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杂史和别史的界定及其价值
--——兼及唐五代笔记或小说的特点
载《绵阳师范学报学院》2009年3期，第1-9页。
[摘 要]本文重新检讨了学术界对野史、杂史和别史的定义，清理了笔记或小说的源流和分类、着录时之部类归并情况，认为野史、杂史和别史其实皆可纳入传统“笔记”或“小说”的范畴。其次，认为这些非正史类文献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使用时需要细加择别。再从行卷风气、史馆制度等方面，分析了唐五代笔记小说的特点，驳正了对唐五代小说或笔记文学性强、真实强弱的宠统指责，认为其史料价值迥别于明清以后几全属虚构之小说。并指出应该在宗教研究等方面，充分加以利用。
[关键词]正史；野史；杂史；别史；史料价值；笔记；小说
[中图分类号]……
一般将《史记》《汉书》等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称为正史[①]。正史的史料价值早已经为学术界所公认，而正史以外的野史、杂史和别史的价值，则尚未被某些学科充分认知。有鉴于此，本文重新检讨野史、杂史和别史的概念和价值，并论及唐五代笔记或小说的特点，期以有助于研究云尔。
一、野史、杂史和别史的界定
野史、杂史和别史，是与正史相对而言、由私人编撰的史书，故而又称“私史”。三者的特征大致为：“野史体例不一，或编年，或纪传，或杂记一代史事，其内容多奇闻异事、闾巷风俗、统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视为禁书；杂史体例一般是只记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别史内容往往限于杂记历代或一代史事。”[1]（中国历史卷，施丁撰“中国史学史”条）
1．野史。或称“稗史”。其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奉酬苦雨见寄》诗：“自爱垂名野史中，宁论抱困荒城侧。唯君浩叹非庸人，分衣辍饮来相亲。”[2]（卷第十三）《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杂史类”，着录了公沙仲穆《大和野史》十卷，小注曰：“起大和，尽龙纪”。[3]（第5册，第1469页下栏）可见在唐代“野史”已经被用于着述名称之中。
一般认为，野史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为笔记[1]（“中国历史”卷，郭松义撰“笔记”条）。“笔”，古代对散文的称呼。在与韵文相对时，则称为“笔记”。现知最早的用例，为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卷十《才略》：“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又曰：“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4]（上册，第575、576页）南北朝时多崇尚骈俪之文，故一般讲究“笔”“文”（谓注重词藻、讲求声韵对偶）皆具，《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4]（第529页）南朝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也有云：“辞赋极其精深，笔记尤尽典实。”但这时，“文”“笔”皆不是严格的文体概念。[5]（第29页）到了宋朝，方开始以“笔记”而作为书名，如北宋宋祁有《笔记》三卷，另有苏轼《仇池笔记》、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于是，“笔记”转而指一种着作体裁，意思也变为随笔记录了。这种体裁，又有“随笔”、“笔谈”、“笔录”、“丛谈”、“漫抄”、“杂识”、“杂记”、“琐言”、“札记”、“见闻录”、“日记”等异名，或以“载”、 “编”、“史”、“乘”、“论”、“考”、“辨”等署题。[②]
其实，以记录个人见闻、辨析事物之名称和特征、训释前代语言、叙述历史事实、抒写感情景物等为主要内容，形式随便、格式不定的此种着述形式，早在先秦便已产生[③]，魏晋趋于成熟，唐宋稳固发展，明清达到高峰。[④]只不过在汉代被称为“小说”，如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即列出了“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之“小说”，共计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6]（第6册，第1744-1745页）这与《论语·八佾》所说“文献”之“献”，含义颇为近似[⑤]。魏晋时期，“小说”或“笔记”的主体为志怪类，主要记录一些鬼神仙怪等耳食之言，且多形成专书，如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皆是也。南北朝时，除志怪小说持续兴盛（如殷芸《殷芸小说》）之外，又出现了专记名流趣事的轶事小说，如刘义庆《世说新语》等。唐代之笔记，以由前代志怪演变来的“杂传记”[⑥]、从轶事变化来的“杂录”[⑦]为主，前者的代表作有裴铏《裴铏传奇》、段成式《酉阳杂俎》等，后者则包括记录历史琐闻（代表作有唐刘餗《隋唐嘉话》、李肇《唐国史补》、赵王粦《因话录》、苏鹗《杜阳杂编》、郑处诲《明皇杂录》、李绰《尚书故实》，以及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等）和考据辨证（代表作为封演《封氏闻见记》、苏鹗《苏氏演义》、李匡乂的《资暇录》等）两类。[⑧]宋代笔记主要记载本朝轶事或掌故，虚构成份较少，史料性强，如司马光《涑水记闻》、王明清的《挥麈录》、欧阳修《归田录》、吴自牧《梦粱录》等。明代沿袭宋代传统，主要着作有陆容《菽园杂记》、郎瑛《七修类稿》、朱国桢《涌幢小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清代最有成就的笔记为考证类，如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俞正燮《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⑨]
