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鲁迅三论 |《收获》“走近鲁迅”专栏
一论鲁迅与狼族有关
如果说鲁迅是狼，或者说他的身上有狼性，都会教人觉得怪异的。然而，实际的情形确乎如此。他是好斗的，在一个为儒教所浸淫的几千年的“礼义之邦”里，便不能不成为异类。最早把鲁迅与狼族联系到一起的是瞿秋白。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有一个经典性的说法，就是：“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据罗马神话，莱谟斯和罗谟鲁斯兄弟二人，出生之后被遗弃在荒郊，吃母狼的奶长大。后来，大哥罗谟鲁斯创造了罗马城，趁着大雷雨升为天神；而莱谟斯是藐视庄严的罗马城的，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乳母，所以终于回到故乡的荒野。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在这里，惟有在这里，莱谟斯“找着了群众的野兽性，找着了扫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铁扫帚，找着了真实的光明的建筑”。
鲁迅最大的幸运，是因为他过早地承担了不幸。在少年时候，由于祖父的下狱和父亲的病故，他沦为“乞食者”，为世人所遗弃。这段“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人生转折于鲁迅个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由此，他获得了旷野，获得了野性，获得了永久的精神家园；由此，他怀疑一切，惟执著于生命中的信念和生活中的真理；由此，他开始进入搏噬般的韧的战斗。
首先是旷野意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即使他们为现代的知识和观念装备起来之后，仍然拖着祖先士阶级的尾巴。在传统士人中，是只有山林意识而没有旷野意识的。山林是宁静的，隐逸的，超社会的，其最后的道路是通往宫廷的。被尊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不就是一个廷臣吗？旷野意识也不同于西方的广场意识。广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产物，是人人得以表达个人意志的所在，是人们进行平等对话和自由交往的空间。在中国，从清朝的君主专政到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既没有公共空间也没有私人空间，只有一间充满呛人的血腥气味的黑暗的“铁屋子”。可以说，“旷野”是鲁迅所发现的，或者说是他所开拓的。他必须在禁锢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空间。还在本世纪初，他便呼吁建立“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人国”，那是一片“自由之区，神之绿野，不被压制之地”。事实上如何呢？他发现，“中国人当是食人民族”，而且这种关系甚大的发现，竟知者寥寥。著名的《狂人日记》，就是对中国吃人社会的深刻描绘。其中，吃与被吃，都是在一个大家互相联络的“罗网”中进行。这样的“罗网”无边地扩展，于是，我们从《阿Q正传》的末尾看到了“连成一气”的“眼睛们”；从《示众》中看到了无数看客的蠢动的头脸，从《复仇》中看到广漠的旷野，从四面奔来的赏鉴杀戮的路人，围绕着十字架的可悲悯可咒诅的敌意；从《颓败线的颤动》中，一再看到无边的荒野，还有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直到临终前，鲁迅在一次大病初愈后写成《“这也是生活”……》，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是十分感人的。忘却一己的病弱之躯，依然怀想着“无穷”与“无数”，——正是狼式的广大，一种犷悍中的温柔。
鲁迅对人类社会的关怀，大体倾注于底层，也称“地底下”。这个半人半狼式人物，充满无限的同情，抚慰般描述众多的幼小者，弱势者，被压迫者和被损害者。但是，如果仅仅止于现实的复制，他与一般的现实主义者将没有什么区别。其实，现代主义作家也多是仰赖现存世界的。就说卡夫卡，当他说“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的时候，眼前的现实是不可抗的。如果说现实是可怕的，难以改变的，那么，这与“现实的是合理的”这样的结论有什么两样呢？一个胆怯的小公务员作家与一个傲慢的宫廷哲学家，竟然走到一起来了。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幸”和“不争”是现实，然而鲁迅悲悯而且愤怒了。只要面对现实，他就露出了狼的本相。他不但要暴露现实，而且要改造这现实，用他的话来说，即是“战取光明”。“战”是“韧战”，一面搏击巨兽，一面自啮其身，如此构成了鲁迅的狼化过程。他瞻望未来，却不曾耽于未来。做梦是好的，梦梦则是空想主义者了。当然，空想主义者不见得比现实主义者渺小，空想毕竟多少带有否定现实的性质。但当空想主义者一旦找到实践的道路，便成了我们所惯称的理想主义者。在理想主义者的头顶，是始终有着希望之光的照耀的。然而鲁迅是绝望的，他把所有通往希望的出口都堵死了，而在黑暗中作着绝望的反抗。因此，比起别的战士来，他总是显得更为勇猛而悲壮。
小说《长明灯》描写一个疯子，眼睛“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始终不屈服地坚持着高叫：“我放火！”有趣的是，鲁迅是曾经以“放火者”自居的。那疯子，“一只手扳着木栅，一只手撕着木皮，其间有两只眼睛闪闪地发亮”——而这，不正是一幅狼的肖像吗？
