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人
叶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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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写了一篇不短的文字谈江南的女性，自古才子佳人，天生一对，地造一双，说完江南佳人，意犹未尽，索性继续嚼舌，顺藤摸瓜，谈谈江南的文人。江南文人以才子着称，有才自然是好事，然而被称作才子，不一定都是表扬。人们常说文人无行，"无行"则是才子们的恶谥。民间老百姓眼里的才子，大都属于唐伯虎一类，地主老财奸污丫环使女，是恶霸行径；唐寅调戏秋香，便是风流。文人无行的说法，有一层宽宏大量的意思，好比说小孩子不懂事，偶尔闯祸捅些纰漏，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错误，用不了太当真。狗天生要吃屎，文人尤其是才高八斗的文人，似乎有干坏事的专利，有和女人调笑的特权。无情未必真豪杰，惟大英雄能本色，一头扎进脂粉堆里不出来，这样的江南文人可以找出很多。
在中国古代社会，真正官场上混迹，搁哪朝哪代，吃喝嫖赌几样德行，公开的嫖是不能沾的。传说中，明清两代皇帝，都有秘密访问妓院的记录，而且还留下杨梅大疮的疑案。再往前看，宋代的徽宗和妓女李师师相好，并由此打翻了醋坛子，利用职权报复有着共同嗜好的嫖客。这些传说的基础，都建立在皇帝不该去妓院的游戏规则之上，都说明皇帝嫖妓不符合公理，是例外。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寻花问柳就有失于行为规范。与此相反，那位引起徽宗醋意的周邦彦则不同，周是浙江杭州人，是标准的江南才子，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用今天的话来说，所谓大晟府只是个音乐机关，算不上什么什么几品大员。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周邦彦才华出众，能填一手好词，而且精工丽，格律谨严，被称为"词家之冠"。他的词多半是写给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又多半是妓，皇帝去妓院是邪门，周邦彦留连平章是正道，恰巧体现了才子本色。要怪也只能怪皇帝跑错地方，在妓女的香巢中正在鬼混的周邦彦风闻徽宗微服私访，来不及跑，吓得只好躲在床肚下。有没有看到皇帝与妓女做爱，且不去细究，窥视和知道皇上的隐私同样也是大罪，据说周邦彦一生不得志，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民间故事都可以当真，传说都是写实，名妓李师师一定在徽宗的枕头边说了不少动听的好话，要不然徽宗心里的疙瘩永远解不开，岂止是不让周邦彦做官，要杀他跟杀只鸡一样。
风流必有代价，这代价可能是原因，也可能是结果。古往今来，失意文人总是占着大多数，人生不得意者十有八九，既然失意，便找到了充分堕落的借口。文人本来就不太拘小节，考场名落孙山，官场小人陷害，于是"解心累于末迹，聊优游以娱老"。李白明明失意，却做出得意的样子说：
我本楚狂人，
凤歌笑孔丘。
黄庭坚一生坎坷，在《鹧鸪天》也做出这种佯狂模样：
身健在，且加餐，
舞裙歌板尽情欢。
黄花白发相牵挽，
会与时人冷眼看。
放浪形骸似乎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难怪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要振臂一呼，号召大家不要自说自话，胡乱找借口，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人生无论是否得意，官场或进或退，都不能失其人文精神。风流得理直气壮，这是不对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读书人一头栽在女人身上，整日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结果便只有亡党亡国。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根据老祖宗的教导，人类身上的种种坏毛病，都是后天造成的，循乎理者则为贤，纵乎欲者则为不肖。人能够纵乎"欲"，似乎又是对性本善的讽刺。清朝的袁枚是浙江人，他来到南京做官，做了几任县太爷，突然对官场失去兴趣，便在南京的小仓山买了一块地，修了随园。他身上的那点才子气，可谓发挥到了极致。别人是因为不得志，所以醇酒美人，落魄才当名士，官场失意才消沉。袁枚则不然，他的自供状很幽默：
不作公卿，非无福命只缘懒；
难成仙佛，又爱文章又爱花。
真是一个活脱的江南才子写照。袁才子的意思，当才子就当才子，用不到这样那样的借口。
中国文人的立足点，从来是在做官这一点上，写诗作词，琴棋书画，都是业余爱好。只有当了官，才能算修得正果，要不然，都是不务正业，都是旁门左道。后人以古人的文章好坏，来看文人的成就大小，古人却不是这样，虽然写文章立言，也是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和立功立德这样的大是大非相比，已经远在其次。至于立功立德如何衡量如何判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能做多大的官。袁枚也算是名重一时的人物，有《小仓山房集》，有《随园诗话》，还有《子不语》，但是在馆阁诸公的眼里，仍然是野狐禅，算不得文化人的楷模。
2
唐伯虎是世人眼里的风流才子。袁枚则是士大夫心目中的花花公子，他修建了名震江南的"随园"，好得连皇帝都眼红。乾隆下江南，曾专门派人去他家描图，以便回京修皇家公园时参考。袁枚有一大帮的姨太太，这还不过瘾，妙在还有一大群跟着学写诗的女弟子，所谓"素女三千人，乱笑含春风"。浩浩荡荡的江南才子大军里，似乎只有袁枚配得上"风流教主"的雅号，他活的时候轻松快活，死了也没被戮尸，查禁着作。有名的江南文人十有八九，没什么好结果，轻则罢官解职，重便流放掉脑袋，这是名重一时的江南文人常见的结局，而袁枚则以善终让人羡慕不已。
袁枚选择南京定居，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爱住金陵为六朝"。魏晋风度历来是江南才子们仿效的样板，是精神上的源头。事实上，六朝之前，江南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文人，大文人没有，甚至小文人也不多见。江南仿佛小商品批发一样的出文人，这都是后来的事情。孔子孟子是北方人，庄子是北方人，古时候有名有姓的，差不多都是北方人。老子的籍贯有争论，其中一个观点说他是楚人，江南虽然也曾经是楚地，那是被楚国征服以后的事，和老子的楚仍然挨不上。楚人中有出息的文人屈原和宋玉，同样与江南无关。
