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文献的若干问题与对策浅探
——以宋人诗歌为例
张 剑
提要：方志中所收宋人诗歌的文献问题，有“误收”“重出”“作伪”三类。《记纂渊海后集》记录的邵雍一首残诗，在后世方志文献中又衍生出苏轼、黄庭坚、释如晦、谢谔四位作者，反映出方志文献的复杂性。对方志文献的考辨，首先要贯彻史源学的方法，其次应提倡依据可信度的高低对方志文献划分信任等级。明确标举这两条原则，不仅是对文献学传统经验的重温和激活，也是由于新时代研究范式的召唤。
关键词：方志 宋人诗歌 文献问题 史源学信任等级
中国有重视历史的悠久传统，史著、史料的种类和数量之多举世无双。如果说历史是有生命的，那么国史堪比骨架，各种通志、郡县志、镇乡村里志、宗族谱牒等就是密布全身的各级血管，而日记等个人史料则为之铸魂生肌，使之血肉更为饱满。一国、一地、一家、一人皆有史，这在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特别是方志和家谱，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史料。然而由于条件、性质、立场、目的、修养、眼界、想法等等的不同，史著自然有质量高低之分，史料也有可信度的差异。就正史、方志、家谱三大类型史料的可信度而言，一般正史应高于方志，方志则高于家谱。因为正史的取材范围虽然包括方志和家谱，但由于开放流通程度最高，其史料价值历经后人甄别，哪部分可靠哪部分存疑已有较理性的判断。而方志着眼于一地，家谱着眼于一族，得到公开检验和纠错的机会少于正史，文献存在的问题也就相对较多，可信度应该相应递减。[1]
方志向来被视为一地的百科全书，其中相当篇幅载有原居、流寓、游历该地的名贤有关该地风土人情的吟咏，因而与文学关系密切。有学者指出：“地方志又是我们搜集文学作品，研究文学史的重要资料，许多诗文不见于作家别集，却保存在地方志中。编集宋元明清历朝诗、文总集，地方志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2]的确，像《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等，都利用了大量的方志史料；学者也常利用方志为总集或别集再做辑佚，取得了辉煌成绩，但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是方志本身的文献疏失未能为学者及时察觉带来的。以下仅以方志所收宋人诗歌为例，对方志本身的若干文献问题略作揭示，并尝试讨论大致的对策。方志内容不误，使用者由于误读、错引、粗心等主观原因造成的错讹，不在本文论述之列。[3]
一、三类问题
方志中所收宋人诗歌的文献问题，概言之有“误收”“重出”“作伪”三类。
1．误收
误收包括方志文献误认作者朝代或误收非本人作品。如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八辑录郭周藩《谭子池》诗，小传云“宋进士”。郭周藩实为唐宪宗元和六年进士，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十九即有郭周藩条，并载其《谭子池》诗；《蜀中广记》卷十二又收有沈迥《眉州临风阁》诗残联，并云“宋沈迥”，实应为唐沈迥，《蜀中广记》引文有误。[4]此为方志误将前代作品当成宋人之作收入之例。
再如明万历《钱塘县志·纪制·忠清庙》收录王禹偁《伍子胥庙》，实此诗为明王偁《虚舟集》中的作品，题作《题伍山伍子胥庙》；清陈蔚《齐山岩洞志》卷二和卷二十一分别收入苏舜钦《重过齐山清溪》及《过池阳游齐山洞》二诗，实为元吴师道之作，收于《礼部集》卷八与卷五；清乾隆《胶州志》收有苏轼《潮中观月》卷八，实为明张绅之作，收入明刘仔肩《雅颂正音》卷三，王世贞《艺苑卮言》亦有载；清嘉庆《滕县志》卷十七收有秦观《玉井泉》《流杯桥》，实为元余观之作。[5]此为方志误将后代作品当成宋人之作收入之例。
2．重出
此处的重出不包括同一首作品（字句微有差异者亦视为重复）出现在前志和保留了前志基本内容的续（递）修志中，而是指同一首作品出现在非此类关系的不同方志中。如苏轼诗“诛茅卜筑十年心，碧草幽堂曲径深。平地明珠流晓色，一林寒玉锁秋阴。稔知好景无时有，尽把新诗对此吟。却忆杜陵江上叹，浣花憔悴不如今。”既出现于乾隆二十六年《济源县志》卷十六，又出现于光绪十六年《内黄县志》卷十八，仅诗题和诗句文字小异；黄庭坚诗：“空余叔子两青碑，无复山翁白接离。卧对江流悲往事，行穿云岭扣禅扉。松风半入烹茶鼎，山鸟常啼挂月枝。见说北归应有日，道人先作鹿门期。”康熙三十四年《茶陵县志》卷二十和乾隆十二年《湘乡县志》卷六皆收录，仅诗题不同，诗句微有差异。此为作者相同但创作地域有异之例。