鲁迅要喊醒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要教会人们反抗奴隶的命运，必然为权力者所不容，首先则为权门所豢养，为正统意识形态所庇护和纵容的知识者群所不容。其实，这也是一群狼，是专门捕食弱小者的；所以，瞿秋白称鲁迅是宗法社会和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总之，他是叛逆的狼，是孤狼。包围他的知识者群在主子面前是驯良的走狗，是叭儿，但是对付知识界的异类则是异常凶险，虽然样子可以装得十分庄严，公正，平和，“费厄泼赖”。在鲁迅的反抗文本中，除了权势者的无知与专横以外，我们还看到，适合于“特别国情”的“特殊知识阶级”，“假知识阶级”，是如何袒护枪杀群众和学生的政府，如何维护太平秩序，如何制造偶像，如何散布流言，如何“吃教”，如何撒娇讨好，如何禁锢书报，如何以“实际解决”相威吓，如何讴歌“东方文明”，醉心于“骸骨的迷恋”，等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束，鲁迅目睹了知识界的升降浮沉，体验了对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期待的幻灭，于是，不得不坚决地反戈相向；不管论敌——躲在权力背后的各式“学者”，“文人”，“文痞”，“文探”——如何谣诼诅咒，他也一个都不宽恕。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我还不能带住”，明显地咬住不放。这是典型的狼的风格。
鲁迅告诉萧军和萧红，要保留身上的“野气”。在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对奴性——奴才性和奴隶性——施行如此猛烈的攻击的了。奴性是中国统治者几千年来文治武功的成绩，是所谓“国民性”的致命的根本，正是它倒过来加固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根基，因此，他这个“轨道破坏者”才不惜以毁灭自己为代价去毁坏它。他曾经说过，在他的思想里面，有着两种主义——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互相消长。这种个人性，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狼性，也即斗争性，复仇性。在斗争中，无须遵从别的什么命令，圣旨或指挥刀，完全的“自己裁判，自己执行”。为什么不说“爱”呢？为什么不说“和平”呢？在虎狼成群的时代，爱与和平，往往成为奢侈品和麻醉品，成为卑怯的托词。他认为，对手如羊时当然可以如羊，但是，如果对手如凶兽时就必须如凶兽。让别的知识者去做他们愿意做的山羊或者胡羊去吧，他则必须做狼！
像这样一匹单身鏖战的孤狼，怎么能不受伤呢？但见他流亡，生病，果然提前死亡！青年时在异域，他长嗥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三十年后，他呻吟般地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在小说《孤独者》的结尾，他写了一匹幻觉中的狼，从沉重中挣扎而出的狼，分明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即使是这受伤的声音，穿过大半个世纪而达于今天，仍然如此攫人心，让人产生奋起搏斗的欲望。——大约这就是鲁迅的力量所在罢？
二论鲁迅什么也不是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给江青的信中说，鲁迅与他的心是相通的。对此，恐怕很难置评，因为鲁迅本人便多次慨叹过，说是人与人的灵魂不能相通。在政治家与文艺家之间，他还有过一个著名的讲演，说是两者处在“歧途”之中，不但不能划一，反而时时“冲突”。在讲演里，政治家和文艺家的称谓都是不带前缀的，好像使用的方法并不是“阶级论”，而是“文化论”。但是，无论如何，毛泽东给予鲁迅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用三个“家”——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来概括鲁迅，也都不失为精确。然而，长期以来，三个“家”的内容被掏空了，按时髦的说法，全被“解构”掉了。
先说思想家。在国民党时期，“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极权之下，一个异端思想家，还有置喙的余地吗？及至五六十年代，被称为“左”的思想路线开始肆虐，文化大革命时达于“顶峰”，几亿人民使用一个战无不胜的大脑，根本用不上别的什么思想。的确，鲁迅的名字在当时被抬到跟江青一样高——都被称为“旗手”——的位置；但是，这里与其说是利用，毋宁说是歪曲、阉割和毁灭。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始终未曾获得其独立的地位；一样是毛，被附在某一张皮上。知识界，更确切地说是学院派，又将如何看待这位“思想家”的呢？他们认为，他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没有体系的思想当然谈不上什么“思想成就”，结果仍然是毛，这回竟连皮也没有，飘飘荡荡，恍兮惚兮，实在可以归于虚无的。