至于笔记或小说的分类，一般以内容为区分标准。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下》别为六类：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规》、《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小说家类小序谓，虽然《汉志》归为九家，但其流别实仅有三：
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岀意，卽小说家言。而《汉志》所载《靑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巳久，特盛于虞初耳。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9]（下册，第1182页上栏）
今人或分为小说故事类（包括鬼神仙怪、人间轶事等）、历史琐闻类、考据辨证类三类[⑩]，即源于《四库全书总目》。其中的小说故事类，就是后世所谓的笔记小说。其实，“笔记小说”的概念到宋代方始出现，其内涵最初与“笔记”或“小说”并无大别，并不是一种文体的名称[5]（第29页），比如北宋史绳祖《学斋占毕》：“前辈笔记小说固有字误或刊布之误，因而后生末学不稽考本出处，承袭谬误甚多。”
前已言及，《汉书》将“小说”家列入诸子十家之末。而在班固以后，传统上是将“笔记”或“小说”与“笔记小说”割裂开来，以故事性较强、杂以虚构情节者，或入史部杂传（《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史部[7]（第4册，第974-982页）、《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上》[8]（第6册，第2000-2006页））、旧事篇（《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史部[7]（第4册，第966-967页））、杂史类（《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上》[8]（第6册，第1993-1996页））、故事类（《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上》[8]（第6册，第1998-1999页））、传记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9]（上册，第513-577页））等；以记载下层社会言谈者，或入子部小说家类（《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7]（第4册，第1011-1012页）、《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下》[8]（第6册，第2036页））等；以其它较为信而有徵之随笔体着述，或入子部杂家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9]（上册，第1006-1140页）《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下》[8]（第6册，第2032-2035页））……要言之，是以记载史实者入史部，以杂记其它见闻或个人观念者入子部。如《四库全书》之杂家类，即纳入士人阐述自己主张、却难入子部其它家之着述，并细分为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类：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着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矣。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絶续不同，不能一概。后人着录，株守旧文，于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亦别立标题，自为支派。此拘泥门目之过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变而得宜，于例为善。今从其说，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纎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9]（子部杂家类小序。上册，第1006页上栏）
其实，连纪昀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上述分类实欠勉强，且多不合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一卷末，《小说家类·杂事下》之后序有云：“案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着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着录于小说，其明例矣。”[9][ 下册，第1204页下栏]