再如“揽胜寻幽本为闲，可能忙里去游山。权宜且辍公家事，看遍林泉夜始还”一诗，出现于明李侃、胡谧纂修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作者为野耕道，题作《灵泉寺》；又出现于清储大文纂修雍正《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六，作者为黄廉，题作《过灵泉寺》；二书虽同名《山西通志》，但非续修而是重修，成化《山西通志》仅十七卷，雍正《山西通志》达二百三十卷，因此面貌差异较大。“乌噪僧眠春昼迟，松阴楼殿日高时。入门未脱征裘立，拂壁先看学士诗”一诗，出现于明成化《山西通志》卷十六，作者为王拯之，题作《灵泉寺》，题下注有“在阳城”，又出现于同治《阳城县志》卷十六，作者为黄廉，题作《过灵泉寺》。此为创作地域相同但作者有异之例。
这些作品到底创作于何地？作者为谁？若不加辨析地辑佚，必然会造成某种错讹。
3．作伪
如果说误收和重收尚可看做是一种失误，而作伪则可看做是一种主观刻意的造假。愈是名人，愈有可能被方志编纂者拉来，并为之编排事迹或作品，以为本地增光添彩。如宣统《徐闻县志》卷一《舆地志》“寿康石”条下录石刻诗一首：“岂曰寻幽赏，微名远绊身。归心流水急，宦兴白云深。”并云：“俗传苏长公由朱崖北归，道经于此，偶刻其处，后人爱之，镌于石。又云诗后有‘东坡’二字，未知是否。”这当然是伪作，县志编纂者其实也有怀疑，但可能真心希望苏轼能于此地留有墨宝，故仍将这首假托之作保留，并做了模棱两可的说明。
宣统《徐闻县志》对伪作尚属“犹抱琵琶半遮面”。乾隆《嵩县志》卷二十二《宅坊亭墓》“乐游亭”下所载程颐《陆浑乐游诗》：“东郊渐微绿，驱马欣独往。舟萦野渡时，水落春山响。身闲爱物外，趣动谐心赏。归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则明显是将欧阳修《伊川独游》诗改头换面的作伪了，宋本《欧阳文忠公集》即收此诗云：“东郊渐微绿，驱马欣独往。梅繁野渡晴，泉落春山响。身闲爱物外，趣远谐心赏。归路逐樵歌，落日寒川上。”如果是将欧阳修诗题中的“伊川独游”误认为伊川（程颐）的《独游》诗，那么不会将诗题改为《陆浑乐游诗》，诗句也做了微调。
嘉庆《武义县志》卷十一《艺文下》，载有朱熹两首词《江南序·游水帘亭》《归途咏》，同时还载有吕祖谦、陈亮、巩丰等人的唱和词，据学者考证，亦皆为假托名人的伪作。[6]
误收、重出、作伪三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是不谨慎的失误还是主观的作伪，有时难以辨明。如康熙十一年《高州府志》卷八和乾隆二十四年《高州府志》卷十五均录有苏轼《冼庙》，该诗实际上作于海南洗夫人庙，《高州府志》编纂者将之视为作于高州洗夫人庙，是误收还是故意作伪，就不大好判断。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九“江西路”所载苏辙《过豫章诗》：“白屋可能无孺子，黄圭不是欠陈蕃。古人冷淡今人笑，湖水年年刺旧痕。”是腰斩黄庭坚《徐孺子祠堂》诗而成，黄诗云：“乔木幽人三亩宅，生刍一束向谁论。藤萝得意干云日，箫鼓何心进酒樽。白屋可能无孺子，黄堂不是欠陈蕃。古人冷淡今人笑，湖水年年到旧痕。”也不好说编者是误收还是作伪。但不论如何，这三者都是有问题的，需要尽力避免。
对于方志文献的弊病，前贤多有所论列：
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7]
刘知几《史通·采撰·郡国》:“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8]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二程文集十三卷附录二卷》云：“地志率多假借名人以夸胜迹，其殆好事者所依托欤。”[9]
钱大昕《跋会稽志》：“近代士大夫一入志局，必欲使其祖父族党一一厕名卷中，于是儒林文苑，车载斗量，徒为后人覆瓿之用矣。”[10]
章学诚《文史通义》：“开局修书，是非哄起，子孙欲表扬其祖父，朋党各自逞其所私。”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之七《方志学》：“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11]