江南像样一些的文人最初都是北方人，永嘉南渡，大批士子拖儿带女，一下子全跑到江南来了。江南文化在一开始就是北方文化的缩影，因此，江南文人骨子里还是北方文人，这北方是失败的北方，是异族大举入侵时仓皇南逃的北方。北方汉人逃往南方是迫不得已，那时候的江南，经济谈不上富庶，文化十分落后。在骄傲的北方人眼里，江南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虽然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但是一个个都是天生的懒鬼。北方的汉人移居南方，真是委屈了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南蛮●舌之人，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如北人的法眼。
都说魏晋时期文学开始自觉，读一读《世说新语》，便一切都明白。这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年代，既有建安七子，又有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这些辉煌的人和事，其实都发生在北方。建安七子的孔融被曹操杀了，正始名士中，三位主将除王弼二十岁早死，余下的两位也被司马懿所杀。竹林名士有七贤，嵇康被砍了脑袋，一杀再杀又杀，留下一条性命的，只好老老实实地学乖。在那个特定时代里，学乖最好的办法是装糊涂，于是就吃五石散，一种和毒品差不多的药，吃下去，浑身会发热，甚至发狂，产生奇异的幻觉，见了苍蝇，也要拔出剑去追。要不就喝酒，猛喝，一个个都成了酒徒，成天醉醺醺说酒话，司马昭想和阮籍结成儿女亲家，阮籍一醉两个月，硬把这场婚事躲了过去。
南渡以后，北方的文人成了南方的文人。既然是失败的北方，此时就谈不上什么强秦雄视天下，也没有一点点西汉的恢宏广大，聊以自慰的一点魏晋风度，因为接二连三掉脑袋，此时迅速堕落变质，只剩下一些空谈和装疯卖傻。六朝虽然紧接着魏晋，在文风上看似一脉相承，然而骨子里其实就只有软弱两个字，史家所谓"气格卑弱"。西晋已经亡了，南来诸人无所作为，惟一的发泄机会，便是在饮酒游宴时，面对良辰美景，哭着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这类伤感的话可怜兮兮，结果便是让大家流眼泪，哇啦哇啦一起哭。
江南文人所继承的，正是这种颓败的北方文人的传统。古老的吴越文化，究竟什么样子，江南文人其实并不清楚。根据吴越争霸的态势看，春秋时期的吴人和越人，并不像后来那么柔弱，吴王夫差一度称雄为霸，越王句践卧薪尝胆，都有过可歌可泣的历史。成者为王败者寇，越灭吴，楚亡越，秦始皇统一中国，江南的民风一变再变。都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人是可以流动的，北方人来到南方变软弱了，这是一个错觉，因为来南方之前的北方人已经没有多少硬骨头。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谈及魏晋时期最有趣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引用了刘勰的话：
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
嵇康师心掉了脑袋，阮籍也就不敢再使气，而师心和使气恰是魏晋风度的精华所在。南渡的北方文人，把盛行一时的老庄玄学，带到了南方，既然干涉政治会掉脑袋，那么空谈喝酒和装疯傻的种子，便会在南方湿润的空气中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并结出丰硕的成果。六朝人物紧接着魏晋，然而魏晋风度中的精华已不复存在。"大抵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旷达和风流既可以是好辞，也可能有贬义。总之一句话，北方文人是因，江南文人是果，江南的文人其实是为北方文人枉担了骂名。
江南文人常常挨骂，有其活该的一面。在魏晋时，文人们大约还是佯狂，南渡以后，越来越不像话，到后来，索性就真的破罐子破摔，不想好了。阮籍在北方的时候，喝酒归喝酒，毕竟写出一些像样的文章，《晋书》上说他"博览群书，尤好庄老"：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到了六朝时期，江南文人喝酒不输给阮籍，荒唐和放纵有过之无不及，写文章，差不多一篇像样的东西也写不出来。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鲁迅曾以很生动的文字写道：
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
东晋时的王孝伯曾担任过刺史，不算太小的官，但是这位老兄读书太少，又不熟悉用兵，光知道空谈和笃信佛教，结果在战乱中被杀。这么一个活宝，《世说新语·任诞篇》上，却留有他大言不惭的语录：
名士不必须有奇才，但使得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南渡前后，江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既然是北方人征服的领域，在文化上，拚命向北方看齐便是必然的事情。江南的文人只不过是继承和发扬光大了北方文化人的名士传统。
事实上，早在南渡之前，北方文化已先一步地大举南下。东汉灭亡之后，江南民风向北方学习已经蔚然成风。当时的江南士族，都卷着舌头学习洛阳话，结果南腔北调，反而制造出一种很怪的杂交方言。北方人的习俗，成了江南人追求的时髦，人有时候就这么贱，北方人越看不上南方人，南方越不自信，越巴结北方的文化。亲眼目睹这种变化的葛洪，在《抱朴子》中以"居丧"为例，说明江南如何受北方影响。吴国之风俗，人死了，往往丧过于哀，换句话说，非常讲究形式主义，很把死人当回事；晋室东迁以后，南来诸人把魏晋名士的放诞带了来，于是"居丧不居丧位"，停尸期间照样"美食大饮"，比北方的还要不像话。随着时间的发展推移，江南名士的放荡不羁，任涎空灵，与魏晋相比，处处有过之无不及，差不多成了日后才子们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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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是江南文人大领风骚的年代，这一段的文学史，江南文人撑足了场面。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我一直没闹明白，所谓"八代"，究竟是哪八代，反正软弱的六朝逃脱不了干系。江南文人出了几百年的风头，终于被人逮住机会好生收拾，口诛笔伐，揍得鼻青脸肿。代表人物是唐宋八大家，他们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矛头直指六朝文风。这八大家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只要看看最流行的《古文观止》，数一数那里面所选的文章篇目，便可以知道厉害。
唐宋八大家中，没有一个江南文人。江南文人在六朝，过足了文字游戏的瘾，骈四骊六，锦心绣口，一个个都成了花架子。"八代"之文未必像苏东坡说得那么衰，那么一无是处，说骈文中没有好文章，绝不是事实。但是骈文的路越走越窄，发展到后来，完全忽略了思想意义，只去堆砌华丽的辞藻，玩弄稀奇古怪的典故，音调声韵方面的限制越来越多，便一头钻进了死胡同。
