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宽抗日回忆录
我叫王云宽，今年72岁，是平度市万家乡南八屯的小王家村人。回忆四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相勾结，把我抓去日本做矿工长达17个月之久，受尽了日本法西斯的虐待和凌辱。那种去国丢家的苦滋味，真是难以言表。幸亏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否则，我怎能再回国还乡、见到亲人呢！
在平度南乡，提起俺南八屯来，人们并不陌生。所谓南八屯，指的就是平度最南边，胶莱河以北偌大一片洼涝盐碱地中，坐落相近的八个村庄。它包括小王家、于家、任家庙、程家、傅家、李家、田家和初家，方圆不过20平方华里。或许是为了“团结求存”吧，在同天灾人祸的长期斗争中，八个屯的人民群众总是齐心协力，亲密无间。这在抗日救国斗争中更好地表现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南八屯周围布满了日伪顽据点：北面大万家和南面刘家口子，分别驻有国民党鲁苏战区第四纵队的人马；西面李铁家驻有国民党地方游击队蔡晋康部一个营；东南辛庄驻有冷冠荣部的一个连，他们先是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后来正式当了汉奸。这些敌据点中，离南八屯最远的刘家口子，也只才七八华里，形成一个里层包围圈；十几华里以外的日伪顽据点，北有寥兰，东有兰底，西南面则有姜庄、亭口等等， 又形成一个外层包围圈。日伪顽同流合污，相互勾结，烧杀抢掠，蹂躏百姓，南八屯更是他们的眼中钉。
1941年，中共平南工委建立。在党的领导下，群众性的抗日救国活动迅速展开，至1942年秋，围绕南八屯的一些杂七杂八的日伪顽据点被全部拔除，以南八屯为中心的小片抗日根据地开始形成，并日益巩固和扩大。南八屯这个名字亦即从此传扬开去。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1942年秋，我被推选为村长。于是，我首先组织起村自卫队（民兵前身），由于希亭和于希全负责，联合任家庙村的任锡臣和任锡顺、于家村的于海亭（时为高平路五虎将之一）、傅家村的傅兰洪、李铁家村的刘述堂等，一起反“扫荡”，抗击日伪顽军。这年农历十月的一天，四纵队王尚志部的便衣队长朱瘸子（不知其名），带领一百来人，来我南八屯一带抢掠，刚走到程家，任家庙就敲钟报警，八屯群众一齐冲出。于家村的于海亭手擎铡刀跑在全村人的前面；我和俺村于希亭挺着扎枪、端着土枪打头阵，号令大家一齐冲杀；其他各村的群众也都一齐呐喊杀来，把朱瘸子的百把人吓得掉头就跑，我们一直追至十多里外的张家坊村前才收了兵。驻在兰底的伪军冷冠荣部见此，竟毒辣地使出了另一手——派便衣队长纪修山（邻村纪家人），偷偷潜入俺村把我和于希全二人绑架到据点作要粮逼款的人质。当八屯群众得知此事后，在干部带领下，立即去纪家村捉拿了纪修山的一家老小扣押，并提出以质对质，以牙还牙，冷冠荣只好乖乖地将我俩放回。不久，我便由陈玉明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南八屯一带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更加活跃。
1943年6月的一天，平度城的日伪军几百人，沿高（密）平（度）路两侧南下“扫荡”，中午时分，到达了南八屯。鉴于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我们事先组织好群众转移，只留下少数民兵同敌人打“麻雀战”，使敌人防不胜防。当敌人刚来到任家庙村头，躲在隐蔽处的该村民兵任锡顺迎头就是一“老母猪炮”（即大抬杆土炮），及至敌人冲上来搜索时，他早已躲得无踪影了。当敌人行至俺小王家村边时，我喊一声“打”，就是一个排子枪，及至敌人散开并抢占了村后茔盘，准备向俺施展火力时，我们又转移了。随后，敌人进村搜索，隐蔽在夹墙里的民兵王典祥看得一清二楚，他待日军集合时，悄悄顺墙根摸上去，不偏不倚，将一颗手雷投向敌群爆炸，只炸得日伪军哇哇乱叫，可又到处搜不到人。事后，发现地上留下了两摊血污。