这些论述揭出方志之所以会产生问题的两大原因。一是编纂者对材料疏于考辨，抄撮旧说；有的不认真，“钞撮陈案”“奉行故事”，应付了事；有的因水平不够，“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因而祖述”。二是编纂者私心作祟，欲夸美乡邦、扬名亲旧，甚至不惜作伪；有的“假借名人以夸胜迹”；有的“矜其州里,夸其氏族”“子孙欲表扬其祖父，朋党各自逞其所私”“欲使其祖父族党一一厕名卷中”。比如地方家族往往利用地方修志机会，动用关系，使家族人物进入方志；反过来又可以方志的官修性质提升家族声望，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而地方官及编纂者为了夸耀治下人文风俗之美，有时甚至抢夺名人的出生地或著作权。另外中国地域广大，历代郡县疆域多有分合变化，方志又有不断续修的传统，如此等等，造成方志面貌异常复杂，文献出现问题在所难免。因此对方志材料的考辨必须慎之又慎。
二、两种对策
张之洞曾为光绪《顺天府志》拟订《修书略例》三十二条，其中第九条云：“引书用最初者（不得但凭类书，其无原书者不在此例）”，第十条云：“群书互异者，宜考订（详说夹注）。”第十一条云：“一人一事两地俱收者，宜考证，不得沿误滥收。”“采用旧志及各书，须复检所引之书”。此颇契合近代史源学要旨。史学大家陈垣治史，非常强调史源学的训练，要求认真追寻史料的来龙去脉，并考辨其真伪正误。窃以为对方志文献的考辨，首先亦要贯彻史源学的方法。即要对方志中所引材料逐一根寻其出处，当各方志材料互异时，一般以更早的方志为准，并结合其他材料判断其是否正确可信。
如南宋《方舆览胜》卷四十五“泰州”收有曾正臣《芙蓉阁》《望京楼》，而较之成书略早的《舆地纪胜》卷四十“泰州”亦收此二诗（《芙蓉阁》收后两句），作者为曾致尧，两书作者不完全统一，此处应加考订，按曾致尧、曾谔皆字正臣，曾致尧曾知泰州，而曾谔未有此经历，且《舆地纪胜》成书在前，故此当从曾致尧之说。
当然，方志材料的溯源范围不仅仅是地方志，而是包括所有史料，因此必须注意方志与方志、方志与各种史料之间的复杂流变关系。有的是方志袭用方志，有的是方志袭用其他史料，有的是其他史料袭用方志，在互相辗转因袭中有的可以判断出现了某种讹误，有的则无法遽断。如不认真清理，难免以讹传讹。
如清储大文纂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二三载录多位宋人所作《广胜寺》诗，其中新若通、王渊亭、蓝谏矾三人及诗作早见于清世祖顺治十六年安锡祚修、刘复鼎纂《赵城县志》卷七，但此非所能追溯之最早源头，扩大史料搜检范围，发现当地尚存不少宋人石刻，经对比，“新若通”实源于石刻王筍《留题广胜寺》诗题下署衔“新差通判”之讹，“王渊亭”为石刻李曼《玉渊亭》诗题之讹，“蓝谏矾”亦从石刻王岩叟自署衔“监炼矾务”讹变而来，三者皆非宋人名字，此当从宋人石刻。[12]此为县志袭用石刻文献，因辨字而致误，而通志又沿县志错误之例。
再看一个总集袭自方志之例。“昼锦新坊路稍西，兴来携客就僧扉。樽前倒玉清无比，笔下铿金妙欲飞。篮舆直须乘月去，榜歌时听采菱归。流传白雪吴城满，顿觉炎歊一夕微。”“仙老论文小往还，多才令尹独能攀。携觞步入千花界，借榻清临一水间。笑语不惊沙鸟去，襟怀犹过野僧闲。城中此地无人爱，坐对西南见好山。”二诗最早见于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一，题作“方子通程公辟留客开元饮二首”。清《宋诗纪事》卷三十六、《闽诗录》丙集卷六皆收此二诗，但作者俱为“方惟深”，题作“程公辟留客开元寺饮二首”，出处皆云来自《吴郡志》，此系总集沿袭方志之例，不过将方子通由字转名，改为方惟深，又在诗题“开元”二字后加“寺”字以成全称。但后于《吴郡志》成书的南宋郑虎臣《吴都文萃》收此二诗时，题作“留客开元寺”，前首作者署方子通，后首作者署程公辟，与《吴郡志》有异，此可能是将《吴郡志》中的诗题误读为“方子通、程公辟留客开元饮二首”，以为系方、程二人各一首所致。按程师孟（公辟）于熙宁中牧吴郡，正与方惟深诗中“多才令尹”相合。
前举“误收”部分的《蜀中广记》将唐沈迥作为宋人，并收入其《眉州临风阁》诗残联，其误当源自成书更早的《明一统志》卷七十一，另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七所误亦同，此为通志沿总志错误之例。“作伪”部分的欧阳修《伊川独游》一诗，所见较早将其伪造为程颐《陆浑乐游诗》的是乾隆三十二年《嵩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河南府志》袭其误，题作《陆浑乐游》；清厉鹗《宋诗纪事》亦作程颐《陆浑乐游》，出处标明《河南府志》。此为通志沿县志之误，总集又沿通志错误之例。有趣的是，明朱之蕃《盛明百家诗选》卷三十“五绝”和清胡文学、李邺嗣《甬上耆旧诗》卷七中，均又截该诗前半为绝句，作者变成了明张琦，诗题作《出城》，但流变原因暂未究明。