政治上，江南在此时已失去了领导地位。隋朝的建立，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汉人重新一统天下。六朝的都城南京，被隋文帝下令放火烧掉，江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转眼间灰飞烟灭。
从统治者角度出发，既然黄河文化的地位已经确定，具有挑战意味的长江文化，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必须扼制和制裁。走向末路的六朝文学传统，在隋唐遭到痛击，这是历史必然，然而作为一种文学传统的影响，却仍然贯穿了整个唐朝。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并没有一下子就扭转了骈文的地位，韩柳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远不如后来。他们只是开始，古文运动真正成为气候，还得等到北宋，到欧阳修王安石以及苏氏三杰手里，这才轰轰烈烈，从此逐渐称霸文坛，一直熬到五四新文化运动。
江南文人在隋唐以及北宋，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经济上，江南似乎再也不会萧条，已成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但是文化上又不得不仰望北方。唐诗中并不缺乏江南人，大诗人几乎和江南无缘。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人名统计，唐朝人才分布的比例，排名前卫的是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江苏虽然排名第六，其实是中间包含苏北的缘故，像徐州，完全应该算作北方。至于浙江，竟然排名于甘肃之后，差不多只是排名第一的陕西的十分之一。这个统计数据，和六朝之前的两汉大致差不多。历史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
北宋的人才，自然还是黄河流域占上风。排名前几位的是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唐时的老大哥陕西开始衰落，已落到长江流域的省份如江苏、四川、浙江、江西之后。值得指出的是到了北宋期间，江西的文人迅速崛起，在人数和成就两方面，都实实在在超过了江南。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韩柳和苏氏三杰，余下的三位江西人，像欧阳修王安石，都是文坛领袖级别的人物，曾巩名气虽然稍弱一点，但是他的文笔简洁锋利，像《越州鉴湖图序》也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古文之外，黄庭坚不仅字写得好，他开创的江西诗派风行一时，晏殊和他儿子晏几道的词是南宋词创作大繁荣的先声。
江西文人的崛起，似乎是一个明显信号，这就是政治中心仍然还在北方，由于经济的原因，文化中心已经向长江流域倾斜。江西文人加上江南文人岭南文人，已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随着北宋的崩溃，南宋定都杭州，汉文化的中心又一次完全转移到南方。江南文人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了，有人对《宋史》中的儒林人物进行统计，浙江一跃为首，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省。不仅是儒林，当宰相的、写词的、绘画的，都是第一。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宋朝南迁和西晋东移，原因差不多，结果也有很多相似。都是失败的大逃亡，骨子里都缺钙，都有软骨病。江南文人似乎只有处在尴尬的地位上，才有大显身手的机会。而后人探讨"国民性"，检讨中国人的种种毛病，追溯其源头，大都喜欢从宋朝南迁开始。到本世纪30年代，罗家伦在南京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在演说中，提出了"诚，朴，雄，伟"的学风，所谓雄，是"要纠正中国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换句话说，就是要补钙，要治软骨病。
江南文人在南宋时期，并没有走六朝文人的老路，历史不可能简单重复。江南文人中，既出秦桧，也出陆游这样的爱国诗人。爱国诗成了江南文人创作的重要主题。南宋诚然无法和大唐相比，宋诗当然没有唐诗的雄浑，但是宋人用自己的脚走出了新路。宋诗自有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这一点，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序》评价最为精确。南宋军事上算不上强大，文化艺术却不能不说厉害，宋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音乐绘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江南文人此时已羽翼丰满，不是一句"江郎才尽"能轻易打发。
宋以后的江南文人，差不多成了一支职业军团。能插上一脚的地方，都能见到江南文人忙碌的身影。官场上，有各种大大小小的俗吏，得志的和不得志的，挤成一团。风月场合，酒楼妓院，达客贵人的府上，富商的后花园，江南才子们大显身手。写诗，填词，玩小曲，画几笔文人画，编几出传奇剧，江南文人一个个都是才子，在家是有名的居士，出家是有名的高僧，而且天生适合帮闲的角色，做清客，做讼师，做幕僚，甚至做账房先生。
按照唐宋八大家的思路，江南文人大都不能及格。然而江南的文人实在太多，真正继承唐宋八大家衣钵的传人，仍然出在江南。明朝的归有光唐顺之，为维护古文运动的正宗地位，不懈努力，终于成了地道的八大家弟子，成为后来风行一时的桐城派的师宗。他们不仅在维护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八股文方面，也成为一代俊豪。我对八股文没什么深入了解，只知道归唐的八股文写得很漂亮。古文名家中，许多都是八股文的高手，八股文和骈文一样，似乎也不该一笔抹杀。
归有光和唐顺之是江南文人中很不错的代表，他们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就影响而论，八大家只是后劲大，是因为不断地有人吹喇叭抬轿子，才逐渐成为气候，其实在当时也就那么回事，完全不像后人标榜的那样。古人的包装和今天不太相同，那时有时间差，弄不好要隔好几百年。韩愈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几个人说他的文章好，他的地位是隔了一个朝代的欧阳修和苏东坡硬捧出来的。即便这样，韩愈文章的高度也不是一步到位，在明初的文坛，"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此时要说八大家的散文好，绝对会得一个没文化的罪名。唐宋八大家如雷贯耳，成为中国古代散文的正宗，这是后来的事情，是归有光唐顺之他们闹的结果。