至于当代学术界，也有学者称“魏晋南北朝以来‘残丛小语’式的故事集为‘笔记小说’”，“而把其它一切用散文所写零星琐碎的随笔、杂录统名之‘笔记’”，并将笔记小说归于子部，将“有关史籍考订、札记一类典籍，如金代王若虚《史记辨惑》、《新唐书辨》，清代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归于史部。[10]（112-113，113-116，105-106页）这种看法实可商榷。[11]
也有舍“笔记小说”之名，另称为“文言小说”者。[12]是又将“笔记小说”归入集部矣。总之，目前学术界对于“笔记小说”的界定和归类，还颇有不同意见[5]（第28-30页），但大致趋势是类别日益减少吧。
我们这里依从上述当代史学界的一种观念，即认为“笔记”或“小说”包含了“笔记小说”、并皆属于史部文献。故而不再将之分析归入子部或集部。
2．杂史。“杂史”也者，乃在正统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种体裁之外，专记帝王事迹的私人着述。或曰，“杂史体例一般是只记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1]（“中国历史”卷，施丁撰“中国史学史”条）、“带有历史掌故性质”[11]（“杂史”条，第11册，第869页右栏）。这并未抓住杂史在内容方面的特点。《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史部杂史类，叙述杂史源流曰：
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7]（第4册，第962页）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小序则谓，杂史与杂家和小说有一定区别：
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故王嘉《拾遗记》、《汲冢璅语》得与《魏尚书》、《梁实录》并列，不为嫌也。然旣系史名，事殊小说，着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着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9]（上册，第460页下栏）
3．别史。“别史”之名，始于宋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该书独创此类，以收录“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如唐高峻《高氏小史》、宋吕祖谦《新唐书略》之类。明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则将编年体、纪传体史书以外，杂记历代或一代事实的史料，概称为“别史”。别史之演变情况，可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史部六》别史类小序：
《汉艺文志》无史名，《战国策》、《史记》均附见于《春秋》。厥后着作渐繁，《隋志》乃分正史、古史、霸史诸目。然梁武帝、元帝《实录》列诸杂史，义未安也。陈振孙《书录解题》创立别史一门，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义例独善。今特从之。盖编年不列于正史，故凡属编年皆得类附《史记》、《汉书》以下，已列为正史矣。其岐出旁分者，《东观汉记》、《东都事略》、《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之类，则先资草创；《逸周书》、《路史》之类，则互取证明；《古史》、《续后汉书》之类，则检校异同。其书皆足相辅，而其名则不可以并列。命曰别史，犹大宗之有别子云尔。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必以类分，转形琐屑。故今所编录，通以年代先后为叙。[9]（上册，第445页下栏）
别史的体裁，处于编年体、纪传体之外，其内容则是“杂记历代或一代事实”。在当代学术界，它是在正史之外，与野史、杂史并列，属于私人撰述的史料。或谓别史指四部分类法中史部“不属于正史、杂史的史书”[11]（“别史”条，第2册，第625页左栏），则无视野史矣。从以上论述可知，虽然一般将“笔记”或“小说”置于野史之中，但实际上“笔记”或“小说”不仅容纳了“笔记小说”，野史、杂史或别史皆可纳入传统“笔记”或“小说”的范畴。
二、野史、杂史和别史的史料价值
野史、杂史和别史虽非正史，但由于其作者群的广大、写作时有闻即记、体裁的多样、内容的繁杂等因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许多内容是正史不愿意记载或不可能记载的。所以，野史、杂史和别史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史料价值。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尝论及小说家的功用曰：
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6]（第6册，第1745页）