同年8月的一天，冷冠荣部的便衣队王队长，带领四十多人来俺小王家抓人抢粮。俺村群众发现后，立即全体集合，组织抵抗，硬是把来敌赶出村外。但当他们看清只我们一个村（当时共38户）在孤军战斗时，就又进行反扑。可是还没等他们走近村头，附近村庄的民兵一齐前来支援。枪炮（土）声、呐喊声响成一片，敌人吓得狼狈逃窜。此后，我们这一带的民兵，还联合起来主动地向日伪顽进攻，去高平路破路、掐电线、打日伪军的过往汽车，还经常在夜间到兰底等据点打扰乱……以南八屯为中心的这片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成为我南海地区和平南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部队的经常驻防地。
1944年3月19日晚上，平南县公安局耿书乐等同志押解着两名犯人驻进俺小王家村，其中一名是驻兰底据点冷冠荣部郭子勖营长的姘妇之母。耿书乐同志讲，这是为反“扫荡”所采取的化整为零的紧急措施，并要我们提高警惕，协助做好看押犯人的有关工作。我心想：日伪顽总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趁日伪“扫荡”之际，驻兰底的冷冠荣部必将兴风作浪，不可掉以轻心。但此时正是春天，漫坡一棵庄稼还没有，在这洼涝一片的地方去哪里找个隐蔽地呢！经过与耿书乐同志反复计议，最后决定到离村七八里外的“蚂蜡沟”去。那里台田沟较深较宽且多，纵横交错，密密麻麻。于是，我们不敢久待，为提防日伪军拂晓包围袭击，连夜由我带路，立即把犯人押往那里隐蔽；待天亮看看没事，再回到村里。如此夜出昼归，到第三天，即3月22日清晨，睡台田沟又熬过一夜的我们，刚要站起身来押犯人回村，忽然，远远发现白沙河堤上有几骑自行车在疾进。我们马上意识到：不好，可能有敌情！于是，我们又原地停下来，想弄清情况再说。我因连续几昼夜的劳累，一坐下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耿书乐同志轻轻踢了我一脚，说：“快！犯人楚锡禄逃跑了。”我一骨碌爬起来朝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可不，此时已跑出有三百多米远。因为有大股敌人正朝这边开来，我们人不能追，枪不敢打（怕暴露目标），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逃跑了（此人犯有通敌罪，后来，终于被我们击毙）。
情况很快弄明白，来的正是驻兰底据点的伪军冷冠荣部。他们配合平度城日伪军“扫荡”，又想出来拣“洋捞”了。根据当时情况，我们决定把另一名女犯人也扔掉，准备顺着台田沟转移到别处去。可是还没走出多远，敌人的骑兵已绕路奔到我们前头。敌自行车队也已经跟上来，右侧的大队步兵也呈弯月形包抄过来，情况十分危急。耿书乐同志吩咐说：“敌我力量悬殊，不可硬拚，要迅速疏散隐蔽……”于是，我顺沟底边走边埋藏好枪支和身上所带的有关物件，并顺势跳进一眼没腰深的旱井里。只一霎，有个敌兵走上来用枪指住我，问我有几个八路，都到哪里去了。我不说，他举枪就朝我肋下捅了一刺刀，鲜血随之涌出，至今尚留有疤痕。接着，又有个敌兵走来，把我捆绑起来，一直押到冷冠荣部临时建立起的辛庄（现属万家乡）据点。 午饭后，敌人要提审我，有两个敌兵把我押到一所房里。我一眼见到这房内正北的桌子上，放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和厚厚的一摞烧纸，不用问，一定是准备挖我的心给已死去的伪镇长祭灵的。因为伪镇长刘振君几天之前不知为什么人所铲除，他们一直不肯善罢甘休。一会儿，有个什么蒲营长走进来问我：“刘镇长是不是你们杀害的？”“你们村都有谁是共产党员？”"谁是自卫队的负责人？"“共有多少条枪？”等等，我一概回答“不知道”。于是，他们就惨无人道地给我用刑：先是点燃两扎香烧我的两上夹肢窝，直烧得皮肉焦糊，吱吱作响（至今还留有5处伤疤）。见我仍不肯招认，就又给我坐老虎凳——将我的两条大腿绑在一条长板凳上，上身背依在墙壁上，又有两个当兵的用细麻绳拴住我的两手拇指用力提拉着，然后就在两脚的脚后跟下面不断地垫砖块，一块、两块……边垫边问。反正我豁出去了，什么也不说。当给垫加到第四块砖时，他们就用布把我的眼睛和前额扎紧起来，是防备我的眼珠会鼓出来。垫加到第五块砖时，我已昏死过去……