我一度对归有光很入迷，对《项脊轩志》和《寒花葬志》百读不厌，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八股文高手，只知道考场并不得意，很大年纪才考上举人，以后玩命考进士，可怜考了八次，也没考上，于是赌气不考了。倒是他的弟子在科场很得意，福星高照，一考一个准，归有光在文坛上有那么大的名，似乎也和那些得意弟子有关。师出名门这是个惯例，水涨船高，师徒之间可以相互照耀，相互沾光。我因为归有光的关系，才去读八大家的散文，读了八大家，再读《史记》，已经是拜访老师的老师。按师承关系去读书，有时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钱钟书先生曾举过一个着名的例子，如果喜欢鸡蛋，没必要去研究下蛋的母鸡，可是人有时候就喜欢做没必要的劳动。
江南文人丰富多样，自古文人都是要相争的，派系观念因此很强，无论抬高还是贬低，都免不了意气用事。好在江南文人人数众多，宋以后的历次文学运动，差不多都能插上一脚，占些位置。事实上，真正能把文人集合起来的也许只是科举，文风是一回事，诗歌流派是一回事，考场这一关谁也逃脱不了。考试让人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大家不得不对是否金榜题名心服口服，科举是文人的惟一出路，是否有功名便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就的绝对标准。这标准横行了几百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遗老们谈起革命党来，有两个江南文人的印象总算不太坏，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是吴稚辉，印象不坏的原因是这两位有举人的头衔，是有功名的人。
江南文人在明清两朝科举中，如鱼得水，取得了骄人成就。江南出文人，首先表现在科举上。逐鹿中原，舞枪弄刀，这不是江南才子们的强项。才子的刀枪是手头的一支秃笔，这支笔未必能得天下，却可以捞个官做，混碗饭吃。学而优则仕导演了一场和平的战争，不流血，一样刀光剑影。《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王冕一边喝酒，一边指着天上的星对人说："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贯索和文昌是两个不同的星座，贯索有九颗星，象征牢狱，文昌有六颗星，如半月形，被认为是主持文运，贯索犯了文昌，天下的文人便要倒霉。王冕说的厄运就是科举，他听到这消息，第一个反应是要坏事，因此不无担心地预测："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明清两代，一是汉人统治，一是满人当权，就科举而言，大同小异，是一丘之貉。江南文人成了应试的常胜将军，在明代，浙江和江苏能入《明史》的列传人物，占据了前两位，进士及第人数分获第一和第三，中状元的人数占第一第二。到了清朝江浙两省势头更猛，尤其是江苏的苏南，已明显超出自宋明以来，一直排名于前的浙江。清朝一共只有一百十二个状元，苏南的仅苏州一府，就出了二十五人，而这二十五人，又恰好是江苏状元人数的一半，如果再加上浙江的状元，成就便更可观。
状元如此，进士及第更是大把大把地抓。江南文人在考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就其根源，还是和江南的经济繁荣分不开。经济是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读书人才有出头之日。然而经济基础和科举得意，并不能完全证明江南文人如何了不得。事实上，江南文人如果没有思想支撑，永远都是酒囊饭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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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江南文人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就其品质而言，江南文人能让后人立为楷模的并不太多。科举制度从明朝开始步入极端，一部《儒林外史》便是最好的记录。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明成祖，政治上是一流好手，对待知识分子，总有点格格不入。或许是出身的缘故，这两位大明的皇帝，最容不得文人的傲气，作为天子，他们喜怒无常，拿文人当人时，"金樽相共吟"；不当人，说翻脸就翻脸，动辄"白刃不相饶"。明初着名的诗人高启，因为两句"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引起朱元璋的猜疑而被腰斩。另一位名气不太大的诗人，在谢明太祖赐食的诗中，写了几句"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自惭无德颂陶唐"，其中一个"殊"字，被拆解成"歹朱"无德，于是推出斩首。
明成祖杀文人比其父更狠更残忍，方孝孺一案，株连九族，为了方孝孺曾说过一句"即便是株连十族又何妨"，于是朱棣为成全一个"十"，又滥杀了方孝孺的学生。在统治者高压政策下，无权无势的儒生寒士，只能噤若寒蝉，无所作为。从大趋势上看，江南文人的黄金年代是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大动乱，知识分子获得了统治阶级想管又暂时管不了的相对自由。这时候出现了顾炎武，出现了黄宗羲，明末清初的江南文人很会闹事，因为会闹，所以很热闹。以江南文人为主体的东林党，借着反对阉党起家，经过一次次的党锢，终于在晚明时成了气候。
东林党人第一次有组织地体现了江南文人的力量。晚明的士风，不外乎两条道路，一是醉生梦死，腐化堕落，以出世态度远离官场，所谓张岱的"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在这一条路上，出现了写和读《金瓶梅》的文人。另一条路是入世，读书致用，学而优则仕，前有东林，后有复社，崇祯年间，复社成员曾在南京苏州两地碰头多次，根据当时留下的与会名单，共有两千二十五人参加了聚会。这么大的规模，似乎也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来考察。同志一词，也就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出处患难，同时同志"。复社雅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制止阉党余孽的猖狂进攻，这一目的，当时确实已经达到。在晚明，东林和复社俨然成为革命组织，江南文人皆以是组织中人引为自豪。