这类“小道”，其“必有可观者”或“如或一言可采”处，首先是可补正史记载之阙遗。其实，一般修正史时，都要参考野史之类的文献。如《史记》即多采异闻或民间传说，故而《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司马彪》称：“……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12]。沈约修《宋书》，其《五行志》五卷、《符瑞志》三卷，即采录《搜神记》78条之多[13]。唐房乔等修《晋书》，亦从《搜神记》中撷取91条材料，另取刘义庆《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之中的晋人故事，甚至刘义庆《幽明录》等中的材料。[13]（“宋书”条，第44-53页）后晋刘刘昫等撰《旧唐书》时，多采录杂史秘籍，且不随意改动原文。[13]（“旧唐书”条，第104-105页。）到了宋代，由于天下一统，文献层出，于是史官大大拓展了范围，包括各种笔记在内的野史、杂史和别史无不刻意搜罗。赵冀《廿二史札记》卷十七“新书增旧书处”，论及《新唐书》所增添史料曰：五代纷乱之时，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编故籍，亦无人收藏。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则太平已久，文事正兴，人间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斌《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珰]《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知《新书》之“文省于前，而事增于旧”，有由然也。试取《旧书》各传相比较，《新书》之增于《旧书》者有二种，一则有关于当日之事势，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今分（别）[列]于左，而《新书》删《旧书》之处亦附见焉。[14]（上册，第358页）[14]
所增“琐言碎事”，即来自野史等文献。特别是《新唐书》中宋祁所撰人物传记，多撷用笔记、小说等正史以外的材料。[15]赵翼又在该书该卷“新书增旧书琐言碎事”条，列出了《新唐书》人物传记所增加的26条“琐言碎事”，如：“《窦建德传》，增 建德微时，盗夜劫其家，建德杀三人。余不敢进，请其尸。建德曰：‘可投绳取之。’盗投绳，建德乃自縻，使盗曳出，又杀数人。”[14]（上册，第367-370页）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自谓，为撰《资治通鉴》，“徧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15]（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只是到了元代及以后，由于现存文物文献较为丰富，修正史时才较少自野史、杂史和别史中取材。但无论如何，我们在阅读历代正史时，都需要与野史之类相互对照，期以获得完整的信息。
其次，由于野史、杂史和别史出自私人之手，没有经过统治阶层的刻意过滤，故而远较官修史籍真实、生动，有助于纠正史记载的偏颇、恢复古代历史原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古人在文章中评论他人，常是从正面的角度说话，尤其受人委托撰写墓志铭等，更是备致敬仰之意。但他们在与密友或门下弟子闲话家常，涉及某些人或事，因为不再担心涉及人事纠纷，往往说出“真心话”。所以我们研究这些人物，除了正史纪传，也要重视笔记小说，发掘其中的“真心话”，才能全面地掌握材料。中唐时期笔记小说很发达，中唐人记载中唐时的事，当然比后人的转述追记可信。我们研究唐代文学，尤其中唐文学，如果只是依据两《唐书》纪传和文人别集，忽略了唐宋史料笔记，恐怕很难得出新的结论。[5]（第67-68页）
比如，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即相当真切地反映了刘禹锡和韩愈之间的关系[16]。所以说，我们不能以为笔记小说之类的史料多羼杂有不稽之谈，而忽视其价值。实际上，无论是研究文学、语言、哲学、宗教还是历史等，都不能忽视野史、杂史和别史，倘若深加发掘，这类史料会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问题。
另外，古代士人多看重野史等的传播功用。金元好问《追用座主闲闲公韵上致政冯内翰二首》之二：“巨源不入竹林选，元亮偶成莲社图。野史他年传耆旧，风流一一似公无。”[16]（卷八）是即谓山涛（字巨源）虽然不算魏晋时间竹林七贤之人[17]，陶潜（字符亮）也在弃彭泽令而归隐之后而暂入庐山慧远组织的莲社[18]，但借助于野史记载、民间年高望重长者之口，其洒脱放逸之风雅潇洒，依旧流传了下来。元萨都剌《上赵凉国公》诗亦称：“如此声名满天下，人间野史亦堪传。”
当然，野史、杂史和别史类文献也自有其局限。如其某些内容系径录传闻，史实不确，考订不严；辗转钞取，存在互相抄袭之嫌；以求奇为主要目的之一，渲染荒诞无稽之事[1]（中国历史卷，施丁撰“中国史学史”条，郭松义撰“笔记”条）……所以，需要选择性地使用，且在使用之前，必须仔细地加以甄别。古人对历代正史采录野史等文献的不实之处，颇多指摘，即是缘于这个原因。《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司马彪》称：“……余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12]《晋书》由于择取太宽、太滥，故而屡遭讥讽。刘知几《史通》卷五：“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録》、《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唐朝所撰《晋史》多采以为书。……虽取悦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17]《四库全书总目》嘲之曰 ：“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其所载者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是真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正史之中惟此书及《宋史》，后人纷纷改撰，其亦有由矣。”[9]（上册，第405页上、中栏）清牛运震《读史纠谬》也说：“《晋书》有好奇之病，卜筮小术、仙释怪迹，皆不惮烦琐，言之务穷情尽致而后已。杂伎、丛谈，前史所不禁，然以附会夸诞为长，此与巫瞽何异？不亦猥且鄙乎？”[18]（“晋书”条）实际上，姑且不论这些史料本身的可信度如何，房乔等人的这种作派，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存史料的积极作用。