赵抃的《和王仲仪知府听琴诗》，见于明代《蜀中广记》卷七十，又见于南宋的《成都文类》卷十一，题作《和知府仲仪听琴诗》，作者相同，仅文字微异，自然应依成书更早的地域总集《成都文类》为准，但《蜀中广记》中此诗的来源是否袭自《成都文类》，则不好判断。由于历史文献散佚严重，难以究明流变关系的例子不计其数，遇到这种情况，能辨清相互关系者自然须辨清，不能辨清者亦不必妄辨，多闻阙疑即可。
在史源学考察的基础之上，还应提倡依据可信度的高低对方志文献划分信任等级。因为文献流传过程中的复杂因素，不可能每条材料的真假都能在史源学中得到完全解决，许多材料无法理清源流，可能就是孤证，也可能只宜存疑。这就需要我们既认真追溯和考证，看其是否流传有绪，根据是否可靠，是否有其他材料可以证真或辨伪，对不能考定的材料给予适当的信任等级的判断，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准确释放史料的价值。
对于方志文献的信任等级划分，原则上是方志所修时代距研究对象时代愈近，可信等级愈高；利用后代方志研究前代人物作品时，其信任等级宜降低。余嘉锡曾批评四库馆臣据后代《资州志》考证宋人李石的生平，而不用宋代资料：“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有《李知几豪迈》一条……此与《资州志》互有详略。然方志出于后人之手，多不可信，当先引宋人书，舍《朝野杂记》而引《资州志》，非也。”[13]此原则并不绝对，方志修纂亦不乏“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者，因此还应考虑编纂质量、其他证据、逻辑、情理等多种因素，总之要具体问题分析。根据以上原则，可将方志文献的信任等级划分为四等。
第一等：与研究对象同一时代的方志材料，且在其他史料中无异说者；虽有异说，但有另外有力证据者；后代续修（递修）方志能保持与研究对象同一时代方志基本内容、且能佐以另外有力证据者。
第二等：与研究对象同一时代的方志材料，在其他史料中有异说，又未能提供另外有力证据者；后代续修（递修）方志能保持与研究对象同一时代方志基本内容，但未能提供其他有力证据者。后于研究对象时代的方志材料，在其他史料中无异说者；虽有异说，但有另外有力证据者；有异说，但系现存最早材料者。
第三等：后于研究对象时代的方志材料，与其他早于该方志的史料有异说，且无另外有力证据者。
第四等：后于研究对象时代的方志材料，情理乖谬、编纂粗糙、源流不清、缺乏另外证据者。
前两等可信度较高，后两等可信度较低，前三等方志如编纂质量较差，则等级相应下调一等。以下拟以一首宋人残诗为个案，对史源学和信任等级的运用方法做一具体展示。
三、一例个案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北宋著名理学家和诗人。其诗歌，以郭彧，于天宝点校的《邵雍全集》第四册《伊川击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所收最为完备，[14]不仅收录了通行的明代二十卷道藏本的诗作，还从宋本《邵尧夫先生诗全集》《康节先生击壤集》及其他资料中增补了六十四首集外诗（含三篇残句）。但是也并非没有遗漏，如成于南宋中期的类书《记纂渊海后集》计一百二十五卷，[15]卷四十五“郡县部之四”的“衢州”条载有赵抃、杨万里、邵雍的几首诗，其中赵抃的是两首七绝和七律的一联，杨万里的是一首七绝，均见载于其传世别集中。邵雍之作则不见于其传世各集，诗如下：
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四时爽气来无际，一点江尘到不能。（邵康节）
其中“江尘”当为“红尘”之讹。明万历七年大名知府王嘉宾等刊百卷本《记纂渊海》（四库全书本即沿此本），对《记纂渊海》《记纂渊海后集》做了合并和重新编排，[16]其卷十“郡县部”的“衢州”条基本照录了《记纂渊海后集》的内容，但已将“江尘”改为“红尘”。