江南文人在明末清初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表现得很暧昧。大敌当前，亡国差不多已成事实，无论是阉党，还是复社，党争代替了团结一致御寇，涉嫌报复成了一种公开的手段。《桃花扇》以戏曲的形式，记载了当时的尖锐冲突，失势的阮大铖企图讨好复社成员侯方域，结果遭到了李香君的怒斥。和江南文人相浮相沉的秦淮八艳，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阉党的一边，这种冲突导致了阮大铖后来对复社成员的残酷迫害。清军入关以后，一度处于劣势的阉党余孽马士英和阮大铖，一度把持了南明小朝廷，为了排除异己，马阮之辈借口复社中有人参加过大顺农民军，因此制造了"顺案"。国家都到了这一步，还是闹，临了真把国家给闹亡了。
亡国了，何去何从，大是大非活生生地就摆在面前。虽然结果证明，所有的抵抗都是徒劳，仍然有一些江南文人参加了抵抗运动。黄淳耀和侯峒坚守嘉定，陈子龙和夏允彝起兵松江，顾炎武和吴其沆在昆山举事，仅仅从军事的角度出发，这些抵抗无济于事。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亡羊补牢已经来不及，但是江南文人表现出的这种姿态，怎么说也是一个亮点。
可惜这些亮点稍纵即逝，接下来的表现便太令人失望。明亡于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对于清帝国来说，它不过是摘了一个熟透了的桃子，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明朝的统治阶级自毁长城，自己挖了自己的墙角，阉党弄权，党争不断，江南文人以及整个中国文人的颓废倾向，饥荒遍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于是好端端的汉人天下，落到了满人手里。撇开狭隘的汉民族正统观念，明亡于清其实是历史进步。晚明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以亡国的必然性而言，明朝的崩溃在劫难逃。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虽然提出了警告，似乎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之相食，谓之亡天下。
……是故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贼，均与有责焉耳。
对于后人来说，明亡于清，有两点痛心疾首：对于老百姓，连年战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天下已亡，国何以堪；对于知识分子，除了普通老百姓的痛楚之外，还有一个逐渐丧失思想自由的过程。明末清初的江南文人，思想十分活跃，明朝亡了，思想自由的惯性仍然存在，清政府在一开始，对江南文人多少有些放纵，和明朝初年的两位皇帝相比，清初的几位皇帝肚子里更有文化，虽然是满人，他们的汉学基础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要比朱姓皇帝高明不知多少。正是因为高明，一旦着手收拾江南文人，一下子就能致于死地。
用不着苛求江南文人的亡国责任，要检讨的只是江南文人身上固有的软骨病，这种软骨特征，不仅表现在抵抗无力，更表现在经不起读书做官的强烈诱惑。明末清初的江南文人，并不缺乏不怕死的义士，但是不怕死，并不能说明就能抵挡得住官场的诱惑。迫切地想当官是文化人的死穴，中国历来讲究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当官本来是个好传统，和世袭制度相比，让读书好的人处在领导岗位上，总比靠前辈的福荫好得多。因此，在一方面，中国科举制度的功劳不能一概抹杀。富不过三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好了便有官做，这是最公平的竞争。然而，在另一方面，僵硬的科举让读书人都读傻了，学而优则仕走向了反面，成了读书人只有做官这一条绝路。
清朝的科举和明朝如出一辙，仅此一项，江南文人对于亡国的惨痛，就抚平了一半。亡什么国，不就是改朝换代，那时候的文人，虽然不至于说满人不是汉人，也是中国人，因此大好河山落在清人手里，不能算是亡国，但是"六年忠义好凄凉，一阵夷齐下首阳"之后，清朝统治者恢复科举，读书人眼见着出人头地的日子又来了，于是一个个"身上安排新顶带，胸中整顿旧文章"，又神气活现地出现在考场上。满人不仅在军事上彻底打败了汉人，也用官场的乌纱帽为鱼饵，将汉人完全制服。
江南文人中，只有少数人讲究民族大义，绝大多数都下水当了汉奸。在明末清初，并非只有投降这一条道路，像顾炎武黄宗羲那样铁了心做遗民，也没有多少性命之虞，可是科举的诱惑，牵着江南文人的鼻子，却在这条小道上一路走到黑。前面已经说过，秦淮八艳之成名，和江南文人的交往分不开，譬如李香君，不仅"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而且"所交接皆当时豪杰"。后人力捧秦淮八艳，要害就在于说明江南文人的缺钙，到关键时候，只注意到了生前，已顾不上身后，什么民族大义，什么亡国灭种，什么遗臭万年，都忘得干干净净，临了，连秦淮河边的风尘女子都不如。遥想当年，东林党人和魏忠贤的阉党斗争，复社党人大骂阮大铖，即所谓轰轰烈烈的"南都攻阮"，他们的集会地点往往是在妓院，那时候，这些人是如何的光明正大，如何的正气凛然。他们能打动秦淮河边妓女的法宝，不是大把大把的银子，而是疾恶如仇的一股正气。
江南文人感到无地自容，是他们和阉党斗争了一辈子，结果在科举这根指挥棒的调度下，不仅和阉党中人一起携手走进考场，而且把当年的根深蒂固的党见分歧，也一并带入清朝官场。清初的几位皇帝眼里，汉人的党争十分可笑也十分可恶，党人们相互勾结，相互排挤，"人人各亲其亲而私其党"。解决这种结党营私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天下智谋之士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让他们狗咬狗，自相残杀。江南文人和阉党的斗争，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南人和北人的斗争，在最初的较量中，江南文人又一次堕入下风。譬如代表东林和复社党人的陈名夏，丢人也算丢到家，先是明朝的状元，有着不算太小的官衔，李自成入京，俯首称臣；清兵入关，又俯首称臣，是标准的奴才坯子。他在清初也算一名得到重用的汉族大臣，是江南文人在清廷中的一面旗帜，而他昔日的对头冯铨，作为阉党和北人的代表人物，同样也是清朝的重臣。陈名夏竭力替主子卖命，吃辛吃苦地干了好多年，然而在讨论汉人是否留辫子时，为一句"留发复衣冠"，竟然谪戍充军；另一说法更惨，是索性掉了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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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人在清朝开国初年，还真捞到了一些做官的机会。满人是征服者，一个个都是马上英雄，喜欢打仗，好武功非文治，对于具体的管理事务，有些不耐烦。"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满人为了吸取这一教训，不屑于做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因此有关管理方面的琐事杂务，便让投降的汉臣去做。他们既然当了主子，免不了要多招收些奴才，中国的历史上，最不缺乏的就是奴才。江南文人如鱼得水，成群结队地到清朝的官场里去打工，是人是鬼，赶紧捞个一官半职。