三、唐五代笔记或小说的特点
前已言及，唐五代产生的笔记或小说，凡叙离奇故事者当时称作“传记”、“记传”、“杂传”或“杂传记”（后世方有“传奇”、“唐人小说”等称呼），记录轶事趣闻、考据辩证者则称“杂录”[19]（第一章《绪论》，第1-13页）。或有“志怪传奇”之称，当是只指属文学创作之“杂传”吧[20]。作为野史中的一种，唐五代出现的笔记或小说具有与前代迥然相异的特点。
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受行卷风气的影响而产生，主观创作意图为抒发情怀、图谋名誉。也就是，唐五代的小说观念或笔记观念，颇不同于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多记述怪异传闻；人们视这类口耳之说为真实，故记之以为佐证，“发明神道之不诬”[21]（干宝《搜神记·序》），“所以征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寤”[22]（唐临《冥报记·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23]（第24页）其实，即使是释道信徒，他们当时记录和传播志怪故事，心目中亦并非以为虚妄无稽，而是深信其为事实。然到了唐五代，由志怪变化来的“杂传”[19]，却是明知事属荒诞，而有意宣扬或新创，假之以寄托自己的愿望，或欲凭之钩誉。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竒，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元怪録》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2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说亦如诗，而唐代而一变，……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23]（第44页）导致涌出这种创作意图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小说或笔记本身的发展规律之外，得数唐五代的行卷之风。在唐代，参加科举考试能否成功，关键之一在于有无达官名流的引荐，考试成绩反倒在其次[25]。而要得到推举，个人当有突出的才学或品行，且这种才学和品行必须为荐举者所知晓。于是，举子们纷纷在考试之前，将自己的得意诗文写成卷轴，呈送于朝中显贵或其它社会贤达，乞求向考官推荐[20]。这种习尚就叫“行卷”。宋程大昌《演繁露·唐人行卷》：“唐人举进士必行卷者，为缄轴，录其所着文以献主司也。”一般也称考前所呈奉之诗文为 “行卷”。旧题宋尤袤《全唐诗话·李播》：“播以郎中典蕲州，有李生携诗谒之，播曰：‘此吾未第时行卷也。’” 鲁迅《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唐以诗文取士，但也看社会上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也须豫先干谒名公，呈献诗文，冀其称誉，这诗文叫作行卷。”[26]行卷之目的是在众多举子中鹤立鸡群，所以较一般诗文更难写作，相当不容易。李商隐《与陶进士书》：“文尚不复作，况复能学人行卷耶？”为了讨好权贵贤达、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举子们或奉献谄辞之辞，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谈丛二》：“唐士子应举，多遍谒藩镇、州郡丐脂润……至所干投行卷，半属讇词，概出赝剿。”或作出惊世骇俗之举，如唐卢藏用《陈氏别传》记陈子昂事迹：“年二十一，始入咸京，游太学。历抵群公，都邑靡然属目矣。由是为远近所称，籍甚。”所论尚模糊。《唐诗纪事》卷八引《独异记》则记陈子昂突获盛誉的之举：《独异记》载：子昻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辩者。子昻突出，谓左右曰：“辇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扬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昻，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郡。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书记。
其它举子为使自己的行卷有别于一般着述和明显阿谀，遂改造旧闻或新创故事，增加作品本身的吸引力，得到阅读者的赞赏。“杂记”由是纷纷出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评价唐人小说曰：“顾世间则甚风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谒时或用之为行卷，今颇有留存于《太平广记》中者（他书所收，时代及撰人多错误不足据），实唐代特绝之作也。”[23]（第44页）