接着，他们用凉水把我喷醒过来后，就要拉到伪镇长墓前挖心祭灵。辛庄的群众闻知，都一齐前来跪地求情。其中，特别有伪镇长的儿子一再证明我是好人，说他爹不是我杀的，要求不要对我开刀。说实在的，我深知辛庄的群众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我们两村相隔不远，亲戚道里的都很要好，当然不能见死不救；另一方面也怕为此伤了两村的和气，产生严重恶果。就这样，我没有被杀害，于当天过午，被押解到冷冠荣部的大本营——兰底据点里。
第二天，由冷冠荣部的政训处主任楚家驹（字鸣千，今宅科乡长岭庄人，1963年病逝于青岛）提审我，还是那些内容，我自然一概不予回答。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派砖西丘伪镇长刘希顺前来利诱我说：“你若肯在这里当兵，一切保你无事；否则，就把你交给日本人发落。”我乍一听，心里在想：好，反正你们也钻不进肚皮里看，我暂时答应当兵，那时就容易找机会逃跑了。于是，我就回说：“好吧，让我考虑一下……”可是，他们就像猜透了我的思想一样。第二天，刘希顺又来对我说：“你既然答应当兵，就要把全家都搬来……”我一听火了：“挂连家里干什么？我坚决不当兵！反正这百多斤豁上啦！再过28年又长这么大了，就随你们的便吧！”敌人见我铁了心，就通过串通勾结，于这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把我和一起被虏来的耿书乐、张化雨、姜吉亭等人，用汽车押运到平度城，交给了日伪军，被砸上手铐脚镣，投进了监狱（即现在的平度人民会堂的西南隅地方）。事后得知，原来是冷冠荣与侵占平度城的日军做了一笔交易——用我们几人换取了4挺轻机关枪和4箱子弹。
日伪监狱里的人塞得满满的，躺都躺不下。屋子里潮湿阴暗，臭气霉味（大小便都在里面），熏得人们连气都喘不过来。难友们传闻说：“进了平度城日伪监狱，休想活着回家去。”我前后被关在这里62天，家中千方百计捣鼓钱赎我，最后连牛都卖了，也没济事。那时，我母亲已53岁，每隔六天就跑来给我送一次干粮，希望能借此多见到儿子几面。可是十之八九东西丢了，人被赶回。直到用钱买通了看守，母子才好不容易地先后见了两次面。据闻，彼时组织上也在一直通过伪粮站人员做我们的营救工作，但也未能成功。
这年5月28日早，我们56名难友，就被分押上三辆卡车。每辆车上都有几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押车，车棚顶上各架设着一挺轻机关枪，射手伏着身子始终做着预备放的姿势，真是杀气腾腾。这天适逢高戈庄集日（今张家坊乡属），我们原打算等汽车途经集市时，乘乱跳车逃跑，但在此时，大家却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都被长期监禁，人人的手脚很不灵便；而且，这天早晨他们又没给饭吃，此时，经汽车一颠簸，个个连坐的劲都没了，即便能跳下车去，也很难逃出魔掌。大家相对无言，难过极了……
到高密车站，我们被圈在附近一个用铁蒺藜围成的空场内，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这时，我们一天没吃没喝了，个个已是饥肠辘辘、疲倦难支。幸亏有位城西艾家疃（今李园乡属）的老乡给予了接济。他买下了112个火烧，并请卖者走进去亲手分给每个人两个。这位老乡头戴礼帽，身穿长袍，一副买卖人的样子。有位名叫杨文明的难友虽和他同乡，但只知其人而不知其名。