统治者收拾文人，本来迟早的事情，翻开中国的历史，不收拾文人反倒是桩怪事。江南文人翻不了天，翻不了，也要收拾。在清人眼里，和元朝的蒙古人一样，中国人大致也可分为四等，汉人中的北人和南人，分别被列在最后两等，而南人是最心怀叵测的。清统治者对待江南文人，先是放纵，暂时不管你们，然后按部就班，一步一步了结。在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多少还有些傲气，清朝逼顾炎武出来做官，一而再，再而三，他就是不肯出山，不出山也没怎么样。许多人当了遗民，清朝皇帝网开一面，心里有火也先憋着，急着要做的事太多，还顾不上这些。
清因明制，恢复了科举，江南文人从羞答答逐渐过渡到神采飞扬地走向考场。清朝皇帝终于找到了收拾江南文人的机会，顺治十四年，南北两个考场都出现了作弊现象，于是引起了科场大狱。贿通试官，卖买关节，这本是明朝留下来的陋习，可是此时却给了清政府最好的借口，正好用来打击汉族士子的气节。汉人总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不起却又要忍不住考场作弊，还有什么狗屁的气节可言。这一次科场大狱，牵连之广，杀头和流放之多，创中国有史之记录。被杀头的大都是主考的考官，而参加考试的众多举子，一个个也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鉴别是否作弊，要进行当堂复试，复试不合格就有用弊之嫌，就得治罪。仅此一个刺刀下的当堂复试，读书人的"士风士气"，便"荡扫无遗"。
江南文人引以为豪的那种气节，南都攻阮时的团结，松郡起义时的豪迈，仿佛让人迎面扇了个大耳光，顿时无影无踪。总算还有一个叫吴兆骞的，在复试时，多少有些骨气，没有尿湿裤子。当时，凡有通关节嫌疑的举子，都聚集中南海的瀛台，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当堂复试。
谢国桢在《清初东北流人考》一文中，曾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复试时举子仍是带着刑具，和犯人一样，每举人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作严厉监视，与试的举子，悉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如何能做得起文章。汉槎很愤慨的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吗?"遂交了白卷，皇帝自然要生气，凡不中试的举人，都把他们打了四十大板，充军到宁古塔去!并且把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都连同谪戍，这样子看他们还胡闹不胡闹。
汉槎是吴兆骞的字，江南吴江人，少年得志，恃才傲物，曾对当时极有文名的汪琬说："江东无我，卿当独步。"早在参加科举前，吴兆骞就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明亡之后，他现成的大名士做得有些不耐烦，出山应江南乡闱，本意是想随手捞个官做做，不料竟遇上了奇祸，流放东北。东北虽是满人发迹的地方，但是在当时却非常荒凉，对于一个习惯于江南生活的人，北国的天寒地冻，真把他折磨得够呛。如果说在复试时，吴兆骞身上多少还体现了一些江南文人的名士气，流放数年之后，他除了可怜巴巴地盼着返回老家，已经没什么别的奢侈的欲望。吴兆骞在关外待了二十三年，终于得到皇帝的恩准，带着老婆白首同归。据说吴兆骞写的一篇祭长白山赋，以其文字瑰丽，打动了康熙。这显然是一篇拍马屁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皇帝脸上露出笑容，于是大家捐款，用钱将吴兆骞从关外赎了出来。
去清朝的官场谋事，在明朝的遗民看来，已经是丢人现眼，吴兆骞经此一折腾，读书人的斯文彻底扫地。如果说科场之狱，只是收拾了那些有意仕途的读书人，这些人本来已经失节，是大姑娘偷人，是寡妇再醮，罹祸咎由自取，是活该，那么另一路自以为天高皇帝远，躲在江南做名士的文人，却因为几乎是同时期发生的"哭庙"事件，灾难从天而降，莫名其妙地惨遭迫害。1661年，顺治驾崩，哀诏到了苏州，例于府堂设幕，"哭临三日"，苏州的老百姓趁江苏巡抚在庙，借机向他请愿，要求罢免新任吴令任维初。这任维初是山西人，做了苏州的地方官，别的能耐没有，横征暴敛却是第一等高手，上任伊始，就剖开大竹爿数十片，在尿里浸着，警告说：
功令森严，钱粮最急，国课不完者，日日候此，负欠数金者责二十，欠三钱以上者亦如之。
这是一位偏爱打人屁股的汉人官员，喜欢打屁股，同样是明朝的陋习。苏州人想，你又不是满人，何至于如此凶恶，大家都是亡国奴，相煎何必这么着急。于是串通起来驱任，没想到江苏巡抚朱国治不是黑脸的包公，恰巧是任维初的后台，这一刁状撞到枪口上，朱国治不帮着苏州老百姓说话，反以"震惊先帝之灵"为由，参奏哭庙的人为大逆不道。本来只是一桩小事，由于双方都是汉人，清统治者索性小题大做，把那些早就想收拾的另一路江南文人，狠狠惩膺一下。结果自然是杀头，不是杀一个人，而是杀一连串。这一连串中，最知名的就是批《水浒》的金圣叹。
金圣叹是江南才子的一个典型，他身上洋溢着的名士气，直到今天仍然为人津津乐道。明亡后，他不得已参加会试，以"如此则心动乎"为题作文，篇末竟然敢这么写：
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曰：动动动……他一口气连写了三十九个"动"字，这样的卷子自然不可能中。明末清初确实有这么一帮文人，亡国似乎和他们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只是终日兀坐，以读书着述为务。据说金圣叹最喜欢屈原，平日以《离骚》为下酒菜，一边高声朗读，一边尽情喝酒，醉则须眉戟张，遇到贵官豪绅，嘻笑怒骂以为快事。金圣叹的文字挥洒自如，独出腔调，在明清小品中别具一格，而所批的"六才子书"，即《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其批评方法明快如火，惊才绝艳，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也独树一帜。
然而统治者不会把金圣叹的那点文字把戏放在眼里，江南文人以才傲物，清朝的皇帝早就不耐烦。金圣叹在哭庙案中，完全是被动牵连，最初被捉的十一名主犯中，并没有他。实事求是地说，哭庙一案，确有借机闹事之嫌，金圣叹根本算不上什么幕后主谋，但是上面既然想收拾你，也就无处可逃。他被押到南京，不问情由，先吃两夹棍，然后三十大板，立刻皮开肉绽。事情闹到了这一步，他自知活不了，给家人写了一封信，说：
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见，不然，死矣!