值得注意的是，邵雍之诗应为残句，似是七律中的颔联和颈联，因为明嘉靖四十年刊本《浙江通志》卷七《地理志·衢州府·江山》“江郎山”亦引邵雍诗：“扪萝蹑石步崚嶒，费尽平生脚力登。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则“扪萝蹑石步崚嶒，费尽平生脚力登”为七律首联无疑。另外明天启二年《衢州府志》卷十四亦有“邵康节题江郎山诗：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可惜仅此一句，仍然无法将此首七律完璧。不过，《衢州府志》所引此联形象描绘出一种隔绝人世的清幽高远意味，确为此诗中的警句。
《记纂渊海后集》是在“郡县部”的“衢州”中记录的邵雍这首残诗，那么邵雍有可能到过这个地方吗？《伊川击壤集》载有邵雍的《为客吟》四首，其三云：
忽忆东吴为客日，当年意气乐从游。登山未始等闲辍，饮酒何尝容易休。万柄荷香经楚甸，一帆风软过扬州。追思何异邯郸梦，瞬息光阴三十秋。
诗作于熙宁十年（1077），倒推三十年是庆历七年（1047），邵雍曾到江南一带漫游，看来他有可能踏足衢州。
有意思的是，宋代之后，“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的作者一下变得复杂起来，邵雍之外，又出现了以下几位宋人：
1.苏轼
此说较早见于明末清初李元鼎（1595－1670）的《募修龙济寺缘起》：“苏长公曾经游览，题一联曰：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手书刻柱，往犹及见之，为长公度岭入儋时事也。”[17]生年稍后的施闰章（1619—1683）《蠖斋诗话》卷下亦云：“龙济寺：在吉水城东南，踞东山胜处。苏长公谪岭外，过此题句曰：‘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手书刻柱，明末尚存。或曰：‘此坡公诗中一联也。’惜不见全篇。”[18]施闰章之说似从李元鼎之说而来，正是李氏言“往犹及见之”，故施氏始能谓“明末尚存”。
李、施两人言明末尚存，可见至少在明代，有人已将此联作者放入苏轼名下，地方也移到了江西吉水县。康熙十二年刻本王雅修、李振裕等纂《吉水县志》卷十五《艺林志》则诗题和全诗俱在：
龙济寺访友云禅师·苏轼
舍舟江岸望崚嶒，路险巾车御漫胜。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四时光景吟无尽，一点红尘到不能。信步吾师行履处，朗然破暗一禅灯。
这种记载为道光五年《吉水县志》和光绪元年《吉水县志》所沿袭，不过是在苏轼前添加了“眉州”二字；光绪七年的《江西通志》记载亦同。[19]
2.黄庭坚
此说较早见于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徐中素纂、蒲秉权修《建昌县志》，卷九《艺文·诗》有黄庭坚《登云居作》：
瘦筇扶我上棱层，眼力穷时脚力疼。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四时美景观难尽，半点红尘到不能。白发庞眉老尊宿，祖堂秋鉴耀真灯。
又有苏轼《和黄山谷游云居作》：
一行行到赵州关，怪底山头更有山。一片楼台耸天上，数声钟鼓落人间。瀑花飞雪侵僧眼，岩穴流光映佛颜。欲与白云论心事，碧溪桥下水潺潺。
这种记载为初钞稿本《云居山志》、康熙十四年《建昌县志》和同治十年《建昌县志》所沿袭。[20]
3.释皎如晦（释如晦）
此说较早见于明崇祯十年（1637）刻本《浦江县志》，[21]其卷十二《艺文志》诗歌部分有载：
正观寺·僧皎如晦
扪萝扳石望棱层，费尽平生脚力登。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四围清暑看无厌，一点红尘到不能。珍重荆溪老尊者，祖堂千古耀真灯。
该志卷二《规制志·寺观》“正观教寺”条载：“去县西南六十五里，旧号止山，唐咸通八年建，宋治平二年改今额，元大德十一年寺灾，延祐六年重建，相传唐荆溪尊者湛然于此读书，故名。湛然，则左溪弟子也。今废。”湛然（711—782），唐代天台宗高僧，荆溪（今江苏宜兴市）人，左溪玄朗（673—754）门下。天台重止观实践，“止山”当谓此。诗中“荆溪老尊者”，当指湛然。然该本《艺文志》中诗歌作者排序较乱，如将宋濂排在谢翱、方凤前，甚至将南朝谢灵运排于宋元明诸人后，因此无法据排列顺序推断作者年代。好在皎如晦有迹可考，宋代著名诗僧仲皎，字如晦，居剡之明心寺，与王铚交游酬和，知其当生活于两宋之交，皎如晦即仲皎也。康熙十二年刻本《浦江县志》卷二《规制志·寺观》和卷十二《艺文志》中所记全同崇祯志。到了乾隆四十一年薛鼎铭修、张可枟、陈松龄纂《浦江县志》[22]时，关于正观教寺的记载被移置卷二十《杂志·寺观》中，文字意思未变但略有增删。其卷十九《艺文志·诗》也收入此诗，作者题作“明释如晦诗”，增修者脱“皎”字，且将仲皎误为明人。光绪间善广修《浦江县志》，卷十五《杂志·寺观》“正观教寺”条下收此诗时，作者亦题作“明释如晦诗”，且注云据“薛志”，但将第七句“老尊者”改成了“旧尊者”。