当天，我们又从高密坐火车到了青岛，被押解到大港保安站。这里也有日军看守，戒备森严。第二天，就给我们换穿了服装——每人一身白衬衣、裤，一身黑制服外衣，另外每人还发给一套被褥，连吃饭也一日三餐有人送来。大家都知道这是个不吉之兆——我们又将被发往日本或别处去了。有两名难友在此溜了号，我们都为他俩庆幸。
在此只住了十来天。6月18日，我们又一早被赶往青岛前海岸上了船。这船是专门往日本载运中国“劳工”的。这次共载了我们三百多人，都是由山东、河北两省抓来的。全船统编为一个大队，以下编了若干小队，每小队有十几个人不等。押船前来接运我们这批中国“劳工”的是两个日本人，一个名叫久保，一个号称武田，都是日本军人打扮，只是没见他们身上带有什么武器。另外还有一名翻译，好像是中国人，人们都喊他金翻译。那个叫久保的日本人，当时约有四十来岁的年纪，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告诉我们：“到日本做工，每人日工资两角，两年为期，回国……”两年！这度日如年的生活怎么熬呢？！难友们背地里都在议论：此一去，恐怕要与祖国、家乡和亲人永别了……
我们多数人大都是第一次坐船过海，眩晕、呕吐、不思饮食……一个个被弄得面容憔悴，如患重病。一直被颠簸了五个昼夜，才到日本的九州地方下船，随即又坐车去了一个什么叫“门司”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每个人被进行“消毒”。即人人脱得净光，衣服放在汽锅上蒸，人被赶到水池里“洗澡”，然后再给往全身喷一遍药，末了又发给一些黑药膏，要每人各自涂抹到身上生有毛发处。谁知他们在搞什么鬼名堂！
在这里如此所谓消毒之后，我们又被赶上火车，途经神户、大阪等地，最后到达了秋田县华岗铜矿。我们住进了东亚寮宿舍，其负责人就是随船押运我们的久保和武田。我们干活分在东亚寮9号矿井，计360人。据说这座铜矿已有300年的历史，当时有矿工数千人。我和莒县的四个难友一起，专管维修轱辘马（矿车）小铁道，上、下班都有日本工头和监工跟着，没有半点自由。最难忍受的是肚子挨饿，每人每日只给6两大米，却要连续在井下干10个小时的活。我们个个被饿得两眼直冒金星。后来，我们以中国北方人不习惯吃大米为由，要求改换粮食，希望能借此增加点粮食供应量，但结果只给把大米改换为白面，丝毫没有增加。不久，白面又改换为橡子面，更加害苦了我们。这东西苦涩难咽，只得用水往下冲，像服药一般。它营养极少，吃得人们一天天地消瘦下去，浑身酸懒，无力干活。可日本监工并不管这些，一见到干活怠慢者，就用小铁锤狠狠敲人的脚踝骨，叫你爬都爬不起来。这种不堪忍受的痛苦，我就身受过数次。更令人发指的是，患病他们根本不给医治，死了就没声没响地给以草草处置。我们去后不到半年，50名平度难友就先后死去11名；而身体稍壮者，则经常被他们强迫无限量地抽血，有的人刚拔掉针管就一头栽倒在地，管抽血的日本人却连看都不看一眼。他们简直不拿我们当人看待。我们曾多次酝酿，想快逃出这人间地狱。后来，有人偷偷地用馒头换得一张日本地图，我们仔细看阅研究，想从中找条归国、归家之路。可是，越看，越研究，越觉心灰意冷。因为这地方整个是海岛，四面都是水。我们一方面言语不通，另一方面又人地两生，毫无门路，从哪里弄船过海呢？距我们3公里处有个中山寮，住有中国劳工六百余人。前不久，其中的三百多人曾集体逃跑过，但没有成功。除了在追捕中被他们打死者外，其余全都抓回罚站，在烈日下暴晒。时值炎热的6月天气，一不给吃喝，二无丁点儿遮荫，再加上人人身体虚弱，时间一长，有不少人一头栽倒地上，气绝身亡。最终这三百多人幸存者无几，尸体扔到山沟里，任凭兽禽噬啄，其状惨不忍睹。
霹雳一声见晴天。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有架飞机飞临铜矿上空撒下传单，矿广播器里也随即开始了广播。原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于是，我们情不自禁地一齐跳跃欢呼起来——“我们胜利了！”“我们就要回祖国、回家乡了！”……