再说革命家。什么叫“革命”？最高指示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造反，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鲁迅也曾有过类似的关于革命有血，有污秽的说法，但是，他又说过这样的话：“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他分明表达了“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样的思想；那类“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革命者”，是他所憎恶的。结果，他遭到了一批“革命文学家”的围攻，后来还得挨“元帅”的“鞭子”和“军棍”。这样说来，他的革命性也就变得很可疑。事实上，他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便长期被当作“资产阶级货色”，而为“革命”所拒绝。到了九十年代，连革命本身也遭到我们尊贵的学者的唾弃了，堂而皇之地宣布说是要“告别”了，那么，他这个“革命家”还将剩下些什么呢？
至于“文学家”，怕也得打大大的折扣。说是“学者”罢，编辑校勘一些古籍，顶多是拾荒一类工作；而算得上“学术著作”的，只有一部《中国小说史略》。然而，据留洋回来的陈源教授说，这书还是“剽窃”日本人盐谷温的。关于创作，他不过写过薄薄的三个短篇小说集，加起来还不如一个长篇的规模；而且，其中一个亦古亦今，不伦不类，颇有违于小说的“文体规范”。终其一生，非但没能写出长篇，后来竟连短篇也产生不出来了。只有杂感，除了杂感还是杂感。早在三十年代，即有人讥之为“杂感家”——那意思，当然是指杂文写作算不得创作。在讥评家的嚷嚷中，就有施蛰存；他在《服尔泰》一文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几十年后，海外学者夏志清在其撰写的文学史中，对鲁迅小说的估价是明显偏低的，更不必说杂文，其中说：“杂文的写作更成了他专心一意的工作，以此来代替他创作力的衰竭。”对于夏志清，我国学界发表了不少为之鼓吹，甚至近于膜拜的文字，那么这些评判，庶几可以看作对鲁迅的“定评”了。
巍巍鲁迅，于是乎变得什么也不是。
好在从弃医从文的时候起，鲁迅就并不想做什么“家”。虽然以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志愿不可谓不宏大，但毕竟不是那种“经国之大业”；惟是一项精神使命，且由个体生命独立承担。嗣后，新文化运动勃兴，他坚持提倡“思想革命”，其实无非延续从前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旧梦。当写作成为专业以后，他依然不改“业余者”的身份，而以社会为念；文学于他并非一门技艺，而是批判的武器，说是反抗的武器也许更确切些。鲁迅是一个本质主义者。由于看重的是战斗，所以会谢绝为今日中国作家所艳羡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谢绝为自己作传；所以会无情地亵渎“导师”，抨击“学者”，嘲笑“作家”的头衔，而乐于在沙漠中叫啸奔走；所以会低首战士，而一再加以礼赞。在《这样的战士》中，他写道：“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何谓战士？战士是战斗的一分子，是最基本的，原子般无从分解的。鲁迅主张“散兵战”，这样的战士则是没有组织，没有番号的，战阵中只有敌人和他自己。除了倾听内心的声音，他无须等候将令；除了捐付自身的骨头，热血与精神，他无须期待友军。他没有友军，只有自己，除了武器一无所有。
这样的战士实在难以命名。以传统的眼光看，鲁迅什么也不是，而他也确乎不需要自己是什么。他只知道“否”，不知道“是”。他把既定的世界视为无物，他在“无物之阵”中战斗，老衰，寿终，以至终于连战士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种边缘位置和非常形态，正好显示了作为战士者的战斗的彻底性，独立性与独创性。
每一个思想战士，都赋予自己以具体的战斗需求和特殊的战斗方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纷纷撰写哲理小说，着重的是理性的普及形式。其实，对于“思想”这种东西，最合适的语言载体应当是简约的，灵便的，易于出击的。从克尔凯郭尔到尼采，这些反体系哲学的战士，其主要的文体形式都是短篇的，断片的。其实，蒙田是，帕斯卡是，撰写“条目政论”的百科全书派也是。本雅明坦言，他所追求的最好的形式是断片式的。鲁迅的写作，所以由小说而杂文，乃是从斗争情势的需要出发而作的选择。在别的意义上，或也可以视作自由战士生命形式的一种外铄的结果的罢。总之，杂文是属于战士的。鲁迅熔铸中西，戛戛独造，把它的功能发挥到了最大的限度；写人，状物，记事，释愤抒情，固无不可；而尤长于论辩，腾挪变化，精光四射，寸铁杀人。他曾经作文为杂文辩护，但所辩护的也并非文体本身，而是战斗性，是寄寓其中的一种“杂文精神”。
今天，据说鲁迅已经变做了一块“反动”的“老石头”。鲁迅，战士而已。如果一定得以石头为喻，那么，除了妨碍权势者及其叭儿，怎么可能对求自由的人们构成威胁呢？其实鲁迅什么也不是，他所以终于做被文人看得可恶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是不能已于言罢了。也就是说，他和他的文字的存在，说到底只是一种声音。而这声音，恰恰是反霸权话语的，是奴隶的反抗之声，自由之声。
在“无声的中国”，有谁否认得了，这是稀有的声音？
三论鲁迅越少越好
王蒙五年前在一篇题作《人文精神问题偶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在知识界，算是第一次提出一个鲁迅的多少以及与此相关的利弊问题。