其次，唐代创建了史馆制度，史官地位的崇高、史书选材的趋向，导致士人积极记录当代轶事趣闻，形之成文。唐朝初年创立了史馆制度，且给予史官以丰厚待遇。唐刘知几《史通》：“?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厥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27]（卷十一）于是士人颇向往之，以致薛元超有“三恨”之叹[21]。史馆的创设，改变了以前史书多属私撰的情况，自唐高祖至武宗，史馆均撰有历朝国史、实录等。此外，唐代史馆编修国史时，不但多取材前代私修史书，如唐房乔等撰《晋书》，即采纳了前人所修20余种《晋书》、崔鸿《十六国春秋》等，特别是以臧荣《晋书》为底本[13]（第46-48页）；而且兼采前代及当时笔记或小说、名人行状、家传以及当时口头流传的史料等，如柳宗元《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即劝韩愈采用自己所搜集的段秀实逸事以入史[22]。虽然唐代规定禁止私家修史[23]，但由于受向往修史的风气的影响，许多士人还是私下记录所见所闻，不仅藉以满足未能厕身修史行列的遗憾，且或视自己的此类着述可“补国史之阙”、“备史官之采”，希冀自己的“杂录”有朝一日能够被史馆采用。《容斋五笔·补》：“而唐李肈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谭笑，号其书《国史补》。论议有识，以权衡史籍，有功于裨补。”[28]
再次，内容、辞采等方面，“杂传”（传奇）和“杂录”亦有相当差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称唐代小说“……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此类文字，当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23]（第44页）这段话源于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着小说也。”[24]需要注意的是，陈师道及鲁迅所指仅为唐代“杂传”（传奇）而已。一般而言，由于行卷的特殊要求，相较前代“志怪”而言，“杂传”题材新颖、内容丰富、故事性强、情节曲折、文笔绮丽，文学价值更高。即使是“杂录”，其文采亦较为明显。或谓唐代小说或笔记的特点之一，是文学性强，真实性不足[25]，宋代笔记则相反。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种下。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咸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明人编《五朝小说》序言亦谓：“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其实，事情未可一概而论。上述观点可能适合于“杂传”（传奇），却无视于记录历史琐闻、进行考据辨证的“杂录”类笔记或小说，如《隋唐嘉话》、《唐国史补》、《因话录》、《封氏闻见记》、《苏氏演义》、《资暇集》等。我们说，部分“杂录”类笔记或小说的撰写目的，并非为了科举，而是在社会推崇史馆制度的氛围之下，为了补充国史之不足；故而多以历史事实、个人真实想法为基础，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记录了史实，保留了史料。唐五代的部分“杂录”类文献，无论就其创撰本旨而言，还是就实际内容而论，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们在唐五代就已经作为史料来源之一，地位很高。即便是纯属记录个人学识、进行考据或辨证的着述，也具有相当的客观性。总之，这一时期的“杂录”类笔记或小说，虽有一定文学性，但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记实的性质，绝非明清以后之几全属虚构的小说可比。
最后，唐五代笔记或小说具有鲜明的社会时代背景。我们知道，安史之乱[26]之后，李唐王朝趋向衰微，唐代社会普遍怀念盛唐、有一种昔日风光不再的迟暮之感[27]。整个中唐以后的文坛，追思明皇之作比比皆是，如唐薛逢《金城宫》诗：“忆昔明皇初御天，玉舆频此驻神仙。”郑嵎《津阳门诗》百韵，全叙明皇时事。《唐诗纪事》卷六十二“郑嵎”条：《津阳门诗》云：华清宫之外阙，南局禁闱，北走京道。开成中，嵎常得群书，下帷于石瓮僧观，而甚闻宫中陈迹焉。今年冬，自虢而来，暮及山下，因解鞍谋飡，求客旅邸。而主公年且艾，自言世事明皇，夜阑酒余，复为嵎道承平故实。翌日，于马上輙裁刻俚叟之话，为长句七言诗，凡一千四百字，成一百韵，止以门题为之目云耳。《郡斋读书志》卷四中：郑嵎津阳门诗一卷右唐郑嵎，字宾光。大中五年进士。津阳即华清宫之外阙。为诗百韵，纪明皇时事，自有序云。
他如元稹《连昌宫词》、白居易《长恨歌》等，并为此类着述。或称之为“（唐）明皇情结”，以为这种情结夹杂着爱恨、纠结着情感和理性，不同于汉初士人论秦亡、唐初论晋衰[5]（第24页）。而唐五代笔记小说正是在内乱之后方始勃兴，其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回忆盛唐时代、特别唐明皇[28]在位期间的轶事。这样，唐五代笔记或小说在内容题材上即突破了因袭志怪的樊篱，转而抒写本朝现实生活，或者改造旧有题材，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怀旧情调，体现了对前代统治者赞其功绩、恨其不继的感情色彩，同时在形式等方面亦多有开拓。[19]（第14-200页）
虽然野史、杂史和别史颇有助于弥补其他史料之阙失、厘清历史真相，但其宝贵价值仍没有被充分认知，如其中所包含的禅宗史料即未得到应有重视和发掘。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他文论及，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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