4.谢谔
此说较早见于清施闰章修、康熙七年刻、十九年增刻本《临江府志》，其卷十四《艺文志上》有谢谔《陶公读书台》：
莓苔点点路层层，此地分明胜概增。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青松鹤弄洒金粉，宝塔星垂见夜灯。消尽尘襟三万斛，石床闲倚听残经。
康熙二十二年《江西通志》卷四十七《艺文·诗·近体》亦载谢谔《陶公读书台》：
莓苔点点路层层，此地分明胜概增。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青松鹤弄洒金粉，宝塔星垂见夜灯。消尽尘襟三万斛，石床闲倚向萝藤。
二者比较，仅末句后三字有“听残经”与“向萝藤”之异，其他皆同。另康熙十二年刻、五十四年增刻本《新淦县志》卷十三《艺文志上》载谢谔《读书台诗》，[23]同治十年刻本《临江府志》卷四《疆域志下·古迹》在新淦县“读书台”条亦收此诗，均与康熙七年刻、十九年增刻本《临江府志》全同。”同治十二年《新淦县志》卷一《地理志·古迹》“读书台”诗句全袭同治十年《临江府志》，唯第七句误“洒”为“筛”。
裘君弘辑康熙四十年刻《西江诗话》卷四所收则与《江西通志》全同。而到了曾燠(1760—1831)嘉庆九年刻印《江西诗征》时，在卷一五收入《读书台》一诗，字句更见精雅：
莓苔点点路层层，此地分明胜概增。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青松鹤梦生秋吹，宝塔星华见夜灯。消尽尘襟三万斛，石床闲倚古萝藤。
按谢谔（1121—1194），字昌国，号艮斋，晚号桂山老人，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高宗绍兴二十七年进士，孝宗间曾任监察御史、御史中丞，权工部尚书等。《全宋诗》共收其诗十八首，其中《读书台》一诗即据曾燠《江西诗征》补入。
为求直观，将以上五人相关数据列表如下：
真是众说纷纭。那么，“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的作者究竟是谁呢？
因为《全宋诗》将作者视为谢谔，影响较大，我们便先来观察一下谢谔的可信度。
现有资料显示，谢谔说均见于清代，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临江府志》《新淦县志》里皆有记载；但是，现存两种明代方志，嘉靖《临江府志》和隆庆《临江府志》俱未收录此诗及作者。不唯如此，康熙七年刻《临江府志》的修纂者施闰章在其私人著述《蠖斋诗话》还将“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的作者记为苏轼，地点也变成了江西吉水县东南的龙济寺，并声称“惜不见全篇”。在谢谔说的若干种方志和地方总集中，应以《江西诗征》中所收字句差异最大，但诗味也最足，该书编者曾燠(1760—1831),字庶蕃,号宾谷,晚号西溪渔隐,江西南城人,清中期著名诗人，因此颇疑该诗收入《江西诗征》时经曾氏之手修润过。但无论如何，对于这种存在歧说、上限只能追溯到清初，且与前代同类资料（比如地方志）无法显示承传关系的记载，我们认为其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苏轼说同样如此，李元鼎、施闰章还只是含混地说“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系苏轼手书对联，明末犹存，遗憾未见全篇；而康熙十二年刻本《吉水县志》则将诗题和全诗都制造了出来。清之前的《吉水县志》无存，无从再往前追溯；不过，现存所有清代之前的资料未见类似记载，因此苏轼说同样可信度不高。
黄庭坚说见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方志，而且为了显得可信，还让苏轼追和了一首，但所谓苏轼和作却诗意浅薄，直白无味，其中颔联“一片楼台耸天上，数声钟鼓落人间”更袭自苏轼之友杨蟠的“云捧楼台出天上，风飘钟磬落人间”，苏公岂会如此拾人牙慧？另外，黄庭坚说与李元鼎、施闰章以及《吉水县志》所持的苏轼说相互矛盾，我们无法因其说在现存方志中出现略早，就遽将“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的著作权判给黄庭坚。