此论一出，舆论小哗。不过，仔细寻思起来，也不能说王蒙说的没有道理。至少，鲁迅本人就说过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的话。他还说道：“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存在决定意识。文艺是植根于社会的。设若“大不吉利”的报告一多，说是地塌天倾，大家岂不乱作一团？不问而知，像这样的言论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少到没有，但闻韶箫悠扬，凤凰翔舞，海晏河清，天下太平。
然而毕竟有一个鲁迅，真叫“死人拖住活人”！这就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既然死去六十年以后还能被人称作“非常伟大”，而这样伟大的人物又得控制产生，那么，他的存在到底意义何在？
说到鲁迅，应当是公认的直面人生，暴露黑暗的代表性作家了。对于我们，他所以变得特别宝贵，就因为他一生以不退役的战士要求自己，严肃、紧张、顽强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他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但是，中国几千年只有“瞒和骗”的文艺，也如他所说：“《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能够像鲁迅一样，“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肉来”，还能说不伟大吗？可是，在那黑暗而漫长的年代里，就只出了一个鲁迅！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然而，知识分子竟哑了声音。——命运的咽喉为巨手所扼，怎么可能产生鲁迅呢？
当然，要鲁迅或鲁迅式的讽刺家不存在，便须改革社会。这样就又回到由王蒙引出的问题里来：当革命已在进行，社会已在改变，或者被我们看得光明极了，这时，鲁迅的存在还有意义吗？
有关歌颂和暴露问题，早在五十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文艺界被提了出来，所以也就有了结束“鲁迅的杂文时代”的号召。“文革”完结以后，所谓“歌德”与“缺德”，还有“新基调杂文”之说，其实也都是旧日的余波。问题是鲁迅这个顽固的老头子，并不像有一种意见认为的那样，只是讽刺敌人，并不讽刺人民的；在光明所到之处，在革命营垒内部，仍然执著于批判，闪耀着天才的讽刺的锋芒。对于辛亥革命，他早就感觉到而且说出了：这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说到阿Q 可否会做“革命党”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由此透露了对革命的一种较悲观的看法：“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们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在二十年代国共合作时期，广州成了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在这里，当国民军攻克沪宁，人们为传来的胜利消息而欢欣鼓舞时，他大泼冷水，说是“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真是深刻极了。但是，这同高尔基在十月革命过后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所做的批判，不是一样的“不合时宜”吗？后来，他成了“左联”的盟员，对党团书记周扬等大为不满，以至于最后公开决裂。在著名的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他指周扬们“左得可怕”，“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等等，决然道：“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要是时间换成了几十年后的“文革”，这些论调，还不算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吗？不过那时，连周扬本人，同确曾以“反党”、“反革命”的罪名被他打下去的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一样，也已经被打倒了。
对于自诩为“革命文学家”者流，鲁迅的批评是：“往往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他指出，“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可见无论对于光明或黑暗，敌人或自己，鲁迅都一样持批判的态度的。就像他曾经说的那样，意在揭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批判，即如针砭和解剖，有谁愿意接受这一份疼痛？
的确，“疼痛是无人想要的礼物”，正如一位美国医生布兰德所说。但是，凭着长达五十年的从医实践，尤其是同麻木的麻风病人打交道的经验，布兰德确信疼痛对人类的健康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他所著的《疼痛》一书中，便不惜篇幅赞誉疼痛。他说：“不管怎样，人类有疼痛这一卓越特权，人类的意识在经历疼痛之后很长时间里仍能萦绕心头。但是，人类意识也能改变疼痛的真正情景。我们能够与之相处，甚至能控制它。”又说，“我认为疼痛不是侵略性的敌人，而是一种忠诚的信息，这种信息通过我自己的身体来警示我一些危险。”因此，他建议：“倾听你的疼痛。”恰恰鲁迅也用过这样一个容易为人所忽略的概念：“痛觉”。
为了消灭痛苦，先让我们疼痛吧！
让我们热爱给予我们疼痛的人，何况，鲁迅给予我们的，还不仅仅是疼痛！