金圣叹糊里糊涂地丢了脑袋，死到临头，他仍然没有忘了幽默。值得挂上一笔的是，在哭庙惨案中处于对立面的两位昏官，临了也没有好下场。朱国治后来去了云南，以刻剥军粮，将士积忿，"乃脔而食之，骸骨无一存者"。任维初也因为犯了别的案子，被判杀头，行刑地点正好和金圣叹相同，是南京的三山街。笔记上有两则金圣叹临刑前的描写，一是他昔日想批佛经，和尚说，我出个上联，你若能对上，马上拿出佛经来让你批。和尚出的上联是："半夜二更半"，金圣叹听了，江郎才尽，怎么也想不起下联，结果在临死前，正值中秋，倒让他想起了一个绝对，是"中秋八月中"，连忙要儿子去告诉和尚，可惜对联对上了，想批佛经也没时间了。另一则更神，说刽子手刀都举起来，他突然喊慢，说有话要对儿子说，儿子跑到他跟前，他用耳语悄悄说："豆腐干与虾仁一起细嚼，有火腿味。"说完从容就义，他那宝贝儿子想半天，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有人还杜撰了金圣叹临刑前口占的一首诗，虽然是瞎编，却也有几分他的玩世不恭腔调：
天公丧母地丁忧，
万里江山尽白头，
明日太阳来作吊，
家家檐下泪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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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统治者用汉人收拾汉人，一箭双雕，收到极好的效果。科场舞弊事发，是行贿的举子因为没有兑现考中，自己觉着吃亏喊冤闹出来的；哭庙案从表面看，也是汉人之间的争斗，是汉人压迫汉人的结果，清统治者无形中成了主持正义的法官，似乎很公正，不偏不倚，被杀的人也只好捏鼻子。科场和哭庙两大案，敲响了江南文人自由时代结束的丧钟，接下来便是更进一步的文字狱，一桩接着一桩，此起彼伏，动辄大动干戈，譬如庄氏的《明史辑略》案，被缚者数百，杀头七十余位。江南文人从此水深火热，是进亦忧，退亦忧，稍有不慎，便有杀头之罪。对江南文人的控制，有一个逐渐收紧的过程，在一开始，很多人认为只要明哲保身，看准了，捞一把，混个大官小官做做，或者索性清高，惹不起，躲起来，就不会有什么事。事实却证明书生之见，不仅可笑，而且危险。重温历史，有时候不能不为明末清初的江南文人感到遗憾。江南文人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个时代，思想特别活跃，文化异常发达，虽然不是什么盛世，但是对于渴望自由空气的文化人来说，却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
明末的东林和复社，与阉党展开殊死关键，其进步性不言而明，可惜，过多的结党结社，使得小团体大行其道。如果说早期的结合，还是同声相求，同仇敌忾，到后来，便是纯属附会风雅，拉帮结派。由于今天所能见到的材料，大都是东林和复社党人自我标榜的文章，所以轻易不太可能看出他们当时有什么不妥。其实仔细考察，便可以知道当初的所谓结社，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猎取功名。说穿了，不过大家凑在一起学习经义，揣摩风气，为了有更好的机会捞个一官半职。为出仕读书已经成了一剂毒药，这就是为什么明亡之后，会有那么多党人先投李自成的大顺军，继而又跑到清人那里去做官。
官场的诱惑深深伤害了江南文人的灵气，奔走经营，争官夺利，往往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有些人似乎明白这种弊端，因此一味地清高起来，或寄情于山水，或闭门不出，两耳不闻窗外事，声色犬马，管他亡国不亡国。明末清初的江南文人，或进或退，都有严重问题，进则厕身官场，结党营私，同流合污；退则隐居江湖，逍遥逃避，醉生梦死，江南文人似乎始终找不到理想支柱，找不到精神上的最后寄托。当国家这部机器一步步因为失去控制，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种历史性的崩溃面前，江南文人中的大多数，不仅无能为力，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作为。
江南文人引以为自豪的，绝不是出了多少个状元，封了多少名宰相，有很多人得意于仕途，驰骋大大小小的官场，也不是因为有了东林党，有了复社，出了很多风流才子，潇洒于秦淮河畔，画舫笙歌，酒食争逐。江南文人骄傲是因为有了顾炎武，有了黄宗羲。在这样的乱世中，依然能有几位保持头脑清醒的文化人，江南文人才不至于一下子完全被人看扁。因为有了顾炎武和黄宗羲，江南文人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亮色。限于篇幅，这里只谈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最杰出的江南文人代表，顾炎武的影响，绝不局限于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事实上，顾炎武当时的影响也许并不能算太大。他关于亡国和亡天下的议论，同时代未必有多少人知道，知道了也未必肯听进去。顾炎武既不是东林党的领袖，也不是复社的盟主，更谈不上执文坛之牛耳。明末清初，名声更大的应该是钱谦益，是陈名夏，是吴伟业，可惜这些人都成了汉奸，名列《贰臣传》，丢人现眼，遗臭后世。顾炎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名，学而优则仕这条路和他无关，然而一生中，可圈可点的事迹实在太多。《辞海》关于顾炎武有这么一段记录：
学者称亭林先生。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清兵南下，嗣母王氏殉国后，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一带的人民抗清起义。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纠合同道，不忘兴复。晚岁卜居华阴，卒于曲沃。
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
顾炎武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着作等身，为后人所熟悉的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一个人能写一大堆书，不稀罕，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书。顾炎武的学识和宋朝开始流行的理学不一样，不是如程门师徒雪夜相对静悟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双脚脚踏实地到处调查研究，然后才变成文字着作。顾炎武曾批评过当时的信口空谈，认为世人所谈论的时髦理学，其实只是一种禅学，不货真价实地取之经书，而是依靠一种偷懒省事的"语录"。利用前人的只言片语，做出后人自说自话的全新解释，这种学风正是顾炎武力图要改变的，全祖望《顾亭林神道表》谈到顾氏如何做学问，这样写道：
