代盛行的一个独立佛教门派——苦行派。“头陀”意为“抖擞”,即去掉尘垢烦恼之义。据《十二头陀经》《大乘义章》卷十五,“头陀行”有十二种修行规定:“住阿兰若”,住处闲静,远离城邑聚落;“常乞食”,不挑食;“次第乞食”,不择贫富;“日食”,日中一食;“节量食”, 少欲知足,食分三份,一份与众生;“过中不饮浆”,午后,流食亦不食;“着弊纳(衲)衣”,即粪扫衣或百纳衣;“但三衣”,袈裟除外,不得储蓄过多的衣服;“坟间坐”,常念生死无常;“树下坐”,不求舒适;“露地坐”勿生贪爱;“常坐不卧”,胁不至席,睡眠勿贪。
  据此,“崇真禅院”之名可能始于元代,或以前。
  张志纯(1220—1316),字布山,号天倪子,泰安人氏,全真随山派再传弟子,原名“志伟”,元世祖召而问道,为之易名“志纯”,赐号“崇真保德大师”,授紫服,令住持岱庙。
  难道“崇真禅院”与此人有关?
  张志纯住持岱庙,其活动范围似乎达不到青州的平昌寺。
  又据《益都县图志》,“元崇真大师灵祠,在城北三十里东茅津河东岸段家庄东,中统二年建,今废,惟碑存”。
  《崇真大师灵祠之记》曰:
  “先生姓周,讳庆安,道号恬然子,济南人也。其家富贵,轩冕束带而立于朝者,代不乏人矣。公其宿有道骨仙风,颖悟生死。一遇玉阳仙师,顿开罗网,豁达灵明,眠云卧月,咀芝嚼兰,信其真物外人也。是时,门弟迨数百辈,先生立不教,坐不议,虚心而往,实服而归。及其八十有五,欲遗物离人之际,故谈笑示众《弃世颂》毕,曲眠左肱,翛然返真,神游八纮之外矣。门下弟子,念师训诲之德,庶几张大其功,特建灵祠,慕伸供□。欲香火不断于四时,冀恭奉无忘于一念。俾后之学者,春秋之祭,瞻□白云,临风拜奠,□兹素节,以励其志。知观□□□谒予,以话其事,遂援笔而书之,以纪岁月尔。
  古邠逸士王麟记。
  大朝中统二年九月二十日,观妙大师□志海立石。
  《遗世颂》曰:‘八十五载红尘断,却返白云深处归。性体虚空同寿算,风邻月伴乐希夷。”师五月十三日降,十一月二十九日升。’”
  由此可知,崇真大师名周庆安,其弟子于大朝中统二年九月为其立祠于茅津河东岸段家庄东。
  查《益都县图志》之《八乡里社图》,“段家庄”即今经济开发区的前段村,在平昌寺村以南,直线距离仅约3华里。
  由此可以断定,平昌寺改名“崇真禅院”,很可能与前段村建造崇真大师灵祠,是同一时代的事,在公元1261年或以后不久。
  但是,问题又来了,不管是崇真保德大师张志纯,还是崇真大师周庆安,他们都是道教中人,而崇真禅院属“头陀教”,即佛教啊。
  会不会是在这一历史阶段,在这一地方,崇真大师周庆安的影响太大,以至于人们将原来的佛家道场并作了道家的修行之地,从而成为了“崇真禅院”呢?
  而佛道本来不分家,正如道教始祖王重阳祖师所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一个院落,佛道共享,这在当今也是常见的很。
  事实上,公元1214年元太祖召见丘处机,礼遇丰隆,尊为神仙,赐以虎符、玺书,命掌天下道教,道教得以迅速发展,到处扩张,甚至霸占寺院与孔庙。
  所以,平昌寺被周庆安的弟子们占用并被改名“崇真院”,其可能性是存在的。
  至元十八年,即公元1276年,各地僧人以少林寺住持为首,再次向忽必烈皇帝申诉,皇帝鉴于道教的所作所为,令其焚毁“说谎经文”,并退还被霸寺院,大量道士自发改宗佛教,成为僧人。
  “崇真禅院”这个道教佛理并存的称谓,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理。其实情至理,还望专家解析。)
搜索更多相关文章:文史资料
回复 引用 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