释皎如晦说见于明末方志，之后又被清代各种《浦江县志》采信，但毛凤韶修嘉靖《浦江志略》八卷中并无此诗；[24]明末编者已经搞不太清他的生活年代，清代方志编纂者更有将其直接误作明人者，此诗的可信度也不高。
以上四说互异，皆无另外有力证据驳倒对方，所引材料又晚于持“邵雍说”的《记纂渊海后集》，因此其中的方志及其他材料，信任等级只宜列为第三等。与之相比，“邵雍说”无论从史源学还是方志信任等级来看，都略胜一筹。从史源追溯看，成书于南宋中期的《记纂渊海后集》、明代万历七年百卷本《记纂渊海》、明嘉靖《浙江通志》、明天启《衢州府志》均作邵雍，从宋至明，不仅版本较早，而且流传有序；从方志信任等级看，其所引方志，因有宋代史料做为证据，故信任等级可为二等。因此将邵雍视为“天上楼台山上寺，云边钟鼓月边僧”的作者，也最具可信度。
以上诸说仅就其可信度高低作一考述，皆未能定论，或许会令读者小小失望；但它恰好能反映出方志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性。
馀 论
笔者曾对宋代香溪范氏家族的相关史料做过溯源辨析，并提出“需要对国史、方志、家谱乃至口述史有一大致理性的认识和信任等级的区划，始能事半功倍，并传信于后世。”[25]这是根据不同类型史料区分信任等级。在最近发表的《年龄的迷宫——清人年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除了考辨史料，又提出“明确文献优先等级”的看法，并以清人年龄为研究对象，将相关文献大致划为五个等级：
本人自述最优先（如日记、自订年谱、诗文集等，官方履历、同年齿录等官年材料除外），次之以亲友或亲历者各种记述（如酬唱及庆吊诗文、讣告、家传、行状、墓志铭、家谱、亲友所编年谱、诗社齿录等），次之以正史、方志或乡贤所编地方人物志，次之以官方档案履历，最后次之以未注文献来源的工具书及其他文献。后两类文献一般仅宜作为参照旁证，不宜做为直接确定年龄的证据。[26]
这是根据研究主题区分文献信任等级。而本文则欲讨论具体到某种类型文献本身（比如方志），如何区分文献信任等级，所论还很粗浅；但我相信，史源学运用和文献信任等级划分，不仅是利用方志文献的两大基本策略，也可以作为面对更加浩瀚的文献世界的普泛性原则。
当然，这两条原则是学者接受文献学训练时的入门常识，似乎有点老生常谈；但以前治学条件有限，寻访史料不易，好不容易检索出一条有用资料，往往不知该条材料是否尚存他书中，难以作史源学的追踪，也难以分析比较其可信度的差异，因此落实起来较为困难，很多时候只停留于理念及有限的层面。如今网路发达，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公立图书馆所藏目录几乎可以通览，海量文献能够开放性获取，“爱如生典海数字平台”“中华经典古籍库”“雕龙古籍数据库”等各类数据库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史料数字化，相关史料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进行比较分析，这不但便于对文献做史源学的考察，而且有望对过去的研究成果重做检验和整理，更清晰地呈现各种文献的可信度。
所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知识构成特点及知识研究范式。在大数据的今天，如果只是不加考辨的以量取胜，炫博逞奇，那么势必使人不胜文字之苦，病其史料太多太滥，无所去取，流于小道。新时代要求我们对文献给予史源学的严格审查，对文献的信任等级给予谨慎划分，博观约取，以求其真。因此我们重新明确地标举这两条原则，正是出于时代研究范式的召唤，适逢其会，也就更具现实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20@ZH026）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子项目“宋代文艺思想史”阶段性成果。
[1]家谱比方志的私密性更强，开放流通程度更低，其可靠性又不如方志。比较特殊的是个人日记，在诸种史料中私密性最强，但由于一般只需面对自我，没有外在利害的影响，反而更加真实。
[2]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8年第2版，第275页。