遍游边塞之区，游历所至，二马二骡，载书自随，遇边塞亭障，必呼老兵退卒，问其曲折，与平日不合，即于坊肆中发书对勘。故于山川险要，皆经目击，因能言之了了如指掌。
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谈到顾炎武，也就着全祖望的思路，进一步发挥：
倘若经行平原、大野，没有可以留意的地方，便在马上默诵经书注疏。他又喜欢金石文字，一走到名山、巨镇、祠庙、伽蓝所在，便探寻古碑遗碣，拂拭玩读，钞录大要。他所着述的，都是他自己从旅行中实地勘察所得的资料，和一般人的闭门造车，过蠹鱼生活的大不相同。
顾炎武的学问人格，也让清统治阶级垂涎，这是一块顽固不化的石头。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开设"博学鸿词科"，想把像他这样的优秀人物，统统招入自己的人才库备用。但是，顾炎武拒绝了一切诱惑，软硬不吃，既没有恃才傲物，趁机要个好价钱做官，也没有志灰心馁，遁身山林，做出世的大名士。冒杀头的风险，他大讲经世致用之学，奔走南北，与明遗民在一起，随便发表政见。他的一腔正气，与日月同在，与山河并存。所有这些，清政府不仅不加以干涉，还由当时的陕西提督张勇的儿子出面，向顾炎武请教学问，并想刻他的着述。
清统治者向来不把杀人当回事，尤其不在乎杀文人，偏偏对于顾炎武，却保持了最大克制。
一直到他已经七十岁，清政府仍然不忘拉拢引诱，顾炎武义正严辞地说：
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一死而先妣之大节愈彰于天下，使不类这子，得附以成名，亦人生难得之遭逢也。
清政府对待顾炎武总算是明智的。"刀绳俱在，无速我死"，顾炎武视死如归，统治者也无奈他何。杀一个顾炎武有何难，他的精神既然已经存在，肉体上的消灭也就失去意义。顾炎武为江南文人做了最好的表率，是后来一切读书人的楷模。还是前面已经说过那层浅薄的意思，因为有了顾炎武，因为有了顾炎武开创的学风，江南文人活着，多少还有些奔头，好歹还有些出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亡国有时候并不是一件最坏的事情。亡国有时候不过是改朝换代，可怕的是亡天下，天下若要亡，这世界便到了末日。
江南文人在明末清初或进或退的两种表现，经过清统治阶级的严厉打击，得到了最有效的扼制。在强权政治面前，江南文人似乎再也潇洒不起来，为了保住自己可怜的脑袋，开始做起死学问。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做死学问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乾嘉学派的横空出世。江南文人在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史中，又一次体现了人多的优势。平心而论，清朝比明朝好得多，清朝文章学术之盛，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之大成，"汉唐以来，未有其比"，诗，词，小说，古文，小学，天算，地理，水利，都是前朝所不能比拟，而这种繁荣，江南文人的功不可没。
清朝的文化繁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美，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中国的封建社会，最出色的应该是大清帝国，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清朝的崩溃是因为遭遇了资本主义，这是江南文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为什么文化人失去了思想的自由，依然能够带着镣铐，取得那么好的学术成就?后来学者应该常常扪心自问。江南文人的地位，是明清两代奠定的，而清代的学术思想，其实是对明代学风的否定。清代的江南文人，给他胆子也不敢搞小团体，结党营私既然是死罪，老老实实地待在书房里做学问，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死学问有时候也可以做活。在官迷心窍方面，清朝文人要比明朝文人有节制得多，起码在鸦片战争之前是这样。同样，在放浪形骸方面，清朝文人相差得就更远，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明人飘逸不羁，不认真，是浪漫主义，而清人则拘谨严肃，喜欢一板一眼，是古典主义。
清朝的学术是明朝学术的反动，正是这种反动，成全了江南文人。江南文人在清学术思想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譬如吴学，譬如浙东学派，此外，像皖学和扬学，无论从地理概念，还是从学理思路，和江南文人都一脉相承。清朝的江南文人，很少有像明朝的名士那样，流连在秦淮河畔。唐伯虎，秦淮八艳，《板桥杂记》，这都是明人的故事，它们伴随着民间的加工夸张，构成了一幕幕虚幻的风流传奇。然而，风花雪月远不是江南文人的真相，江南才子在清季没有那么多的风流韵事，有的只是不堪回首的文字狱，没完没了的腥风血雨。
清人因祸得福，死学问做成了真学问，这种真学问是有惨重代价的。
江南文人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诗经·周南·汉广》上曾说："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这里的"永"，比较容易解释，是长的意思，而"方"则有些分歧，一说为竹木编成的筏，在这用作动词，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坐着竹筏也到不了尽头。另一说是"周匝"，意思是环绕，遇小水可以绕到上游浅狭处渡过，而长江太长，不可能绕匝而渡。这两种说法都有来头，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不管怎么说，江之水矣，不可方思，描写了一个男子追求爱情的失望心情，这一点大致错不了。江南的文人的话题很长，有些话还是留着以后再说。通常情况下，追求爱情和追求真理相仿佛，对江南文人的描述，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