随后，我们就交由劳工协会管理，改善生活，停工养息，经常有罐头、食母生之类的东西吃。这时，我们记起一个外号“小白脸”的日本监工来，这家伙可恶极了，对我们这些所谓“劳工”动口就骂，举手就打，大家一致要求向他讨还血债。于是，我们从井底把他吊上来，二三十个人围上一齐拳打脚踢，直打得他跳下五米多深的悬崖，灰溜溜地脱身逃跑了，我们都从心里感到分外的痛快。
如此这般地不觉已过了三个多月，大家的身体基本恢复了健康。于是，在这年农历十一月下旬便开始组织回国了。先是每人发给了一套黄呢子军服，还有军帽、毛裹腿、军用皮鞋等，接着又发给每人一身丝绵小大衣和三床军用毛毯。这些，全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胜利品。最后，炊事员还给我们做了足够七八天吃用的大白馒头。此时，我们人人心里都乐开了花。当在秋田县上火车时，车站人员都列队欢送，直到列车开走。以后所经过的车站，就连在九州上船，处处都是如此。可见中日人民一直是友好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野蛮的侵华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同时也使日本人民遭受很大不幸！
船，不几日停泊于青岛。当我的两脚重新踏上自己的国土时，那种甜蜜幸福的滋味，一下充满了心头。我们终于又回到自己的祖国和家乡！我们被安排在隆兴纱厂宿舍，有“国军”“看护”。他们口头上对我们说：“别着急，要等向日本人索赔，办好交接，再安排你们回家团聚。”而实际上则是硬软兼施，逼迫我们转当国民党兵。这真是岂有此理！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之中只有邢景山、泮树堂、顾美臣等几个人答应当了兵（不知啥原因），其余的人都不肯干。所以，最终他们只好按照“规定”，算还应得（钱），随人所愿。所谓“规定”，即在日本做矿工日工资2角，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我们每人算得一百多日元，折合成中国钱付给（共折合多少中国钱已忘记）。此时，我们想起曾在高密车站赠买火烧吃的恩人。于是，经过串联，有我和张青户、张锡从（今兰底镇下坡村）、郭德惠（今郭庄乡郭家埠后村）、刘祥兹（今官庄乡北坦坡村）、杜其乐（今马戈庄乡大驾埠村）等六人，联名在青岛登报鸣谢。不久，这人前来找到了我们。大家话别长谈，他进一步介绍了自己的职业，住址，并希望我们能够多聚几次。可是，我们再也没得相见。
这之后，我在青岛有幸找到了岳父任思义（原籍是邻村任家庙），彼时，他住东郊太平村。于是，我受托把仁兄刘祥兹、杜其乐两人的行李及一切应用之物，都搬到岳父家暂为保存。可是，就在当天晚上，突然有三个壮汉闯入我岳父家。其中一个人用手枪指着，命令我“不准动”，另两个就动手把我们三个人的东西搬走，连我穿在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得净光。最后，他们把我捆绑起来，押着走出约半里路远的地方，就狠声凶气地要我脸贴地、背朝上伏卧地上，并威胁我说“若敢动一动就开枪”。就这样，直到他们隐去，我才又挣扎着回到岳父家。第二天，我到派出所报案，他们答应给负责查找。十多天后，派出所果真来了通知，要我去四方局认领失物。但我到那里一看，尽是些破破烂烂，哪有我们的东西！就这样，我们三人的衣服和钱物被一扫而光，两手空空。后来，听说别的“劳工”也大都遭此厄运。这时我们才明白：原来他们内外勾结，有计划地诈这笔钱财。我们几个从死里逃生的“劳工”会有什么法子呢？这年，我连过春节都没得回家，直到第二年（1946）的正月，我借了岳父的衣服和路费，才回到了家乡，见到了亲人。不久，群众又推选我担任村长。1947年我调任民兵队长，1950年恢复了党籍，1951年调万家供销社工作，1955年到县水利局工作，1975年退休回家。面对今日的美好生活，我真心感到：回首当年，泪眼不干；辛酸苦甜，尽皆尝遍。没有中国共产党，哪会有我王云宽幸福的今天！
陈维仪 整理
（平度市政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