[3]如有学者据光绪《麟游县志草》卷八辑录出张舜民《石臼山诗二首》,但前一首“石臼山头有一僧”乃唐诗人吴融《阌乡寓居十首》之六,辑佚者未注意二首之间有“浮休继作”四字（即浮休居士张舜民继吴融之作），因而致误。此类问题甚夥，本文暂不讨论。
[4]金程宇：《〈全宋诗补〉榷正》，《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5]阮堂明：《〈全宋诗〉误收金元明诗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6]郭齐：《“拾遗”的朱熹诗文系伪作考》，《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7]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543页。
[8]刘知几：《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9]魏小虎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326页。
[10]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9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71页。
[11]梁启超著,俞国林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2019年，第492页。
[12]邱明：《〈广胜寺〉诗作者考》，收入《<全宋诗>杂考（七）》一文中，见《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二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64-268页。
[1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14]郭彧，于天宝点校：《邵雍全集》第四册《伊川击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15]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六〇九册《记纂渊海后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据明乌丝栏抄本影印本，第230页。
[16]参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60页；李伟国：《〈记纂渊海〉作者体例及版本考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7]李元鼎：《石园全集》卷二八，《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193页。
[18]施闰章：《施愚山集》第4册，黄山书社，2014年，第36页。
[19]分载道光五年《吉水县志》卷三十一《艺文志》；光绪元年《吉水县志》卷十四《建置志·寺观》“龙济寺”条下；光绪七年《江西通志》卷一二三《胜迹略四·寺观三》“龙济寺”条下。
[20]分载释元鹏《云居山志》卷十六（收入《中国佛寺志丛刊》第21册）；李道泰修、袁懋芹纂康熙十四年刻本《建昌县志》卷十一《艺文志·诗》；陈惟清修同治十年《建昌县志》卷十一《艺文志·诗》。然马旋图嘉庆二十三年修、道光元年刻《建昌县志》未收此二诗（按该志与万历、康熙、同治所修志不同，未列艺文志，其卷十《杂志·寺观》“云居寺”条亦未收二诗。
[21]明吴应台修，张一佳等纂，计十二卷首一卷，南京图书馆藏有全本。
[22]该本清乾隆四十四年刻，又有道光二十三年李业修补刻本。
[23]该本为董谦吉修、李焕斗纂；王毓德续修、周卿续纂，康熙十二年刻、五十四年增刻本。
[24]（嘉靖)《浦江志略》，《天一阁藏历代方志汇刊》第四六〇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25]张剑：《宋代范浚及其宗族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
[26]张剑：《年龄的迷宫——清人年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张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